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固有一死，但正因为此，我们才是幸运儿。大多数人根本就不会死去，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诞生。这些潜在的、没有出生的人，数量超过了阿拉伯大沙漠中的沙粒；他们本来可能活着与我们同列，但事实上却永远也没有机会见到一丝阳光。显然，在那些没有诞生的生灵中，会有比济慈更伟大的诗人、比牛顿更伟大的科学家。我们知道这些，是因为我们的DNA所允许的“可能存在的人”的数量，大大超过有机会出生的人。拥有这些罕见机会的幸运儿，就是你和我，就是生活在这世上的平淡无奇的人们。

伦理学家和神学家极其重视受孕的时刻，将此看作 灵魂 成为 存在 的时刻。如果你像我一样，不认可这种言论，你仍然必须将（你出生之前九个月的）某一特定的时刻，作为你个人命运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时刻。在这一时刻，你的意识突然比一刹那之前具有了上万亿倍的 可预知性 。可以肯定，胚胎状态的你还需要克服许多困难。许多胎儿在母亲还没有意识到其存在时，就流产夭折了，而我们却有幸逃离了这种厄运。有些个体则更加幸运，比如同卵双胞胎（它们在受精之后就分离开了）。无论如何，在你个人回顾的时候，某一个特定精子穿过某一特定卵子膜的一瞬间，构成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迹时刻。曾阻止你降生为人的天文数字般的重重危机，在这一瞬间，降为了个位数字。

这种生命的彩票开始于我们受孕之前。你的父母需要相遇，在他们背后，还有四位祖父母和八位曾祖父母需要相遇，还有更多的曾曾曾祖父母——不知该追溯到哪里为止。戴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在其自传《陪伴动物的日子》（ Animal Days ，1979年）的开篇，这样引人入胜地追溯：

一切都始于拿破仑！如果不是拿破仑，我可能就不会坐在这里写这些文字了……是拿破仑在半岛战争中发射的一颗炮弹，轰掉了我的曾曾祖父詹姆斯·莫里斯的胳臂，从而改变了我们家族的整个历史进程。

莫里斯说他祖先被迫改变职业，对他产生了一系列连带影响，臻于顶峰的是莫里斯对博物学产生了兴趣。但莫里斯真的没有必要为此烦恼。这里面不只是“可能”而已。千真万确，他当然要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拿破仑——我和你也都是如此。拿破仑也没有必要非得轰掉詹姆斯·莫里斯的胳臂，才能决定小德斯蒙德的命运（以及你的和我的命运）。不仅是拿破仑，就是中世纪最卑微的农夫打一个喷嚏，也会影响某些事物，接着影响另一些事物，经过长长的链式传递，结果到达了你一个可能的祖先那里，使他最终没有成为你的祖先，而是成了另外一个人的祖先。我并没有在谈论“混沌理论”或“复杂性理论”，我只是在谈论因果关系的普通统计学。事实上，我们之存在所系的历史诸事件构成的细线，极其脆弱，吹弹可断。

哦，我王，同那些我们不知道的荏苒时光相比，人们目前在大地上的生活，就好比过堂之雀。冬天，万岁爷和将帅公卿端坐于殿堂。麻雀从一扇门飞进来，又从另一扇门飞出去，虽然鸟儿在殿堂之中的时候完全不接触冰雪风暴，但这样短暂的、平静的时刻转瞬即逝，鸟儿来自寒冬，又返回寒冬，消失在我王的视线中。人之生命与此仿佛，前不知古人，后不知来者。

——“可敬的”比德，《英吉利教会史》，731年

这是另一个我们幸运的方面。宇宙的古老超过一百亿年，在一个可与之相比的时间内，太阳将膨胀成一颗红巨星并且吞噬地球，而这百亿年中的每一个世纪，都已经担当过“当前的世纪”，或者将担当“当前的世纪”。

有趣的是，一些物理学家不喜欢“移动的现在”这一理念，他们视其为一种主观现象，在他们的方程式中找不到位置。但是，我现在要做一项主观论证。就我的感觉而言，现在，是在从过去移向未来，就像一盏聚光灯，正沿着一把巨大的时间标尺向前缓慢移动。我猜你的感觉也是这样。在聚光灯的后面是黑暗，是死亡的过去的黑暗，而前面又是不可预知的未来的黑暗。你所在的世纪，位于聚光灯下的概率，就好比你随手抛起一枚硬币，落地时恰好砸中了一只在从纽约到旧金山的路上爬行的蚂蚁一样——极其偶然。换句话说，你大有可能不是活在这个世纪。

尽管命途多舛，但你还是会注意到——事实上，你是活着的。已经被聚光灯光临过的人们，以及还没有被照到的人们，都不能阅读我的这一本书。而我能坐在这里写这本书，是同等幸运的。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也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事实上，我非常希望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死了——请不要误解我，我热爱生命，希望活得越久越好。但是，每一位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拥有 尽可能多的读者 ，而又因为将来的人口非常有可能超过今天的人口，所以我才希望你看我的书的时候，我已经死了。幽默地看，我只是在希望自己的书不要很快绝版。但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我幸运地活着，你也幸运地活着。

我们生活的这颗行星，极其适合我们这种生物的生存：地球不冷、不热，沐浴着和煦的阳光，轻柔的流水；这颗行星温柔地自转，由青葱色和金黄色构成了一场丰收的节日盛宴。是的，地球上也有沙漠和贫民窟，也能找到饥饿、痛苦和不幸。但是，看一看地球的竞争者们！和大多数行星相比，我们的地球就是天堂！而且不管按照什么高标准，有些地方仍是天堂乐园。随机挑选一颗行星，能具有如此温柔的性情，其概率为几何？即使采用最乐观的计算，我们也是中了百万分之一的大奖！

设想：一艘遨游太空的飞船，里面装满了冷冻起来的沉睡旅客——他们远赴某一遥远星球，要做星际移民。飞船在执行一项拯救人类的凄凉使命，因为一颗彗星，就像引起恐龙灭绝的那颗彗星一样，正在不可阻挡地撞向地球。乘客们进入深度冷冻状态时，心知自己很难找到另外一颗宜生的行星。机会微乎其微，最多只有百万分之一，而且从一颗恒星飞往另一颗恒星需要几百年，这艘飞船凶多吉少，能找到一颗其乘客可以忍受的星球，就已经非常难得，更遑论安全的天上人间。

但是，请设想：自动驾驶飞船的这一趟漫漫旅程，运气好得简直不可思议。几百万年之后，飞船的确找到了一颗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温度和地球相近，也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有新鲜的氧气和水。这些星际乘客——李伯 们，跌跌撞撞地走进这光亮之中。经过一百万年的沉睡，他们来到了这样一颗全新的富饶星球，这葱翠的世界，气候温润、牧草繁茂、溪流潺潺、瀑布飞流，还满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突然飞奔冲入这片奇异的绿色乐园。我们的乘客心怀狂喜，目瞪口呆，蹒跚而行，几乎不敢相信这些不同寻常的感觉，或他们的好运气。

正如我说过的，这个故事需要太多的幸运，也许永远也不会发生。可是，这样的好运，难道不曾降临到你、我头上吗？我们不都是顶住了天文数字的重重逆境，从亿年沉睡中苏醒过来的吗？只不过，我们不是乘飞船来的，而是被生出来的。我们也不是突然地感知到这个世界，而是通过童年，逐渐熟悉了这一切。我们是缓慢地理解了我们的世界，而不是突然地发现了这颗星球，但这一事实并不应该减损它的奇妙性。

当然，我是在耍弄幸运的理念，把马车放到了马的前方。我们这类生命，生存在一颗温度、降水等等一切恰到好处的行星上，这并非偶然。如果这颗行星适合另外一类生物，那么进化到今天的生物，就不会是我们，而是它们。但是，我们作为人类中的一名名个体，仍然是洪福齐天、幸运之至！我们不仅仅乐享我们的这一颗行星，而且更加幸运的是，我们被恩赐了机会，在永闭双眼之前的短暂一生中，能去理解我们的眼睛为什么是睁开的、明亮的，以及它们为什么会看到这些。

我认为，这里有一句话，绝妙地回答了那些总是问“科学有什么用？”的小气鬼。据某一作者不明的“妙答”轶事，有人问迈克尔·法拉第：科学有什么用？法拉第回答：“先生，刚出生的婴儿有什么用？”法拉第（或本杰明·富兰克林，或其他科学家）认为：很明显，婴儿现在当然什么也干不了，但他未来的潜力无限。而我现在考虑，法拉第还另有弦外之音：如果生存的唯一目标就是——不断地工作，以便能继续活着，那么把孩子生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判断每一件事的标准都是“有用”——对活着有用，那么我们的生存，就面对着一个了无意义的循环。生活一定还另有价值。至少，生命中的一部分应该致力于那样一种有价值的生活，而不是不断地工作，以求不死而已。所以，我们才把纳税人的钱用于奖掖艺术，用于保护稀有动植物和精美的建筑。我们用这一条，就能回答一些鄙夫所说的“只有当野生大象和历史遗迹‘有利可图’时，才应该去保护它们”。而科学也是同样的。科学当然是有利可图的，也是有用的，但它还远远不止这些。

经过百亿年的沉睡，我们终于在这样一颗欣欣向荣的行星睁开了眼睛，置身色彩闪烁、生机勃勃的人间。但人生苦短，仅仅几十年之后，我们又要闭上眼睛。我们在阳光下度过的短短的一生中，如果能致力于了解宇宙的奥秘，知道我们为什么睁开眼睛，难道不是一种高贵的、开明的生活方式吗？当别人（经常！）问我“早晨何必还要起床？”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回答的。而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从生到死，都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要降生到这个世界，岂不惜哉痛哉？这样一想，难道你不会从床上蹦起来，迫不及待地重新开始认识世界，并乐于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女诗人凯瑟琳·雷恩（Kathleen Raine）在剑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专攻生物学，当时她很年轻，爱情失意，肝肠寸断，于是便写诗安慰自己破碎的心：

天空对心灵那么熟悉，对爱那么接近。

他用明晰的语言，告诉我的灵魂：你所要的都已具备！

天上的云彩、风、涌动不息的大海和森林里的生灵，

和你同时诞生，这才是你的自然本性。

振奋精神，不要担忧，

要么在坟墓中沉睡，要么呼吸生命的空气，

和花朵和老虎一起尽情地享受世界。

——《激情》，1943年

生命中有一种习以为常的麻木、对平淡的冷漠以对，它迟钝了我们的感官，掩盖了 生命的不可思议 。对于我们这些略输文采、颇逊风骚的普通人， 至少还是值得 经常花费些时间，费力地摆脱这种麻木的。但是，怎样才能最有效地改掉童年起就逐渐养成的 懒散习惯 呢？我们不能真的飞到另外一颗行星上去，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就能享受恍然降临另一颗星球的感觉。有时候，我禁不住要利用玫瑰或蝴蝶这些简单的例子，但是，这一次，还是让我们直接降临陌生世界的深处，去切身体验吧。记得多年以前，我参加一位研究章鱼（及其近缘的鱿鱼和乌贼）的生物学家举办的讲座。他开始解释他对这些动物的迷恋。他说：“你看，它们是‘火星人’。你曾经观察过鱿鱼改变颜色吗？”

电视图像有时候被投影在发光二极管（LED）构成的巨型屏幕上。不同于荧光屏通过电子枪从荧屏的一端扫向另一端，LED屏幕是由一盏盏独自控制的小灯排列而成的阵列，每一盏小灯都能够独立地闪亮或关闭。从远处看，整个巨大方阵的变化，就形成了活动的图像。鱿鱼皮肤的结构就像LED屏幕，但它用的不是小灯，而是成千上万充满墨汁的小囊。每个墨囊都由纤细的肌肉控制，而神经系统又像牵木偶的线一样，连接着每一丝独立的肌肉。这样，鱿鱼的神经系统就可以控制每一个小墨囊的形状，从而让小墨囊或隐或现。

从理论上讲，如果你连线监控小墨囊的每个神经细胞，并通过电脑来实施电刺激，那么你就可以让鱿鱼的皮肤演出像查理·卓别林一样的电影！当然，鱿鱼不会干“放映电影”这种事，但它的大脑却能精确、快速地控制所有的神经，因此，鱿鱼的裸体表演依旧相当迷人：一波一波的色彩逐个滑过它的皮肤表面，好像快放影片中的云彩、旋涡和涟漪，在活的屏幕上你追我赶。鱿鱼迅速地用信号表达着自己变幻的情绪：一秒钟前还是深棕色，转眼就变得像幽灵一般苍白，迅速地变幻交织各种点、线构成的图案。和鱿鱼的变色相比，变色龙的把戏只是业余水平。

美国神经生物学家威廉·卡尔文（William Calvin）是一位当下仍在努力思考“ 思考本身究竟是什么 ”的专家。他像许多前人一样，强调这样一种理念：思维活动的发生，并非局限在大脑中某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来自大脑皮层上不断变幻的活动模式，大脑单元不断地征募邻近的单元，形成群落，构成同样的想法；它们同进行其他思考的争鸣群落，开展达尔文式的竞争。我们看不到这些变幻的模式，但是假如神经元活跃的时候会亮起小灯的话，我们大约就会看到这些模式。我意识到，大脑皮层的变化可能会像鱿鱼的表皮一样变化。鱿鱼是用皮肤来思考的吗？当一只鱿鱼突然改变其颜色模式的时候，我们认为鱿鱼是在演示一种情绪变化，向另一只鱿鱼发出信号。例如，颜色变化可能宣告一只鱿鱼从攻击性情绪转为畏惧情绪。

当然，我们很自然地设想：情绪变化发生在鱿鱼的大脑中，然后导致皮肤色彩的变化，对外可见地播放其内心思想，以服务于沟通的目的。我要追加的幻想是：鱿鱼的思想如果只能驻留在皮肤上。如果鱿鱼用皮肤来思考，那就会比我的同行认识到的更像“火星人”。即便这样的假设太过牵强（的确），但鱿鱼皮肤表面涟漪般的色彩变幻，仍然让我们感到真是匪夷所思，从而将我们从习以为常的麻木中惊醒！

实际上，鱿鱼并不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唯一一种“火星人”。请想一想那些面貌古怪的深海鱼类，想一想尘螨，如果它们不是那样微小的话，模样一定更加吓人；再想一想姥鲨，更吓人。的确，再想一想变色龙，它们的舌头可以弹出来、眼睛可以上下左右转动、身体冰冷、步态缓慢。或者，我们观察自己的体内、观察构成我们自己身体的细胞们，也同样能够有效地领会“另一世界的奇异”。细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液囊，它其中充满了固体结构，是一个由复杂的、折叠膜包裹构成的迷宫。一个人的身体内大约有一百万亿个细胞，这些细胞中的膜结构铺展开来，可以覆盖80多公顷的土地，相当于一片颇具规模的农场。

那所有这些膜是干什么的呢？——它们看起来好像是细胞的填充物，但它们并不只起这种作用。这些折叠起来的膜，大部分是化学物质的“生产线”，由移动的传送带构成了成百上千个级联，每一个级联间用精确的生产顺序，通向下一个级联工序，整个过程被快速转动的化学齿轮所驱动。一种有9个齿的化学齿轮，称为三羧酸循环，主要作用就是为我们的身体制造能量。它的运转速度达到每秒100转，每个细胞中都存在上千个这种化学齿轮。这种特殊的化学齿轮住在线粒体中。微小的线粒体，像细菌一样在我们的细胞中独立繁殖。我们将看到，现在已经公认，线粒体，以及细胞中生命所必需的其他结构，不仅类似于细菌，而且直接演化自祖先细菌；它们在十亿年前放弃自由，进入原始细胞内。我们的身体相当于一座由细胞构成的城市，而每一颗细胞是一座由细菌构成的小镇，所以你就是一个由细菌构成的超级大都市。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把你从麻木中惊醒？

显微镜帮助我们的头脑窥探细胞膜中那些奇异的通道，就如同望远镜带我们降临遥远的星系。但是，另一种摆脱麻木的方法，那就是追溯既往，用地质学家的时间概念，去考察远在人类诞生之前的地质时代。我们捡起一块三叶虫化石，课本告诉我们，它至少已有5亿年的历史。我们不能理解这样漫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好奇若渴，愉快地渴望尝试理解这些。我们的大脑虽然已经进化得能够理解我们一生中的时间尺度：秒、分、时、天、年，甚至还有世纪等，可是对于一千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就感到脊柱发凉了。荷马神话史诗，希腊诸神宙斯、阿波罗、狞猎女神阿尔特弥斯的事迹，犹太英雄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还有他们令人敬畏的神耶和华，古埃及人和他们的太阳神拉（Ra）：这些启示了诗人的灵感，带给我们思接千载、悄然动容的心颤感受。我们好像透过奇异的迷雾，看到了陌生古代回荡的形象。但是，在我们的三叶虫化石的时间尺度上，这些自诩为远古的存在，充其量宛如昨天。

关于深邃的时间，人们曾经发明过很多戏剧性的表达形式，我在这里将尝试另一种形式。让我们在一张纸上写下一年的历史。这不可能写得十分详细，只能像每年12月31日报纸上的“年度大事回顾”那样写一个轮廓，每个月只有几行字。再用另一张纸写前一年，只记录那一年所发生的主要事情，每年写一张纸，以此类推一直写下去，然后把这些纸装订成书，标上数字。就如吉本（Edward Gibbon）在1776—1788年间所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内容跨越了约一千三百年，共6卷，每卷约500页。吉本的编史，就和我们谈论的回溯步伐差不多。

又一本讨厌的、厚重的大部头，您总是草草成文、草草成文、草草成文吗，吉本先生？

——威廉·亨利（William Henry），
格鲁塞斯特一世公爵，1829年

这句话我摘自精美的《牛津引语大辞典》（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1992年）。这部辞典本身就是一本可恶的大部头，像一块顶门用的四方砖头，其厚度大约能把我们带回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时代。我们有一把近似的衡量时间的标尺——10厘米厚的书籍可以记录一千年的历史。建立自己的衡量标准之后，我们再返回 地质学深邃时间 的陌生世界。我们先把记录着最近历史的那本书平放到地上，然后在上面叠上更早时代的一本书，以此类推。站在这一堆书的前面，我们本身就可以作一把活标尺。如果我们要读到耶稣的话，我们就得定位在地面以上20厘米的高度，也就是我们脚踝略上的位置。

一位著名考古学家挖掘出一位青铜时代的武士，头戴的面罩保存完好。考古学家狂喜地惊呼：“我正在凝视阿伽门农的脸庞！”他的眼光穿透传说中的古代，语调中充满了对古代的诗性敬畏。而要想在我们的书梯上寻找阿伽门农，你就得俯身搜寻小腿一半的高度。离那里不远，还可以找到佩特拉（玫瑰色的古城Petra，犹如半阙的时光一样古老）、万王之王奥西曼提斯（“且看朕之功业，天公敢不惧乎？” ），以及古代世界谜一样的奇迹：巴比伦空中花园。而迦勒底人（Chaldees）的吾珥城（Ur）、传奇英雄吉尔加美什（Gilgamesh）的乌鲁克城（Uruk），时间还要稍早一些，所以你得在略高于你的膝盖的地方，才能找到他们建国的历史。按照17世纪大主教詹姆斯·乌舍（James Ussher）的说法，这前后是最古老的日期——因为这位主教计算出公元前4004年是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间。

客自海外归，曾见沙漠古国，有石像半毁，唯余巨腿蹲立沙砾间。像头旁落，半遭沙埋，但人面依然可畏，那冷笑，那发号施令的高傲，足见雕匠看透了主人的内心，才把那石头刻得神情惟肖，而刻像的手和像主的心早成灰烬。像座上大字在目：“吾乃万王之王是也，盖世功业，敢叫天公折服！”此外无一物，但见废墟周围，寂寞平沙空莽莽，伸向荒凉的四方。

驯服火 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极其重大的进展，技术大多从其中衍生而出。那么，记录这一史诗性发现的那一页，位于我们这摞书中的什么位置呢？如果你记得包含 全部有记载之历史 的书堆，正好可以让你舒服地坐下，那么，驯服火的年代会让你大吃一惊。考古踪迹告诉我们，火是由我们的直立人祖先发现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自己生的火，还是将火种带回来使用的，但至少在50万年前，他们就已经开始用火。所以要在我们的类比书梯中寻找“用火”的记录，你至少得攀登到超过自由女神的高度。这个高度令人晕眩，而人们最早提到传说中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却不过是在稍低于我们的膝盖的地方。如果你要读到露西和我们在非洲更新纪的灵长动物远祖，你攀爬的高度，势必超过任何一座芝加哥市的高楼！至于我们和黑猩猩之共同祖先的传记，可能又比这个高度还高两倍。

然而，我们刚刚开始追溯到三叶虫的探险。那么，这些书究竟要摞多么高，才能找到记载着（尽管相当不精确）这一只三叶虫在寒武纪浅海里诞生和死亡的那一页呢？答案是——56千米。我们不习惯和这样的高度打交道，因为珠穆朗玛峰的海拔也不到9千米。如果放倒那堆书架起的天梯，铺在地上，或许可以帮我们感受到三叶虫年代的久远。请设想一条书籍构成的天路，长度三倍于纽约曼哈顿岛的长度，而且塞满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那样的大部头，每页纸只记录一年的历史。要读到三叶虫时代，真要比读完国会图书馆的1400万册藏书还要辛苦。即便如此，和地球生命本身的年纪相比，三叶虫还算是很年轻的。第一个生命（也就是三叶虫、细菌和我们人类的共同祖先）的古老的化学生活，记录在我们想象的史诗的第一卷，也就是我们的这条马拉松一般的书架的尽头。整条书架的长度将从伦敦延伸到苏格兰边界，或者从亚得里亚海穿过希腊，到达爱琴海。

或许，这样的距离感仍然不够真实。我们用类推思维的艺术处理庞大数字时，应该注意不能超过一般人领会的限度。如果超过，那么类比本身也就像真实情况一样，令人难以领会了。如果去史书中追溯你的由来，但这条“书籍构成的天路”却是从罗马到威尼斯那么长，这就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很难理解了，就好比让人面对一个“40亿年”的单调数字一样。于是，前人还曾使用过另外一种方法：尽量张开双臂，用左手指尖表示生命的起源，用右手指尖表示今天。那么从左手指尖经过身体、再到达右边的肩膀，生命形式都停留在细菌阶段。多细胞无脊椎动物在你的右手肘部繁荣起来，恐龙在掌心位置出现，在手指最末端关节处灭绝。智人（Homo sapiens）和我们的前辈直立人（Homo erectus）的历史，位于指甲刀能剪到的最深处。至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于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犹太人的老祖、法老的王朝、罗马军团、基督教的教父、米提亚人和波斯人永恒的律法，至于特洛伊人和希腊人、海伦和阿喀琉斯、阿伽门农之死，至于拿破仑和希特勒、甲壳虫乐队和比尔·克林顿，他们和所有知道他们的人——只要用指甲锉轻轻一锉，就会飞付尘灰。

穷人们很快被忘记

他们数量多过活人，但他们在哪里埋骨？

每个活人的背后，都有一百万死者。

没有人看到他们撒落在大地上的骨灰。

那层骨灰是如此的厚重，连空气也无法通过，

没有缝隙，风也通不过，雨也没法落。

地球就是一片灰尘的云，是骨头构成的土壤，

连我们的遗骸，都无法容着。

——撒切尔雷·西特薇儿，《阿伽门农之墓》，1933年

虽然不太重要，但西特薇儿的第三行诗不够准确。据估计，在所有曾经活过的人中，现在活着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反映出了指数增长的力量）。如果我们按传代数，而不是按个体数来考虑，特别是当我们超越人类，追溯生命的肇始，西特薇儿的感情就有了一种新的力量。假设从5亿多年前第一个多细胞生命绽放开始，我们母系祖先的每一只个体，都倒下来死在其母亲的坟墓上，最终变成化石，就像特洛伊城一样被层层掩埋。再假设每一块化石在这一系列地层中都被压制成1厘米厚的饼，那么，为了容纳不断步其后尘的化石，我们需要这岩层有多厚呢？答案是需要有大约1000千米厚的岩石——这大概是地壳厚度的10倍。

美国大峡谷的岩层，从最深处到最浅处，基本覆盖了我们现在谈论的历史，然而，其厚度只有约1.6千米。如果构成大峡谷地层的都是化石，而不是化石们之间的岩石，这么厚的空间也只够容纳全部列祖列宗的化石的1/600。这个计算将帮助我们正确地应对原教旨主义者主张的 找到化石渐变的“连续”系列，才会接受进化的事实 这种观点。很简单，地球上的岩石 绝对没有地方 去容纳这么多的遗骸，降低几个数量级也不行。不管你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只有极少部分的生物能够有幸成为化石。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我认为那是一种荣耀。

逝去的生命数量，大大超过能活下来的生命的数量。黑夜的时间，大大超过白昼的长度，而谁知道哪里是等分点？每个小时加合起来组成当前的时代，一刻也不停留。我们搞不清楚，人中翘楚是否都为人所知？或者说除了在已知时光中被记住的一时豪杰，是否曾经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托马斯·布朗，《瓮葬》，1658年 c0bR9N5GwttTz9IJ+PWT3SEhoR1sxeeVioHmH+oGWpsf3FSnyjI8bjnok+ja9S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