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村子的结构和布局（上）

凡正常发育的村子大多有一定的内在结构，但村落的结构布局不都是一次性定型的，通常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会有重新调整甚至彻底改建的情况。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人口大量增加或者经济活动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之后。

一个村落，它的始迁祖初来定居的时候，有的只有一家人，有的不过父子、叔侄、兄弟等几家人，因此住屋兴建不多，远远不足以形成聚落。然而，定居若干代之后，尤其是形成了若干房派之后，初期随意性很大的甚至有点散乱零落的住宅群就有必要调整为以房派为单元的团块式建筑群，然后再组成有矩有距的血缘村落。每个房派的团块有它自己的地段，自己的细巷，自己的水塘，自己的住宅群和自己的次级宗祠。整个血缘村落的总祠则建造在村子的“风水宝地”上，大多在村子的前沿，无阻碍地面对“朝山”。这种团块式的村落布局很常见，如浙江省建德市的新叶村，在一次大规模的调整改建后形成了十一个房派团块，在它们内部细巷交通，而在它们之间造成比较宽阔整齐的巷子，这些巷子的一端都导向村子前缘的叶氏总祠。总祠面北，跟前是很开阔的半圆形的南塘，水塘中倒映着远处金字形的朝山。

如果村落的这种大调整做得比较晚，老村落的农业用地已经不足，住宅用地已经饱和，就会有一两个房派整体搬迁到新地点去。新叶村就曾迁出一房。有些村的迁出部分走得很远，有些则比较近，如浙江省诸暨市斯姓一族，分居二十几个村子，都相距不远。

有些村子，由于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做整体性的大改造。例如，江西省乐安县的流坑村，初期人口稀少时，都以务农为生，村子就建在南来的乌江向西转折的东北角的外侧，把内侧留作农地，因为地下为石质，不怕水蚀。后来人口增加，村子就迁到比较平坦的东北角的内侧。又后来，明、清两代，乌江上游林区开发，有了竹木运输，村子人口也大大增加并以从事水运为主，于是彻底改造了整个村子，整体贴近东侧的江岸边，有六条东西向的巷子，东端直抵江边码头，西端又建了一条南北向的巷子，连接了它们。一个房派住一条巷子，小宗祠就造在横巷的西端。全村的总祠则造在村子北侧，离村子大约有一百多米，面向南，即面向村子而背对转了弯的乌江。总祠的西侧便是一座大书院。经过这番改造，村子整齐了，街巷方便地直通江边了，空气流通了。

又有一些古村落，由于周边环境变化，它们的经济状况也发生了变化，导致原有村落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例如浙江省兰溪市的诸葛村，本来是一座纯农业的村落，东北两侧都有丘陵高地，村子就布局在这些高地上。由于它面北方不远开发了一座石灰石野山，当时石灰是肥料，附近各村农民经过诸葛村西边去购买，日子久了，村西形成了一条商业街道，主要服务于买石灰的过境农民。在这条街的西侧，即外侧，建造起一批高档大宅，并且形成了繁华的商业区新市街。不幸，太平天国战争，这条街被焚毁，商号主人大多逃亡远方，战后，地权还属于逃亡户，街市不能恢复。于是，房屋还很稀落的村北上塘沿岸搭了些简单的棚屋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从原来的老商业区连通过来的义泰巷和北面的马头颈一带也店铺接肩。渐渐，以上塘为中心的新商业区形成了，后来竟成了独立的行政单位，有商会、警察局、税务局、消防队等等，甚至发行了自己的硬币。不久，上塘、义泰巷和马头颈一带成了附近许多村落共享的商业区。

手工业、商业和长途运输业的发展都会促成一些有特色的村落的形成。例如，以烧瓷器为主业的村子，以养骡马、骆驼跑运输为主业的村子，以驾内河船筏为主业的村子，以制造纸张为主业的村子，以绘印年画为主业的村子，等等，都有或强或弱的特色。

各种类型村子的结构有它们自己形成的根据和规律。村落结构主要决定于它们的生态，有经济的，有自然的，有社会的，有文化的。更常见的是这些方面的综合作用决定了村落的结构，而不是单一的原因。

村落的位置是固定的，它的土地面积是没有弹性的，而村落却会在漫长的存在时期里不断地发展，人口会增长，经济会转型，交通会便利，水源会枯竭，也会有灾难和战争的大破坏。这些等等都可能影响到村落结构的变化，所以，它们的结构形态，是动态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

建村初期，大多数村落的规模、布局有一定的规划，虽然粗糙，并非完全盲目无序。定居之后，先祖们对当地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情况逐渐有了更多的认识，如可耕地面积、土质、水源、风霜以及对自然条件的改造和开发的可能性等等，对这里的人口可能容量和建设地段位置和大小等等的认识有所进步，从而会修正建设和开发的构思。

我国东南各省的农业村落大多是血缘村落，其他各地也有少量的血缘村落，这些村落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里，宗族机构往往是一个类政权的组织力量，对村落的各个方面的控制、管理都很严密，村民们的宗族观念也很强，因此村落的结构便打上了宗族组织鲜明的烙印，反映了宗族本身的结构。

一个血缘村落有一位始迁祖（太公），他是第一位携眷在这里选址定居下来的，或者是最早迁来的若干人里辈分最高、年龄最长的。始迁祖的后裔在一个村落里生产劳动，逐渐繁衍，经过几个世代，人口渐增，形成稳定的宗族，以至于建立宗祠。一个宗族里，过了五代，就可以分立房派，建房祠，这时，原来的宗祠便升格为大宗祠，即总祠。房派里，满了三代的可以分立支派，建支祠。房祠和支祠通常分别叫“厅”和“小厅”。当然，如果人丁不旺，财力不足，不立房派支派也可以，不过某人属某房某支是很清楚的。这是宗族的血缘结构。

村落在发展的早期，居住状态还不很密集，房派和支派成员一般都自然地以不大的、简单的厅和小厅为中心聚集在一起，形成房支的居住团块，而以大宗祠为全村的最高核心。不过大宗祠虽是村落的“核心”，却未必在村子中央被族人阳宇四面围住，而是位置在长房团块边上的比较多，并处于村落的前缘，如浙江省建德县的新叶村，兰溪县的诸葛村，武义县的俞源村和永嘉县的芙蓉村等等。

但是，村子的人口规模要和耕地、水源等的大小多少相适应。村落宗族的人口和经济是不断地发展着的，虽然先人们努力预想这些发展对村落规模和布局的影响，但仍然难免会在某个时候必须对村落的人口和布局重新做一次比较大的调整，主要的是以房支为单位，迁走一部分人口，另觅适当地段建立新村。旧址则重新规划建设，大小宗祠也会在村子的发展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改建或重建。这种大规模的重新规划改建可以在浙江省建德市的新叶村、安徽省黟县的碧山村、江西省乐安县的流坑村等村落清晰地见到。

浙江省建德市新叶村，叶氏外宅派到明代宣德年间，即15世纪中叶，第八世崇字行已经有了百十户人家，六百口人左右。这时叶氏发生了一次大分支。据《玉华叶氏宗谱·崇仁堂记》记载：“八世祖崇字行并克恢宏，接踵建厅，各聚其族属，凡十有一焉。”“接踵建厅”就是先后建分祠，“各聚其族属”就是以分祠为中心形成各房住宅的团块，老村子一下子就有了十一个团块。其中比较大的是崇仁堂、崇义堂、崇礼堂、崇智堂和崇信堂，都属外宅派，里宅派已经人口很少而且很弱了。

不久之后，弘治年间（1488—1505），崇智堂一脉就搬出了新叶村，移居到大约两公里之外的三石田去了，连宗祠崇智堂也搬了过去。因为他们的农田大部分本来就在三石田，这叫“移宅就田”。乡谚说：“近家无薄田，远田不富家”，根据这个道理，村落是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的。

调整之后，新叶村里新的房派居住团块之间的巷子比较宽，路面中央顺向铺一溜条形石板。房派团块内部的巷子比较窄小而且不铺石板，只用大卵石铺面。全村所有铺有石板的大巷子都通向村子北端的外宅派大宗祠有序堂，而小巷子则只能服务于房派团块内部，并通向团块中心的房祠和支祠。房祠和支祠门前大多有一口泮池，一块空场，一片绿地。泮池可供日常洗涤，有改善小气候、防旱、防火等功用，空场平日里晾衣服、晒干菜，做点儿木工之类，也是节日舞龙灯、踩高跷和其他各种群众活动的场所。绿地则用来改善生态环境和景观。新叶村的几座书院和花园都在这些空场周边。由于分祠的分布是比较均匀的，泮池、空场和绿地对美化村落的环境，提高村落的居住舒适度起了很好的作用。夏夜纳凉，冬日负曝，空场上总是男女老幼各得其所，充满了欢悦和亲情。

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初建于南唐，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村子布局已是房派杂乱，于是宗族主持了村子结构的大调整，重新规划，建成七竖一横八条巷子，“七竖”是东西走向，“一横”是南北走向。大体每条巷子住一个房派，小宗祠建在西端巷口，分区很明确。但到了清代，这个格局又一次被突破，以致房派住宅和小宗祠重新又散于各处。不过全村的总祠在村子北面，始终不变动。

安徽省黟县有个碧山村，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被夷为平地。战后重建时，考虑到村址周围农田辽阔，所以把各个分祠的间距拉得大了一点。但人口与建筑的恢复速度比预期的慢，所以直到20世纪末，各个居住团块之间还剩下不小的空地，未能接连。无意中他们成了血缘村落建设规划的标本。

血缘村落的这种团块式结构是宗法制度下的产物，风水典籍《阳宅十书·论宅内形》里说：“十家八家同一聚，同出同门同一处。”它有利于房派的团结从而巩固宗族的秩序，因此是由宗族提倡、支持和维护的。宗族大多有规约，房派内如有某家贫穷潦倒，要出卖房产，必须优先卖给本房的人家，本房无人承购，再卖给侧旁支，但无论如何不得卖给外姓人。这叫做“败家不败族”。山西省沁水县西文兴村，存有《河东柳氏训道碑》（明代万历庚辰，1580年）、《河东柳氏传家遗训碑》（下款残，不知年代）和《柳氏家训碑》（清代道光四年，1824年）三块石碑，每块碑都再三强调房产不可分。《训道》和《家训》两碑异口同声地强调：“生意房产永不许瓜分”，“家道之败败于分产”，也是同一个“败家不败族”的道理。

宗族对村落的管理都是很严格而且细致的。1947年浙江省兰溪市的《高隆诸葛氏宗谱·卷之首·家规》里规定：“凡祖遗房屋、坟茔、山塘、田地等业，势豪不得霸占，贫户不得侵损，其可租赁者，必须禀明族长，立札交租。倘有恃玩者以灭祖论。”这个《家规》里要严管的第一项便是房屋，也便是这座房屋所在房派团块的“纯洁”——无外派插入。

在一些杂姓村落里，也有类似的团块式结构。例如江西省丰城县白马寨。它不可能以血缘关系分区构成团块，而是以行政性的“社”分区。全村十二个社，分为不规则的十二个团块，每个团块中央有一座社庙，庙前小广场上有一口井，场边有社学，广场前沿设栅栏门。这些社的团块意识不比宗族的弱。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也是个杂姓村，也以村社为组织方式，但村落结构不如白马寨明确，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整个村落沿一条过境的商业街延伸，店铺一家接一家，居民大多经商，集聚意识就比农民薄弱多了。

影响村落结构形态的另一种社会性原因是居民的贫富分化。这种情况既可以发生在血缘村落里，也可能发生在杂姓村落里。和血缘村落里由房派形成的团块结构不同，贫富分化所形成的居民团块内部社会成分不会很纯粹。

浙江省武义市的俞源村，在南宋末年始建时，老太公居住在东溪以南后来叫做前宅的地方。到了明代初年，第五代分为四房，人口增加，大房、二房便过了东溪到溪北比较开阔的地区来发展，在溪北形成下宅和上宅两处，并且造了大宗祠。后来大房无嗣，到了清代晚期，只剩下经商大有成就的二房的一支在上宅和下宅居住，陆续起造了一批大型高质量住宅，巷子整齐宽阔。三房四房仍然务农，经济上没有什么发展，只好守旧业萎缩在前宅老旧的小房子里，狭窄的小巷曲曲折折。兴旺的二房掌实权的大都是富商，在外经营，对宗族的依赖弱了，宗族观念也就弱了，俞源村里，不再建造房祠、支祠，只把大家族聚居的大型住宅的大堂作为支派的“公厅”，供这个支派办红白喜事之用，而留在前宅的三房和四房便只能在狭小简陋的“老祖屋”里办红白喜事了。再晚一点，大约在清代末期，商人们的宗族观念进一步淡薄，不再造大家族聚居的大型住宅，而造舒适精美的中型住宅，外附书屋，同时也就加强了它们的防御性。这时，东溪两岸，前宅和上、下宅的贫富差别更悬殊了。于是，村里流传起一个风水说法来，说的是：上宅下宅沿东溪北岸延伸很长，像长衫先生的裤腿，前宅延伸很短，像下田劳苦人的裤腿。为了防止溪北的风水泄露到前宅去，所以上、下宅的人坚持跨东溪的桥不能用石头筑造，只用一段苦楮树对剖两半并排搭在溪上，就叫“树桥”，虽然这条桥是从宣平县城到武义县城必须经过的。树桥两头开了店铺，那段街就叫“树桥头”。一个宗族的人，祖上是兄弟，终于由贫富的分化而使俞源村分裂为对比鲜明的两部分。财富悬殊淡薄了亲情，这个社会历史现象在血缘村子的结构上留下了烙印。

又一个例子是山西省介休县的张壁村，这是个杂姓村子，不大，外面一圈方形的城墙。一条叫龙街的中心街从南到北把村子劈成两半。西半部几条巷子住着张、贾两家为代表的富商，那里大半是大宅门，一户有几个院落，都围着高高的、封闭而森严的砖墙，院子里面建筑精雕细刻，还有些书房院之类。龙街西侧的巷子口上耸立着两层的门楼，由它们底层天圆地方的门洞出入。巷子宽、直而且平，铺着石板，转角都是圆的或者切角的，便于骡车转弯。巷子边上靠墙脚间隔地放置着一些大石块，为的是防骡车太靠边以致车毂碰伤了砖墙。村子的东半部住的大多是穷苦的农户，巷口敞开，巷子曲折、狭窄，而且上下坡很陡急，路面没有铺砌、高低不平、不可能通骡车。巷边的庄稼户房子矮小，有一些还是窑洞，透过简陋破烂的柴门和高只及胸的半塌土墙，可以看到场院里堆着玉米垛，拴着老山羊。村子两半部的穷富对比很强烈。

和贫富分化相关而性质不同的是社会分化。村子居民的社会分化在北方杂姓村落的结构上也屡有鲜明的表现。一个例子是山西省阳城县的郭峪村。这个地区盛产煤和铁，郭峪村有些人以经营煤铁而致富，同时，这一带也有一批世世代代操“贱业”的人家，如轿夫、土工（抬棺木、送葬）、吹鼓手、奴婢、接生婆、喜娘等等，叫“小姓”。明代末年，为了抵抗李自成部下的烧杀劫掠，由富商出资，郭峪村造起了高高一圈砖墙。有功名的、经商致富的都住在墙围里，凡操“贱业”的小姓一概都不能进村居住，而住在北城门外。墙里墙外，两类人互相需要又互相冲突。

类似的社会分化现象在安徽、浙江、江西诸省也都有。皖南的“小姓”（佃仆），家家世代相承，永操“贱业”，为同一系大姓人家服务。他们常聚居在大姓的血缘村落的外缘，或者在大姓人家的坟地附近聚居成“坟庄”。

有些非纯农业的杂姓村镇的结构常常反映出它们的功能性分区。

浙江省苍南县的碗窑村，位于一个很陡峭的马鞍形山坡上。坡下是一条二十几米宽的河流，可以通船。当地产瓷土，山上长满松树。四面山坡上下分布着二十几座瓷窑和作坊，就地取土制坯，砍柴烧窑，成品用船运走。窑户住宅散布在山坡上，高高低低，由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串连着。小路上端，山坡高处，马鞍形山脊中段，是一片小小的平地。在平地周边，有些店面房子，店里陈列着当地所产瓷器的样品，可以零售，批发商也可以对着样品谈判买卖。小平地中央造了一座窑神庙（老君庙），庙里有戏台。大买卖不是一次谈得成的，谈成了也不是立马可以把窑货运走的，客商们需要在村里住几天。于是，山脚下的河边，船码头左右，就形成了一条热热闹闹的小街，街上除了卖些零星小件的瓷器店之外，还有宿栈、饭馆、茶店等等短住的和消磨时光的场所，甚至还有赌场、妓院和鸦片烟馆。为了让客户和船夫们更加高兴，小街两头还各有一座带戏台的庙，几乎天天有戏演出。码头上常有船筏，装上瓷器，可以一直下放到温州。这个碗窑村的布局很顺利地适应着瓷器的生产和运销的全过程，也适应着窑户和瓷商的生活需要。

类似的例子还有四川省合江县的福宝场。这本来是一个清代初年由于水陆交通方便而形成的集市贸易地。它只有一条街，叫回龙街，两侧共有一百家上下的店铺。大约是为了节约宝贵的可耕地，这条街建在地形起伏很大的丘陵脊上，街上经营的主要是茶馆、零食店、小百货店和布匹店，向农民供应城市商品。此外便是粮食、禽畜之类农产品的收购点。福宝场上还有几座庙，大都是清代初年“湖广实四川”时外来移民的会馆，如江西人的万寿宫，福建人的天后宫，湖北人的禹王宫等等。后来，大约从清代末年起，从重庆去遵义的山路成了川黔交通的重要道路之一，这条山路横过浦江河的渡口正在福宝场南端外不远，于是，从福宝场南端到渡口间形成了一条新街，叫福华街。这条福华街两侧的店铺、歇店和茶食店主要是为过境商旅服务的，没有庙宇，而有蓝靛作坊、砖茶作坊、铁匠炉等等生产向贵州运去的商品，还有一些作坊则加工从贵州运来的棕丝等等。有一位医师在这街上专治跌打损伤，为赶路的脚夫们服务。

个体建筑物的型制也会对村落的结构形态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农业文明时代，农村中主要的、占绝大多数的建筑是住宅，所以，住宅的形态往往对村落的结构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省，最常见的是封闭的内向型院落式住宅，它们所形成的村落，必定是房舍密集，以高墙之间的小巷为村落景观的特色。村落的景观十分封闭，人在巷子里走，会觉得村子是由这些巷子组成的而不是由房子组成的。如浙江省嵊州市的崇仁村，安徽省黟县的西递村，江西省婺源市的延村等等。

广东省、江西省和福建省的侨乡都有一些村子，以一座大宗祠为中心，两侧十分整齐地各建几列标准化的连排住宅，像鱼刺架。每列之间是笔直的巷子，因此整个村子都是几何化了的。广东省开平市有不少这样的村子，可能是受到侨民带回来的欧美早期工业化时期工人住宅区的影响。它们的住宅大门头上的彩画常有西方景物如火车、轮船、钟表以及洋服仕女的形象。

相反，外向形的住宅则会使住宅之间保留着足够的间隔，村落显得疏朗、开阔，景观变化多，如浙江省永嘉县楠溪江上游的林坑村，云南省西双版纳的傣族竹楼村落，四川省的羌族村落和贵州省的苗族和侗族村落，等等。

福建省西部和南部、江西省南部、广东省东部和北部以及浙江省少数地方流行多种大家族聚居的大型住宅，一幢住宅可以住几十户小家庭，几百口人。广东省的围龙屋，后部有半圈平房，围着背后靠山上下来的山筋的尽端，圆鼓鼓的，风水术上把这些山筋叫龙脉，依风水术的说法，龙脉的尽端“化而为胎”，围住这样一个尽端就可以保证这个大家庭子息旺盛，因此这种围屋叫围龙屋。它们有一个增长的机制，有些围龙屋陆陆续续地扩建了上百年，外围会造两三圈平房，甚至更多。因此，围龙屋为了既要背靠后山，互相间又要留出空地以备后人增建，它们之间必须有较大的距离，各自去相风水。一个村落就因此稀稀松松沿山脚拉得很长，村子的结构非常随意。如梅县的侨乡村（建于清代至民国）。

福建省的土楼以圆形的居多，也有少数方的或多边的。它们的外墙封闭而厚重，沿外圈布置标准化的小家庭居室，中央是个大空场，空场一端，正对大门，通常有家祠。这些土楼体形巨大，圆楼直径常达六七十米，最大的竟有147米（平和县汤厝村云巷斋），方楼面阔有南北长207米，高三层的（平和县庄上村上城，建于清康熙初年）。它们相互不可能紧密靠拢而必须留有不小的间隔，间隔中有牲口棚、鸡窝、大厕所、柴禾仓等等，所以，形成的村落也是很松散的，如南靖县的石桥村。

广东、江西和浙江的围屋，一般为方形或矩形，内部布局近似“九厅十八井”而更大，没有统一集中的内部大空场而分为许多中小型天井院。浙江省诸暨县斯姓在清代建了十四幢围屋，有几处一座就是一个村子，如斯盛居（约1798年建造），通面宽108.56米，通进深63.10米，以门厅、大厅、家庙为中轴线，左右对称地按田字格各安排四个大院落，两层楼。福建省永安县八一村，全村由十二幢居住用的围屋和一幢围屋式的宗祠组成，它们之间相距都在一二百米以上，分布在一个很广阔的盆地里。广东省始兴县的满堂围、惠东县的会龙楼和深圳市的大坪围，规模很大，都是一围一村。

陕西、山西、河南地处黄土高原，农村居民因地制宜，大多住窑洞。窑洞大多是在黄土冲沟两侧断崖上挖掘出来的横穴，整个洞穴都在断崖内的叫“靠崖窑”，在土薄而基岩突出的地方则横穴只占窑洞深度的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左右，用挖出来的石块在洞口接砌余下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拱，这种窑洞叫“接口窑”。少数全用石块砌拱而成的窑洞叫“箍窑”。黄土断崖很陡的地方，住户只有靠崖窑，一家三五孔窑洞，并肩便有三四十米。一个村子，沿断崖分布，稀稀落落成长长的一条，其间还有高高低低、进进退退的变化。断崖不太险峻的地方，多以靠崖窑为正窑，以箍窑为横窑（两厢），形成一个三合院。有些地方，断崖很高，甚至可能有上下两三层窑院。下层的窑顶成为上层窑院的晒场。这种村落会紧凑一些。更紧凑一些的窑洞村是在冲沟的尽头，在那里窑洞可能在三面围着冲沟尽头，上下几层，形成村落，如山西省临县的李家山和孙家沟。

黄土地比较松，一些本来在塬面上的道路，经牲口和大车辗轧，年长日久，下陷成了深深的“车道沟”，沟两侧都是五六米高的断壁，陕甘边上居民土话沿用蒙古语叫这种沟为“胡同”。 由于“胡同”（车道沟）交通方便，断崖已形成，所以乡民乐于在沟边挖窑洞，叫“沟崖窑”，除了居窑，也有大车店、庙宇和驿站。村子沿“胡同”延长，可能达到几百米。

河南省还有一种窑洞住宅叫“地坑院”，就是在黄土塬面上比较平坦的地方开挖一个二十多米见方深达六七米的大坑，然后在坑内四壁上挖横穴，形成下沉的四合院。进入地坑院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塬面上顺地坑边缘挖台阶下去，另一种是当地坑院离“胡同”（车道沟）不远的情况下，从沟里打横洞进去。通常，沟崖窑和地坑院错错杂杂在一起，形成村子，布局完全顺乎自然，只有极少数宽敞的塬面能把地坑院安排得像棋盘。

另一种对村落的形成和结构方式起重要作用的历史因素是战争，主要是民族间的战争。这类村子最典型的实例在河北省的蔚县。

蔚县位于内外两道长城之间。它西对山西高原，北对张北高原，南方是华北大平原，东侧便是北京。这里历来是北方游牧民族从西、北两面以骑兵居高临下奔袭华北富庶的农耕地区的要冲。明初，建九边重镇严防蒙古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宣化镇和大同镇，一在蔚县东北，一在西北。同时，鼓励边地居民把住宅区建成堡垒式的，官家也建了些城堡。整个蔚县，曾有民堡官堡三百个左右，组成官民结合的牢固边防线。

一个堡子就是一座村落，所有民宅都在堡内，堡外无宅。堡子多是近似方形的长方形，四周墙高大约七八米。村子正中轴线是一条“正街”，南端为堡门，门上有谯楼，北端为真武庙。真武为北方之神，专职管水，也便是防火的神。谯楼和真武庙高高耸立，视野宽阔，除了料敌和御敌的军事作用外，大大美化了村落的内外观瞻。正街两侧有小巷，巷内建住宅。比较大的堡子有横街，如北方城，在十字路口建小庙，东北角是观音庙，西北角是财神庙。最大的堡子叫西古堡，南北门外都造了瓮城，瓮城里有几座庙宇和戏台。有些村落的戏台和庙宇在南门外。因为长期是边防地带，绝大多数是杂姓村，所以大都造一座三义庙，表示异姓居民都如刘备、关羽、张飞那样生死同心。把庙宇和戏台都造在寨堡之外或瓮城里，也是为了安全，因为庙宇和戏台都会有外村外寨来的杂人，要防备其中有坏人、恶人、敌人。同时也因为庙宇、戏台比较容易引发火患，以隔开为好。这些村堡有一些是清代建成的，当时边防作用已经不大，但建造堡子式村子似乎已经成了当地的传统。

浙江省瓯海县永昌堡和广东省深圳市的大鹏卫所，都是明代抵抗倭寇的城堡，面积很大，四周有围墙，设城门，堡里街巷纵横。贵州省贵阳市附近有不少“屯堡”，是明代初年大军平定这个地区后留下的退伍兵卒成家而建的屯堡，房屋都用封闭的石墙围起来，村里有高高的碉楼，军事作用还很强。“万里长征人未还”，它们书写着祖国悲壮的统一史。 Bxa8J8KqWorQrphhnVoqr80Nun14Cd95/bGku2pceN1GA3lvS7KKVHyFx1Q0j5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