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习以为常的麻木是诗人最擅长的事情，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但是，太多的诗人，在太长的时间里，忽略了 科学能给灵感提供的一座巨大金矿 。只有一代诗坛领袖奥登（W.H.Auden）才对科学家抱有一些好感。但是，即使是奥登，也只看到了科学家们经世济用的一面，只是在同政治家进行对比的时候，才看到了科学家的优点，他仍然错失了科学本身的诗性潜力：

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行动家——改变世界的人，并不是政治家或行政官僚，而是科学家。不幸的是，不能为歌颂他们而写下诗篇，因为他们的行为乃是关于物，而不是关于人，所以是不会说话的。当我置身于科学家们中间，我感到像一名卑微的助理牧师偶然误入了一间坐满伯爵的大客厅。

——《染工之手》，载于《诗歌与城市》，1965年

讽刺的是：当我和许多科学家同诗人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也是这种感觉！这事我以后还会重提，不过我们的文化对于科学家和诗人的地位的通常评价大概正是这样。这也可能就是奥登处心积虑地“反其道而言之”的原因。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肯定地说，诗歌不能颂扬科学家及其行为呢？科学家，能够比高官政要更有效地改变这个世界，但这并不是他们所做的一切，当然也不是他们能做的一切。科学家改变的是我们认识大宇宙的方式，他们帮助我们想象时间诞生于炽热，并终结于永恒的冷寂。或者用济慈的话来说，科学家让我们“直接跃向银河”。静默无言的宇宙，难道不值得诗兴大发？为什么诗人只颂扬人，而不颂扬缓慢运转、育化为人的自然力量？达尔文曾进行伟大的尝试，虽然他的才华主要不在诗歌，而在其他方面：

凝视一个杂草丛生的河岸，各类植物覆盖其上，鸟鸣于林间，昆虫各处飞舞，蚯蚓爬过湿润的泥土——细想，这些构造精巧的生命形态，彼此间迥然不同，但却以复杂的方式互相依靠，它们都是由在我们周遭发挥作用的定律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么有趣！……于是，从自然界的战争中，从饥馑与死亡之中，我们所能设想的最高贵的事物（即高等动物的产生）直接随之而来。生命以此观之，何其壮哉——太初有几丝元力被吹入了几种（或一种）生命形态之中；随着这颗行星依照引力定律运转不停，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开端，发展出最美丽和最奇妙的无数生命形态，方兴未艾，演化而来。

——《物种起源》，1859年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兴趣是宗教性的和神秘的。但是，我真真切切地希望，下面的他著名的四行诗是我写的，一个字都不要改！而如果真是我写的，那么我的启迪和意义将会大不一样。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无限掌中置，刹那成永恒。

——《天真的序言》，1803年，徐志摩译

这些诗行完全可以当作科学来读，完全可以视为站在移动的聚光灯下，视为驯化空间与时间，视为由极小的量子微粒构成的庞然大物，视为用一朵花微缩整个进化过程。这种惊叹、敬畏和好奇的冲动——既曾引导布莱克进入神秘主义（我们后面还要论及，这构成较轻度的超自然迷信）的冲动，也曾把另一些人引向了科学大道。我们的解读尽管不同，但令我们感到兴奋的东西却是一样。神秘主义者满足于享受奇妙，满足并沉湎于神秘，但并不打算去进行理解。科学家们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奇妙，但他们感到不踏实、不满足；认识到这种深刻的神秘之后，他们接着说“但是我们正在研究它”。

布莱克不喜欢科学，甚至害怕和鄙视科学，他写道：

培根与牛顿，埋身于阴郁的钢铁，

他们高悬恐怖，

就像在用铁鞭抽打海神之子，

其推理就像巨大的毒蛇，缠绕着我的四肢……

——《培根、牛顿与洛克》，载于《耶路撒冷》，1804—1820

这真是浪费诗才。而即使我们相信时髦的评论家们所坚持的观点——其诗歌之下有一种政治动机，那仍然是对才华的一种浪费。因为相比之下，政治和它的各种当务之急是如此短暂、微不足道。我的主张是：诗人应该更好地利用科学提供的灵感，但与此同时，为了拥有更精美的语言，科学家也必须向我所认同的支持者——诗人们，伸出手。

当然，这并不是说科学应该表现为 宏文雄辩 。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创作的押韵的两行诗，在他的时代虽然令人惊讶地很受好评，却没有对当时的科学有所促进。除非科学家凑巧具有卡尔·萨根、彼得·阿特金斯或洛伦·艾斯利（Loren Eiseley）那样的才华，才有可能在表达科学的时候，使用一种从容不迫的诗性风格。事实上，简单、清晰而明确的表达，就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就让事实和理念来为自己发言！科学之中，就有诗性。

诗人可以写得很晦涩，有时候他们这样做有正当的理由；而且他们严正声明：没有必要（或义务）去解释他们写的诗。“请告诉我，艾略特先生，一个人怎样才能正确地用咖啡勺来度量他的一生？”这样说话显然不会开启一场愉快的交谈。但科学家却与诗人不同，科学家们正当地盼望 能回答与此相当之类型 的问题：“基因在什么意义上是自私的？”“从伊甸园之河中，究竟流出了什么？”我还得应别人的要求回答“攀登不可能的高峰”是什么意思，以及人们如何缓慢、逐渐地爬上峰顶。所以，我们科学家的语言，必须努力发挥其启发与解释的作用，如果某种表达方式不能让别人理解我们的意思，我们就应该改弦更张、尝试让人更容易理解的其他方式，但是不能丧失（而且还要增加）语言的清晰度：为了真正的科学，我们需要重拾和再造令人敬畏的、感动神秘主义者布莱克的那种好奇心。可惜的是，真正的科学在目前较低水平上，只可以吸引如电影《星际迷航》（ Star Trek ）或《神秘博士》（ Doctor Who ）的影迷们；而在最低的水平上，科学更是被星相大师、天眼通和电视通灵人所劫持，成为他们赚钱的工具。面对这样的现实，真正的科学的确有理由感到痛心疾首。

伪科学的劫持，并不是对我们的好奇心的唯一威胁，另一种威胁是民粹主义者提倡的“媚俗科学”——我后面再谈这个问题。第三种威胁，来自时髦学科中唬人的学院派。在他们当中，流行的风尚就是视科学为“许多文化神话当中的一个”，而且其真实性和正当性，并不高于其他文化神话。美国社会对历史上虐杀原住民的负罪感（这是合理的），养育了这种思潮，结果导致了一些可笑的后果。比如肯纳威克人（Kennewick Man）的案例。

1996年华盛顿州发现的一具人类骨骸被称为“肯纳威克人”，碳同位素定年表明，他生活在九千多年以前。人类学家对他极感兴趣，因为解剖学线索表明，他可能与典型的美国原住民没有关系，而更可能代表了另外一支早期移民，他们甚至可能来自冰岛，越过了今天被称为白令海峡的地方，来到美洲。但正当人类学家打算去做一项十分重要的DNA检测时，司法当局却接管了骨骸，并且准备把它移交给当地的印第安人部落。这个部落的代表提出，要安葬骨骸，禁止任何进一步研究。这当然遭到了考古界和科学界的广泛反对，因为即使肯纳威克人属于某一种美洲印第安人，在九千年前偶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他和现在的印第安人部落也 不大可能 具有亲缘关系。

美国原住民的法律能量令人难忘，若不是一次神奇的节外生枝，那位“古人”可能已经被移交给了这个部落。节外生枝的是：崇拜挪威古代神灵托尔（Thor）和奥丁（Odin）的阿萨特鲁部落的议事会（Asatru Folk Assembly）独自提出了一项司法求索，说肯纳威克人实际上是一位维京人（“北欧海盗”）。关于这个北欧教派的观点，你可以参考1997年夏季号的《神秘石头》（ The Runestone ）杂志。这个北欧教派甚至获准为这些骨头举行宗教仪式。于是就惹恼了雅卡玛（Yakama）印第安人群落，他们的发言人害怕举行维京人仪式会“使肯纳威克人的灵魂找不到他的身体”。实际上，用DNA对比法可以妥善解决印第安人与北欧人的争论。北欧人非常乐意进行这项试验，对遗骸进行科学研究，无疑会使人类何时到达美洲这个问题大白于天下，但印第安人领袖憎恨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相信自创世以来，自己就一直生存在这块土地上。正如尤马蒂拉（Umatilla）部落之宗教领袖阿曼德·明托恩（Armand Minthom）所说：“从口口相传的历史中，我们知道，自从有时间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祖先就是这块土地的一部分。我们不相信科学家认为的我们是来自其他大陆的移民。”

我有一条妙计，也许可以帮助考古学家们——你们干脆宣称自己是一种宗教，DNA指纹是你们的神圣图腾！——非常滑稽，不过20世纪末，美国的气氛就是如此，这可能是唯一一个行得通的方法。如果你说“看哪，这么多数据，来自碳同位素定年、线粒体DNA分析以及对陶器的考古学分析等等，都雄辩地表明，X就是事实”，那么谁也不会理你；可是如果你说“这是我们的文化中最基本的、毫无问题的信仰，X就是事实”，那么你就会立即受到法官的注意。

这样做，也同样会吸引许多学院派人士的注意。20世纪末，他们发现了一种反科学的新式“博学宏词”，有时也被称为对科学的“后现代批评”。对此进行最彻底揭露的，是保罗·格罗斯（Paul Gross）与诺曼·莱维特（Norman Levitt）的杰作《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同科学的争吵》（ Higher Superstition：The Academic Left and its Quarrels with Science ，1994年）。美国人类学家马特·卡特米尔（Matt Cartmill）总结了其基本信条：

任何一位宣称（对任何事物）具有客观知识的人士，都是在尝试控制与统治我们……并不存在客观事实，理论已玷污了所有料想的“事实”，而所有理论都布满了伦理与政治教条……所以，当一个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家伙告诉你，这个或那个是客观事实……那么在他那浆好的白大褂袖子里，一定揣着一张政治日程表。

——《被进化所压迫》，《发现》杂志，1998年

在科学圈里，甚至也有一些聒噪的“第五纵队人士”持有这些观点，并用这些来浪费我们这些其他人的时间。

卡特米尔在其论文中指出：愚昧无知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右派和精致的学院左派之间，结成了一个 意外的“险恶同盟” 。这一同盟的奇怪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共同反对进化论。原教旨主义者反对进化论，是他们的分内之事。而学院左派则表现为一贯仇视科学、“尊重”（我们时代的狡猾用词）部落创世神话，以及各种政治议程。这一对古怪的伙伴都表示关心“人类的尊严”、反对把人当作“动物”来对待。1997年，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与珍妮特·麦金托什（Janet McIntosh）在《国家杂志》（ The Nation ）上发表论文《新创世主义》，对“世俗的创世论者”做出了相似的论述。

文化相对主义和“高级迷信”的提倡者，总是在谴责真相（真理）的追求者——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深信“真相（真理）在不同的文化中并不相同”（这正是肯纳威克人的故事所表明的要点），另一部分原因是——科学哲学家们，无法就 什么是真相（真理） 达成一致意见。当然，确实存在一些“真正的哲学困难”。真理只是一个尚未被证伪的假说吗？在奇怪的不确定的量子理论世界，真相（真理）究竟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有某一种终极真相（真理）存在吗？但从另一方面看，当一位哲学家被错误地指控犯了罪，或者怀疑他的妻子与人通奸，他都会毫无困难地使用“真相”这个词。“这是真的吗？”听起来是很公平的问题，而个人私生活中问这个问题的人，很少能满足于不合逻辑的诡辩性回答。具有量子思想的实验者不会知道 薛定谔的猫死了 在何种意义上说是“真的”，但如果我说我小时候养的小猫珍妮死了，每个人都知道这一声明是真的。还有许多我们坚称的 科学真相（真理）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意义上是真的。如果我告诉你 我们人类和黑猩猩来自同一个祖先 ，你会怀疑我这句话的真实性，并竭力寻找证据来证明它的错误（尽管是徒劳的）。但我们都知道，如果事实真就是如此，将意味着什么；而不是真的，又意味着什么。这和下面的判断“案发那天晚上你真的不在牛津吗？”一样，而不是像“量子真的有位置吗？”这样一类的困难问题。是的，在真相（真理）问题上，存在哲学方面的困难，但我们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才会忧虑它们。过早地树立所谓的“哲学问题”，有时无异于为危害行为施放烟幕弹。

“媚俗”是对科学情感的另一种非常不同的威胁。当年苏联在太空竞赛中旗开得胜，刺激了美国兴起“大众理解科学”运动；而至少在今日的英国，驱动这一运动的是（大众）警惕大学中申请科学专业的人数发生减退，但这一运动却正在走向庸俗化。“科学周”与“科学双周”反映了科学家们“急于获得人们爱戴”的焦虑。小丑的帽子和嬉戏的声音，都令人们认为科学就是逗乐、逗乐、逗乐；让人们认为科学就是怪诞“人物”表演火爆的、骇人的伎俩。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媒体会，敦请科学家在大卖场举办活动，引诱顾客发生对科学的乐趣。发言人告诫我们，不要做任何会让观众视为“扫兴”的事——要设法使你的科学适合普通人的胃口，最好体现在改进厨房、卫浴设施方面。如果可能的话，准备一些实验材料，使观众在表演结束时能够亲口品尝。在最后一场由主持人亲自举办的活动中，真正引人关注的“科学现象”是一个高科技小便池——使用者离开后会自动冲水。有人告诉我们，“普通人”视“科学”为一种威胁，所以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科学”一词。

我并不怀疑，如果我们的目的就是“吸引尽可能多的市民”参加我们的“活动”，那么这样的“媚俗科学”将会成功。但当我抗议这并不是真正的科学时，人们便指责我怀有“精英主义”；并且说，无论用什么方法，必要的第一步，是先把人吸引过来。好吧，即使我们必须用“精英主义”这个词（我是挺不乐意的），这大概也并不是一件太可怕的事。开怀纳物、劝侑君子自强不息、见贤思齐的“精英主义”，迥异于孤傲排他、媚上欺下的势利眼。算计好的 “媚俗科学”的把戏 是最糟糕的：故作姿态、屈尊俯就、自命不凡。我最近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中发表这些观点时，一名提问的男子竟然用一种侮辱性的傲慢语气说，有必要用“媚俗科学”带领“少数族裔和妇女”走进科学（他心中无疑闪动着那种白人男性心底的政治上的妄自尊大）。

我担心的是：把科学说成逗乐的、玩闹的、肤浅的活动进行推销，会给未来留下越来越多的麻烦，因为真正的科学研究是很艰难的工作（好吧，用更加正面的词汇来说，是具有挑战性）。但是，正如学习古典文学或演奏小提琴一样，科学研究值得去拼、去搏。如果仅凭许诺“容易的逗乐”来吸引儿童热爱科学，或热爱任何其他有价值的工作——当他们最后必须面对现实的时候，会怎么做呢？正如征兵广告并不是许诺一顿野餐，而是选择那些跟得上队伍的青年。“逗乐”发出的是错误的信号，可能以让人误解的理由，把人们吸引到科学上来。

文化学术也面临着同样遭受破坏、斯文扫地的危险。空虚的学生们被引诱从事低劣的“文化研究”，指望花费时间，用于解析肥皂剧、封面女神和天线宝宝。科学，正像真正的文化学术研究一样，可以是艰难的、富有挑战性的，而科学也像真正的文化学术研究一样，是奇妙的。科学一路走来，可以是有回报的，但如同伟大的艺术一样，它并不是必须有回报不可。首先，我们不应该用怪诞人物和火爆逗乐来说服人们相信 一生致力于 探索“我们为什么有生命” 具有重大价值 。

我担心在这场进攻战中，我可能太具有反抗性了。但是，当钟摆荡到尽头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强劲的推力使其摆向另一方向，以拨乱反正，回复平衡。科学当然是有趣的，它是无聊的反义词。它能吸引一颗优秀的头脑，为之奋斗求索终生。当然，实践性演示，可以使理念生动有趣，刻入人的头脑。从迈克尔·法拉第在皇家学院的圣诞讲座，到理查德·格雷戈里（Richard Gregory）在布里斯托探索馆的实验，孩子们由于动手体验真正的科学而兴奋不已。我本人曾经有幸受邀，通过现代电视的形式，举办圣诞讲座；其间，我依靠了大量动手式演示。法拉第从不迎合粗浅。我所抨击的，只是那些民粹主义的、玷污科学之奇妙的胡搞瞎搞。

伦敦每年都要举办一场大型宴会，颁奖表彰当年的最佳科普图书。其中有一个奖项颁发给儿童科普图书，最近有一位描写昆虫和其他“可怕丑陋的臭虫”的作家获得奖励。他所使用的语言可能不是苦心孤诣的、能够引发诗意惊奇的语言。好吧，让我们不妨宽容一些，承认还有其他方法吸引孩子们的兴趣。但更不能原谅的是评审团主席的滑稽行为。她是一位著名的电视人物（最近卖身投靠了赚钱的“超自然”之流的电视节目）。她以玩游戏的轻浮音调鼓动大量观众（成人）加入她，在想到某些“可怕丑陋的臭虫”时，就和她一起扮演鬼脸怪相，怪叫连连。呃呜呜哇！吁咳！咿咿吁咳！呃呃呜呜啊哇！这种粗俗的逗乐，损害了科学的奇妙，更有甚者，还有取得适得其反之效果的危险，恰恰恶心到欣赏科学、启迪他人的观众——包括那些真正的诗人和真正的文学家。

当然，我所说的诗人，指的是各类艺术家。米开朗琪罗和巴赫，领受俸禄，以歌颂他们时代的神圣主题，其成果庄严雄伟，将永远叩问人们的感官。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如果这些天才受命选择了其他人生事业，将有怎样的成果。当米开朗琪罗的头脑转向幽静的空间“像一只长脚青蛉停驻在溪流上”，如果他知道这只长脚青蛉的一个神经细胞是如何构成的话，他将画出怎样的画作？想一想威尔第，如果他曾沉思六千五百万年前恐龙灭绝的命运，将创作怎样的一曲《愤怒之日》？——当时，一颗像小山一样大的陨石，以每小时1.6万千米的速度，呼啸着直冲向尤卡坦半岛，世界陷入一片黑暗。不妨再想一想贝多芬作出《进化交响曲》、海顿作出圣乐剧《宇宙膨胀》，或者弥尔顿的史诗《银河》，至于莎士比亚会作出……但我们的眼光先不要这么高。首先可以从一些小诗人开始。

我能想象，在某个原始沉默

而久远的想象世界，

在那只有喘息和嗡嗡嘈杂，极可怕的寂静中，

蜂鸟们沿着林间通道竞飞冲来。

在一切拥有灵魂之前，

当生命还是物质的喘动，似生非生，

这小东西就已在光辉中吱喳飞起

飕飕穿过缓慢、广阔、多汁的茎梗。

我相信那时还没有花，

在这世界，蜂鸟却闪现于万物之前。

我相信，它用长长的喙刺穿植物迟钝的叶脉。

它的个头也许不小，

像苔藓、小蜥蜴，据说都曾经很大，

也许它是一只带着尖刺的，可怕怪物。

如今我们倒过长长的时光望远镜看它，

这真是我们的幸运。

——《不押韵的诗》，1928年

劳伦斯关于蜂鸟的诗作，几乎完全不靠谱，所以是肤浅的、不科学的。尽管如此，这首诗差强人意地表明了诗人可能怎样从地质时代中得到灵感。劳伦斯只需要请辅导老师讲授几节课，学习一些进化和分类学知识，就可以把他的诗作带入准确的范畴，而且绝不会损失诗作的惊异感和思想的触发性。再经过一次辅导之后，矿工之子劳伦斯，也许会将崭新的目光投向炽热的炭火。它们那灼热的能量，上一次见到天日的时候，自己就是石炭纪的阳光，温暖了当时的蕨类植物，后来它们被掩埋到地球黑暗的地下室，封存了三万万年！给劳伦斯带来很大障碍的，可能是他敌视科学和科学家的态度——他误以为科学和科学家，都具有反对诗歌的精神。正如他抱怨的那样：

知识扼杀了太阳，使它成为一个有污点的气团……由推理和科学组成的世界……干燥而贫瘠，里面居住着抽象的头脑。

我几乎不愿意承认，我最钟爱的诗人是那位困惑的爱尔兰神秘主义者——威廉·巴特勒·叶芝。叶芝在晚年，徒劳地想寻找一个新的创作主题，但没有成功，最后他绝望地回到自己年轻时代的主题。这种放弃，是多么令人悲伤！就像在野蛮的梦魇中受到攻击，被放逐于年轻时代的理想国。其实，在叶芝年轻的时候，距其城堡一小时车程的地方，爱尔兰已经建造了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天文望远镜 。这架183厘米的反射望远镜，在叶芝诞生之前，由第三代罗瑟伯爵威廉·帕森斯（William Parsons）建造于比尔城堡（现已被第七代伯爵修复）。老来失意沮丧的叶芝，如果能通过这个被称为“帕森斯城的怪物”的望远镜的目镜，一窥银河的真面目，那对他将有多么大的触动！毕竟，叶芝青年时代，就已写出以下令人难忘的诗行：

安静一些，安静一些，颤动的心；

且记住古时的智慧：

让巨风、大火和洪水

掩藏起那个人，他面对

刮过星群的狂风，

大火洪水而战栗，

因他不属于孤寂、雄伟的一群。

——《苇间风》，1899年

我在想，这些诗行最适合作为一位科学家的临终遗言，就像诗人留给自己的墓志铭最适合其诗人的身份：

冷眼一瞥，生与死。

骑者，且前行。

但是，叶芝像布莱克一样，不喜欢科学，甚至将科学荒谬地蔑称为“郊外的罂粟花”，呼吁我们“进逼牛顿的城镇”，这是何其悲哀。也正是这些，驱使我笔写我心，写下我自己的那些书。济慈也抱怨牛顿解析彩虹，破坏了其中蕴含的诗意。但其更通常的意思是：科学，是对诗意的煮鹤焚琴，科学干枯冰冷、惨淡阴郁、蛮横自大、不接地气，缺少浪漫青年所渴望的一切。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宣扬与此相反的观点，在这里，我将仅限于谈论这样一种未经检验的假设——如果济慈能像叶芝一样，从科学中寻找灵感，他也许会写出更美妙的诗行。

有人指出，济慈所受的医学教育，应该足以让他不祥地检查自己的动脉血液，认识到他自己罹患肺结核的致命症状。科学，对他而言，并不是传播福音的天使，所以毫不奇怪，他在一个古典神话的洁净世界中找到了安慰，缓歌慢舞，迷花倚石，水仙森女……如同叶芝之于他们的凯尔特同类诸仙。请原谅我对这两位诗人疑窦顿生、不可断绝，我不知道希腊人是否认可济慈描写的他们的神话传说，也不知道凯尔特人是否认同叶芝写的诗。这些伟大诗行是否匹配它们的灵感源泉？对理性的偏见，是否压抑了诗歌飞翔的翅膀？

我的主张是：这种好奇的精神，曾将布莱克引向基督教神秘主义，将济慈引向希腊田园牧歌般的神话，将叶芝引向古凯尔特勇士与仙女，但这种好奇的精神同样感动了伟大的科学家们；如果这种精神以其科学的形式回馈诗人，将激发出更伟大的诗篇。要支持这一观点，我只需援引一些并不高深的科幻小说，如出自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奥拉夫·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亚瑟·克拉克（Arthur C.Clarke）、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这些人的作品，以及其他作家用散文诗体裁书写的科学主题的浪漫作品，它们有时可以清楚地联系起古代的奥妙与神秘。我认为，优秀的科幻小说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但往往被一些势利的文学学者所贬低。不止一位著名科学家，是受早年阅读科学幻想小说的影响，而被引介到我所称为的“好奇的精神”。

在科幻小说的低端市场，同样的好奇精神却被滥用在许多险恶的目的上，虽然仍可觉察到，其中有桥梁，通向神秘与浪漫的诗意。至少有一个大教派（科学论派）是由一位科幻小说作家罗恩·哈伯德（Ron Hubbard）创立的。《牛津引语大词典》的条目中收录了哈伯德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真的想挣他100万，最快的办法就是创建你自己的宗教。”现在已经死去的邪教“天堂之门”的信徒们也许从不知道，这句话在莎士比亚和济慈的作品中都出现过两次，但信徒们却通晓和沉迷于电影《星际迷航》。他们网站上的言语，荒谬而错误地模仿了科学，镶着歪诗邪曲的花边。

人们为《X档案》（ The X-Files ）辩护，说推崇它没有什么害处，因为它毕竟只是一个科幻片。从表面上看，这种辩解不无道理。但是，如果经常性播放虚构的肥皂剧、警匪片，一周一周地、系统地宣扬对世界的片面观点，就理应受到批判。《X档案》是一个电视系列片，两名联邦调查局的侦探，每一周都面对一件神秘的案子。侦探斯库利（Scully）喜欢理性的、科学的解释，而另一位侦探马尔德（Mulder）则要么寻求超自然的原因，要么至少宣扬不可知论。这个电视系列片的问题在于：它定期地、不懈地宣扬超自然解释，或者说在光谱之一极端的马尔德的结论，往往成为全剧的答案。有人告诉我，在最近几集中，甚至爱质疑的侦探斯库利对她自己的信心也动摇起来，这实在不足为奇。

这不就是无害的幻想而已吗？当然不是。这样的辩解实在空洞无力。试想，如果电视系列剧每周都播放“两侦探破案”，每周都有两名嫌疑犯，一名是黑人，一名是白人，两位侦探总有一个偏向黑人疑犯，而另一位则怀疑白人疑犯。一周复一周，结果总是发现作案的是黑人。这样拍电视，又何错之有呢？归根结底，不就是虚构的故事而已吗？这样打比方虽然令人震惊，但是完全公允。我不是在说超自然主义宣传比种族主义宣传更危险或更令人不快，但《X档案》系列片系统地给观众灌输一种反理性的世界观，其坚持不懈的努力，的确十分阴险。

科幻小说的另一种假冒品，走向了托尔金式的虚构神话：物理学家与巫师密切来往，外星人护送骑着独角兽的王子，有上千空港的太空站好像中世纪的古堡在迷雾中隐现，犹如乌鸦或翼龙围绕着哥特式塔楼飞翔。魔法取代了真实的或苦心孤诣的科学，因为魔法最简单。

优秀的科幻作品，不和童话或魔法打交道，而是把前提设定为：世界是一个有序的地方。这其中有神秘，但是宇宙的变化，不是轻浮的、肆意的。如果你把一块砖放在桌上，它就会待在桌上，除非有什么东西移动了它，即使你已经忘记了它在那里。不会有捣蛋鬼和精灵，因为恶作剧或者任性无常的原因，而干预这件事，拿着砖头使劲挥霍。科幻作品可以摆弄自然规律，最好是深思熟虑地一次摆弄一种自然规律，但要保持好的科幻作品的本分，它不能废除规律性本身。虚构的电脑可能变得有意识地充满恶意，甚至在道格拉斯·亚当斯高深的科学喜剧中，变成一个偏执狂；宇宙飞船可以使用一些假设的未来的技术，行驶到遥远的星系，但仍然要保持基本的科学规范。科学允许神秘但不允许魔法，允许超乎想象的奇思妙想，但不允许咒语或巫术，不允许廉价的和容易的奇迹。坏的科幻作品，失去了其对于合理规律性的掌控，代之以“随心所欲，要啥有啥”的肆意行之的魔法。而最糟糕的科幻作品，和超自然携起手来，好奇感本该激励真正的科学，但也有可能产生某些懒于思考的“私生子”，与最糟糕的科幻文学勾搭起来。这种伪科学大行其道，至少似乎表明，好奇心是普遍的、发自内心的，即使它可能被大肆误用。这是在千禧年之前“媒体执迷于超自然”这种现象时，对我唯一的安慰；这其中非常成功的《X档案》以及流行的电视节目秀中，常规的魔术戏法被错误地解读为违反自然规律。

但是，还是让我们回到奥登的悦耳的赞美，以及“反其道而言之”这件事。那么，为什么有些科学家认为自己是闯入了文学公爵行列的寒酸的助理牧师呢？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很多人认为他们是这样？

敝校理科专业的学生偶尔很惆怅地（因为在他们的行列，同侪的压力很强大）对我说，他们的专业被认为不够“酷”。一位机灵的年轻记者让我更清楚了这一点。我和她在最近一次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讨论系列片中见过面，她看起来很好奇要面见一位科学家。她吐露心声说，在牛津大学时，她从来没有认识过一位科学家，她圈子里的人认为科学家难以接近，是一群“灰色人士”，特别可怜他们直到午饭时刻才起床。虽然有这么多荒谬看法，但事实上，科学家们早上9点就要去讲课，然后在实验室工作一个上午。

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博爱的政治家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是一个经不起折腾的国家的称职的首任总理，而他对科学，更有一种比较现实的观点：

只有科学才能解决饥饿与贫困、不卫生与文盲、迷信与麻木的传统习惯等问题；只有科学才能解决大量资源浪费，或者一个富裕国家却住满了饥饿的人的问题。今天还有谁能不顾一切地蔑视科学？……我们在每一处转折点，都需要科学的帮助……未来属于科学，属于同科学交朋友的人。（1962年）

无论如何，科学家在表达“我们知道些什么”、“科学是多么有用”时所表现出来的自信，仍然常常被理解为傲慢。杰出的胚胎生物学家路易斯·沃尔珀特（Lewis Wolpert）曾经承认，科学家有时是傲慢的，接着他又缓颊说：“当然，科学有一些可以骄傲的资本。”彼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卡尔·萨根和彼得·阿特金斯，都曾说过类似的话。不管是否傲慢，我们至少在口头承认：科学是在推翻自己的假说中前进的。动物行为学的创始人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比较典型地夸口说，他每天在吃早饭之前，都至少要反驳一项以前做过的小假说。但有一点是真的——科学家比律师、医生和政治家更受人们的尊重，享有更高的威望，是因为他们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我在牛津大学上本科的时候，经历了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当时，有一位来自美国的访问学者，结论性地宣称，我们动物学系一位深受爱戴的老学者的一个最宠爱的理论（一个一直伴随着我们的学术成长的理论）是错误的。在演讲结束之时，受了批评的老学者站起来，大步走近讲台，热情地同那位美国同行握手，并且很动感情地说：“我亲爱的同行，我真的感谢您，我错了15年。”我们热烈鼓掌，拍红了双手。难道还会有其他行业的人，会这样大方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吗？

科学通过纠正自己的错误而前进，并且绝不隐瞒任何没有搞清楚的事情。但人们的认知却往往正与此相反。勃纳德·莱文（Bernard Levin）担任《泰晤士报》（ The Times ）专栏记者的时候，曾不时地发表一些反对科学的长篇大论。1996年10月11日，他写了《上帝、我和道金斯博士》一文，副标题是“科学家和我都不懂，但至少我知道我不懂”，上面还画了一幅漫画——我被画成了米开朗琪罗名画中的亚当，对抗着上帝伸出的手指。正如许多科学家所大力主张的观点：科学的真髓，就是弄懂我们所不懂的东西。也正是这一点，驱动着我们去做科学研究。在更早的1994年7月29日的栏目中，莱文曾经鄙视夸克理论，写道：“夸克来了！夸克来了！快逃命啊……”接着，他进一步调侃了“高贵的科学”带给我们的移动电话、折叠伞、带条纹的牙膏等之后，又用故作严肃的口吻说：

你能吃夸克吗？天气冷的时候，你能把夸克铺在床上吗？

虽然这些无知的问题根本不值一哂，但几天之后剑桥大学的冶金学专家艾伦·科特雷尔（Alan Cottrell）爵士却致信报纸编辑，回答了他两句话：

先生：

勃纳德·莱文问“你能吃夸克吗？”

我估计他每天要吃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个夸克……

您忠实的……

承认自己的无知是一种美德，但是，像这样明目张胆地吹嘘“无知的艺术”，那可就真的不能见容于任何编辑了。在某些地方，市侩式地讥讽科学，还被认为是诙谐和聪明。否则，还能如何解释下面的小玩笑？最近伦敦《每日电讯》（ Daily Telegraph ）的一位编辑闹了这么一档子事：该报纸报道了一个令人无语的事实——约有1/3的英国人，仍然认为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在这里，这位编辑插入了一个方框评注：[啊？不是吗？——编辑]。试想，如果有一项调查表明1/3的英国人认为《伊利亚特》（ The Iliad ）是莎士比亚写的，岂会有一位编辑幽默地假装“不知道荷马”？然而，社会上却可以接受人们夸耀不懂科学、接受有人骄傲地宣称，自己数学不好。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明确表示过我的态度，简直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所以，让我引用在英国德高望重的艺术评论家之一梅尔文·布莱格（Melvyn Bragg）关于科学家的著作中的一段话：

还有那么一些人，假装说自己对科学一无所知，似乎这样就能抬高他们的身价。这实际上让他们显得非常愚蠢，将他们绑在令人讨厌的英国旧式文人绅士的尾巴上——他们认为所有的知识（特别是科学）都是“买卖”“行当”而已。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998年

我在前文引用过的，传奇性的诺贝尔奖得主彼得·梅达沃爵士也说过相似的有关“买卖”“行当”的话。他非常形象地嘲讽了英国人厌恶经世济用的心态：

据说中国古代的达官显贵喜欢把所有手指（或起码一根手指）的指甲留得很长很长，这表示他们不适合干任何体力活，以此凸显他们是优雅高贵的种族，四体不勤。英国人最心驰神往的，莫过于这样的姿态，我们在势利方面，超过了任何其他的民族。而我们对应用性科学和行业的挑剔与厌恶，在把英国带到今天这种境地的过程中，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科学的界限》，1984年

憎恶科学会使人相当易怒、爱发小脾气。小说家和女权主义者费伊·韦尔登（Fay Weldon）仇视科学家的诗歌，也是发表于《每日电讯》（1991年12月2日）。我并不是暗示这一巧合有什么意思，因为该报有一位很有能量的科学编辑，科学报道做得很不错。韦尔登女士说：

不要指望我们会喜欢你，你给我们许诺了太多，但从未兑现过，你甚至从未想过回答我们在6岁时都提出过的问题：毛德阿姨死后，去了哪里？她出生之前，又在哪里？

注意，这些谴责与勃纳德·莱文的观点（科学家们不懂，却不自知）恰恰相反。如果我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最佳猜测来回答毛德阿姨这类问题，别人肯定会骂我傲慢、专横、不懂装懂，逾越了科学的界限。韦尔登女士接着说：

你们认为这些问题过于简单，又令人尴尬，但我们感兴趣的正是这些。谁在乎宇宙大爆炸之后半秒钟？爆炸半秒钟之前又能怎么样？麦田怪圈又是怎么回事？……科学家们恰恰不能面对宇宙变幻这一概念，而我们可以面对。

但是，韦尔登从来就没有明确指出——这个包罗万象的反科学的“我们”指的是谁？现在她也许已后悔曾说过那些刻薄话。但是，值得忧虑的是——这些赤裸裸的敌意究竟从何而来？

另举一个反科学的案例，虽然这个案例的用意可能是为了搞笑。1996年9月8日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幽默的大嘴巴——专栏作家吉尔（A.A.Gill）写了一篇文章，指责科学是受实验限制的、乏味的、缓慢地踩着经验主义石头过河的、画地为牢的有限事物。他把科学同艺术、戏剧、灯光魔术、仙境烟雾、音乐与掌声相提并论。

亲爱的，天上星，数不清，有些是在纸上来来回回的无聊曲线，有些则富有寓言般的智慧，令人深思，不可思议地受人欢迎……

他所说的“在纸上来来回回的无聊曲线”指的是1967年贝尔（Bell）与休伊什（Anthony Hewish）在剑桥发现的脉冲星。吉尔是在评论一期电视节目：天文学家约瑟琳·贝尔·伯奈尔（Jocelyn Bell Burnell）回忆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当她第一次从安东尼·休伊什的射电望远镜中观看那些计算机处理的结果时，她实际上看到了在此之前闻所未闻的宇宙现象。这位少女正站在事业的门槛上。那些“在纸上来来回回的无聊曲线”，正用革命的语调对她宣布：这些并不是“太阳之下的新东西”，而是另一种全新的太阳——脉冲星！它们旋转得如此之快——我们的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4小时，而脉冲星自转一圈只需要几分之一秒。然而，给我们带来新鲜事的能量束，像一座灯塔一样，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转动，并且以比石英钟还要精确的频率计算着每一秒！它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才能抵达我们！天哪，这真是太无聊了，多么疯狂的经验观察！小心脏受不了，还不如让我去体会童话舞剧里的仙境烟雾。

我不认为这种烦躁的、浅薄的反感，源自人们斩杀信使、抵制新知的一般倾向，或者来自责备科学被政治滥用，以制造氢弹等等。不，我所引用的这些对科学的敌意，似乎更是来自个人痛苦的，几乎是遭受威胁、四面楚歌和恐惧遭受屈辱，因为科学看起来太难以驾驭了。说来也奇怪，我不敢像牛津大学英语文学教授约翰·凯里（John Carey）那样，走得那么远，说得那么透。他在那本绝妙的《难以置信的科学书》（ Faber Book of Science ，1995年）的前言中写道：

大学教师们，犹如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每年在英国大学的文艺课程表上争夺领地，但申请学习科学的学生宛如细流，证明年轻人正在放弃科学。虽然学界大多很谨慎地不照直说出来，但一般舆论似乎认为，文艺类课程更受欢迎，是因为比较容易，大多数文科生就是不适应科学课程的智力要求。

一些很需要数学的科学也许比较难，但血液循环和心脏泵动血液流通时的作用，应该没有人搞不懂吧？凯里讲述，他曾访问过某名校英文专业一个毕业班的30名本科生，引用了多恩（Donne）的诗句问他们：“君知否？血液如何在心脏里流动，如何从一个心室流向另一个心室？”结果，没有一名学生能回答出来。只有一名学生犹豫不决地猜想也许是由于“渗透”作用。这不仅仅是错的，更加惊人的是——相对于事实来说，这样的回答是多么无趣，因为从心脏出发，将心脏所泵之血液从一个心室输送到另一个心室，所用毛细血管之总长度，超过80千米！这么长的管道，铺设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你可能想象它们的布局是多么复杂、精巧？我认为任何真正的学者，肯定不会对这样动人的思想无动于衷。而且这种思想并不像量子理论或相对论那么艰深难懂，虽然可能不容易拿到学分。所以我采取一种比凯里教授更宽容的态度，我思忖这些青年大概只是被科学家们弄丧气了，未受到科学家充分的鼓励。在学校里过于强调实际的实验方法，也许对一些学生来讲是恰到好处，但对另外一些同样聪明、但聪明的方式不一样的学生来讲，就是多余的，甚或反而会产生负面效应。

最近，我做了一档电视节目讲述“我们文化中的科学”（实际上，就是曾被吉尔评论过的那一档电视节目）。我收到了很多信件，其中有一封，开头就很不客气：“我是教单簧管的老师，我对学校里科学课程的唯一记忆，就是花了好长时间去学习如何点燃本生灯。”这封信让我思忖：一个不会吹奏单簧管的人，同样可以欣赏莫扎特的协奏曲。事实上，你并不需要学会演奏任何一种乐器，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音乐鉴赏家。当然，如果大家都不去学习乐器，就会让音乐本身的发展停滞。可是，如果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认为音乐就等于演奏音乐的话，那么许多人的生活岂不是将顿失趣味？

难道我们不能学会用同样的方式来思考科学吗？让我们当中最优秀、最杰出的一部分人从事科学研究，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谁规定我们不能把科学也当作可以阅读、赏析的学科，来进行讲授？——这不正像教人去欣赏音乐，但又不强迫他们苦练掌握某种乐器所需的“五指练习”一样吗？济慈逃离了解剖室，达尔文也步其后尘，但谁又会去指责他们？或许，如果济慈受的教导不是那么讲究实用的话，他反而会更加赞同科学和牛顿。

于是，在这里，我寻求与英国最著名的科学评论媒体人、原《泰晤士报》编辑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和解、修好。在我引用的作家之中，詹金斯先生是一位比较可怕的对手，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欣然承认——科学书籍具有启发性，但同时又抱怨“在现行义务教育大纲中，科学的地位太过显耀”。1996年，我和他有过一次录音谈话，他说：

我读过的科学书中，我只能想起很少的是有用的。科学书是奇妙的。它们事实上前所未有地让我认识到：我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更加完美、更加奇妙、更加令人心生敬畏的所在。对于我来说，这就是科学的神奇。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幻想能迷住一大批人。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幻想结合生命科学，是如此令人着迷。我认为，科学讲的故事很奇妙。但是科学没什么用。它的有用性比不上商务或法律课程，甚至还比不上政治学或经济学。

詹金斯的“科学无用论”是如此怪诞，我就略过不表了。一般来说，即使最严厉的批评家，也承认科学是有用的；也许是太过于有用了，因此忽略了詹金斯更重要的观点——科学可以是奇妙的。严厉的批评家们认为，正是科学的实用性，削弱了我们的人性，或破坏了令人诗兴大发的神秘。而另一位多虑的英国记者布赖恩·阿普尔亚德（Bryan Appleyard）在1992年写道：科学正在造成“可怕的精神损害”。科学在“诱导我们放弃自我，放弃真正的本我”。这把我的思路带回了济慈和他的彩虹，让我们且听下回分解！ ebkS2poH645mzwblRTzaTBKbyWW6GEp/9MY0qOazv7kC89XFYbrmkMW0+pLJrk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