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不竭的动力，也有丰富的源泉，如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技术创新、科技创新等。这些创新对创新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我们所考察的创新发展理念中，核心是科技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显然，创新能否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关键在科技创新。

最早在经济上使用创新概念的是熊彼特。在他那里，创新即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他把创新领域简单地概括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组织制度创新。后来弗里曼在解释创新概念时，把熊彼特的创新的内涵概括为新发明、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或新制度第一次运用到经济中去的尝试。其思想可追溯到马克思，《资本论》中多处提到“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来源。劳动生产力的决定要素中包含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大工业的基础是革命的，表现为“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邓小平同志则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在提出的创新发展理念明确科技创新是创新发展的核心，正是建立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它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又更进了一步。

首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信息科技、生物科技、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实施的再工业化战略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重振制造业中高端和高附加值的领域，尤其是大型、复杂、精密、高度系统整合的产品，实现“经济中心”的回归。德国推出的“工业4.0”计划，是继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技术之后，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主要是指通过信息通讯技术和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网络系统（CPS）的结合，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英国工业实施的”2050战略”，注重智能制造人才培养和智能制造基地建设，以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链。《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里夫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为移动互联网+清洁能源。所有这些都是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动向。过去每一场新科技革命都是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我国都是失之交臂。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使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会对各个国家都是均等的。这次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会我们绝不能再错过。就我国现阶段的科技创新水平来说，既需要补“工业3.0”（信息化）的课，又需要迎头赶上“工业4.0”（智能化）。

其次，技术进步路径发生革命性变化。过去常用的概念是技术创新，现在突出科技创新。这实际上反映出创新源头的改变。技术创新相当多地源于生产中经验的积累、技术的改进、企业内的新技术研发。即使是由科学发现所推动的技术进步，也会间隔很长的时间，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现在的技术进步的源泉更多地来源于科学发明。特别是自上世纪后期产生新经济以来，科学上的重大发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时间越来越缩短，缩短到十几年、几年。现在从一个科学发现到应用于生产（尤其是产业创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意味着利用当代最新科学发现成果迅速转化为新技术可以实现大的技术跨越。例如，新材料的发现、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突破都迅速转化为相应的新技术。这种建立在科技创新基础上、以科学发现为源头的科技进步模式，体现了知识创新（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密切衔接与融合。

第三，产业创新是科技创新的目标和归宿。过去的技术创新着重在产品和工艺创新，现在竞争力是以产业水准作为度量单位的。国家的竞争力在于其产业创新与升级的能力。因此产业创新依托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先导，产业创新成为创新的终端目标。现代经济增长的实践证明，先行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都是在科学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的基础上实现的。这意味着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还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第一推动力。科技创新及其成果的高速扩散是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重要因素。没有科学技术的突破就不会有新产业的产生，没有新技术的扩散就不可能有产业结构整体水准的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全党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科技创新的巨大作用，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上述世界科技和产业创新的新趋势对我国的科技创新不仅是挑战，更是机会。顺应现代增长的趋势，我国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需要解决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对接问题，当代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迅速转化为新产业可以实现大的技术跨越。

之所以提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对接，是基于我国这两个方面创新的严重脱节。一方面我国的科技人才和科技论文数量已居世界之首，另一方面我国的产业水准还处于中低端。即使是高新技术产业，还缺少自己的原创性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因此我国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强化科技同经济的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的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的对接。这几个方面可归结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对接。

首先，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产业附加值。尽管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许多工业品的产量也居世界第一，但经济效益指标、人民富裕程度指标的国际比较并不靠前，根本原因是许多领域附加值高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不在我国。以全球价值链分工来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演变为高科技产品在不同国家的生产环节的分工，即价值链环节分工。国际竞争成为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全球价值链分工现状是：处于产业结构中高端的研发环节上产品的附加值更高，基本上处于发达国家；处于产业结构的低端的制造环节上的附加值较低，基本上处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基本上是以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也就是高科技产品的中国制造部分基本上是利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的环节，处于价值链低端，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环节不在我国的居多，中国创造部分少，品牌也是用外国的多，由此产生高产值、低附加值问题。最明显的案例是：苹果手机由美国设计和拥有，其多数元件在其他国家制造，在中国组装。在苹果手机的批发价中，日本、德国、韩国分别获得37%、17%、13%的价值，我国只有3.6%。针对这种状况，我国需要依靠科技创新攀升价值链的中高端，也就是由低端加工组装环节的低端制造向科技含量更高的中高端制造环节乃至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环节攀升，从而提高产业附加值。

其次，由跟随创新转向引领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的科技创新已从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跟踪国际新技术的技术创新是不能进入国际前沿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技术创新不能再停留在跟随创新的阶段，不仅要同发达国家并跑，更要领跑。这就需要立足于自主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尤其是知识创新能力；二是解决好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对接的载体和路径。提高知识创新能力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基础。目前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差距体现在创新能力上。由跟踪转向并跑和领跑的科技创新，关键是在创新的源头上提高创新能力。包括科学新发现所产生的原创性创新成果，对引进的先进技术的再创新，从而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着力点就是加大进入世界前沿的基础研究的力度，提高知识创新能力。其路径包括十八届五中全会所要求的：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中国的科学家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依托这些项目和载体，可以产生突破性重大知识创新成果。不仅如此，由于新技术的知识产权限制，新技术的国际流动性明显弱于科学和知识的国际流动性，大学利用国际最新科学发现进行技术创新，可能实现技术的跨越；依托大学的知识创新，企业的技术创新就可能在许多领域得到当今世界最新科学技术的推动。

第三，产学研协同创新。明确了科技创新的源头，紧接着的问题就是推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无缝对接，从而使科学发现成果向产品和技术及时并有效转化，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产学研协同意味着大学与企业分别作为知识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在进入孵化新技术领域中的协同关系。大学进入孵化新技术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将“顶天”的成果“立地”。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进入孵化新技术领域，不仅仅是在采用新技术方面成为主体，更是在孵化新技术方面成为主体。科学家和企业家在同一创新平台上直接交汇和协同，需要两个方面的转型：一方面通过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大学的知识创新延伸到孵化阶段，大学的创新不限于创造知识，还要往前走一步，将科学研究成果推向应用，参与孵化新技术。另一方面通过企业改革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不停留在接受新技术转移的水平上，而是要将技术创新环节延伸到新技术的孵化创新阶段。这样就形成企业家和科学家的互动合作。在同一个协同创新平台上，科学家和企业家（包括企业研发人员）追求的目标和角色发生了转换。追求学术价值的科学家需要以市场为导向，实现创新成果的商业价值；追求商业价值的企业家需要以技术的先进性为导向。两者的相互导向，使创新成果既有高的科技含量，又有好的市场前景。进入研发平台的新思想、新创意不只是进入平台的科学家的原创性科研成果，进入平台的科学家还会根据企业家的需求，利用国内外的创新资源为之提供科学思想，从而在平台上产生源源不断的新技术。 jkdGox3dmYZMteyFyiCUOIG2UjUQC9HApWPxLnTx7pLnwyyoJ2PYXBjWlehdw5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