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疯狂的波动

价格有两个基本作用：首先，作为一种竞争性分配机制，它以简单有效的标准——价高者得，将当前产出在众多需求者之间进行分配，结果就是市场出清；其次，作为一种市场信号，它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作出生产和消费决定提供了简洁明了的指导：觉得这个价格有利可图就继续生产，觉得这个价格合算就买。

假如这两个作用都在瞬间同时发生，那么市场就会处于平稳的均衡状态，而它带给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预期也不会落空。但现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从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作出生产决定，到他们的产品上市交易，其间存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差，生产的迂回程度越高，时间差就越长。而在这段时间里，其他生产者也在做决定，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也可能会改变，但这些他都无法事先获知，因为这些信息并未包含在当初指导他做决定的价格信号中。

我们知道，价格信号是市场参与者可以依赖的主要信息，其他信息都是零星或不可靠的，生产者不可能在每一步决定之前都与无数的其他生产者和消费者沟通和协商，即便存在沟通和协商，后者也没有责任对其产量和购买量作出完全的承诺。所以，尽管价格信号十分有用，但基于它所形成的预期还是经常会落空。

预期落空的可能性，一方面给参与者带来了风险，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市场的波动 。在分工细致而复杂，因而生产高度迂回的今天，这种波动常常是剧烈的，而同时，生产的规模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波动。

供给紧张所导致的价格高涨会吸引资金投入这个行业，从而带来更多产出。理想情况下，供给会逐渐增长到恰好无利可图的那个点。但实际上，产能的增加并非连续的，开采一个新矿、投产一条新流水线、修建一条新铁路，会对供给产生一个不可分割的巨大影响，往往造成其产能形成前后价格的剧烈震荡。

正是价格机制的这一内在缺陷，构成了市场进化的一股重要动力，参与者想出各种办法来克服时间差和非连续性等信息障碍，规避由此带来的风险。这些办法包括具有时间跨度的结构性合约安排、远期交易、保险以及相关的衍生品等，已经成为今日高度复杂的市场制度的重要组成元素。本章选择的几个案例将帮助读者窥其一斑。

06. 芯片价格波动为何如此剧烈

2008-03-06，No.651

据华尔街日报4日报道，美国最大的内存芯片生产商美光科技和台湾第二大芯片生产商南亚科技最近签署了组建合资企业和技术研发合作的协议。此前，索尼和全球第三大内存芯片制造商奇梦达于去年10月组建合资企业，设计消费电子产品和图形用内存芯片。

再前，南亚科技与奇梦达于2003年组建了内存芯片生产合资企业华亚科技。这一系列举措，被解读为“芯片制造商肩上所承受的压力正迫使它们寻求合作伙伴”，而所谓“压力”在近期表现为“在过去一年中，DRAM芯片的价格下跌了近80%”。

确实，存储芯片产业素来以其价格波动剧烈而闻名，芯片价格在数周之内涨跌二三十个百分点是常有的事，这种周期性波动也反映在诸如三星和奇梦达这些存储芯片生产商们经营业绩的巨幅波动上。

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与存储芯片需求的稳定增长是不相称的，原因在于芯片生产的投资到形成产能进而增加供给的时间延迟。经济学家用“蛛网模型” 来描述这种因价格信号对供给的引导作用被时间差所扭曲而导致的周期性价格波动。

我们知道，价格信号作为“看不见的手”，起着协调供需的作用。若不考虑时延，当价格高出边际成本时，生产者感觉有利可图，便增加产量直到价格因供给增加而下降至边际成本。但如果从作出增加产量的决定到产量实际增加之间有一段较长的间隔，在此期间价格将不会因供给增加而下降，那么这一持续的高价格将在间隔期内吸引过多的生产者作出增产决定，这样，当这些增产决定在间隔期过后所形成的过多供给将把价格压至远低于生产者们当初所预期的水平；接着，过低的价格又促使生产者作出减产决定，该决定的生效同样可能存在延迟并导致类似的信号误导，于是价格便反复震荡，在曲线图上形成蛛网形状。

当然，市场不会像教科书描述的那种单纯方式运行，那些把蛛网模型当作又一个“市场失灵”的说法，显得十分书呆子气，就像拿着地图找不到目的地就说路修错了一样。正如人有学习能力，市场也会演化，市场参与者会接受教训并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也会通过交换信息、协议、合作、联合，发展出更复杂的交易方式和商业组织，来克服价格信号延迟所带来的障碍。

最简单的办法是抢先宣布增产决定，这个方法适用于那些只有少数生产商的行业，如果抢先宣布者拥有领先地位，并且其信誉、能力和决心得到认可，那么他们的宣布将让其他生产者望而却步，即使当时的价格很有诱惑力。

第二种办法是组建卡特尔，如石油行业的欧佩克，根据对预期价格变动协商决定增减产数量，并在成员内按约定比例分配。此种方法适用的生产者数量较第一种多，但也需要有一两个巨头来牵头组织，因为巨头可以用宣布单方面增产的威胁来强制较小的生产者接受并遵守协议。

第三种方法是与需求方订立远期供货合约，来规避信息滞后所带来的风险，该方法常常和卡特尔搭配使用，每年一次的国际铁矿石议价即属此类。与前两种方法相反，这种方法适用于行业内需求方数量较少的情况，而供给方可少可多。

例如，奶制品企业与饲养奶牛的农户签订整年的固定价供奶合约，酒厂和葡萄种植者签订收购合约等。该方法实际上通过让需方筛选，事先排除了部分供应商在未来增加供给的可能性，从而保护了那些获得合约的生产者。

在那些供需双方数量都多得难以进行提前议价的行业，人们发明了期货市场，这是第四种方法。期货交易中间商设计了标准远期合约，为供需双方提供规避风险的手段，大宗农产品常常使用该方法。与第三种方法不同，期货市场没有减少风险，而是把它从那些试图规避风险的市场参与者那里转移到了愿意利用风险来牟利的期货炒家那里。

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芯片产业，尤其是存储芯片产业，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生产者们似乎没能有效地利用上述多种方法让自己摆脱价格和收益剧烈震荡的命运。在我看来，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存储芯片虽然基于工业标准因而具有较大可替代性，但需求者对品牌的关注使其远不如大宗物资那样有很好的无差别性，而产品无差别性是标准期货合约和期货市场的基础。

第二，存储芯片本身和以其为配件的电子产品的技术升级换代都非常快，而且换代周期难以预料。对于必须不断推出新产品的下游厂商来说，远期供货合约过于束缚手脚，即使要签也只能以较短的周期，如按月或按季度签订，而这一周期与一条芯片流水线的建设周期相比太短了，难以纠正价格信号延迟所带来的供给扭曲。

第三，由于技术换代太快，无法组建卡特尔。因为根据组织学规律，任何组织从建立到成熟，至少需要三次程序性验证，在此期间各方展示实力，相互摸底试探，争夺妥协，最后规则、秩序和地位分配得以确立，组织才算成熟，而芯片行业的每次技术换代都伴随着行业地位重新洗牌，各方都希望在新的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这种局面下卡特尔是不可能建立的。

第四，同样因为技术换代太快，每条新流水线的建设都会比前一条采用更多的新技术、新工艺，这会让后来者有理由认为自己比抢先增产者更有优势，也使得抢先增产的宣布和威胁都难以阻止后来者。况且，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战场上，谁也不愿意掉队，忍气吞声通常意味着灭亡，即使是弱小者也会拼死一搏。

〖后记〗

蛛网模型最初被用于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这种波动常常表现出一年高一年低周期性震荡的独特形态，因而吸引了经济学家的兴趣，但蛛网模型所蕴含的原理并不限于农产品，凡生产决策与商品交易之间存在信号时滞的地方，这种形式的波动便可能发生。

在制造业，最鲜明的例子就是芯片。芯片业并没有季节性所带来的天然的周期节奏，因而其生产决定和产出流也不会被强制同步，它的信号时滞源自另一个因素：产能变化的非连续性。

一条高端芯片流水线投资动辄上十亿美元，从决定投资到形成产能至少需要几个季度，这期间技术和需求都在变化，所以，当某种芯片供给紧缺、价格上涨时，生产者未必敢开建新生产线，只有当他确信紧缺将维持若干年，或竞争者不会一拥而上，并且新生产线所采用的技术在几年内不会落伍，投产决定才会做出。但这些预期并不可靠，常常会落空，这就造成了市场动荡。

理解这一波动，需要正确区分增加产能和增加产量的差别，生产者在决定新增产能时，计算的是产品价格能否抵偿总成本，可一旦产能形成，生产线的固定成本就不再影响其产量决定，此时，他的决策目标已变成了总毛利（不扣除固定成本）最大化，至于他能否盈利，取决于他是否拥有垄断地位或足够大的成本优势。

假如他是垄断者，就会在产量增加将价格拉低至可变成本之前早早就停下来。例如，产量5万片时价格是10元，增产1万片会将价格拉低至9元，可变成本是7元，增产的1万片本身会带来2万元毛利，但因为拉低价格减少了5万毛利，所以他不会增产。

但假如存在竞争者，并且他们的可变成本也低于9元，情况就不同了，增产赚到的是自己的毛利，而拉低的是大家的价格，由于不存在中心产量控制者，价格并不会因为你不增产就能维持在你想要的水平上，结果，价格将一直跌到倒数第二个生产者的可变成本。

如此惨烈的价格竞争我们在许多市场都能见到，这也是竞争的残酷性所在，对生产者很痛苦，但对消费者却是福音。而同时，处于竞争之中的生产者无时不在为自己寻找和构建垄断地位，能长期生存下来的或多或少在这一点上取得了成功。关于竞争和垄断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三章更详细地讨论。

07. 大蒜疯狂是操纵的结果吗

2008-05-14，No.737

最近，大蒜价格的暴涨引起了舆论的一阵骚动，就像历次类似事件中那样，评论家们纷纷将矛头指向炒家：炒蒜团、资本做局、全方位操纵等惊心动魄的大手笔被描绘得活灵活现。不过，这些评论家显然都是没做过生意的书生，因为他们描绘的炒作故事，都没有重建出一条哪怕是虚构的赚钱路径，若当真按他们的说法去做，恐怕只能输个精光。

外行总是用“炒”这个语义含糊的词，去笼统地指称投机和操纵这两种十分不同的市场行为。所谓投机，是基于对未来价格曲线之形状的猜测而实施的套利交易，而操纵则不是猜测，而是试图去制造出一段他想要的曲线。投机行为无处不在，但操纵却很难成功，尤其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大规模市场上，要与市场较劲需要很大能量，才能获得影响价格走势所需的交易规模，并且还要防范你的对手。假如操纵意图果真那么容易被记者纷纷识破，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反向操作者打败。

此轮大蒜价格暴涨从去年下半年延续至上月下旬，在这样一个长期持续的价格上行段上，难免会有不少人会囤积套利，并进一步推动价格上涨。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影响大蒜价格的各种因素之后，暴涨的起因还是有迹可循的，不必用对操纵的猜测来解释，毕竟，操纵很少有机会成功，只有当穷尽其他因素而无解时，才值得为此而费心。

大蒜和其他季节性农产品一样，由于生产决策接受过去价格的指导，而其产出所影响的却是未来的供给和价格，因而普遍存在涨跌交替的蛛网式波动。大蒜价格2005—2006年大涨，2007—2008年大跌，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和近来蔬菜价格普遍上涨的趋势，近期的价格比2006年的高峰期，并不高很多；每吨一万多元的最高价只维持了很短时间，明显受恶劣的气候和交通条件影响。

过去十年大蒜价格的长期趋势是在快速上涨，因而虽有波动，但每个波峰都高过上一个。该长期趋势的原因，是消费者对大蒜及其提纯物之健康价值的认知变化。1995年到2005年之间，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大蒜素健康功效的论文：诸如抗动脉硬化、抗脂肪沉积、抗血栓、抗氧化、平衡脂蛋白、降血压等，而这段时间，恰是大蒜价格的持续上扬期 。

接着在2007年，NIH的一份临床报告未发现食用大蒜与降血脂之间存在关系，大蒜价格也于次年跌至谷底。2009年的一篇论文又显示了大蒜捕获自由基的强大能力，有关自由基与癌症和寿命关系的理论，尽管在医学界并未被广泛认可，但在保健品领域却早已广泛宣传并被许多消费者接受。上述科学新闻的出现序列与价格波动的高度匹配，或许只是巧合，但消费者对大蒜认知的改变则是无可置疑的，近年来的禽流感和甲流疫情更为之推波助澜，毕竟，大蒜的抗菌作用早已是定论了。

另一个因素是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连通。2001年加入WTO之后、2004年与东盟启动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之后，农产品加速商品化和国际化，也使其价格更易于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中国大蒜产量占全球78%，占国际贸易量的比例则更高。

由于欧美国家所进口的中国大蒜大部分用作深加工原料，而相对于大蒜素等制成品，原料成本的比例极低，因而对价格极不敏感。同时，把大蒜视为抗菌药和保健品的消费者，也不会在意区区几元的价格变动。所以，国际化的结果使得大蒜的需求价格弹性变得很低，这意味着，当供给下降时，价格会上升得很快。

同时，商品化也改变了蔬菜的成本结构，在传统家庭农业中，蔬菜生产多利用田埂、洼地、河滩等闲置边角土地和老弱劳动力的零星闲暇，这些土地和劳动的机会成本极低，因为他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出售机会；而商品化种植使用的是成片土地和全职劳力，因此，蔬菜对于肉类和主粮的相对价格上涨，是各国工业化过程的普遍现象，蒜比肉贵并不算稀奇事，比肉贵的蔬菜，已经不少，今后会更多。

大蒜价格的暴涨暴跌，受害最大的是那些全部生计依赖于此却没有任何避险手段的农户，从他们的利益考虑，人们应该欢迎炒家的进入。目前国内尚未出现规范成熟的大蒜期货市场，一度热闹的龙鼎已被证实是个骗局，而要建立良好的期货市场，须吸引到足够多的大宗收购商、批发商、原料需求者和造市商的加入，同时，也需要吸引大批投机者来交易，后者将从农户和下游企业那里接管风险。相反，若长期把投机炒家和金融资本排斥在大蒜市场之外，那么蒜农们将注定年复一年继续忍受蛛网波动的折磨，乃至丧失对规模化种植的 信心。

〖后记〗

传统农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生产决定和产出流，都被季节轮替强制同步了，这种带有时滞的同步化给它带来了独特的波动和风险；但传统农业也有其抗拒风险的优势：它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农民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因而产量高出预期水平对他们通常并不是坏事。

所以，蛛网式波动成为农民的一大困扰，其实是传统农业开始接触市场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而随着市场化进程逐渐展开，农业与其他产业一样，会发展出各种应对波动和风险的机制，而传统农户也会向现代农业经营者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得益于技术和商业条件的进步，近年来这一领域已经出现了些变化：由于运输成本的下降和贸易壁垒的降低，如今跨气候区的农产品大规模流通已很平常，而保鲜、冷藏和深加工技术也在迅速发展，农产品供给的同步化正在被打破。

同时，出于稳定货源和质量控制的考虑，食品业、连锁快餐业和零售业的大公司正在积极整合上游产业，如今，许多农民都有机会与买家提前签订供货合约，从而规避未来的价格风险。

08. 资本家养猪是圈地抢钱吗

2008-08-21，No.612

近来，所谓“外资养猪”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先是传出高盛收购国内多家养猪场，其后饲料企业艾格非（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大举进入养猪业，近日又纷传南京等地多家房地产商也投身养猪业。有人惊呼外资正大肆圈猪，要控制肉价，抢夺暴利，据说“农业部从黑龙江至广东省，逐步南下调研‘外资在中国农牧业的发展现状’”也与此有关。

正如针对外资的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阴谋论一样，“外资圈猪抢钱说”虽听起来激动人心，实则荒诞无稽。实际上，来自养殖业以外的内外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将为国内养殖业的繁荣成熟和产业升级提供宝贵的动力，大有好处。

资本进入养猪业，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看到行业投资回报和前景不错，在其他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为资本寻找出路或避风港，地产商养猪即属此类；二是上游饲料业和下游肉制品业在价格动荡的形势下，通过投资养殖业来稳定供应和销售渠道，并规避价格风险，新希望、双汇甚至五芳斋都有自己的养猪场，因此艾格非进入养猪业并不令人惊奇；三是借助资本力量进行产业整合与优化，通过规模化效益和企业价值提升来获取投资收益，德意志银行投资上海宏博便很可能有此意图。

相比之下，高盛的策略则更为复杂，看上去包含了上述所有三个方面的考虑。此前，高盛已间接收购了双汇集团，后又成为雨润食品大股东，如今投资养猪业，既可能看好该行业盈利前景，也可能为了对冲食品业的价格波动风险，更可能通过其影响力和雄厚资本进行产业整合。

国内的肉畜养殖业，正处于从传统的农户分散养殖向规模化养殖的变迁过程之中。小规模分散养殖的问题在于，受制于高昂的议价、签约和执行成本，单一农户很少能与上下游（饲料供应商和生猪收购者）进行事先议价和签约，而只能依据事后的价格信号来做决策，这就难以避免传统养殖业中常见的蛛网式价格波动：每次短缺造成价格上涨都会刺激养殖户大量增产，导致下一年的过剩和跌价，于是养殖户又减产并导致第三年的短缺和涨价，如此往复循环，养殖户和经销商都不堪其扰。

成熟的市场会发展出各种方法来摆脱蛛网波动：养殖者可与批发商事先签订收购合约，但散户往往缺乏谈判能力，也难以负担交易成本，因而规模化养殖会得到鼓励；其次，与钢铁企业投资铁矿一样，通过上下游整合或参股也可以规避价格风险；最后，期货市场可为养殖者、经销商和肉制品商提高价格避险手段，据报道，大连商品交易所已经完成生猪期货合约和交割标准设计工作，可望于不久的将来推出生猪期货交易。

国内外资本的进入，将推动养殖市场的上述发展，生猪生产的规模化和标准化将提升产业水平，也将稳定生猪价格，而稳定且可预期的价格将保护养殖户的投资、增强其持续投入的信心。随着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未来分散的养殖农户将逐渐消失，而对肉类的需求将迅速增长，一个规模化和现代化的养殖业将是不可或缺的，这一过程必定需要大量外部资金的投入，国际资本对国内养殖业的兴趣显然是基于对这一形势的认识，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阴谋论式的担忧完全没有必要。

〖后记〗

许多国家都有农业保护政策，在一些发达国家，尽管农民人口比例已经很低，但他们对政策却拥有极不相称的影响力，这从欧美的农业补贴和日韩的农产品关税壁垒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今，这些政策已经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最大障碍。

这或许与人们对农民和农村的深厚情感有关，农民往往被视为需要保护的弱者，而现今城市居民不久前的先辈，多数也是农民，因而农村常常被与长辈、乡土、传统、根源，乃至历史联系在一起，这是容易理解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各国的保护性农业政策，与其说是在帮助农民，或者推进农业，不如说是将农业和农村尽可能维持在传统的那种状态下，以便满足城里人的怀旧偏好。这一点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仔细观察一下并不难发现，即便政策意图并非如此，实际效果却往往如此。

例如，对土地转让与兼并的限制、对土地用途变更和作物类型的管制、对非传统农业技术的怀疑和抵制（其极端形式是近年来兴起的有机农业）、对商业化经营的排斥、对金融资本进入农业的阻挠、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无名恐惧等。

但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假如农业仍停留在传统的产业模式下，它就无法应付商品化冲击所带来的高风险，农民仍将年复一年遭受蛛网式波动之苦，仍无法利用大宗市场规避风险，仍无法建立质量控制体系从而创造品牌价值（这一点我们在奶业看得最清楚），仍无法改善面对大型采购商的谈判地位。

实际上，帮助农民的最好办法就是消灭农民，当然不是从肉体上，而是从产业模式和组织形态上，农民之弱势并非个体能力之弱，而是产业模式之弱，这不需要特别的保护和扶持政策，只须拆除竖立在城乡之间、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各种制度和政策壁垒。

09. 石油减产是因为欧佩克合谋吗

2008-12-24，No.507

上周，欧佩克宣布从明年元旦起，将成员国石油日产量限额减少220万桶，但这一决定并未遏制油价迅速下跌的趋势，如今已跌破40美元。市场对欧佩克减产决定没有作出丝毫反应，这或许是因为欧佩克成员在执行产量配额上历来缺乏信誉。的确，欧佩克老大沙特过去就常常突破配额；但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一减产幅度，还比不上油价下跌所导致的“自然减产”，因而没有实际意义，而自然减产原本就是买家可以预期到的，并不对油价构成额外压力。

油价暴跌，正如多数观察者所同意的，归因于需求下降，尤其是美国汽车销量与出行里程大幅下降，和中国制造业萎缩，这两个因素尤为突出。然而，需求变动这一笼统说法，并不能让我们理解油价在过去一年中何以如此巨幅波动，因而也无助于我们对今后若干季度的油价走势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要弥补这一缺憾，需要对石油供给的特征和供给曲线的形状做一番考察。

石油蕴藏的地理分布广泛而多样，其开采成本随地理位置、地质构造和政治环境而大不相同。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产量增长区间里，其边际成本上升十分平缓，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产量的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相差不大，甚至可能更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容易开采和输出的地方都已经被开采了，新增产量大都只能来自西伯利亚无人区、远离消费地的中亚腹地、数千米的深海、动荡的非洲和随时可能把私人油田没收为国有的委内瑞拉。而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能源的需求却在急剧扩张，换句话说，在产量增长区间的这一段，现有技术条件下，其边际成本曲线十分陡峭。

结果，当2001年后的新一轮繁荣高涨时，人们发现，新增需求已经把供给推到成本极高的角落，此时只有数倍于前的价格才能逼出一点点新增产量。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近期石油需求量几个最多十来个百分点的波动会对应油价三四倍的涨跌。

但供给曲线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边缘产油区的产能稳定和扩张，持续高油价吸引的大量投资，新输油管线的建立，新技术的采用，一旦高油价持续足够长时间，许多边缘产油区将越过规模经济和单位成本门槛。对于生产者，其扩大产能的投资决定——加大勘探力度、新建油井、增加管线等，取决于对未来油价的预期，但投资一旦作出，其投入便成了沉没成本，不再影响其供给意愿，此时即使油价下跌，供给也不会退回到以前的高度。

最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是老牌低成本产油国，如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六国，他们不希望持续高油价帮助边缘产油区和新能源跨越成本门槛，从而削弱自己的长期市场份额。所以，过去两年沙特一直不顾配额全力增产，即使现在，我认为它也不会认真遵守配额，凭借它今年高达1 60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是其年度财政支出的1.16倍），它可以轻松熬过两年的40美元以下油价，但这两年却足以让半数以上边缘产油区陷入瘫痪，这样，在下一轮繁荣期中，它可以以比现在更高的份额享受高油价。

随着油价下跌，首先停产的将是那些租用海上钻井平台的生产者，接着运行费用最高的5%左右油井将被关闭，然后勘探和长途管线等长线投资先被叫停，资金将被集中到对现有产能的维护上；随着低油价持续，已经开工的项目也将被放弃；最后，如果低油价持续两年以上，当边缘生产商连维持现有产能所必需的设备更新也无力进行，到那时，产量将大幅下跌。会不会出现最后一种情况，要看需求下降持续多久。

〖后记〗

在勾画曲线谈论价格与均衡时，人们较多关注的是曲线的倾斜方向：需求曲线是下降的、供给曲线是上升的；但是当我们谈论价格波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反应时，其实曲线各处的形状——即所谓的弹性——才是更重要的。

在消费理论中，通过比较需求的价格弹性，我们区分了必需品和奢侈品，而比较需求的收入弹性，则区分了贫穷品（inferior good）和富贵品（superior good） ，同样，为了解厂商供给行为随价格而变动的特征，需要分析供给的弹性。

在第07和08篇里，我们讨论了供给的非连续性如何影响厂商对价格的反应，即由于规模化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价格的小幅或短期上涨未必足以让生产者做出增加产能的决定，而本篇则讨论了另一个因素：边际成本曲线的时间不对称性，同样会延迟供方对价格的反应，并带来剧烈而形式独特的价格波动。

所谓边际成本，是指产量从某个水平再增加一单位时，所增加的成本。关键在于，这一变动在时间上是不对称的，即原油日产量从8 000万桶增加到8 100万桶所增加的成本，不等于从8 100万桶减少到8 000万桶所减少的成本，这是因为边缘产油区在初次开发时面临高成本和高风险，而一旦开发完成，成本曲线就被改变了。

这种不对称性其实也存在于需求面。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城市，其居民偏爱吃米饭，偶尔才吃面食。某年，大米受灾减产，价格暴涨，许多人改吃面食，第二年大米供应恢复正常，面食供给则始终未变。假如需求曲线是时间对称的，面食消费量和价格也都会回落到灾前水平，但很可能，在此过程中有些人喜欢上了面食，因而米面的需求曲线都被改变了。

10. 小企业为何难抗价格风险

2008-04-14，No.642

从去年底开始，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和新劳动法颁布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股寒流袭击了中国制造业，先是珠三角，然后是长三角，大批工厂减产、亏损、撤离甚至破产。我注意到，在这股寒流中，虽然大企业也受到影响，但陷入困境甚至面临倒闭的，主要是中小企业。

据《中国经营报》13日报道，温州三十多万家中小企业中有近20%面临停工或倒闭，其中打火机企业已经倒闭了八成，用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周德文会长的话来说，“船太小经不起风浪”。相比之下，大企业则没有出现类似局面，制造业龙头老大富士康甚至还在继续扩大产能。

为什么？面对同样的价格波动，小企业就显得如此脆弱？是因为小企业现金流不足？但它们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同样较小。缺少银行信用支持？但在当前紧缩政策下，大企业面临同样问题。这些或许是部分原因，但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小企业，特别是国内的小企业，缺乏规避价格风险的议价机制和对冲工具，这使得它们在价格波动大浪中地位非常脆弱。

大型制造企业为了确保稳定供应和降低风险，通常会就其关键原材料与供应商签订长期供货合约，这么做也有助于供求双方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十几年来的供应链革命进一步密切了这种关系。在此基础上，大企业的供应部门还常常会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头寸交易，以求最大程度降低价格风险。

但小企业很少能这么做，第一是因为小企业的产品销量更难预期，产量也就无法事先计划；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小企业数量太多，供应商不可能和它们逐个议价。签订长期供货合约无门，小企业就只能到期货市场上去对冲风险，但在这方面，它们同样面临困难。首先是国内期货市场尚不成熟，商品种类和合约类型都不够丰富；其次，进行期货交易所需要的知识、人才和习惯都有待培养；最后，早些年的动荡、丑闻和政策干预给期货市场留下了坏名声，让多数诚实守本中小经营者望而却步，退避三舍。

当原材料价格迅猛上涨时，上述差异便立刻表现出来。由于价格波浪在沿产业链从上游向下游传递时存在时间延迟和弹性阻力，即制造商无法通过制成品的提价将材料成本增量立即和完全地转嫁给下游，这样，长期供货合约就为大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缓冲期，这种合约通常可以保护在它们几个月到一年内免受价格冲击，它们甚至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压住产成品价格来逼死小企业。而小企业由于缺乏价格避险手段，只能忍受现货市场上已经暴涨了的材料价格，当成本压力超过极限时，便只能停产或者倒闭。

一轮冲击波过后，将有大批小企业被击垮，而随着时间推移，一种可能是价格波动被证明是短期的，大企业也利用缓冲期熬了过来；另一种可能是价格上涨长期化，而此时已被大量击垮的小企业留下的供给缺口让大企业可以从容调整产成品价格来弥补前期亏损。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从去年危机开始以来，富士康高管几次接受采访时所表露的自信，或许还有几分得意。

中小企业历来被视为创造力、经营灵活性和企业家精神的来源，它们在这一轮价格波动中的遭遇是不幸的。对此，政府能做点什么吗？基于上述认识，答案是明显的。首先，应该允许小企业更自由地参与和组织行业协会，小企业无力单独和供应商长期议价，但协会可以提供某种服务于小企业的集体议价机制；其次，要进一步放松对期货市场的管制，允许更多商品种类进入，允许合约创新；最后，还是要继续推动金融市场化，只有充分市场化的银行才能消除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歧视，让后者获得更多其原本有能力获得的流动资金和信用支持。

〖后记〗

规模化的好处之一是可以摊薄各种固定成本，从而有可能装备许多小企业所负担不起的设施，这既包括有形的生产设施，也包括无形的管理设施；而在风险应对上，则体现为能够利用各种风险管理所需的金融工具。

相比之下，小企业往往雇不起期货交易员，也找不到投行来跟他们签对赌合约，而原料供应商在提前安排供货计划时，也总是优先确保满足那些大买家的需求。同样，面对大型连锁零售商时，小企业脆弱的谈判地位也更容易让他们暴露在价格波动风险之下。

不过，小企业也不是没有办法来控制风险，办法之一就是业务单纯化，通过选择适当的交易形式和合约结构，将自己无法控制的风险因素从经营环节中排除出去，只留下熟悉且可控的部分，如近二十年来流行的来料加工和流程外包，还有更早的合约承包商。

或者将业务局限于自己的独特资源，依靠局部垄断地位增强价格谈判力，如作家通常不愿承受风险，更没有兴趣关心纸张价格和印刷成本，所以大多把版权按固定价卖断或者出租（即每本书抽固定版税）。 sKQhhpbHR2Sab2NZvvS4Rg5swK7sA8LzfTZm6EiknTxLkxlqzkzUKxG6cNoTSCV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