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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创新领域的研究至少有大半个世纪了。当今对于创新理论的需要和创新所带来的影响似乎是明显的，但并非一直如此。在100年前，熊彼特就宣扬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来源，但是在当时甚至之后几十年都鲜有追随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关于创新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才出现，现在创新理论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
索罗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了技术进步理论，他所运用的生产函数包含了更多的生产要素，特别是突出了投入要素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所作出的贡献。根据他对增长的原因测度的结果，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技术创新相当多的是源于生产中经验的积累、技术的改进。
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成立的兰德公司，是一家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它关注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并让年轻的经济学家如Kenneth Arrow,Richard Nelson和Sidney Winter研究发展与创新经济学成为了可能（Hounshell,2000）。同时，在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弗里曼被英国行业联盟招募来收集英国企业研发行为的信息。几年后，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雇用了弗里曼作为经济顾问，其任务是建立一个收集国际规模研发行为统计数据的统一框架。这就是著名的《弗拉斯卡蒂手册》，这本书一直被作为世界范围内研发统计数据收集的基础（OECD,1962）。
自此，大学学者开始对技术和创新感兴趣，他们的研究经常是由外部需求驱动或者由任务导向机构资助的。例如，在美国，农业部门常常会财政资助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来研究农业部门内的创新分布（如Ryan and Gross,1943;Griliches,1957;Rogers,1962）。1966年成立的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中心（SPRU）致力于科学、研发、创新和相关政策问题的研究，但其研究不仅仅集中在科学的狭义定义上，还研究行业创新和扩散过程。SPRU不仅招募社会科学家而且还有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随着大量访问者的到来，它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创新研究的世界中心，而且变成了其他地方模仿创新灵感的来源。例如，20世纪70年代建立于曼彻斯特大学的PREST（工程、科学、技术政策研究）和麻省理工学院的CPA（政策选择中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者们开始从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切入，赋予了创新概念新的内涵，进而发展成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从内生性技术进步出发，解释了技术进步的源泉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罗默提出的“知识外溢长期增长模式”，突出知识资本的作用；卢卡斯提出的“人力资本完整性增长模式”，突出人力资本的作用，强调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两个模式，一个注重知识的创造和积累，一个注重知识的传播，这样就将创新的关注点转到了知识创新和传播的领域。
大约在1980年代后期，随着对创新及其扩散更加系统的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Freeman,1987;Lundvall,1992;Nelson,1993），进一步强调企业创新行为与环境特点的补充作用，环境特点被加入到了相关研究中。这一方式迅速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兴趣，他们认为这对于考虑科学、技术和创新的政策制定有帮助。商业与管理方面的学者对创新的兴趣也在增加，随着相关教学和研究书籍的增加，商业与管理学者的比例和创新相关文章的比例都有了实质性的增加。到21世纪初，关于创新的核心文章总引用数量中大约有1/3来自于商业和管理期刊，其数量已经比这一领域的早期研究数量多出两倍。
Lundvall（1992）回顾总结了创新领域的三个主要研究流派：一个是追随熊彼特的发展路线，试图建立一个理解经济改变的新基础；一个是“技术经济”路径，着眼于在不同行业和部门中通过创新获利的条件；最后一个是他本人提出的创新的“社会经济”理论，其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创新过程中的参与者和他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来了解创新。
在实证研究方面，大多数学者跟随熊彼特的建议，以历史导向的案例来研究创新。其中商业历史学家Alfred Chandler（如1962和1977）的成果成为了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研究，他研究了美国大企业发展历程并探讨了创新在其中的作用。一个较大进步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SAPPHO项目的出现，这一项目中对于成功和不成功创新案例的配对比较，有助于更好理解影响创新成功和失败的因素（Rothwell等，1974）。另一种研究方法是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行为进行调查，这种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变得尤为重要。随着这一领域的发展，来自于企业创新调查的数据越来越丰富并可得，例如耶鲁调查（Levin等，1987）与之后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社区创新调查（CIS）。这些调查的新证据为属于不同规模、部门、国家等情况的企业创新更公开的讨论作出了贡献。
创新领域的研究在最近几十年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是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同知识的其他领域一样，这一领域当今的研究倾向于反映过去的研究路径而不是未来的挑战。在梳理之前的发展成果和发展历程的基础之上，下面总结创新领域未来可能存在的三个挑战。
1.对创新需要更广泛的认识。人们关于创新的共识仍然有局限，包括将创新视为在发达国家的高级和高技术环境下继续发展，将创新限制于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创新经常被视为主要出现在高等环境下，例如在高技术企业、顶级高校研发中心和发达国家。从这一观点出发，穷人和他们所在的国家对创新并不会引起兴趣。虽然创新的利益最终也可能惠及他们，但他们被假定并不直接参与创新过程。在关于创新的研究中，认为创新是一个普遍现象的观点应该得到强化。创新既可以出现在“低技术”部门，也可以出现在“高技术”部门；既可以出现在穷困环境下，也可以出现在富有环境下。而且，需要逐渐认识到创新可以采取很多不同的形式，不仅是新产品或新工艺，而且包括组织创新也同样重要。如果这一领域需要进一步增加与社会的相关性，创新研究者所要分析的现象就需要不断拓展。例如，在私人和公共部门、工业和农业、富裕和贫困环境等条件下，是否可以一视同仁地对创新进行研究？如果不行，怎样的变化是必要的？
2.创新并非都是有益的。多年以来，在关于创新的文献中一直存在一个普遍的倾向，即假定创新一直都是有益的。但是，创新并非完全有利于社会。Soete（2013）指出，创新经常是“破坏性创造”的形式，即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而少部分人获益，而不是大家更渴望的“创造性破坏”的形式，即可以损害少部分人的利益而最终使整个社会获益。这种“破坏性”创新最突出的情况出现在金融部门和制造业部门。金融部门中往往允许参与人在短期实现较大收益，但在之后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在制造业部门中，例如计划报废的创新会导致不可持续的消耗的增长与环境的退化。所有这些问题为政策和学术工作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设计机制或选择环境来规制这类社会破坏性创新，同时促进有利于“金字塔”底部大部分人而不是仅有利于顶层人们的社会破坏性创新。为了应对这一问题，Soete认为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加有能力的和独立的公共部门来促进人们提高素质，同时提升他们保护公共利益和解决创新带来的各种挑战的意愿。
3.创新研究需要关注跨学科的领域。创新研究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开始的，产生于现有的学科，特别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将不同的学科联系在一起探讨花了很长的时间，而要达到本领域当前所具有的大部分内容的跨学科情形又花费了更长的时间。面对复杂的现象，创新无法以一个单独的学科对其进行解释。然而，学科的狭隘性有其自身内部的动力，所以一个活跃的跨学科性质的研究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持续存在，而是需要通过持续钻研和进一步发展。创新的普遍特点和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的范围的扩展，意味着相关的其他潜在领域的范围也在扩展，涉及解决公共关注的问题的不同学科和跨学科领域应该是创新领域方面未来工作的核心目标。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回顾中国30多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从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江泽民的“科教兴国战略”、胡锦涛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再到习近平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论，创新发展一直处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强调新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对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作出了进一步系统阐释，并提出了明确要求。
创新发展，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更好引领新常态的根本之策。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习近平认为要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当然，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但核心在创新。
习近平认为，坚持创新发展，既要坚持全面系统的观点，又要抓住关键，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全局。坚持创新发展，要超前谋划、超前部署，紧紧围绕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关键、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强化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科技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力争实现我国科技水平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
坚持创新发展，要以重大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构建产业新体系，做到人有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增强我国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在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道，推动全面创新，要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要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此外，还要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支持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成长。
坚持创新发展，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人才发展体制和政策创新，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实施更开放的创新人才引进政策。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必须要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
根据创新发展的理念，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执笔：安同良 陈潇潇 舒 欣 陈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