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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是分阶段的，不同阶段的资源禀赋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发展的动力也不同。从经济发展阶段来区分，根据波特的界定，第一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第二阶段是投资驱动阶段，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其中企业具有消化吸收和创新改造外国先进技术的能力是一国产业达到创新驱动阶段的关键，也是创新驱动与投资驱动的根本区别。
中国长期依靠物质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以粗放型为主，属于投资带动要素驱动阶段，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偏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长期依靠物质要素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避免而且正在遇到资源和环境不可持续供给的极限。
首先，资源环境构成了对经济发展的强制约束，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我国现有的资源容量（尤其是能源和土地）难以支撑主要依靠物质要素投入的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增长过程中伴有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加之世界范围的高碳排放造成全球气候异常，已经明显危及人类的健康和安全。
其次，过去30年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劳动力赡养人口数量较少，有可能高储蓄，从而支持高积累。这就是“人口红利”。现在独生子女一代成为劳动力主体，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同时，劳动力逐年净减少，需要赡养的人口也相应增加。人口红利的消退必然会降低储蓄率。
第三，低劳动成本的优势正在失去。经过30多年的城镇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明显减缓；再加上新一代的劳动报酬的诉求比上一代高，这意味着支持高速增长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优势不复存在。
基于以上原因，我国过去30多年依靠要素成本优势所驱动、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我国的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和低成本劳动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实质上是要突破上述经济发展的自然界限，拓展发展的新空间。现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与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智能型技术替代劳动密集型技术趋势明显。
从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实力看，从2010年开始，我国的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化总体进入中期阶段，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水平，开始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我国实现了科技水平整体跃升，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2015年，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7100万，连续几年世界第一；研发人员超过535万，位居世界第一；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1%，连续几年超过欧盟28个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发明专利申请量突破100万件，连续五年世界第一；国际科技论文数量连续六年居世界首位，被引数居世界第四位。特别是我国的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的数量已进入世界前列。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紧紧抓住机遇，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使创新驱动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常态。
创新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根据上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驱动经济发展的创新，更为突出的是科技创新。所谓科技创新，不只是指科学研究，而更为重视科学的应用，也就是科技成果转化为新技术。马克思所定义的生产力的要素中所涉及的就是“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指出，科学的应用，表现为“把自然科学应用于物质生产过程”。他当时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现代经济学对创新的定义都明确为在科学新发现、新技术、新发明的产业化应用上。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所说：“创新是指新工艺或新产品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成为新的生产实践。”
转向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经济发展转向创新驱动，就是要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驱动。具体地说，就是利用知识、技术、企业组织制度和商业模式等创新要素对现有的资本、劳动力、物质资源等有形要素进行新组合，以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改造物质资本、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学管理。各种物质要素经过新知识和新发明的介入和组合提高了创新能力，就形成内生性增长。显然，创新驱动可以在减少物质资源投入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改革的讲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对我国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解释是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方面的供给推动力消退，因此需求的拉动力尤其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力得到了高度重视，但不能就此以为今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只是在需求侧，从而轻视供给侧的动力。实际上，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不仅有需求要素，也有供给要素。在需求侧没有充分的拉动力量阻止经济下行的压力时，不能忽视在供给侧寻求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影响实际增长率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供给要素，除了物质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外，还有技术、结构、效率、制度等方面的要素。现阶段供给侧消退的推动力只是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但还有其他动力可以开发，如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提高效率都是供给侧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相比于需求的拉动力，供给侧的推动力更为长期。
供给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归结为要素的生产率。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包括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又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指的是各种要素集合所产生的生产率之和大于各单个要素投入的生产率之和，其中的差额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又称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由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要素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的改进带来的产出增加，反映了各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能，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样，如果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率中所占比重较低的经济增长属粗放型增长，反之则是集约型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制度创新，也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以科技来替代物质要素的投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最为有效的途径。最明显的例子是依靠创新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我国目前的生产环节大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也就是处于附加值低的资源消耗和劳动密集的低端环节，因此需要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转移出低端环节，进入中高端环节，提高附加值，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要素和投资驱动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靠的是物质资本的引领和驱动。而转向创新驱动阶段之所以必要性，不仅在于物质资本积累能力受限，更为突出的是，物质资本积累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推动力正在消退。人力资本积累包括企业家的成长和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提高，对要素配置和组织所起的引领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推动力显著增强。
针对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短缺，供给侧改革是要建立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现行供给体系的主要问题是停留在低收入阶段，表现为：第一，处于低收入阶段的供给品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档次低。第二，低收入阶段形成的存量结构造成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过剩并存。第三，低收入阶段的供给水平不能满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消费者对供给品的质量、安全和卫生的需求，不能提供消费者信得过的产品和服务。中国消费者蜂拥出国购买的马桶盖、电饭煲、感冒药等在技术上并不多么高超，中国也能制造，但消费者不买账，就说明了这点。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提升供给的能力，并且赢得消费者。其核心是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档次和产品质量。创新不仅要高端，更要实，实在产品创新。这不仅需要构建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更要形成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有效衔接的机制。
转向创新驱动，还有参与全球化经济、改变自己的外围地位的考虑。长期以来，世界经济的中心一直在美、德、日等发达国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外围，其突出表现是，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突出自己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资源和劳动力的禀赋优势，以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换取发达国家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参与全球化经济的基本格局虽然有助于获取一定的贸易利益，但不能改变自身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和市场的依附地位，从而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这种外围地位实际上是在为发达国家“打工”。当我国成为经济大国后，我国有条件也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外围地位，这就是参与全球化经济，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从而由外围转向中心。所谓竞争优势，是突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培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所谓中心，是强调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增长极作用，成为世界一定范围内经济增长的中心。按此要求，我国要在创新中培育自身的中心地位。首先是科技创新中心，只有在科技方面占据优势，才能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是由科技地位决定的，因此科技创新的思维不能只是引进，而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入世界科技的前沿推进科技创新，在引领未来科技发展的领域取得突破，以奠定我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地位。
马克思最早对经济发展方式作了科学区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扩大再生产的两种方式。一种区分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另一种区分是将农业中的耕作方法区分为粗放经营和集约化耕作两种：“那些新近开垦、以前从未耕种过、相对地说比较不肥沃的土地，至少已在土壤表层积累了许多易溶解的植物养料，以致它无须施用肥料，甚至只要进行粗放耕作，也能长期获得收成。”而集约型耕作，“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块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现在所要创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比马克思当时的区分与规定更为丰富和广泛。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素投入的增长，另一方面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若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来推动，则可称之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则可称之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资源供给相对宽裕相适应，基本上是粗放型、外延型的，依靠高投入、高消耗来推动经济增长，追求的是规模型、数量型、速度型，其后果是经济增长质量低、效益差和结构失衡。现在，我国的资源供给条件已无力支撑这种粗放型发展方式，我国已经达到的发展能力也有条件支持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经济增长强调GDP数量的增加，注重物质方面的进步，而经济发展则包含了增长质量、生活水准的提高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要求；经济增长关注的是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经济发展则更为关注长期发展能力的提升，包括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等方面的要求。而且，经济发展既要关心经济的发展，又要关心人的发展。当然，没有增长就谈不上发展，但是有经济增长却未必带来经济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只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要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我国当前是在物质要素供给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的背景下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向集约型发展固然包含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没有摆脱物质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架构。这意味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限于转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还需要创新发展方式。其要求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按此要求，创新经济发展方式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发展。这是我国转向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我国经济发展过去主要是依靠投资与出口拉动，现在单纯依靠投资与外贸这“两驾马车”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有两个方面的调整。首先，扩大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扩大内需一方面要增加投资，另一方面要扩大消费。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无论是投资机会（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居民的消费需求潜力，都有很大的空间。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抉择，能在外部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其次，消费拉动成为扩大内需的重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表明，满足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各种产品和服务必须通过消费才能成为现实的商品，只有提高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才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扩大消费需求并推动消费需求结构升级需要克服体制机制障碍，以进一步培育和释放城乡居民的消费力，主要涉及收入分配体制、商品流通体制、消费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第二，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面对物质资源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自然界限，面对日益提高的劳动力成本，面对趋紧的环境和生态的约束，中国要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只能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核心是科技创新。创新是要素的新组合，是利用知识、技术、企业组织制度和商业模式等无形要素，对现有的资本、劳动力、物质资源等有形要素进行新组合，以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改造物质资本、创新管理，提高物质资源的生产率，从而形成对物质资源的节省和替代。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准确理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由物质资源投入推动转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内涵。现在流行的提法是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基本内涵是指集约使用物质要素，提高要素使用的效率。尽管集约型增长方式包含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没有摆脱物质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架构。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等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新组合，是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和商业上的应用与扩散，是创造新的增长要素。因此，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是比集约型增长方式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增长方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涉及技术进步模式的转变。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技术创新相当多地源于生产中经验的积累、技术的改进，即使是由科学发现所推动的技术进步，也会间隔很长的时间，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微软公司不过几年就一跃超过具有百年发展历史的福特和通用等制造业公司而成为世界首富，这种依靠最新科技实现“一夜暴富”的现象颠覆了过去的技术创新路径，技术创新的源泉更多地来源于科学发明。特别是在20世纪后期产生新经济以来，科学上的重大发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时间越来越短，缩短到十几年、几年，现在一个科学理论从发现到在生产上应用（尤其是产业创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主要原因是，从20世纪中后期起，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技术革命使科学成为生产力的作用和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使科学技术上升为第一生产力。经济增长速度主要由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决定。这意味着利用当代最新的科学发现的知识可以实现大的技术跨越，建立在知识创新基础上的科技创新可以导致技术进步路径的革命性变化。
我国过去也有科技创新活动，但创新的主要方式还是学习型的，也就是模仿和引进创新，属于跟随发达国家的创新。但是，以模仿创新作为创新的长期来源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随着中国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达到技术前沿，通过模仿创新获得的边际收益逐渐缩小。二是由于引进的技术结构与输出国的禀赋结构相一致，却与引进国的禀赋结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在客观上造成了技术结构偏离比较优势，从而难以形成产业发展的自生能力。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要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全面创新体系，最大程度推动本国比较优势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同步升级，实现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和效益的最大化。由跟随型创新转向引领型创新，与发达国家进入同一创新起跑线，占领世界科技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