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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曾经无数次画到同一片秋天的树叶以同样的姿势落到地上。露西见到了暴跳如雷，大骂：“愚蠢的叶子！”莱纳斯看到了叹息：“幸福总是在别处。”查理·布朗看到了说：“我真希望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史努比绕着落叶欢天喜地，
看完了鞠躬道谢：“谢谢你，多么美妙的一支舞！”
有一本古怪的漫画书叫《累不死的O啊》，矮矮胖胖的O先生一直梦想到深渊对面的世界看一看，于是使尽浑身解数：填石子、搭桥梁、做翅膀……然而，每一次他都是很悲惨地掉入深渊，挂掉，然后再试，再挂掉。这种西西弗斯
式的徒劳总是让我想起查理·布朗。
查理·布朗，一个365天都倒霉的家伙，没有人喜欢他，他的邮箱永远是空的，他从来没有收到过情人节礼物。他永远是被同伴攻击和取乐的对象，女生们举办“NO CHARLIE BROWN”（不要查理·布朗）的主题派对，他暗恋的红头发女孩从来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他从来没有成功放飞过一只风筝，他的棒球生涯一塌糊涂，作为投球手，他从来没有碰到过球，他带领的棒球队从来没有赢过比赛。他总是在等待惩罚，他每天都很焦虑，连他的焦虑也有焦虑症。
这是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M. Schulz，1922——2000）画的第一则《花生》漫画。看看他是怎么出场的：查理·布朗远远地走过来，小男孩嘀咕道：“我恨他。”
一开始，露西是他最主要的克星。这个刁蛮任性的小姑娘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损他的机会。
她在一块空地上写上：“查理·布朗是个大笨蛋。”查理·布朗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回答说：“我是真心实意这样相信的，我必须诚实。”
有时候，他在别人的战争中“躺枪”。露西抢了莱纳斯的毯子，莱纳斯问，你不想我快乐，不想我有安全感吗？我希望你最后沦落到像查理·布朗一样。
连他最忠诚的朋友施罗德也落井下石。
难怪美国漫画家阿尔·卡普（Al Capp）曾经吐槽《花生》就是“一群刻薄的小屁孩以彼此折磨为乐”。
戴维·麦克里斯在舒尔茨的传记《舒尔茨与花生》中将查理·布朗——与整个《花生》——的本质定格在1954年的一则四格漫画里。
在这一刻，查理·布朗定格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失败者，一个美国梦的反例。尽管他尝试了社会所能提供的各种成功法则：卡耐基式的，弗洛姆式的，林语堂式的，关于交友的艺术，关于生活的艺术，关于幸福的哲学；尽管他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寻求安慰：在棒球里，在风筝里，在与小狗的友谊里……但无一例外都是以失败告终。
舒尔茨这样解释为什么50年来他都不曾让查理·布朗碰到他的棒球一次：“因为查理·布朗必须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是普通人的讽刺画像。我们大部分都谙熟失败，而非成功。”
在《花生》漫画中，查理·布朗并不是唯一一个失败者。他的朋友们也以各自的方式度过或坠入人生的深渊。
莱纳斯有他的毯子。只要抱着毯子，他就是哲学王，可以与查理·布朗侃侃而谈。但一旦没有了毯子护身，他立刻被打回原形：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婴儿。
1959年，查理·布朗第一次拜访露西的心理咨询诊所：“我觉得很抑郁……我该怎么办？”露西说：“别抑郁了，5美分，谢谢。”基本上，这就是露西应付世界的方式：以简单，以粗暴，以抱怨。
有人说，露西就是社会本身，或者至少是舒尔茨眼中的世界。她的坏脾气和盛气凌人让她周围的每个人失去平衡。但是，随身带了一个“正确”的世界的她，同样一次次被现实打败，所以她说：“抱怨是我唯一擅长的事情。”[根据米歇利斯（David Michaelis）的传记，露西如此爱尖叫，舒尔茨一般用5B铅笔为她“配音”，线条浓重、粗糙，到最高尖叫时则用3B铅笔。]
施罗德与他的钢琴代表了一种逃避主义：从现实世界撤退（包括露西的单相思），退避到艺术里寻求宁静。
薄荷帕蒂应对人生的办法就是趴在书桌上昏睡过去。
幻想是史努比应付人生的唯一武器。它以一次次的幻想——老虎、老鹰、山狮、鲨鱼、海怪、大蟒蛇、食人鱼、企鹅、吸血蝙蝠、王牌飞行员、著名外科医生——将一副人生烂牌（生而为狗）打得风生水起。
有人认为，是史努比毁了《花生》漫画内在的黑暗、忧伤和知识分子气质。因为它太过可爱，太过欢乐，连舒尔茨都借露西的嘴说：“你没有权利这么幸福！”
但幻想能给予史努比的只能是暂时的抚慰，而不是永恒的幸福。当它累了、冷了、寂寞了、晚餐时间到了或者幽闭恐惧症袭来（在爬过大片草坪时），它立刻向现实低头，回到自己的狗屋，继续为嗟来之食而烦恼。
从1950年到2000年，在这50年的时间里，舒尔茨一共画了17 897幅漫画，未曾借助任何助手的协助。流行文化学者罗伯特·托普森（Robert Thompson）将此称为“人类历史上一个作家所创作的最长故事”。
50年来，似乎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故事发生，不过是查理·布朗与风筝之间的一次次纠缠、莱纳斯与史努比之间的一次次毯子争夺战、史努比在臆想中与红色男爵的一次次战争、查理·布朗一次次到露西的心理咨询诊所倾诉焦虑、露西倚在施罗德的钢琴上一次次求爱、施罗德对露西一次次拒绝、莱纳斯一次次在南瓜地里徒劳地等待南瓜大仙的到来、查理·布朗一次次坐在凳子上一边吃着花生酱三明治一边遥想红头发的女孩……
每个人都谈论查理·布朗对红头发女孩的痴迷，我倒觉得《花生》里最令人心酸的单恋是薄荷帕蒂对查理·布朗的单相思。强硬、有趣、忠诚得像狗一样的薄荷帕蒂，可能也是唯一一个在查理·布朗身上看到优点的姑娘——但查理·布朗从不当真，也从未关心过。
在这些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重复的情境中，舒尔茨不断穷尽变化的可能性，就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上千条路径，就像O先生掉落深渊的数万种方法。正是在同一情境无休止的重复与变化之中，这部漫画呈现出无比荒凉的基调与主题——人生的悲哀与徒劳，一个人永远得不到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是人生的失败者，他们都被自己的性格或者某种奇怪的幻觉、某种宇宙的阴谋打败。
是的，世间一切无法实现的梦想，查理·布朗的、莱纳斯的、露西的，还有史努比的——在早期的《花生》中，史努比只是一只普通的小狗，玩着大部分小狗都会玩的把戏。但几年后，作者赋予了它存在主义式的身份危机，把它变成了一只不想做狗的狗，于是它的倒霉与悲哀甚至超过了查理·布朗——它向往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却又意识到自己是如何的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但也正是在这样不断地重复和变化中，我们才能真正把握《花生》漫画中潜藏的诗意、温柔和幽默。舒尔茨曾经无数次画到同一片秋天的树叶以同样的姿势落到地上。露西见到了暴跳如雷，大骂：“愚蠢的叶子！”莱纳斯看到了叹息：“幸福总是在别处。”查理·布朗看到了说：“我真希望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史努比绕着落叶欢天喜地，看完了鞠躬道谢：“谢谢你，多么美妙的一支舞！”
《花生》之所以是《花生》，并不是因为什么甜美温馨的友谊，而是因为作者舒尔茨真实展示了日常生活简单平静的表面之下残酷与痛苦的暗流错杂。但他展现得如此轻描淡写，那样幽默的线条和诗意的文字使痛苦变得可以忍受，让你觉得怒气是好玩的，没安全感很可爱，而悲伤也可以是温暖的。就像史努比说的：“将一副人生烂牌打得风生水起、妙趣横生，别管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人说，《花生》荒凉的基调与它诞生的年代和地点有很大的关系。它诞生于一个人类有足够的能力和愚蠢自我毁灭的时代，但人们对此除了讲讲笑话别无他法。这是作家的家乡（美国中西部）的典型表情：恐怖，但以微笑的形式奉上。
忧伤和黑暗，傻气与滑稽，在早期的《花生》漫画系列（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曾经达到非常美妙的平衡。那时舒尔茨刚刚从军队退伍，回到家乡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描述自己当时的状态“抑郁、孤僻、悲伤”。总体而言，军队的经验对他来说是好的，他从一个内向自卑、一无所有的青年变成一名主管机枪中队的军士。“如果这不算男人，还什么算是男人呢？”他这样想着。但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只持续了8分钟，他又被打回原形。“我在军队度过的3年时间教会了我关于孤独的一切，我们大家都经历过孤独，我把由此产生的同情心都放在了可怜的查理·布朗身上。”
曾经有人问舒尔茨，你是不是查理·布朗？但舒尔茨说，他是《花生》中所有的角色，查理·布朗、露西、莱纳斯、施罗德、乒乓、富兰克林、玛希甚至史努比。每一个角色都代表了他灵魂中的不同层面。从这个角度来说，《花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丰富的一部自传。
查尔斯·舒尔茨1922年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挪威人。他是家中独子，小名叫“史帕基”（Sparky），是当时一部流行漫画里的主人公的名字。那个主人公是一匹马，后来舒尔茨把这个名字给了史努比的哥哥。
史努比的原型是舒尔茨13岁时别人送给他的一只黑白花的小狗，但名字却是他的母亲起的。母亲去世前曾对舒尔茨说，如果我们再养一只小狗，就叫它“史努比”，在挪威语中是“可爱”的意思。
《花生》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地方。在舒尔茨参军期间，他的母亲因癌症去世。当时她只有48岁，而且受了很多折磨，对舒尔茨来说，这成了他终身无法康复的情感创伤。他几乎一生没画过大人，甚至避开一切成年人的活动，不抽烟、不喝酒、不说脏话。他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想象中的童年的院子和沙池里。在一天的挫折与失败之后，史努比也许会来抚慰他，但从来没有母亲。
舒尔茨读小学时跳了一级，是班里最小的孩子。他所有查理·布朗式的创伤似乎都与那段早年的记忆有关：瘦弱，青春痘，不受女孩欢迎，在男生中也是格格不入，画作被学校年鉴拒绝。“做小孩并不容易……外面的世界如此可怕，上学也很惨，不是老师找你麻烦，就是被大的同学欺负。如果长大以后都将这些苦恼忘记，那么成年人就会对儿童的问题视而不见。其实，小孩和我们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挣扎求存。”
但《花生》中荒凉的基调显然不只指向童年，而是指向成年人。《花生》世界里没有成年人，只有孩子。但在这些孩子身上，我们能找到成年人世界里的一切苦恼和病症：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弗洛伊德、成功学、抑郁症、自恋症、恋物癖……
你应该听听查理·布朗在1965年圣诞节的独白：“我很郁闷，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是圣诞节，我应该自我感觉好一点儿，但我就是觉得不对劲……”觉不觉得这像是20世纪90年代的伍迪·艾伦在心理医生面前的独白？
但是，正如意大利学者安伯托·艾柯所说：“《花生》中成人式的生存困境并非纯粹成人式的，而是由孩子的天真过滤过的……这些怪物孩子突如其来的天真与诚意会将一切置于怀疑，滤出成人世界的碎屑，还我们一个宁静、甜美、柔软的世界，带着奶香和干净的味道。因此，在一个故事或者两个故事之内，我们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摇摆，不知道应该绝望，还是一声乐观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