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导向　把握基调

具体地说，经过我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我们作为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需要考虑五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个方面，坚持导向，把握基调。导向这个词可能离你们还比较远，但是一旦走上了新闻岗位，你就会经常地、不可回避地碰到这个问题，解决导向的问题是我们从事党和人民新闻工作的一个首要问题。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江泽民同志曾经有过一个很经典的论述，就是“导向祸福论”的论述。既然导向问题和我们的党和人民、和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么息息相关，我们怎能不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么，怎样做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握基调呢？这方面，无论是新华社、《人民日报》还是其他主流媒体的发展历程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就新华社来讲，今年非常巧是我们建社75周年。1931年的11月7号，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时在江西瑞金诞生，就在一间普通的民居里。新华社从诞生那天起，就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我们党很多重要的领导人都曾担任过新华社的领导职务。新华社还有一些虽然没有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但在新闻界或思想理论界有影响的杰出人员。我们知道中国新闻最高奖范长江奖，而范长江就是我们党直接培养出来的领导干部，他就担任过新华社的副社长、副总编辑。他原来是在《大公报》工作，出名也是在《大公报》期间。他走上无产阶级的领导岗位还是在参加革命之后，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面对几十万大军包围、搜索，毛主席的政策就是中央不离开陕北，利用陕北特殊的高原地形和敌人兜圈子。那个时候新华社分成两支队伍，一支由范长江带队，叫四大队，另一支由廖承志同志带队，到山西、河北。范长江及其四大队当时也就是十来个人，跟在毛主席、党中央身边，一方面通过搜集国民党的新闻报道和外电报道为党中央提供信息；另一方面也把党中央的声音向全国发布。后来，毛主席说指挥三大战役靠的是两条线，一条是军委总参，另一条就是新华社，文武两条线。党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舆论工具对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性。毛主席把它比喻为枪杆子与笔杆子，两杆子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自从到了新华社以后，始终觉得新华社这段光荣的历史使我受到非常深刻的教育和熏陶，我为自己能够从事这样的工作而骄傲。我们党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看到了舆论导向的重要性。傅作义准备偷袭西柏坡时，毛主席通过新闻唱了一出空城计，这就是舆论的特殊作用。我到新华社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国家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刚刚开始。也就是说，经历了十年浩劫，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对我们曾经走过的弯路进行反思。思考的问题是小平同志概括的，一个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一个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十年浩劫使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而过去我们把计划经济、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有一段徘徊期，这段时间，中国在酝酿着一场变革，小平讲这也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从农村发端的，我想这段历史在座的老师比较熟悉，非常值得我们纪念。因为在历史转折的过程当中，作为党和人民的主流媒体，发挥了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人民公社这种超越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为例，它已经严重地制约和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最严峻的现实是，当时8亿人吃不饱肚子，包括城里人在内，每个月都是有定量的，经常要去排队抢购，全国有2.5亿人生活在贫困状态。我是1976年到农村插队，1978年上北京大学。我在北京郊区的农村插队，当地一个壮劳力一天的收入也就是几毛钱，一年就是两三百块钱。如果刨去口粮和其他的，可能还要倒扣。我插队的那个地方现在是非常好的住宅小区了，教委给老师盖的房子就在回龙观小区，那就是我当时插队的农村。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1978年，安徽发生大旱，芜湖水位急剧下降，大批农民外出要饭。当地干部千方百计要把他们劝阻回来，觉得有损社会主义形象。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逃荒要饭呢？但是农民已经活不下去了，说：“如果还按照那种办法，我们坚决不回去。”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最后秘密签订了一个分田到户的协议，首先在小岗村搞起了大包干。这就是当时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端，也是整个改革的序幕。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从上层到基层的干部、群众当中可以说争论得非常激烈。反映到媒体上也是一样，你到底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我到新华社以后，就了解到我们新华社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坚定地站在人民和改革这一边的。当时我们新华社在这期间召开了一次会议，就是全国农村记者会。副社长穆青同志，在会上讲了一段现在听来一般，当时却振聋发聩的话：如果到了现在这种状态（因为来自各地的农村记者把现在农村这种问题都反映上来），那一定要来一场革命，因为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大意是这样。当时情况下，他说这种话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所以，新华社在那一时期播发了大量旗帜鲜明地支持安徽及全国大包干改革的宣传报道，像《火山在芜湖爆发》、《故乡人民的笑声》等。农民讲的话最有说服力，“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就是好”，编了很多这种民谣和顺口溜。

但是，我们的稿子播发以后，阻力非常大，当地的领导说你们新华社记者好糊涂。当时万里同志在安徽主政，他是旗帜鲜明支持的，当时说“要吃米，找万里”，后来因农村改革有功被调到中央。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高度一致，播发了大量支持农村大包干改革的报道。但因为有一段反复，《人民日报》也顶不住压力，登了一篇读者来信，坚持“队为基础不动摇”，结果下面以为风要变了。最近我看了《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同志的回忆录《风雨四十年》。当时他是值班负责的，他对这一段懊悔不已。他说：这篇稿子没顶住，即使没顶住，如果版面处理不那么突出，也觉得还能过得去；但又处理得比较突出，还是在报眼，在一版头条。这就叫导向啊。如果放在第四、第五版或不起眼的地方，当然也是一种导向啊，反正我顶不住压力登了，但是我不赞成的，可是又这么突出地处理。其实当时李庄同志，包括当时《人民日报》编委会也是坚决支持。当时我们老范有篇很有名的报道《莫把开头当过头》。改革已经开始，又说什么“要搞资本主义”，“否定毛主席、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等。这种思潮压力很大，既有行政干预的压力，又有思想观念的阻力。其实现在看来都是很可笑、很简单的事情，也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人要吃饭”嘛！但当时对这个问题就掰不过来。我记得当时老范是在《辽宁日报》发表这篇报道，被《人民日报》转发，一下子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虽不能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有些夸大其辞，但“祸福论”的说法我觉得还是符合实际的。如果我们的舆论导向不能体现党和人民的意志，体现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潮流，恐怕就比较危险了。这段历史发生于20多年前，实际上这之后我们整个改革开放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农村开始，然后向城市延伸，从内地到沿海，在办特区的问题上，国企改革的问题上，都有很多这样的争论。所以小平同志有一条特别高明，就是不争论，即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强大。只要有这三个有利于就去做，不去争论。所以，才有中国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能赶上这一时期，是非常幸运的，我们亲历了、目睹了、见证了这样一段历史。这当然是整个国家的变化，但新闻工作者在其中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舆论推动、舆论支持，这些变革也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由于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到了深水区，特别是各种利益的重新调整，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暴露出一些矛盾，所以各方面对改革的认识和议论也相对多起来了，和改革开放初期广大人民像被压抑的火山爆发出的那种情况有不大一样的变化。那时候人民普遍受益，国家发展日新月异。现在由于到了这种攻坚阶段，矛盾出现胶着状态，开始有了对改革的反思，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历史大背景下，以及中国在世界历史方位上看的话，我们就应保持坚定的立场和清醒的头脑，就应该看到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邓小平说：尽管现在问题不少，困难很多，挑战严峻，但以前温饱问题无法解决，现在粮食相对过剩。从以前物质短缺的时代到现在物质相对丰富的时代，当时贫困人口2.5亿，现在只有2000多万，我们国家发展速度始终接近两位数，现在经济总量世界第四，这一切都和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分不开。所以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专门有段讲话：“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表明了中央的态度。6月5号的《人民日报》有篇总理写的理论文章，也是集中阐述这个问题：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不能动摇。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把握报道基调，对现在的新闻工作者来讲，核心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个基本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含糊的。20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也在证明，将来还将证明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导向问题是我们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不能胜任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体会。 JgD3Jm4Z5bwcOPHNK77guDbK/VSjpUkmiwUbehQS0VA9APovZnIwaM3QezHDwoe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