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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如何实事求是地采访和报道，是一个很丰富的话题。我觉得只谈深入、只谈不要浮光掠影还不够。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怀着一颗什么样的心，说白了，这是一个责任感的问题，而这种责任感就体现在每一次采访之中。记者的职业不是一般的谋生的职业，它与社会的道义、良心、正义、进步息息相关。因此，一个记者绝不能是一个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不能随便骂骂随便笑笑就完事的。如果完全将自己置身于这个社会之外，而对社会没有任何责任感，我想这不是记者应有的样子。我们生活在一个前进发展的国度，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我们没有理由逃避“责任”这个东西，如果逃避，就不要选择记者这个职业。
诚然，记者应该客观、真实地报道社会，这是首要的职责；但在客观和真实的同时，还必须想到采写的人、采写的事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一个发展前进的黄金时代，记者应该反映时代的本质，将希望和力量带给大家。比如，对不道德的人应该曝光，应该抨击，同时更应该把大多数人心灵中美好的东西报道出来。我相信，包括在座的每个人心中都有非常美好的东西，如果说过去我还不太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现在我绝对相信。我们平时可能只是在平常的生活中，没有机会让自己去突出地展现，但这种美好就在我们心里。比如，我们看一部感人的书，看一部感人的电影，常常会流泪，会激动，这正是我们内心热情和理想的呼应。
我想，并不是社会缺乏美好，而是我们如何发现美好并将美好传达出来，并感动更多的人。我想，要给这个社会和所有的人一种向上的希望、一种力量，这就是记者非常重要的“支点”，或者说角度。如果没有这样的角度和支点，做一个记者就会觉得没意思。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记者，做了几年或十几年后觉得很没有意思。这并不奇怪，也许我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如果记者不能真正用心去感悟许多东西，每天仅仅是写写稿子，或者游离于社会之外，就会觉得很没意思。不仅自己没意思，稿子发表后在社会上的反响也是“很没意思”。
范敬宜先生曾对我讲过，有的同学说，打开一份报纸，特别是一些小报，通篇都是凶杀、抢劫、偷窃，感觉很灰暗。的确，如果一张报纸通篇都是这类犯罪事件，而又没有写出任何希望和解决的办法，身在社会中的读者会有怎样的感触呢？我想至少不会觉得很昂扬，至少不会觉得很有信心，至少不会感到美好。我觉得这些东西不是不能写，而在于用什么角度去写，这个问题对记者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回顾我们的新闻界，包括许多像范老师这样的老前辈，真正能做出成绩来，成为人民的记者、人民的新闻工作者的人，必定是一个爱人民、爱国家、爱这个土地，有这样一颗热诚的心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心，你不可能做一个优秀的记者。所以我觉得，做一个记者最重要的不是怎么写稿，不是仅仅去想生花妙语，不是去谋篇布局，这些实在是太次要了。要做一个好记者，首先他的眼睛及其发现很重要，其次记者的心很重要，如果有眼睛、有心，文字则是其次再其次的东西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尽管我没有学过这个理论，但开始觉得不愿接受，认为新闻应该是没有“姓氏”的。但通过这么多年的新闻实践，我相信它绝对是有的。我们不要盲目迷信西方的新闻观点，它们从来没有丢失自己的立场。我们需要学习的，在于它们的形式可能比我们好一点，我们的形式有时候太笨拙了。事实上，西方的新闻也在宣传，只不过宣传的形式比较巧妙。我们可以读读它们的报道，就会感到它们的舆论导向、舆论控制是非常厉害的，这毫不奇怪。我们课程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其实我以前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系统教育，只是在这些年的新闻实践中逐渐有了一些体会。走进记者队伍前，我对记者这个职业的想象只有风光浪漫的一面，诸如“无冕之王”什么的。走进后才发现这个职业是一个必须用“心”去做的职业，新闻工作需要一种非常真诚的做人的良心，需要一种对党和人民的非常深刻的责任感。我想光这么说也许显得空洞，下面就结合我的具体实践谈一点感受。
20多年中我采访了很多类型的新闻，包括突发事件、热点新闻、动态消息等，而人物报道是我涉及较多的领域。在人物报道中，应该如何把一个人物真实地、实事求是地呈现给读者呢？2005年我采写的人物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有张云泉、王顺友、杨业功等典型报道，因为时间距离比较近，记忆比较清楚，我就结合这几个人物谈点体会。我的体会是：人物报道的关键在于用你的眼睛，去发现蕴含于人物内心的那堆篝火。
为什么说是篝火呢？因为采访对象本身对你来说是一个陌生人，在采访之前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他对于你是一片未知与黑暗，即使事先可能了解了一些有关事情，但如果最终没有找到那堆篝火，只是把一些事情串联起来，见事不见人，读者依然不会看到人物本身，也很难受到触动。因为你没有抓住人物内心的那种跳动和燃烧，这种跳动与燃烧恰恰正是你要在未知与黑暗中发现的那堆篝火。所以必须找到那堆篝火，你笔下的人物才能活起来，才能走进读者的心里。
敬业之火：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下面，我想先从《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谈起，这篇报道刚刚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我为什么想讲这篇稿子呢？很多同学将来到新闻媒体工作，要采写的东西很多，如消息、通讯、特写等。其中，人物报道是正面报道经常面临的难题，而人物报道是我当记者这么多年，感觉不太好做的一种报道。最近，新华社准备开“新华社学术年会”，社长田聪明和总编辑南振中提出要破解三个难题，一是舆论监督与批评报道，二是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三是正面人物的典型报道。下面，我就从“索玛花儿”这篇稿子谈起，与同学们一起探讨一下正面报道的问题。
我的理解，要真正还原典型人物的真实性，最根本的是理解典型人物属于典型环境，切忌概念化。这个问题首先得清楚，我也为此走过很多弯路。另外，“采和写”如果是10分的话，那么我认为采访应该占到6分甚至7分，采访工夫是决定人物能不能写好、写成功的最根本问题。现在新闻写作比较快，发稿日期又定得很死，加上网络比较发达，网上的材料、资料非常丰富，各种各样的因素促使一些记者在采访上不够下工夫。我觉得记者采访不够，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采访典型人物时，当地会提供很多有关人物的资料，造成很多记者的采访蜻蜓点水，抱着材料就走，回来打开电脑，上网一查，一篇稿子就出来了。这样的采访不可能真正地了解这个人物，这样的采访完全是没有采访。我觉得所谓采访，不单要采访这个人物做了哪些事，还要采访这个人物为什么做这些事，深入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你要知道，这个人物什么时候会哭，什么时候会笑，为什么这个人物会发脾气等等。你要明白这个人，懂得这个人。这样的采访，所下的工夫就很多很多了。采访时有些人比较善谈，你可以和他做很多的交流，还有一些人不善谈，无论怎么采访，他都可能“无可奉告”。采访的目的就是要走进他的生活，走进他的内心。
下面我就讲一下王顺友以及我写的《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你们大概在电视上看到，他被评为2006年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在电视上看到他的形象，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好了。他坐在那儿，可以坦然地面对镜头，而且可以比较平静地、连贯地说出话来，我真的很高兴。记得我刚去四川木里县的时候，第一眼见到他，他穿着一身邮政制服，非常呆板地站在那个地方，说句开玩笑的话，就像木头人一样，眼睛瞪着你。你问他一句话，他瞪你半天。因为，他是长年一个人、一匹马、一条路，走了将近20年，非常不善于和人交流，不善于表达。他是苗族人，汉语能力不是很强，所以你问他半天，他顶多冒三个字，我一直没有办法和他交流，他有时甚至根本听不懂你问什么。
当时有一个年轻记者，可能是刚毕业，非常认真、非常热诚的一个小伙子，就问他说：“哎，老王，你走那么多年，你如何实现你的人生价值？”类似这样的问题，他只能瞪着眼，根本就听不懂。他后来说自己糊里糊涂的，再后来他告诉我说：“好多记者问我的问题我不懂。”他真的是不懂。他只有小学四年级水平，就认一点儿字，加上常年在大山这样封闭的环境里生活，怎么可能懂得这样的概念。后来我觉得对这样一个人进行采访，唯一的办法就是走进他的邮路。因为，一年365天，他有300天是在邮路上度过的。他说，他在邮路上的日子，比他和老婆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他每次往返邮路是15天，回来以后只休息两三天，接着又走了。所以，他二十几年的生命，基本上是在邮路上度过的。想要采访他，想要真正了解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走进他的邮路。
四川那个小凉山非常独特，今天爬到海拔4000米的山顶，下着雪，非常冷，第二天下到山谷，又是40度高温，山势忽高忽低。当时，他告诉我们，有血压高、心脏病的都不能去。然后，我们每人发了一匹马，跟着他进山了。走了小半天，我们队伍就开始出现问题。一个报社的女记者，因为太紧张，又骑着马——我们都是头一次骑马，又是在山上骑马，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结果非常紧张，昏过去了，从马上摔下来。后来，又有一个男记者可能不小心，马上坡的时候没抓好，从马上掉下来了，摔得头都流出血了。幸亏他摔到山壁的这边，如果摔到那边，就到山崖底下去了。还有一个记者由于马蹄子一步踩空，眼看就要冲到山下去了。多亏旁边马夫把马拽住。另外一位摄影记者狠劲儿攥着缰绳，把手指甲都给勒劈了，满手都是血。后来带队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很紧张，就下了一道铁命令，所有文字记者全部下山，除了中央电视台的三个《焦点访谈》的记者，还有两个摄影记者，所有文字记者全部下山。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应该的，因为的确很危险，当时我也属于被下撤的记者。如果我有一点犹豫的话，也就撤下来了，因为很多人告诉我，反正有材料，还有他的录像，他们当地媒体以前拍的录像片，你回去看看，总能整一篇稿子，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险，听说后面的山更陡，据说是有生命危险的。
坦白说，我也犹豫了好一会儿，但我觉得王顺友一生有20年基本上在山里度过，在路上度过，他已经走了20年，生生死死的，而我就冒一回险，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于是，我就再三要求跟着继续走，后来我就成了唯一走到底的文字记者。如果我没有继续走下去，我根本无法了解一个真实的王顺友，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和内心状态。后面的山路十分险恶，如果我这辈子没去过那里，我永远也不会想到这样的“路”也可以叫“路”。一边是很高的山壁，路上到处都有马和骡长年踩出的马蹄窝窝，根本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让你的脚平放在那里，另一边就是悬崖。开始我不明白，马总是靠着悬崖边走，一个马蹄之外就是悬崖。我当时很害怕，心想：你这马能不能离山壁近一点儿。我觉得靠里边一点儿，就安全一点嘛。后来我才知道，这里的马常年在山里运货，一代一代的已经变得很聪明了。它知道背上的货物比较宽，如果靠着山壁走，货物就会撞到山壁上，反而可能连马带货一起反弹到悬崖下面。当时，我只是撅在马上，紧张得大汗直往下冒，脑子一片空白，几乎忘了我是来干什么的。在悬崖边上，低头一看不见底。我后来想，我能活着回到北京是我的运气，如果我回不来一点都不奇怪。所以，后来我走过最险的一段路后，忍不住在马上哭了。坦白说，我哭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王顺友，我觉得自己才走了那么一点路，已经感觉死亡的威胁，而王顺友一年走了300天，一走走了20年，他为了什么？这条路让我知道什么是在生死线上走，什么叫忠诚。
走了一天，当天晚上住在一个叫“李子坪”的村子。这个村子就两户人家，我们就在原始森林里露营。露营那个晚上给我印象也特别深，天一黑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许多小伙子、大姑娘，苗族、藏族，还有其他民族，他们常年很少见到山外来的人。据他们介绍，那个地方是从奴隶社会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对共产党的感情特别深。听说今天晚上山上来了人，他们很高兴，从大老远十几里外跑来。他们喜欢跳舞，我们就生了一堆篝火，拉着手跳起舞，王顺友跟着我们一块儿跳。王顺友平常为了驱赶孤独，会喝一点白酒，他就喝着白酒和我们一块儿跳。他的山歌唱得非常好，是个山歌大王，他的山歌是随口唱，唱得非常美。像我们读过好多年书的人，憋在屋里绝对憋不出那样美的山歌。我们边跳边唱，大家都非常高兴，跳着跳着，王顺友突然停下来，然后开始抹泪。我们觉得奇怪，就围上去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今晚实在是太高兴了，我走了一辈子山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如果有这么多的人陪我走邮路，我愿走到老死。”然后他又说：“我这个劳模是苦出来的，我的心里头苦啊。”他自言自语，讲了很多。他非常孤独，非常寂寞，在大山里经常一个人对着大山吼，对着大山唱。讲了这么多之后，他又说：“但是还要干下去，还要走下去，因为这个大山少不得我。”他就一边讲一边哭，后来就拿两只手捂着眼睛，在火光的映照下，我看着他的眼泪从手指缝里不断地往下冒。当时我真没有想到，在这样高兴的时刻，王顺友会展现这样的一种场景。我深为感动，开始体会他内心其实有很多的痛苦。他一个人在山上，像刚才说我走过最险的路，那种危险，那种孤独，他走了20年，他并不是没有感觉，每一步的苦他都有感觉，他内心积压的痛苦的确很深，他一点也不掩饰自己，这是很真实的。但是，让我更感动的是，即便这样子，他说还要走下去，因为这个大山、这里的百姓少不得他。
那天晚上睡在帐篷里，我几乎一夜没睡，整个晚上都听着马在叫，远处的风在吹，更远的地方还有狼叫的声音。后来，我设身处地想，今天晚上我就是王顺友，周围没有一个人，每一年每一天都在这条路上，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真是煎熬、恐惧、孤独！通过这样一条路，这样一个晚上，我再次体会到他的不易、他的艰难。
第二天我们继续往下走，走在这样的路上，我在感情上对王顺友越来越近。一开始，我觉得这个人太木了，没有办法讲话，没有办法采访，对他基本上也没有太多感觉。但是，这一路下来，我在情感上越来越敬重他，觉得这个人在我内心有很多很真实的感觉。他的痛苦、他的欢笑、他的歌声以及他跳舞的样子，都让我感觉到一个很真实、很生动的王顺友。
后来，王顺友也觉得和我的感情拉近了。这是后来他讲给别人听，别人传给我的。他还说：“大部队都撤下去了，就她跟着走，她一个女人都不怕死。”所以，他就比较信任我了。我再试着跟他聊，他还是无法回答我这个记者的问题。后来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大家一路上都是骑着马，但他却是一步马都不骑，他是牵着马走的。为什么老王不骑马呢？原来他对马非常有感情，不单是这次没有骑，20年来几乎都是牵着马走的，他舍不得骑马。他说，他和马在一起的时间比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长。他对马的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讲超乎他和家里人的感情。有一次他告诉我，前两年在北京开劳模会，住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宾馆，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我说为什么？他说旁边没有马。我们猛一听觉得很可笑，旁边没有马就睡不着觉。但是，你再品味这个感觉，就会觉得很难过、很心酸的。他这辈子就是和马在一起，每天晚上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山坡、一棵大树、一块石头旁，把马一拴，喂了马，然后马卧在哪儿，他就和马睡在哪儿。于是，后来我就试着和他聊马，结果没想到，他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他谈了很多马的故事。他换过好多匹马，每一匹马都有故事。他一说到马真是如数家珍，就像谈起自己的亲人。他特别喜欢几匹马，其中有一匹让他特别怀念的马叫“白银”。这马很有灵性。比如，一般他都有固定的休息地方，哪棵大树的底下，哪个山道的旁边，他都有固定的休息地方。如果今天走累了，他的步子拖不动了，离固定休息的地方还有一段路，天又快黑时，“白银”就会摇摇他的肩头，意思是告诉他“快点走，我们还要赶到休息的地方去呢”。“白银”还和他遇到很多险情。比如，王顺友有癫痫病，常年靠药物控制，每到发病的时候，一瞬间天昏地暗就昏过去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就会看到“白银”焦急地围着他转圈，一看他醒来了，就非常高兴地跑过去咬他的肩头。刚才我说王顺友从来不骑马，舍不得骑，但是由于那个病犯完之后，人是虚脱的，一点力气都没有，这时“白银”就会主动地卧下来，让王顺友抓住它，骑上去，然后把最后的一段路走完。“白银”就是这样一匹马！
还有一次最绝的，这匹马救了王顺友的命。金沙江的一个支流叫雅砻江，我也去过。雅砻江的水非常深，也非常急，江上有一座吊桥，我去的时候，吊桥已经是新换过的，桥头写着“一次只准上三个骡子一匹马”。开始我还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规定，为什么当地老百姓都自觉地遵守这个规定，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出过事。这件事就出现在王顺友的眼前，而且就是这匹叫“白银”的马救了他。怎么回事呢？有一次，王顺友牵着“白银”到桥对面一个叫“锣鼓乡”的地方送信，送完信以后往回赶。当时已是下午，乡长说：“哎，老王，你留着住一晚，明天再走吧。”王顺友说：“不了，我还有两封信，顺道送过去。”但那天非常奇怪，“白银”怎么也不肯走，当时乡长还开玩笑说：“你看，老王，你的马都留你了。”老王说：“不行不行，我还要走。”他就牵着“白银”坚持往回走，走到离这座吊桥还有十几步的地方，老远看见有三个马帮拉了四匹马走上桥头。一个人走邮路非常孤单嘛，王顺友看见他们自然非常高兴，高喊着：“哎，等等我！”那三人一看老王都认识，就说：“你快点走！”他们一边说，一边上了桥。这个时候，那匹马死活也不走了，再拉再打也不走了，而且蹄子朝天，嗷嗷叫着就是不走。正在王顺友又生气又着急的时候，他看见那三个人拉着四匹马走到了桥的中间，突然那座桥就在王顺友面前整个儿地翻了，三个人、四匹马一下子全掉到雅砻江里，一瞬间就都无影无踪了。当时，王顺友一下子坐到地上哭起来，他说：“你救了我！”
王顺友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大大小小关于他的马的感情故事。我告诉他，这次电视台来了，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你的马了，没想他突然冒出一句：“我从来不在电视上看我的马。”我问为什么，他眼圈就红了，眼泪随着就流下来了。他说：前些年当地电视台拍过一部他的纪录片，“我一在电视上看到我的马，心头就疼，它们太苦了！”他和马的感情就是这样。他讲了好多关于马的事情，我简直完全被他拉入马的世界。回头想一想，王顺友没有跟我讲自己的事，他讲的都是马的故事，但我从这些马的故事里已经体会了他的生活，他的内心。我想，如果没有走这条路，没有听到这些马的故事，我不可能真正了解王顺友，也不可能走进他的世界。
在这条路上，我遇到很多老乡。他们大概在算日子吧，算着王顺友哪天该到了，就会老早在山里等着他。有的老乡还带着核桃啊，土豆啊，他们的好东西就是土豆。我见了一个老乡，亲自抱了一只公鸡，一看见老王来了，就往他的马口袋里塞，就拿他当……我说当亲人都还不够。咱们可以想想，刚才我说了，这里的人很少出山，我到过一个老乡家，家里挂着一张画，还是“文革”时期，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穿着军装的照片。有一户人家告诉我，他们的父母，大概四五十岁，连县城都没去过。只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姐姐带着两块五毛钱和弟弟去了一趟木里县，结果发现两块五毛钱根本没办法买什么东西。后来一人买了一个馒头，剩的钱就给她弟弟买了一把铅笔回来了，就是这样一个封闭的地方。所以，你们就可以想象，老乡们对王顺友是怎么样的感情，如果没有王顺友，他们连一张报纸都看不上，连一封信都收不到。所以，老王一来，他们特别高兴，觉得特别亲切。在乡亲们眼里，老王不但是他们的亲人，而且也是正义的化身。老王就是政府，老王就是共产党。这样的话，我们听起来可能觉得可笑，可在他们看来，老王代表党和政府却是实实在在的。王顺友之所以能撑下来，能这样走下来，这么苦、这么难、这么险还能走下来，就在于他内心真的是有很大的自豪，有很大的骄傲。他觉得他就是政府的人，他就是共产党派来的人，他就是共产党的代表。所以，不走这条邮路，你根本无法体会老王内心那种自豪、那种骄傲、那种阳光。这种东西不是唱什么高调，不是记者后来硬给他安上的，而是他在这种特定的环境，由特定的使命所赋予的一种最真实的内心感受。
我记得告别的那一天，漫山遍野开着红色的索玛花，王顺友牵着马唱着山歌。他这么一个朴实的人有着十分丰富的情感，他的山歌特别美，都是他自己创作的，其中许多是唱给他妻子的情歌。每次他唱出来后，都抄在一个本本上，你简直不能想象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能够写出这么美丽的山歌，真不愧是山歌大王。那一刻的情景深深触动了我，后来的稿子就起了这样一个标题——《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回到北京，坐在电脑前，有两天我写不出一个字。刚刚过去了的马班邮路上的情景，就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眼前旋转着，太多的镜头，太多的思绪，心涨得满满的。我该怎样把让我哭让我笑让我夜不能寐的乡邮员王顺友从心中倾吐出来呢？我该怎样向千千万万的读者传递出内心的感动呢？
我再次像一个跋涉者，努力寻找着通向彼岸的路。记起一位哲人说过的话：“在道德的力量中，真实是最具有震撼力的。”我回味着。回顾这次采访，之所以对王顺友这个人物有如此强烈的感动，对这次经历有如此刻骨铭心的记忆，不正是因为它的真实的力量吗？作为一个记者，我真实地走进了王顺友马班邮路的生活，真实地体验了他的甜酸苦辣，真实地感受了他质朴而高尚的心，乃至我真实地领悟了高原上被人们称为“圣洁之花”——索玛花儿如诗如歌的内涵。我对自己说，好吧，那就把最真实的王顺友从大山里捧出来，把最真实的感动传递给读者，把带着高原土、高原风的索玛花，献给千千万万如索玛花一样的普通人！
三个夜晚，长篇通讯《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完成了。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心灵洗礼之后的辽远与宁静。
短短几日，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的事迹便传遍了城市乡村，感动和震撼了无数颗心灵。6月2日、3日，新华社连续播发的《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被全国120多家报纸刊用，新华网、央视国际网、人民网等各大网站相继转载。它以真挚的情感和对人物原生态的观察视角，受到了广大读者发自内心的喜爱。
晚上，我打开电脑，在新华网上读到成千上万读者留下的感言：
——这才是民族的脊梁，这才是个汉子！！！！你潮湿了我的双眼！！！！！
——真的感动啊！向中国人民的好儿女致敬！
——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咱中国的脊梁！！！这才是英雄！
——无语！感谢记者！记者、王顺友、王顺友的马都是感人的！
……
一位读者还给我打来电话，他说：“谢谢你，你把王顺友一颗金子般的心，通过你的心，感动了无数读者的心！”
另一位读者，发来短信：“我一次次看你的文章，一次次地流泪，谢谢你，我能体会出你那颗充满同情和尊敬的爱心！”
几天后，王顺友事迹报告团来到北京，我又见到了这位矮小苍老的乡邮员。那天饭桌上，许多人与他举杯喝酒，我也走到他的面前。不想，他竟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张记者，我们喝一杯交杯酒吧。”我愣了一下。望着他那真诚质朴的目光，我举起杯子，挽过手臂，与他喝下了交杯酒。他的眼里开始有泪，突然，又蹦出一句话：“你写的，我看了。你最明白我心头。”那一刻，我佯装心不在意，眼睛使劲地望着天花板上的吊灯，不让泪水流下来。
作为一个记者，我已经享受了太多与一个人、一颗心、一个灵魂的相互碰撞、相互交流，最终留给我长久的感动与滋养的幸福。采访王顺友和他的马班邮路，让我再一次体味到这种幸福。从这位大山里乡邮员的身上所传达出的关于生命的价值、人生的幸福等种种意味，都将不断地启示着我：怎样做一个记者？怎样做一个人？同时，这次采访本身，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生活永远是记者心灵的源泉，真实的才是具有震撼力的。
作为一名记者，我非常感恩这次机会，感恩王顺友，感恩这条路。我想，当时如果我犹豫一下，没有走这条路，我也会写篇稿子，但是绝对不是这篇稿子，绝对不是能感动读者的稿子，连我自己也感动不了。
理想之火：爱因信仰而璀璨
下面再谈谈张云泉的报道。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大家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物，但也是你经常会遇到的人物。怎么样采写这样一个人物呢？张云泉是泰州市信访局的局长，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当官的”。在我采访的体会和经验中，我也老老实实讲，我不太喜欢采访“当官的”。因为，他们身上会自觉不自觉地“有一层很厚的壳”，如果问他对一件事的看法，他会给你讲得头头是道，但如果采访他本人，这个壳就会很厚，你根本走不进去。所以，当时听说让我去采访张云泉，我真的很发怵。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物该怎么办，我的体会就是要想办法打破这个壳。
当时我们有很多的媒体记者，一块儿坐着，一起采访他。大家七嘴八舌，问这问那，他都应付自如。后来，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必须把他的壳给打破。我先介绍一下信访局这个地方，我特别到信访局体验了一天，从早到晚，哭的、闹的、骂的、躺在地上不起的、坐在地上静坐的，什么都有，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张云泉干了18年。所以，我就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位置上，这样一个非常头疼、非常糟糕的环境下，待了18年，对你有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那么有什么样的影响？”当时我就想用这个问题逼他说真话。他愣了一下，说没想到会问这个，但这人很坦诚，他说在这个岗位上负面影响太大了，他每天从早忙到晚，回到家以后，和他的媳妇、儿子一句话都不愿意说，如果家人有什么事情要和他商量的话，他就会大发雷霆，而且会拍桌子。我相信，他讲的都是真话。你想，如果在这样一个岗位上，每天回到家心情快乐、心情舒畅，那才是鬼话呢。被缠了一天的局长，所有的矛盾的焦点都是冲着他来的，他不可能轻松。但他又说了一句话，他之所以能在这个岗位上干下来，而且干了将近20年，就是因为他看到很多老百姓因为自己的问题解决之后，衷心感谢他，感谢政府。他说，他觉得我们因为工作失误造成一些老百姓的痛苦，由于他的工作又让他们减轻痛苦，甚至让他们重新获得幸福生活，他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他说，设信访局这么一个部门，说明共产党最终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就是这种信念支撑他干了18年。他讲得实在，我很感动。我就想：这是一个内心很有力量的人，我就想进一步了解他。
所以，后来我就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场合了解他，包括和他本人约谈了好几次。和他聊，不要聊一般概念性的东西，就聊他自己，你要通过很多问题让他展现他是什么样的人。比如，他流过泪吗，他从小是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大的？再如，他最痛苦的是什么？他最高兴的是什么？就聊这样一些非常人性的东西。聊了很多以后，他终于向我说，这些话他从来没向别的记者谈过。他告诉我，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小单位的洗澡堂收澡票，后来还干过食堂管理员、炊事员。他收澡票收得非常漂亮，当食堂管理员也干得非常漂亮。他干任何一个很小的、任何一个我们觉得非常低级的工作都非常认真。那么是什么支撑他呢？还是一种内心的力量。由此我才懂得，为什么他在信访局局长的岗位一干就是18年。这种信仰的力量、内心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在他身上体现得太典型了。后来我的稿子题目就是《爱因信仰而璀璨》。稿子发出当天网上点击率就达到100万，将近上万的网民在上面留言，他们都说为共产党这个信访局长感到震撼。我也很感动，后来很多网民在网上留言说愿意和张云泉交朋友，很多人写了感人的话，我也觉得很出乎意料。可是回头想一想，这样一个人物为什么写出来有这样一个效果，无非是从采访到写作，我没有按照一般的框子去写，特别是写当官的，很容易走进一个框子，我完全没有按照这个框子走，而是从最真实的一个人的角度去写他。
记得这篇稿的开篇，就是“这个人的心一半是水，一半是钢”。这个水就是他对老百姓柔情似水，可以为老百姓的事付出自己的一切；这个钢就是对于损害老百姓的事情，他会拍案而起怒发冲冠，置生死于不顾。他还讲了很多，这些话都不是我坐在屋子里能够编出来的。这些话是我采访之后，坐在电脑前一直往外冒的东西。没有办法，就是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如果没有这样的采访，没有这样的感受，这些话是你坐在屋子里怎么编都编不出来的。我写过很多人物，特别是一些活着的人物，他们看完稿子以后，都感觉我把他们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了，为什么？我觉得没什么窍门，就是采访。就是采访，让我对他们及其内心有所了解。
很多人，包括我们社里的一些年轻记者问我，采写典型人物有没有什么窍门？坦白地讲，我没有任何窍门。我就是一个笨工夫，一个采访的笨工夫，还有一个写作的笨工夫。比如，采访一天、半天、一个早晨，我就只为了一句话，甚至一句话都没有。也许有的人会说：“唉，这不是白费工夫嘛？”有的记者就是这样，他们说，我采访了一天，连一件事都没有捞着，这不是白费工夫吗？其实一点都不白费。因为，通过这半天、一天的接触，你可能更了解采访对象了。我们假设，让你写你的父母，写你的好朋友，写你非常熟识的人，我想你能写得活灵活现。为什么？你太了解了。你拿起笔来不用多想什么。但如果让你来写我，或者让你写一个陌生人，我告诉你很多关于我的事情，他也告诉你很多关于他的事情，你还是不见得能把这个人写得像他。为什么？你不了解他。为什么有的记者的稿子，包括我自己以前的稿子，下工夫也不小，事情也写得很多，但是读者看了以后不感动呢？因为不了解。所以我觉得没什么窍门。如果硬说窍门的话，唯一的窍门就是下笨工夫，去采访他、去感受他、去了解他。
当然最后写作的时候也要下笨工夫。有时我写得顺的时候，一晚上能哗哗写很多字；而写得不顺的时候，坦白讲一个晚上、两个晚上，都可能一段话甚至一句话憋在那儿。有时，我会痛苦地想，当记者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这种痛苦真是一种煎熬。所以我说，当读者看到这篇稿子的时候，背后是有很多笨工夫的。我觉得这个笨工夫还是值得的。比如，我刚到新华社的时候，都是从小稿子、小新闻、小通讯、小消息一点点写起来的。我觉得，无论如何，永远都不要期望走什么捷径。在现在这种信息时代，走捷径是很容易的，电脑上一堆现成的资料。我们也有那种记者，他们就在电脑上攒稿子，稿子也攒出来了。但是，你们千万不要走这样的捷径。因为最后，你把自己耽误了。有些笨工夫你不要害怕，这次稿子失败了没关系，失败给你的东西往往比成功时的收获还要大。人物通讯我已经写了很多，包括杨业功、陆幼青、华益慰等。这些人物报道并不是每一篇都精彩，有的也很一般。有的是因为采访不够；有的是因为我下的工夫不够，无论怎样，采访工作都是最重要的。
总之，我们做记者的，对采访是一定不能走捷径的，是绝对不能绕过去的，采访太重要了。对人物的采访，不但要下工夫，而且还要下到点子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他的生活。我还要顺便说一句，一般说采访一个人，有关方面会提供给你很多资料。对于这些资料，我一般都不看，至少我自己采访之前不看。因为它已经形成一个思路，按照这个思路形成一种模式。如果你先看了，就会给你一种暗示，在你完全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暗示已经在你脑子里了，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跟着这种暗示走。我觉得应该保持一种最原始的、像一张白纸的状态进入一个人物，正如刚才说的，我们不要给典型人物任何一个概念，要带着自己最鲜活的感受走进他。这样，你感受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直接、最生动的。《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是按照这样的感受，这样的体会去采访，去写作的。
军魂之火：一二一，出发
作为一名记者，我一直深感欣慰，这份工作给予我莫大的财富，就是让我比一般人享受更多的幸福，让我有机会认识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一个又一个优秀的、高尚的人，让我有机会一次又一次走进这些人的心灵世界，让我追寻着他们的信仰和理想，感知他们的欢乐与痛苦。二炮某导弹基地司令员杨业功将军，让我再一次享受如此壮美的幸福！在采访杨业功将军之前，我对部队的了解很少，对军人的认识也不深，特别是对和平年代的军人，他们的精神内核究竟是什么，我几乎是一片茫然。
带着这样的茫然，我走进了杨业功曾经战斗、生活过的部队，见到了将军的战友，结识了将军手下的将领，看到了将军带出来的士兵，我久久感动！杨业功将军在阵地上付出他的一生，所以我要求去阵地看看。阵地四面环山，我坐在地上一动不动，汗就像水一样一直往下淌。而战士们就在导弹车旁，演习装导弹，然后发射。他们身上穿着军装，没有一点干净的地方，全部被汗水泡透了。开始我以为今天是为我专门准备的，后来听说一年365天，他们天天都是这样训练。他们的口号就是：“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只要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他们的导弹就可以马上打到任何地点，我听了这些很受触动。以前，我觉得和平对我没有什么感觉，就像空气，就像阳光，就像水一样，我可以随意享受，轻飘飘的，好像天生就是属于自己的。这时，我才第一次懂得和平其实是有分量的，和平是这么多军人用不和平的生活换来的。于是，我对杨业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当时基地的参谋长叫做高津，他也曾到过清华作报告，他是杨业功一手带出来的，很多人都说他是杨业功的一个影子。我发现，他对杨业功的理解非常独特，并有一种很深的默契，而他本人所具有的典型的军人性格和气质，让我似乎看到了一个活着的杨业功，他几乎成为我通向杨业功内心世界的路标。还有许许多多的军人，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双眼睛，每一句话都让我为之惊讶，为之思考，为之感奋，最终所有这一切在我的心底酿成一种强烈的冲击波——将军为何而生？
记得那天早晨，我在将军生前创建的中国导弹第一旅的基地，仰望着战士们在蔚蓝的天空下升起的国旗，听着战士们迈着刚健的步伐高唱着将军创作的军歌，看着战士们在赤日炎炎的阵地上挥汗如雨地操作……我落泪了。
将军为何而生？每一个享受着和平的人们都应该静静地想一想。黎明，当许许多多的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刻，将军已经进入了阵地，一箱方便面，一个军用水壶，一件军大衣，他常常要在阵地上跑十几天，几十天，每天要跑几百、上千公里。节假日里，当无数的人们涌向商店、公园、风景胜地，无数的家庭团聚欢乐的时刻，将军总是与他的家人天各一方，这样的时刻，他必定与战士们在一起，与阵地在一起。多少个隆冬的夜晚，将军带着部队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全装拉练；多少个酷暑的季节，将军为勘察阵地跋涉在一座又一座崇山峻岭之间。和平是多么美好，但是将军却永远都是在过着一种充满硝烟味道的生活，乃至他走路如风，吃饭不超过20分钟，以及对任何事情都愿用一句口头语：“操作！”他还有一句响彻部队的名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忧。军人不思打仗就是失职！”打仗，打仗，将军的脑子里天天都在想着打仗，将军的生命时时刻刻都在为打仗而燃烧。
如果有人疑问：难道将军不愿意享受和平吗？那便错了。将军何尝不想尽情地享受和平。和每一个人一样，将军也有自己温暖的家，家中有他敬重如山的父母，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有他疼爱不尽的儿子。他让妻子每年至少回一趟他们共同的老家，为双方的老人尽忠尽孝；他在妻子重病住院的时刻，许下他最终也没能实现的心愿：等妻子病好，一定带她去外地做一次旅游；他在儿子结婚那天，亲手为一对新人选下两棵桂花树，祝福他们的幸福生活像桂花一样芬芳。
和平的日子是多么的宁静与美好，然而，将军的心注定不可能停泊在这片宁静美好的日子里。军人自有军人的责任，将军自有将军的使命。对国家安危的深重忧患，对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深刻理解，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肩头的责任。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战争只有一种结果，不可能再来一次，打不赢就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我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于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安全，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将军舍弃了和平的生活，义无返顾地选择了阵地，选择了战位，选择了风餐露宿、漂泊不定、艰辛与危险。将军为何而生？看一看天安门前那一面高高飘扬的国旗吧；看一看国旗上那片神圣的天空；看一看学校里的孩子，听一听孩子们幸福烂漫的欢笑；还有那遍布乡村城市大街小巷的无数享受着和平生活的人们……将军就是为这一切而生！
杨业功将军让我明白了：军人没有和平，军人只有战位！杨业功将军让我理解了：和平便意味着军人的奉献，在人民共和国和平的大厦下，挺立着千千万万如杨业功一样的中国军人的钢铁脊梁！杨业功将军让我懂得了：和平是对军人的最高奖赏！将军为何而生？我被内心强大的冲击波推动着，继续寻找着我要寻找的答案。一个细雨濛濛的上午，我走进了杨业功的家。当这个能毫无遮掩的透视出一个人生命信息的私人世界呈现在面前时，我久久无语。
一抹的大白灰墙壁，简陋破旧的桌椅板凳，每一个房间的天花板上都吊着那种最老式的像棍子似的日光灯，书桌上的电源插座竟是用一个旧乒乓球拍子制成。这就是将军的家吗？作为记者，我去过很多人的家，豪华的不少，穷家也自然有，但是大多数人的家与眼前这位将军的家相比，都不知要先进多少倍。环顾时下，当追求时尚与体面的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当电视、杂志里到处都挤满了教你如何打造精美居家、享受极致人生的指南，当越来越多的家庭变得五彩斑斓……杨业功的家就像是一张过了时的黑白老照片。我慢慢地徘徊在这个家里，细细地品味着这张老照片中深含不显的内蕴。有一瞬间，脑子里也曾经闪过：难道将军是一个古板而没有生活情趣的人？不，不会的，一进部队我就听说了，将军不仅懂军事，善谋略，还能写诗，善书法，填词作歌，文韬武略。我曾经读过将军的一首《满江红·和岳飞词》，“何日请缨提锐旅，决战决胜伏强魔”，将军的诗情、豪情、英雄气概让我深深地震撼。眼前，在将军的家，我能找到他内心的轨迹吗？终于，我在一件最耀眼的家具前停住了，四个大大的书柜装着满满的书，军事、历史、天文、地理、生物、信息、政治、文学……琳琅满目，我随手取出一本《我军若干著名战役指挥实践与经验》，翻了翻，看到字里行间有钢笔画下的长长短短的道道。在另一个房间，我又一次停住了，将军的书法挂了整整的一面墙，那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将军的生命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景观。他对部队的工作有着最为严格的、最高标准的要求，而对自己的生活却完全是粗放式的得过且过；他在精神和道德情操上有着极高的追求，而在物质的欲望上却极为淡泊；他对世界的局势、国家的安危及军事斗争准备工作的思考都处于时代的前沿乃至是超前的行列，而待人处世却一直保持了真诚质朴的传统本色。这些看似不合的两极，却正是杨业功将军独具的风范与魅力。在将军的人生哲学中，从不以追求物质的享受为幸福，简朴对于他是一种轻松和自由。他曾经说过：“君子用钱，不为钱所用。”作为一个将军，一个随时准备打仗的将军，他把自己生命的全部精力和全部热忱都投入到了他挚爱的部队，投入到了他所肩负的军事斗争准备工作的第一线。只有在这里，将军才能感受到人生的最大幸福！他这样说过：“一个人如果只追求金钱，他便永远得不到满足，而不满足便不会快乐。我没有很多钱，但有很多钱买不到的东西，我是一个清贫的富翁。”
我终于懂得了。懂得了这一点，我也就懂得了，为什么将军家的门楣上常年高挂着“携礼莫入”四个字，一辈子没受过他人的一钱一物。懂得了，为什么将军穿着破旧的衬衣不肯换新，却一次又一次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几百成千甚至上万元的钱资助了农村贫困的孩子和学校。懂得了，为什么将军从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在延绵数万公里一千多个阵地上，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即使疲劳和病痛到难以支撑，也只是在阵地的帐篷里边研究工作边挂一瓶吊针。懂得了，为什么将军在生命垂危的时刻，没有一句对家人家事要交代的话，他全部的牵挂和向往始终都是阵地和部队。他是听着将领俯在他的耳边报告部队已经完成了他交代的任务后，绽放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微笑；他是在昏迷中喊着“一二一，出发……”的口令声中，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的定格。杨业功将军让我理解了：为什么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杨业功将军让我看到了：最壮美的生命是在和平的事业中永恒！杨业功将军让我更深地理解了那句传诵久远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依然活着。
这一感触便成为杨业功这篇稿子的灵魂。稿子的题目叫做《将军已经出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非常感动于一个细节，杨业功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一二一，出发！”他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他一辈子带兵，一辈子准备打仗，临终前想的仍是他的部队。我稿子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来晚了，将军已经出发。”
我翻开了从网上、电话、信件、手机短信等各种渠道收到的来自天南地北的留言：
中国有这样的将军，人民感到欣慰！
杨业功：国家的栋梁，军人的骄傲，人民的期盼！
军魂、国魂、党魂！向杨司令致敬！
将军的事迹感人至深，有这样的共和国军人，老百姓可以安心！在将军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看到了共和国生生不息的真正原因。希望军队能有更多的杨将军，好让我们挺胸昂首做中国人！
……
我不知道自己读了多久，我为这如潮如海般的感言而热血沸腾。我从中读出了什么？我读出了一颗民族的心，读出了一个民族的灵魂，读出了一种民族的精神！
我一直对自己说：采访将军是对你记者生涯的一次奖赏。是的，杨业功将军给了我太多太多。记得离开部队的那天晚上，夜色格外的晴朗，群山在青色的天际间连绵起伏，像不息的海浪。我知道，在那海浪之间，便是将军的阵地。那一刻，我多么想投入海浪之中，我多么想站在将军的面前，向他报告：我渴望加入他的部队，尽管这种渴望是那样的可笑而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但是我依然固执地渴望……我要向将军报告：是您让我真正懂得了和平；是您让我真正认识了和平年代的中国军人；还是您，让我再次坚信理想的崇高，人生的高尚！我接到许多读者特别是部队官兵打来的电话和写来的信，他们认为新华社这篇稿子真正反映了军人内心深处最本质的东西，把军人的精神世界展现出来了。他们向我表达了对军人理解的感谢。我想，我应该感谢他们，是他们让我真正理解了军人。
总之，无论去世还是在世，无论善谈还是木讷，最终你要达到的就是走进他的生活，走进他的世界，走进他的内心。如果走进他了，你就能感动，而这样的稿子、这样的人物也一定能感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