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同的声音

2009年3月《建筑师茶座》杂志做了一个专辑，名为“建筑中国60年的旧文”，其中收集了梁思成、华揽洪、董大酉等人的文章。最后一篇是报道日本著名结构工程师川口卫先生对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的评价短文，题目是“关于奥运的不同声音”。川口卫先生，这位知名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结构权威，年轻时就被丹下健三聘请，承担了世界名作代代木奥运会体育馆的结构设计工作。

川口卫先生的文章是发表在2008年12月日本《新建筑》杂志上的，题目是“奥林匹克的建筑梦想与危险—从‘北京’与‘蒙特利尔’的类似说起”。他的批评，是针对“鸟巢”工程的不合理结构而提出的。川口卫先生认为：“在进行建筑设计时，结构的合理性与经济性非常重要，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建筑规模越大，其重要性也越大。”他认为“鸟巢”的浪费令人“哑然”，被他批评的还有32年前的蒙特利尔奥运会的主场馆设计。他站在节约地球资源、能源和环保的高度上进行这种批评。他指出：“像‘鸟巢’这样的浪费性构筑物，作为代表现代奥林匹克的主要设施，是与奥林匹克精神不相符合的。”其实该工程的浪费之处，何止于此。为了开幕式的大型盛典，在运动场地下安装了十几米深的舞台机械，毋庸置疑也是真正的奢侈，这恐怕要成为奥运史上的罕见之举。

文章的标题既然是“不同的声音”，那么对“鸟巢”工程的评价，一定还有另外一种声音。是什么呢？想必一定是肯定该设计的声音了。可惜的是，除去对奥运工程作为政绩的肯定之外，我还真没有听见什么认真的建筑评论。我从工程界听到的意见，只有一个声音，就是“结构形式不合理”、“用钢量太大”和“造价太高”。

但是在中国建筑界，中国人的意见往往是没有人重视的。我相信如果不是外国人批评了，中国的有些编辑们仍然会装着听不见这“不同的声音”。

所以我要感谢《建筑师茶座》的编辑们，因为首先是你们给了这个声音以一席之地。可惜的是，在你们的“编者按”里，态度不够鲜明。不知你们是否同意川口卫先生对“鸟巢”结构的批评意见？是对其技术结论还有疑问呢，还是认为，在建筑评论中，结构的合理性是无足轻重的呢？

不过这也难怪编辑们，因为近年来“建筑结构的合理性问题”，已经从部分中国建筑师的视线里消失了，特别是从一些所谓的艺术大师的眼中消失了，甚至从建筑教育中消失了。这就变得十分危险，因为年轻人代表着未来。我与很多大学里的建筑系学生以及青年建筑师在一起工作过，深深感受到了对这方面的担忧。

现在有些人认为，“鸟巢”这样的设计打破了传统的设计思路，是一种“创新”，是一种“新思维”。我想，这大概就是“另外的一种声音”吧。然而，在对“鸟巢”这样的体育建筑的评价中，不去讨论结构问题，不去讨论经济问题，我也真是闻所未闻的了。这就是所谓的“新思维”。这种“新思维”的特征就是，不从功能和技术经济的层面去分析、研究与设计建筑，而把建筑仅仅看成是一个造型的或者是空间的艺术品。他们把西方极个别建筑师标新立异的设计奉若神明，往往打着建筑艺术的幌子去蒙事儿。其实在这群人中，混杂着的一批文化人，大多是根本没有实际工程经验的，还有一些是从国外回来的没有盖过房子的“名流”，他们与好大喜功的文化倾向合流，就形成了中国建筑界的现状。像“鸟巢”、CCTV新楼这类工程虽然都是外国建筑师的投标方案，但能在中国扎根，还是因为中国有使其生长的文化土壤。

对于“鸟巢”的方案问题，川口卫先生有这样一段描述：“‘鸟巢’是国际竞赛的中选方案，长跨332米，短跨296米，椭圆形状，整个屋面呈马鞍形，中央是长127.5米、宽68.5米的开口，原设计是活动屋面。这样一个规模的屋面，采用以弯曲刚性框架为主体的结构系统，只要具有健全判断力的工程师，从一开始就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结构，该方案无论是四周还是开口部分的形状，采用的都是封闭的连续曲线，因此，采用更加合理的空间的轴力杆件系统，就足以满足需求。而硬要采用巨大的刚性框架群来修建，只能说从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很不经济的结构。”在这里，川口卫先生无疑是在批评方案的评委会，而且毫不客气。他甚至认为评委会没有具备“健全判断力”。

评委会的判断力是否健全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情况相当复杂，评委也有不同意见。像这样大的工程方案的确定，并不是评委会通过一次投票就能决定得了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近年来，中国建筑界的许多人，不再追求建筑应符合科学理性了，甚至有些人认为，建筑创作只有放弃理性思维，才能放开思路，才能赶上世界建筑的新潮流。难道真的就是这样的吗？

川口卫先生的文章，是给他们的当头一棒！可惜这样的文章在中国已经久违了。幸好，从这期的《建筑师茶座》给我们送来的旧文章里，我们发现川口卫先生的“不同的声音”，只不过是几十年前中国建筑师的“老生常谈”。

下面我想摘引一段华揽洪先生在50多年前的谈话，来说明这个问题。这是在1957年5月《文汇报》记者采访华先生时，华先生的谈话。采访的背景是1955年，波兰建筑师代表团访华，参观了全国各地的新建筑之后，直率地指出，只有北京儿童医院的设计是够得上国际水平的。而北京儿童医院正是华先生所设计的。

当记者向华先生请教建筑艺术的民族形式和结构主义的问题时，华先生摇摇头：“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谈得完的，我们下次再另找时间说吧。因为当前建筑方面的关键性问题并不是建筑艺术形式表现的问题。”那么华先生认为比艺术形式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认为是“建筑标准问题”、基本建设投资的“合理使用问题”、城市人口的“居住问题”。他对当时北京新建的“过多的特殊公共建筑和机关办公楼”提出了批评，认为“修建了许多远超过实际需要的富丽大厦”，“造成了一股歪风，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他十分沉重地说：“中央一再号召‘勤俭建国’。可是放手花钱的风气有增无减。”他呼吁：“不容许再浪费国家的宝贵资金来追求所谓的气派。其实，建筑艺术表现得美不美，或者是否符合民族风格，并不取决于毫无用处的装饰，而在于艺术布局。”

上面这一段话是华先生50多年前讲的，但今天听起来，我们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好像他正在批评当今中国建筑界的现状。一方面像“鸟巢”，CCTV新楼这样的“富丽大厦”在建造，并且在全国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另一方面大量的平民百姓的住房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建筑界打开了眼界。但是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以及中国建筑界不重视建筑理论的传统，所以对于西方的光怪陆离的建筑现象，可以说是不了解，弄不清和看不准的。当看见西方的个别建筑师比如盖里的作品时，我们被惊呆了，失去了自信力。我们不去研究盖里在美国产生的背景和土壤，就想追星。

其实依我看来，我们还是太肤浅了。我们没有经历过西方从古典主义走向现代主义那样艰苦的历程，我们没有经历过建筑工业化的洗礼，我们还不能理解现代主义的本质和精髓。我们也并不理解现代主义之后，西方建筑的真正走向。我们从西方的杂志中去看西方的建筑，那是雾里看花，所以我们总是一错再错。

这次，川口卫先生又在给我们忠告了。在他看来，“在进行建筑设计时，结构的合理性与经济性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这大概是国际建筑界的共识。可惜现在中国的建筑界在从事建筑创作时，在进行建筑教育时，谁还重视结构的合理性呢？我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一些“名流”、“精英”们对结构、技术的那种不屑一顾的神情。他们说：“只要能盖起来，结构就是合理的。”每当此时，我都想替他们脸红，因为我看他们对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的命题的内涵，完全没有弄明白。说句不客气的话，他们甚至没有弄明白人类从事基本建设活动的目的和任务，他们也还不懂得什么是建筑之美，甚至可以说他们是“科盲”。

川口卫先生在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可以说该巨大体量支撑的不过是自己本身的重量，成为非常没有效率的构造物。”他讽刺这个结构“相当于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巨大恐龙”。

在文章里，被川口卫先生批评的还有蒙特利尔奥体主场馆“BigO”。但是他认为，“鸟巢”的问题比“BigO”的问题还要严重，虽然两个场馆在结构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极相似的”，但是“鸟巢”晚建了整整32年。今天，在已经认识到了“资源、能源及环境的有限性，认识到了自然的恩惠的有限性”的时代，我们仍然重犯“BigO”的错误，这就不仅仅是“结构的不经济”以及 “加重民众的负担”的问题了。他认为“鸟巢”的建设是一种不好的倾向，对于“奥林匹克建筑”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我不知道中国建筑界的同仁们，对川口卫先生的批评会作何感想？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外行”的狭隘的偏见呢（今天在许多建筑师眼中，结构工程师是不懂建筑的），还是已经感到了中国建筑界的价值观和审美倾向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到了必须反省的时候了呢？

我希望大家能重视川口卫先生的批评意见，不仅是因为他的意见是中肯的，而且因为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德高望重的工程界的老前辈。他对“鸟巢”的批评是基于他对奥林匹克事业的热爱，是他对建筑结构事业的热爱，是他对我们生存的地球的热爱，也是他对中国建筑业健康发展的关怀。

但愿这个“不同的声音”能成为对中国建筑界敲响的一次警钟，并得到有关决策者应有的重视。否则，在当今所谓多元文化的世界里，中国建筑想现代化，想快速与国际接轨的愿望不仅不会实现，反倒于不经意间误入歧途，使人后悔莫及。

2009年4月 0X5rzVEmE3s91F8PoKDFoDVp6zHJdhYQsGh0sem5kx0LkNl6Dd5zJyRMCIVJUd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