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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记者，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每写一个报道，做一个版，一个节目，都要考虑社会效果。“这样报道对社会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是积极效果，还是消极效果？”这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但要做到很不容易。我在当总编辑的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要对年轻同志费很多唇舌。我对他们讲，不能只看到一个表面现象，拿过来就写。实际上你只了解了一面，没有了解另一面。即使事实是准确的，也不一定是应该传播的，要考虑社会效果。很多年轻同志在学校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了解西方新闻学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区别，进报社后不得不“回炉”学习。你们应该在学校里就解决好这个问题。
西方新闻学老讲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这个概念是中性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我们不反对新闻自由，只是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的新闻事业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有一次，一个美国新闻团来人民日报社，走时有个人看见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的照片，问我：“江泽民主席来说什么？”
我说：“要求我们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
他傲慢地说：“任何国家的领袖都会这样要求报纸，可是我们总是朝相反的方向去做。”
他要说明他们办报有自由。我说：“你可能不必听克林顿的，但你敢不听你们董事长的吗？”
他耸耸肩膀笑了。
我到韩国访问时，一位报纸总编辑陪我去见韩国总理。在总理面前，这位总编辑跷着腿，表现得很傲慢。但当天晚上他的董事长来了，他立刻站在一旁，毕恭毕敬的。董事长因为对当天的报纸不满意，把报纸“刷”的一声扔给他，他也是点头哈腰的。
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这世上的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框框里面，比如说房子就是一个限制，如果不要这个“框框”，那只有冻死。我们的新闻有我们的要求，但这并不能限制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性。就算有框子，也要提高水平，提高了水平，照样能很好地发挥。京剧大师盖叫天的武功高超，到了晚年，仍可以在一张八仙桌底下打完一套猴拳而碰不到桌子腿，这说明技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我对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也有个认识过程。第一阶段是在《辽宁日报》当副总编辑。那时候我对总编的理解是：“总编总编，总是在编”，就是说要身体力行，我要求编辑记者做到的，我首先要做到。比如提倡写“好而短”的新闻，我就做样子，把本来可以写成五六千字的，写成五六百字。
第二阶段是在《经济日报》当总编辑。那时候认为总编辑的主要任务是出好点子。而且，光靠一个人，甚至光靠编委会那几个“头头”，是出不来多少好点子的，要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才能有用不完的点子。所以那时候北京新闻界有个说法，是“《人民日报》的牌子，《经济日报》的点子”。对此我很得意。
但做到这一点还很不够。第三阶段，我到了人民日报社后，才意识到老总最重要的素质是把握导向，把握“度”。这就像一个船长，当风平浪静的时候，你可以优哉游哉，但一旦海浪翻涌，你就要掌好舵，否则也许会全军覆没。这时你再能带头写稿子，再能发动大家想点子，也不管用了。
江总书记曾说过：“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句话的分量很重。没有经历过前面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很难理解，我听了这话之后，感觉特别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