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村落选址和居住安全

村落的选址，要有土地、水源、植被、气候、矿产、交通等的条件，但只有这些条件还不够，还要考虑到居住的安全。居住的安全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环境的安全，二是社会环境的安全，三是心理的安全。

自然环境的安全，考虑的主要是提防洪水和其他灾害性地理因素。提防的办法，一是避开，不在有危险的地方建村；二是抵御，构筑可靠的抗灾工程。

断崖之下、裂谷之中不可以居住，这是常识，怕的是再度发生山崩、地陷、泥石流。河谷两岸历年水线以下不可以居住，这也是常识。洪水是农村最熟悉的自然灾害，一旦爆发，庐舍尽毁，人畜丧生，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史都是以洪水为开篇的。中国人最崇拜的古帝之一禹，他的功绩便是治洪水，他的治水是和发展农业相结合的，孔子在《论语·泰伯》里说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把水利工程看得比给万民之上的自己造房子重要。而治沟洫是为了让普通百姓种水稻，如《史记·夏本纪》所说，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民就是用这样的原则和方法与洪水斗争的。

浙江省永嘉县豫章村的“外宅”部分贴近小楠溪南岸，清代康熙年间，一场洪水把它冲得片瓦不存，后来豫章村只剩下离开江岸一里多的山脚下高地上的“里宅”，而把江边改成了阡陌纵横的水田。广东省梅县的侨乡村、福建省福安县的楼下村以及山西省沁水县西文兴村等都是建在盆地边缘的高台地上。这是一个选村址的重要原则。

但避开可能的灾难并不总是唯一决定性考虑，在某些情况下，经过利弊权衡，也可能用人力来对抗自然。如永嘉县的廊下村和上坳村，都有水患，但廊下村所在的盆地土地十分肥沃，上坳村则有经营竹木运输之利，于是，两村便采取工程方法来抵御洪水，沿溪用石块建造了高大坚实的防洪墙，村门也经过缜密的设计。一般的洪水，它们可以挡住，特大的洪水仍能进村，但水的冲激力大大降低，不致毁坏房舍。山洪来得猛，去得也快，损失不致很大，易于修复。

河流都有转弯处，大体呈弧形，弧的外侧，一般易受河水冲蚀，叫冲蚀岸。河水挟带的泥沙易在弧的内侧沉积，则内侧是沉积岸。村子选址，多在沉积岸一边，而避开冲蚀岸，怕的是冲蚀岸一侧土地不断减少，甚至会危及村落本身。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位于赣江支流乌江中游一个盆地里，乌江由东南来，到盆地东北端急转向西，遇山又转而向北流出盆地。五代南唐时始迁祖初来，定居在乌江东北岸的白泥塘地方，但白泥塘局促狭窄，而且处于冲蚀岸，不利于长期的居住发展，不久便搬迁到江南岸的白茅洲。这里是沉积岸，安全而有领域感，但是地势太低，潮湿并仍不免水患，于是略向南再度搬迁，到乌江西岸的一处高地上。这里不怕干旱也不怕水淹，高爽安全，一直定居至今。

如果河弯外侧的地质是岩石的，则江河水虽然冲击它却难以侵蚀它，所以也可以建村，例如浙江省永嘉县的蓬溪村。不过，村民们为了心理上的安全，还是在岸边造了一座不小的关帝庙，关羽是万能的伏魔大帝，有了他便“百无禁忌”，可以放心安居。原徽属六邑之一江西省的婺源县有个凤山村，位于大约百米宽的浙水北岸的反弯处，也就是位于冲蚀岸。但它的始迁祖于北宋初年选定这个村址，是因为有收购和转运木材、茶叶的方便，后人不舍得放弃这个好处，便沿河岸修筑了二百多米长的石堰，高而厚，结结实实地抵抗了河水的冲蚀。它经历了几百年，一直没有受灾的记录。

干旱的黄土高原上虽然少有溪流江河，却也要防地表雨水径流的侵蚀。雨水在黄土地上冲蚀出一条条又宽又深的沟壑，沟壑的陡崖上是村民开凿窑洞作为居处的好地方。但黄土高原的土层是垂直肌理的，很容易被地表径流竖向一片一片地剥落，不但会危及窑洞，也会危及村落。因此，地表水的导引排泄和沟边的保护就是很需要注意的问题，如山西省离石县黄土沟壑悬崖边的彩家庄，排水护土工程做得很仔细。

村落选址也要考虑社会的安全，主要是避乱。

浙江省永嘉县的楠溪江流域，村落星罗棋布，居民大多是唐代以后从外地迁来的。渠口村始迁祖在唐末为避黄巢之乱而来，豫章村始迁祖是随宋室南渡而来，还有些村子的先人是五代闽国内乱时从福建迁来的。清代乾隆《永嘉县志·疆域》引旧《浙江通志》说：“楠溪太平险要，扼绝江，绕郡城，东与海会，斗山错立，寇不能入。”楠溪江流域水土丰厚，固然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条件，而“寇不能入”显然也很重要，尤其对于因战乱而不得不远离故土、播迁异乡的人来说，更是最重要的。“安居乐业”，不能不避人祸，尤其要看重“易守难攻”的生活环境。楠溪江中游下园村的《瞿氏宗谱》记载：“晚唐时，黄巢乱，宁波刺史瞿时媚避乱来此，鉴于天险奇峰，旷洞清幽，乃定居。”下园村局促在芙蓉峰山脚下，农耕条件并不很好，当时楠溪江中游人口还不稠密，可耕之地尚广，显然在这位卸任刺史看来，利于防御的“天险奇峰”具有更高的甚至决定性的意义。后来，宋末，相邻的芙蓉村进士陈虞之响应文天祥起兵抗元，在这座芙蓉峰上坚守了三年之久，可见地势的险要。

安徽省以及浙江省、福建省各地，不少从北方避祸流亡过来的人们，是因为可以借当地自然屏障“依山阻险以自安”而定居下来的。新安昌溪《吴氏族谱》说，徽州“万山攒峭，径路陡绝，自汉迄明，虽间遭兵革，而世家大族窜匿山谷者，犹能保其先世之所藏，非若金陵南北，土地平衍，一经离乱，公私扫地，其势然也”。

不过，时过境迁，当初确实借山险水阻而偏安于邃谷之中、危岩之下的村子，如浙江省武义市的山下鲍村和郭洞村，永嘉县的岭上村和岩龙村，都因为过于偏僻而在农业经济上难以发展。所以，全国各地都有因自然和社会条件变化而全村迁徙的例子。

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如苗族和侗族，本来生活在中原地区，因为受到强势民族的压力，一退再退，最后蛰居在贵州一带的崇山峻岭之中，这也是一种为求社会性安全而不得已的情况。

相反，在贵州、广西、河北、陕西各边疆地带，则有由“屯堡”形成的村子。“屯堡”是明、清两代驻守边疆的军垦村落。部队除饷银外，还有一些田地可以从事农业生产。明代初年，北京郊区就有145个军屯。后来其中一部分发展为村落，如清河镇附近的后屯，牛栏山附近的下坡屯等。

至于心理的安全，主要是希望住在一个可以借视觉直观而有明确的领域感的地方，尤其是背后有山可靠，面前有水环绕。这样一个环境能给人以安全感，首先因为周围一切都是可以直接观察，直接度量，甚至可以亲历的，没有不可捉摸的神秘性；其次因为觉得四面山环水抱有屏障，不会像在一个十分广阔的大尺度环境里八方凭虚，觉得无依无靠。这两方面是每个孤身人处于一个大空间里都可以感受到的心理状态。

明确的领域感有利于酝酿村落居民的内聚力，村民会产生大家共处同一个环境而命运相似需要互相依靠的亲切感。这一点无论对血缘村落还是杂姓村落都很重要。

古代中国人口大多分布在丘陵区和浅山区。这种地区很容易找到山环水抱宜于建村的地点。东南诸省流行以“富”字作为聚落环境的理想格局，就说明了领域感的重要性。那一短横代表村子。它以山丘包围村落的三面，把村落安置在地势较高的盆地里，村落要后退而背靠比较高的主山，这就造成一个安全的态势。同时，村前有水塘，村外有田，这是保住了命脉。山西省沁水县的西文兴村，福建省福安县的楼下村以及广东省梅县的寺前排村、高田村和塘肚村，都让出土壤肥厚的盆地中央而退到边缘丘陵脚下的台地上，背靠山坡。这样既有利于生产，也有利于居住，不论心理上还是生活上，都很安全。

西文兴村居民为柳姓，所在的盆地不大，盆地里只有它一个村落，建村的台地在盆地西侧，比较高，村落在盆地里的主导作用很强。梅县三村以潘姓为主，并肩展开在北侧的山脚，迤逦很长，不过盆地虽长而不十分宽阔，近山也不很高，所以景观还够饱满。楼下村所在的盆地面积比较大，村落贴在它的南缘，面对北方，四围的山很高，好在盆地中央有一个小丘，东西向延长，所以盆地景观还不觉空旷。村落环境景观饱满，村落在一定范围里占主导地位，这样的环境能加强村民心理的安全感。

村落环境的领域感还可以依靠河流获得。缘河弯的村落大多选址在弧形的内侧，这固然因为内侧是沉积岸，可避免河水的冲蚀，而且经过千百万年的沉积和侵蚀，弧形内侧的平展土地已经远远多于冲蚀岸外的，但同时也因为在这一侧具有领域感，所以一般多选择“山环水抱”的地形，把环抱着村子的弧形河段称为“腰带水”。不过，实际上，只要河岸是岩石的而不是泥土的，在河弯外侧的村落也不很少。例如，湖南省会同县的高椅村。江西省乐安县从流坑村到牛田镇十余公里的乌江畔，位于沉积岸一边的村子有五座，位于冲蚀岸一边的也有三座。决定村落选址的毕竟是各种实际条件因素的综合而不是迷惑人的“风水”。

造成村落环境安全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和环境的和谐感。美是和谐，所以环境中自然风光的美也是村落选址的考虑之一，虽然并不是决定性的考虑。岩石破碎的峰峦下依例不可建村，虽然主要是怕山体滑坡生成泥石流，但形状怪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浙江省武义市的俞源村，1958年前属宣平县，清代乾隆《宣平县志》里说：“宣邑山水惟俞源为最，自九龙发脉，如屏、如障、如堂、如防，六峰耸其南，双涧绕其北，回环秀丽如绘也。”清代道光辛丑年（1841年）重编俞源《俞氏宗谱·后序》里写道：“贾子曰：贪夫徇利，烈士徇名；史公曰：熙熙攘攘，为利来往，然则名利关头真能看破者鲜矣。乃若俞氏之先则不然，盖其始祖处约府君德者，生当宋季文明之世，以儒业文章为时所推，擢为松阳儒学教谕。……乃府君独不汲汲于是而雅爱山水之奇，数游览括婺间，见婺界有所谓九龙山者，其下溪山秀丽，风气回环，欣然有卜居之想矣。”当然，俞德数度从松阳到九龙山下游览，不可能不见到这里正处于括州和婺州的交通要道上，而且农产和山产都很丰富，这是更根本性的优点。但后人更喜欢始迁祖俞德的情趣，几十年后同治《俞氏宗谱》里载村人传说，俞德逝世后，他儿子庭坚扶柩还金华浦口老家，途经九龙山下双涧交汇的地点，停留一宿，次晨棺上竟长满紫藤，棺木不能移动，于是庭坚便把俞德的灵柩葬在当地，这儿便发展成了俞源村。可见俞氏子孙虽然编造了传奇故事来论证俞源村选址的合理性，但仍然宁愿把先祖奉为一位雅爱山水的儒者，而不是堪舆家。

因山水之美而卜居的记载寻常可见。如安徽省歙县金山村《金山洪氏宗谱·金山洪氏续修宗谱序》里写道，金山村的环境是“山磅礴而深秀，水澄澈而潆洄，土地沃衍，风俗敦朴”，金山洪氏始迁祖洪显恩“避喧就肃，择胜寻幽，始居于此” 。安徽省绩溪县盘川王氏在宗谱的序里写道：盘川“狮山拱峙，澄水潆洄，古木参天，良田盈野”，于是“族众繁衍，合村而居，敬业乐群，雍雍睦睦” 。浙江省江山市三卿口村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重修《三川王氏宗谱》里一篇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重修嵩溪王氏宗谱序》里说：小台始祖安珠公“生平喜清净，雅爱山水，行见小台之境，列岫回环，地僻而可以栖迟，甘泉舒流，景胜而足以恬适，公遂歌乐土而就庄于此焉”。可见文士们除了“土地沃衍”、“良田盈野”之外，也是要从审美看自然的，但大多并不涉及风水术数。水清土肥的地方，必定草木蓊郁，所以自然之美，大多和农、林的丰盈相联系。而农林丰盈，则民众大多能安居乐业，和睦共处。

类似俞源先祖俞德的棺柩不能移动的故事也不少。如福建省永安县垟头村，传说便是始迁祖池某在山道上“赶石佛”，赶到这里，石佛忽然再也不动了，于是便在这里定居建村。四川省自贡市的仙市镇也有完全相同的“赶石佛”的故事。这类故事都贮藏在风水师的心里，根据情况便揪出一个来卖个好价钱。

中国文化里素有雅爱自然的传统，孔子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两千多年来，这个山水情结一直强烈地影响着农耕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明代文震亨所著《长物志·室庐》中说：“居山水之间为上，村居次之，郊区又次之。”所以始迁祖们或者代先祖立言的人们都要标榜既乐山又乐水的情怀。以致光绪《婺源县志·风俗》中夸耀婺源“山峻而水清，以故贤才间出，士大夫多尚高行奇节”。山村人家，也会在大门头横额上写“群峰聚翠”、“岚光凝秀”这样几个字。门联则多“松茂竹苞君子宅；云蒸霞蔚吉人居”，或“金屋玉堂竹松挺秀；德门仁里兰桂增芳”，表达一种雅爱自然的品性。南方诸省的许多村落，都有“十景”、“八景”之类，刻意经营，并且写了许多优美的诗来歌咏它们。

被认为理想居住环境的“富”字模式，也有很强的审美意义。富字，是完全对称的，村落的选址和朝向，确实很重视左右山丘的对称布局。对称的形体是最简洁、最有条理、最易于认识的结构，体现出一种和谐感，所以它具有审美价值。 L6r2r/mNJPNKepvBdNJOx00m6n2wtEoM1QUsE6uSo/rBq8ZccpxGn6fQpvR+Wl1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