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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教育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一号，1935年1月，本文为节选。赵演，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商务印书馆编辑，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多篇颇有分量的文章。
民族教育，是以民族复兴为目标的一种教育。这种教育的思潮与实际，现在已普遍了全世界。中国今后的教育，必以复兴民族为中心的工作，不仅在适应中国民族的要求与需要，也是顺应世界的潮流。即是说，现在世界多数国家，无不亟亟应用教育以建设国家，复兴民族；中国的教育，不过是这种狂潮中的一部份罢了。必须认明这种普遍的趋势，然后我们对于本国以复兴民族为教育中心工作的意义，才能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民族运动之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与政治文化经济等具有深切的关系。民族何以必须复兴，其理由当然是不简单的。民族复兴何以又必须凭藉教育，何以唯有教育乃能完成此种重大的事业，这个问题，更不能不加以研究。教育的效果，并不及政治或经济的效力那样显著，那样直接，我们何以仍信赖教育有复兴民族的特殊功能？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若承认教育为民族复兴的重要工具，则这种教育的实施，应有何种原则与方案，理想乃能实现，我们应予以深切的考虑。
民族何以要说到复兴呢？望文生义，“复”是复其旧者，“兴”是兴其未来，则民族之所以需要复兴，显然有其必然的原因。假若中国民族没有贫穷、衰败、懦怯、退步等现象，当然说不到复兴。不过照文字上的解释，还不能充分表明其意义，甚至会引起误解。在民族复兴的事业中，恢复中国的固有文化，固然是最切要的工作；但除此而外，应该含有其他的意义，否则救亡兴国的事业，未免看得太简单了。况且所谓恢复“固有的文化”一语，亦未可一概而论，实有待于详尽的分析。我们应该认清所谓“固有文化”究竟包含些什么东西。我们当知，民族文化及民族特性中的优点，固然应该尽量保存，并加以发挥扩充；但我们民族就没有任何缺点吗？所以，所谓“复兴”，是应该分别看待的。再则，我们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单恢复固有的优良文化、民族优点，并不足够。问题并没有这样简单。所以我们在讨论复兴工作以前，要问一问中国民族的现状。必须经过这种详尽的分析，然后我们才能决定复兴事业的内容。即是说，我们要问中国这种民族现在所处的地位怎样？它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
论到中国民族现状的分析，还是一种繁重的工作，绝不是短篇文字可述尽的。因为这种分析的内容，包含至为复杂，例如论到现状，当然不能不推究其历史的原因。又如仅指出物质的原因，而忽视精神方面，当然也不能认为满足。并且这个问题的枝节很多，我们可以从许多观点加以分析。但在这篇短文内，虽不容我们作详尽的分析，我们仍想对于这个问题，求得一个简略的了解。
在分析以前，有一点我们必须了解的，就是中华民族一词的概念。有人以为中华民族是包含汉、满、蒙、回、藏五个不同的种族而言。其实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我们当知满蒙和汉族，早已通婚，只有地域的区别，种族的差异很微少。说到回族，更是与汉族早已同化，杂居内地，除宗教不同一点外，与汉族完全一样。至若藏族，则为数更少。试看汉、满、蒙、回、藏人相遇的时候，并不以异族互相看待；反之，对于西洋人，则视为异族。所以勉强化分为五族，是不十分妥当的。换言之，所谓汉、满、蒙、回、藏好像一家内的五弟兄，弟兄间的癖性与发展是难免彼此不同的；但我们因此就能说他们的种族的来历不同吗？
中华民族现在处在一种什么地位？无疑地，是遭遇着一种空前的国难的时期。这种国难，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大的危机。中华民族对于这种危机，若不能作适当的应付，亡国的事实，便很容易遭遇。换句话说，所谓国难，即是一个民族将走上衰败灭亡的路上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现在是明明白白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实际上且为人人感受到，不必多加描述。我们应更进而加以研究的就是这种危机，究竟从何处发生？
关于中国民族现状的分析，曾经有过不少人的研究，有的偏重于精神方面，有的则着重于物质条件，有的仅着重于一因，有的则偏重多因，有的着重内在的原因，有的则归诸外因。例如：陈科美先生的观察（《救亡教育根本方针》一文，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教育学期刊》创刊号），承认现在中国民族最大的危机有两方面：一是不能应付环境，一是不能满足需求。世变日亟，中国民族完全无所措于手足，不知如何应付才好，这是一。不能供给需求，则有两点：第一就是穷，衣、食、住、行的需要，都不能满足，因为穷，所以身体日渐衰弱，弱的结果，便是：（一）死亡率增高，（二）生存的时期短促，（三）活动力低。第二，在精神方面，国人的弱点有四：即愚、怯、私、逸。因此他主张根本的救亡方法，亦有两方面：第一便是应付环境，要实行两件事：（一）以“抵抗”应付侵略。至于如何乃能抵抗，第一便要唤起民族意识，第二便要提高民族自信力，第三便要培养奋斗的观念，第四要使整个民族武装起来。另一件事，则是以“安定”应付内战。至若应付需要，则有三点：（一）增加生产技能，以创造富的社会；（二）提高生活力量，以培植强的人民；（三）改变人生观点，以挽回颓废的精神。
又据梁漱溟先生的意见（《民族复兴之问题与途径及乡村建设之要点》，《教育与民众》五卷一期）则以为：（一）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失败，都是文化上的失败；（二）文化上的失败，由于不能适应世界大交通后的新环境；（三）五十年来，时时变化，以求适应，但无积极成功，只是本身文化之崩溃；（四）民族复兴，有待于文化上之重新建造；（五）所以民族复兴即文化重新建造问题。至若复兴之途径，梁先生以为文化建造即社会组织结构之建造，而社会组织结构之建造，必造墙于乡村。换言之，民族复兴的主要工作，即在乡村社会的建设。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的工作，亦可代表一种理论。据该会的主张，中国现在最大的毛病，可用四个字代表它，即愚、贫、弱、私。要根本解决这四个问题，非用教育潜移默化的力量来补救不可。这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及“公民教育”。
又如夏含华先生的意思，则承认中华民族衰败的原因，可分为外因与内因：外因为经济贫乏，政治不良，文化落后，异族侵略；内因则为大众没有民族意识。而人民所以缺乏民族意识，则由于（一）教育不普及，（二）君主钳制，（三）从前没有强敌，（四）外物引诱。若就民族性方面而论，则有自私、怯懦、无公德心、无国家观念、无冒险精神、无毅力、无组织力、保守性等（见《怎样复兴中华民族》，《前途》二卷三号）。
但也有单就民族性方面立论的，例如邱大年先生，他以为复兴民族，当然要从教育入手。而这种教育，则以改造民族性为第一要着。他以为中华民族性有几个缺点：（一）自私自利，（二）文弱，（三）虚伪。要铲除这几个劣性，唯有实施国家本位的教育，军事化的教育，生产化的教育。
以上所述，是国内一部份人士关于中国民族现状的意见。我们不过略举数例，以见一斑。此外还有各种说法，我们为篇幅所限，不再举例。总而言之，中华民族现在已遭遇到一种空前的难关，注意危害民族的生存，若不立图奋起，前途是非常危殆的。中华民族现在最大的敌人，当然是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除了敌国外患而外，还有内部的精神的原因。例如民族意识的枯竭，民族精神的颓丧，民族性的缺点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的敌人。况且实际上，敌国外患，是不足畏的，甚至可以进一步说，现在国际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正是使我们奋起生存的一种最大的刺激。如孟子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确是一句至理名言。可怕的，是我们不认识民族的危机，不自知反躬自省，那才是真正的危机。
现代史家威尔士关于西欧中世纪衰颓的情况，有一段触目惊心的描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当是时，罗马敌国已日渐衰颓，而趋于灭亡。拜占庭敌国（Byzantine Empire）亦奄奄一息，残弱不振。但最可悲者，则是教育与智慧之极度低落，无创造的政治理想之发生。在全部欧洲之中，学术荒废，思想腐败，较之纪元前第五世纪雅典所有的好学深思的热忱与勇气，尚不及十分之一。于是任何人都不能打开一条新思想，任何人都不能创造一种崭新的政治方法。”
一个民族若到了不能打开新路的时候，这个民族真是不能生存的。我们应当反躬自省。我们过去不是曾有过光明灿烂的文化，精深博大的学术吗？中华民族，不是曾经有广大的版图，惊人的威名吗？不是曾经有一个时代，欧美惴惴于“黄祸”的危机吗？然而现在则如何？现在的教育，是不是一种适应时势的教育？我们现在所有的智慧，是不是一种最好的？中国民族现在是失了自信力的民族。现在一般人的心理，都竭力妄自菲薄，毁灭过去，承认中国过去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对于外来的一切文物制度，养成了一种盲目的崇拜心理。尤其是旧道德已经打得粉碎，而西洋的新道德又格格不入，结果人人皆茫无所主，不知何所适从。人们的心中既失去了礼仪廉耻，结果，社会上便发生种种丧廉鲜耻的事情，而表面上则假借新道德的护身符。本来人是苦于不自知的，民族亦然。但是假若自知不足，而知力求上进，这个人或民族当然未可限量。但既知不足，而平时苟且偷生，自暴自弃，非常时期则一味敷衍塞责，不知奋发，这个人或民族的前途，才是不堪设想了。所以现在最根本最切要的工作，就在赶快设法唤醒民族的意识，恢复民族的自信力，俾国民自己认识中华民族的前途实大有希望，以复兴民族。而这种唤醒民族意识，恢复民族自信力以复兴民族为主要目的的工作，即是民族教育。即是说，用教育的方法，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与平等。
上面我们是主张用教育的方法以复兴民族，这种办法，当然是难免夸大的。因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中国民族衰颓危亡的原因，如前面的分析，实有许多方面，许多种类；而这些原因，又互相交错，互相影响，几使我们无从分别，孰是主因，孰是副因。即是说，中国的病根，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教育各面。这各方面的落后均足致中国民族的危机。所以单从一方面着手，加以改造，显然是片面的，并不能实现理想的目的。因此实际上，教育的工作，只是在复兴过程中尽一种帮助的作用，以解救民族的危亡，重建民族的生命。但我们也不能菲视教育，以为教育真是一种效力不大的工具。应该一反常俗的眼光，而以教育为最有效的复兴工具。教育的效力，虽然不及政治经济等那样明白迅速，然而政治经济的效力，乃是单方面的，一时的，表面的，而教育的效力，则是普遍的，永久的，基本的。教育的工作，若能有良好的实施，其效果可以胜过政治经济的十百倍。例如中国二十三年来的革命，所以未能成功，即由于只是一种政治的革命之故。因为只是政治的革命，所以满清推翻后的民国，只是表面的形式的政体之改革，实际上，心理方面是无大改变的。我们试为设想：假若二十三年前从事民国建立的革命家，能够注意于教育方面，计划一种真正适合于民国建立的教育，并用最有效最切实的方法，最彻底的精神，我相信国民革命必有相当的成就，国事不致如此糟糕，国家亦不致如此危如受卵。以教育为立国的工具，在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戴季陶先生曾就满清的建国，加以研究，发现清初诸帝对于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并引总理的话说：“秦汉而后，建国规模最足观者，莫如清代。其中特宜注意者，即为教育，清代之视中华犹英人之视印度，故彼之建国，乃建立满洲帝国，其建国教育，实对满洲人民之教育，而对汉人所施者，统治教育而已矣。”总理又云：“满洲所以致亡之主要原因，实由于西洋文明之东侵，非此者，或再延长二三百年，亦未可知也。”所以戴先生以为：“若此诸训，吾人苟欲建立国民教育之基础者，断不可一时或忘丝毫怠慢者也。”（见《教育立国之前例》，本年新年各报特刊）。总之，一个民族的革命或复兴，不仅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同时更应该是教育的。蒋委员长说得好：“无论一个国家，一个地方，要使之复兴或改良进步，方法很多，但旁的方法，很不容易见效，见效最实在的，唯有教育。而改造国家与改造社会，亦唯有教育之效力为最大。”（《救国的教育》见《湖北教育厅公报》三卷十三期）。又在湖南党政军学纪念周上，蒋委员长认为救国唯有经济与教育二途：“所以我们要救国，要复兴民族，……第一个就是经济；要地方同国家经济都能充裕。第二个就是教育，如教育不能发展，没有进步，那末文化就要衰败。如此，没有文化的民族国家，一定要被灭亡，民族也不能存在的……要知教育力量之大，大过任何力量；经济力量之重要，重要过一切力量。”
由前面的民族现状的分析，我们得到一个确定的结论，即复兴民族，拯救危亡的主要途径，只有教育一道，只有以复兴民族为中心工作的民族教育，这也是无法否定的命题，那末，我们就要再进一步，追问所谓民族复兴的究竟含义是什么呢？
所谓民族复兴，归根结底说，陈科美先生解释得好，是民族特性与民族文化的改造、重整与维新，以获得对于环境的适应。民族特性与民族文化，乃是一民族适应环境的情况需要的一种工具，一种力量，是一种比较不甚变动的东西，但环境的需要，则常有变化，一民族的特性与文化，虽有适应的作用，但往往具有一种保守性、黏着性、固定性，不容易随环境而变易。可是环境的情况与需要，发生变动时，民族欲图生存，自不得不设法适应；因此其固有的特性与文化，便不得不随时加以改造，重整及维新，否则在生存竞争的世界中，必受自然的淘汰。所以民族特性与民族文化，虽是固定不变的东西，但就环境的适应方面而论，是不应该固定的，应该时加以改造。这种改造若能成功，民族的复兴，即可走上进步的坦途。
不过有两点为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这种改造、重整、维新的工作，须视环境的情况与需要而定，不能凭藉主观的臆断，认清此点，始不致空唱高调，不着实际。第二所谓改造、重整与维新，并不是根本全部推翻，另起炉灶，而是就固有者加以淘汰、剔除、补充、重整，认清此点，始不致从事抄袭，一切洋化，否则便成为无历史的民族，不能认为民族复兴了。
复兴的意义既已明了，我们就要问，以民族复兴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应该含些什么要素呢？即我们索要研究的乃是民族教育的本质的问题。要答复这个问题应该从事左列的几点分析。
（一）中国的特有文化是什么？
（二）中国民族的特性是什么？
（三）就环境的要求而论，中国特有的文化及民族特性中不能适应而必须改造、重整、维新的是什么？
（四）我们所需要的教育是什么？
“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答复的，尤其在短短篇幅内，不易说得透彻。因为这个问题的内容，非常复杂，而各家的分析，又每不一致。不过我们仍要设法予以简明的解答。
所谓文化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乃是一种民族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包括行为，并且包括思想、感情，以及思想、感情等等表现于文字中者。
居住在各地的人民，因为所受于过去的历史，先天的禀赋，自然的环境，气候的寒暖，地理的形态，食物的供给的影响各有不同，其生活的方式，亦因之而异。例如只是气候的寒暖，即足以使民族的生活或趋于勤勉，或趋于懒惰，表现极不同的生活形态。若再加上智力的高低，有的能从事新奇的创造与发明，有的则滞留在低级的生活阶段，结果生活方式差异之大，当然无足奇异了，何况还有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各民族有其特殊的文化，乃是必然的现象。中国不能产生西洋文明，正如西洋不能产生中国文明一样。这并不是孰优孰劣的问题；文化并没有绝对的，只看他能不能适应环境的需要，能适应便是好的，否则便是不好的。准此观点，我们才不致菲薄固有的文明，才能发现我们中国文明的特点。据作者的意思，中国文化是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如下：
（一）中国的文化，乃是以人为主的，与西洋之以物相抗者不同。中国自来就着重人与人的关系，讲求做人的道理。对于物质生活不十分考究，只要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即认为满足。反之关于如何持己，如何对人，则非常认真，丝毫不欲放松。因此中国人对于礼义廉耻是看得很重的。复有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这些都是人与人的关系中精神上及形式上的规定，丝毫不容淆混。我们可以说，西洋文明，乃是做事的文明，而中国的文明则是教人做人的文明。
（二）因为着重人与人的关系，而人与人结合最初的形态乃是家庭，所以中国文化的第二个特征，便是家庭主义，伦理主义。文化的伦理精神的发扬，在世界各国中，中国可算达到极点。中国人只知有家族，不知有社会。中国人的家族组织，非常严密，而社会则一盘散沙。在家族中，有父严、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的准则，且承认良好家庭为国家安宁的自然基础，即所谓家齐而后国治。但所谓国家，并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体，而是一种空洞的描述。所以归根结底，中国人心目中的最高存在体，仍是家族，而非社会。这种伦理的态度，甚至贯彻到一切行为之中。对社会对君主，对自然都是持一种伦理的、人本的、情感的态度，而非论理的、计算的态度。
（三）中国文化还有一点与西洋文化不同的，就是中国文化乃是一种静的文化。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是女性的，西洋文化则是男性的；因为是一种静的、女性的文化，所以中国人随时不求进取，但取一种情感的态度。例如中国民族向来对于任何民族，并无积极的侵略；而中国历史上从事积极征伐的，并不是占绝对多数的汉族。中国民族遭受侵略时，也无积极的报复，却是在文化上持一种同化的、感情的态度，逐渐使征略者就范。就是在个人的娱乐生活中，中国人最喜欢的是琴棋之类，而琴棋纯是一种静的游戏，和西洋人的游戏如游泳、踢球、赛跑等积极的活动，迥不相同。总之，这种特征，无论在何种活动中，都极其显明，读者可触类旁通，不再赘论。
（四）中国文化第四个特点，就是中国文化乃是精神的，形式上的，而非物质的，科学的。这种特点，是与第一种特征有密切关系的。因为中国人的目标，既专注在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对于人与物的关系，便不十分着重。结果物质科学便不发达，而虚玄的哲学则甚为昌明。虽然说“教知在格物”，但那种格物，并不是科学的态度，而是一种哲学的态度，只想一旦豁然贯通“万物皆偏于我”。用这种方法求得的知识，当然是空洞的。科学既不发达，物质生活遂无由改进，但享受优良的物质生活，乃是人类本性中的要求，有些民族所以没有高尚的物质文明，非不欲而是不能。所以中国自海通以来，西洋各国挟其价廉物美的物质文明以俱来，中国人当然欢迎之不暇，安有拒绝之理。此种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结果，致使国内民穷财尽，民族资本无由发达，生产建设无由着手，中国人所受精神的形式上的文化祸害，真不算小。
以上分析中国文化的特征，固不能认为精密，但上述几个特征，不论在日常生活上或贤哲思想中，总可以证实存在的（此处为篇幅所限，不能详为引证）。但我们应该知道，这些特征，和民族性是具有密切关系的。大概民族性产生生活方式，而文化又影响民族的特性。结果，每一民族，皆有其特殊的民族特性与民族文化，而民族特性则又表现在民族文化之中。二者的关系，既然这样密切，实际上差不多不易分别，但为研究方便起见，我们下面拟再简单分论中国民族的特征。
中国民族的特征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也是人言人殊，有作全盘的分析，指出其根本特点的，有作分别的讨论，一条一条列举的。在外国人眼光中，也有认为中国人的心理是神秘的，无法了解。所以在这篇短文中，我们只能略加讨论。
将中国民族加以根本探讨的，最近有哈维（Harvey）氏。哈氏有《汉人心理》（The Mind of China）一书，说精灵主义（An mism）可以代表中国的全部民族性。所谓精灵主义，即对于灵魂世界的信仰。他说：“在中国，人生的事务，无论重要与否，不深深染着这种色彩的实在很少。鬼、神、祖先、灵物，充满了中国人想象中的环境，并且影响了中国人方式的各方面。”（二百七十九页，用刘国钧先生译文）。他以为农夫种田，商贾货殖，行旅首途，乃至家庭的组织，人伦的维持，社会的秩序，国家的政治，处处都与这些信仰有关。这是中国民族的一种特性。这种信仰不是迷信，而是活跃的宗教。据刘国钧先生的意见：“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和事业的成败利钝，付托于不可捉摸的精灵的世界，而甘心受其支配的人，决不能相信自己有改造环境与创造新价值的力量。而没有这种自信的人，至多只有投机，只有盲动，决不能在坚决的奋斗中找出路。个人如此，民族也如此。中华民族之衰颓到现在的地步，未尝不是以命运托之于天的结果。”（见刘著《哈维的汉人心理图书评论》二卷六期）。
此外分析中国民族性的，大半作列举的研究。如梁启超氏在其《中国魂》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六种民族性，即：奴隶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在其《新民论》中，又举出中华民族最缺少的十种品德，即：公德心、国家思想、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治能力、进步精神、合群力、自尊心、生产能力。日人渡边秀方在其《中国的国民性》一书中，说出八种特征，即：信命、忠孝、文弱、实利性、自利性、保守性、趣味性、矛盾性。美人亨丁顿（Hentington）在其《种族的品格》一书中，列举中国民族的七种特性，即：缺乏组织力、自私自利、勤劳耐苦、惰性、俭省、爱近利、保守。邱椿先生则归纳上述之说，断定中国民族特性有三种，即：自私自利、文弱、虚伪。江问渔先生讲民族复兴问题，说到中国民族的缺点，虽不能即认为中国民族的特征，但亦可供参考。江先生以为现在中国民族所缺少的：一是强健的身体，二是科学的智能，三是领袖的人才，四是道德的热情（见《教育建设》第五集）。余文伟先生亦以为中国的民族，有四个特征：一是宗法的，二是士大夫为重，三是轻视工业，四是以文弱为美（《中国民族需要何种教育》，《前途》一卷七期）。梁园东先生以为中华民族性有四个特点：一是缺乏民族思想，以文化观念代替民族观念；二是注重共产的宗族生活，鄙弃一切个人主义的利己行为，缺乏国家观念；三是注重实际的精神，而鄙弃宗教的玄学；四是过度的和平心理（《中国民族的特点》，《前途》一卷四期）。夏含华先生问什么是中国民族性，曾指出优点与劣点，即：优点是容忍、勤劳、俭朴、安分、守己；劣点是自私自利、怯懦、无公德心、无国家观念、无冒险精神、无毅力、无组织力、保守、因循敷衍（《怎样复兴中华民族》，《前途》二卷三期）。赵正平先生在《中华民族复兴之史的考察》（《复兴月刊》一卷一期）一文中，从历史上推测中华民族性是否衰老，获得三个结论：（一）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绝对看不出哪一个时期有衰老的倾向；（二）民族的兴衰，非但没有渐衰的年龄性，且没有规则运命律；（三）中华民族实具有永久生存的伟大动力。
前面的各种分析，大致是很对的。尤其是赵正平先生的研究，证明中华民族并无衰老的倾向，更给我们绝大的救国勇气。赵先生就历史上中国民族的盛衰，划分为七个等级：（一）全部民族完全独立而文化武功极盛；（二）全部民族完全独立，而全国安定，文化较发展时代；（三）全部民族虽完全独立，而在不安定时代；（四）一小部民族被他族控制，而大部民族安定，且文化较发展时代；（五）一小部民族被他族控制，而大部民族在不安定时代；（六）一大部民族被他族控制时代；（七）全部民族被他族控制时代。然后划一曲线，发现这种曲线，乃是波状的，并非直线式的，而得到前面的三个结论。由这些结论，我们可以坚决相信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者那样可悲。我们必须持定了这种自信力，深知中华民族前途的伟大，然后民族始有复兴的希望。陈立夫先生说：“恢复自信力，是充实国力的第一要素。”那么如何才能使全国人民养成这种自信力，认识自己的优点劣点，将好的发扬光大，坏的改变排除，以树立思想的中心作行为的标准呢？当然只有靠教育的力量了。
然而中国民族性之中，确有许多缺点，已如前述。归纳起来，约有下列数点。
（一）自私自利。所谓自私自利，就是只知道有自己，有家，不知有社会、有国家、有民族。缺乏公德心、怯懦，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只知己利，假公渎私，贪污行为，均由此而生。总之，中国人的自私是最显著最确定的事实，谁也不能否认，无庸讨论。所待考虑的，就是与组织力的关系。关于此点，有两种相反的主张，如邱椿先生所说：“因为自私自利，所以缺乏合作与组织的能力。”（见前引）。但在陈立夫先生的意见，则又承认中华民国以前是富有组织力的，家族的组织尤为显明。“在形式上，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家族，推而至于国家；在精神上，则父母、兄弟、妻子、朋友之间，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行为的准则，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上下纵横的关系，都一一规定明白，组织可谓非常严密。”（见前引）。这种说法，与前说似乎恰恰相反。但在作者的意见，以为中国上下纵横的关系，严密规定的，仍不过出于自私之一念。这种严密的组织，并不是小自私的表现，而是一种大自私的表现。说得好听一点，这是大我的表现。惜乎这种大我，只以家庭为范围，结果中国家族的组织，虽然十分严密，而家族以外，则毫无组织，如一盘散沙。在闭关自守时代，中国社会未受西洋影响的激荡，家族制度在良好组织之中，社会尚能保持安定，所以家齐而后国治。但是西力东渐以后，家族制度逐渐崩溃，人人仍退回到小己的范围内，所以近代自私的心理，越发显著，国事的腐败，即由于此（关于此点，鄙见与陈先生略有不同，暇当详论）。
（二）尚虚玄而轻物质。中国民族崇尚虚玄，信托命运，轻视物质，亦是一种极显著的事实。哈维氏已给我们许多证明，即他所谓的精灵论。不过照梁园东先生的意见，则又恰恰相反，他以为中国人没有宗教的思想，“一切皆着重实际，思想学问都成了他们生活上最需要最切实用的知识。”（见前引）。不过据作者的意见，所谓中国人没有宗教的思想，不过是说中国人没有像低级民族及西洋民族所具有的那种系统的宗教理论与仪式。在实际上，中国人的迷信程度甚深，尤其是听天由命，为中国民族的一大特性。其二，所谓着重实际的精神，亦即前面所谓人本的态度。西洋人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中国人是根本缺乏的。假若中国人能像西洋人，具有那种“拿证据来”的精神，则中国的科学，早已发达，物质生活早已改善了。这种善虚玄的态度，若不铲除若不以科学为重，中国民族是无论如何不能复兴的。
（四）过度的和平心理。与这种态度相关的，便是文弱、畏缩、保守、容忍、退让、不抵抗、懒惰、喜静、好逸、恶劳、身体衰弱、缺乏毅力、得过且过。因为有这些态度，所以中国民族历受异族的压迫。我们知道在生存过程中此种退缩和平的心理，是一定失败的。唯有争斗可以生存。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可见争是与生活同其范围的。况且历史上的事实，也证明民族间发生纠纷时，若不从事争斗，结果必然愈弄愈糟。例如汉代和亲，宋代和亲，当初未尝不委曲求全，但结果则是边地日削，岁币日增；可见民族争斗是只可言战，不可言和的。何况屡言和平，必致军备不修，身体日弱，精神萎靡，则后来虽欲奋发，从事抵抗，亦不可能，现在的情况即是明证。
中国的民族文化及民族特性，既已明了，便可进而讨论教育的方法。我们的教育，当然要针对着上面的分析，因此我们发现：今后的教育最先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恢复国民的自信力，这个原则，是最重要的，必须用教育的方法，使国民认识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伟大，明了我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与光荣，了解我中华民族的复兴对于世界的关系（俞寰澄先生曾在《中华民族之复兴与世界之关系》一文中谓我民族有四大优点：一、极端爱好和平，二、极富抵抗力，三、同化力极大，四、蕴藏的富力极大。故世界各国必不以我民族之复兴而惴惴不安，必反而援我助我，结果世界的恐惧可以安定云云。见《复兴月刊》一卷一期）。然后始有毅力从事民族复兴的工作，发扬广大我民族的优点，祛除改善我民族的劣点。
根据这个根本原则，民族教育便可向下列三大方面发展。
（一）为根本铲除自私自利的劣根性，为纠正家族主义的文化，应建立国家本位的教育。
（二）为铲除尚虚玄，轻物质的劣根性，为纠正空谈的文化，应建立科学的生产的教育。
（三）为铲除过度的和平心理，纠正静的女性的文化，应建立军事的教育。
这三大教育，应该有左列
的目标。
（一）国家本位的教育
一、消极的：a.铲除自私自利的心理，b.铲除家族心理及恋家心理，c.打破个人主义，宗教本位。
二、积极的：a.培养组织及合作能力，b.培养爱国思想、民族精神，c.养成为国牺牲的精神。d.养成爱群的观念，e.培养为人群服务的理想，f.养成礼义廉耻的美德。
（二）科学的生产教育
一、消极的：a.铲除迷信的心理，b.铲除好高骛远、避实就虚的习惯，c.铲除笼统的、概括的、常识的态度。
二、积极的：a.培养科学的精神，b.养成科学的观察及实验的习惯，c.培养尊重劳动的态度，d.培养劳动的兴趣及精神，e.灌输生产知识，f.养成生产技能及劳动习惯。g.发展创造的思想。
（三）军事化的教育
一、消极的：a.铲除重视文弱的恶习，b.铲除女性美的思想，c.铲除怯懦畏缩的心理，d.打破错误的和平的迷梦，e.铲除喜静恶动的心理，f.改正日常不良的习惯。
二、积极的：a.养成健全的身体，b.养成健康生活的习惯，c.培养勇敢、果毅、奋发、自信、自治等美德，d.培养纪律、服从、牺牲等公民道德，e.普遍健全的正当娱乐，f.使全国人民俱有普遍的军事训练。
以上所论，是三大教育的目标，至若实施的方案，因限于篇幅不能详论，只能略述几个原则及要点。
第一，要达到上述的目的，有一个原则，必须遵守的，就是在教育行政上，必须励行统制主义。详言之，即教育上的一切计划及设施，均在国家管理之下，私人无任何自由。前面说过，这种教育既是以民族复兴为中心目标，所以和民族的生命及前途，具有莫大的关系。实现此种理想的教育，就效率方面而论，亦以统治主义为适当。教育的事业，固然是应该着重实验的，教育上有许多新方法，亦由实验而得。但在国家统治之下，实验未尝不可进行，而且效力更大。实验尽可以由国家负责进行，因为集思广益，经济充分，设施方便的原故，效果往往还可以更大一些。反之，私人的实验因为个人的材力有限，而经济又未必十分充足，况在实验方面，亦没有国家来得方便，结果往往事倍功半。并且实验即由国家负责进行，若试行有效，即可以一纸命令，推行全国，不是比现在个人自由采用的办法好得多么？
第二个实施的原则，便是着重本国文化与本国问题。在民族复兴的工作中，这是一个当然的原则，似乎无庸详论。但事实上中国数十年来的教育实际，正与我们所要达到的理想相反，事事抄袭外国，使受教育者毫不知本国的文化，因此养成的人材，只能做帝国主义的工具与奴隶而已。中华民族的日渐衰落，其重要原因即在此，国联教育考察团批评得好：
“故主要之危机，即在对于外国文化之方法与实质，徒为形式上之摹仿而已。……此种对于固有文化在教育上之价值之误解、藐视，其趋势乃为人所不能反对者。举凡一民族之精神由其文字而表现，或为诗歌，或为哲学，或为历史；如欲将一种外国文明之产物代替此种传统的文化，即不啻忽视一民族之智能与其在文化上之表现。中国之维新，因不能不利用外国文明，但纯为机械式之摹仿，其危险实不可胜言。”（《中国教育之改进》15页）
上面的话，说得很明白，勿庸再加详释，但我们所谓首重本国文化，并不是保守原有的文化，这其中含有几点——
第一，否认一切固有的文明，乃是一种疯狂的行为，是我们绝对反对的。第二，事实上固有的传统的文化，是无法抛弃的。中国有四千余年的历史，有丰富的深远的文化，试问一刀两断，另起炉灶，如何可能？世界上有没有无历史无文化的民族？假若有，那一定是未开化的野蛮人。第三，即就创造未来而论，亦不得不借助于过去的文化，调查团所：“无论任何形式之文明，凡在情形不同之另一地域内发展者，断不能成为正在改革期内之中国文化。新年中国必须振作其本身之力量，并从自有之历史文献及一切真属固有之国粹中抽出，以建造一种新文明。此种文明，非美非欧，而为中国之特产也。”（见前引）。第四，何况中国固有文化中实有无数可宝贵的因素，足供吾人的保存、崇拜、采取、延续。例如礼义廉耻，便是世界上最优良的道德，关于此点，更有申论之必要。
礼义廉耻，一般人都把它看做陈腐的东西，这是革命过程中的大错误。在革命过程中，本来是需要破坏的，但不将被破坏的东西重新估定其价值，结果便连好的也牺牲了。礼义廉耻的道德，即是一例。礼义廉耻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下一个简单的定义：“礼者，理也。”规定对人应持的态度，循规蹈矩谓之礼，这是教人对他人应保持相当合理的距离与地位。“义者，事之宜也。”这是规定对人所负的责任，即教人在社会上做分内所应该做的事，所以说：“行而宜之之谓义。”“廉者，守也。”这是规定人己的界限，教人获得他所应当得的，不得他所不应当得的。“耻者，疵也。”这是规定有所不为，与义恰恰相对待，教人不为其所不当为。这四个字，把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规定得明明白白，社会上若人人能照着这四个标准做去，社会当然安宁进步，否则便国家无宁日了。所以顾亭林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那么，我们就要问，现在社会上人人的行为，果符合于这四个标准么？人人彼此之间，保持相当的距离，循规蹈矩么？人人做做他们应做的事么？人人不获取他们所不应得之物么？人人不做他们所不应做的事幺？但我们所见的，只是卑鄙、混乱、推诿、无责任心、贪污、攫取、奢淫、……处处与礼义廉耻相反。若不赶紧恢复固有的道德，中国的社会，一定更混乱，民族一定会致灭亡的。
第三个基本原则，便是应实行社会本位；即是说：“今后的教育，不应该以学校为范围，以学校内的少数学生为对象。”应放开眼光，打破学校与社会的界限，以社会的大众为对象。作者在《中国革命中的两大教育问题》一文中，论到这个问题，曾说到：
“我们应知：向来把教育分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乃是最不通的；这种分别最普通的标准，是说学校教育乃是正式的。如说前者有校舍，有课程，有年限，社会教育则无一定的建筑，无课程或年限，其实这个标准是不能适用的。例如有许多教育机关，未尝无一定的建筑；又如民众学校，函授学校，亦未尝没有课程，没有年限；其次一般人心目中，皆以为社会教育是施诸已成年的，而学校教育的对象则为未成熟的。但这个标准，亦不能适用。所谓成熟不成熟，并无严格的界限可以划分，何况学校教育中亦常有已成熟的分子，而社会教育的对象中，亦往往含有未成熟的分子。例如种种的宣传运动受其影响者，不仅已成熟的分子而已。又有人以为学校教育系前后衔接，系统井然的，而社会教育则是零碎的，无系统的，这种标准，未始无相当的理由；但是事实上，社会教育亦有可以成为系统的；例如苏俄的社会教育，即已自成系统。总之，我们可以说，无论就哪方面而论，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均不可分，若勉强分割，必致学校与社会彼此隔离，学校教育自成一特殊系统，学校被目为特殊阶级的机关，社会教育则目为随意的，可有可无的教育。”
并且就教育的本质而论，所谓学校，不过正式学校制度之一种，因为实施所谓正式学校教育的机关，除了学校而外，还有不具学校形式而归于学校教育制度内的他种组织或机关。即就学校教育而论，亦只是教育制度中之一部份，且是很小的一部份，因为单靠学校教育制度，绝不能达到教育的真正机能，尤其在这种社会改造文化转变的时期内，教育虽有特殊的使命，绝非学校制度所能胜任，关于此点，梁漱溟先生说得好，他以为在社会改造期内，教育的设施，应与平时不同。在社会改造期内，教育的设施应着重于成人，即一般成年民众，而在平时，则着重于未成熟的分子；因为平时教育的作用，先求文化的绵延不断，然后再求文化的进步，故其最要的设施，即在设法使未成熟的分子获得参加共同生活的知识技能，同时对于文化的改进，亦继续讲求。但在社会改造期内，如中国的现阶段，文化发生极大的变动，社会生活的方式，亦在积极转变之中；而已成熟的分子，对于这种新文化及新生活方式，一定是不能适应的，因为旧日所受的教育，乃是专为适应旧文化与旧生活，故不得不设法从新教育之，所以成人教育为必要。再则，在社会改造期内，教育应着重于一般的社会，而平时则仅着重于多数人，因为平时教育的设施，在使少数人适应环境，而在社会改造期内，则在改造社会环境，以适应我们的要求。而所谓社会环境，当然包括一般的民众在内，故此期内的改造，即改造一般人的思想、习惯、品性、态度。第三，在社会改造期内，教育的设施应在其人所在的环境内行之，而与平时仅限于特殊环境内者不同，因为由前所述，已知社会改造期内的教育，即在一般的民众，而一般民众大半在生产机关生产过程之内，所以教育的设施，自不能离开其所参加的生产过程。且此期即重环境的改造，当然应从实际的社会问题着手，即一切改造，均不能离开实际状况。
总理遗嘱说：“必须唤起民众。”“民众”是什么呢？很明白的，乃是指一般人民而言，不问贵贱、老幼、阶级、性别、职业、宗教，凡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人，都属于“民众”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可以说，“民众”二字，乃是包括全国人民在内，因此亦可见唤起的工作，实以全国人民为对象。换言之，教育的工作，即在以中国社会范围内的人民为对象，也就是教育的领域的大小，以一般人民所在的社会领域为其大小。用专门名词说，这即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教育。作者深信今后中国的教育，若离开了这个观点，而仅着重学校教育，或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划分，而以社会教育为附庸，必不能完成总理四十年来所奋斗的国民革命，即中国无由获得自由与平等。我们应该转变过去的系统，以社会式教育为主，而以学校式教育附之。我深信惟有采用这种观点，中国社会的改造运动，才能于较短期内完成，文化的改造运动，才能产生显著的效果。
以上所论，是实施民族教育的四个基本原则。循此四个原则，即可进而编制实施方案；不过此处为篇幅所限，本文字数已超过编者的限制，只得就此告一结束。详细方案，异日有暇，当写出就正。
于国文编译馆，二三，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