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商人介入村落建设

大约到了晚明时期，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了不小的发展，推动这个历史性发展的主力来自农村，因为最初的商业资本是农业和农村手工业提供的。地无论南北，都有一些村落里的人外出经商，大小发了点财之后，他们在村子里就有了些发言权，有些地方，至少和致仕的官或者不乐仕进的读书人有了相近的地位，甚至取代了他们，在村落的建设和管理上起了作用。这种情况，尤其以徽商、晋商、山右商（泽潞商）、江右商（赣中商）等等大商帮和闽粤华侨的家乡为最突出。

晋商、山右商和徽商，都有相同的一条族规，就是出外经营，不得携眷同行，不得在外纳妾，不得在外落籍，因此，经商发了财，财富当然只能往老家带。带回来，按传统老规矩便是买田地，买到无田地可买，便造房子。 于是，明代以来，在许多地区掀起了一个空前的乡土建设高潮。商贾们并不只建私宅，在当时宗法制度仍然统治着农村的时代，他们也热心于建祠庙和其他公益性工程，如书院、文会、牌坊、文昌阁、风水塔、桥梁、道路之类，否则难对宗族的期盼。

经过商业利润的反哺，各地的乡土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福建长乐人万历进士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写他在“地狭而人众”的徽州所见道：“见人家多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计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犹无尺寸之隙地。”侨居扬州的徽籍盐商后裔程且硕，于清初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初返祖籍寻根，在所著《春帆纪程》里描写途中所见：“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绰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星列棋布的乡村都宛如城郭了，皖南的农村建设这时达到了很高水平。著名的徽州宏村、西递、关麓、南屏等等村子里，精致典雅的住宅都是商贾之家。

同样的情况在苏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山西等地都很普遍。

在山西，开发黄河河套和陕北三边等地的晋商挟巨资改变了晋中的面貌，从榆次、祁县、太谷、平遥到灵石，晋商豪华的“大院”连绵不绝。介休的张壁村，王、贾两姓商人的大宅构成了西半村的富户区；襄汾的丁村，四十多幢大宅，全是商人的产业。盛产煤、铁的晋东南的城乡也被山右商帮改造了，连晋西本来很贫困的黄河边上，乾隆以后还出来了一个临县的碛口镇，竟被誉为“物阜民熙小都会”，带动了一大批村落的发展。甚至朔漠古塞也有榆林、包头和归绥等地成了边贸要地。

商人（商业资本家）在许多地区发达之后，农村老家成了他们的后方基地。于是，人才改变了流向，几乎没有例外，凡巨商辈出的村落，科举成就必定下降。例如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宋代出过三十位进士，其中还有一位状元，明代经营木材流放业之后，只出了一位进士，到清代成立木纲会垄断了乌江航运，又兼营漕运，就连一位进士都没有出过。 北方也一样，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奏称：“山西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各地经商致富的农村里普遍多建“大夫第”、“明经第”、“司马第”等等，它们所炫示的都是富商们拿银子买来的虚衔。毕竟是赚银子重于苦读。

在这类农村中，商人的地位超过了读书人，商人们对“社会身份”的自觉意识也大大强化了。他们取代过去的致仕官员和未入仕士绅在乡村中的地位之后，在传统意识作用之下，承认对乡里建设负有一定的责任，便关心起村子的建设和公共事业来。他们在血缘村落里，往往担任宗族组织中的重要职务，在杂姓村落里，多成为公益事业的“纠首”。

例如，安徽省绩溪市《盘川王氏宗谱·中梅公传》记载，这位中梅公：

家贫，力不能读书，犂雨锄云，耕于盘川之野。工计然，常远出经商，臆则往往而中。积数年，家渐裕，诸子弟有请营宅第者，公怃然曰：“《记》有之，‘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今祠宇未兴，祖宗露处，而广营私第，纵祖宗不责我，独不愧于心乎？”乃慨然有建祠之志。

北方多杂姓村落，宗祠不是它们重要的公共建筑，甚至许多村落没有比较大的姓氏，因而没有宗祠，重要的是兴建水利和庙宇，捐献于造庙的机会更多些。如山西省临县碛口镇有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卧虎山黑龙庙碑》，施主“芳名录”里列了七十二位施主，其中有六十六位是店号而无姓氏。这座黑龙庙一直是“九社一镇”的公产，由镇上的商会负责日常管理。山西省介休县张壁村，有一块碑，是光绪三年（1877年）的《重修吕祖阁碑记》，在一百五十个捐资人名录里，有一百一十个是店号和典号。这类碑上所列的纠首等执事人的名单几乎全部是村中最富裕的商人。

山西省高平县侯庄的赵家，是晋东南潞、泽两府巨富，家族自明代到民国经商几百年不败，商号遍及晋、豫、皖、苏、浙（温州）各地，乡人们传说赵家的人“一走几千里，不住别人家”。侯庄村的东、南、西、北本来各有水池一处，北池因为妨地脉而被填没，西池年久失修，储水很少。如今侯庄普化寺西侧的碾房里还有一块碑，记载着修浚西池的经过。赵家“三和堂”的赵凤全说：“吾村之赖斯池也急矣，不治无以供众用”，于是捐银七百两，并捐出西池西侧土地二亩供修西池取土之用。随后商家侯秀春、宋立斋等共捐银一千四百一十六两。修池工程由“纠首”主持，每天有一百人出工，“星而往，星而返”，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起始至嘉庆二年（1797年）完工。嘉庆六年（1801年）又将所捐西池西侧二亩取土用地稍加整理，形成一口新池。二百多年来，“东池溢而注入西池，西池溢而注入新池，洋洋乎一坎、二坎、三坎，汲之便，用之足，并南池亦无旱干之虑”。

商人们也为修路、造桥、筑凉亭等等公益事务捐款。徽州黟县关麓村，或者叫官路村，过村登西武岭去祁门县境的山路，就是由一位商人孙洪维捐款建造的。山路在清乾隆丙午（1786年）八月开工，孙洪维亲自住在岭麓的小庵里日夜管理施工，历时四年，于己酉年（1789年）八月完成。当时黟县知县施源撰《西武岭记》赞孙的认真作风道：

鸠工伐石，择其紫砂者，涩可留步也。每磴之级不逾寸，以节登临之劳也。路宽处规一丈，窄者半之，步担之侣不烦争道而趋……岭巅旧垒石为一邑关钥，君修其颓圯者，而又虑行旅之渴也，设茶亭于村口，夏施其凉，冬施其温，君之用意可谓周且备矣！

商人主持村落的公益事业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明代末年，李自成军一部流窜至晋南和晋东南，烧杀抢掠，造成很大恐怖，于是当地村落，多筑墙自保，所需费用，多由本村富商捐献。如阳城县郭峪村，在李自成部四次洗劫屠杀之后，由时任社首的大商人王重新独力捐资于崇祯八年（1635年）修筑了城墙，“内外俱用砖石垒砌，计高三丈六尺，计阔一丈六尺，周围合计四百二十丈，列垛四百五十，辟门有三，城楼十三座，窝铺十八座，筑窑五百五十六座，望之屹然，干城之壮也”（见崇祯十一年张鹏云撰《郭谷修城碑记》）。这位王重新，据清同治《阳城县志》：“生有计智，世为贾，不数年赀雄邑中矣。明末寇乱，重新以金七千筑郭峪寨。”寨城筑成之后，李自成军又曾多次犯阳城，郭峪均安然无恙。

商人介入乡村聚落建设，初时还遵循农耕时代的传统规矩，或者还有行善积德的考虑，但他们的行为观念终究是要把商品经济的法则引入这种建设中来的。

在北方，由于长期的战乱，血缘村落不多，宗族势力很弱，甚至缺失，但如在短时期内要建成一个村落，无论如何离不开管理和规划。于是，有走合作化道路的，也有走市场化道路的。山西省灵石县静升镇崇文堡是由民众合资修筑的，他们共同购买土地，以四十亩为建堡基地，划分为三十二份房基地，另以十一亩造了两条道路。建堡历时四年完成。这三十二户建堡共同体，显然是有组织、有主事者的。而相距不远的山西省介休市北贾村的旧新堡，是由一家富户独资兴建的。他先周密地选定建堡地址，然后将全堡的平面布置图设计出来，包括街巷网、水井、庙宇的位置和各户院落的房基地。村民向这家富户购买房基地兴建宅院，这家富户则负责建造堡墙和堡门以及垛口等公共防御工事。宅院和堡墙等建成之后，再由全村人合资兴建庙宇、戏台等公共建筑。这是一例早期的房地产投资经营。

浙江省兰溪市诸葛村，洪杨之乱烧毁了它为过境客商和担夫服务的村西侧的商业街（今称旧市街），乱平之后，由于地区的需要，商业服务业在村子的北部上塘周围复兴，外地客商纷纷前来设行开店。诸葛氏早就以贩药经营四方，熟悉市场行为，聚居在这块地方的二房仲分便利用时机，在上塘周边本属于他们的土地建造店面房出租或出售，也在上塘沿岸水面上建造轻便的木质水阁楼，共计有七十二间之多。这也是一宗早期的房地产开发行动。后来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叫做“街上”的独立区，与原来的以农耕为业的“村上”并立，由自己的商会管理，建立了公安派出所、消防队、更夫队等等。逢年过节也有自己的活动，但与“村上”配合。

村落的整体，从它们的选址、从业、建设、管理直到发展，是乡土建筑研究中一个最复杂也最有意义的课题，内容极其丰富。但村落的整体性是很脆弱的，极易破坏，旧时面貌现在已经所剩无几，而破坏仍在进行之中。破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有些人完全不了解古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任意拆除；另一方面是为了追求当前低水平的旅游活动所带来的收入，胡乱“开发”，加以“打造”和“包装”，以致弄虚作假，同样毁了古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而它们的历史资料，尤其是文献方面的，又十分贫乏，能够知道一鳞半爪的村人几乎已经没有，所以，研究工作十分迫切。但愿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件工作，抱着不到春蚕丝尽、蜡炬成灰便不罢休的决心。 0CzHYCsdJnKiUGSLHOSXohe8vyQEQQIj4UDd409Fe6XrHDDC7UwXu0GbwyOuvS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