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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教育杂志》第二十卷第二号，1928年2月。曾在干，教育学家，著有《影片的教育利用》。
公民教育这个名称，是由英语的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或德语的Staatsbürgerliche Erziehung译出的。这种教育的主张，有其历史的背景，即与“爱祖国”一类的口号同其来历。故不论英美，不论德法，也不论东邻日本，皆加提倡。原来他们都是二十世纪的国家——有同一经济构造做社会基础的国家，故所需要的教育，无分是君主国或民主国，莫不大体相同。
究竟这公民教育是什么呢？这乃是以完成现社会制度下，维持这个社会秩序所必要的所谓社会生活与公共生活，养成自治的产业的知识道德，使有贡献于国家社会的发展为目的；换言之，即以养成近代统治阶级的这种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有用的公民为目的。
但照近代有产者社会的学者的说法，公民教育的起源，倒是很古的。追溯上去，一直可以到纪元前八世纪光景的希腊。在柏拉图的“国家”与“法律”中，已经力说国家公民教育的必要，因为这是国家组织的重要基础。希腊的“朴力司”（Plis）即都市国家（City-state）的市民教育，差不多就是一种公民教育。而这种由古代希腊罗马的市民教育所胚胎的国家公民教育，到了十六世纪，跟着国家思想的勃兴，益趋发达；再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因国家统一思想的兴盛与领土扩张的结果，更常作对个人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反动，愈加被认为必要；故至最近，一面授以关于法律、政治的知识，同时即与以关于产业经济的理解，务其养成所谓法治国家的公民所必须的社会公共生活；各帝国主义国家之所以努力提倡、加意研究者，即为此故。所以近代的公民教育，实际上不能与古希腊的市民教育并论；因为这是跟着有产者社会的发达而显其作用，又跟着帝国主义形成的过程而益显其必要的。
以下试略举二三种代表的意见，并约说实际设施的概观。
一般讲到公民教育，总是先举德国民汉市的学务官凯善西泰奈（1854－?, Geoug Kerschensteiner），认为公民教育论者的权威。他在《学校组织的根本问题》中，曾说“一切教育，它的最后目的在于公民的教育”；更在《德国青年之公民的教育》中，主张一切教育的终局目的，在形成自立的、调和发达的、伦理上为自由的人间所成立的社会；但这和国家的目的一点也不发生矛盾。原来他所谓国家的目的是这样的：（一）使个人充分了解国家的任务；（二）由此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使各视其能力以尽为国家一员的自己的职责；养成能达此项目的的公民，即为教育的理想；对于职业的兴味及对于同胞公民的兴味，也须善为了解；而这个职业的胜任，也就是公民的教育之必要条件。故单授职业教育，即仅教育关于职业的知识及技术的教育；以及专教法制经济，为可以达到公民教育的目的，实为大错。他在实际方面，又立有种种方案；但其中最特别者，要算勤劳学校。他提倡一方面利用以手工（广义的）为中心的团体作业以谋职业的知能，同时更注意养成勤勉、忍耐、注意力、自制心以及自己牺牲等的徳目。
这种勤劳学校（Asbeitsschule也译作业学校、劳作学校）除凯善西泰奈以外，美国的杜威（Dewey 1859— ）、德国的哥狄（Gaudig 1859— ）、赖因（Lay 1862— ）、干斯佩希（Gansberg 1871— ）、雪雷尔曼（Scharrelmann1871— ）、威佩（Weber 1873— ）等学者，也皆主张为必要。从来的教育，儿童完全被放在受动的地位，儿童感到学校的课业是种威迫，没有由自己的决定而发动的事情；像这种注入的主知主义的教育，他们这些学者皆加排斥；他们的主张恰恰相反，重视儿童的自己活动，想实施藉此以贯彻学校作业的意志本位的教育；换言之，即为想反知识的教育，而行行为的教育。
以儿童的自己活动作为教育第一原理，虽为现今教育学一般的倾向；但当解释这个自己活动时，或视为身体的活动，或视为精神的活动，于是所生结果竟会大异；如雪雷尔曼及干斯佩希等，即从心理的主意说之见地，比身体活动，实是置重于精神活动；反之，如凯善西泰奈及杜威所主张广义的手工中心主义，与赖因的筋肉运动主义等，便重视身体的活动，把身体的活动作为精神作用所不可缺的条件。所谓“由行以学”（Learning by doing）这一叫，即为曾激起教育界的大刺戟者。
惟对于凯善西泰奈的意见，另有瑞士的福尔斯泰（Forstre 1869— ）提出主张，以为凯氏用学校手工场内的教育当作国家公民教育的主要手段，乃不过是单纯的共同作业的练习；而真的公民教育，却有待于伦理的宗教的人格之养成。又对于凯氏的重意志，主张德国下层民众的教育之意见，别有娄尔曼（Paul Ruhlmann）提出重知识，主张德国上流社会的政治教育之意见。更有林台（Ernst Linde 1864— ）者，下完全公民的定义如下：（一）有为全体而屈个人的自己牺牲的精神，（二）有使国家强大的强固意识，（三）努力把当作手段的自己充分完成；至于公民教育的方法，他主张：（一）养成对于一切公民事业的情操，（二）当实施公民科（Cioics）的教授。林台又是特别注重教师的人格，倡导教师人格与学生人格的交涉，主体客体之精神生活的对立，提高儿童之个性中心、人格中心的所谓人格的教育学之权威；上述干斯佩希、雪雷尔曼等也属于这一派。
以上是就德国公民教育主张的与实际情形约略叙述，以明此种教育的提倡与德国国家主义及资本主义的发达大有关系；至在公民教育中主张什么宗教、伦理以及重视劳动能率的培养，更是近代有产者社会又是进入到帝国主义阶级时所应有的“家常便饭”毫不足奇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