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望眼欲穿的性教育

郭初阳

《教育杂志》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期刊之一。它创刊于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停刊于民国37年（1948年）12月，其间曾因战火中止两次，前后持续整整40年，共发行33卷。《教育杂志》不间断地出版世界著名教育杂志摘要、教育名著、欧美教育概况，凡是教育学的话题，无不涉及：各种教育学说、教育制度、教科书、教员之训练与修养、教学法、学校组织、班级编制、学生自治、学生运动、学校与家庭、公民教育、职业教育、天才教育、特殊儿童教育、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家事教育……于教育学的研究既深入其内，又眼界超拔而不局限于教育学畛域，其他如哲学、认识论、经济学、心理学、宗教、图书馆学、人口论、庚子赔款等，也多有探讨。积40年之功，遂成为近代中国教育史丰富而完备的资料库。

197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了原刊；2006年8月，台湾心理出版社出版了《〈教育杂志〉（1909-1948）索引》，分为目录索引、主题索引、人名索引、古今用语对照表、外国教育家译名对照表五部分，令整套《教育杂志》的查阅变得相当便捷。

涉及性教育内容的文章，《教育杂志》中30篇，本书限于篇幅，从中选录24篇 ^[1] ，包括了民国12年（1923）第十五卷第八号《性教育专号》中的全部13篇文章，以及另外11篇。

最早谈论这个话题的是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早在1911年，他在《色欲与教育》一文中就主张：“男女既秉天之所赋，由生理而生欲念，乌能窒之塞之……亦惟裁成之使衷于理而已。”并给出了教育上的四种方法。

志厚写于1914年的《教育之色欲问题》，明确提出了“青年之中色欲之害，全由无识而来，教者秘而不言，而第以消极之道防之，终无效也。是必觊适当之机会，为生徒辈公然讲授”，并就何人负责教授、何时开始教授、男女共学还是分授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1923年8月，《教育杂志》推出“性教育专号”，13篇文章分别从性教育概论、基本原理、各国实施情况、中国现状、儿童及青年期的特征、新学制课程安排等方面，立体而富有建设性地讨论性教育，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细察13篇文章的标题，直接使用“性教育”一词的有9篇，用“性欲教育”的有一篇，其余3篇也都含有“性”字——这是极有意味的转变，用“性”取代“色”、“欲”，用男女生殖器取代“牡”、“牝”，用“性交”取代“敦伦”等等，名称的不同，标志着一种新范式的确立，在解剖学、病理学、遗传学、心理学等现代学科的基础上，性教育的学科体系逐渐成形。

20世纪20年代，对于性教育的讨论是空前热烈的，除了《教育杂志》的“性教育专号”，其余杂志的专号有：《曙光》第一卷第五号“两性问题”（1920年），《学灯》“节育运动号”（1922年4月30日），《妇女评论》第三十九、四十期“生育节制问题号”（1922年5月），《青年进步》民国12年7月第六十五册“两性问题号”（1923年），《妇女杂志》第八卷第六号“产儿限制号”（1922年），《妇女杂志》第九卷第十一号“配偶选择号”（1923年），《妇女杂志》第十一卷第一号“新性道德号”（1925年）等等。因为性教育既关乎个人的健康与成长，又涉及女性的解放与独立，更关系着整个社会、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复兴，所以在中国迈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期间，自然地成为全民关注的热门话题。

良好的性教育能帮助自我成长与探索，建设完善的人格，培养亲密的人际关系，正如社会学家季思拉·赫姆斯（Gisela Helmius）所说：“每当两人做爱，社会就在现场。” 令人赞叹的是，1923年《性教育专号》潘公展的《两性生活与性教育》中，也反映了这种可贵的认识：“两性生活既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大部分——严密的说，实在可以算包括人类生活的全部——则人类当求性的知识，以辅助性的本能，确是天经地义，无庸讳言的。”

至于性研究与性教育的必要与迫切，常道直《性教育概论》开篇有一段话说得极为透彻：“我们人类的生活，就全体说，原始时代的生活完全是黑暗的；以后逐代渐有新事物的发见、新工具的获得，才能日进于光明。就个人的生活说，一个人的生命路程，自始至终，无时不有浓厚的雾弥漫着，随地都有埋伏着的危机，即随时随地都需待教育——意识的、非意识的——引导。性欲尤其是内中一个最大的关键。从前一般人对于性的事实都存了一种偏见，坚持无言主义，不但无人作科学的研究，即公开谈论，亦所不许。因此，笼罩着性的问题之浓雾，直到最近还未能经科学的光明透射过……所以我们说：性之研究是被事实需要逼迫出来的。”

自清末学堂、教会学校和民初学校的“卫生学”、“生理学”，到民国10年（1921）卫生部颁布的《卫生教育实施方案》明确规定要“加入性教育教材”，再到1929年教育部颁布的《初级中学生理卫生暂行课程标准》，将“性的发育行为和责任（注意春机发动时期的身心变化）” 具体地写入教学大纲，性教育课程在重重的阻挡中，能渐渐地在各级各类学校开设，其中《教育杂志》的呼吁倡导，实在功不可没。

诚然时代有局限，当年常道直翻译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中学校性欲教育大纲》，侧重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授，与定稿于1977年的瑞典国家教育委员会出版的《人际关系指导》手册存在着差距。瑞典从1955年起就开始在中小学推行全面的性教育，性教育始于小学一年级（全球学校初次教导性教育的平均年龄是13.9岁），半个多世纪以来成效显著，堪称世界最进步的性教育。瑞典的《人际关系指导》手册提出了一些基本价值观，属于性教育的核心原则，全文转录如下。

一、学校在“启发对人类尊严的敬重”这个课题上的责任，意即对他人的体谅与在生活各方面对个人行为后果的负责态度，必须要在性与其他人际关系的教育中呈现出来。其中最重要的讯息是，没有人可以将他人视为是提供其个人利益与需要的工具。

造成意外怀孕是在性事上不负责任及缺乏体贴心的表现。如果生下不受欢迎的小孩，而父母本身又还没成熟到可以照顾他的地步，父母和小孩双方都会面临问题。

二、学校在“启发对生命的不容侵犯性以及对个人隐私的尊重”这方面的工作必须和人际关系的教学相结合。任何形式的心理压力所造成对个人隐私的侵害，并不亚于身体上的暴力。

三、个人的隐私和性与其他人际关系教育的基本价值关系密切，意即能为人形构出人际关系的性生活，比起不是建立在个人的、随意的性生活，更值得追求。

四、获得大多数瑞典人大力赞同的价值是，对丈夫/妻子、未婚夫/未婚妻、或固定伴侣的忠诚。

五、个人隐私权所涉及的基本价值，意味反对在色情中经常展现的对于人性的看法。

六、学校应该建立及发展学生延续及强化平权及民主原则的特质，此工作和其他带有评估性质或深具影响力的教学也有关。这项原则反对传统在性议题上的双重道德标准，举例来说，同样的行为，男人免责而女人却受到社会非难。

七、拒绝在性议题上的双重道德标准，包括反对传统的性别角色，例如，阻碍两性平等的性别刻板印象即为其一。

八、对平权的需求也意味着拒绝性关系中的种族歧视。

九、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在过去数十年来有些微的减少。性与其他人际关系的教学应当鼓励学生的态度朝这个方向继续转变。

十、教育应协助承认并确保身心残障者、精神病患、监狱及其他的囚犯拥有性关系的权利。对老人性关系的偏见也应受到反制。

十一、学校在促进宽容度一事上的努力，关系着年轻人对人际关系的看法。

事实证明，学校作为价值中立的机构，在孩子的成长中实施同步延续的性教育与人际关系教育，能有效地帮助每个人从中找到自己，建立自身的身份认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显示，“性教育与人际关系教育不会让年轻人在性方面变得比较活跃……瑞典性教育的基础理念是：对性的正面看法会使人比较有自尊，也比较能控制个人的性生活。这反而避免了意外怀孕、堕胎与性病。”

常道直《性教育概论》中明确提出：“学校当局对于性教育须有相当的设施，也是现在多数人所主张的。”遗憾的是，距离《性教育专号》发刊，已近90年，当时学者所揭橥的许多问题，在目前的中国大陆仍未解决。如今在社会传媒似已不再有性话题的禁忌，然而在作为性教育最重要场所的学校，试图谈论“性”依然困难重重——既缺少受过专业训练的师资，也没有定期有序的课程设置，而最让人难过的是，现在连一套完整的性教育大纲都付阙如。

《北京晨报》2007年1月11日报道：“据介绍，目前有关部门正筹划调查后出台《北京市中小学生性教育大纲》（暂定名），从小学高年级起，为不同年级的学生安排性教育内容，如小学生应该了解最基本的生理身体变化，哪些地方不能去，身体的哪些地方不能让别人碰等；初高中生则应该知道正常的性与健康行为，安全套的使用，如何保护自己等。” 3年多过去了，至今尚未听到首都性教育大纲出台的消息。

《南方都市报》2009年5月13日的新闻，广东东莞实验中学高二（12）班的班会课上，一位教师用粉红袜子套在矿泉水瓶上，模拟着避孕套的使用方法。这个名为《最搞笑的班会》的课堂视频在某视频网站上热播，点击量迄今已超过246万次，赢得甚多好评。学生在跟帖中说，“其实就应该多点这样的教育”，“如果我迟毕业几年就好了，可以上老师的课，太精彩了，你不教我还是无机会见到呢”，流露出没有机会受到性教育的遗憾。这段广为流传的视频，恰恰反映着我们性教育的近乎耻辱的苍白无力——教师在缺乏计划而随意安排的课堂（某节班会课），用简陋而不科学的示范工具（袜子、矿泉水瓶），进行纯粹技术性的教授……

时至21世纪，人们知道性教育强调的是作为一个人的整体性：包括对生命和隐私的尊重，对他人的宽容，以及对自身符合人性的尊严、忠诚和责任心的奠基。性教育课程应当是长期而有系统的，《性教育专号》中陈兆蘅《性教育之真谛及欧美各国之性教育运动》一文说得明澈：“世人认性教育为一种味苦而有奇效之药石，偶然取饮—次，即可为终身之保障者甚多。实则此种见解甚为不当……性欲卫生教育为至大之事，则亦当就各方面之论点为长期之讨论，使之深澈了解，方为有效；单独之一篇卫生讲演，恐无甚效果可言也。”

针对如此现状，发掘民国时期的文章，尤有意义。研究性教育的当代学者每有一种时间停滞之感，本土的性教育，如同卡夫卡笔下使者携带的那道圣旨，奋力地穿越但永远也通不过内宫的殿堂；即便通过去了，还有许多庭院；外面还有第二圈宫阙，接着又是石阶和庭院，然后又是一层宫殿，如此重重复重重，几千年也走不完——无论如何，我们依旧“在暮色中凭窗企盼，为它望眼欲穿”。

[1] 其余六篇存目如下。
潘公展：《巴哥罗底两性教育观》，1920年第十二卷第十号。
潘公展：《巴哥罗底两性教育观（续一）》，1920年第十二卷第十一号。
潘公展：《巴哥罗底两性教育观（续完）》，1920年第十二卷第十二号。
Ira S. Wile，M.S.，M.D.著，导之译：《新刊介绍<两性教育>》，1922年第十四卷第二号。
杨东莼：《苏俄的性教育问题》，1929年第二十一卷第九号。
赵觉成：《苏联的性教育》，1936年第二十六卷第十号。
上海商务印书馆在民国14年（1925）12月出版教育丛书86种，其中序号自（37）-（42）的六种依次为：《性教育概论》、《性教育的理论》（陈兆蘅）、《性教育与学校课程》（廖世承）、《男女性之分析》（林昭音）、《青年之性的卫生及道德》（任白涛、易家钺）、《巴哥罗底两性教育观》。（37）《性教育概论》由常道直、市川源三、黄公觉三篇同名文章构成；（42）《巴哥罗底两性教育观》由潘公展发表于第十二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3篇文章构成；（38）（39）（40）（41）四种没有找到原书校认，应当也是辑录杂志文章而成的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