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的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自杀身亡的事件，再次引起了整个社会对留守儿童困境的关注。自杀的四名儿童是一兄三妹，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这个不幸的家庭所凸现的问题是很多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所经历问题的一个集合和缩影：夫妻关系不和；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和对孩子的暴力打骂；四兄妹性格的内向、孤僻；母亲因为不堪家暴于2013年2月离家出走；父亲在2015年3月份也离开孩子；在父母先后离家后，4个子女性情发生变化，不愿与外界接触，经常闭门不出，甚至亲属也叫不开门；从2015年5月8号离校，到6月9号自杀身亡，兄妹四人很少与外人见面。此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还有一个原因，同样在毕节七星关区，5名流浪男童于2012年12月在垃圾桶内烧炭取暖，窒息死亡。2014年4月，也是毕节七星关区，一名小学教师性侵12名女童，受害者多为留守儿童。

这些发生在最弱小、最缺乏保护的一群孩子身上的惨剧，一次又一次地迫使人们对儿童保护问题进行反思，并且催生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比如说完善社会和政府为困境家庭提供的委托监护、委托抚养或代养服务，扩展农村孩子在城市读书的机会等等。在所有这些关于如何帮助留守儿童的讨论中，有一点常识的回归非常重要，那就是：留守儿童需要有一个家——一个即使是因为经济原因父亲无法在孩子身边、做母亲的至少要留在孩子身边的家。当我们还在喋喋不休地讨论父母的离开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不得已而为之的时候，贵州毕节服毒死亡儿童的母亲在惨剧发生后对记者说的却是：如果重来，我会拼命留下来——做母亲的在知道了自己的存在对孩子是多么重要之后，就会千方百计地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当我们还在讨论如何采取措施让留守儿童在学校更多地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的时候（当然，这些措施都很重要），七星关区田坎乡教管中心主任潘峰在惨剧发生后说了一句很中肯的话：“难就难在有些家长对孩子的关心爱护不够。有些职责，学校和老师是不能代替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到2012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6亿人。这些农民工用自己的汗水，为中国的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种以家庭的撕裂为代价的人口流动发生的时候，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母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自己孩子的时候，社会的经济不会因此而有健康的发展，反而会因此蒙受巨大的损失——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一位女性作为母亲的价值以及一个相对完整的家对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性。

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为自己的“向贫困宣战”计划提出的口号是：“让贫穷的孩子不要永远成为贫穷的俘虏。”他大力推行的“启蒙计划”，为零到五岁的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提供综合性的教育、医疗、营养以及有家长参与的服务，因为当时的人们认识到：扶植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弱势儿童接受良好的早期教育，是解决当时国家贫困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启蒙计划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它不仅注重帮助儿童，也注重扶植家庭，教育家长，帮助家长更好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在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越来越认为环境的影响对人的智力发展影响很大，尤其是来自母亲的影响。计划实施的结果是，在1984年，一项对儿童早期教育颇有影响力的研究发现，那些参加过了这项儿童早期教育的孩子们和没有参加过的孩子相比较，“有更高的高中毕业率，更少的青少年怀孕以及青少年犯罪”。到了27岁的时候，这些孩子不仅犯罪率减少一半，而且有更高的收入，并且对他们的婚姻更加忠诚。他们不管对个人还是社会都产生了更高的经济效益。因此，这笔对早期教育的投入和产出比估计超过7:1，收益主要是因为犯罪率的减少而产生。（见本书第四章）

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向贫困宣战”的启蒙计划给我们今天的启示就是，一个社会要有健康、长远的经济发展，其实最有效的投入是对弱势群体儿童的投入，对于中国的留守儿童这个最弱势的群体，最有效的投入其实就是扶助这些孩子的家庭，帮助更多的家庭团聚，尤其是帮助母亲回到孩子的身边，并且关爱这些妇女的内心，帮助母亲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孩子。

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重家庭、重亲情的国家，家在传统上是中国社会的核心，是伦理道德的最基本的起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最大的问题也许还不在于这样大规模的流动在农村留下了多少留守儿童，其最大的潜在危害是由于这种流动造成的家庭的撕裂，从而引起的人们心目当中传统家庭观念的颠覆——这包括：父母对孩子的责任的逐渐淡漠；夫妻之间关系的疏离导致的彼此不忠贞、婚姻的破裂、意外怀孕和家庭的重组。孩子在这样不幸家庭中长大所遭受的心理创伤，会让他们成人之后更容易把自己原生家庭的不幸传给他们的下一代，同时也会带来更高机率的青少年怀孕和青少年犯罪等问题。这样的家庭不幸如果不加以干预，往往会代代相传，因此社会从长远来说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不可估量的：

第一，父母和孩子的长期分离，更容易造成彼此之间的隔阂和父母对孩子责任感的淡漠。《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指出：“全国6100万留守儿童中约15.1%、近1000万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即使在春节也无法团聚。有4.3%的留守儿童甚至一年连父母电话也接不到一次，一年电话联系一到两次的有885万，3个月通话一次的有1519万。”父母对孩子责任感的淡漠给孩子以及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会将是灾难性的。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比曾经写道：“一个小孩所需要的母爱是很容易在家庭内部提供的，在家庭之外，是非常非常难以提供的。父母习惯性给予孩子的常常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因此我们常常忽视它的重要性。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是如此没有保留地为他人付出的。”从这个层面来说，一个母亲在家里面的价值，是远非学校教育能够取代的；她给与孩子的安全感和爱所能够成就的，远远超越她在工厂里面日复一日机械式的劳动为这个社会所创造的经济价值。

第二，根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 .55万，占全国儿童的21.88%，也就是每五个儿童中就有一个留守儿童。这样庞大的占全国儿童五分之一的群体，因为亲情缺失和缺乏保护，在心理、生理以及安全方面所受到的挑战是全方位的。留守儿童性格孤僻内向、自卑等问题已经为大家熟知。另外，据统计，中国每年有近5万名儿童死于意外伤害，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2014年一份调查数据显示，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其中溺水和交通事故成为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两大隐患。同时，女童被性侵犯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有资料显示，过去三年里，仅广东省就有超过2500名女童被性侵，近半数在14岁以下。同时有调查发现，留守少年儿童犯罪呈多发低龄化趋势，留守少年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我们常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正是看到了这点，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向贫困宣战”计划，把精力集中在帮助弱势群体儿童及其家庭上面，从而降低了青少年犯罪率，同时让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受到了更高层次教育和拥有了更稳定的家庭，因此在经济上的投入和产出比估计超过7:1.我们国家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作出牺牲的其实是这些占儿童人口五分之一的农村儿童的家庭，这些家庭的孩子在心理、生理、学业以及健康安全上所遭受的创伤，将会影响他们未来的方方面面，社会也将因为由此而产生的家庭、教育以及犯罪问题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第三，当人与人之间最原始和自然的纽带被割断以后，受伤害的会是这个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不仅是孩子们，还有孩子的父母。2013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刘丽提到，已婚农民工男女结成“临时夫妻”的现象在她身边已经很普遍，这一现象直接造成农村夫妻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升高，建议政府加以重视。有媒体称，中国农民工“临时夫妻”可能有5多万对。这一现象直接导致更快的家庭解体以及更多问题家庭和问题孩子的产生。更深层次上，对传统家庭道德观的颠覆以及对孩子的不良示范和伤害，则更加影响深远和具有杀伤力。

第四，国家卫计委5月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显示，分年龄看，留守儿童分布呈“倒U“形，中间略有波动。两岁孩子留守比例最高，为44.1%，随后开始下降。妇联《报告》显示，与2005年相比，2012年学龄前农村留守儿童（0-5岁）增幅达47.73%，快速膨胀，而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6-14岁）和大龄留守儿童（15-17岁）分别下降了9.65%和19.68%。越来越多的学龄前儿童成为留守儿童，这是一件对孩子一生都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事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学术界就开始认识到儿童早期教育对于孩子一生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著名学者Benjamin Bloom在他1964年写的一本书中指出：一个人生命中的头四五年是智力成长最快的阶段。他下结论说，学龄前的教育是对一个人的认知功能产生长远影响的黄金时期。这个结论让早期发展的“关键”时期理论以及人大概一半的学习都发生在5岁以前这样的观点越来越得到认同（见本书第四章）。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扶助弱势儿童的早期教育一直是美国政府扶助教育的工作核心——从上世纪60年代的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启蒙计划”一直到今天的奥巴马总统，他们强调的都是投资0到5岁的儿童的早期教育。美国政府的关于早期教育的网站的第一句话写的就是：“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享受高质量的早期教育是我们能够做的最聪明的投资。”在农村留守儿童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意识到，家庭教育是无法由学校教育取代的，因此，让这些孩子能够和自己的父母团聚，尤其是和母亲团聚，是最行之有效的对这些孩子教育上的投资。 BRDWD+SHiXNoFcY/uNu1ki5xbzU0xA8+8MhykxGt8FK6ZPntu5zK/tUFnU6bO8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