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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新闻工作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情结。我小时候生活在上海一个叫静园的地方，10岁就开始自写自编，出了一份手抄的《静园新闻报》，版式是学《申报》和《大公报》。所以我工作以后，不用学就会画版——不到10岁我就会了。我把我家左邻右舍的事情都写下来，然后偷偷把小报塞进邻居的门缝里。邻居们很奇怪：“谁把我家的隐私写下来了？”我们家邻居有一个姓王的，为外国通讯社做记者，晚上回来的时候，经常在家门外偷偷吃一碗馄饨，边吃边东张西望，生怕别人发现。我就给他发了个头条——《王大胖背儿女偷吃馄饨》，结果惹了一场风波。
我1951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那时候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领袖，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每当我读到这儿，总是热血沸腾，我要做魏巍，我要去白山黑水。于是我舍弃了去华东师大当助教的机会，对家里撒谎说我要去北京工作，然后就坐上火车直奔东北，成了《东北日报》（后改名《辽宁日报》）的记者。
可是，记者没做几年，1957年的时候，我被打成了右派。在“文革”期间，我又被下放到全国最贫困的朝阳山区。我想也许这辈子是再也做不成记者了，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一个工厂或农场里做黑板报的编辑。
1975年我们去大寨学习，回来时经过北京，在郊外住一个晚上。我跑了好远的路去王府井人民日报社看我的同学。等我晚上到了人民日报社，门卫告诉我今天是星期天，进不去。我在农村那么多年，哪还有什么“星期天”的概念。那天晚上，我就在人民日报社门口的报栏前徘徊了一夜，把那天的报纸从头至尾看了个遍。那天是10月5日，我记得清清楚楚。望着人民日报社楼上影影绰绰上夜班的人们，我心里想：“在这里面工作的人是多么幸福啊，可惜我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戏剧性的是，18年后我成了《人民日报》总编辑。
我现在不在职了，可每天都要写东西。因为我离不开新闻，新闻是一种最具有魅力的职业。如果有人问我：做新闻工作最基本的政治素质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就是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深沉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