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村子的结构和布局（下）

风水术数虽是迷信，但它不但对农业文明时代的村落选址发生过影响，对村落的结构布局也有不小的影响。

村落是个又大又复杂的建筑群，而且一般总是在很长的时间里逐渐形成又逐渐变化的，“始迁祖”初来的时候，人口少，财力弱，根本请不起风水师，所以风水术数并不能对村落的选址和整体结构有决定性的影响。它往往是在大局已定之后来对村落的布局和结构做一些阐释或禳解，使农民对村落的命运，也便是宗族的命运抱有信心，能使他们安心地在这方土地上休养生息，以维系宗族关系的稳定，从而巩固宗法制度。

村子里建筑又多又杂，风水术数通常是通过对村子主要公共建筑如宗祠以及水口、天门等等的位置和朝向的影响而对村子的结构发生影响的。其中尤其是大宗祠，即一个村子里地位最高的总祠。

我国风水术最流行的地区是东南各省，这些省大多是丘陵地形，龙山、虎山在村子的左右，案山在村子的前方，村子背后有祖山，这是村子所在的浅山盆地最理想的环境。小盆地里的水会合之后，在下游某个位置绕过丘陵的包围流出盆地，这个出口就叫水口。风水术数要求村子必须有水口，它成了许多村子重要的结构因素。据风水典籍《山龙语类》说：“水口者，水既过堂，与龙虎案山内诸水相会合流而出之处也。”而上游流水进入小盆地的口子叫天门。风水术数认为，水是财的象征，所以，为了聚财、保财，水流出小盆地处不能太痛快顺畅，而要“去水有情”，如《雪心赋》所说：“水口则爱其紧如葫芦喉。”水口本是流水突出诸山围合之处，两岸必有山或高地，叫“狮象把门”，但这还不够，《雪心赋》又说：“水口关栏不重叠而易成易败。”重叠关栏最方便的办法便是利用建筑，而村子建筑中最便于利用的是公共建筑，所以《雪心赋》又说：“坛庙必居水口。”和这一套说法相呼应，风水典籍《相宅经纂》说：“凡都、省、州、县、乡村，文人不利，不发科甲者，可于甲、巽、丙、丁四字方位择其吉地，立一文笔尖峰，只要高过别山，即发科甲。或于山上立文笔，或于平地建高塔，皆为文笔峰。”其中“巽”方指村子的东南方，这里是大多数村子（下）水口的方位所在。因为据风水术士的估计，全中国的地形，整体而言，是西北高而东南低，所以，宋代王洙等所撰的风水典籍《地理新书》说：“西北高，东南下，水流出巽，为天地之势也。”以致村子选址，尽可能位于天然形成的水口的西北方，这样便使（下）水口大多在村子的东南方，也便是巽方。于是，水口的最佳方位和文昌阁、文峰塔之类的公共建筑的最佳方位便在“理论”上一致了。所以，文昌阁和文峰塔便大多和水口在一起。 安徽省徽州六邑，村子的水口大多有“五生”，便是文昌阁、文笔、廊桥、水碓和长明灯。许多村子，再把关帝庙和旌表牌坊也造在下水口。

村子的整体布局，大多以（下）水口为村子的入口。它不但关系到村子的命运，还关系到村子的脸面，一般村子都对它十分重视。水口建筑群都是公共建筑，而且大多是体形变化最自由，最华丽精致的建筑，经过刻意规划、创作，水口就成了村子建筑艺术精华所在。再加上水口广种树木而不许砍伐，私斫必受宗族重罚，古木森森，更增加了水口的美。例如浙江省武义县的樊岭脚村和江西省婺县（旧属徽州）理坑村的水口。（可惜这两个水口现在都已被破坏。）

至于天门（上水口），因为它是水的来路进口，所以也是“财”的来路进口，以顺畅为好，一般有个小庙装饰一下就行了。例如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天门的三官殿。

即使在经济文化都不很发达的纯农业地区，中国的村落里也拥有不少的大型公共建筑，包括大小宗祠、文昌阁、文峰塔、庙宇、牌坊、文馆、书院、戏台、路亭等等。例如，旧徽属六邑之一的婺源县，它的一个不大的山村李坑村，据1985年《婺源县地名志》记载，有一百八十六户，八百四十九人，不大，经济文化也都平平，而《李氏宗谱》手稿本记下了这村子大量的公共建筑，包括李姓宗祠大小十一座，寺观社庙十二座，路亭十座，桥四座，此外还有碓四座，碣四座，长明灯七座，水井八口。其实，至少还应该提到村子西头小山上的塔。 其中长明灯和水井合称“七星八斗”。李坑村的公共建筑数量还并不特别多，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董氏有大小各级宗祠和香火堂八十三座，书院也有二十几家。浙江省富阳市龙门镇有孙氏宗祠及香火堂五十余座，等等。而江苏省无锡市惠山镇，面积不到四十公顷竟有一百一十八座各级宗祠及香火堂。这些公共建筑，尤其是大宗祠和寺观庙宇的选址和朝向就会讲究些风水，从而影响到整个村子的结构布局。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疑，大宗祠的建造总是在村民定居稳定之后，经过若干代。这时候村子已经有了数量很不少的人口，造了些房子，并且渡过了初期开发的艰难而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以致对这个居住地有了相当的信心。所以，为了避开日后干扰，又适应风水格局，大宗祠就多造在村前，如浙江省武义县俞源村、江西省婺源县黄村等。当然，初建时的大宗祠仍不免规模小而且简。然后再陆续重建、增建、改建甚至迁建。

如果村子早已有了大宗祠，后来它又被某个风水师评断为有某种不吉，也可以采用很简便的方法禳解。例如，徽州六邑之一的江西省婺源县有个清华镇，它的大姓胡氏有座总祠叫仁德堂。《清华胡氏仁德堂世谱》里面有一篇写于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3）的《仁德堂门楼记》，说：肇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仁德堂“地据上游，面阳负阴”，很不错，可惜“门当衢道，微嫌直射”，于是稍稍改变大门朝向。改了之后，“文笔耸其右，丁峰峙其左，大河环绕，远山屏列，地利得矣”。浙江省泰顺县有一条仕阳溪，溪边有个仕阳镇，一条半边街贴在溪边，面溪的住宅很整齐体面，但每户住宅的大门都是斜的，斜度很小，不过是门扇顺着门洞的对角线安装，而门洞在墙上是完全正的，也便是正对着溪的，门扇的斜置不过是个象征而已。这个仅仅象征性的一点点斜置，就算是风水术的大手笔，避免了溪水对住户的冲击，还能发财！风水术就有这样的“巧妙”。

浙江省建德市的新叶村，迷信风水术，大宗祠的选址很费了一番周折。新叶村的北面有一座“金字形”的道峰山，西面有一座山头悬崖峻峭而布满裂隙的山，叫玉华山或者砚山。两山之间的岭头上下来一股溪水，是新叶村的主要水源，滋润着村民日常生活也浇灌着农田。早先新叶村叶氏的称谓是“玉华叶氏”，这意味着离村近一些的玉华山是新叶村最重要的靠山。但玉华山巅有危崖，不宜于当做朝山，所以到元代建造叶氏大宗祠（又称祖庙）的时候，选址在西山冈（实际在村的东北，西山冈之名为原居该山东侧的某姓小村所予之称呼），面对东方偏北的道峰山。这道峰山的得名是因为它的正东有个村子叫铜山后金，那里出了个宋元之间最重要的学者、理学家金履祥。玉华叶氏曾聘他主持过位于这座山北侧儒源村的重乐书院。祖庙正对这座道峰山，显然是对后代的科举成就怀有厚望。

到了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7），叶氏宗族事务主持者不满意祖庙的这个地点，“惜规模卑狭，广不容车，是以泰字行易庵公特迁基于塔下（小水口的抟云塔）”。起名叫“万萃堂”，规模也扩大很多。清代初年，玉华叶氏从鼎盛转向衰落，大宗祠万萃堂“岁久倾颓，乏人继序”，风水先生说，这是因为那里地势太低，而“旧基愈于新基”（《玉华叶氏宗谱·重修西山祠堂记》）。于是在康熙年间又把大宗祠搬回西山冈，重新叫“西山祠堂”，型制则与万萃堂相同。这时它正对着东偏北的道峰山主峰“里大尖”。里大尖的主峰是圆锥形，另有两个稍矮的山尖向它佝偻着，于是，被风水先生比喻为两个孝子侍奉着母亲。宗族制度的核心纲常是“孝”，祖庙对着这个山形，显然有意借风水来加强血缘亲情。

玉华叶氏分为外宅、里宅两系。里宅系子息不旺而早衰。外宅系则很兴旺，在初建西山祠堂的时候同时建造了外宅系的总祠有序堂。它位于村子的北端，正对着北面的道峰山，以道峰山为“朝山”。有序堂所对的是它的阳坡，从早到晚都阳光满坡，金光灿烂。宋代王洙所著堪舆典籍《地理新书》里说：“三阳照处吉。旦为朝阳，午为正阳，西为夕阳，故曰三阳。”有序堂的这种风水叫“三阳开泰”，因此，从有序堂到道峰山之间，再也不许造房子，留下一大片最好的农田。在这中间，有三道不高的平冈，形成三层“案山”，风水先生说那是三道诰命金牌，玉华叶氏外宅派会出三位大人物。村民们相信，后来果然“应验”了，因为村里出了三位朝官。

道峰山是圆锥形的，风水术上叫火形山，而据《五性姓利说》，叶姓属木，怕火克，所以，有序堂前的泮池特别宽大，竟至完全挡住了整个村子的前沿。 而且有序堂正面不开门，而把门开在左前侧的小巷子里以避“火患”。风水师又说，尖顶的道峰山像毛笔尖，西侧的玉华山顶有一大块方方的悬岩，像砚，南塘则是墨池。南塘水面宏阔，道峰山倒映在池中，叫“文笔醮墨”，玉华山倒映入池叫“龙池浴砚”。从道峰山一直舒展到南塘的农田是纸张。有了纸、笔、砚、墨四者组合，大有利于科甲。风水术师又说：新叶村东南方的水口过于低洼，“巽位不足”，还需要造一座塔或一座阁才能弥补过来，于是，明代在那里造了一座七级的文峰塔，叫抟云塔，后来又补上一座文昌阁。

抟云塔正对着道峰山和玉华山之间的凹口，那凹口里的一股山泉叫“外溪”，是新叶村最大的水源，供应农业用水。风水术把这条“外溪”比方“命脉”，必须建庙奉祀，于是在水源处造了一座玉泉寺，后来又扩建了关帝庙和五谷祠。

新叶村又有两条“内渠”，或叫“双溪”，它们分别发源于玉华山的东北麓和东南麓，在村南、村北流过。村民在内渠洗涤和担取日常生活用水。村内沿街巷的排水沟和积雨水的水塘也注入这两条内渠。当地风水师把它们叫做“左辅右弼”，并且编了一段“箝语”：

辅弼水来最高强，房屋富贵福寿长；

辅弼水去退田庄，男夭女亡为孤孀。

箝语把内渠对村民生活实际的重要性巫魅化了，成了迷信。相应地，宗祠规定，叶姓本族的房子都要造在双溪环抱之内，不许造在它们的外侧。叶姓族人，凡死于双溪之外的，不能入祠停厝，归葬祖茔。这在很大意义上是为了控制村子的范围和人口总量，也就是人口数和农田总面积的合理比例。人口到了一定数量，就要另觅村址，另建新村。而且，外姓人，除了铁匠和剃头匠外，一律不许暂住在双溪之内。 老祖宗择地定居时，对周边可耕地的人口最大容量是有所考虑的。这个边界，保护着宗法制度下血缘村落的单纯性，有点神圣的意味。它也保护了村落的封闭性和落后性，直到当今的21世纪初，外出工作的村民有了重症，还一定要千方百计活着赶回到老家，以免死了进不得祖茔。

内渠双溪在村东南相会后又在稍远处，仍是村子东南方，和外溪相会，那里便是村子的水口，也便是文峰塔、文昌阁、观音庙和土地庙的所在。

新叶村的外溪上又有五座桥，本来是为村民下地劳作方便。但风水术师又附会说，这五座桥是缆索，缚住了新叶村。因为新叶村西北高，东南低，虽然是大好地势，但坡度太大，易于像小船一样漂走。正好道峰山东西余脉迤逦而成一溜五个不高的小丘，风水术师把它们叫做“五凤登云”，而最东端的那只凤的尾部分了五个岔，于是，便建议在外溪上架五座桥，对着这五个岔，像缆索一样把新叶村缚住在那五个岔上，“免于漂走”。而抟云塔就像是一支竹篙，插在船头，也可以和缆索一起把村子定位。

村子里有六口水塘，五口是小宗祠前的泮池，贮的是雨水，可以用于洗涤。雨水满了能溢出而顺巷边水沟流进内渠。饮用水有六口井供应。

至于新叶村居住区内部则是以小宗祠为核心的团块式结构，小宗祠把相伴的水塘和塘边的空场和绿地大致均匀地分布在全村。

总之，村落的结构布局，是由许多功能性因素综合决定的。风水术数有一部分是对某些功能性因素的迷信的附会，有些则是纯粹的瞎编。

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村落是一次建成的，即使那种用深沟高墙围起来的由军事营垒转变而成的村子，也要经历长期的变化。

村子结构变化的原因各种各样，通常以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引起来的为多。其次则是自然条件的变化。

以浙江省兰溪市的诸葛村为例。元代中叶，诸葛氏来到这个地方住下，位置大约在现在诸葛村最南端的白酒坊。不久，就在它的东端造了一座不大的丞相祠堂，居民以孔明后人自居，先定下身价。后来又在它的西端造了一座大公堂，专祀孔明，强化这个家族在周围农村里的地位。以后人口增加，村子主要傍东、西两个山冈向北发展，以四座分祠（厅）为核心建立房派住宅团块。只有一个房派在西南部落脚。

由于村址远高于东侧最近的高岭溪，无法引水，于是就在山冈之间的洼地里开挖一批水塘，积存雨水。村民惯说有十八口池塘，但现在实际有二十口以上。

后来，村子的西边修建了一条官路，从兰溪通向龙游县境的几个大村镇。路边的一些住户就在宅院里做起过境生意来，有宿店、饭店、茶馆，也有些零售店。离诸葛村西北大约两公里左右，有个石灰石矿，那里产石灰。当时习惯用石灰来中和兰溪地界里土壤的酸性，以增加农田产量，这条官路上天天有很多挑石灰的人过境，他们习惯于在诸葛村西缘的这段商业街上歇歇脚，这就更促进了街上小店小铺的生意。后来，太平天国战争蔓延到了浙江中部，诸葛村也遭了殃，官路所经的这段商业街被烧光了。因为战乱时候这条街上的商户大多逃到了外地，战后回来的寥寥无几，而房地产权却还是他们的，所以这条街不再能恢复往日的景况，只留下了“旧市路”这么一个名称。

但清代晚期，市场经济已经迅速发展，诸葛村又地处严州、婺州和衢州的边缘，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所以，太平天国平定之后，很快成了一个商业重镇。徽商循新安江下来，在村里开设了当铺和绸布店；附近的东阳县和永康县，向来多行商走贩和手工业者，也纷纷聚集到诸葛村来。诸葛氏的仲分房派，本来比较贫困，这时也有不少成员打算另谋出路，弃农经商。这一房的居住团块在村子北部的上塘周边，尚有余隙，他们便从经营初级的“房地产”着手，于是，外来的和本地的，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就几乎全部集中到上塘一带。上塘沿岸的地皮占完之后，这个房派的成员又在上塘近岸水面上用木材搭了一圈简易的“水阁楼”，出售或者出租，最盛的时期，水阁楼竟有七十几家店面。渐渐地，店面的建设渗进到了马头颈、义泰巷、雍睦路这些紧邻上塘的街巷，下塘西边也建了一些水阁楼，诸葛村从而形成了一个以上塘为中心的商业区。

于是，诸葛村分裂成了两部分，南部、西南部和东南部是老区，是以诸葛氏农民为主的居住区，是血缘的宗法社会区，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宗祠和封闭的居住院落，得名为“村上”，由宗族管理。上塘周围，村子的北部是商业区，多是外来户，杂姓，没有宗祠，主要建筑是店面和水阁楼，由业缘的商会管理，得名为“街上”。商会花钱办手续成立了警察所和消防队，还组成了巡夜的更夫队。20世纪30年代甚至自行发行了硬币。春节闹龙灯、堆鳌山，村上和街上分别组织，并且把日子错开。

一些少数民族的村落，也常有一定的通行的结构方式，大多由一些共同的功能性因素决定，而社会民俗的因素则很有特殊性。例如贵州省侗族的村寨。

贵州省榕江县的增冲寨是一座很典型的侗寨。它位于一个大河湾的“汭位”，便是河湾环抱的内侧，像一片舌头。村子里顺地势布满了小渠，从河的上游引水进村，遍及大小巷子，然后到下游返回河里。水渠横的横、直的直，大体方正，住宅就在这个水渠网里。家家宅边有一个三四十平米上下的水池，池上搭个小小的木板平台，供人们乘凉、负曝、晾粮食。台下用竹篾围起来，里面养鹅鸭。池里养鱼，池中央有个桌面大小的架子，架子上放几盆花，或者种几棵瓜菜。架子下的荫处是鱼儿乘凉的地方，也在这里撒鱼食，侗胞叫它“鱼窝”。寨子边缘，房屋比较疏松，池子大一些，中央造个禾仓，是井干式的，因为全寨都是木房子，火灾常发，而村民们“宁可无房，不可无粮”，所以禾仓要放在池子中央。有些人家，主要是村子中部房屋密集处的，则把禾仓造在村外山坡上，河对岸的绿林中点点都是。

侗胞们厚道善良，没有人偷盗。

寨子正中央，有一座二十多米高的楼，为八面形，是侗寨最典型的建筑。它底层空敞，上面叠着十三层的密檐，外廊的曲线柔和而挺拔向上，动态轻盈，最上戴两层葫芦顶。它们很像汉族的佛教密檐塔，楼内地面中央有一个不小的坑，是火塘。这楼是全寨公共生活的中心，侗胞叫它“堂卡”或“堂瓦”，是“众人说话的地方”或“众人议事的地方”，《黔记》叫它“聚堂”。 另一座侗族村落路团寨的古歌里唱道：

鲤鱼要找塘中间做窝，人们要找好地方落脚。我们祖先开拓了路团寨，建起堂卡就像个大鱼窝……鱼儿团聚在鱼窝里，我们侗家团聚在堂卡里。

管事的“款首”（即长老）在堂卡里聚众说话、议事。侗寨大多为单姓的血缘聚落，所以祭祖、送葬、结婚这些活动也都在堂卡里。堂卡里天天有人，男女老幼，聚在一起吹芦笙、唱歌、跳舞，或者由歌师教歌。堂卡里还招领拾物，施舍草鞋、茶水，这是全寨最活跃有生气的地方，民族文化精神最浓郁的地方。

增冲的这座堂卡，建于清代初年。

堂卡前有一口大池塘，长方形的，可可儿地把堂卡的倒影完整地映在水面，微风过时，玲珑秀丽的堂卡在水面上灵巧地颤动。

堂卡和池塘总是在村寨的中央。它们旁边常常有一座戏台，台前有个小空场，那是观众席。

增冲的小河上有四座廊桥，一座在水口，最长，从山路来到寨里，必须从桥上经过，它就兼作村门了。一座通向坟地，两座通向水井。四座桥的对岸都有禾仓。寨子里另外还有两口井。

侗寨多廊桥，除了沟通两岸来往之外，还起着“锁水”、“护龙”作用，是一种风水说法。廊桥也是公共生活场所。行人和下田劳作的人，遇到下雨就在桥里暂避，有许多民俗活动要在桥上举行，如暖桥、砍桥、添桥。稀客来了，要在桥上拦住对唱拦路歌，饮拦路酒。“还傩愿”要“安桥”，新娘进男家门前要“过桥”，等等。平日里，桥上也常有孩子们游戏，最吸引人的则是老年下棋高手们聚精会神地趴在两侧长凳上大战几百回合。

有些侗寨，把各家各户的禾仓集中在寨边一大片水域里，水域有细细的土梗划分为小块，每户占一块，禾仓造在这一块的中央。各家也可以在自己的范围里养鱼。黎平县的登岑侗寨，整片的水域竟可容二百五十多座禾仓。由于民风敦厚，很安全。

增冲侗寨的规划布局很统一完整，因为经济水平比较低，所以聚落结构还比较简单，不过它已经是一个多方面功能的综合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