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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落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它不能完全自发地形成和发展。它需要一种管理机制，这种机制需要公权力或某种权威才能运作。
在农耕文明时代，虽然房产一般是私有的，村落是私有房屋的集合体，但一座村落，从选址到规划、从布局到建屋、从引水到抗洪、从造桥到修路，还有日常的卫生和环境保护等等，不论大小，不论繁简，都是公共事务。公共事务必须有公权力来领导组织，否则就不可能保持村落生活的正常健康运行。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只达到县一级，乡村基本上是一个个的自治单位，村落需要有自己的管理机制。
在农耕文明时代，中国一大部分汉族居住地区是宗法社会，宗法社会里公权力的稳定而有效的代表是宗族，宗族的血缘纽带是它的组织力量的天然基础。宗族通过各种方式积聚了大量的地产，一般达到村落土地总量的一半上下，这是宗族组织力量的经济基础。
在宗法共同体遭到战争或移民等大的变化而被破坏了的地方，“社”和“会”是杂姓村落的组织方式。社有两种，一种是地方性的稳定的组织，主持人叫“社首”。一个村可能是一个社，也可能分为若干个社。另一种社和会则是因事而设的，有时甚至是股份制的组织，主持人叫“纠首”（有些地方的村子把社首也叫纠首）。社首和纠首是公推出来的。
宗族的族长虽由大宗子或者德高望重的长辈担任，但实际上的管理工作是由有能力、有威望的一个人或几个人承担，也是公推出来的，大多是在乡的知识分子，包括退下来的官吏和没有取得功名的读书人。除族长外，宗族的和社、会的负责人都有一定的任期，重大的决策都要召开某种范围的会议讨论决定。财务要公开，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审查。因此，可以说，正常的农村基层的公权力有不小程度的民主性。
宗族的力量是从宋代开始加强的，到明代，明太祖下了一道“圣谕六条”，宗族的功能渐渐有了规范。清初，康熙九年（1670年）颁布了《上谕十六条》，内容是：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这十六条就几乎把宗族规定为一个类政权力量了，实际上宗族也就成了真正的类政权力量，它的管理甚至超出了十六条的范围，几乎无所不管，当然就把极需要强有力的统一管理的村落规划建设包括在内。现存的不少老村落，有恰当的选址，有严整的规划，当初如果没有宗族的统一管理是不可能达到这种水平的。不过，村落初建时，人数少，又不很富裕，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深入细致地规划村落。而且当时也还没有形成宗族，更没有族谱，所以多数村落没有留下什么可靠的早期建设史料。现在可以从家谱中见到的史料大多是关于始迁祖（太公）定居若干代之后，宗族对村落布局的调整改造和发展扩大的。那时人口增加，村落有了一定规模，必须有个规划。而且宗族已经形成，在宗族中主持各项事务的已经大多是读书人，有知识也有见识，可以有能力制定规划。
个别的工程，可以按题办理，如浙江省永嘉县塘溪村《棠川郑氏宗谱》里的《池塘记》所述：“（光绪）戊申之春，花朝三日，郑氏族众、诸董事等，议于村之西、南、北三隅各凿一池以庇风水，闻者踊跃，即为修畚、备锹锄，并力偕作，不数月而池成。”
大规模重新规划整个村子的实例，有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和广东省东莞的横坑村。横坑村的东面和北面有一个月牙形的长湖，叫横丽湖，面积大约7.8公顷，横坑村就紧贴在它的内弧，呈半月形，面积11.8公顷，有九百幢左右的各种建筑物。村子初建于宋仁宗时期（1023—1063），居民大约有十余个姓氏。到了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7），后来的钟姓人氏成了村中主姓。据《颍川钟氏东莞横坑族谱》，这时候大中大夫钟渤致仕还乡，“建宗祠、立乡馆、筑道路”，全面调整了村子的布局。他在半月形村子的中段，依傍何屋岭高地，建造了钟氏大宗祠和魁星楼。在长长的村子里，大致呈放射形地布置了十三条小巷，沿横丽湖内弧岸边开辟了通长的宽阔道路，把两座长桥和几个渡口连接起来。不久，到明末，沿湖建起了至少十一座钟氏分祠，并且留下一些预备续建分祠的房基地。到清代，全村三十三座分祠中有二十余座沿湖而建。分祠的规模虽然不及大宗祠，但它们的正面比住宅毕竟要更开放，更多一些装饰。把它们建造在湖边，给整个村子的正面增添了几分活泼和喜气，很有观赏价值。据大宗祠内的《重建钟氏祠堂碑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为了在大宗祠四周开辟巷道，在它前面开直通湖边的“荡荡乎诚大观矣”的甬道，买了六户人家的屋场，一户人家的书房和五户人家三十四亩三分三厘的地场。
可见，横坑村的大规模改造和建设，从明代钟氏成为主导大姓之后，一直在钟姓宗族强有力的统一主持之下，而主持人也是致仕还乡的官宦，否则这样的改造和建设都是不可能的。
村子里一些比较大的公共建筑，如宗祠、庙宇、书院、牌坊、桥梁等等，往往也由宗祠或其他专门的“社”来主持。大型的庙需要很大的建设费用，所以大多是公产，由公共机构管理，如山西省临县碛口镇的黑龙庙，就是由“九社一镇”合资建造和管理的。庙里的收入由他们支配，大体用于组织庙会和演戏等等活动。
除了主持村子整体的和村里村外大环境的规划之外，宗族也会干预个体私宅或街巷局部的建造。
安徽省休宁县茗洲《吴氏宗谱》里的《葆和堂需役工食定例》有《做屋》一条，它规定“遵祠堂新例，上自水落下至墩塍不得私买地基起造。此外有做屋者，亦须禀明祠堂是何地名，稽查明白，写定文书，完了承约，然后动手，庶安居焉。但正脊一丈八尺起至二丈止，毋得过于高大。一切门楼装修只宜朴素，毋得越分奢侈以自取咎。”这份关于做屋的《定例》里，祠堂对私宅的建造是管得很严的，包括地基所在、正脊高度、门楼装修，都要宗祠认可。宗祠起着如今“规划局”式的作用。
广东省梅县南口镇寺前排村，在老祖屋侧边有20世纪30年代造的一幢始光庐，两层，上下层都很低矮，夏季又闷又热。弄成这样的原因是宗族里当权的“叔公头”为了保护老祖屋的风水不受阻挡，给了造屋的主人一根竹竿，指令始光庐“大栋”（即脊檩）的高度不得超过这根竹竿的长度。
安徽省黟县关麓村汪亚芸先生收藏着一份资料，是村内一条断头巷里五家住户为开门的位置和朝向发生了争执，由宗族出面调解，不但解决了关于门的问题，还决定了小巷的宽度。这份资料作为文书保存着，对五家人都有约束力。
大量的乡土聚落能建造得那么合理，那么美观，那么统一而有很强的整体性，宗族的管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村落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水。村民的生活和水的关系，一方面是要抵抗洪水的危害，一方面是要利用水来为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服务。
防洪工程如堤堰，需要村民有组织地建设，这在南方许多农村都很普遍。有些村落，把堤堰和村墙合一，如浙江省永嘉县的上坳村、廊下村和塘湾村。塘湾村有一段城墙，《郑氏宗谱》中的《新城记》就写道：“是城也，可以为屏藩，可以为锁钥，可以为村坊之风脉，可以为洪水之堤防。”廊下村的村墙也兼为抗洪堤防，高达八米，厚达六米以上，绕村子的西、北两面。这样的工程当然是要由宗族统一组织村民来做的。
筑堤防不但抗洪水，还要引山泉水进村，顺地势自流，加以整理引导，形成水渠和街巷合一的网，从而决定村子的布局，这个工程也必须统一地规划和建设。
浙江省永嘉县岩头村的水渠系统，据《岩头金氏宗谱》所述，最初于元代由金日新主持兴建，后由金桂林（1491—1569）主持于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完成。水渠的引水口在村北一公里五涑鸟溪的水底，溪水经涵洞穿过大堤，由明渠流到村子西北角后分成两股进入村中，再分支，或明或暗傍街巷穿村而过，向家家户户供水并排水。
桂林公又在村东和村南兴建几百米将近十米宽的石堤，拦蓄大部分流经住宅区的水而形成几大片湖泊和湿地，然后种树栽花，造文昌阁、书院、凉亭、戏台、庙宇，经营了广阔的景色多变的园林。
《岩头金氏宗谱》说桂林公“捐田费资，开凿长河一带，以备蓄泄。开筑高，培闸风水，建亭造塔于其上。垂成，归之大宗，为通族公益”。高就是村东村南兼作城墙的石堤，顶上辟为跑马道，给年轻子弟们强体习武。堤身有三处排水口，可将积水排出，灌溉农田。
离石堤不远，桂林公造了一座园林式的书院，供阖村子弟们读书，他故去后，村人把这座书院改成为桂林公的专祠，永远纪念他。
大约和桂林公同时，嘉靖进士金昭利用引水的沟渠在岩头村北部建设了上花园和下花园，改造了大宗祠，还造了自己的功名牌坊。金昭作为进士，当然也是全村的头面人物。
水利建设成功之后，还有长期的管理工作。宗族或社首对村落进行的日常管理中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管好水系，这是村人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命脉。
在南方稻作地区，农业生产用水的开发和管理，是村落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农田中的生产用水，也往往和村落中的生活用水有统一的关系。以浙江省宁海县的前童村为例，它的村内有渠水顺棋盘形的街巷送到各家各户门前，而这股水的来源则是初意为供农业生产而开发的水利工程，叫杨柳洪砩。这杨柳洪砩的开发和管理十分缜密，有《叶氏宗谱》里一篇叶绍访写的《杨柳洪砩记》详细记录了下来，可见宗族工作的制度化和周到、公允。这篇《记》写道：
水于天地间，为利最溥，五谷百材，皆赖以滋生。故营田水利，自古重之。
塔山之麓，前后共计田三千余硕，土瘠而硗，播种者皆待泽于天以望岁。当明正德之四年，童氏有讳濠字继乐者，循溪而观，乐水之利，率族众及有田者，于杨柳洪溪潭下凿巨砩以引洪流。砩通沟，沟通洫，洫通浍，千支万派，源源而来，不必有桔槔之苦而硗者已成沃矣。
然砩口去田十余里，沙溪土港，冲涨靡常，不可无提纲任责之人。继乐公复为经久之计，以田三百硕为一结，统编族丁为十结，每结值砩一岁。于仲春，将有事西畴，备肴馔，招十结人于砩畔，酾酒祭砩。毕，群坐而享。乃持竿界砩为十段，拈阄分疏，难易固无所择也。其砩口上有湮塞，则合力公疏，或一日、二日、三日、四日，值结者待之以茶而已，是曰开砩。至夏间，则复视水大小浅深而再浚之。其下二三里许，曰小砩，易致崩溃，筑之则自雍正十二年也。稍下而北，曰水漯，用大石结成闸口，旱则闭而涝则启，启则泄其流于鹿山潭焉。下叶田亩居砩之下委，每候后洋既饱之残羹，其流溉也，尝后而微，一遇亢阳，更鞭长莫及。于是定制，凡田先得水者，满即止，俟传至下叶，周而复始，总无得恃强凌夺重放，凡以均同结、救灾荒也。
水利既得，五谷百材所获自丰，由是人安物阜。复为御灾之计，以石镜山位当离午，其光烁烁，嫌未明之太艳，乃于春王正月中旬夜，亦责令值结者，备硝黄花炮，再令每灶各出纸灯，杂以金鼓迎迓境神。自塔山庙起，渡溪至南宫庙，回上鹿山，经后洋、孝女湖，由下叶至塔山庙而止。所以泄火气，亦所以祈有年，庆元宵也。凡此皆结首是承，而费皆取于田，田皆资于水。故以记杨柳洪砩，而附及之。
其他引山泉水进村供居民使用的村子，宗族也都制定了渠水使用的规则。例如，浙江省永嘉县苍坡村，有东池和西池两个很大的水体，渠水流入西池再流到东池。西池西岸砌着几口小水池，分为三级，渠水注入西池前先依次流经这些小水池，上级的洗比较干净的东西，如洗菜和淘米，下级的洗比较脏的。这些公众认可的规矩已经成了村民的习惯，严格遵守着。
许多村子，像浙江省兰溪市诸葛村那样，由宗族组织开挖水塘供水，每年还得由宗族组织人力给水塘挖淤，淤泥作为上好的肥料。挖淤有工资，肥料要公平分配，所以这也是一件公益性的事务。又有另一种管理方式，即水塘清淤可由村民承包，承包的清淤户可获得全部淤泥作为报酬。
干旱的北方，一股泉水，一口涝池，一眼井，对村落的生活都很重要，所以，也产生了对它们的敬畏甚至崇拜，例如，涝池叫龙眼，岸边上造观音庙。公用的井上搭个井房，就叫“井神庙”。泉水口也常常叫龙眼，有香火供奉龙神。这类的事，宗族或村上的“社首”也得过问，避免不小心简慢亵渎了龙神。
山西省晋城市东沟村有两块古碑，一块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合社公立的《东沟合社同乡地公议永革赌博禁约》，另一块是道光七年（1827年）岁次丁亥仲春立的《东沟社永禁打洞碑记》。“打洞”，指开挖地下煤矿，那碑文写的是：
从来木有其本、水有其源，培其本而木始茂，亏其源水必涸。溯吾村之龙脉由东北而发，吾村之水源亦自东北而来。由东山一带村庄缺水者多，至于吾村则井冽泉甘，人享其利，由来已久。又村东有海眼一处，秋夏雨集，水即长流，是吾村原非乏水之区也。自嘉庆年间，甘雨频降，而泉水常缺，人咸不知其故。及道光六年，井泉数圆（？）无一处有水，人心鼎沸。彼时村东有洞口两处，
传言有水，于是集众往验，始知脉水果尽泄入洞中。因思民以水为生活，有洞不过一时微利，无水实受无穷大害，行洞只为数人身家之计，无水乃合村不时之忧。依树受庇，饮水思源，人所共知。因而合社公议，禁止两家行洞者即刻停工，并议嗣后村中东西南北地界以内，永远不许开凿洞口。如有违者罚地主银伍拾两，罚行洞者银伍拾两。非故为是严禁也，亦吾村山脉不□□□□清并谍占□，居民受福。为是勒石，以垂不朽云尔。
这块石碑既说明了水对干旱地区生活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开矿的利益，也说明了“社”在村落管理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