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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占据全球创新创业的高地
19世纪末，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中心。一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国家，也是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最高的国家。近几年，美国创新创业重点领域、创业生态发育、风险投资理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尽管在2015年以来的一波资本“寒流”中，美国约有3成以上的“科技独角兽”没能躲过严冬的侵袭，创新型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步伐有所放缓，一批昨天还招摇过市的科技“高竿”转眼见弃于资本，回归寂寞如雪，但这并不能遮蔽硅谷作为全球创新高地的夺目光彩。而在国家层面，以曾经诞育了互联网、GPS（全球定位系统）、隐形飞机等革命性技术，手握年度30亿美元科研经费的美国国防部先进项目研究局（DARPA）为代表的创新“巨无霸”，不仅支撑起了美军傲世的战斗力，而且凭借其军民深度融合机制，为美国积累着最具前沿性和领导力的科技资源。创新创业的巨大活力及丰硕成果共同构筑了美国可持续的国家核心竞争力，确保其始终占据新科技、新产业的制高点。在新工业革命下，如果说是德国率先提出工业4.0的构想，并致力于主导工业4.0时代的标准体系等制度性话语权，那么美国则是始终站立科技创新潮头，源源不断地为新工业革命输送原创成果。这些新科技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有鲜明的颠覆性特征，而更为值得高度关注的是，美国优异的创新机制和完善的市场经济对于新科技及其商业化所造成的“破坏”，通常能够较好地包容、消化，在这方面集中彰显了其超级大国的真实力。此般真实力所铸就的美国科技霸主地位在未来20～30年虽然会受到更多挑战，但难以从根本上被撼动和全面超越，少数几个追赶者对这种局面心知肚明。
美国创新活动始终紧跟科技发展和市场需求变化的步伐，不断推陈出新。近年来，美国创新创业进入所谓的“新硬件时代”，热点领域开始转向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支撑的新硬件设备及相关服务，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一是基于传统互联网技术的延伸和拓展，包括移动互联、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数字新媒体）、移动支付、O2O平台等。二是智能硬件。从新型可穿戴设备到机器人、智能电视、智能家居、无人驾驶汽车、医疗健康、智能玩具等。智能硬件不仅成为美国创新创业最热的领域，而且越来越多的技术和产品正在加快产业化，其中一些智能装备如多轴无人机、四足机器人（Big Dog）等用于美军的装备升级。三是生物（医疗）科技。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从政府到各类风险投资机构，对基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基础科学研发成果的生物医药领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然而，由于新药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周期漫长、投资巨大，不确定性导致很多投入生物医药的政府项目和风投项目均以失败告终，欧盟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尤为深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美国生物（医疗）科技与大数据、微型智能传感器等新型软硬件技术设备成功嫁接，重新焕发出创新活力，成为风险投资的新宠。目前，美国约50%的风险投资都流向了基于终端医疗需求的创新产品和服务。与上一轮以生物医药为核心的创新明显不同，此轮生物科技创新的重点由制药转向了医疗服务及产品，推出了即时无痛验血、糖尿病随身监测、基因测序等一批影响较大的创新成果，找准了美国消费者医疗需求的最痛点，很快催生出巨大的市场潜力。在基因测序、定制医疗等领域，备受资本市场追捧的创业新星随之脱颖而出，虽然资本的盲目性也扼杀了其中一些技术和业态不成熟的项目。需要强调的是，这三大创新创业领域实际上在技术和硬件层面兼容互通，关键技术都是大数据等超强计算功能以及高性能传感器等智能硬件，集中体现了美国新一轮依托互联网的硬件技术研发的群体性突破。与此同时，由于这三大领域与应用层面结合得甚是紧密，使产业化周期大大缩短，所以带动商业模式重构和消费升级的作用更为显著。
由于创新创业对多样化人才、研发体系、中介组织、风险资金、信息渠道等高端要素乃至居住环境、气候条件等外部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使得“集聚”成为创新活动的一般规律和典型特征。目前，美国创新创业资源高度集中在以硅谷为中心的加利福尼亚州西海岸以及波士顿周边地区。其中，美国有40%以上的风险投资流向了硅谷及其辐射区。近年来，美国创新创业的“马太效应”有进一步强化的态势，硅谷等极少数的创新创业核心区对高端要素形成了磁石般的强大吸引力。而与硅谷热火朝天的“全民”创业潮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尽管美国不少州和市政府也在借鉴硅谷的经验，出台税收减免等力度更大的优惠措施，试图在当地复制硅谷模式，但迄今为止绝大部分美国城市的创新创业活动仍起色不大。这种“马太效应”，一方面推高了硅谷等创新集聚地的要素价格，以及房地产等消费价格；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未来美国创新创业差距拉大、两极分化的趋势将难以逆转。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创新创业高度集中抬高了房地产价格及其他消费支出的水平，但硅谷地区并未采取任何抑制房价的措施。实际上，创新创业将大量含金量很高的就业岗位持续投放到就业市场，有效地消化了房价飙升的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创新创业活动的扩散和转移。同时，尽管创新创业活动两极分化，但就其创新效率和质量而言，硅谷、波士顿等为数不多的亮点地区目前来看足以支撑美国制造业对新技术、新产品的需求。由此可见，政府推动的遍地开花式的创新创业有悖于创新活动固有的“马太效应”，有可能导致高端要素配置分散化，影响创新的整体效率。
回溯硅谷的成长历程，可以发现其演进过程是一个复杂而独特的链式反应，既不是由政策制定者主导，也绝非仅是一般意义上研发活动的产物。美国内外无数失败的案例表明，硅谷不是模仿追随的对象，而是提供了学习和解析的机会。应该看到，创业和创新属于高风险的事业。即使在硅谷，大学生创业团队中也有近95%是不成功的，而且约5%的成功创业团队中有很多团队在成功之前经历过多次失败，是硅谷的整体氛围和生态系统很好地接纳了各种各样的创新创业团队，并包容了其失败和调整。今天，显然已不能用“创新集群”来简单地总结硅谷创新创业的现状及其特征。围绕着前述的三大新领域，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大学和科研机构在持续为其输送最新研发成果和顶尖创新人才的同时，硅谷创新创业的发动机中更多地融入了一些非技术元素，特别是所谓的“第三方元素”，包括成熟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断涌入的天使投资人、高水平的法律服务等。这些机构的参与，降低了硅谷创新创业的信息成本和整体风险，大大提高了创业成功率，促使硅谷逐步由创新集群升级为具有内生的激励模式、可持续优选机制以及自我修复能力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近年来，随着创新创业活动对生产制造环节等所谓“场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硅谷开始向北部地区（旧金山城区）加速扩容，明显改变了旧金山的城市功能，在以金融区、商业区和生活区为核心定位的城市功能基础上，又被赋予了高端孵化器、创业加速器（Rocketspce等）、集成第三方等新角色，吸引了诸如Uber（优步）、Zappos（美国鞋类BOC网站）、Spotify（全球最大的正版流媒体音乐服务平台）等一批轻资产的创业团队，并在较短时期内将其成功地推向市场。
谷歌、脸书（Facebook）等一批创业企业被资本市场接纳，不仅对这些公司而言是提升影响力、降低风险的重大契机，同时也给这些公司中一些原创者和元老级员工带来了巨大财富。满足物质需求之余，在获得了财务自由的股东中很快孕育出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天使投资人。这类天使投资人对创业项目的选择标准明显有别于投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作为曾经的“技术控”，他们大都对创业团队的财务目标不敏感，几乎不掌握通行的财务估值方法和技术，但具有更强的技术偏好和独特的市场眼光，对创新失败的宽容度也更高。在一些特定案例中，甚至是个人情怀等非商业因素促使这类天使投资人关注潜在商业价值大，却不被传统风投看好的创业项目，并以较高的决策效率帮助创业团队快速填平了资金鸿沟。目前，由创新企业IPO催生的天使基金在美国硅谷等地扮演着创业价值挖掘机的角色，缩短了创业企业发育周期。这些新型天使投资基金投资企业的IPO又进一步孵化出更多的天使投资基金，形成硅谷创新的自我加强机制。近年来，中国的北京、杭州、深圳等创业创新集聚城市也显现出与美国这一趋势类似的动向，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的一批创业元老开始加入天使投资行列，初步形成了以技术和商业模式为核心的创业项目评估导向。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中国制造2025》。这不仅是对工业4.0时代全球竞争的战略应对，更是借力“互联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加快推动中国迈上制造强国之路的大国宣言。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制造2025》更具战略高度和全局性、长远性，也是中国产业政策运用的一次新探索。然而，旗帜式、纲领性的战略影响力并不能掩盖《中国制造2025》的视野局限性及其在产业政策改革方面的不到位。总体来看，《中国制造2025》所提出的十大重点领域立足于既有优势，依托中国制造能够占据国际市场的强势领域，以装备制造等硬件设备和产品为主，更多地体现出中国制造以技术集成和终端产品为支撑的核心能力。这种思路对传统规划范式突破力度不够，重点领域选择的现实性、本土化较强，前瞻性、革命性偏弱，更多的是照顾到产业现有优势和市场需求，而缺少着眼于制造强国建设的先导性理念。同时，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旨在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和新机制，并与美国新一轮创新创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战略呼应。2016年7月，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在信息、制造、生物、新材料、能源等重点方向形成突破，加快部署一批能够改变科技、经济、社会、生态格局的颠覆性技术，此举战略“盯住与赶超”的导向更为清晰。尽管现阶段创新的总体水平仍有差距，重点领域有所不同，但美国创新文化及其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体制机制，为我国加快落实《中国制造2025》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和启示。应该看到，新常态下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前提是，要对中国能够具备什么样的核心能力做出更清醒、客观的判断，并据此导入更有利于核心能力建设的要素条件、制度环境和文化特质。而在以“大众创业”唤醒国民创新精神方面，软环境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我国多地“创新工场”和“车库咖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甚至成为不少城市或高新区的“新标配”。然而，照猫画虎式的借鉴，并不能学到美国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机制和产业化模式的精髓，流于形式的投入方式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从机制建设的可操作性出发，在科技人才资源丰富的城市建设创业创新社区不仅要提供工作场所，同时要成为吸引天使投资人的平台，缩短创新成果和创业团队的育化周期，从而使社区逐步发育为充满内生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形成可持续的高端要素凝聚能力、房价等消费成本攀升的自我消化能力。针对国内现阶段创业创新项目的退出成本高，影响创新者信心以及市场、投资方认可程度等一系列突出问题，要积极倡导鼓励创新、包容失败、肯定创业创新失败者的舆论氛围，形成开放包容、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创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