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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农业文明时代，中国流行着一种相地术，叫堪舆或风水术。这是一种迷信的巫术，但它一直在人们似信非信而又不妨姑妄听之的状态下在阴宅和阳宅的选址中起着作用。堪舆风水术的基本理念是认为阴宅、阳宅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形态可以影响甚至决定有关人们的吉凶祸福。阴宅就是坟墓，阳宅包括住宅和村落。
吉凶祸福在人们生活中不断地发生着，人们无不乐于趋吉得福，避凶免祸。但是在漫长的蒙昧时期里，有许多吉凶祸福的因果得失是无力理解的，因此就产生了一些猜想，一些疑忌，一些祈求，一些避讳。这些心理是普遍的、长久存在的，于是便形成了一种巫术。
漫长的农耕生活教会了人们意识到一些简单事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养鸡下蛋，养猪下崽。于是人们认为生活中的吉凶祸福也是如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善之家庆有余”，是一种道德教戒，但是复杂的社会生活使人们并不真心相信这些话，因为生活中的因果关系并非如此简单易明，直截了当。在那个时期，倒是一些模糊的、或许可能却又无法验证的玄想的“因果关系”更能使人产生“宁信其有”的心理。这些因果关系的主宰，必是“伟大而值得敬畏的”、“神秘而不可捉摸的”，上有日月星辰、时序轮替，下有山陵丘壑、旱涝风霜。于是就有了占星术和相地术。
相地之术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上焉者是一些文人，说的无非是“水秀山明常出仁智，地灵人杰永传声名”而已，比较泛泛。如浙江省永嘉县棠川村《重修棠川郑氏宗谱序》记载，始迁祖初来选址，“至其地，见夫奇峰突兀，怪石峥嵘，面临雷壁，背枕天岩。九峰围屏，共巽山而拱秀；双溪环带，合曲涧而流芬。福地嫏嬛奚多让乎？”这些人大多也精通堪舆，有时不免多说几句，如永嘉县蓬溪村谢氏《同治甲子重修族谱序》描绘谢灵运后人的这个村址道：“楠溪形局，惟遂川最奇。迎逆流四十余里，过堂潆洄荡漾，潴而后泄。守水口者，则有若狮、象、龟、鱼，突怒峭竖，险恶畏人。又有文笔峰撑寿星岩，镇屏山对列嬴屿。横临诸如观音坐莲、美女梳妆、鹰捕蛇、狮捉象、仰天湖、瀑布泉、将军仙人、牛鼻虎头、燕巢鸡冠等胜，亦皆秀异可观。”如此好的风光，也不过说一句“宜禀其气以生者，富寿康强，文武具备”罢了。最后为安抚子孙，又模模糊糊地说了一句：“迄今螽斯蛰蛰，未始非地气使然”。并没有什么具体肯定或繁琐模糊的“箝语”。
下焉者则是寻龙先生，或者叫地理师，他们把地理环境对人间穷通荣辱、吉凶祸福的因果关系说得神乎其神，既具体又肯定。文士们的风水观主要是审美的因素，地师们的风水则纯乎是迷信。不过二者界限并不判若黑白，有些文士也会堕入地师们的行列中去。更欺人的是地师们作为一种职业者，对各种风水形局中的不利方面都有禳解之法。如村落面对“火形山”，有回禄之忧，应在宗祠门前掘水池、建照壁；如村子长期不发科甲，可在村子的巽位上建文笔或文峰塔，子孙便能登上青云之路，等等。因为村落的选址，都决定于许多实际的生活、生产等条件，而且先人初来时也请不起地师旷日持久地堪天舆地，所以地师被请来看村落的风水，实际上大多在村人早已定居之后，因此地师们的真正“工作”其实不是选址，而是禳解他们“发现”的村址风水形局的不吉或不足之处，而真山真水大地理环境造成的“不吉”、“不足”，他可以“略施小技”，用一口水塘，一座塔，一堵墙来化解，甚至只把大门略偏一点点，便能“化凶为吉”，这正足以证明堪舆术的欺骗性。
例如，浙江省平阳县顺溪村陈氏于清代乾隆时编的宗谱里那一篇《增修家乘序》，分明说的是太公从“土宜、物产”而认识这地方宜于“山业田园”，也就是宜于林业和农业，因而定居的，后人却渐渐附会出许多风水说法来。说顺溪村像只船，有船头有桅杆，所以水口众水会聚而不能搭桥，怕压住船身；村里也不能凿井，怕凿漏了船底。一个说法是：正因为几百年来守住了这两条，因而顺溪村陈氏便很兴旺。
不过，在风水迷信中可以看出宗法制度下中国农民最关心的是两件事，这就是：第一，人丁兴旺；第二，科甲连捷。风水的好坏，主要看地理形局对这两方面的“影响”。丁口和举业关系到任何一个宗族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堪舆之术也以这两项为“主攻方向”。而命运的扑朔迷离则是它得以长久存在的原因之一。
有识的文人历代都有，他们记得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儒者不言堪舆”。有时候他们会不客气地批评风水术。浙江省永嘉县楠溪江畔豫章村胡氏，宋代有“一门三世登进士者五”，明代又出了一位文渊阁大学士、中书舍人。清代《重修豫章胡氏宗谱序》里说：“人咸曰豫章山川秀甲两源所由致此。予曰：允若兹，今何不古若也？岂山川灵淑之气独钟于昔而不钟于今耶？虽本朝康熙年间地被水坏，而人事尽则天心可回，诚能起而读孔圣书，法周公礼，犹可易否为泰，转剥为复焉。”江西省兴国县是风水术里形势宗的发源之地，乐安县流坑村据传又是经形势宗祖师杨筠松和曾文辿亲自看了风水的，明代重建董氏大宗祠的时候还专门添加了一座报功堂奉祀这两位风水大师。阳明学后人聂豹应邀给明代万历十年（1582年）的董氏宗谱写了一篇《董氏重修祠堂记》，里面竟毫不客气地说：“杨、曾物土遍天下，乃江南卜兆，妇姑子父如董氏者岂少哉，而荣禄、文献之盛不一再见，岂堪舆之术独神于流坑也耶？君子弗之讳也。”两篇文章对堪舆风水之说的质疑方式都一样，可见对这种巫术的批判已经很普遍。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工部郎中谢肇淛在所著《五杂俎》里更尖锐地批判了阴宅风水术之为谬说。他指出最著名的风水“大师”郭璞“不免刑戮于其身”，黄拨沙、厉伯招身后“子孙何寥寥也？”“其他如吴景鸾、徐善继等，或不得令终，或后嗣灭绝。若有地而不能择，是术未至也，若曰天以福地留与福人，则何必择乎？”说的是阴宅的事，道理和阳宅是一样的。
浙江省永嘉县黄村水街（李秋香摄）
山西省临县彩家庄建在一山阳高照的山峁上。
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龙湖周围住宅（李秋香摄）
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俯瞰（李秋香摄）
浙江省宁海县许家山街巷（徐培良供）
风水术也可以说是文明不昌时期宗法社会里用来安定人心、凝聚宗族的一种手段。它论证村落风水之好，或者虽有欠缺但可以禳解，“化凶为吉”，从而说服宗族成员对一方土地有信心，乐于居住下去。浙江省建德市的新叶村，本来有三个大姓，早来的汪姓和夏姓嫌当地环境不好，迁走了；叶姓利用风水师的欺蒙，安定了人心，住了下来，辛勤劳动，挖渠引水，平整土地，改良土壤，终于在当地发达了起来。宗族成员乐于在一方土地上世代居住下去，是宗族稳定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宗族的稳定又是宗法制度和宗法社会稳定的前提。所以说，风水术是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