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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杂志》1935年1月10日专题，集中讨论“教育救国的途径”或“如何发挥教育在救国中的作用”等问题，本文为当时《教育杂志》编者所作，本文为节选。
本杂志同人鉴于“九一八”以来国难的危急，和国难期间国人对于教育究竟能否救国这一层，发生怀疑，大家很有徘徊歧路，无所适从的情形；因此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分别函请国内专家发表他们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我们希望在此大地回春的时候，能够汇集全国专家的意见，贡献给本杂志的读者，借以一新国人的耳目。
我们很庆幸得到国内许多专家的指示，现在把他们的高见，尽量发表于后，以供本杂志读者的参考。我们料想大家展读这许多高见之后，对于这许多位专家的热心指教，一定会和我们一样，要发生感激的意思；同时亦一定会和我们一样，加强了我们救国的志愿。
我们为使得读者获得明晰的观念起见，特将这许多位专家的意见，加以分析，并约略的把各人所提出的论点摘要的先在此地叙述一下。想诸位专家和读者或不致以我们的工作为画蛇添足。不过我们当然不敢自信我们的摘要工作，果足代表诸位专家的意见；所以我们仍旧希望读者能够把诸位专家的原文，一字不漏的去细细咀嚼一番，一定可以得到美甘甘的回味。同时我们为便利起见，特将各位专家的意见依照我们提要的次序，分类排列。这种办法或较依姓氏笔画为先后等通行的方法为合理，值得我们在此地特提一下。
现在让我们把诸位专家的意见分别摘要叙述如下：
我们在各位专家的意见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教育救国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见解：
有的认教育为不能救国的：如郭一岑先生以为只有有主义的政治教育才能救国。周予同先生以为我们应该树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以教育为工具，向帝国资本主义进攻。周宪文先生以为我们必须先顾到人民的吃饭问题，否则一切方案都是纸上谈兵。蒋经三先生以为应先从改革社会和政治着手，方可望教育办好。
有的认教育是能救国的，不过他不是唯一的工具：如吴俊升先生提出许多有力的证据和事实来证明教育确有救国的效能。郝耀东、陈礼江、何清儒、罗敦伟、郑鹤声、赵廷为诸先生亦都抱同一的见解。不过他们同时亦都说教育事业应和政治经济实业军事等同成为整个救国计划的一部分，才能显出他的功能；否则他的功能便很有限，或甚至无用。
至于救国的教育应以那一项为最重要呢？周鲠生、王造时、楼桐孙、马宗荣、何清儒、赵演等诸先生都以为各项教育都应平均发展，因为教育是整个的，不宜支离灭裂的。
但是同时亦有以为在各项教育中，我们宜特别注重某几项的：如范寿康、王造时、李蒸、程其保等四位先生以为我们应该竭力推行国民教育，因为他是一种国民基础的专业的事业。又如杨端六、周鲠生、谢循初、宗秉新等诸先生则以为国民教育与专门教育为教育起讫的两阶段，最宜注意。又如胡庶华、陈东原两位先生则以为民众教育最是迫切。
教育救国应该有那几个原则和那几种办法来做我们的标准呢？邵元冲、楼桐孙、罗敦伟、赵演、吴自强等五位先生主张我们应树立最高的中心政策来统治全国的教育。邵元冲、于卓、赵演等几位先生并主张宜以唤起民族精神或实现三民主义为目标。崔载阳和汤茂如两位先生并以为救国教育宜定名为建国教育，确定其根本建设的原则。
至于救国教育的办法，除前面诸位先生的意见中都提有各种高见外，倪尘因、张安国、方万邦诸位先生亦都各有特殊的见解。我们为经济篇幅起见，不再细加分析了。现在我们把这许多位专家的意见全部录刊于后，请读者自己再去细读一过。
郭一岑（1894—1977），江西宜春人，心理学家，历任南京中央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我以为国民教育、民众教育、专门教育、社会教育、农村教育都不能救中国。因为这些教育都要等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上了轨道之后，才能发生效力。在目前，只有有主义的政治教育，才能救中国。因为非先运用政治的力量，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上轨道，则中国无救。其他一切办法，都是枝枝节节的，所以我主张，在目前的中国无论何种教育都要有政治教育的精神。
周予同（1898—1981），浙江瑞安人，经学史专家，五四学生运动领导者之一，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教育杂志社主编、开明书店编辑、安徽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国立上海暨南大学教史地系主任兼教务长、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上海文史馆馆务委员、《辞海》副主编。
是的，诚如贵社所说，我们可以抱“教育救国”的信念，或者抱“某种教育救国”的信念，——如贵社所列举的国民教育、民众教育、专门教育、社会教育、农村教育等等；然而，信念是信念，事实是事实，铁的事实每每会毫无顾忌地踏碎士大夫分子的信念！中国兴学七十年来，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际家不是有许多已被历史的巨轮推送到坟墓里去而赍志长埋吗？
教育不是独轮车，能够载着社会的重担向前推进。教育只是社会的上层机构；它随着经济组织而演变，而同时对政治尽了顺民的效能。中国现在的致命伤在于经济的日趋殖民地化。在经济方面不能树起“反帝”的旗帜，有计划地利用教育这工具向帝国资本主义叛变，一切教育救国论只是口号，只是信念而已。
因此现在流行的“生产教育”口号，虽然是中国目下教育的唯一生路；但是，如果对外向帝国资本主义投降，对内向封建思想膜拜；则“殷鉴不远”，七十年来的所谓“西艺教育”“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就是先后陈列的僵尸！
原题为《教育与吃饭》。周宪文（1907—1989），浙江台州人，经济学家，历任中华书局编辑、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
《教育杂志》编者于十一月八日来函：内称《教育杂志》“拟于明年一月间辑一特大号，敦请全国教育专家，发抒伟见，汇齐刊登，借乘岁序更新，一快读者耳目。”余非“教育专家”自无“伟见”可以发表，初拟谢绝，后复承编者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快函催促，无已，讲几句外行话，以博读者一笑。
在编者第一次来函中，附有两个题目，第一题是：“先生对于教育救国，以为应该抱何种信念或理想？”题后并列国民教育、民众教育、专门教育、社会教育、及农村教育等数项，这许多种的教育，应如何而后始能“救国”？我非“专家”，不欲多言；但我以为，在今日的中国，要讲“教育救国”的人，必须注意三点：第一是在讲教育救国前，还得顾及一般人民的吃饭问题；否则，任何教育救国的方案，都等于“纸上谈兵”。第二是教育决不只为解决吃饭问题的工具，如果要靠普及教育来解决一般人民的吃饭问题，进而谋所以“救国”之道，那无异“南辕北辙”。第三是教育虽不仅是解决吃饭问题的工具，但是办理教育，总可多少解决一点吃饭问题，故如为解决吃饭问题而办教育，视学校如地盘，视教职如饭碗，则其前途未有不糟，救国不足，亡国有余！
蒋经三（1900—1936），浙江台州人，教育学家、新文化运动早期倡导者和践行者。
《教育杂志》主编者来函，征询关于教育救国及学制改革的意见。我对于学制改革问题暂无意见表示。至关于教育救国一层，认为这种企图不免有些夸大性，事实上不见得有多大的效果罢。因为经济的结构是社会现实的基础，而精神文化的各种形态，都是建筑在这基础上的东西；教育及政治不过为这经济基础上面的建筑物之一，只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法即经济结构，能决定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教育等精神的生活过程，而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教育等精神的生活过程却不能决定经济的构造。而教育则又受制于政治，属于国家的事业之一，只有政治可以决定教育，而教育却无法去决定政治。国家政治的良否，直接足以影响教育，而教育对于国家政治的影响却属甚微。所以今日我国教育之无显著的成效，教育制度乃至办理教育的人，固然要负相当的责任，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国家政治还没有上轨道，今日国势之日渐危急，政治之益趋腐败，自有其重要的原因存在，固与教育无甚关系。教育对于政治有时亦能发生反作用，足以促进政治的改善，然其效果甚少，究不能直接改造政治。故今日的提倡教育救国论者，欲以教育的力量去挽救中国的危亡，那简直是倒果为因不明社会原理的议论。这种企图的不可能，正与现在一般生产教育论者之不能以生产教育去发达生产，农村教育论者之不能以农村教育去复兴农村同一道理。或者有人要反问我：这样说来，教育还有什么用处呢？国家创办教育不是多余了吗？那我可以回答他：教育自有其重大的任务存在，固未可因其不能救国或直接改善政治，便认为没有存在的理由。从事教育的人自然也希望教育能于国家政治有所裨益，无如为客观的事实所限定，不能如现在一般教育救国论者、农村教育论者、乃至生产教育论者之所希望罢了。我这意思，并不是在否定教育的效果，只是表示我们对于教育不应该作这样的奢望。如果想教育办得好，还须从改革社会政治着手。
二三，一一，二八
于广州
原题为《教育有没有救国的效力》。吴俊升（1901—2000），江苏如皋人，教育学家，历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教授等职。
本杂志新年征文，有一个题目是关于教育救国的信念或理想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的重心，应该集中于教育救国的效力问题，所以我便以“教育有没有救国的效力”为题，来发表我个人的意见，作为对于征文题的答案。
教育有没有救国的效力呢？这在中国初兴新式学校的时候，是不成问题的。当初废科举兴学校，即根据一种信仰，信仰教育可以改革个人，改造民族，救国家的危亡。这种教育可以救国的信仰，一直保持到最近的过去。一般人和教育家都以为一旦国民教育普及，人民知识提高，又受过适当的训练，大家起来发愤图强，中国便可以得救了。
可是近几年来，这种朴素的教育救国论，却不幸渐渐发生了动摇。一般社会对于教育救国的效力，根本发生怀疑。这种怀疑在文字和言论方面，随时表现出来。教育界本身，因为外界的怀疑，对于教育救国的信仰，也不免于发生疑问。教育究竟有没有救国的效力呢？这在现时的中国便成了问题。
在正式答复这个问题以前，让我们先分析大家不信教育能够救国的原因。假使我的分析没有错误，这种原因，不出两项：一是属于事实方面的，一是属于理论方面的。
事实方面的原因是：中国自兴学校以来，一般人以及教育界对于教育所希望的效果，几乎都没有实现，因为失望而不信教育有救国的效力。大家在过去认为中国国势不振，趋于危亡，大概由于贫、弱、私、愚、乱种种原因，要国家得救，必须祛除这些原因，而祛除这些原因最有效的力量，莫过于教育，因此教育便负了救国的重任：中国太穷了，以教育来救贫，于是提倡实利教育、职业教育、或成产教育。可是这些教育实施的结果，并没有能增加生利分子，较少失业游民。中国的贫穷，依然如故。中国太弱了，以教育救弱，于是提倡体育，提倡健康教育。但其结果，除了造就了少数体格畸形发展的专业的运动家而外，国民全体的健康，并没有增进。并且青年人受了教育，还沾染了种种的教育病和文明病，使得身体和精神格外衰弱颓废。中国人太自私了，以教育祛私，于是提倡公民教育。但是从学校出身，受过公民训练的新人物，无论在朝在野，其公德并未见得比受旧教育的训练的，有若何显然的增进。悲观的人，甚至还可举出许多例证，证明新人物损公徇私的手段，还要比旧人物高明。中国人太乱了，以教育祛乱，于是提倡道德教育。但是青年人在学校里即不守纪律，重秩序。今日在社会破坏纪律和秩序的人，也即是昔日受过注重团体训练的道德教育的学生。中国人太愚了，以教育祛愚，于是又提倡科学教育。但是科学教育业行了几十年，人民智识的闭塞如故，迷信如故，科学并没有能影响到一般人思想和行动的方式。从这些事实的举述，可见过去教育界，对于中国的每种病症，几乎都有一种诊治的方案，可是结果都归于惨败。一般社会所期望于教育的，以及教育界所自许的，都没有能实现，有时反得了消极的结果。加之今年以来，国难愈重，国耻愈深，国势愈危，教育救国的大计，更显得捉襟见肘了。一般人因教育的失败而感觉失望，教育界因受着责备而无以自解，于是都对于教育救国的效力，根本发生怀疑了。在从前高唱教育救国，大家还相信，在此时再倡此说，便很少有人相信了。
这是事实上，使国人不再深信教育可以救国的原因。此外还有理论上的原因。这种理论，有两方面，虽然出发点不相同，可是结论是相同的——同样否认教育救国的效力。
第一种否认教育救国的效力的理论，是从经济史观出发的。近年来有些人对于所谓新兴社会科学的研究，特别感觉趣味。研究的结果，认识了生产制度及经济组织为社会一切制度文化的基础。生产制度及经济组织是构成社会的下层基础，而一切政治、法律、宗教、道德、教育，乃是上层建筑物。决定社会的一切的，乃是下层基础。下层基础变动了，上层建筑物也随着变动。若是下层基础不变动，徒然从上层来努力，要想改造社会，必定是劳而无功的，这种普通的理论，应用到教育方面，因而也得着一个结论即是：要改造社会，要救国，先得从改造下层的社会经济下手，否则在教育范围以内干教育，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结论，便有不少的人鄙薄教育家舍本而逐末；尤其一提到教育救国的话，更认为痴人说梦。教育界感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不免动摇对于教育的信仰，甚至有一部分人，真丢开教育事业，去干下层基础的工作去了。
这是一方面的理论。另一方面否认教育有救国的效能的理论，是从教育的社会学的研究出发的。这种研究的结果，虽然不一定主张教育完全为经济因素所决定，却认为社会一切情境，均足以决定教育，制度限制教育。因此主张要改革教育实现救国的目的，先得改造决定教育的制度、限制教育的社会情境。如其社会情境不先改造，靠教育救国，必定是无效的。教育所能做的事，至多只是个人心理的改造，而个人心理的形成，尤其客观的社会原因。因这社会的原因不祛除，徒靠教育作心理的改造，是徒劳无功的。例如中国处在这危急存亡间不容发的局面，个人自私自利的心理，诚然是国家的大害，可是这种心理，正是中国这样的贫穷混乱的局面所造成。这种情境不改造，徒靠教育对于个人作道德的劝勉和训练，来做改造心理的工作，希望从改造个人心理来救国家的危亡，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这种社会环境决定论，也使一般人及教育界动摇教育救国的信念。以上所述教育失败的事实，与教育无效的理论，相加起来，便使最近数十年来对于教育救国的信念，根本发生疑问。
现在这些否认教育救国效力的事实和理论，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加以考核。考核教育救国失败的事实。这些事实，是无从否认的。可是教育救国失败，不一定足以证明教育救国的根本无效。因为它的失败，也许由于其他偶然的原因，而不一定是由于本身的无能。正如某种药没有能治愈某种病，不一定足以证明一切药根本没有治病救命的效能。所以除了我们能证明教育的失败，除了本身无能以外，别无其他原因，是不能以它的失败来证明根本无救国的效力的。可是据我的观察，中国教育在过去救国工作的失败，至少有其他的两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在于一般社会及教育界把教育看做万能，看做救治国家一切病症的万应剂，在教育以外，没有寻求其他社会功能的合作，让教育独当救国的大任，以至于失败。我们知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乃是各种社会的功能相维相系而成。要改造社会，要救国家的危亡，须赖一切社会功能的合作。教育只是许多社会功能中的一种，对于改造社会，挽救危亡，当然可尽一部分的力量，可是若是不求其他军事、政治、经济、法律、风俗、道德……等等功能的合作，单靠教育，必不能有济，这本是很显明的道理。可是过去一半社会和教育界却不免忽略了这个道理，不知不觉间使教育独当了救国的责任。过去不振兴实业，奖励生产，徒然以救贫责望于职业教育，近更责望于所谓生产教育。不讲求政治清明，不维持社会公道，徒然以祛私责望于公民教育。登庸人才，不依正途，事实上不免奖励行险侥幸之人，徒然弭乱责望于道德教育。不讲求公共卫生，不把一般人民的生活提高，徒然以祛弱责望于健康教育。社会上一般人，甚至智识阶层也在内，崇尚迷信，提倡神道设教，徒然以祛愚责望于科学教育——这一切教育的失败，乃是“事所必至理所固然”，如何能归咎于教育救国的根本无效？这样说来，过去教育救国的失败，至多只能证明教育无救国的全能，却不能证明它的无能。
过去教育救国失败的原因，除了社会其他功能未能合作而外，还至少有第二种原因，便是中国过去教育界——本文的作者当然也在其内——没有认清中国社会的实况与需要，而生吞活剥的采取了欧美的教育制度和方法。我们知道一切制度与方法的发生，都是根据社会的背景和需要的，绝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可以随意移植于其他任何背景不同、需要不同的社会的。中国过去的教育界忽略了这一点，只知搬运外国的制度和方法，以致现行的教育与社会背景和需要不相适应，非但没有表现出救国的效力，反生出种种的社会危机，这是大家所共认的使得教育失败的一种原因。可是从这第二种原因来考核，中国教育不适应中国社会，也只能证明制度方法的不合，并不能证明教育本身没有力量；只能暗示制度方法应该改变，并不能暗示根本放弃教育。
教育失败的事实，既不足证明教育救国的无效，再看否认教育救国的理论如何。以上所述的理论，一方面从经济史观说明教育为经济所左右，不能离开经济的改造而谈复兴民族，救国家的危亡；一方面从教育社会学的观点，表明改造社会环境为改造个人心理的根本工作。这两方面的理论，在矫正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缺点方面，确是教育界的当头棒喝。过去的教育界忽略了教育的社会的条件和制限，只认教育为精神事业，以为只要预悬一个社会理想，以此理想来陶范个人的心理，那么集这些个人而成社会，便可以把这个理想实现出来，一切只是内心修养的工作，无假外求。这种见解，当然是纯粹唯心主义的或个人主义的，不足为训。可是我们若是完全接受上述的否认教育效能的理论，认为救国大计，除了直接改造经济，改造社会环境以外，一切都无能为力，这也是过分的、片面的办法。经济因素，固然可以决定教育的制度和方法，但是教育凭着心理的改造，与经济力量相辅而行，也未尝不可促进经济的改造，促进民族复兴的实现；决不能静待经济的改造，再着手教育的改造，或是任教育随着经济的变动，机械的被动的发生变动。即如最近的苏俄籍技术教育促进五年计划的完成，增加国家繁荣，便是一个显明的实例，可以证明教育对于民族复兴的事业，在经济制度没有完全改革以前，未尝没有它的一部分的力量。至于另一方面的理论，认为不先改造社会环境，便不能改造个人心理，以求民族国家的复兴，也有斟酌的余地。自然，如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各个分子，只知自私自利，不以全民族、整个国家的利益为前提，那么只凭教育的力量来训练个人，希望他能牺牲小我，为全民族、整个国家效忠，其效果当然不免受这自私自利的环境的制限，若能在改造环境上用功夫，当然是比较根本的办法。可是若说环境不变，教育便根本无效，这岂是正确的见解！凭教育的力量，可以改造个人的心理，也正可以在相当范围内改造不良的环境。古来仁人志士，凭他们的道德修养，能超越环境，胜过和改造环境，救国家的危亡的，何可胜纪？教育正在这正人心转移风气上，表现它的救国的力量。我不相信凭教育力量的训勉和劝导，不能灌输道德观念和培养道理力量，使个人胜过环境的制限而做出救国的工作。观念的灌输，口头的训诫，纵然不能如法国哲学家及教育家傅冶（Fouillèe）所说，即能生出观念力（Idèe-force），立刻可以见诸行动，可是观念总是行动的起点，再加以感情的激发，总是可以见诸行动的。我不相信这种道德的修养，对于救国根本无效的。不幸社会环境决定论在中国教育界，近来太占势力，以致把教育改造心理的力量，看得毫不足重。即举一个抵制仇货的例来说罢：普通人根据环境决定论，多主张要抵制仇货，莫如提倡同样的国货以为替代；如其不然，徒然用教育的力量劝人牺牲生活的便利，舍仇货而不用，是不可能的。这种主张，把个人内心自制的力量，把教育对于这种力量的训练的功夫，完全看得丝毫不能生效。在他们眼中，个人是只能为自己的便利打算的，丝毫不能为较高的理想而牺牲自己些微的便利的；教育在克己复礼的训练这一方面，也是毫无效果的。这不但把教育看得太低，也未免把人性看得太卑陋了！其实任何人都有这种能力的。尤其中国人从古以来，便有这种克己制欲的功夫。匹夫匹妇，在过去时代能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能知“舍生取义”，难道一般能有机会受教育的人，竟不能因受道德的教训的结果而直到牺牲小己些微的利便事小而国家存亡的大事么？我认为如其我们肯从过去道德教训中寻取良好的适于现代的方法，要训练个人自克自制，事事以民族国家为前提，决不是不可能的。抵制仇货，可因道德教训而生效，不过其一端而已。从这种讨论可见用社会环境决定论来否认教育救国的效力，也不是理由充足的。
以上从否认教育救国效能的种种事实和理论方面来分析考量，表明它们否认的理由，并不充足，还只是消极的为教育救国论辩护，我们若要证明教育果有救国的效力，还得举出积极的事实的证据。这等证据，我们教育者所常举述的，即是一八七〇年普国的战胜法国，欧战时法国的战胜德国，一九〇五年日本的战胜俄国，当时的人都归功于小学教师。说小学教师所施的教育为致胜图存的唯一的原因，当然不免于夸张，可是教育却尽了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的力量，这确是不可磨灭，不可争论的事实，难道我们教育者还不能引以自慰幺？
此外教育史上，还有一两个特例表现教育救国的效力的。斐希特（Fichte）以教育复兴德国，便是一个最常举述的例。一八〇六年普国在耶拿战败，法国军队驰驱柏林，当时普国的军事和政治，一切不能自主。斐希特认为在敌兵压境的时候，救国别无他法，只有从教育方面下手，可避敌人的干涉。他便从一八〇七年起到一八〇八年止，每星期日在柏林作“对德意志民族演讲”凡十四次。演讲的主旨，在于标明祖国的失败，由于丧失了自尊自信心，而人人只存着自私自利心。要救国非用教育力量改造国民心理不可。他在演讲中还提出了他的改革教育的计划。他相信依此计划实施教育，以改造国民心理，几十年后，德意志民族，必可复兴。后来普鲁士的教育当局采取了他的计划实施教育，到一八七〇年果然战胜法国而完成德意志帝国的统一。我们若能只凭斐希特的教育计划便复兴了德国，当然是过甚之谈，可是斐希特以教育救国之功，总是不可否认的。同样，一八七〇年法国战败以后，也出来了一位哲学家傅冶，鼓吹教育的力量复兴法国，曾编著了许多书来恢复民族的自信心以及指示教育改革的方案。最重要的，如《法国之道德观》（ France au Point de Vue Moral ）和《教育之国家观》（ Enseignement au Point de Vue National ），这些著作，和他实际的事业，都在上次欧战中收了效果。这些特殊的事例，还不够使我们兴奋，使我们重新坚定教育救国的信念么？
还有当代的事实，也能使我们反省。凡是当代新兴的国家，没有一国不是聚精会神于教育事业的改革和扩充的。新复国的波兰，新取得独立的爱尔兰，新复国的土耳其，政制新改革的苏俄、意大利和德国，那一国不把握住教育当为复兴民族或巩固政治系统的基础？教育如其没有力量，这些百度维新的国家，何以都不约而同的郑重尊视“建国以教育为先”这一句老话？
从以上各种积极的事实的举述，我想已经相当的证明了教育确有救国的力量。
上文从消极方面排拒否认教育救国效力的事实和理论，又从积极方面举出教育救国的事实，然后达到教育确有救国效力的结论。可是整个结论，和过去的朴素的教育救国论不同。因为我虽信教育确有救国的效能，却也不信教育有救国的全能。如其社会的其他力量不能共同合作救国的事业，单靠教育来救国，国还是不得救的。所以为别于过去的朴素的救国论起见，我的这种理论也许应该称为“批判的教育救国论”。
原题为《教育救国的途径》。郝耀东（1891—1969），陕西西安人，教育学家，曾任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陕西师范大学前身）校长。
中国在这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纷至沓来的今日，好像一个人患有重病，床前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医生：中医、西医、内科、外科、“张天师”“活菩萨”等等，各使各的法宝，各显各的神通；可是方法都想尽了，仍是无补于病势的垂危。如有的认为中国患了一种感冒症，要增加抵抗力，所以提倡航空救国、科学救国等说。有的认为中国患了一种贫血症，要滋补调养，所以提倡生产救国、建设救国等说。有的认为是一种精神病，要精神治疗，所以提倡人格救国、革心救国等说。有的认为病已入膏肓，无法医治，所以倡“中国必亡论”者亦大有人在。还有的认为不是病，不必过虑，如胡适之先生说：“养个孩子还免不了肚痛，何况改造一个国家，何况改造一个文化？”
此外尚有所谓艺术救国、布衣救国等说；教育救国的声浪，也就从此高唱入云。
对教育救国的可能性，可以说无人能够否认。一则因为教育关系国家命脉，教育改革是一切改革的基础；二则因为历史上用教育力量复兴民族报仇雪耻的先例很多，是一种事实。孔子从前也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又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都足以阐明教育救国的的可能与必要。但于此有两个问题发生：第一，现行的教育能不能救中国？第二，如不能，什么是救国的教育？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近来各报纸上发表的意见很多。上而党国领袖，下而在野名流，以及所谓“业余的教育家”，都有许多名论发挥。就坏批评的方面讲，如云：“现在一般的教育，既不是革命救国的教育，也不是复兴民族的教育，完全是亡国的教育。……五年六年毕业的学生，至多只能做个识字的高等流氓，没有职业可做，亦没有信用可以使社会和国家用他”。这是蒋委员长前年在湘省纪念周的讲辞
，又如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其政治报告中关于教育的，曾指出中国教育有六滥：（1）学校滥，（2）办学治人滥，（3）师资滥，（4）教材滥，（5）招生滥，（6）升学滥。有此六滥，故有四恶：（1）学校往往成为制造势力之工具，（2）教员学生，虽有天才亦遭戕贼，（3）不能养成青年之学问品格与技能，只足增加其放浪之精神与物质之欲望，（4）为社会增加分利失业之徒，为国家斵丧民族托命之根。有此四恶，故有三害：即害个人，害社会，害国家
。这都是极端悲观的论调，谓现行教育制度有百害而无一利，绝对不能救中国。就好批评的方面讲，如云：“最近二十年是中国进步最速的时代；无论在智识上，道德上，国民精神上，人格上，社会风俗上，政治组织上，民族自信力上，这二十年的进步都可以说是超越以前的任何时代……浅见的人在今日还攻击新教育的失败，但他们若平心想想旧教育是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东西，就可以明白这二三十年的新教育，无论在量上或质上都比三十年前进步至少千百倍了”
。又如说：“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
。这是胡适之先生对现行教育制度所下的总评。平心说来，批评现行教育制度完全失败的，固未免浅见，认为完全成功的，亦未免过于乐观。所以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现行教育应当改善的地方很多，如只求苟延残喘，也许可以听其自然；如果要拿它救国，复兴民族，那是绝对不适用的。就是胡适之先生在悲观声中乐观的人，也承认“这点成绩不够复兴国家”
，其他更可想而知了。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各方面发表的意见更多，真是五光十色，美不胜收！就文字方面讲：有国际教育考察团的《中国教育之改造》
，中国教育学会的《中国教育改造专号》
，徐旭生的《教育罪言》
，程天放的《改革中国学校教育刍议》
等，都是长篇巨制的文章。就具体方案讲：有陶知行的工学团主义
及节制生育主义
，梁漱溟的村治主义及社会本位的教育
，柳诒征的自由教学主义
，陆费逵的三轨制教育，庄泽宜的三段教育，舒新城的三馆制
，邵祖恭的读书本位教育
，陈果夫的教育改革方案，蒋梦麟的教育改革方案等。其已见诸实行的，在邹平有所谓政教富卫的四大训练，在定县有所谓四大教育（救愚、救穷、救弱、救私）与三大方式（家庭、学校、社会）。这都是关于一般的教育改革理论或方案，并未标明救国教育。
专以救国教育为题的理论亦不少，惟详密具体的方案尚不多见。如蒋委员长在他的《救国的教育》一个小册子中曾举出救国教育的十个原则如下。
（1）教育须注重训育，对学生行为与智识，须并重不偏。
（2）教育须注重民族固有精神，养成学生重礼义知廉耻的风尚。
（3）教育应注重人格教育，以整顿师风为整顿教育之基础。
（4）教育须注重社会实际生活，而以衣食住行为人生教育之中心。
（5）教育须启发学生自觉心与确定其人生观，使其能自立自强。
（6）救国教育要军事化。
（7）教育须注重纪律，严格训练，养成良好学风。
（8）教育须注重学生组织及普通常识与作事之效率。
（9）救国教育要注重时间，不好使他荒废一点。
（10）人格教育要注重修身，救国教育要注重体格训练。
任鸿隽先生最近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中也做过一篇《什么是救国教育》的文章，内中要旨，大概注重科学教育。如云：“我们要晓得将来中国的能不能得救，须看科学教育的成功与否为定。因为无论是生产、工业、军备、交通，无一样不靠科学做他们的背脊。”他并指出：（1）希望政府及智识界的领袖们，对于涉及宗教迷信及一切反科学的行动，极端慎重。（2）在学校方面，应该在可能范围内，使科学的精神，贯彻到教科上去。（3）希望举行会考制度，不要“把试验的工夫变为记诵之学”
。
在实施方面：如集中军事训练，提倡国货，编辑国耻教材等已逐渐见诸实行；其详细培养爱国青年的方案，亦有人在那计划
。作者对各种方案及主张，在相当的限度以内，都不反对；但以为要计划或实施有效的救国教育，须先注意下列各点。
救国不是几个人的事，也不是几种特殊阶级的事；须要全国个个人都明了救国的必要，知道救国的方法，富有救国的精神和勇气，然后能人自为教，就能人自为战。全国个个人是教育者，也是被教育者。所谓教育者，就是要自己做，教人家看，不是空喊救国，专骂人不管自己；所谓被教育者，就是要听从忠告，不是一意孤行，强不知以为知，如果自己真不知道，老子不妨向儿子请教，政府亦不妨向民众请教。要能这样做，全国的意志才能统一，全国的力量才能团结，四万七千五百万，个个是教育的对象，也就个个是救国的干城。所以作者认为救国教育，不能专注意一个阶段或一种阶级的教育，须将救国思想灌输于全体民众（包括已受过教育的民众）。要个个人能自救然后才能救国，也要个个人能知道亡国的可耻，然后才能努力于救国的事业。否则救国的青年志士尽管拼命牺牲，奸商洋奴一面仍做那些无耻牟利的勾当，教育效果岂不等于零？
救国的力量，本有两种：一是精神的力量，一是物质的力量。要建造物质上的抵抗力，就是要讲科学教育、军事教育、生产教育等；要培养精神上的抵抗力，就是要恢复民族的自信力，鼓舞人民的爱国思想。孟子曾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就是说精神力量较物质为重。费希特（Fichte）当拿破仑占领柏林之后，其《告德意志国民》讲演中，亦仍注意复兴民族道德，发扬民族精神，他说：“军械的战斗已经结束了，但是新的理性的战斗，道德的战斗，与人格的战斗，却正在开端呢！”说者以费希特的精神讲演，为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根本力量，为战败法国最有力的利器
。中国今日的现状，在军备方面，固然窳败得可耻；尽管让人家拿新发明的武器来侵略，我们总离不了大刀、神拳、手榴弹等去抵抗。每年军费所占成分比任何国家大，养兵的数目，也比任何国家多；在精神方面，如民气的消沉，个人的自私，官吏的贪污，道德的堕落，尤令人对民族复兴的前途，抱无穷之悲观。当“九一八”事变后，冯庸大学学生曾为研究我国社会病源问题，组织一社会调查团；历经直、鲁、豫、鄂、湘、赣、皖、苏八省，将调查所得，作一报告书，名曰《中国民族性的劣点》。内中列举十四个弱点：（一）缺少研究能力，（二）缺少创造能力，（三）缺少正义精神，（四）缺少进取精神，（五）缺少协同精神，（六）缺少公益精神，（七）缺少尚武精神，（八）缺少国家观念，（九）缺少冒险精神，（十）缺少博爱精神，（十一）缺少中心思想，（十二）虚伪幸进不求实际，（十三）作事不彻底，（十四）不知礼让。这种观察，也许有错误，也许有人认为是浅见。但是我们要知道“良药苦口”，要存一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因为这种精神能力的培养，是复兴民族的基础，也是救国教育的根本问题。
办理任何事业，总要先有计划，有步骤，然后才可望成功；就是训练一个猴子，养一匹赛跑的马，也要有一定计划，经过相当的时期，何况一个民族？中国施行新教育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最要紧的，就是由于我们没有一个永久的教育方针与计划。任何教育设施，都是在实行以前，没有经过详密的考虑，在实行以后，尝发生不断的变更；今日取法日本，明日取法美国，今日采取严格主义，明日又采取放任主义，任何制度都试验过，但是都没有彻底实行。犹如走路一样，没有确定的方向，忽而东，忽而西，所以总是走不远。犹如吃东西一样，还没有吃到肚里，就吐出来，怎样能尝出好坏？胡适之先生认为这是中国一种普遍的死症，他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没有胃口”，“浅尝而止”
。我们现在要提倡教育救国，总要先有一个详密的计划和步骤，并须确定实施的期限，不要照从前的各种议案，只要议决通过报纸上发表后就算了事。
医治一个国家的病，和医治一个人的病，是一样的道理；须要诊察病的远因、近因、内因、外因，要各方兼顾，方可药到病除；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绝非任何一种仙丹所能奏效。今日讲教育救国，各方面贡献的仙丹也太多了，各人都说自己的药可以起死回生：如讲科学的，就说科学教育可以救国；讲艺术的，就说艺术教育可以救国；讲村治的，就说乡村教育可以救国；讲军事的，就说军事教育可以救国；注重生产的，就说生产教育可以救国；注重道德的，就说道德教育可以救国；有主张尊孔的；有主张效法俄国的；有主张限制生育的；有主张焚书坑儒的
；有主张停办文法科的；有主张取消职业教育的（《时代公论》第三十六期李成谟先生的主张）；其他关于消极的及积极的救国教育主张，更不胜枚举，这种主张有对的，亦有不对的；其重要的错误，就是不免浅见与偏见。浅见的人，把事情没有看得完全清楚；偏见的人，只顾及自己的立场，因为有所偏，所以有所蔽。我们认为片面的教育绝对不能救中国，犹如一种药不能治病，一种乐器不能成立一个音乐队，须各方面和谐的、适当的发展，然后才能养成一个健全的民族。否则如不择手段，犹如病危急的时候吃牛黄一样，生命虽然救下了，而躯壳虽存，理性已失，仍是一种自杀的政策。
我们既不承认片面的教育可以救中国，更不承认单凭教育的力量可以救中国。就学生修养的方面讲：无论学校的规则怎样严，纪律怎样整齐，如果家庭和社会的环境不同时改造，“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微薄的教育效果，终不免为污浊的社会所同化。就学生出路讲：不管学校造就的人才怎样好，怎样适用，如果政治不上轨道，用人不按标准，生产事业不发达，学生总是找不到出路；不特文法科学生没有出路，就是理工科学生也是一样没有出路。所以要实现救国教育，最低限度，须政治、经济、道德三方面的改造，同时并进；否则单凭教育界怎样努力，终是得不到伟大的效果。所以有人说：“现在教育腐败的责任，古人要负百分之三十上下；环境或可以说教育界以外的人们要负百分之二三十”
；不能专责备教育界。这种道理，稍微关心中国教育的人都能看到
[1]
。现在的问题，可以说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是怎样去实行的问题。
中国任何事业的成功或失败，人的因素常较制度的因素所占成分大；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思想，教育事业，也不能逃此公例。作者认为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主义新旧的问题，也不是制度好坏的问题，根本是得人不得人实行不实行的问题。因为法治的精神尚未养成，一切事业的推进，完全以人为中心；有人就有制度，没有人制度等于虚设。粥少僧多，人浮于事，失业的情形固然可虑；而因循误事，敷衍塞责，废业的情形更加可怕。要得中国教育收实效，与其在制度上求革新，不如在人选上求改造，与其斤斤于制度之争辩，不如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做去，有一分的努力，就有一分的收获。所以作者敢大胆的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教育理论的创造家，是教育工作的实行家；希望多产生几个张伯苓、浩赖斯孟，不希望多产生几个杜威、罗素。这个并不是蔑视理论，实因时间太迫切了，等不得玄妙清谈的长期讨论。
在实施任何教育方案以前，我们要晓得：（1）中国是个中央集权的国家，（2）中国社会心理，是个“上行下效”的心理。所以我们要使任何制度有效，须要从上头做起，并要以身教不以言教；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说，凡事要从领袖做起，这也是中国一个传统思想。况且“中国的教育史自上腐败起，不是自下腐败起”
，现在要求改造，更加要从上头整顿起。有了好的部长主席，就会有好的厅长校长，有了好的校长，就会有好的教职员，有了好的教职员，就会有好的学生；这中连锁关系，在教育改造上的意义很大，如果当局不注意此点，任何改造方案，都是徒劳无益。所以我们须注意：（1）慎重教育行政首领的人选，在学识、品格、经验三方面均须顾及；（2）教育行政首领除最高级外，不必随政治转移，并须注意成绩的考察，及负责任事者地位的保障。如果贤者能久于其位，黠者不得滥竽作梗，教育救国的事业，可说已成功了一大半。
以上所谈，系作者对于教育救国问题的集中肤浅见解，不过约略提出几个先决问题；至于详细方案，尚待海内时贤共同商榷；观察的对不对，还希望各方批评指教。
二三，一一，二五，于安庆安徽大学。
原题为《民众教育能救国吗》。陈礼江（1896—1984），江西九江人，教育学家，曾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务主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兼参事、社会教育学院首任院长。
在诅咒教育破产和教育无用的空气中，我们又听见教育救国的呼声了。这是何等的使人兴奋！至少是使我们从事教育的人感觉得我们的努力不是空耗，我们的工作不是全无益于社会国家。不过感情用事是足以误事的，且让我们冷静下来检讨一下。教育到底能救国吗？如其能救国，怎么救法？它是万能的，可以舍去其他的力量，如政治经济军事等，来单独担负这个重责吗？抑是只有相当的功用，必须与其他力量合作来干呢？作者因年来致力于民众教育，故特从民众教育方面来申述一些意见。
民众教育为切时的救国工具之一，这个信念作者曾于本志复刊号“民众教育在民族复兴运动中的地位”一文集里述其概要。兹再具体地来说明民众教育何以能救中国。
民众教育的事业虽已蓬蓬勃勃，但民众教育的意义迄至现在尚未得到一个大家都同意的解释。据作者的意见，认为“民众教育是对于成年失学的一种补受的基础教育，和对于幼年或成年曾受基础教育者的一种补充的继续教育”。它的对象是十六岁以上的成年人——尤其是年长失学的青年农民、工人和市民。若是我们着重补受基础教育的话，其内容不限于文字的教学，而包括生活的全部，如公民的训练（政治教育），生产技能的训练（生计教育），身体的锻炼（健康教育），及其他项目（如精神教育、社交教育、家事教育、休闲教育等）。语其详细设施，则不但教人识字读书，而且有指导民众造林、修路、凿井、消防、种痘，放足、禁烟赌、息诉讼、增加生产、改进副业、组织团体、善用力量，使人民能自卫、能自治。其方法不一定，而是随时异形，随形异质的。从地域上看，有在乡村的，有在城市的，有在船上的，有在监牢中的。从教育方法上看，自电影、无线电播音、到演讲、比赛等。从施政的机关看有图书馆、体育场、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实验区等。总而言之，它是根据民众的需要，人生的活动，来设计和实施的。
上面所说的民众教育的意义、范围和工作虽甚新颖丰富，但或有人疑问，这种运动推其极亦不过一种单纯教育改造工作，对一般不合乎生活关在学校里的传统教育有所贡献和取法，焉能谈到担当救国重任呢？作者觉得我们果能实实在在地大规模地推广民众教育，而同时别的动力合作按步并进，中国是当有希望的。诸分述其理由于后。
（一）对外
年来谈中国现状者大抵以愚、穷、弱、私（散）和乱等字来形容。救国者亦大抵以除掉这些病祸为目的。所不同的在所开具的方案。有的是重在设法努力除去这些病祸的本身，而不追问这些病的发生原因，并设法以销减之，以致为人所不满，而认为是走不通
或说是捉着了小鬼，放走了大妖精
。有的是要进一步的来铲除这些病的原因，而不大注重这病的本身，所谓病的原因，总结起来，约为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的不良势力（或说是封建残余势力或说是不上轨道的政治），种族遗传不良，物质条件不备，及整个文化不如人或异于人的问题等。他们主张要救治我们的愚穷弱私的病，我们当先除去产生这些病的原因才有办法，不然是走不通的。所以他们主张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要消灭不良的势力。必这样，中国才有办法有救药的。
这是怎样动听的话！欲救国者谁不表同情。不过帝国主义怎样才能打得倒，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几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贴标语，呼口号已是没有效用了。抵货也不生多大效力。帝国主义是要打倒的，但苦于无办法何？据作者私见以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恐非从根本上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着手不可。因为国以民为本，民众无知识，不知国家为何物，自谈不上爱国。即或能激于一时的情感，发为狂热的爱国，但因无适当的训练，亦不过流为冲动式的运动，如庚子的拳祸，或暂时的行动，如历次的抵货运动。再者人民是一盘散沙，毫无组织，在平时固无团结，共同自卫，在战时更无力量以御外侮。其次，是训练的问题。现今各国武力都经过很高度的训练与准备，人民在相当年龄都有兵役之义务，在平时既经过严格的训练，在战时自能应付裕如。在中国则尚为募兵制，一般民众毫无武力的准备，故谈国防真是令人不寒而噤。从知识、组织与训练三点看来，我们的民众是远不如人的。这样怎能谈打倒帝国主义呢？怎样能除去中国病的根由呢？
我们认清了我们的弱点是民众无办法，我们就当力改前非，来努力教育民众，使他们能读书、识字、阅报纸、听讲演、有知识、有思想、能组织、能团结、有训练、有准备。在平时可以维持地方秩序，讲求社会进步；在战时可以效死疆场，保卫国家。小而如从前河南镇平县的人民，因民众教育结果而能自卫地方，大而如欧美征兵制度的国家，因国民教育的普及，而能保卫国家。我们看民国十三年的香港大罢工，使香港几成为荒岛，及十五年的国民革命运动收回汉口租界，都不过是有组织的民众力量的微微表示，而帝国主义者却不得不看风转舵，妥协让步。假设东四省的民众都如欧美的人民或如广西的民团的办法是有组织的，我想日本虽怎样的强横，也是没有办法拿去的，或来统制的。所以我们相信，要打倒帝国主义，挽救我们的民族，非从根本上来组织训练民众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一国的国防，固赖于军事经济及其他物质的设备，但人民的知识与组织却为精神的设备和国际斗争的利器。此孙中山先生所以于弥留之际，恳切的昭示吾人欲达到自由平等之目的，必须“唤起民众”。所谓唤起民众，即教育民众的工作。
（二）对内
中国的第二个病源，据说是国内不良的势力。所谓不良的势力究指何物，迄今尚无定见。有的说是封建势力，有的说是政治未上轨道，有的说是文化的问题等等。到底是什么，我们暂且不管。不过我们总承认中国之所以有病，除了外在的帝国主义者作祟外，总有内在原因。不然，病魔为什么专光顾我们，而不去欧美或日本一游呢？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设法除去这内在的原因。我们将怎样下手呢？这个问题好像有两个答案，一是革命，一是教育。好像两不兼容，难以并立。但据作者私见，觉而这是有关系可以互相为用的，当革命之前，社会进步必须赖于一步一步的演进；但因其某种势力发生，进步的轮停顿了，无法演进了。在这个当儿，自然有赖于革命以推倒进步的阻力，俾能再来继续演进。若不问情势如何，有革命的必要否，宜乎革命否，而只是革命以求速效，则社会将永无安宁之日，国家永无进步可期。如今的墨西哥是我们的好例子。我们看看现在的中国，正在大革命
之后，旧的势力总算铲除了一些，新建设总可以逐步发动。现在所最需要者并非革命，而是切切实实的演进工作。因为有了真正的进步，那些须借革命来铲除的恶势力就可一日一日的因着新势力的抬头而不能不让步的。比方说，男女平等问题。这次大革命并没有直接与它以何种改革；但男女平等问题却因为革命终了社会秩序安定后，而借着立法院的立法案得着许多进步。再看地方自治问题。这次革命也没有直接给它什么改革，不过因革命推倒旧势力后，新的进步也就渐渐发动了。因为革命只能推倒旧的阻力以为新建设的基础；一切新的建设都有赖于一步一步的日积月累的苦干而成功的。
民众教育就是以人为的方法，从教育入手，来促进着演进的工作。例如法律虽规定了男女平等，但社会一般人的未受教育，无知识和传统的关于男女关系的社会意识却是牢不可破的事实，非用教育的力量来协助其他的动力（如政治经济），是很难有结果的。再看地方自治也是一样的有赖于教育的。因为政府虽规定了很好的自治法规，但人民因为缺乏教育，根本就不理会这回事。我们看山西办自治许多年，而现在怎样呢？这是事实，不容我们忽略的。
真的，旧的不良势力是中国愚弱穷散的原因；但要除去这原因，我们在这大革命之后，只有利用革命所赐予的便利来努力推广民众教育，以培民力，以促演进。如此，则革命的对象日就消灭，而愚弱穷散的原因亦就日渐减少。继续做去，我们的病也就会日有起色，而国家也有救药了。
以上是对外与对内两方面来说民众教育的重要。作者深信如果我们能上下一心的有组织的大规模地干，我们民族是有希望的。在未结束之前，作者须恳切申明的，即教育不是万能，它不过是救国工具之一。若其他动力不相偕并进，它的功用是有限的或至于无用。我们看苏俄与土耳其的大规模推广成人教育的前例，当知有所努力了。
何清儒，职业教育学家，撰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本《职业教育学》，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秘书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研究主任。
我国因国势不振，日趋危急，关心国事的遂思借用各种事业，挽救国难。自受西方的侮辱以至今日，救国的方法种类繁多。有倡军事救国的，有言政治救国的，有主实业救国的，有信宗教救国的，甚至有“航空救国”“购国货救国”“午睡救国”等口号，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种情形正如人在病危的时候，各种治疗方法，都想尝试一样。
教育救国亦是这些救国方案中的一个。主张教育的以为教育是基本工作。果人人有相当教育，各种事业均可因之而兴，国不救自救。这种观念自然有相当的理由，但若以为教育事业可以独立，不受其他各种事业的影响，恐与事实不符。如以为教育是万能，能消除一切病症，增进所有发展，恐亦过于乐观。教育可说是救国的一种基本工作，但不能认为唯一的事业。
至于何种教育最能救国，亦是一个不能成立的问题。各种教育，如国民教育、专门教育、社会教育、农村教育等，不过是教育中，按照施教的对象或教材的内容，所分的种类。这些种类，在研究上，虽可分别，但在实际上，没有不彼此相关或互掩的。所以一种名称所代表的教育，亦可说是整个教育的着重点。
教育是以人生为对象，但人生有多少种类。成人的与少年的生活不同，农民与市民的生活不同，专业的与普通职业的生活不同，男子与女子的生活不同。因为这种种差别，方有不同的教育种类。但是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不限于一种。求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安全与进展，亦不是专教某一种人可以成功。
各种教育既都相依为助，难以独立，并且既能划分清楚，亦都各有需要，所以不言教育救国则已，即认教育救国要道，亦不能分别各种教育的轻重。凡社会国家中有需要的教育，无论其量度大小，即对于社会国家的安全进展有关系。教育与他种事业并进救国。各种教育对于救国均有贡献。
原题为《国民教育与国防教育》。罗敦伟（1897—1964），湖南长沙人，著名报人、政治经济学家，曾任《益世报》和《时事新报》主编。
太平洋斗争姿态的展开，我国已经一跃而居于国际重心的地位。教育救国当然也应该放开眼光，把教育方针由国内的范畴移到国际上面去。所以今后的教育，不仅应该着重在国民教育，还应该进一步着重在国防教育。
所谓“国防”，每每被人误会以为即是“战争”，由是以为我们主张国防教育，即是“明耻教战”。这个事误解了现代国防的观念，当然更不能了解国防教育。
世界大战以前，国防专以军备为主体，至少也以为国防不过是以军事为中心的一切活动。这种以武力为对象的国防观念，过于狭义，战后因为时代的进展，已经有变更的必要。即是“因为晚近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果而生的经济的不况，和国际关系的杂乱，造成了国家间政治的经济的对立关系；出现了今日国际生存的白热状态，深刻的经济战思想等等，平时已经随处展开。其对外假定不综合国家的全活力，且不必说到武力战争，以平时斗争论，即根本成为一个国际斗争的落伍者，因此国防的观念不能不大大的转变，不得不自向来以战争为本位的观念退却，而教育新的思想”
。由是所谓国防观念即是：“国家生存发展之基本活力之作用，从而使国家全活力发扬到最大限度，来组织建营国家与社会。”
国防的观念，既着重在国家全活力的发展，所谓国防教育自然不是军国民教育、民族教育的意义，而应该着重在如何去运用教育的力量，使国家全活力的极度展开。
有人说，我们需要国民教育，我说对。有人说，我们需要民众教育，我说也对。有人说我们需要专门教育、社会教育、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我说都对。不过我以为上述的各种教育，如果单纯的去发展，都不合我国最大的需要；如果把它规范在国防教育的底下，则有重大的意义。比方说，职业教育吧，中国的老百姓失业的人非常的多，有人说共计在五千万以上
。而且有人说中国的农民的工作每年真正用在农业上面的时间，不过九十五天
。我们虽然没有去统计，可是说我国农村有巨额的剩余的劳动力，并且失业的人很多，总是正确的。那末，必须用职业教育去补救，还成问题吗？不过我以为假定不站在国防教育的观点去提倡职业运动，不仅与我国应付国际事态的宗旨不合，而且也就不容易使民族意识集中。再就农村教育说，现下农村破产，还不严重吗？可是如果不把它放在国防教育的观念上面，尽管去提倡农村教育，结果，农村的自卫力量与组织力量，也没有方法形成。他种教育之失去国防观念，其流弊也复如此。所以无论什么教育，都不能离开国防教育；而国防教育却也不能与各种教育分家。不过，国防教育是把教育的基础，放在国防上面，放在新式的国防观念上面，而以国防教育为中心，再去运用各种教育为手段，使国民的全活动力，在一整个体系之下，训练着、发育着、成长着。
在另一方面，所谓国防，并不是离开社会他种事业而独立的。他必须与社会上各种活动因素，各种事业，发生亲密的联系。政治、经济、伦理，各种大的因素，固然不能与国防教育相同。但是习惯成训，一切的一切也要和国防教育一致。所以国防教育在意义上说，是以新的国防观念为基础，以发扬民族的活动力为范畴，而在形式上必然的与统制教育一致。统制教育本人已在本杂志上另有专论说明过，此地当然不必再论（编者按：此文见本杂志第二十三卷第四期）。由此也可以知道国防教育，一定是统制的国防教育。统制与计划是离不开的，而且我已经承认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在“量”的方面说，全是一致，在“质”的方面说，则有些两样
。那末，统制的国防教育，也可以说即是计划的国防教育。自然应该有一个整个体系的计划，而用统制的方式，把国民的全活力自教育的各种方面去发扬起来。
有些自然主义者的人们，还在那里憧憬着卢骚
们的自然发展的教育思想。而忘记了在现社会中间，被教育者决不会能够像《爱弥儿》书中的人物一样，可以离开现社会去自由自在地发扬他的活力。无论何人，都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自他出生直到老死，都不能离开“社会关系”
。照马克斯的见解，社会关系即是生产关系，本来不能用什么人为的意志去统制。可是我们要知道，人类意识的发展，并不限于他所存在的那个小社会，他可以与各种各样的社会发生联系。因此，他能够吸取各种各样的社会经验，而构成一个统制的新型。国防教育，在统制形态下去发展，不仅是必需，而且是必然的。这似乎没有否认的余地。
国防教育的内容如何，我也想简单说明一下。
第一，厉行民族的精神教育
这个即是日本陆军省高唱的“思想教化的振兴”。东方文化，当然，尤其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大半偏于主观方面，而忽略客观，所以自由研究，自由发展的精神，特别显著。可是现代文化史建筑在现代物质的基础上面。因机械文明的反映，各国文化趋重“组织的力量”，已无可讳言。而战后的国际斗争的白热化，国家成员一律转入斗争漩涡中间。精神教化之被视为训练斗士的工具，更是显然的事实，我国一方面为传统的思想自由观念所支持，一方面又受国际有组织的文化的压迫，民族文化的崩溃自然是一个必然不可避免的事态。思想自由，教化自由，我们在主观上是没有反对的理由。可是在客观上说，假定让民族文化在国际的有组织的文化压迫之下崩溃下去，使次殖民文化的姿态，一天天的展开，势必非走灭亡的道路不可。因此，有些识时务的俊杰们主张完全毁弃我国固有文化而追随西洋的文化。这属性质的论调，本人更不敢赞同。所以认定当今唯一之急务，即在一方面放弃主观的自由思想，一方面对抗有统制的文化之压迫，而去建立以统制为手段，国防教育为中心的民族文化。
国防中心的民族文化精神教育，内容如何呢？简单说来，至少有几点值得在意。
一、教育国民对于民族复兴的理想，有确切不拔的信念。绝不会为他种思想所动摇。即是发扬以民族主义为基调的民族精神教育。
二、教育国民为社会服务，为他人为国家为社会牺牲的精神，而忘却自己利害的观念。把一切国际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思想打倒。
三、教育国民严守纪律，服从国家统制之精神。使被教育者牺牲小我，服从大我，抛弃个人自由，集中国家民族的自由。无论何人均应在纪律生活中间生活着。
四、养成国民健朴勤实的气质，一扫奢靡颓废的习气。
五、发扬民族固有文化，力避东西洋文化盲目的吸收。同时对于民族固有的道德，均应予以新评价之后设法极力提倡，力避陈腐思想之复古，而目的特别注重在造成新时代的新道德。
六、必使每一个国民都了解自己为民族生存，在国际斗争中间，是一个斗士，每一个国民必须站在民族斗争的前面，保障自己民族的独立，而挽回目下民族崩溃的危局。
第二，厉行国民的生活教育
这个即是要在新的国防观点之下，使每一个国民都有被教育成为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的健全个人。生活能力的教育与职业教育，有些不同。因为职业教育不过是使每一个被教育者成为一个职业的人，而生活教育则比职业教育还广义些，至少含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为合群、适群的生活训练。
合群的训练即普通教育书籍中间所谓群育，意义非常明白。“适群”即是应该每一个被教育的人，与我国群集生活，社会实在生活相适应。我国过去的教育，自小学以至大学，差不多都是教育学生离开社会群体的实际生活，而向着理想生活方面走。所以学生一旦离开学校，都不愿意回到家庭，回到乡村，而社会家庭生活的一切，也与学校生活两样。以致学生在学校中间所受的训练，甚至于职业训练，到社会上都不能应用，适合群体生活的需要。以国防观点为中心的教育，不仅需要教育国民合群，尤其应该教育国民能与群体生活适应。然后，所有的训练，才是社会需要的训练。这种适群合群的训练，当然不可削足适履。应该理解马克斯的天才思想，“以尽量发展的个人，代替单纯行使琐屑的社会职责的个人。尽量发展的个人唯有用他的行为的种种不同和连续不断的方式，去行使种种社会的职务”。
在这点，我以为应该举行工业心理的试验（Examen Psychotechnique）。在职业训练的本身说，我们不可忽略克鲁普斯克亚女士（N. K. Kroupskaia）的“应该由用脑儿用手”的原则
。但是就择业论，我们又不可忽略天才。
（二）统制的职业生活训练。
职业的训练如果没有统制，必致受有职业训练的人们出了学校还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必须改善现在漫无统制的职业训练，而转化到一个有整个统制体系的职业训练上面。
这种统制的职业教育，不仅要依赖上面这个群的需要趋向与天才的运用，使“手劳动与理论合理地溶成一炉”
。而且要做到把“生产劳动与教育及体育打成一片……但这不是仅仅贯彻社会生产增加的方法，而是使人在任何方面都能发展的方法”
。如此，国防上所谓全活力的发展，才可以完成，而国防教育的职业训练与单纯的职业教育才有了区别。
（三）教育的军事化。
关于这一点已经为一般人士所共同注意。就教育军事化的本身说，没有再详细检讨的必要。不过在教育军事化的意义之下，我们还应该留意的，即是教育军事化，不过是国防教育的一义，与统制、纪律等联成一起，才有重大的意义。而且要与上述两点，联系起来，才能构成国防教育的整个内容。
国难如此严重，国际竞争生活的姿态，如此的展开。而且，我们的邻国，日本，已高叫着“战争时创造之父，文化之母”
，我们在这个场合来提倡国防教育，可以说是必要，而且正是应乎时代的要求，也就是一个民族自存的要德。想必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提倡教育救国的人们，每每有一个误解，以为教育乃唯一救国之道。我们要知道国际斗争如此剧烈，情势如此的反复，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或者简单的工作可以救国的。单纯自教育方面，自然不能完成整个救国的责任，即单纯去提倡航空，军备乃至经济建设也不能完成这个救国的任务。必须各方面同时努力，共同向国防的观点，努力迈进，才可以达到救国的目的，并且必须要每一种努力都集中在国防观念之下，才可以发扬国民生活力到最高度，这才可以巩固国防，也才可以充实国防的力量。
现代国防，包括人（man）、财（money）、军需（munition），即所谓“三M主义”
。教育救国中间的国防教育，直接是充实国防中心的“人”，简介与财和军需有莫大关系。人，当然需要教育的训练，可以使人的劳动力特别提高。一方面使劳动工具可以精进，一方面使劳动技术可以改良。所以国防教育问题，不仅限于精神方面，与经济建设实有极亲密的关联。话又说回来，我们并不是形而上学者，以为精神可以创造物质，教育乃是万能，我们并且认定教育效用的完成还有赖于物质的协助，甚至还可以说，还有赖于物质为重要的基础。因此，我们以为教育为精神上的国防工作，物质建设乃经济上的国防工作。而两者之间，实在具有一种不可分离的连锁。
所以我在物质建设方面，主唱国防的统制经济
。在精神方面主唱国防的统制教育。去年的初头，我以前者贡献于国人
。今年呢，我敢以国防统制教育这个主张，提出来作为新年的敬礼！
郑鹤声（1901—1989），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曾任教育部编审处常任编审兼第三组组长、山东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等职。
我国生产事业如果不能够发达，则救国二字，就无从谈起。救国的计划，固然要包括许多的方面，但是我们相信，发达生产事业这一件事，要占据这计划中的主要的地位。倘然我们要使教育救国；显然的，教育的计划必须要和整个的救国计划相呼应。换句话来说，使整个教育生产化，似是现今教育救国的惟一的途径。不论所办理的教育为国民教育、民众教育、专门教育、社会教育或农村教育，我们都应该考虑到，我们所办理的教育，研究对于国家生产事业的发展，可有如何的贡献。不过有一个重要之点，我们必须要注意：如果单方面的提倡生产教育，而不与整个的国家生产计划同时进行，则非但救国的理想难以实现，恐怕结果反足以使国家秩序紊乱呢！
赵廷为（1900—2001），浙江嘉善人，教育学家，曾任教育部编审处编审、四川省教育学院教授、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教育栏主编、《教育杂志》编辑、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
单单要靠教育去救国，我认为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的国家，已陷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名虽未亡，实则早已亡掉了。把一个实际上已经亡掉了的国家，挽救起来，真是谈何容易！单单要靠如此薄弱的教育力量去救国，岂不是一个幻梦？
然而我虽不承认教育有什么“万能”，却也不承认教育完全“无能”。我认为我们的救国的工作，是一个极巨大的设计，包含政治、经济、实业、军事、教育等等的方面。教育的计划，应该要成为整个的救国计划的一部，与政治、经济、实业、军事等等要互相的联系着。倘然能够如此，教育的救国的力量，就不见得是十分的薄弱。否则照现在的情形，“教育救国”仅成为大人先生们在讲台上讲演时常常应用的一个好听的名辞，我们决乎不能希望教育能发生什么神秘的力量。像现时的我国教育，究竟是向着救国的途径走呢，还是向着亡国的途径走，我认为还是一个疑问。
我现在只提出一个根本的原则，或信念，至于国民教育、民众教育、专门教育、社会教育、农村教育各方面的详细的讨论，留待将来再说。
周鲠生（1889—1971），又名周览，湖南长沙人，政治家、教育学家，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法制经济部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校长。
我向来不赞同所谓“甚么甚么救国”的话，我以为天下事没有那么简单的解决。所以我对于今日国内所谓教育救国的话，根本的便有点怀疑。中国今日的问题很复杂，我们需要的东西很多，教育不过其中的一端，虽则是最重要的一端。
假定教育救国是一定不易之理，我也不相信那一种教育特别是救国的仙方。从事教育的人自然不妨各专一案，各发挥所长。但若是特别标榜某种某种教育救国，那只可看做一种宣传的口号，决不足为国家教育的根本方针。今日教育的作用应当是多方面的。我们要教人如何做人，要教人如何做国民，还要教人如何做生产者；在一极端我们要有教民众识字之粗浅教育，他一极端更要有促进学术之高等教育。难道有一项教育可以说是万能，而他项都可偏废或不注重吗？国内一时最时髦的是职业教育运动。可是普通国民教育不发达，职业教育那里有基础，科学教育不发达，职业教育所需要的知能技术又如何能改进？所以我的意见是，如果讲教育救国的话，各项教育都要平均发展。
原题为《门外汉的感想》，本文为节选。王造时（1903—1971），江西安福人，政治学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我既非学教育的人，更谈不到专家，虽然在教育界做了几年事情，对于教育也有一点意思，但此时却写不出来，只好简单提出几点感想，以答《教育杂志》编者征求的雅意罢。
（一）我认为教育是手段，本身不是目的。因此，如果我们要确定教育的宗旨与内容，便须先问我们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在政治上，如果我们想采取君主政体，教育的宗旨与内容便不能不提倡忠君……在自己没有确定要建立一种怎样的社会以前，一切的技术问题，都是枝节。
（二）我认为教育政策至少不致违反统治者本身的利益。政策是由他们决定的，他们那里会教人家打倒他们自己。反过来还可以说，统治者大都以教育为维持他们的地位的手段。中国过去君王之所以罢黜百家，尊崇孔子，便是这种作用。因此，如果统治权在大多数人手里，那么教育政策便会从大多数的利益着想。如果统治权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教育便会以巩固少数人的特权为第一义。如果统治权完全在一个人手里，那么教育的最大使命恐怕不外教人民做顺民而已。
（三）我认为国内的教育家，只注意教育的技能问题，而很少注意到教育在今日中国应负的使命，及其所发生的影响。即使能造就些所谓“人才”，恐怕结果有许多要被外人所雇用以剥削中国人，或被本国恶势力所利用以迫害一般平民。
（四）对于教育救国问题，我认为所提出的“国民教育”、“民众教育”、“专门教育”、“社会教育”、“农村教育”等等都可并行不悖，不过以“国民教育”更为基础的罢了。“救国教育”的主要内容，我认为应该是怎样使一般人民明了国家是什么，本身与国家有什么关系，国家现在什么地位，为什么要救国，救国有什么方法，本人在救国运动中应该并能做什么工作等等。
（五）统制教育犹之统制经济，我认为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先有健全的政府。如果政府本身尚不健全，即去实行统治的工作，恐怕连原来有些零零碎碎的教育事业，也要捣得一塌糊涂。这对于教育，不但无益，而又害之。
（六）现在国内的教育，还只有哥儿小姐们有机会。据最近教育部发表的统计，假定我国人口为四亿七千四百七十八万七千
人，则我国每万人口中在各级学校学生数的比例，受过高等教育的仅一人，受过中等教育的仅十一人，受过初等教育的仅二百三十六人。比较世界各国，中国教育最不普及，但同时军队却是最多。如果自民国二十四年起，每年能裁减十万军队，拿裁减的军费去办教育，十年之后，教育那里能不普及？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原题为《对于教育救国应该抱何种信念或理想》，本文为节选。楼桐孙（1896—1992），浙江永康人，政治学家，著有《租界问题》《中国家制的过去和未来》等，译有《协作》《国家主义》等。
作者虽然也办过相当时期的“专门”教育和当过很久的教授，但对于所谓“教育学”也者，实在是一个丝毫没有研究的外行人。《教育杂志》编者出了个这样的题目，硬派作者发表意见，不能不站在国民的资格上来说几句外行话以贡献于读者。
中国自废科举兴学校，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了。这过去三四十年的教育，成功的是些什么？成功到什么程度？或者竟如一部分悲观的见解，简直说是完全失败而足以亡国？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当然很难作一个全盘的评价。但我也是对于过去教育抱一种大悲观的人，所以我就特地引出胡展堂先生一段悲观的批评，使大家知道过去的错误和危险，然后对于此后教育的信念或理想方可知所警惕而有所准循。
胡先生说：“训政就是教育的作用；不过今后的训政却不能再走以前教育所走的错路。兄弟曾说过：我国的所谓教育，幸而没有普及。有人听了这话，奇怪兄弟何以反对教育普及，其实兄弟所反对的乃国内以往的错误教育，万不能听其普及。我国古代的教育是贵族的，所谓‘大学’要士族以上的阶级才可以进去。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士便是读书人，受教育的人。而士的事业，却是做官。说得彻底点：士就是候补官而已，他是不能做农、做工、做商的。所以以前的教育越盛，国内的候补官越多，而农、工、商越少。倘若那种教育普及以后，便化四民为一官。定要弄到通国皆官的一步为止，国还能存立吗？就是后来废科举，办学校，已然不脱这个窠臼。学校内所研究的虽也有农、工、商等学问，但这些学问一经学校来研究，便成了纸上谈兵，而研究者本来虽是农工商的，也被同化为士了。学校里面出来的人，依然是些农学士、工学士、商学士，依然脱不了是士，而并非农、工、商，照以前的教育，农、工、商如果都进学校，进去以后，就很少能回到本业的，一定弄到田中无农，厂中无工，市中无商为止，那就是国中无民了。还能成为国么？所以像那种教育，不幸而普及，惟有亡国而已。教育到民间去，训政到民间去，都是应该的，但千万莫从民间把许多人民拖了出来，使他们回不转民间，回不转他们的本业，陷国中于无民的地位，那就离开训政的宗旨不止十万八千里了！”那末胡先生对于此后教育的理想又是怎样呢？他说：“全国农、工、商，我们要在这种情形之下完成人民的自治，而走入宪政时期。”（见胡汉民先生《演讲集》第十二集《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十九年三月二日讲于立法院）
胡先生说：“我们要使受过教育的人，肯到农村去工作，肯耕田，肯服劳。”否则“党员竟如党官一般，而很少做党农、党工的。那还推行什么训政呢？训政本就是大规模的教育。训政如果错误，教育便不必谈了。”（见《今后的三大要图——自治、生产、教育》）
把教育与中国国民党的训政打成一片，这固然是“党化教育”的立场，但中国过去教育的总症结，胡氏前述那段话，可谓确是一针见血之谍。
教育家陶知行
近在报纸上发表一篇谈话，对于过去教育，也与胡氏有同样的批评。他说：“假使一个农家有四个小孩，只能使其长子入学，余下三个孩子，一个要看牛，一个要钯狗矢，一个要在家里打杂。那个读者的儿子，就会渐渐的手也懒了，脚也懒了，也会看不起务农了。种田的爸爸，养蚕的妈妈，打杂、看牛、钯狗矢的弟弟妹妹，也都不放在眼睛里。”“他初小毕业，欠人的债，已把他老子的背脊骨压得弯起来。等到他高小毕业，老子又卖了一头牛。他从小学考进初中、高中、师范的时候，他的老子是要从自耕农跌到佃农偏农的队伍里去了。弟弟们，有的短命死了；有的长得像茅草一样。他自己是在师范求学，弄不到教员做，毕业不啻是失业，只好老起面皮，做‘守知奴’，吃着没智识的人的饭，还嫌不卫生。受了人栽培，却还骂人愚笨。如此，这一家人的结果，不免要家破人亡。”更是鞭辟近里，读之令人鼻酸。所以陶氏也便丝毫不迟疑的断定这是“一条灭亡的路，以前的中国，是马上加鞭在这条路上飞跑”。
以后的教育又该怎样呢？陶氏在那里提倡他的“自动工学团”，“自动是大众自己干，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
大家知道陶知行先生的教育主张，是侧重于乡村教育的。他上文那篇话，固然说得一字一泪，头头是道。但教育是整个的，是国家文化与民族生命的最高的源泉。我们穷国家，当然只得穷干。可是如果谈到整个的教育理想，似乎还尽有斟酌的余地。
我们以为中国过去教育的失败，是无可讳言的。但平心而论，这种失败，又却谁也不能怪谁。因为清朝晚年的废科举，兴学校，所谓振兴教育，自始就根本上不知教育为何物。在当时主持学政的人，一心只想用学校来替代科举，以羁縻汉人而形式上顺应新潮，想消弭如日方升的革命思想而已。严格说来，民国以前的学校，若就近代国家的立场和民族文化而言，只是一个扩大的、比较有秩序的“书院”，上自总办监督等等下至学员，脑袋里依然是装满了一个“官”字而别无其他的信念或理念（少数受了民族观念的刺激，醉心革命的师生，当然不在此例）。这简直不能算作“教育”。
鼎革以后，又因政治上的关系，时局混乱，教育宗旨，还是茫然歧路，无所依归。自本党柄政以来，虽然颁布过一道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但所谓办学的人，仍然是三分官僚，三分政客，在历次政治变动的夹缝中保持“禄位”以自求出路而已。很少看见真真实实，以国家民族为对象而竭其毕生精力以从事于救国运动的大教育家。同时又一方因历年以来政府用人，毫无标准，私私相引，大开夤缘幸进之门，一方因受世界经济和思想的种种诱胁与激荡，使以往全国青年乃至多数人民深深地发生一种蔑视人格和菲薄学问的错误观念。终至于把国家的风气和国民的心理，弄得每况愈下，不可收拾。而“教育破产”的呼声，遂由此而起。
我们须知教育力量是最大不过的。“无论任何事物，都是不进则退的，而教育尤然。凡能使社会进步的，亦能使社会退步；其能使国家复兴的，亦能使国家灭亡”（见同上）。依此看来，论者谓中国过去教育不独丝毫没有成功，反而简直是“亡国教育”，实非过甚之词。
作者对于过去教育的失败，引了党国领袖和专家的许多论调来作声援，为的无非是要相当证明过去教育的毛病，断非枝枝节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能疗治，而必须立由政府当局，党国领袖及教育专家，外察国际形态，内审民族实情，斟酌上次的教育宗旨和综合过去的失败经验，确定全盘的整个的改革方案，因时因地，逐步实施，一变以往重形式，尚浮夸，长消费，轻实学，只求知，不讲行的种种恶风气，上下一德，计期程功，行之十年，或者方有教育的良好效力可言。这个方案，于教育制度本身问题之外，其他相关连的问题，例如增订教育经费，训练师资，提高各级教员的待遇和保障及注意并改善各级学科及教科书的内容，务使以发扬固有文化，复兴民族精神，增进生产效率，培养自治能力为目的等等，都必须使之与教育方针相辅而行，相得益彰。此外因中国幅员辽阔，边省与内地，气候与物产，一切情势，在在悬殊，又须另立特种方案，训练特种师资，编订特种教材，而最高宗旨真理想，则仍须归本于一，以求国族之完成与文化之进展。
这当然是一件非常繁重的工作，但为国家民族永久的前途着想，确又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既然生在这中国兴旺断续的危关，自然无法逃避这振衰救亡的难巨责任。否则，外侮内腐，祸在眉睫，世界大势，将决然不再容许我们因循泄沓可至三四十年之久了。关于这点，心所谓危，特乘此机会，振吭疾呼，还望政府与教育家加以密切的注意。
现在作者姑且再就外行的立场，陈述几点比较具体的意见，以就教于全国的教育家。
第一，我们觉得“教育”是整个的，不可分的。教育制度，只有从国家环境、民族需要上作一种同源异流循序渐进的划分，不必有横的、种类的划分。教育与学校是两样东西，学校尽可五花八门，不厌其多，但若于“教育”两字之上，冠以其他名词，形成了若干似乎各分“鸿沟”、“各不相谋”的教育，你亦一教育，我亦一教育，我们总觉得多少有点儿怀疑。教育就是教育；或者就不是教育。在乡村开设一个半日学校或夜学校，要农民去补习，那便是补习学校，而不必——似且不可张大其词的，称为什么乡村教育或补习教育。上海霞飞路或北四川路等地，满街钉着“跳舞学校”的招牌，岂是就有所谓“跳舞教育”的吗？我们中国人欢喜摇笔造名词，什么教育，什么教育，喊得声震云霄，而“教育”乃愈不堪问。教育教育，放在书报上，口头上谈，或至所谓“某某教育”，不时来一个“全国某某教育会议”，而挂的标语，又都是救国。我想这样支离灭裂的教育，是不容易收到救国的功效的。
第二，受教育固然是要“求知”。但我们窃以为“求知”决不是“教育”唯一的和全盘的目的。犹之人生必须吃饭，但吃饭决乎不能就算人生。“教”是授人以“知”识；“育”却是要训练一个人如何能够运用他的知识以谋本身的正当生存而成为团体中一个具有水平以上的能力的团员以适应国家民族整个的环境。简单的说：“教”是教书，“育”是育人才。蒋委员长在前面引过的那篇演讲里，亦曾很沉痛的说：“现在教育之不能进步，不能生效，其病全在只注重教而不注重育，尤其没有注意到训育的重要。因为一个青年，如果在学校不能受实际生活的训育，就不能创造成为一个健全的国民，如果不能成为健全的国民，不能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效命的人，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人。现在教育失败的原因，就是对于学生的国家观念，民族精神，公共道德，与其做人的实际生活，完全没有注意。只注重在黑板上、书本上，教学生几本书。这只可说是教而不能算是教育。”过去教育的失败，只重“智识贩卖”而丝毫没有注意到学生人格的锻炼，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方孝孺有言：“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学也。不食则死，死则已；不学而生，生则入于禽兽而不知也。”有教而无育，甚至不足以为人，这或者也就是孔子所谓“有教无类”的真意。
所以我们此后的教育，必须“教”与“育”二者并重，在学校中陶冶青年的人格，则所培植出来的学生，方不致成功学反足以为恶，才适足以济奸。
第三，因此，师资（包括校长、教员）的关系，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学记》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孟子尝叹“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中国往时对于师资的尊同如此。所以古人每说“经师易求，人师难得”。试看近来中国各级学校的校长教员，又是怎样一回事？大体情形，可说无论无论什么学校出身的学生，或者以办学或当教员为进身之阶，或者于钻营失败或浮沉宦海之后，以办学或当教员为退休制地。大多数的老师，都是目在书而心在官，朋友有与他谈论到生活的时候，必叹句“没有办法”或“畏不来”的冷气。当教员的既然有这种普遍的不良的暗示，而欲求学生的潜心实学，那真可谓是“缘木求鱼”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改进教育，自非先从切实培养师资不可。说道培养师资，“尊师重道”，要他们学生专力于“乐育”事业，那自然与教员的待遇及保障又有密切的关系，非及速加以连带的解决不可。
第四，常常听见人说：“子弟教育费负担很重！”“现在读书真读不起！”说这些话的人，可说还都是“有产阶级”或“有业阶级”。而我们的教育，已经显然有了“贵族教育”的趋势。如果再就一般平民或“失业”的人而言，那就简直是“太上贵族教育”，使人“可望而不可即”了！前面所引陶知行先生的那段痛心话，当然就是由此而来。这个毛病，若不设法革除，“教育普及”固然一时三刻办不到，即使普及，徒然养成无数高级消费者，对于国家民族，亦是害大而利小，凶多而吉少的。孟子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现在我们偏要教学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业”，那更是“教猱升木”了！蒋委员长曾说：“照现在教育的现状来说，已经毕业了的学生，变成一个识字的高等流氓……这种学生的习惯，就无异于亡国奴的习惯，几乎不能算是一个人，更不象是有教育的国民。”我们要改革教育，对于每一个学生所加于家庭父兄的负担，非从种种方面设法加以注意减轻不可。
第五，“过于天地，必有与立”，教育尤然。《易》云：“独立不惧。”《礼》云：“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传》云：“不畏强御。”贾生云：“守节而仗义。”斯宾塞尔说：“自力教育，较他力教育尤重。”爱佛莱（Everett）说：“教育之保护自由，其力强于军队。”“明耻教战”，古今中外，胥同此理，而尤以今日之中国最为迫切。所以蒋委员长以为：“我们现在要改变学风，整顿学风，只有先使得学生能够‘自觉’……自觉的效果，就是要使学生‘自立’‘自强’。”这是万古不刊的真理。我们过去教育所教出来的学生，有多少能够具有这种顶天立地自强不息的精神的？我们应该知道，青年学生的独立自强的精神，就是国家民族独立自强的精神。青年学生既然不能够独立自强，国家民族如何能够独立自强？我们要挽救国家，复兴民族，必须根本上从教育着手，而教育又必须教成学生个个能够独立自强，斯国家民族才有独立自强的希望。
尤有须注意的，我们目前的国家民族，正围困于重重的严重国难之中，无论任何事业，非全国上下，集中意志与力量于一点，共同努力，不足以打破难关，转危为安。关于教育问题更是一样。依作者意见，认为此后教育，不可再踏以前的覆辙，抄袭教育学上种种不必要的分类，五花八门，支离灭裂，弄得国人眼花缭乱，莫名所以。我们应该立即树立一种最高的教育政策，造成一个教育的中心基础。这个基础，应该以政治上必需的技术和政治上的运用为主要对象。
关于这点，作者与《大公报》记者的主张完全一致（见十一月二十一日该报社论《沟通伦理教育与政治教育之必要》），应把教育政策依政治的根本精神分为三个顺序，即政治教育、技术教育及伦理教育等等。详言之，就是“立于政治教育之坚实基础上，一面发展技术教育，一面扩大伦理教育，使三者沟通统一而成一有机的结合。”如此方能一扫过去教育种种虚伪浮夸，奢靡杂乱的毛病而显示出它应有的功效。《吕氏春秋》谓“不知义理，生于不学”。我们此后的教育，全国的学校，应该先教大家如何为人，如何为今日及未来的中国人，也就是要教大家如何能够知义理。用现在的术语来讲，“义理”是什么？照中国目前的情形而言，义理，可说就是要“救国”，要“复兴民族”。
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于立法院
原题为《我相信教育确能救国但非从多方面努力不可》。马宗荣（1896—1944），贵州贵阳人，教育学家、作家、图书馆学家。
教育果能救国吗？我相信教育能救国！
昔吴王夫差为报父仇，而困勾践于会稽。勾践请和。用范蠡文种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策，因以灭吴。渡淮水，会诸侯，受方伯之命，横行江淮间，名震中国。这是教育能救国的实证之一。
近世拿破仑蹂躏欧洲之际，德意志的民心，完全陷溺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遂使整个的德意志成四分五裂的现象，而受拿破仑的蹂躏。费希特（Fichte）痛感当时的普鲁士大受其摧残，因出而鼓吹改革教育为复兴德意志的先锋军。他的理想，是主张打倒从来的贵族社会独占的教育制度，于一般人民悉灌输以教育，以使所有的人民能睁开精神的眼，舍去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快乐主义的错误思想，努力为民族而牺牲，以获得永久的生命。又主张须根据裴斯塔落齐（Pestalozzi）的主义，以使自由的精神活动，充分的成长，涵养精神的力，睁开精神的眼；其方法，应深以裴氏所采的手工耕作的作业教育，使精神的身体活动。德意志自经费氏提倡新的教育以后，其国民的精神即所谓“德意志魂”者，遂勃然而兴，促成国民精神一致团结。这国民一致团结力，不久遂在普法战争上尽量的发挥，而使法国作城下之盟。这是教育能救国的实证之二。
但新大败于德的法国，亦不甘意气消沉，而陷于衰亡的深渊，于是亦起而讲求教育。用种种方法，教训民众，以养成法国民对德的同仇敌忾心。其结果，约五十年之后，世界大战时，遂使德意志不能不归还所侵占法国的土地。这是教育能救国实证之三。
丹麦自参加拿破仑出现后的欧洲战争战败后，一再丧失其领土，一八六四年，连其最丰饶的土地什列斯威（Schlewig）、好斯敦（Holstein）二州，亦为德意志所夺。二州为丹麦最良的土地，占全国面积四分之三。丹麦处此国步艰难之秋，财政穷乏万分，国民意志消沉。丹麦的民众，已失其自由而堕落于卑屈无力的境遇，其国势极为可悯。但有葛雷得维（Grundvig Picolai Frederick Severis）者出，他因于一八二九年去英国旅行，而体验得英国的隆盛，是由于国民的自由精神中所生出。英国的自由精神，是英国民在共同生活中能尊重法的根本精神，是造成英国所以隆盛的国民生活的基础。他又体验得英国人崇尚在实生活中学习活知识的活动，厌弃死的学问。他受了这种种刺激，他想丹麦的多数农民，不能沾着教育的德泽，无自觉，无力量，庸庸碌碌以度日，万分愤慨。于是他遂打破国民的迷梦，觉醒国民，以大振兴国民精神之宏愿。他的此种宏愿，此种热望，后来渐次具体化，成为以兴国民精神为目标的民众教化计划，再进一步，遂成立丹麦国民高等学校。其教育的理想，一面使习得生活必须的技术，一面注意国民精神人类人格的陶冶，养成无论从经济上说，或从精神上说，均足以担当救国的大任的坚实国民。经种种苦心奋斗，国民高等学校的基础遂稳固，且日愈发达。当一八六四年什列斯威、好斯敦被夺之时，其全国已有国民高等学校十校。因割地的关系，国民所受的刺激甚大，促进了全国的自觉，故国民高等学校急成普及之势。其后二年，即葛雷得维死后二年，全国的国民高等学校激增，共计五十四校，学生超三千人。至一九二六年，即葛雷得维死后五十三年，全国有国民高等学校八十校，学生数八千三百人，丹麦的青年三分之一均为其毕业生。其结果，遂促进丹麦民权的发达，农业的勃兴。今日的丹麦，已成为世界的楷模农国，其合作事业，亦为世界楷模，农产物激增，国富日加。这是教育能救国的实证之四。
由上几个实例看来，教育的确可以救国。
但是要问那一种教育可以救国呢？第一，我以为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即民众教育）是救国必要的教育。盖我国国势之不振，原因虽多，多数人乏同仇敌忾的精神，乏团结自卫的勇气，乏应用四权实行自治的能力，乏民族的观念，无国际大势的常识，是其重要的原因。总括的说，大多数国民缺乏国民精神故也。而现今所谓国民教育者，至少当含有二义：（一）涵养国民的精神，使儿童国民精神化，（二）国民必当受的教育。国民教育实为灌输国民精神于第二代中坚国民的教育，改造第二代中坚国民的国民性的教育。所谓社会教育者，至少当有二种涵义：（一）作新民的训练，（二）大多数人乃至全民的教育。社会教育实为灌输作新民的知能于现今社会的大多数中坚民众的教育，改造现今社会的大多数中坚民众的国民性的教育。要期养成现在及第二代国民有公共精神，有与社会共存共荣的精神，有社会连带的思想，有国家观念，使能为他人赴义，为社会牺牲，为国家殉难，有种种公而忘私的意志，且有乐于公而忘私的情操，国民教育及社会教育是最必要的教育。
我们试看费希特的教育救国的先例。他曾主张打倒贵族社会独占的教育制度，而对于一般人民悉灌输以教育！法国讲求复兴的教育，颇注意小学教育，各小学教室壁间，均揭有朱涂的被德国所侵占的亚尔萨斯（Alasace）、罗特灵根（Lothringen）的地图，以养成法国民对于德国的同仇敌忾心。葛雷得维的救国教育理想，他反对从来的少数学阀独占的学者风的教育，而提倡多数大众的国民教化。每日支配他的思想感情的，是想有一计划，可以扩张从来阶级独占的高等教育，而使全国民众能均沾教化的恩惠。前二者，是用国民教育来复兴了他们的国家，后者，是用民众教育（即社会教育）来复兴了他们的国家。
根据上面的理论与实例，所以我相信国民教育社会教育是救国必要的教育。但是我们要注意，有一种教育，在欧洲如德意志等国，已将它看作国民教育之一部，在日本，已将它看作社会教育的一部，在我国，我依据所颁布的《职业补习学校规程》而考察，应将它看作社会教育之一部。这种教育，即职业补习教育。又可名之为民生的职业教育。这种职业补习教育，是救国必要的教育。
因为职业补习教育的使命有四。
（一）完成小学教育或成年补习教育。
（二）实施青年期的国民教育。
（三）改善地方产业，并振兴地方教化。
（四）巩固国防。
兹分别述之于下。
（一）小学教育是重要的基础的国民教育，所以现今世界各国，无不将小学教育规定为义务教育，而强迫入学的。其有年长失学者，亦必入如我国所谓民众学校等的成年补习教育机关，施以相当的识字教育。识字训练机关之重要亦与小学教育相等。
而小学校或识字训练的教育，不过授以最小限度的国民生活上需要的普通教育。故若只以小学教育识字训练而完结国民教育，虽将义务教育年限由四年延长为六年而八年乃至九年，要不过延长普通一般的国民教育而已，小学毕业或受过识字训练即从事职业的多数青少年或成人，于小学毕业后，或识字教育完结后，即蓦然与学校隔绝，从而小学教育与识字训练的效果，十九遂成无效。试观小学毕业后即从事职业者，对于其所学的智识与年俱逝，即可明了。
职业补习教育则欲使受过小学教育或成年补习教育之识字训练的人，再进一步，受职业教育与公民教育，而得着到生活路上去的知识与技能道德，并注意于健康，以完成国民教育。同时防止受过小学教育或识字训练的少年或成人所获初步教育程度之低下且企图其向上发展。
（二）自从十九世纪末起至二十世纪初止，欧美诸国，均承认儿童教育的必要，于是小学教育遂成为义务教育。从而小学教育因其普及发达。
但是青年教育的重要也不让于儿童教育。盖青年期是徘徊歧路的时代：从消极方面说，心身的发达上，较之儿童颇多危险性，最需要切适的教育与指导；从积极方面说，无论实施职业教育或公民教育又或体育，青年期教育的效果，特为显著。故儿童期的义务教育无论如何完备，苟无青年期的职业补习教育，犹如造屋而不造壁；成年补习教育的识字训练工作虽如何周密从事，而无青年期之职业补习教育，犹如画龙而不点睛，其无用也，彰彰明甚。
故欲达成国民教育的效果，必努力于容易完成教育机会均等的青年期的国民教育的职业补习学校之经营。这是职业补习教育的第二使命。
（三）职业补习学校，是授以职业教育及市乡村的自治生活上必要的公民教育并健康教育于多数青少年或成人为目的的学校。但它的使命并不单以在学校教一定的学生为限。职业补习学校的重要教育目的是放在教育的地方化上面：是以图谋学校设置地的市乡村社会的教育与教化的进步为重要使命。盖职业补习学校对于地方的多数男女青年，在其职业之间，施以适切的青年教育，因此种教育的进步发达，已自然间接影响于市乡村之教育与教化；如能斟酌某市乡村的产业经济自治道德习惯，不仅在学校教室，授教育于青年，而在农村的，进而设试验场于学校，在都市的，设委托实习场于公司工场之后总，常与职业家图联络，与农会、商会、同业公会、产业组合等图合作，努力于地方产业的改善；又不仅以学校在学的学生为教育对象，而以市乡村社会为教育的对象，实施职业教育与公民教育兼注意其健康；则地方的产业可以改善，地方的教化可以振兴，国民体育可以增进。这是职业补习教育的使命之三。
（四）立国于今日之世界，国防的讲求，是不可忽略的。而今后的战争，决非如往昔一样为肉弹战，而是科学的战争，经济的战争，苟经济的恐慌，或物资虽丰富而制造的产业机关因乏人而停止运转，则其危险不堪言状。故国防上的要素之一为科学能力的锻炼，产业能力的向上。俾军事动员之际，产业亦可同时动员。则国民生活既可安定，战时需用品亦不缺乏，然后可以制人。是则职业补习学校实为必要。欧战之际，德国所以能以少数敌众。支持数年之久，据英美日等国调查的报告，均谓其原因虽多，职业补习教育的发达实为一因。盖德国利用实施此职业补习教育，使国民全部受彻底教育，故德国之所谓动员，非仅军队的动员，而为举国的动员，这是德国较胜于协约各国的一点。故云职业补习教育可以巩固国防。这是职业补习教育的使命之四。
由是观之，却完成救国必要的国民教育或社会教育的使命，不可不重视职业补习教育。
本来，所谓国民教育者，是以全国已达学龄的全体儿童为对象，不同为都市的儿童或农村的儿童，均是国民教育的对象。所谓社会教育，是以全民或大众为对象，也不问都市的民众或农村的民众，均是社会教育的对象。所谓职业补习教育，无论在以之属于国民教育或社会教育的国家，均不许忽视都市或农村的任何部分。但因今日之所谓教育的起源，是发生于贵族社会里面，渐次演进而为市民阶级间的教育，故实际上教育的施设，往往偏重于都市，而在农村中所办理的教育内容，亦往往以都市的教育内容为模范，而模仿之，不切农民的需要。此近世农村教育之所由起也。我国素号以农立国之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大约在三万万以上三万五千万以下。故吾人提倡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救国，宜特别重视农村的国民教育、农村的社会教育、农村的职业补习教育。从而欲完成救国必要的国民教育社会教育的使命，农村教育实为必要。
虽然，只知注重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包含职业补习教育农村教育），必不足以言救国。盖国民教育社会教育的成绩若何，有关师资的素养甚大。而良师资的产生，或直接间接有赖于优良的专门教育之力甚大。譬如吾国近来新兴的社会教育，有史未久，而有一部分人对之，竟许为毫无结果。又新兴的民众教育实验区事业的效果，亦极薄弱。又职业补习教育，尤谈不到实效。其致此之由，著者以为非该项教育本身之无用，实系缺乏专才之故，实系所谓专门人才者，乏精深的学识与技能之故，故所办的一切事业或设施，只徒有虚名，尚未充实内容。徒有虚名而无内容的教育施设，好比未通电的电线，未燃火的火炉一般，其无济于事也，彰彰明甚。而此项专门人才的养成，非有分化最细的专门教育不为功。矧与国防有重大关系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交通、产业等项的发达，无一不与专门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是专门教育，亦为救国必要的教育。
总上所论，我相信教育救国非从多方面同时努力不可。教育专业中，在分为国民教育、中等教育、专门教育、社会教育等，乃属生产过程上的分业，不过将一劳力的过程分为数阶段而已，与印刷专业中，再分为检字、排版、印刷、校对、装订的生产分业无异。生产分业间，要联合为用，始能表现其最高价值与效果。所以我相信教育救国，非从多方面并驾齐驱的努力不可。
二三，一一，二七于上海
本文为节选。赵演，教育学家、翻译家，著有《美国中等教育之性质及范围》《理想的教育》《格式心理学》等。
所谓教育救国，无疑义地是用教育的方法和力量以谋中华民族之复兴，而此之所谓复兴，并不一定回返到旧时的状态，而是使中华民族在国际间获得民族上、政治上、及经济上的平等……须对此远大目标有了明确的认识，而后谈教育救国，乃不致流于虚玄或枝节，这是作者所希望于参加讨论诸君子的。
以教育力量从事民族的复兴，实是一件极伟大极复杂的事业，其中千头万绪，方面众多，似非仅持一种信仰，或理想所能成功。关于此点，我想参加讨论的各位专家，谅有同感。普及教育自然是最切要的工作，必须国民大众的教育程度提高，然后政治上一切措施，始能进行顺利，这是无庸否认的。但同时，早已失学的成年男女，自亦十分需要补习教育，必须他们的教育程度提高，始不致障碍政治上的一切改革，其理论与前者同。所以义务教育与社会教育是不可偏废的。但现在农村破产急待建设，至此教育的力量又是不可少的了。各项建设需要专门人才，专门教育当不能偏废。其他各种教育，均可作如是观。
因此，我的意思仍然是这样：在民族复兴为最后目标的教育过程中，一切教育是需要的，在民族复兴事业上我们需要什么教育，就从事该种教育的设施。各种教育都是有价值的，都是我们应该抱持的信念或理想，假若它有助于民族复兴的事业的话。不过有三个原则必须遵守：（一）须以社会教育为设施中心；（二）须厉行教育统制政策；（三）尊重本国文化。
这是我的老信念，读者欲知其详，可参看本期拙作《民族复兴与民族教育》一文。
原题为《民国教育的竭力推行为当今教育行政上的第一要着》。范寿康（1896—1983），浙江上虞人，教育学家、哲学家，历任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山大学教授兼秘书长、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兼台湾图书馆馆长、台湾大学教授。
国联教育考察团所著《中国教育之改进》（第七十五页）说：“准备四年小学教育之计划，其实现制程度如何，可就苏俄与中国之小学生人数与学龄儿童人数相比较而决定之。一九二七——二八年，苏俄在八岁至十一岁间之一千一百五十二万六千儿童总数中，有九百四十七万两千儿童，换言之，即有百分之八十二，已进小学；而中国在一九二八——二九年中，八岁至九岁之四千一百四十万儿童中，只八百八十三万九千人得进小学，其百分比不过百分之二十。在此等状况之下，赶速扩充小学教育，已成为中国教育政策上至先决问题。”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上册第四百八十七页），也说：“至十九年度（一九三〇——三一）全国初等教育统计，入学儿童仅占学龄儿童百分之二十一点八，距普及教育之期尚远。”从这些数字看，我个人总觉得全国教育当局以及教育家对这个中国教育上最严重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可不加以充分的注意的。
我承认国民教育的竭力推行实为当今我国教育行政上的第一要着。理由是很简单的。建设国家，同建筑房子一样。砖瓦不好，造不成坚牢的房子；在同一理由之下，人民不好，怎么能建设新的国家？四千万人的儿童里面只有一千万人现在享受着小学的教育；其余三千万人可爱的儿童，我们任他们在那儿糟蹋。就国力的培养上讲，这简直是莫大的浪费。就从事教育者的道德讲，这简直又是莫大的罪恶。固然，如《教育年鉴》所说：“四年义务教育以二十年为期普及全国，所需经费以三四千万万计，衡诸国家财力及现有师资之实际状况，相差太巨。”但是照个人的私见，我们果想教育救国，那末，不拘国家现在财力如何困窘，以及国家现有师资如何缺乏，我们总应当向着普及教育的推行上加紧努力。我们知道国家现在财力的困窘，同时，我们更应当积极培养小学教育的师资。救国的大计是需要国家最高当局的最大决心的。以上是个人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小小的意见。
原题为《拟议国民教育实施方案要点》。李蒸（1895—1975），河北唐山人，教育学家、哲学家，为西北师范学院首任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吾国人民求教育之动机向以个人及家族之发展为主题，因此所谓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未能养成。挽救国难治标当求军备武力之充实，治本则在全国人民爱国心之养成，求民族意识之浓厚，然后方能促成“中华民族”个体之实现，此则有赖于国民教育之实施者。吾国教育系统中，国民教育未能建树者，要有下列各原由：（一）科举时代遗留的传统思想以加入“士大夫”阶级达到“作官”的目的为受教育之动机，盖纯粹站在个人发展之立场者；（二）社会生产事业不发达，技术人才未能得适当机会用其所学；（三）学校课程未尽妥善，学生所学不切实用，且亦未能摆脱文人的惰性，不能吃苦耐劳去创造事业；（四）社会价值的保守力太坚固，非为官不能满足个人家庭亲戚朋友邻里乡党之期望。纠正过去必须改变国人之教育观念，教育必须以国家民族之发展为主，然后方能收教育之实效，此政府所急宜求之者。本人以为吾国过去教育失败之症结所在即在教育观念错误之一点，国难以来认识益清，特不揣简陋草拟国民教育实施方案要点，甚望中央政府与全国人士有以图之。
（一）应受所谓义务教育之学龄儿童。
（二）应受所谓民众教育之青年与成年。
（一）有自尊心，（二）有自信力，（三）有强壮的身体，（四）有劳作的习惯，（五）有纪律化的生活，（六）能节俭刻苦，（七）能团结互助，（八）有近代科学的常识，（九）有简易实用的技能，（十）有为国家牺牲生命财产的决心。
（一）永久的或固定的，即所谓国民基础学校，或称国民小学，招收应受所谓义务教育之学龄儿童，所谓民众学校招收青年与成人。
（二）临时的或流动的，所谓民众教育馆中流动教学与巡回演讲的组织，或所谓国民训练讲堂之设置等。
（一）由国民政府组织国民教育委员会制定实施方案，交教育部及各省市政府施行。
（二）由中央筹拟国民教育经费分别补助各省市。在中央所担负之教育经费完全供给大学及专科学校之用，所谓初等教育经费向由地方筹措，国民教育遂仅具地方性。中央政府似视为无关轻重者，此实大错。若中央担负一部分国民教育经费则显示重视国民教育，而实施统制之训练遂大可能。据教育部估计初等教育经费每年每一学生平均约占四元，全国约四千万学龄儿童，除已受教育约占四分之一外，尚有三千万儿童，共需约一万二千万元，假定十年内普及则每年需增加经费一千二百万元，拟请由中央政府每年筹拨一千万元（每月不足百万元）其余二百万元以全国两千县计算，每县须增加一千元，此数省库应负担二分之一。民众教育经费最近估计为一千四百万元，假定增加五倍（因估计已受民众教育者不过两千万人，尚有一万万人须加受民众教育）应为七千万元，按十年计每年须增加七百万元，拟请由中央筹拨五百万元，其余二百万元以全国两千县计算，每县须增加一千元，此数省库应负担二分之一。
以上国民教育经费增加数量，希望中央政府每年负担一千五百万并不算多，但如中央目前感觉困难，各省市亦可多负担些，不过为重视国民教育起见，中央负担之数量必须超过半数。
实施国民教育所需之师资应由中央统制训练分配服务。国民教育之成功端赖师资之得人，否则虽有计划不能实行。现有教师尚有大部分未受过师范教育，即由师范学校毕业者亦仅注意知识技能值启发，对于养成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之方法未尝学问。国民教育师资训练应由国民教育委员会制定独立完整之师范教育系统，在教育部指导之下依照下列原则进行。
（一）国民教育师资在校肄业时由国家给予公费优待，毕业后并规定服务年限，其受政府之统制与官吏同。
（二）国民教育师资训练采取严格主义以人格修养为主，注重德智体三方面的平衡发展。
（三）国民教育师资在社会上应占重要地位，政府应重视之，并给予服务之保障。
（四）国民教育师资应了解个人责任之重大，其使命关系国家命脉，须有忠诚为国服务之精神与自信力，始终不渝。
依照上列各原则，检查现在各省市师范学校，改进其课程训育及教法，学校数量不足者，应设法增加。
以上所拟之要点应加修正之处自甚多，本人提出之用意在引起政府及全国人士之注意，国民教育为国家百年大计，以往由于观念之错误，教育未能奏效，今后改革当本建设“中华民族”之精神，由政府负起强制训练全国国民之最大责任，而教育界人士职责所在，自当根据教育原理与科学方法，以促成政府国民教育方案之实施，则国难挽救并非不易，愿与教育界同志与全国同胞共同努力！
二十三年九月一日
原题为《关于国民教育几个基本问题》。程其保（1895—1975），江西南昌人，教育学家，曾任东南大学执行秘书兼教育系教授。
课程与教材，为实现教育政策之工具，故其编制与选择，应以政策为对象，而以实际需要为背景，若拘绳之以科学之方法与夫教育之原则，则失其功能，而在中国，尤为不可。我国小学之课程，几经考虑，始行颁布，其审慎自无可非议。但就实施情形观之，凡具有实际经验者，每感觉现行之课程，似不足以表示教育之精神与政策之标的。故儿童经过训练以后，既不足以养成其爱国爱乡之观念，复不能予以谋生之技能，更不获以增进其生活之兴奋，比之苏俄之实施共产化之教育，意大利之厉行泛西式之教育，德意志之鼓吹复兴民族之教育，美国之提倡“美国化”之教育，与英国之重视“君子”教育，实不可同日而语。盖教育必须有中心政策，其实施方有效力。今日之课程，缺乏中心政策，致教育精神无所寄托，教育资料，失去标准，实有重行改订之必要。
与教育课程问题节节相关者，厥为教材问题，而教材之主体，即为教科书。我国之教科书，在初抄袭日本，故其编制与内容，毫无创造之表现。辛亥以后，教本复经修改，以期适合时代之需要，究其实，仍不脱换汤不换药之病，近年以来，教本精神，似又一变，鸟言兽语，遂成一般教材之主体。就其趋势观之，我国教科书，经二十余年之变迁，确有显著之进步，而现行之教本，比之在各国所披阅者，并无愧色。惟此种教本，在歌舞升平之际，不无其相当之价值，而在今日，应以教育救国之时，则有失其实际之功用。今日之教育，必须以最敏捷之方法，促进国民之觉悟，灌输国民之知识，供给国民之技能，使其能于短促之求学机会中，得备具国民应有之最低资格。换言之，各国之所以希望十年之工作，我国必须于四年或五年完成之，是则教育之进程，必须力求经济与切实，而教材之选择，自不可以科学之方法与教育之原则绳准之。凡日常生活之所需，以及国民应有之常识，皆应为教本主要之教材。是以乡村之教本，即以农事为中心；城市之教本，必以工商业为中心。若以纯粹城市之资料，授之于乡村之儿童，不独不能为所应用，且不能为所了解，是等于虚授而已。最近中央教育当局，正努力于自编教本之进行，其功效如何，自难逆料。但教本之编辑，又绝非中央当局所能包办，同时必须给予各地伸缩之权，方属有济。总括而言，教本之资料，应力求实际；教本之目的，应由政府确定；而教本之编制，应由各地方主持，实为今后改善教科书必须采取之方针也。
此外尚有一重要问题，即教学是也。吾以为我国学校之教学，对于主要科目，如国语、算数等，尚有可观；至少亦有多数热心之士，努力于教学上之研究。但对于艺术、音乐、体育等科，教学之成绩，毫无表现，且因缺乏研究之兴趣，似无改进之希望，此于国民训练之前途，实具有极大之影响。盖教育之目的，不独在给予国民应具之知识，及应有之技能，更须培养其精神，使其生活，更有意义。欧美各国到处见到民众活泼愉快之表现，无时不为优美之艺术，高雅之音乐，以及强健之体魄所包围，深觉生活其中，更感生趣。反观我国，沉闷萎颓，实为一般社会之现象。论艺术，除为少数人之消闲品外，一般人皆缺乏真正了解与欣赏之能力。论音乐，古者渐次失传，新者尚无为继，即有之，亦皆抄袭杜撰，殊不足以唤起整个国民之康健，有退无进，已成社会之趋势！若不急求挽救，灭种之痛，行将实现。由是观之，我国民众，物质上之享受，已极微薄，而精神上之享受，直等于零。补救之道，自非从切实提倡与改善艺术音乐与体育之教学不为功。而提倡与改善之先决问题，必须创造新的国民艺术、国民音乐、以及国民体育，一方面使其资料，能适合我国之环境与需要，一方面使其力量，能鼓舞国民之精神，团结其势力。近日欧洲小学，对于此类科目之改进，实有惊人之表现，而在维也纳有不少小学，纯以艺术为一切教学之出发点；在意大利之米南市之某实验小学，以音乐为各种教学之中心，在伦敦市某小学，以音乐、诗歌、舞蹈、体育以及国语等混合教授，即可窥见一斑矣。我国课程，此类科目，虽占有相当地位，而仍以附科视之，不加注意，自应急切改进，以增进国民之生趣，唤发国民之精神。
最后尚有不能已于言者，即吾国地面如是之大，人口如是之众，交通如是之不便，人才如是之缺乏，欲求教育急切之成功，自应多多利用辅助之工具，而吾认为辅助工具之收效最大而最速者，若如播音与电影。曩者吾常有电音教育与电影教育之文矣，曾引起一部分人之注意。其实此种论旨，并非新颖，在欧洲各国，已具有相当之成绩，如电影教育之在意大利及苏俄，播音教育之在丹麦及德意志，皆属证明。至在我国，电影教育，早得社会之赞助，已具端倪，最近且有教育电影协会之成立。播音教育尚在萌芽，但前途之发展，未可限量。以中国国情，此两种工具，所能贡献于教育者，至深且巨，而对于乡村与社会教育之发展，尤富价值。现在所难者，非原则问题，而为实施问题。电气实业，发源于欧美，其代价与运用殊非我国一般社会之能力所及，是则如何制造贱值适用之设备，如何训练人民使用之能力，实为当前急待解决之难题。意大利近对于巡回影戏院之设置，即将全部电影机及发电机装置汽车之上，极简适合乡村之用；波兰乡村小学，恒由教师或学生集合捐资购置收音机，不独协助教学，且成为乡村娱乐之要具；皆可为我国从事发展此项工作者之参考焉。
原题为《教育的根本和枝叶》。杨端六（1885—1966），江苏苏州人，经济学家，历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审计厅上将厅长。
此次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社征求教育救国的意见，我对于教育系统的全部素来没有研究，所以不能提出很好的意见，不过根据我平日所知道的，随便地说几句。教育杂志社提出的教育的种类，有国民教育、民众教育、专门教育、社会教育、农村教育，和其他。我现在把这几种教育分为根本教育与枝叶教育两大类。在实行分类以前，我要预先声明，并不是鄙视枝叶而专重根本。我们有过植树经验的人，都知道一棵树如果只有根干而毫无枝叶，是不会繁荣的。我们要想树长得很茂盛，很迅速，培植枝叶与爱护枝叶是不可少的工作。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如果树的根本不好好地培养，或是土内大石块不去掉，树的枝叶原来虽很繁茂，一旦移到这地方，就不会发荣滋长。我们并且知道，如果树要移植，有时候还得去掉一部分的枝叶，使自然的力量能够集中于它的根本，否则树的生命就会不保了。我们中国当这个东西文化新旧思潮杂然并陈的时候，也仿佛似一颗树正在移植的样子，所以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根本培养问题。什么是根本教育呢？国民教育和专门教育。这是教育的根干，万不可忽视的。没有国民教育，自然谈不到专门。没有专门教育，社会不会得着领袖人物。现在教育经费大部分用在这两种教育上，并不是错误。民众和社会虽然也应该顾及，但不能预期可以得到很大的效果。我所要说的是农村教育。我不懂一般人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这个题目？是不是因为农为中国立国的根本？但是我们要知道，农是四民之一，是全国人民的一部分，虽然是一大部分。我们谈到国民教育，是不是可以把农除外？我们谈到专门教育，是不是可以把农除外？我们要改良农村，一方面要把农民子弟知识提高，一方面要从农业技术上研究各种改良的方法。我们希望国民教育普及到乡间去。我们并希望专科以上学校多注意农学。农村教育是包括在国民教育和专门教育以内的，并不是另外一件东西。现在有人以为我国的教育专重在城市人民的子弟，未免轻忽了乡村。这件事自然不可轻易地看过。但是如果说，农村教育一定要办在农村，我觉得不尽然。比方金陵大学农学院，大家都承认是有相当的成绩的，乃不在农村而在城市。要发展农村，除农业教育以外，还有许多别的教育也当注意。农产品如何运销，就需要商业教育。农业金融如何活动，也需要商业教育。一个社会是各种事业混合组成的；它的问题不是单独发展那种特别事业所能解决的。我以为中国目前的教育，第一在乎顾到根本问题，第二，在乎斟酌各处情形，谋各种科学平均的发展。
谢循初（1895—1984），安徽马鞍山人，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心理学会理事长。
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复兴的国家，需要甚多，困难极大。我们过去的经验又很少能直接供给我们目前的需要，解除我们目前的困难。我们真像一个初次被放在迷宫中的白鼠，不知何所适从，只得凭借已有的能力，尝试错误复尝试，希望总有一时走上活路达到目的。因此之故，倘有人问我什么是救国教育，或何种教育能救中国，我便踌躇不敢直答。国民教育、民众教育、专门教育、社会教育、农村教育、职业教育、生产教育，乃至科学教育、政治教育等等，都可以说是中国目前所需要的，多少能解除中国目前困难的教育。主要的条件自然是：一面政府机关尽量供给最低限度的需要，一面主持的人员一心一意以复兴民族为己任努力苦干，倘若大家只求在报纸上发表计划，到外面贴些标语，则任何一种教育都于中国非徒无益而有害的。
或者有人要问：现在国人所提倡的种种教育究以何种具有较大的救国效力？我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可以这样说，国民教育与专门教育为“治本”的教育，其他教育都是“治标”的教育。现在中国的劳苦大众，因目不识丁，不能改造生产的技术，不能参与民国国民应该参与的活动，甚至不能自卫图存。我们为挽救这种情势计，努力提倡并实施民众教育、社会教育及农村教育，假设劳苦大众的情势不是如此，则民众教育、社会教育、农村教育等等的重要性必减少很多。实在说起来，如民众教育一类的教育是补救我们祖宗遗留下来的缺陷，救济我们自己目前的困难。关于国民教育与专门教育，我们却不能这样说。一国的政治经济，不管政体如何规定，总须由专门人才计划管理。建设事业有待聘请客卿，究非长久之计。鲍罗廷在中国的教训，我们不应忘记。中国专门人才的培养，为目前，为将来，都是急不容缓的事。至于国民教育，为目前，为将来，尤其急不容缓。世界各国的国民教育在十九世纪已努力普及了。而中国的初等教育到现在仍列第二十四位，不如葡萄牙，不如西班牙，甚至连土耳其也赶不上。国民教育如此不普及的国家，如何能期望它将来有较好的出路？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国民教育应该抱定中山先生所说“迎头赶上”的方针，埋头苦干；我们的祖宗不努力于国民教育，累得我们现在于百忙中推进民众教育；我们现在却不能再不努力使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以民众教育消磨他们大部分的精力了。
概括起来说，我十二分赞成各种教育的努力推进，但不敢苟同因扩充职业教育或其他教育而忽视五千万失学儿童的国民教育，尤不敢苟同将全国大学统同关门专办农村教育。换句话说，“治本”与“治标”兼筹并顾则可，徒“治标”而忘却“治本”则不可。
宗秉新，教育学家、电影学家，主要从事电化教育研究，著有《教育电影简易设施法》。
如果救国的意义，只限于作救目前的危亡解，而不包括建国的意义在内，那么，我对于教育救国所抱的信念和理想如下。
赶紧普及二年的义务教育，其方式可尽量采用各种民众学校教育的方式。
赶紧在“质”及“量”的方面，兼程并进，养成各种专门技术人员，救国的责任，大部分要负托在这班人的手里，因为我深信，“救国”只是少数人的责任，“建国”才是多数人的责任。若是要等到把多数人教育起来，才能救国，那么，这个国家早已亡了。
以教育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三民主义。
原题为《我对于教育救国以为应该注重专门教育》，本文为节选。胡庶华（1886—1968），湖南株洲人，教育家、冶金学家，历任重庆大学、同济大学、湖南大学校长。
我首先声明，并不是因为我服务专门教育界，故注重专门教育。我的理由是——
一、国民教育的普及，第一要有巨大的经费，第二要有相当的时间，第三要有充足的师资。
二、农村教育除上列三个条件以外，最要的条件是“那个愿意深入农村”。
三、民众教育及社会教育在目前中国现状之下，亦大都变了城市的点缀品，或机关学校工厂的附属品。
欲使国民教育、民众教育、社会教育、农村教育，样样都能发展，固然经费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人才问题，亦决不是次要条件。因为没有人去办，纵然有钱，也是枉然。所谓师资，所谓深入农村，固然不全靠专门人才去做。但是造成一种风气，领导一般民众，以及养成中级干部人才，非专门人才不能有此力量。
费希特之欲救德国，专从大学用力。福泽谕吉之欲兴日本，亦从专门教育入手。普鲁士之胜法，俾斯麦谓系小学教员之功。而小学教员之产生，殆直接或间接受专门教育之赐。且英国之政治家往往出自牛津、剑桥等大学。德国之政治家亦多出自柏林、波恩等大学。推之其他国家莫不皆然。虽欧战以后之政治家不无未受高深教育之人，然此等特殊人才，为数亦极微小，不能视为普遍原则。至于工农医礼以及政治经济教育等专门人才，殊无一不产自专门教育。而俄国之重视工程人才，殆在一般官吏之上。可见专门教育在救国前提下，实超乎一切教育之上。
孔子主张富而后教，管子亦以为仓廪实而后知礼节。欧美各国未有驱饥寒之民而使之受教育者。如何使民能仓廪实，如何使民能安居乐业，则非专门人才不为功。而专门人才之养成，又非专门教育不为功。
吾国兴学三十年，所收教育之效极寡。其原因不在国民、民众、社会、农村等教育之未振兴，而在专门教育本身之无生气与正气。
三十年来专门教育之发展，其比例较任何教育为大。最初仿效日本，其后仿效美国，其后仿效法国，将来或仿效德国或意国，依样葫芦，完全忘记了固有文化与民族意识。浪漫的风气，拜金的主义，自私的见解，弥漫于专门教育界中。而深受此等熏陶的学生，自然是除了升官发财享乐而外，别无所谓学问。我相信二三十年来养成洁身自好的人格高尚的专门人才固然是有，不过可惜太少。而使国难如此沉重，应完全由专门教育负责。因为二十年来作奸犯科、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人以及汉奸确有不少曾经受过专门教育的洗礼。模仿式的书本教育虽然受过不少，但是偏重物质，而没有精神上的修养，结果只有杀气而无生气，有邪气而无正气。
我为提倡专门教育的生气及正气期间，谨拟下列各项意见。
一、专门教育无论模仿那一个都好，但是不可忘记本国固有文化与民族意识，千万不要唱高调，把中国的旧道德及修身做人的旧经验一齐推翻；并且要设法提倡，使学生了解与实行
。
二、专科以上学校的数量，非环境必要时不得增加，而内容则万不可不充实。充实内容之要点，在课程与设备之完善，而不在学生饮食起居之优美。如现在时髦大学专讲学生宿舍之西式，结果将使农村五人愿去
。
三、专门教育应竭力提倡纪律化，养成勇敢、耐劳、敏捷、负责、整齐、严肃、简单、朴素的习惯，最好用军事管理，庶几可以矫正从前一切恶习。在惯闻欧美大学生自由的人，必定不甚赞成，不过吾人要以教育救国，虽卧薪尝胆亦令为之，况军事管理乎
？
四、专门教育无论实用科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在可能范围以内，注重实验与实习。如习教育者之有心理测验、心理实习，习商学者之有银行实习以及打字、珠算等，习政治经济者之有社会调查、合作社之试办等，使一般人所视为比较空泛者，一律使之实际化，应用化。
五、政府必须办到教育经费一文不欠，使负专门教育行政责任之人不为催款奔走所苦，筹措经费所困，一心一意为充实内容及改进校务努力。
六、政府必须办到全国专门人才用其所学。一面厉行考铨制度，按其资格及经验以为擢用之标准；一面实行人才统制，按环境及需要而定造就之数量。同时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及各省学术工作介绍处必须使每年专门以上学校之毕业生得到相当工作，最低限度使每人能得一试用及实习机会。其未得工作之人，应勒令赴各县或农村服务，并以法令防止其规避。
我认专门教育是一切教育的策源地，是一切教育的创造力，是一切教育的奠基石，是一切教育的指南针，是一切教育的预备队，是一切教育的生力军，是一切教育的灵魂所，是一切教育的精神所出，吾人不欲教育救国则已，如欲以教育救国，非彻底改进专门教育不可。否则纵有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万人都能读书识字。恐亦无补于救亡图存。若每省有五百个成绩优良、品行端正的专门毕业生努力服务，则政治风俗为之一变。曾文正谓风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所向。吾今为一转语曰，教育之良窳，自乎专门教育之所向，盖社会赖有领袖人才，而专门教育之所以为教育之重心者，以其为领袖人才之养成所也。也如果今日全国主持专门教育之人及身受专门教育之人知其所负救国责任之重大，而不以余言为偏激或迂阔之论，则请对于余之信念，予以同情。余并声明对于国民、民众、社会、农村各项教育极不轻视。
二三，十一，三十，于湖南大学
原题为《人才教育是救国的教育》。陈东原（1902—1978），安徽合肥人，教育学家，历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安徽大学教授、中央教育部督学兼社会教育学院教授、重庆女子师范学院院长兼教授。
救国是各方面的努力。如果但说教育救国，便有误认教育为万能的危险。尤其是过于相信国民教育或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的了。
“教育救国”，虽不能说，但救国的事，教育却不能不负一部分重要责任，所以“救国的教育”是现在应当有的，是我们可以致力的。不过这种教育，若说是国民教育、民众教育、或社会教育、农村教育，毋宁说是人材教育，还来得更为基本。因为人才是各方面的需要，有了救国的人才，才能在各方面努力。即以国民教育、民众教育……而论，要想办的好，也还需要人才。而办国民教育的人才，和办民众教育的人才，断不是国民教育或民众教育的本身，所可成就得来的，仍然是要靠人才教育。所以我觉得救国的教育，其方式还是人才教育。
救中国，是一个改革的事，同时又是一个创造的事。消极方面，固然要打破许多旧习惯、旧势力；积极方面，还要创造许多新习惯、新势力。这一种艰巨的工作，绝不是一二人所能担负得了。历史上有许多社会改革家，受人才缺乏的影响，一人的抱负改革不了天下的恶习，以致奋斗失败而牺牲，正是数见不鲜的事。王莽是这样，王安石是这样，张居正也是这样。曾国藩虽说“风俗之转移，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然而曾国藩是改良派，不是改革家，他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中国，而是要维持原来只旧的中国的。创造一个新的中国，便不能那样容易。虽然登高一呼，先锋突出之一二人是不可少，但多数的人才，是尤不可少的。
最不幸的事，是从前的教育，就挂着人才教育的招牌。清末维新时代，尤其误认“一办学校，就有人才；一有人才，国家便可得救”；抱着这种“人才救国的理想”，却不认真去办“救国人才的教育”，三十余年来的学校教育，仍然充满了科举时代的遗毒，因袭敷衍的旧套。既谈不到改革，更谈不到创新。这是过去教育的错误，而是今后应当纠正的。
今后的教育，倘能扫除科举时代的遗毒，打破功名富贵的思想，受教育者，没有因袭的敲门砖的混资格的观念，而能创造改进的知能，适于国情的头脑，为国家为社会的胸襟。同时主持国政的人，对于这样青年，不但以救国的人才教之，且以救国的人才养之；不但以救国的人才养之，且以救国的人才任之。这样上下一心，材用兼备，我想，中国是可以得救的了！
原题为《农村教育》。程天放（1899—1967），江西南昌人，教育学家、政治家，曾任江西省、安徽省和湖北省教育厅长、浙江大学校长、四川大学校长、驻德国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
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而农村的人口大约百分之九十以上未受过教育。那能够受教育极少数的农民子弟，受了教育以后，又都离开农村跑到都市去了。因此我们要谈教育救国，一定要以农村教育为首位。假如农村的人始终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或者受了教育就离开农村，于改进农村不发生丝毫影响，那末无论都市中的教育如何发达，也决不能挽救这将近危亡的国家，也决不能振兴这逐渐沉沦的民族。所以农村教育在中国是极重要的事业，凡是相信教育可以救国的人，大概没有不承认的了。
农村教育应如何发展始合我们理想呢？我以为一是量的问题，一是质的问题。
就量而言，老实不客气讲，现在看各省教育情形，侧重都市的现象，异常显著。省立学校大部分设在城市里面，不用讲了，就是县立学校的数目和县教育经费的分配也往往城市多而乡村少。中国整个的教育已经不发达，而农村教育却格外不发达。江南一带还比较好，一到江北或黄河流域，往往在乡间走一天的路，不见一所学校。所以我希望各省县负教育行政责任的人，以后目光要多注到乡村。与其在城市里添办一个中学，不如用这笔经费在乡村里添办十个乃至二十个小学；与其在城市里添办一个完全小学，不如用这笔经费在乡村里添办五个初级小学。我并不是说现在城市的教育已经发达到极点，可以不必再扩充。但是以城市乡村已有的学校和两方面人口来比较，乡村较城市实在太落后了，自今以后当然应该注重乡村，然后可求得双方的平均发展。
就质而论，则有两点是此后农村教育应该注意的。
第一，中国农民的子弟长大了以后，本来除极少数例外，几乎全部是做农民的。但是近年来受了教育的农民子弟，往往不能再胼手胝足去耕种，于是结果都离开农村而到城市去混。这种现象如果不改革，则农村教育愈发达，生产份子愈少，而失业游民愈多，农村愈益凋敝，国家愈益危险，与教育救国宗旨适得其反。所以此后农村教育，除教农村子弟读书识字外，尤应注重保存农村的俭朴刻苦的生活，和劳作的习惯，一方面尽管读书，一方面还是照常耕种。未受教育将来是做农夫，受了教育将来还是做农夫，不过是有智识有头脑的农夫了。如此，农村教育的结果才不致造成游民，才不致负摧残农村的责任。
第二，农村的学校不仅是一个教育机关，并且要成为农村事业的中心；中国的农人因为智识和经济能力太差，所以他们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我敢讲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过的文明人类水平线以下的生活，或者可以说非人生活。他们终年如牛马般地劳动，但是他们最低限度的衣食住，在好年岁尚且仅能维持，一遇荒年只有流离失所，或冻死饿死，听天由命了。他们不知道卫生，他们更没有钱去延医服药，所以生了病只好求神问卜。已成年的人抵抗力强，尚可战胜病魔，小孩的死亡率简直大得可惊，至于一有传染病，那更传播得非常之快，所以每年农村中不应死而死的人其数量真不知凡几。他们没有法律的常识，所以受了贪官污吏的压迫，土豪劣绅的剥削，吞声忍气无可如何。他们不知道合群，不能够团结，所以需要许多人通力合作的事，就无法举办。这些问题不解决，农村决不能繁荣，国家也决不能强盛。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有良好的农村学校，良好的农村学校教师。农村学校的教师应该有农事知识和技能，可以帮助农民防御水旱天灾，选择种子肥料，以增加农村的生产，提高农村的生活。农村学校的教师应有卫生的智识，可以帮助农民在可能范围内改良他们的生活习惯，减少疾病和死亡。农村学校的教师应该有法律和经济的常识，对于农民与农民的争执，设法调解；农民受他人压制时，帮助他维持应得的权利，农民个人不能办的事业，则利用合作方法来经营。农村学校的教师能做到这些事件，农村学校自然就成了农村的中心，而真正能负改革农村繁荣农村的责任。全国的农村或者大多数的农村能够改造，能够繁荣，中华民族才可以说真正走上了复兴的道路，国家也才可以说已经得救了。
原题为《中国教育救国的趋向》。高践四（1892—1943），江苏无锡人，教育学家、江苏教育学院和无锡中学的创始人，被梁漱溟称为“国家所最需要之一代教育家”。
自九一八以后，救国教育，救国教育之声，甚嚣尘上。好像在现有教育之外，另外有什么救国教育。殊不知中国之所以要有“洋学堂”，新教育，便是为的要救国。如果我们中国人不是健忘，我们中国的读书人不是没有读过中国的近代史，我们便应当记得甲午（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战，我国因败北受巨创后，当时爱国志者提倡变法图强，其中重要的一着就是废科举八股，兴学校，并推行民众教育以救中国。数十年来，教育救国的变迁，可略举其荦荦大者如下。
最初期，专门教育——科学教育——人才教育。
我国与西洋通商后一方面看见他们重商、重工，一方面又震于他们的船坚炮利，所以在甲午之前二三十年就派遣留学生，设立译学馆，开办制造局，创设海军。及甲午之战，不但未能收效，反而受创甚巨。于是归罪于整个教育制度之不良，而有第二期教育救国运动。
第二期，兴学校并推行民众教育。
科举八股是我国旧时取士方法，亦就是一种教育制度。到了吾国一败再败，看见外国教育制度之不如此，便决意废科举八股，兴学校。因此高等学堂、中等学堂、小学堂就乘时而起，应有尽有。又以中国人口众多，学校教育一时不易偏及，而国势阽危日甚一日，非全国民众共起奋斗，不足救危亡，所以又提倡开办报馆、图书馆、阅报处、陈列馆、宣讲所、半日学校、简字学校、体育会等等民众教育机关。
第三期，公民教育——政法教育。
日俄之战（一九〇四——〇六年），日胜而俄败。我国鉴于日本以立宪胜，俄国以专制败，于是又提倡公民教育。及民国成立，颁布约法，召集国会，政法教育便为士子所群趋。二十余年来此风犹未息。
第四期，职业教育——义务教育。
民国初年，国人自海外考察或研究教育归国者，看见美国非常注重职业教育，同时适国内在政法教育盛极一时之后，士子群趋政治一途，不但空疏，且流弊滋多，就竭力提倡职业教育。从此甲种乙种工商农业各学校便陆续成立。
德国及日本之战胜他国虽都归功于义务教育，吾国国内虽亦早有人知道义务教育之重要，但吾国认真提倡义务教育之普及尚有待于民国初年。且兹事体大，所需经费为数甚巨。至今全国学龄儿童有就学机会者还不及四分之一也。
第五期，平民教育——义务学校。
平民教育产生在欧战时留法助战之华工中间。当时从事华工教育的工作人员因此回想到祖国还有三万万数千万的文盲，国安得不弱。所以他们不久就回国提倡平民教育。
义务学校由于五四运动而产生。五四运动是学生救国运动。运动热烈的时候只有学生响应学生，老百姓漠然置之。因为学生期望老百姓能够起来做他们的后盾，所以发起义务学校，附设在学生们所肄业的各学校，免费招收青年和成年老百姓教以读、写、算等课。但后来不久便变为儿童求学之所。
第六期，大学教育。
这期的大学教育与最初期的专门教育不同。最初期纯粹为救国，这一期不过为留学生开一条出路，并为中学毕业生预备升学之机会而已。中国学校教育到此便完成了轮回——小学升中学，中学升大学，大学升留学——留学归国教大学，大学毕业教中学，中学毕业教小学。
第七期，民众教育——乡村建设——农村改进——农村教育。
虽然在三十年前国人为要救国曾竭力推行民众教育，但是后来竟绝少有人认识他的重要。直等到孙中山先生说，欲求中国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国民党做民众运动工作，觉得肤浅不能收效，方始再想到民众教育的重要而谋积极推行。
民众教育、乡村建设、农村改进、农村教育四者，在作者看来，是异名而同实的。理由有三：（1）目的都是救国；（2）方法都须用教育；（3）入手地点都须在乡村，——就是民众教育，因为吾国农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天然的须偏重乡村。
第八期，救国教育——生产教育。
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东邻日本与我国启衅，占领东四省，创巨痛深。回忆三十八年前，甲午之役，有过之，无不及。废科举八股，兴办新教育数十年，不但丝毫无补，且国势愈危。国人遂称数十年来之学校教育为洋八股，另提救国教育与生产教育。照他们的意见，救国教育不外乎有关国防的科学教育与生产教育。须造就能制造并运用飞机、炸药、枪炮、子弹等军用品之人才；并须增加生产，平时足以减少入超，战时足以供给军需。这种主张与五六十年前所提倡的科学教育、人才教育、及民国初年提倡的职业教育，相差并不甚多。我很希望大家能够进一步想，否则循环式的提倡，或恐不幸又将蹈以前之覆辙也。
中国教育救国经过数十年，八次的变迁，虽未能见效，然而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五年来，中国教育救国的趋向却甚明显。大家自动的，或被动的，不知不觉走上一条路，而或未之察。这条路是什么路呢？乡村！农村！
试看专门或大学教育。以前农科大学很少有人注意的，现在则农学院最受人重视。至于师范及小学教育，以前但有普通师范，近来则乡村师范与年俱增，有夺帜易帜之势。小学亦然。职业教育于民国五年发起，十五年即下乡。徐公桥、黄墟、漕河泾等地之乡村改进及人才训练事业，在国人目光中，岂不较重于工商学校及业余补习学校么？平民教育于民国七八年间产生，至十四年就下乡到定县，专做农村平民教育工作。农民运动在民众运动中本占重要位置，及进而推行民众教育，便自然以乡村为主体。旧时设在都市的民众教育机关，或迁入，或移其重心于乡村，至少亦必兼顾到乡村。此外农村改进、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复兴农村等运动，如雨后春笋，风起云涌，不但如此，金融界现在亦已移其目光于农村。各省农民银行固然贷款与农民，旧时商业银行现在亦都想投资于农村了。政府方面的机关，如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等，无一不注意，并从事农村事业。至于农村复兴委员会及实业部等更不必说。此外如各省实验县志设施亦莫不以乡村建设或农村复兴为主要目标。
由此可见，教育、经济、政治都不期然而然的趋向于乡村或农村。时至今日，已好像不容我们走别条路。各方面，或有意的，或无意的，对着这个方向走去。已属大势所趋，不得不然。这是什么缘故？我们谈教育救国时，对于这种趋向不应当加以慎重考虑么？
本文以限于篇幅，但能点出教育救国趋向而止。最近十年来，中国教育救国之趋向于乡村或农村是一件不可磨灭的事实。我希望大家认清这个事实，推究他的原因与前途，并且促进他的运动，用全力从事乡村教育——生活化、社会化、民众化的——乡村教育，以复兴中华民族。
于卓，教育学家、国际政治学家。
我向来不愿轻率的发表我自己的主张，所以在接到本杂志编者要我发表对于“教育救国”和“蒋梦麟先生等修改中小学制议案”的意见的函件时，我本来不想说什么话。但是因了编者的再度函催，我只好把我对于这两个问题的一点意见简单的写出来：
年来国人因为受到内外种种重大的刺激，民族复兴运动，已然成了全国人士一致的要求。伴随着民族复兴运动以俱来的教育救国的呼声，一时又有了抬头的趋势。这，站在教育从业者的立场来看，不能不认为是值得欣幸的现象。
教育原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为原则，在民族复兴运动中，教育所应负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不断的听到唤起“民族意识”“国家观念”的呼声，我们在报纸上或是杂志上也常常的看到关于激发“民族意识”“国家观念”的警觉的文字，但是请问这类呼声可曾传到民族复兴运动基本队伍的全中国广大的下层民众的耳鼓？这类文字可曾达到他们的眼帘？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族复兴运动还有什么前途？
我们要认清整个民族的生命，决不是少数的觉悟的知识分子或是某一个特殊阶层的人们可以支持得住的，而是要由大多数的下层民众来维系，来延续。
根据以上的观察，我个人认为中国教育当前最迫切的需要，是以唤醒民族意识为中心任务的民族教育运动！
原题为《民族教育与教育救国》。邵元冲（1890—1936），浙江绍兴人，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机要秘书、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民国日报》社长。
关于教育救国的意义，近年来一般人已有相当了解；但是用怎么样的教育，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却有很多各异的意见。有的教育家因为特别注意到中国农村破产，农村方面文化的低落，就主张农村教育亟须谋普遍的发展。也有些人看到一般人民教育程度的低落，因此主张普及民众教育或社会教育；也有些人感觉到现在的教育应该特殊提高专门智识和技能，就主张扩充专门教育。教育的主张真是很多，可是这些教育工作是否能完成教育救国的目的，还是一个疑问！
当然，处在国家现在的环境，我们自非充实国力不可，而要充实国力的基础，一定先要充实民力，教育是增进一般人民智识能力的动力，也就是充实民力最基本的工作。但同时我们对于教育的运用，更应求国家对于人民所需要的精神和智能，有深切的培养与训练。换句话说，就是教育的工作，不仅是要普遍地努力，同时对于特种教育方面还应有特殊注意的必要。这样，凡是受教育的人，都成为有能力的国民，都成为有相当智识且能发挥民族精神的国民，民力得以切实地充实，国力的发展，也就有了基本的进步。
就一般教育讲来，教育本可以分为文化教育和实用教育两大部分。所谓文化教育，很容易看到的，就如中国和印度的教育，多是关于哲理文学艺术方面有特殊的注意和兴趣。又如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也偏于哲理与文艺，属于这一部分的。但现在大家对于文化教育，更有进一步的见解，以为文化一定要和实际方面发生关系，如现代英、美、德、法、意等国家的种种文化，从内容分析起来，决不限于单纯的哲理文艺方面。因此所谓文化的真价值，尤其所谓哲理的思想，应该有明确的理论，更要有正当人生观的指示，决不能纯粹涉于空虚或玄妙的。其次讲到实用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人以为美国教育，就可以当做这种实用教育的代表。因为美国的学校教育，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专门学院，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培养人民有一部分的智识能力，或是训练一部分的技能。这样，每一个学生从学校里毕业出来，立刻就可以分别到农工商学各界去服务。这种方法，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有所偏颇，但我们觉得凡是真正有效的教育，一定以实用为基础。尤其是从一个国家时代环境所需要的立场上来看，对于这一点，更不能不有深切的注意。例如英国近百年来航海事业和商业非常发达，我们从历史上去追根溯源，就可以知道英伦三岛因为缺乏原料，工商业就受天然力的限制，不能有大规模的发展，于是要到海外区找原料，就不能不注重航海科学，同时因为要到海外找原料，须利用商业的方法，对于商业智识，也就不能不特别注意。可见英国的教育，还是依本国的时代环境所需要的实际条件为基础。又如德国科学的发达，也是和本国工业的发展，有互相因果需求的关系，所以一个国家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环境之下，总须有一个中心的教育政策，拿这个政策做标准，无论国民教育、社会教育、或高等教育，都有一贯的精神，训练培养出来各种专门或普遍的人才，就都可以适合社会实际的需要，贡献各个的能力。
所以从这种事实来观察中国现在的教育方针，要求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国家的环境，既是内忧外患非常危急，教育的基本工作，就须要唤起一般人的民族精神，来完成民族复兴的任务。我们能够定下这种教育的方针，然后对于学校制度的厘定，教课材料的去取，也就都有一定的标准。受教育的人，无论青年或成年，受到这种精神教育，自然也可以把教育方面所增进的智能来完成各自的责任与任务。
同时在这个教育政策中间，要尽量灌输一般人智仁勇的精神。受教育的人，能够表现这种精神，方可以有爱人爱国的仁，有救人救国的勇，还有完成爱人爱国救人救国的智能。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种方向来努力，一方面可以明白民族教育的内容，同时也可以知道一切教材的标准。能够从这样去努力，我们相信今后的教育改造或国民改造，都能得到相当的效果，这样才可以完成教育救国的任务。
原题为《中国教育的失败及今后教育救国应有的途径》，本文为节选。吴自强（1901—1996），江西抚州人，教育家，长期从事基层教育工作，为当地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自清末创办新教育，垂三十余年，教育的方针无定，教育的方法时变，变来变去，总离不了一套旧把戏，近几年来，教育的宗旨虽无甚变更，政府感于内忧外患的迫切，好像很想借教育以救国，于是全国上下都一致的高呼“教育救国”的口号，以谋民族的复兴。我们只要看前教育部长朱家骅先生的《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教育的说明》一文中的开首一段话，就可明白这种意思，他说：“窃家骅自膺重命，承乏教育，九月来，恪遵中央意旨，与在事同仁，兢兢业业，共求继续前贤，努力策进，其有成归旧制，皆前贤擘划经营，非至历经实施，确有弊害者，不敢轻于有所更张，故凡所兴革，皆事事慎重，集思广益，期其利多害少，切实易行，但在此兴革的可能范围内，家骅与在事同仁，仍持有一贯之趋向，锲而不舍，求其实现，趋向维何？即注重民族复兴，以厉行整理与改革全国教育是也。”
此外陈果夫先生在二十年曾发表了《改革教育初步方案》（见《中华教育界》第二十卷二、三两期），惹起了教育界多方的讨论；程天放先生于同年九月又有提议《改革中国学校教育的刍议》之作（见同志二十卷五、六两期），对于同年时而与三中全会的教育改革案，都有相当贡献，最近蒋梦麟先生等又提议用试验方法，修改我国中小学教育制度，亦有很好的见解；就是在《教育杂志》方面，近三年来，也接一连二的载了讨论中国教育的文字，如二十一卷中东莼的《现代教育之解剖》，周谷城的《中国教育之历史的使命》，陶希圣的《中国学校教育之史的观察》，陈东原的《中国教育之历史及其遗蜕》，王西征的《中国教育界的饥饿和警觉》，朱文叔的《现代教育之两种桎梏》；二十二卷中郭人全的《新中国建设中之农村教育》，丘学训的《中国农村教育的危机》，陈耿光的《中国农村愈教育改造》，王西征的《今日之教育底前夜》，雷宾南的《中国教育之新要求》，陈礼江的《改造中国教育的几个先决问题》；二十三卷中吴泽霖的《中国大学教育的改革》，姜琦的《我国小学教育设施趋向之商榷》，傅葆琛的《我国乡村小学课程的几个缺点》等……以及现在二十四卷中王云五的《随便谈起的几个教育问题》，赵演的《现阶段中国教育鸟瞰及其改进趋势》，陈礼江的《民众教育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杜佐周的《我国小学教育目下应走的途径》，尘因的《中国教育之病症及其治疗》，杜佐周的《试答王云五先生所提的教育问题》和拙作《中国教育制度为甚么要变更》等等，都是陈述中国教育上至病态及其改进办法，尤其以谈论中国教育失败的地方，更为详明，其他如《中华教育界》各杂志新闻上面，更加不知多少，不过归纳起来，各人所讨论的问题虽是不同，而对于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外乎：（1）我们的教育受封建社会的影响，（2）我们的教育受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有了这种原因，所以形成的病态，就是：（1）独占的，（2）消费的，（3）畸形的，（4）虚饰的。至于要求解决的问题，虽然很多，至少王云五先生所提出的七个问题，我想也是不可忽略的。
最近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也曾提出八个问题，交由江西教育厅召集省会教育领袖（我也是被邀参加之一人）于十月十三日在该会开了一次讨论会，那八个问题，虽然很平凡，我也把它照录如下，使大家明白政府当局也在想法解决教育问题，即——
1. 委座注意知识界之失业问题，谕令办理人才登记科，然细察全国，每年各级毕业生之失业人数，虽无确实统计，其数当在不少，是登记至本年止，而明年毕业生又发生失业恐慌，此事虽关系于政治、社会、经济、农村诸问题，然在教育界能力所及之范围，应如何力谋补救。
2. 或谓提倡生产教育以补救之，然如何切实办理生产教育？办理生产教育的程序又如何？
3. 极力提倡生产教育，应否注意人文教育？若然，应如何注意之？
4. 吾人深信教育为复兴民族志最重要事业，然依现行教育制度做去，是否可以达到吾人所预期之目的？换言之，现行教育制度应否改革？
5. 各级教育之缺点何在？补救之方法若何？
6. 女子教育应如何整理？
7. 社会教育应如何处理？
8. 农村教育应如何实施？
上面八个问题，归纳起来，就是教育上的失业问题和教育制度问题，再严格的说一句，就是教育制度问题和教育内容问题，到底应该怎样解决，当然非一言两语所可说完，不过这些问题，都是大家所常谈的，我现在为节省篇幅起见，简单的把这几年来，全国一致所指示教育上失败的原因，及必然的病态说出来，然后再来讨论教育应走的途径。
1. 受封建社会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是封建的农村社会，而一切教育设施，却是由外国搬进来的产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以这种封建的农村社会，怎样可以应用依产业组织和技术等等条件下的学校教育呢？从前主持教育事业者，没有了解这一点，一味模仿，这就是教育的致命伤。我们要改造现在的教育，对于中国社会环境，首先要认识清楚。中国的社会始终没有脱离了封建的思想，所以历代的教育，都是士大夫的专利品，士大夫得了这种护身符，不是威吓小民，鱼肉小民，就是装饰抬高其门第，炫示其独占的知识。
到了清季，废科举，兴学校，教育制度为之大变，而这种教育又系外国搬来，外国所有的社会状况和中国不同，外国的社会就是像前面所说的，是产业革命后之社会，因之他们的教育，是产业革命之下一个制度，曾经多次变易，以造就今日的形态；反之，中国的社会，现在还滞留于中世纪一般的农村社会，所以这种教育制度的移植，不当徒事剿袭，而应先了解中国社会的病态，善于利用，以免陷于食古不化的毛病。
2. 受资本主义的影响。
上面说过，中国的新教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资本主义的根本精神，第一是钱，第二为钱，第三还是钱，于是我们的教育商业化了，我们的教育要出钱买了，学生出多少钱买，学校才卖给他多少知识，卖给他某种资格了，教育要光顾穷人，资本主义说：“不许，他们没有钱。”资本主义在教育的四周造了一道墙，把一切没有钱的人，摒在墙外了。（见本杂志二十一卷朱文叔：《中国现代教育之两重桎梏》）我们看江西教育厅印行之二十二年度《各县教育概况》，全省六十一县（该年尚有二十县陷入匪区）之学龄儿童估计数为一百三十八万六千五百六十六人，入学儿童数仅有十八万九千十六人，占全学龄儿童数百分之十余，其余约有百分之九十，都摒在教育门墙之外；至于成人教育，则更属无从谈起，所以同书第三页上说：
在这六十一县教育概况的记载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下列几种现象。
一、地方教育事业的落后。各县学校数量极少，有一县仅设一校或数校者，全省学龄儿童，依估计在一百三十八万以上，就学儿童仅十八万余人，失学儿童竟占百分之八十六以上。
二、学校教育效率的低微。各县平均数中，每校儿童平均三十六人，每级平均十六人，每教师平均十八人，远不合部定每级四十人的标准。
三、社会教育事业的幼稚。六十一县社教机关，仅一百二十九所，经费总数五千五百二十六点零四元，仅占教育经费总数百分之五，有全县无一社教机关，且无任何社教事业者。
四、地方教育行政的没落。六十一县中有教育局存在者，迄今仅二十四县（尚有数县教局有被裁可能），此外各县仅设县督学，于地方教育行政，绝无推进力量。
以上四种现象，总括一句话，都是因为没有钱，或者钱不够，所以民众买不起学校的入场券，政府也就办不起教育机关，这也许不是江西省特有的现象，而是我国通有的毛病，所以将人们无条件的享受教育权，一概被资本主义的黄金势力在四周筑了一套很坚固的围墙，把没有钱的人，当做教育的“化外”之民，这不是我们的教育，受了资本主义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中国教育有了这两种不好的影响，一方面封建社会的遗蜕，腐化了教育的本质，消蚀了教育的效能，使我们整个民族的生活和文化，还停滞在过去的僵死的硬壳中；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黄金势力，又限制了教育的范围，泯灭了教育的普遍性，使我们整个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不能普遍的均齐的发达，而隐伏着莫大的危机。（朱文叔：《中国现代教育之两重桎梏》，本杂志二十一卷十一号）因为有了这两点的关系，所以形成中国教育上的种种病态，以至于教育亡国的现象了！
（1）独占的
中国教育既然非钱不可，所以天天虽是叫着什么“教育机会均等”“教育平民化”，结局还脱不了资本主义的形态，无论教育制度和教育事实，处处表现富家子弟有教育，贫寒子弟无教育的趋势，我们只要看王教育部长最近所报告的中国教育的现状，就可明白。他说：“中国的教育，从数量上看，民国以来，高等教育的进展，在各级教育中，为最速最大，……目前中等教育的最大弱点，便是普通中学的成分特别大，职业学校的成分特别小，据民国二十年的统计，职业学校只占二百余校，中等学校学生总数为五十余万人，就中职业学校学生只占四万人，不及全数十分之一……小学教育其进展的速度比较小，各省市的情形，彼此相差亦复很远……故目前的最大难题，在如何增筹经费，添设简易小学与短期小学于各地，以谋小学教育的扩张，而立义务教育的基础。”（王世杰讲：《中国教育的现状》）他并举出很多的统计，使我们一看就知道中国数十年来的教育，是高等教育数量增多，中等教育之普遍中学次之，小学教育则更次之，恰和吾人之期望相反。为什么中国教育会表现这种现象？这当然是因为政府管理的能力，有钱者则可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整个的学校教育，全被富有阶级所占领了。
（2）消费的
教育本来是大家所应享受的，不过自被富有者独占以后，就变成特殊的了，原来富有者们，本来是不生产的，而是一个休闲阶级，他们因为有了几个钱，就可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一直上去，他们在学校里，尽量消耗，什么西装、革履、披巾、大衣，无论中学生、大学生差不多都有一套，甚或今天上电影馆，明天入戏院，不如是，好像不能表示他们的身分，一切劳动事业，是不屑做的，真像陶知行先生所说的：“自从老子做老爷，人人叫我阔少爷，谁知我还是自倒洗脸水，远不如进个学堂儿，听差替我铺床又叠被，上课看小说，下课打茶围，不高兴闹个风潮儿，直同教员怕我如同儿子怕爹爹，请看今日害国贼，那一个不是当年的双料少爷。”因此过去的教育，不但不能增加社会的生产力，而反造成了一大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份子来，使社会增加了负担，遗留无穷的祸患，这真是一个很重的病态呵！
（3）虚饰的
教育既然变成富有者的装饰品，自然不能劳动化，叫它对于社会有什么贡献，因此一般人的读书唯一目的，就是在混资格，正和从前读书人迷信“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样，以为有了资格，就可以做官，可以发财，可以恋爱，所谓中学毕业入大学，大学毕业再出洋，无非是要博得一个最好的资格而已，所以中国教育，虽是老早就提倡平民主义，结局还是这种特殊教育，在社会上占最高的地位，可怜的民众教育和乡村教育，还是新闻杂志上的鼓吹，徒有其表而已，试看大学毕业生有几个能如裴斯塔洛齐的去办孤儿贫民教育？有几个中学毕业生愿意到乡村去作耕种工作？这种教育无以名之，名之曰不切实用的教育，谁曰不宜。
（4）畸形的
中国教育既然不普遍化，所以无论就设施上及经济的分配上，以及受教育者数量上，在在表示这种畸形的发展，例如小学为国家的基础教育，量的方面，应积极的扩充，中学大学教育，应谋质的改进，无须求量的增加，可是自民元至二十年为止，无论校数学生数，及经费数各方面，均适得其反，兹照录如下。
一、高等教育
二、中等教育
三、小学教育
看了这种统计，我们可以明白整个的中国教育，都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中小学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没有急激的增加，而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倒是突飞猛进，所以有人说：中国教育是青菓式的教育，头大而身躯小，这种畸形的发展，叫初等教育怎样普及？文盲与失业问题，怎样有法解决呢？
中国教育的各种病态，已如上述，我们要提倡救国，先就要打破这种种困难。我们的教育，再不要剿袭日本或欧美，我们只可取人的长处，补己之短处，《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第二章说得好：“欧美日本之教育制度，虽被中国热心采用，以为学校改革之基础，但其是否能适合于应付中国当今之需要，中国似尚无暇顾及”；又谓：“中国如其不追随他国所不得不采取之艰苦途径，从清查固有文化开始，断不能完全造就其自己之前程。”最后又总括其评议改革意见，以为“关于中国教育上所发生之根本问题，不在于模仿，而在于创造与适应。”观此，益足以证明中国过去教育之失败，全在模仿外人，今后欲靠教育救国，就要创造适合中国社会的教育，以应付中国社会的要求，但是中国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它有什么特质？要怎么去改造？都值得预先明了，我姑且举出两段言论，以作改造中国社会的参考。
“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呢？从最下层的农夫起，到最上层的军阀止，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分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分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中国资本主义，受这个势力的桎梏，所以不能自然的发展，自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侵入以后，上层社会除兼地主与资本家的残余士大夫阶级而外，新生了以帝国资本主义为中心的资本阶级，在都市资本阶级的对立，已有见端，在乡村，全国耕地大半属于地主而为佃田，农民土地问题，形成极为严重，中国社会便是这样的一个社会。”（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五十页，新生命书局）。
“总而言之，中国的现社会，是资本主义将次没落的时候，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由封建社会而过渡为资本主义的社会。”（萨孟武：《中国社会之社会学研究》，五页，华通书局）。
因此，我们知道中国社会，完全是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两重桎梏箍制之下，教育不能不受其影响，这是在上面已经说过。我们要改造中国教育，首先要改造社会上一切不合时代，不合人生的制度和组织，另建设一切较合时代的，较合人生的制度和组织，这种改造工作，当然要借助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发生效力，因此我们要明白教育改造必与社会改造共同进行，更应该知道改造教育，并非教育界一方面所能为力，明白了这一点，然后才能谈到教育救国。
（一）教育政策之确立
教育非一朝一夕能成功，古语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又云：“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这都是表示教育要有一定之方针，要有相当的时日，才能发生相当的效果。日本教育，始终是以“忠君爱国”为宗旨，即我国从前的教育，虽历朝略有改变，而其根本精神，总是“忠君尊孔”，可是自民国肇始以后，政局纷扰，教育宗旨亦随时变更，有时并无教育宗旨者。民元之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民国八年，欧战高中，一般教育家都醉心于杜威之学说，故于第三次全国教育联合会议的时候，议决废止教育宗旨，而仅宣布教育的本义，为“养成健全人格及发展共和精神”。民国十二年北京教育部重新颁布学校系统标准，其教育方针是：（1）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的精神，（3）力谋教育之发展，（4）注意生活的教育。这几次教育宗旨的变更，可说是都无一定之计划，东抄西袭，不是偏重于知识，就是偏重于理论，毫没具有一种民族独立的精神，依据本国社会的需要而立论者，是没有的。直至民国十七年五月，因为全国军事告终，前大学院始召集全国教育会议，规定整个的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至十八年三月，经三全代表会议决通过，定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培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拙作：《中国革命的现状及我等今后应有之使命》）。二十余年来教育宗旨，既如此不定，难怪乎一切设施，时有兴废，教育法令，年年不同，甚或朝令夕改，上下均忙于改制度换招牌，历年来教育上的损失，都吃了这种循环变迁的亏，现在要改造教育，就要使现在这种以复兴民族为目标和以实行三民主义为依归的教育宗旨，不要再加以变更，那才有改进的希望了。
（二）教育设施之注意
1. 教育统制的必要
教育的政策确定了，但是要怎样去实行？自然离不了权力集中，不过我所声张的教育权力集中，是中央管理各省市，各省市管理地方之谓，换言之，就是中央委任校长，校长包办学校，聘请先生，雇用员工，政府下命令于校长，而校长则请求于先生，先生好者则照明令行事，坏者则摆着封建时代尊师重道的格子，以接受命令为可耻，各地方的学阀，至今还是把持教育，政府无奈其何！数十年来的教育，完全变成商业化去了，自上至下，都是一个人或一派人包办，其结果不但无益于国家，反而贻害于社会。中国现今教育界的失业，何尝是人才过剩的关系，其实都是政府不能统制的缘故，以致用非所学，假使政府对于教育有整个的计划，详细的调查，一切用人造人，悉归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计划，我相信一定不会闹出这种的现状，现在广西的教育人员，统须归省政府检定与任用，其造就技术人才和师资训练，都是应着地方的需要，树我国教育统制的先声，这是一件很可喜的事。中央政府亦感觉教育有统制的必要，九月十日《大公报》也登载了：“考试院拟于考铨会议时，提教育统制与人才统制两案，其所定办法，大致为：（一）嗣后公务员铨叙其资格，除已用大学毕业或曾任公务员者外，不得以从事革命几年为资格。（二）公务员应每年举行一年考，三年一总考，成绩恶劣者淘汰。（三）年考每年秋季举行一次，被淘汰之公务员另行递补。（四）各公私立大学每年招生，须由教育部按社会需要，指令各科人数，不得滥收，致有毕业即失业之险象发生云云。”这次考铨会议，当有所讨论，吾人很希望其早日见诸实行。此外教育普及、学术思想等等，虽也应该有统制的必要，不过这种统制，其实就是有计划，有组织，而不是限制自由，抑制受教育者的个性，这是应该首先明白的。
2. 国民教育应力求普遍化
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散居乡村，他们终日勤恳，以养自己，兼以养活他人，他们实在是国家的元气，但是他们的智识实在幼稚得可怜！他们的能力实在薄弱得可笑，既不识得笔画的文字，更没有国家观念，实不配做现代的国民，这些人都是因为幼小时候，没有受过普遍的国民应有的教育，我们欲借教育救国，首先就要普及国民教育，将应受义务教育的学龄儿童和年长失学之青年成人，一概授以普遍的国民教育，这种教育的目标，当由中央规定，颁布全国，不论这个小学设在南边或北边，也不管是省立县立或私立，教育的取材或可不同，但是标准必须一致，受了四年小学教育的，一定要到如何程度，受了六年小学教育的，一定要到如何程度，即一般失学青年成人，也要使其知道中华民族过去伟大的事迹，以引起其爱国家爱民族的观念。即对于自然、卫生、数学等也要有相当的常识，不失为现代的国民，这种国民教育的实施办法虽是很多，但李蒸先生所拟的，我觉得也很可做参考，兹摘录如下。
（一）由国民政府组织国民教育委员会，制定实施方案，交教育部及各省市政府施行。（二）由中央筹拨国民教育经费，分别补助各省市，现在中央所负担之教育经费，完全供给大学及专科学校之用，所谓初等教育经费，向由地方筹措，即省教育经费尚很少补助各地方者，此实一大错误。据教育部估计，初等教育经费，每年每生平均约占四元，全国约四千万学龄儿童，除已受教育者约占四分之一外，尚有三千万儿童，共需约一万二千万元，假定十年内普及，则每年需增加经费一千二百万元，由中央政府每年筹拨一千万元（每月不足百万元），其余二百万元，以全国两千县计算，每县须增加一千元，此数省库应负担二分之一；民众教育经费最近估计为以前四百万元，假定增加五倍（因估计已受民众教育者，不过两千万人，尚有一万万人须加受民众教育），应为七千万元，按十年计，每年须增加七百万元，请中央筹拨五百万元，其余二百万元，以全国两千县计算，每县须增加一千元，此数省库亦负担二分之一。
这样一来，在目前中央政府，财政虽属困难，只要认为此系救国之唯一出路，亦非绝不可能的事，何况用国库补助地方国民教育，在欧美日本均有先例，其收效之大，必胜过扩充军备多矣。
3. 中等教育应力求分途化
中等教育包括普通中学、职业学校以及造就民国师资之师范学校等，是要使各个小学毕业生，可以随着自己之环境及志愿分头上进，而不限定受一种教育，兹分述如下。
（1）普通中学
中学可和现在一样，分高初中两级，不必再谋改革，初中不分科，毕业后可以升高中，又可以入职业学校，又可以投考其他实用之短期训练班；高中有的主张分文理科的，有的主张分文、理、政三科的，例如程天放先生就是其中一个，但是我始终是赞成不分科的，我觉得高中时预备升学的，若分科过早，就不免有幼稚专门的毛病，不过要严格的训练，提高学生程度，依照蒋梦麟先生等之提议，政府供给贫寒优才生入学（见本志二十四卷二号），此种中学，只要质的改良，不在量的增加，据最近教育部之调查，全国中等学校共二千一百十一校，内中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共八百八十六校，中学一千二百二十五校，以现有一千二百多个中学，做预备人才的场所，是尽够用的，今后除了边远各地之外，可不必多增加中学，只须整顿内容。近年以来，各省因为有会考的关系，程度均相当提高了。不过此外有一件是要注意的，就是学校当局要随时注意学生之个性及环境，若不能达到高深学问的目的时，在初中毕业后固然不必升入高中，即在高中毕业后或未毕业时，要有随时可令其转入职业学校的规定，可以使他们早在社会上谋正当的技术，以解决其生活问题。
（2）职业学校
这里所谓的职业学校教育，当然是指中等职业学校，或由小学毕业入学的，或由中学毕业入学的，这种学校是技术人才的训练所，而不是有名无实的职业训练机关。我们检查过去的职业学校，是不是真正生产的机关？抑或仍属消耗机关？我们不问即明，我们觉得传统职业学校之失败，就是没有附设农、工、商场里面，和生产机关打成一片，今后就应该改换途径，譬之大冶炼钢，则设一炼钢学校，不必冠以冶金之名，另筹设备，其实能学炼钢，一生之生活已裕，不必五金俱炼，一事无成也；又如景德镇瓷器，则设一瓷器学校，不必冠以窑业，到有实益，况学生时与农、工、商场接近，学即所用，用即所学，决不致学职业，到反职业，此吾人所主张使学校为改进职业的机关，毋使职业机关（农、工、商场）为学校之附属品或装饰品，其意即在于斯。
程天放先生为矫正过去毛病起见，并主张：“职业学校第一不必分农、工、商等科，而应该分许多不同的班，社会上需要哪一种人，就开哪一种班，社会上所不需要的，就不去造就；第二，职业学校不必呆板规定毕业为三年四年，或五年，完全看训练某一种职业生产技能，所需要的时间，而定修业时期的长短，甲种职业只需要三个月的训练，学生三个月就可以毕业……第三，职业学校应该绝对注重技能的训练，书本传授，还在其次，因为职业学校的目的，本来就是造就生产份子，而不是养成专门人才……”（程天放：《改革中国学校教育之刍议》，《中华教育界》，二十卷六期）这几点意见，确系矫正过去传统职业学校之缺点，而为吾人所极端赞成的。
（3）师范学校
师范学校计分简易师范学校、师范学校、乡村师范学校三种，简易师范学校和乡村师范，多半是招收小学毕业生（也有招收初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力者），训练三年或二年不等，毕业后充当乡村小学教师；师范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训练三年，毕业后充当普通小学教师或地方教育行政。我们对于师范教育的主张：第一，师范生不论是乡村师范、简易师范或普通师范生，他们都有特殊的使命，就是国民教育的母亲，任务异常重大，中国前途有无希望，就在这些师范生手里；第二，师范生应有特殊的训练，要能忍苦耐劳，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方可达到其使命；第三，就是师范学校要有国家经营，政府要通盘筹划，津贴学生膳宿各费，并不取学费，出校由政府指派任务，现在师范生毕业后反而失业，这都是政府不大负责任。
（4）高等教育应力求充实化
高等教育也包括三种：一种是专门职业学校，供给高等的生产教育；一种是师范大学或独立教育学院，供给高等师资教育；一种是养成文理、工、农、商、医、经济、政治、法律等专门人才的大学或学院；这三种高等教育机关，都是招收高中毕业生或与高中同等学力之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出身之毕业生，以求再进一步之深造。可是中国之高等教育，在量的方面，则有突飞之增加，而质的方面，则贫乏不堪，养成学生：以混资格为目的，以求恋爱为急务的种种恶习惯……今日中国社会的纷乱，何尝不是这种教育的遗毒，近几年来政府好像在雷厉风行的整顿和取缔，就是教育界人们，也异口同声的赞成改革。陈果夫先生之改革教育初步方案里面，有：（一）中央应即依照十年内置建设计划，规定造成农、工、医各项专门人才之数目，分别指定各专门以上学校切实训练，以便应用，（二）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自本年度起，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以十年为限，（三）在各大学中如设有农、工、医等科，即将其文、法等科之经费，移作扩充农、工、医科之用，其无农、工、医科者，则斟酌地方需要，分别改设农、工、医等科，就原有经费，尽量划拨应用……等意见；程天放先生之《改革中国学校教育刍议》，也提及中国高等教育之改革：第一要确定重质而不重量之主张，第二要充实内容，提高程度。我们觉得中国高等教育之改革，在程先生之两种原则，是很赞成的；至于陈先生之主张，未免失之太偏，是犯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毛病，决不是中国恒久之要求，我们要知道中国理工人才，固然缺乏，不过文、法方面，严密说来，何尝又够用，所以我们觉得中国高等教育，应分两条路：一条路是职业专门，如师资、农、工、商业，应作为高等教育之中心，这就是高等教育应力求专业化的意义；另外一条路，是普通大学，这种大学专为学理研究的深造和专门人才的养成为设，内容应更加充实，使之为研究学术的最高学府，这样一来，大学决不是“高等游民的制造所”了。
（5）留学教育应力求实用化
谈到中国留学教育，更是使人伤心；王云五先生和杜佐周先生在本志第二十四卷第一第三期中，都有很详细的检讨，就是我们在《中华教育界》第二十卷第十二期，也曾发表过《日本对我留学生之教育设施及今后我政府应有的觉悟》一文，力言我国留学教育之失败及我们应有之注意。本来各国对华留学教育，都有他们的用意，我们只要看英国《泰晤士报》及美国人柯基尔对中国留学生的两段话，便可知道他们的目的，即：《泰晤士报》说：“给外国留学生以教育上的便宜，很可疑得到商业上最大的效果，受了英国教育的中国留学生，可以视为英国在中国商业上的资产。”
柯基尔氏说：“对于中国留学生，不应注意到彼等在中国政治界实业界有活动能力的人们，为一种重大任务，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就在他们毕业回国后，决不会消灭一切从前在美国的印象。”
就是日本大隈重信当政的时候，在一个女学校毕业式中讲演，劝她们嫁中国学生，他说：“中国留学生回国后，一定在中国政治上，占重要地位……”我们看了这些话，就晓得各国对我留学教育政策的用意了，我们为图本起见，当然要在国内改进高等教育，把教育权收回来，而代以研究学术为留学目的，不要使一般青年学生，都羡慕外国人所给与毕业文凭及外国人给与的学位，我们非万不得已时，务必要节省这笔巨大的留学经费，在国内各大学添设各科研究院，收容有志于学术的士子，悉心研究，也同样的可以造成很大的学者。近几年来，政府好像稍有觉悟，无论中央各省市都是应目前社会的需要，选考实用科学方面的留学生，出国研究，即留学生管理方法，也改进了不少，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6）教育经费之增加
中国教育不发达，固然是方针不定，制度时变，但是教育经费的缺乏，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欧美各国及日本，除了用国家负担一部分义务教育经费以外，还要负担中等职业、师范、高等以及社会教育的各部分经费，其支出的巨额，真是巨大的可惊的，如美国在一九二八年的估计，便有二十九亿四千九百万金元。现在再看各国教育支出，在国家总预算中，所占百分比的简表，便可明白它们的教育经费多少了。
（所根据的是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间的统计）
（见《教育与民众》中《现代教育鸟瞰》——六卷二期）
至于我国呢？根据国民政府二十年中央预算，我国岁出经常经费及临时费计为八亿九千三百三十三万五千零七十三元，其中教育文化费之经常费及临时费总计为一千八百六十五万八千五百三十六元，仅占百分之二点零八八，与世界各国比，居最末位，而人口之多与地方之大，则不亚于任何国家，以这种少的经费，怎样能办得好的教育呢？即就中央及省地方总岁出，约计十二亿九千四百八十七万三千五百六十八元，教育文化费亦仅占五千九百五十二万四千八百五十八元，计占百分之四点九八三元，与世界各国比，仅较高于西班牙一国。一国的教育经费，为其人民教育程度之指数，亦为其国势盛衰之指数，所以欲言教育救国，亦非空口说话所能成功，必国家下最大的决心，增加教育经费，那文盲才可逐渐扫除，民族复兴才有希望。
随便来说，已经很多了，我们明白了过去教育失败的原因，就要努力去改进，以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由上面看来，我们至少相信：（一）一切教育工作，要适应于当时当地的社会意识，切不可模仿人家的方式——不论是美国式、法国式、日本式。（二）一切之教育工作，要向着大多数的贫苦无告的大众方向走，切不可为少数的优越阶级做妆饰。（三）所谓“为教育而教育”为“学位而学问”的口号，都是些最巧妙的遁词，今后之教育，要为国家民族而教育。明白了这几点，那过去教育上的一切流弊，如各地教育事业的相差太远，私校之滥设，供与求之不适合，教育机会的不均等等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决，换句话说，就是王云五先生所提出的几个教育问题，我想都可解决一大部分。不过还有要注意的，教育不但不能离社会而独立，就是整个的教育，都是互相联属的。所以《大公报》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社评《沟通伦理教育与政治教育之必要》里面，曾说了：“教育本身之分类，不应照教育学上所谓德育、智育、体育或初级教育、中级教育、高级教育乃至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专门教育等之分类，而应依照政治之根本特质，依政治之根本精神，政治上之必须技术及政治上之运用、对象，三个顺序，分为政治教育、技术教育、及伦理教育三者。政治教育包括专门教育、职业教育，乃至军事教育等；伦理教育包含国民教育及社会教育等。教育政策之论想的最高原则，应立于政治教育之坚实基础上，一面发展技术教育，一面扩大伦理教育，使三者沟通统一，而成一有机的结合。……”我在上面虽把它分为国民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不过是为叙述方便起见，其实各级教育里面，都不能缺少这三种教育——伦理教育、政治教育、技术教育——尤其是不立脚在政治教育上面的，可说是支离破碎的教育，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所以我始终奉劝教育界同仁，不要自认教育清高，教育者万能，遂事包办，其实教育的改造，还是要大家共同负责，以努力于新国家之创造，同时更希望全国上下也不要过分责骂教育界，数十年来政府当局对于教育上，到底花费了几多金钱？费尽了几多力量？我们在这异口同声高唱教育救国的时候，都值得各自反省一下！我们今后只有上下一致，打破社会上的种种窒碍，而创造中国式的新教育，以救济国家民族，那就好了。
二十三年，十一月，末日于南昌一中
原题为《我的教育信念》。崔载阳（1901—？），广东增城人，教育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曾任中山大学教授、教育研究所主任和大学研究院院长。
我对教育是抱有坚强的信念的。现在一般人对教育虽已失尽了信仰，然而在不久的将来，我可信他必然能显现出他的奇迹，他必能用他的力量把中国民族从最危险当中挽救出来。因为到了现在，我们已确实探出教育的历程实与建国的历程互相一致。建国的内容须改造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而教育的内容亦正超越文字训练与观念传递的范围而负担改造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责任。建国的方法须用各种力量引发全体民众的潜力，助其达到自发自动自立自主的地位，而教育的新方法亦显然趋于此点，故今后教育的工作即建国的工作，建国的工作即教育的工作，建国的目的只能用教育的方法才能达到。
然而那种建国的教育究竟是怎样性质的呢？他究竟是一种什么教育呢？我深信教育而能建国，这种教育的性质必然的不是单方的而是多方的，而此多方的教育又必然的不是平排并列或互相矛盾的，而必是有机的统一的。如果把他直捷了当的说出，则所谓建国的教育就必是一种中国的、民族的、乡村的、青年的、人生的、创造的教育。
建国的教育是中国的教育，为的是他要创建的国家是中国，同时它的教者与被教者都是中国人。然所谓中国的教育，至少包含四种条件：第一，这种教育是中国此时此地的，然亦须兼备本国古来的优点与此时外国的长处；第二，这种教育不能为一部分人所有，为一部分人而有，反之他要为中国全民而有；第三，这种教育须从国家现存的低下的物质生活出发，而以改进和繁荣国家的物质为鹄的；第四，这种教育须从国家离立的散碎的团体生活出发从而改进他们，使散碎的编为整个的，离立的编为合作的，使民族日臻健全。
如果用上面四种条件去看中国此时的教育，则无论大中小或其他教育都绝非中国的教育，而必须大加改变。
建国的教育是民族的教育，此因我们要创造的国家不是部落的、联合的，或帝国的国家，而是民族的国家，故要有民族的教育，使整个民族对内更能融合，对外更有力量。然所谓民族的教育，至少亦要包含下列四种属性，否则不是健全的民族教育：第一，民族教育不是个人的教育，然要保全个人的个性和创造性；第二，民族教育不是家族的教育，然要具有家族教育的自然和暖气；第三，民族教育反对阶级的教育，然有阶级的积极与团结；第四，民族教育在复兴民族，故非世界教育，但须以世界为理想。
我国现时提倡民族教育的人不少，然有无兼顾上列四种属性而不流于空洞，实成疑问。
建国的教育是乡村的教育，此因要想中国民族有办法，有出路，必须从小范围做起，即从乡村做起，中国的社会是乡村的社会，人民是乡村的人民，如中国乡村不坚实，和没有生气，则中国国家决不会茂盛繁荣，故建国的教育必要是乡村的教育，所谓乡村教育约有四种涵义。
第一，乡村教育不同都市教育，乡村教育应是国家教育的重心，都市教育只应是乡村教育的中心，故国家整个教育制度应着眼适应乡村，现时教育全从都市而来，只能适应都市的需要，致整个教育变成资产的，休闲的，齐整的，划一的，那自有即行改造之必要。
第二，乡村教育注重农业，而以工业为辅，我国将来必进到工业化农业的地步，然不是目前所能急切办到，目前乡村还应以现存的农业做起点，而加以改良及促进，农业发达后工业自有生路。
第三，乡村教育是下层民众的教育，但其目的则亦着眼整理上层的政治，乡村教育之冀图，原就是引发广大乡村民众的力量，使他们慢慢组织起来，健全起来，从而根本的去整理现存的国家的纷乱。
第四，乡村教育是向心的，而不是离心的，现时各个乡村虽很散碎，然究是整个中国的一部，故各乡村教材教法虽可彼此不同，其目标却绝应一致的，其精神也绝应一致的。
建国的教育是青年的教育，所谓青年，就是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少壮人物。青年教育比较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更为重要，更为迫切，其理由有四种：第一，从生理来说，青年人比儿童成熟，同时有成人一样坚实；第二，青年的接受性，比较儿童更大，同时没有成人一样顽固；第三，青年人的智识比较儿童丰满，同时没有成人一样成见；第四，青年人对于生活，比儿童更迫近，同时没有成人一样重负。
故为中国民族前途计，青年教育亟应放在最前线。现在不是注重儿童教育，就是注重成人教育，致千万青年无受教育机会，那种轻重倒置的措施，有重新考虑之必要。
建国教育是人生的教育，所谓人生的教育就是使人做人的和教人生活的教育。无论就个人说，或就团体说，这种教育分析起来都有四种。
第一，是自给教育，目的是使从个人至民族都能自养自给，不靠他人生活，虽偶有交换，要亦以自给为本。此种教育有儿童的好动、制造、搜集等天性做基础。
第二，是自治教育，目的是使个人能自治，团体能自治，地方能自治，循至国家民族能自治，此种教育有儿童的互助、制抑、好群的天性做基础。
第三，是自卫教育，一方使个体自卫，一方对自然自卫，外人自卫，可利用儿童的争斗、游戏、竞争等天性为基础。
第四，是自学教育，目的一方在使学者得有自学的工具，如语文、计算的能力，一方亦使他们有自行向上，自求进步的习惯和态度。此种教育有儿童的好奇、探讨等天性做基础。
为儿童计，为国家计，今后的教育必须集中气力实现此种人生教育，现时各地民众教育已具此种趋势，然而现行各级学校的课程，必须改变，因为他离人生太远，甚至不人不生。
建国的教育是创造的教育。此因中国旧有的文化不能供应今日的需要，故不能用传递式的教育，此时可用的只有创造教育。尤其是团体的共同的创造教育。务使前代后代教师学生共同参加，共同创造，但这种教育要详细加以分析，也有种种涵义。
第一，创造教育是自发的。教者学者共同选择环境，选择对象，待学者有自发的活动，教者再从而指导之。盖惟自发乃有气力，一切外铄的教育都是没有根源的，亦就是没有血肉的，均不能发生伟大的成果。
第二，创造的教育是自造的，学生由造而学，教者由造而教，正与现行“做学教”的方法同一原理，惟此处所以用“造”字而不用“做”字就以后者只有活动的涵义，而缺乏积极创建的涵义。
第三，创造的教育是自改的，教育上一切活动之改正，教者虽有极好的意见指点，要亦以帮助学者先行共同发见其应有修改之必要，然后自行改正为合。
第四，创造的教育是自成的，无论任何教育活动均由团体或个人自己负责完成，惟有此完成然后有创造教育可言。
根据上述意义，则现行中国今日教育都非创造教育，即教材教法方面距离亦甚远，要想恢复中国民族的创造力，以复兴民族，创造教育之问题，亟有留意研究之必要。
总括上面的话，我深信建国的教育或救国的教育是多方的而不是单方的，而此多方的教育又是彼此相辅而成的，绝非冲突的。选取其中一种，就决不能舍弃其他五种，否则不是挂一漏万，就是畸轻畸重。然就粗枝大叶来说，各种教育亦可各有与他们发生特别关系的事物，例如中国的民族的教育特别与教育方针及教育行政有关，乡村的青年的教育特别与教育系统及各级教育有关，人生的创造的教育则特别与课程教材教法有关。然他们之与某种事物亦只限特别有关而已，他们彼此之间原是相通的整个的，不可分割的。
这种教育的涵义犹不止此。我们如以中国民族的教育做中心和做出发点，从此一路说到乡村青年的教育和人生创造的教育，那么我们见到这便是现时所谓社会中心的教育了。如反之，我们以人生创造的教育为中心，为出发点，从此一路说到乡村青年的教育和中国民族的教育，那么这便是现时所谓儿童中心的教育了。由此可以知道，我们在上面所说及的整个而不可分的教育，不尽是社会中心的教育，同时亦是社会中心的教育，不尽是儿童中心的教育，同时亦是儿童中心的教育，这种教育无以名之，可名之为民族中心的教育。民族中心教育没有儿童中心社会中心两种教育的短处，而有他们的长处，他是这两种教育的大溶合，而又另有新的见地与安排，他是中国环境的产物，同时能够供应中国环境的需要。
所以如从分析方面说来，中国的、民族的、乡村的、青年的、人生的、创造的教育算是我的教育信念，但如从综合方面说来，我的教育信念就是民族中心的教育。
汤茂如，四川大竹人，教育学家，曾任北平民国大学教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城市教育部主任总务部主任、福建省教育厅第一科科长，并曾随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平民教育实验。
谈到教育救国，我们不能不同时想到教育建国。不努力建国，我们无力救国；不先去救国，我们就没地方去建设；这是颇有连带关系的。救国须有三项基本的建设，在全国普遍的同时进行。
培养一般人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民族观念。使人人心理上发生自觉、自信、自救的信念。这就需要一种普遍的国民精神教育。适当的教材，应从我民族固有的生命力里，光荣的历史里，灿烂的山河里，及一切国耻的教训里，去选出来，分别的采用于各种教育上。
培养一般人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生产力，使人人都是一个直接的或间接的生产份子；所有关于人民生活上衣、食、住、行的基本轻工业和关于国防上的主要重工业，都由全国人民总动员的负担起来。这就需要一种有计划的生产教育。根据一种确定的数目字，把全国各种生产事业所需要的各种技术程度的工作人员和劳动份子，都分期大规模训练起来。
培养一般人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新生活，使人人都参加，消极的把一切恶习惯、嗜好和恶风俗打倒，积极的把新生活的一切好习惯、好嗜好和好风俗建设起来。这就需要一种有力量的社会文化教育。这种教育开初实施时，须有强制性，采用军队式纪律化的办法，使人人必须参加；所有各界领袖地位的人，尤须以身作则，首先有新生活的表现。
以上三种基本建设，需要有普遍性的基本教育去培养之。我们不谈教育救国则已，要谈教育救国，那决不是一般的所谓教育；这个救国的教育必是一个非常时代所特创的一种有普遍性，简单而有实效的教育。这种教育的对象，应当是全国人民。我们在救国的紧急时间，应作的事虽多，这三项救国的基本建设教育，是必须同时大规模进行的。
如何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教育，那是材料、工具、技术、方法的问题，这里暂不提。
对于这种教育救国，我们应该抱着“民族能自救”，“民族能复兴”，“农村可改造”，“国家可建设”的信念。这种信念不是虚悬空想的一个自求安慰、寄托情感的信念而已。这种信念须借教育的方法，打入大众的生活里，发生极大的力量，在实际的自卫、自救、自助的工作上，达到分工合作的目的，去作农村改造，国家建设的事业。所谓的三种基本建设，不过是紧急时，短期中，速成的救国工作。但救国不是空为救国而救国。救国是为建设新国家而救国。新国家之建设，一方面需要大规模人才上的建设；此处所谓人才，是广义的。包括组成新国家，拥护新国家，监督新国家的全体新民，和领导新国家，治理新国家，建设新国家的各种专家。所以我们的教育理想，应该是真实的全民教育理想。于是国民教育、民众教育及社会教育，在当前最紧急的方面，要顾到从广大的民众里，选拔优秀的人才，与以专门技术的训练，使其在实际建设工作上，各人皆能就其所长，胜任愉快。此种全民教育理想不仅是人人应受教育和能受教育，最重要的，是在某时代里，能受相当的教育，使全民能各尽其责，各享其用，而分工合作的逐步完成全民族的共同事业。这个共同事业就是我们全民族的信念具体化实际化的“民族自救”、“民族复兴”、“农村改造”和“国家建设”。
倪尘因，教育学家，曾任苏州中学教务主任、南通县立师范校长、江苏省立吴江师范学校教导主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科员。
如果救国的责任，不是少数或某一阶级所应负或能负得了的，那么所谓教育救国的教育，必定是一种深入民间，着眼于广大群众的教育，决不是随便那一种教育，这是可以断定的。因此如果我们持着教育救国的信念去努力时，必得实施一种新的教育。这种教育的制度和政策，和现在的完全是异样。简单一点说，它应该采取下面两点，作为实施的纲领：第一，教育的对象，应该是全体的民众，而且必须有共同一致的目的。第二，升学的机会，应该以智力为标准，前者所以健全国家的组织，后者所以培养专门人才，以推动此组织。必如此，而后由此广大群众所组成的国家，乃能充分表现其力量。
二十三，十一，十一于京寓
张安国，教育学家，主要关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教育改革和动态。
总理诞辰的那天，大概是下午六时的光景罢，我正抱着我那刚满半岁而肥硕可爱的女孩子玩的时候，忽然接奉本杂志主编者的快函，据云本志“拟于明年一月间辑一特大号，敦请全国教育专家，发抒伟见……意在贡献……”本人拜读之余，认为用意甚佳，极感欣佩。记得在日本的时候，每逢“岁序更新”，各杂志无不竞出新年特辑，真是琳琅满目。当时我总是以极愉快极兴奋的心情去一本一本的翻读。现在为了诚意赞助本志此种盛举起见，自己虽非一个教育专家，也觉得有遵命之必要。
在编者指示的两个题目中，关于第二题——对于蒋梦麟先生等所提倡的中小学教育改制的议案抱何种态度——我已于拙作《改革中国教育制度私议》一文中，批评过了，可以不谈。现在且来谈第一个题目——对于教育救国抱何种信念或理想。
自然，这是一个大题目，断非两言三语所可尽意，这里不过是随便谈谈而已，非敢语于体系也。
教育可以救国，在一定限度之内，自然我们是承认的。但何种教育可以救国，尤其是在今日的中国，何种教育可以救国，却不能不烦我们去熟思详虑。否则，恐教育救国之效未睹，而教育害国之实先见呢。是不可以不慎！
然则在今日中国社会情形之下，何种教育可以救国呢？自个人的见解看来，觉得只有下面这样的教育，才是救国的教育。
（一）使儿童与大众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而培养其打倒帝国主义的实力之教育。
（二）使儿童与大众认清残余封建势力的毒害而培养其清肃残余封建势力的勇气与实力之教育。
（三）使儿童与大众认清理想社会的内容而培养其具有实现这社会的光、热之教育。
（一）与（二）是扫荡的工作，（三）才是建设的工作。根据这种救国教育的理想，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教育，至少应有以下的改革。
（一）制度方面
（1）应废除阶级的双轨制而实行民本的单轨制。（2）废除学历本位制（资格文凭制）而采行实力本位制。（3）废除学校考试制而行生活考绩制。（4）实行国家考试制。
（二）内容方面
（1）着重培养健全的凡人。（2）注意培养服务社会的人生观。（3）删除足以助长英雄思想与升官发财思想之一切封建材料。（4）特别注意生产劳动教育之实施以促进社会之实现。（5）致力于科学思想之灌输及其善用。
方万邦（1893—1969），福建闽侯人，体育教育学家。他积极引进、翻译西方体育科学，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创建中国的体育理论。
富强之道，虽端赖教育，然教育足以救国，亦足以救吾国，吾国目前教育虽不敢说为误国教育，其不足以救国也彰彰明矣。故有识热心教育家屡有改变教育学制之倡议，然类皆舍本图末，隔靴搔痒，而成效殊微。即蒋梦麟先生等所提中小学教育改制之议，似与现行学制无甚出入，施行之后，能否获得救国成效，尚属疑问。古语云：“衣食足然后知礼义。”吾国现状，内则农村破产，工商凋敝，疮痍满目，民不聊生；外则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有增无已；如此情况，欲谈救国教育，应从民生着手，历来学制俱不适合国情，鄙意以为改造教育，首要取消学校制度，而代以因地因人因业之实际生活，就社会需要，设立各种农学团、工学团、商学团、及其他军政家庭学团等。使“社会”“国家”“家庭”“职业”打成一片，农不离村而学，工不离厂而学，商不离店而学，军政家庭不离其原有工作机关而受教育。此外更设研究院，专供研究各界实际生活之困难问题。如此教育与生活，联为一气，因生活而为教育，为教育而得生活，以教育改进生活，以生活实验教育，欲人人有受教育之机会，即人人有自活之能力，求而得供，供亦应求，即教育普及与毕业及失业各问题，同可解决。“教育救国”“救国教育”庶可达于成功之阶段。爰抒所见，质之高明，以为何如？
[1]
古
：《中国教育背景与中国教育改造问题》，《中华教育界》第二十一卷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