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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母亲全国委员会”创始人艾丽丝·伯尼在谈到儿童问题时，曾说过：“让我们不要再喋喋不休地抱怨哪些事情做不了了；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是能做的，并且确保它能够实现。”（见本书第六章）在关于留守儿童的成长以及他们的家庭所遭遇到的问题上面，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可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我们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办事情，要有一个常识的回归：那就是，我们不能以农村家庭的四分五裂为代价来换取暂时的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人们常常比喻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一个个家庭细胞的破裂以及和由此带来的对传统的家庭观念的破坏和对下一代教育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因为违背人发展的自然规律办事情，不管是在道义上，还是在经济上，一定会是得不偿失。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家庭的重建，我们整个社会都有责任去持之以恒地努力。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政府可以从宣传、教育、资源的调配、制度的改善等等方面，起到非常高效和广泛的作用：
第一，尽一切努力，帮助更多的留守儿童家庭团聚——基于母亲对孩子教育的重要作用，如果因为经济原因父亲无法和孩子团聚，一定要至少保证母亲能够和孩子在一起。在这方面，媒体（网络、电视、宣传册子等）的宣传和对民众的教育非常重要。很多母亲的离开，其实是因为不了解自己的存在会对孩子的幸福成长如此重要。贵州毕节服毒死亡儿童母亲在惨剧发生后对记者说：“如果重来，我会拼命留下来。”其实，当做母亲的在知道了自己的存在对孩子是多么重要之后，她们就会千方百计地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从毕节的四兄妹自杀的悲剧我们还可以看到，农村妇女的内心是非常需要关爱和扶助的。很多农村妇女离开家庭，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因为经济原因。就像毕节的那位母亲一样，我们常常从报道中看到的是母亲“离家出走”。从关爱农村妇女内心的角度出发，建立一个对妇女的支持系统很重要——妇联在这个方面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经营婚姻、教养子女等方面，给这些妇女以最大的支持，帮助她们成为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这件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其实对社会潜在的巨大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正如美国“母亲全国委员会”创始人艾丽丝·伯尼在自己的书中提到的那样：谁都不会否认教育孩子是一项职业，但是大多数父母在面对这项职业的时候都是毫无准备的——他们没有任何的训练，甚至连对自己责任的认识都是模糊的。因此艾丽丝·伯尼开始开始寻求方法让所有的母亲都能够受到抚养孩子的教育，并且让她们认识到孩子的无以伦比的重要性（见本书第六章）。现在在美国，妈妈俱乐部以及家长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已经遍地开花。通过网络、电视等渠道教育和帮助母亲，其实对中国的社会各阶层都很重要，但生活在农村的妇女，无论是在受教育或是在获取资源的途径上都更需要帮助。
第二，应该尽一切努力，从政策、资源等各个方面，支持更多的农村孩子在父母打工所在的城市生活和入学。在美国，公平受教育权甚至延伸到非法移民到美国来的学龄儿童，这其中的考量，除了因为孩子是无辜的，不应该否决他们的受教育权之外，在1982年Plyler针对Duo的案子中，法庭认为，拒绝这些孩子的受教育权，在将来会为社会造成失业、福利以及犯罪方面的问题，因此最终损失的是整个社会（见本书四章）。这个案子的最终判决以及背后的考虑是值得我们在弱势群体家庭的儿童受教育问题上借鉴的。
第三，做任何事情，一开始，一定是收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这也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最基本的一步——从每一个乡村学校开始，收集翔实的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家庭状况、生活学习状况以及心理需求等方面的数据。“美国儿童局于1912年建立之初的首要任务就是收集数据——调查和报告所有关于儿童福利的事情以及各个阶层的儿童生活状况。紧接着，儿童局所做的事情就是分发有关照顾孩子的小册子给父母们，包括像《婴儿照料》以及《你的孩子——从一岁到六岁》这样的册子，这些册子被分发到上百万的家庭中。同时成千上万的母亲们开始写信给儿童局寻求建议，儿童局的工作人员包括局长，都亲自给这些母亲们回信！”到1929年，儿童局估计，他们分发的小册子中的信息，让美国出生的二分之一的婴儿受益（见本书二章）。这个做法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关于妇女和儿童的工作——也就是妇联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机构可以做的最重要和有效的事情就是根据自己收集到的关于妇女和儿童的资料和信息，通过网络、媒体、小册子、讲座等一切可能的途径，帮助家长们建造自己的家庭和教育自己的孩子。
第四，在学校，需要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在自我保护、安全防范、基本健康和生活常识方面的教育。因为缺少父母的保护和教育，这些孩子在人身安全以及生活的基本常识方面的知识都很欠缺。他们遭受意外伤害、被欺负、被性侵犯以及被其他犯罪活动伤害的几率最高——没有父母保护的孩子将是这个社会上的恶势力的一个极易下手的目标。所以，对这些孩子来说，安全教育和生活教育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在美国学校，对家长和孩子进行安全、预防伤害和歧视的教育是非常普及和成熟的。
第五，普及和丰富乡村学校的图书馆，让这些图书馆里面有质量和内容最好的书（纸质书，或者是通过电脑阅读的电子书，或教育软件），这是让资源稀缺的农村里的孩子能够接受到世界上最好的思想的最省钱和最高效的方式（关于对阅读的讨论，见本书第七章）。研究表明，只要让孩子有一次愉快的阅读经历，就可能成就一个终生读者，阅读对一个孩子独立思考能力、创造力和精神滋养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一方面需要孩子有接触到好书的机会，另一方面，要有持续不断的好书的供应。因为现在市面上的书版本繁多，质量参差不齐，在书的选择和内容的把关上，可以由相关专家统一列出一个优秀、经典、适合儿童阅读的书目，统一印刷和派送，在这个基础上，各个学校也可以适当扩充书目。让有高质量藏书的乡村学校图书馆的普及就像遍布田野乡间的公路那样，给孩子输送源源不断的精神和思想养料。
第六，社会急需帮助留守儿童和自己的父母建立起联系，尤其是频繁的通信联系。目前的状况是，很多留守儿童连父母的联系方法都没有，同时，通电话的时候，孩子往往无法和家长作深入的交流。孩子容易在写信时流露自己的无助和需要，而这些心声的流露对父母对孩子内心世界的了解会有巨大的作用——这些信本身可能就是对父母最具有震撼力的教材（见本书第九章）。在阅读留守儿童给自己父母的信时，我发现，很多孩子写的这封信，是他们平生第一次向父母袒露自己的心声和需要，而因为缺少联系方式等现实原因，这些信却根本无法到达他们的父母手中！——孩子唯一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学校的老师可以常组织孩子给自己的父母写信，在父母回家过年的时候，收集这些家长的联系方法，并且把这些信交到他们手中，同时鼓励家长跟自己的孩子建立通信联系。
第七，利用电视、网络、以及无处不在的电子设备的吸引力，设计和引进质量上乘的电视教育节目和软件，这是帮助弱势群体家庭教育孩子最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1967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1967年公共广播法令》时说：“今天，传媒通信的奇迹每天都在发生……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造奇迹——而是如何运用奇迹。”（见本书第八章）。正是因为《1967年公共广播法令》，才让今天的美国儿童都能享受到美国公共电视台的高质量的儿童电视服务。像《芝麻街》这样的节目，几乎是伴随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长大，而当时制作《芝麻街》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孩子上学做准备，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并通过示范、重复还有幽默来达成此目标。美国的儿童电视节目的教育功能非常强大，并且寓教于乐、内容纯粹，充满温情和爱，能够经得起最严格的审查，值得我们大力引进，让它们进入千千万万儿童的家庭。电视的普及程度高，通过电视教育节目来教育孩子，尤其能让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受益，从而补充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足而造成的缺失。
正如美国儿童保护先驱格雷斯·艾伯特所言：一个国家的进步可以通过它对儿童权利的保障程度来衡量。在我们国家经济飞速发展、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我们应该有能力和远见来帮助重建这些留守儿童的家庭，让孩子对父母的呼唤和等待不再落空。毕节自杀的四兄妹是居住在一栋外表不错的楼房里面，但在这个楼房里面却没有家庭的温暖和家人的笑声，孩子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无助和绝望。相信农村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房子：它们只是一栋一栋的楼房，却不是充满爱和温暖的家。有学者建议，把四兄妹自杀的那一天——6月9日作为“中国留守儿童日”。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让这一天成为我们重建家园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