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村落选址和农业、手工业

除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和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以舟为宅的疍民，绝大多数农耕时代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依附于土地，总是或长或短地定居在一个地方。由他们聚居生息而逐渐形成的村落，长期处于一个固定的环境之中，弃村而迁的事情并非没有，但十分稀少，而且大多发生在早期。因此，一个村落的“始迁祖”、“太公”，当初择地而居的时候，是非常慎重的。选址最基本的考虑便是要自己和子孙后代能有效地、可靠地、方便地从事生产劳动和其他经济活动，能健康地、安全地、富足地生活。简单地说，便是村址一要有利于生存，二要有利于发展。选址的得失关系十分重大，所以，血缘村落里宗祠拜殿的楹联上和宗族的家谱上，常常会有很热烈的词句感谢、颂扬先人当初择居的成功。例如，前徽州六邑之一的婺源县有个清华镇，《清华胡仁德堂续修世谱》里记载，唐末文德元年（888年），胡氏始迁祖胡学来到这里，“见其地清溪外抱，形若环璧，群峰叠起，势嶂参天，曰：‘住此，后世子孙必有振起者’”。恰巧后来清华胡氏终成巨族。这样的文化记载很多。

什么类型的村落出现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出现什么类型的村落，往往决定于许多因素的综合，不是由某一个因素单独决定的，尤其不是巫术化的风水迷信所能决定的。这些因素大致包括地理、气候、地质、历史、经济、文化、社会，还有相邻村落的影响，等等。不同类型的村落对不同具体条件的反应会有所侧重。

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中国的农村绝大多数是农业村落，有一些商业、手工业、运输业比较发达的村落或科甲连登、显宦辈出的村落，也多是从农业村落演变过来的。而且，在商业、手工业、运输业等等发达之后，村里的居民大多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连全国最强大的徽商和晋商，家乡宗族也有规矩，外出经商，不许携带眷属，也不许在外面再婚和纳妾，目的便是迫使他们把财产带回老家买田地，直到无田地可买时便起造精致的住宅，精雕细刻。不但商人，连有了功名外出当过官的人，告老之后大多也要回到农村颐养。所以，农耕时代中国村落的选址，大多首先着眼于农业生产的条件和环境，大致估计出这个环境里的农业可能养活多少人口，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如何，等等。农业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最稳定的保障，农村是人们植根的“土壤”。

农业村落的选址原则，以浙江省兰溪市永昌村（镇）赵氏于明代万历年间编的《永昌赵氏宗谱·序》里述说得最完整。它说，当年“太公”看到这块地方：

地无旷土，坦坦平夷，泗泽交流，滔滔不绝……山可樵、水可渔、岩可登、泉可汲……

这样的地理条件，对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都是最理想的，于是定居下来。以后经过数代开发，永昌村便“田连阡陌”，以致“村成市镇，商贾往来……寺可游，亭可观，田可耕，市可易，四时之景备也”。不但发展了农业，也发展了商业，甚至还适当满足了当时的文化需要。

村落的这种选址原则，在农耕文明时代显然是被普遍采用的。如浙江省永嘉县渠口村，在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里，光绪《渠川叶氏宗谱》写道：

其外有大溪环之，中穿一渠……有径可通四处。田高下横遂，布列如画挂然。泉流涓涓，声与耳谋。地僻非僻，山贫不贫，有樵可采，有秫可种，有美可茹，有鲜可食，桑麻蔽野，禾稼连畦。

这里说到了渠口村坡地舒展，水源丰沛，可以种粮食、菜蔬，可以牧羊、养蚕，山上又富有柴木。而且这个村子交通便利，背靠山岭可以挡住冬季凛冽的北风；前临溪流，夏季东南熏风可以逆流而上，带来充足的雨水。所以，光绪《渠川叶氏宗谱》说：“渠口，吾祖光宗公发祥之所也。阅世三十有三，历年千百有余，围绕者数百家。”直到现在，渠口村仍是永嘉全县最富庶的农业村子之一。

永昌镇和渠口村的始迁祖当初都以有利于农业生产为主要的择地原则，这也是农耕时代绝大多数村落的选址原则，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

除了对大范围的自然条件做全面的考察之外，有些细心的卜居者还要验证当地土壤的肥瘠。常用的办法是看土壤的颜色，品土壤的滋味，还要紧紧捏一把土壤，从而判断它是不是能通气，能保水。更可靠的办法是初步选定新村址之后，春天去撒下五谷种子，秋天再去看它们新生籽粒的多寡和大小。最慎重的人会这样连续观察三年。

充足的日照和地温，也是既利于农业生产又利于人们健康的重要条件。江浙一带古时常拿它们作为村址选择的指标，通常采用的办法是隆冬去看哪里的霜雪最薄，初春看哪里的山花先开，盛夏看哪里的野草茂盛，深秋再看哪里的树叶后凋。刘宋时谢灵运曾任浙江永嘉太守，在岭南遇害之后，次子扶枢归永嘉。到了北宋，后人迁塘下村，有一天“雪后登山，望见兰台山前积雪先融，遂定居焉，后果繁昌”（见《鹤垟谢氏宗谱》）。这兰台山下的新村就在楠溪江中游，叫鹤垟村。鹤垟村在一个三面被溪水环绕的高地上，兰台山在它的北侧，冬季从朝至暮在村子里都可见到阳光罩满山的南坡，正是“三阳高照”，所以“积雪先融”。

对纯农业村落来说，前述永昌、渠口和鹤垟的选址原则有普遍意义。于是，有些地方，例如福建省闽东地区，把理想的农村环境简化为一个“富”字。宝盖下的短横代表村落，宝盖代表浅山从三面护卫村落，山上长着林木，可樵可猎。宝盖上的一点是高耸的山脉主峰，形态有如护围，作为村落的依靠，还能遮挡冬天凛冽的北风。短横下的口字，便是村落前的一方水塘。无论村民的生活或农业生产，都需要充足的水源。口字下面便是田字，水塘前的田地在水源的保障下，生长庄稼，出产粮食，保证村民的生存。位于这样地理环境中的农业村落，焉得不富。村民说，“富”字就是如此这般创造出来的。

这个“富”字模式的村落选址流传于东南丘陵浅山地区，但它不仅适用于这个地区。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水和土地都是农业村落存在的决定因素。不但庄稼生长要水，水也是人类生命所必需的，因此，村落的分布便先求沿河。如果近处没有河，就兴水利筑坝开渠引水灌溉。光绪《嘉应州志·水利》说：“嘉应无平原广陌，其田多在山谷间，高者恒苦旱，下者恒苦涝……故必讲水利。”嘉应州就是广东梅县，它的南口镇有一个山谷小村，叫塘肚。山谷原来没有河流，不论生活用水还是生产用水都很困难。明代，附近小村里有个姓郑的人，在距塘肚村大约二十里开外的地方，主持造了一道拦水坝，开挖后人叫做“高圳”的盘山渠把水引到塘肚村，赋予这个谷地以生命，使它成为可以生息的地方。后人尊奉这位姓郑的人为“仙人”，给他造了一座庙，叫“郑仙宫”。光绪《嘉应州志·水利》载：“郑仙高圳在南口堡，源出七娘峰河，流十余里，溉田数千亩，相传明代郑某开筑，今其故居号曰郑仙窝。又有郑仙宫，每议拨巡圳十人，计亩敛谷，岁终报赛于此。”郑仙宫在郑仙窝以北一里左右，在塘肚以东也约一里。宫不大，只有一开间，和同样只有一间的观音庙并肩屹立在小小的山丘顶上，至今修护得很好，且有香火。村人每年年底疏浚高圳一次，事毕都去祭祀郑仙人，在庙前演戏酬神。

引水不便而有地下水可开发的地方，则多打井。《世本》说伯益发明了凿井取水，有了这个技术，人们便可以更自由地择地居住。聚落和井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产生了“乡井”、“市井”这样的词，辞家外出叫“背井离乡”。大多数的井和泉眼是全村公用的，一家人兴旺了，给乡里的赠礼常常是出钱凿一口公用的井。浙江省东阳市农村流行的父母为女儿择婿的标准是男方要有“自家门头自家井”，如果没有井，那么父母给女儿最好的陪嫁是到女婿家打一口井。

干旱的河北省蔚县，有村子三百个左右，都很分散，大多相互望不到炊烟，原因之一就是如果村落太近了，地下水就会供应不足。但是凡涧水和泉水丰沛处，就会有两个甚至三个村堡挨在一起，例如西古堡、中小堡和北官堡三个村子紧紧相邻，就因为那里有一股比较大的泉水。这三个村子组成了全县最大的镇子，就叫暖泉镇，很繁华。

山西省临县的碛口镇，是黄河秦晋大峡谷里最大的水旱转运码头，从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陕北三边地区用船筏运来的农副产品在这里起岸，再用牲口驮运到晋中平原。驮队离碛口后不远进入湫水河的一条支流切割出来的山沟，走几十里出沟便到离石城。选择这条路是因为沿沟有樊家沟、南沟、梁家岔等一连串有水源的村子，驮队可以打尖，可以夜宿。而走塬面上，路虽平但缺水，因此人烟稀少，驼队会有许多困难。

被认为风水术第一经典的《葬经》写道，有了水，才能使“内气萌生，外气形成，内外相乘，风水自成”。玄而又玄，借以骗人，其实说的不过是人的生活离不开水而已。

耕田和水，是农业村落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它们的广狭丰歉决定一块地方对人口的承载量。北方地广人稀，人口承载量主要限于水；南方地啬人稠，人口承载量主要限于田。所以，村子的规模不能无制约地扩大。一个村子，经过若干代人的聚集或繁殖，人口量到了这块地方水和土地的承载能力的边缘，便要有一些人迁出去另觅新址定居。一处地方的农田和水量能养活多少人口，这是在老祖宗定居的时候有相当准确的估计的。

在农耕文明时代，中国的农村已经有了很发达的手工业，如纺织、缫丝、编篾、造纸、烧陶瓷、制木器、炼靛青、榨油、造船筏和建房屋等等，甚至刻版印书。其中有些手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是会对某些村落的选址起决定作用的，例如烧制瓷器，尽管制瓷人并不一定完全脱离农业。制瓷需要瓷土和釉土，需要加工瓷土的动力，需要水，需要窑，需要燃料。制成品需要市场，而去市场便需要运输，等等。这些需要不是一般的纯农业村落都能满足的，因此，为了从事窑业，创业者往往要另找一处合适的地方。浙江省江山市三卿口有一座瓷窑村，它的原址是一位姓黄的广东窑匠经历长途跋涉，到处寻寻觅觅，终于选定的。据咸丰九年（1859年）编的《须江窑村黄氏族谱序》说：清代乾隆年间，“圣先祖大运公迁移浙衢江邑紫灵庵地方，山明水秀，可以生理，邀同正信公、正忠公、大仪公开窑创业成家”。这是一个很狭小的山沟，没有可耕的土地，但是，后山坡产瓷土，就近取用很方便；沟里有两条长年不断的流水，落差大，水流湍急，可以建水碓捣瓷土；四周山坡长满松树，是烧窑的好燃料，而且能供应不竭；出山沟不远有个峡口镇，位置在从钱塘江上游的最后一个船埠江山市清湖镇到福建省闽江上游第一个码头浦城县的中点，有古驿道翻过仙霞岭连接两处，出窑的产品可以方便地运销到闽北、赣东和浙江衢州一带销售，而瓷窑村所需要的粮食和其他用品可以在峡口市集上买到。清湖镇和浦城也因为服务于仙霞岭的交通而发展起来。

山西省临县也有大约十几个烧瓷的村落，麕集在招贤镇的一条黄土沟壑里。沟里出产瓷土和釉土，也出产可以用来烧窑的煤，不远处的南沟村更以出产优质煤闻名。有不深的地下水可以供制坯之用，捣熟瓷土则靠牲口畜力。产品用骡子或者骆驼驮到黄河岸边的水旱码头碛口镇，刚好是一天的脚程。再顺河向上可运到河套，过河向西则可运到陕北的三边地区。

浙江省瓯海县的泽雅镇则以大量的造纸作坊为村落的经济基础。造纸需要竹子，也需要水，这两样资源泽雅都不缺，以致形成了三十里山路造纸作坊一个接一个连绵不绝的场面。

四川省自贡市和它周围地区盛产井盐，于是就聚集了不少以采盐为专业的村子。还有许多直接间接为盐业服务的村子，有些村民挑担或者驾船运盐；有些村民种竹，用竹篾编缆绳、盐筐等工具和用具。自贡市山区就种了“百里竹海”。

河北省曲阳县出产优质汉白玉石，有许多村子的村民以采石和用汉白玉石雕刻艺术品为生，形成了专业村。

这一类手工业村落的产生主要依靠矿物、植物资源，还有水和燃料，但它们的发展离不开市场，而市场又离不开交通。 9WnPGmpVZq39R9rQm2mx+uC2nmcF6AjgywynFrhX7jfuTeuGPXWNsrqZrdd5FW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