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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研究传统
古希腊哲学大致可分为前苏格拉底哲学、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希腊化哲学四部分。前苏格拉底哲学保留下来的基本都是残篇和证言，残篇是原文，证言是引述，它们是我们研究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基本资料。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希腊化哲学在罗马时期的代表人物，都有较为完整的著作传世。我们会在每章“阅读书目”中给出相关作品的流传过程和辑录校勘情况。
严格来说，哲学通史的体系化撰写源自近代的黑格尔，在此之后，随着材料搜集和文本考订工作的深入，各类哲学通史和断代史作品竞相问世。但是，哲学研究往往与哲学的历史考察相伴而行。18、19世纪之前，虽没有统一、系统的哲学史著作，但每代哲学家都会研究、回应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这些回应和对话其实也可称之为哲学史研究。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源头，后世哲人大多都会从希腊哲人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出发，重新思考他们思考过的问题。他们的考察多从自身具有的哲学思想出发，即便是19世纪之后的哲学史撰写和古希腊哲学研究，也同样深受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潮的影响。
回顾整个西方和国内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传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清和把握这本古希腊哲学“简史”涉及的问题。我们在本文将详细介绍“西方古希腊哲学研究传统和现状”“国内古希腊哲学研究传统和现状”以及本书的特点和凡例。
古希腊哲学的记录和评论始于古希腊时期。据说，智者希庇阿斯（Hippias of Elis）是首位记载、撰写哲学史的人，他记载了早期自然哲人对于万物本原问题的各种讨论。但真正有文献流传的哲学史撰述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对话包括引用和评论自然哲人和智术师的内容，重要的有《克拉底鲁》《巴门尼德》《泰阿泰德》《智术师》等作品。亚里士多德建立了私人图书馆，重视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几乎每类著作都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有过系统评述，相关著作有《形而上学》《物理学》《论灵魂》《尼各马可伦理学》等。亚里士多德重视从自己的理论出发，系统、融贯地总结了在他之前的希腊哲学，奠定了我们认识在他之前的早期希腊哲学和柏拉图哲学的基本框架。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古代哲学的学述流传主要保存在古代的学说汇编、古代哲学家的引述、古代传记记录、古代注疏等各类作品当中。这些著作不仅征引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还对某个或各个哲学流派有所评述，是古代研究希腊哲学的重要著作。
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忒奥夫拉斯特撰写的《自然哲学家的学说》，开始分类汇集了早期哲学家的各类学说。这本书对后世希腊哲学的纂述有很大影响，可惜现在只流传下来最后一卷《论感觉》，但全书的基本轮廓可从后世著作大致勾勒出来。第尔斯的《希腊学述》（ Doxagraphi Graeci ）对于相关学述谱系有过整理。忒奥弗拉斯特《自然哲学家的学说》在古代得到不断传抄流传，影响了埃修斯，据特奥多罗多次提到埃修斯的《学说》（ Placita ），第尔斯将其著作命名为《古代学说》（ Vetusta Placita ）。后世对于源自忒奥夫拉斯特的记载、摘抄多来自埃修斯。埃修斯著作主要保存在以下三部著作之中：伪普鲁塔克的《学说》（ Placita ），基本为摘要记录；斯托拜乌斯的《自然哲学文选》（ Eclogae Physicae ），多为逐字引用；特奥多罗的《希腊疾病治疗》，是模仿性写作。第尔斯根据这些著作辑出埃修斯的《古代学说》。并将之与其他古代作者的引用相互印证。
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对之前和当时哲学也有所征引评述，这种征引多具有论争性质，不仅保存了在其之前的希腊哲学家的各种资料，而且他们的评价理解带有独特的视角，可谓古代时期的“研究”。兹列举如下：倾向于新学园派的西塞罗，他的《图斯库兰谈话录》《论神性》等作品；犹太神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先驱斐洛的著作；新柏拉图主义先驱的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和《道德论集》中的引述；基督教神学家尤西比乌斯的《福音初阶》（ Praeparatio Evangelica ）；基督教神学家希波吕托的《驳众异端》（ Refutatio Omnium Haeresium ）；怀疑派哲学家恩披里柯的《皮浪学说纲要》《反数理学家》。此外，古代传记也有对哲学家思想的评述和征引，其中最著名的是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名哲言行录》编写的材料源于漫步学派学者索提翁（Sotion，约前2世纪）撰写的《哲学家的师承》以及兰布斯（Lembus，约前170年）对《哲学家的师承》所作的提要。古代注疏传统对于保存和研究古希腊哲学有重要贡献，如波爱修（Boetius）对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的翻译和写作的导言，又如漫步学派的阿弗洛狄西亚的亚历山大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以及新柏拉图主义者辛普里丘（Simplicius）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评注。
可以说，西方哲学是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三大宗教传统（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综合产物。古希腊哲学对西方哲学发展有很大影响。怀特海曾感叹过：全部西方哲学传统只不过是柏拉图的系列脚注（我们可以将这句话应用于亚里士多德，甚至整个古希腊哲学）。这些“脚注”吸收希腊哲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我们几乎可以说，西方思想发展的每个关节点，重新思考古希腊哲学提出的问题都具有核心重要性，成为西方思想发生转变的关键。他们对希腊哲学的研读和理解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化哲学很大程度就是吸收前人思想发展起来的。比如，斯多亚主义对于赫拉克利特“火本原”和“逻各斯”学说的发挥，伊壁鸠鲁主义对于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继承，怀疑主义对于色诺芬尼以及学园派思想的吸收，更不用说直接继承柏拉图的学园派以及继承亚里士多德的漫步学派。我们接下来简要叙述希腊化哲学之后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吸收、理解希腊哲学的历史。
罗马的哲学通过翻译和改写古希腊哲学建立起来，形成表达自身政治传统的基本方式。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强调柏拉图思想中的宗教倾向，引发后来柏拉图形而上学与基督教神学之间的融合。新柏拉图主义的很多作家还致力于处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思想表面上有异、实质相同的问题。古代晚期的基督教教父们在吸收和反驳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思想的过程中建立基督教哲学。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受柏拉图和普罗提诺影响很大，从哲学上整合基督教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柏拉图思想借助奥古斯丁统治了中世纪的基督教。犹太思想家斐洛（Philo，公元前30—公元40）借助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和早期斯多亚主义，重新理解犹太宗教。基督教圣保罗（St.Paulus，5—67）的普遍主义和自然法明显受当时盛行的斯多亚主义很大影响。
在中世纪阿拉伯世界，古希腊很多作品翻译成了阿拉伯语并有不少注疏传世，主要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普罗提诺的著作。金迪（al-Kindi，约800—866）追随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目的是用因果学说发现事物之本性。拉齐（al-Razi，865—约925）自认是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弟子，认为哲学是包括知识和行动的整全生活方式。法拉比（al-Farabi，约878—约950）写作了大量亚里士多德作品的注疏，力图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容，讨论了亚里士多德的“存在”和“本质”概念。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继承法拉比，重视利用亚里士多德思想，探究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借用了亚里士多德对事物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区分，并吸收新柏拉图主义，认为人和造物能够通过“爱”走向神。阿威罗伊（Averroe，1126—1198）的著作主要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注疏，不同于法拉比，他理解的亚里士多德力图摆脱新柏拉图主义的解释框架，更具有自然主义的特征。犹太哲人迈蒙尼德（Maimonides，1138—1204）也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迷途指津》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中世纪经院哲学（1050—1350）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经院哲学的方法“辩证法”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为基础形成，经院哲学集中处理的“共相问题”源自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Porphyrios，233—305）对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注释（可追溯至柏拉图），后来更因此形成“实在论”和“唯名论”两大哲学传统。在经院哲学发展盛期，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被全部翻译成了拉丁文。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使基督教思想加入了尊重自然世界和人类知识的维度。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1266—1308）和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约1285—1349）也试图融合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但司各脱受到当时经院哲学内部兴起的怀疑主义运动影响，质疑知识的首要性，相比之下，他更强调对上帝的爱。奥卡姆的威廉放弃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概念，强调上帝的意志而非理性，因为上帝的意志是自由的而理性自然法只是偶然的，神圣律法而非自然法，构成我们行为的绝对义务。
文艺复兴（14世纪—17世纪）主张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这种复兴建立在对经院哲学全面批判的基础之上，这也导致了对作为经院哲学思想基础的亚里士多德的全面批判，包括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从潜能和实现的关系来看待运动等）、宇宙论（托勒密地球中心说的宇宙观）、生物学（以目的论为基础）、政治学（政治目的在培养有德性的公民）等各个方面。文艺复兴思想家反对亚里士多德，但极其钟爱柏拉图，试图通过柏拉图主义重新为形而上学奠基。文艺复兴时期尤其喜爱柏拉图作品中的戏剧性因素，柏拉图的作品也在这个时期全部被译成了拉丁文。斐奇诺（1433—1499）主持了柏拉图著作集的拉丁文翻译，推崇新柏拉图主义的寓意解读文本的方法。他的思想主要吸收柏拉图《会饮》的讲辞，提出柏拉图式的爱，认为通过反思自身进而沉思最美之物，最后便能达到与上帝沟通。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Cusanus，1401—1464）主要继承了新柏拉图主义，并吸收了毕达哥拉斯主义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的《乌托邦》模仿柏拉图《理想国》，勾勒了理性统治下没有宗教信仰的共产社会。文艺复兴时期，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也较为盛行。卢克莱修《物性论》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发现和出版，极大地影响了文艺复兴和后来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怀疑主义在经院哲学中就是非常强劲潜在暗流，文艺复兴时期影响范围更为广泛，伊拉斯谟（Erasmus，1466—1536）的《愚人颂》便有很强的怀疑主义背景。
宗教改革（16、17世纪）造就了“新教伦理”，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这个时期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形成时期，现代西方哲学的形成伴随着对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反叛。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的《君主论》为现代政治奠定了基础，用政治现实主义代替政治的道德性，通过将古典德性概念转换成“能力”，反对亚里士多德将政治的目的视为公民德性的培养。蒙田（Montaigne，1533—1592）深受古代怀疑论的影响，怀疑是否存在所谓真理，即便存在，人类也没能力理解，同样，人类也没能力理解和实行正义，他认为，我们只能培养人类自然而然形成的品性，而不必寻找这种品性的形而上根基。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被视为现代科学的奠基者，他的《新工具》针对的便是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逻辑学和方法论，主张经验的实验方法，他还抨击亚里士多德“目的因”，提倡“动力因”的现代因果解释方式。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也是新科学的支持者和开创者，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自然目的论，用“社会”重新为“自然”奠基，建立了现代政治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观念具有的困难，是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共享的思想基础。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认为人是心灵和身体两种不同实体的结合，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规定世界的古代“自然法”开始分裂为身体和心灵（事实和价值）两套系统，此后的哲学发展基本都建立在承认两者的区分之上。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原因观念（尤其是“自因”），重新为德谟克利特以来的决定论做辩护，任何事都是必然的。洛克（Locke，1632—1704）关注经验，但也谈论物自身，同样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观念。休谟（Hume，1711—1776）的怀疑论认为理性具有局限性，强调在尊重传统中培养自然情感和自然常识，塑造个人品性。他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理想视为自己的出发点，但并没有接受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背后的形而上学预设。
19世纪的先验论、观念论、德国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20世纪的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传统（现象学、解释学等），它们的古希腊哲学研究我们将在下文详述，在此仅简要勾勒轮廓。德国浪漫主义复活了柏拉图有关哲学与诗歌的古老争论。叔本华（Schopenhauer，1788—1860）对柏拉图理念论的理解比较独特，他认为理念是在审美沉思中摆脱现象世界因果关系（受到欲望的奴役）后所获得的知识的普遍主体。历史主义开启了文本考订和分期研究。尼采（Nietzsche，1844—1900）推崇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悲剧精神中具有主人的道德，反对基督教的平等道德，进而指向为基督教平等道德建立基础的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传统。海德格尔（Heidegger，1889—1976）拒斥始于柏拉图终于尼采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强调回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开启真正的无前提性的整体哲学之路。20世纪英美分析哲学追随亚里士多德的步伐，尤其是牛津日常语言学派，他们自认为是好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奥斯汀（J.L.Austin，1911—1960）还开创了“克拉伦登亚里士多德系列”的翻译注疏工作。
近代以前的研究，或者为材料汇集，或者为评注，或者为针对相关主题评述前人论述，甚少系统撰述思想发展的历史，这方面首开其先的是黑格尔。黑格尔将希腊哲学分为三期，分别为“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独断论和怀疑主义”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第一期又分为三个阶段：“从泰勒斯到阿那克萨戈拉”、“从智者到苏格拉底学派”以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策勒（E.Zeller，1814—1908）出版了三卷本《希腊哲学史》（后来又出版了其简本《古希腊哲学史纲》）。策勒的哲学思想受到黑格尔影响，其哲学史建立在对观念史所作的哲学解释之上。策勒将哲学史分为“前苏格拉底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亚里士多德以后哲学”，这种分期为后世多数希腊哲学史著作沿用。冈伯茨（T.Gomperz，1832—1912）出版三卷本《希腊思想家：古代哲学史》（1896—1909），冈伯茨主要受英国史家和柏拉图学者格罗特（G.Grote）的影响，格罗特又深受功利主义哲学家密尔（J.S.Mill）的影响。英国的希腊古典学家伯奈特（J.Burnet，1863—1928）写作了《早期希腊哲学》（1892）和《希腊哲学：从泰勒斯到柏拉图》（1914）。格思里（W.K.C.Guthrie，1906—1982）的六卷本《希腊哲学史》（1962—1982）堪称当今古希腊哲学史的扛鼎力作，只是他写完亚里士多德部分便去世了，未能完成希腊化哲学的撰写。
哲学史的撰写和研究深受研究者本人的思想倾向影响。近代以来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依照不同的思想基础、研究方式和研究重点，约略可分为几种研究传统和倾向。这些研究传统和倾向的形成与研究所依托的哲学流派密不可分。我们的划分并不按照研究方式，而是按照其所属的思想传统，尽可能勾勒19世纪以来各种流派和倾向的继受关系。19世纪流行的哲学流派主要分为三大传统，分述如下：（1）体系论—图宾根学派。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开创的先验论和观念论哲学，19世纪后半期表现在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来得到图宾根学派的继承；（2）发展论—分析哲学传统。19世纪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兴起，直接影响了当时古典学界的考订、校勘和辨伪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发展论”观点，20世纪50年代分析哲学进入古代哲学研究，继承“发展论”的很多成果，形成了分析哲学传统；（3）反思形而上学的诗学—政治学传统。19世纪浪漫派、尼采、克尔凯郭尔等学者开始反思传统形而上学，19世纪产生出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经由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回到希腊”，最后发展出施特劳斯的“柏拉图式政治哲学”。
（1）体系论—图宾根学派
体系论
。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的体系论传统主要受康德和黑格尔影响，新康德主义与黑格尔主义学者取得不少成绩。黑格尔的哲学史研究在此不再赘述。策勒受黑格尔影响，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当作整体来处理，重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一致性，全面总结了当时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研究和资料，探讨了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哲学体系。其他代表人物如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柯亨（H.Cohen）和纳托普（Paul Natorp），主要用德国先验论和观念论来研究柏拉图思想，注重对柏拉图“理念论”的研究，尤其注重处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提出的“分离”问题。新康德主义哲学家还吸收了发展论的成果（如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古代哲学》中的处理），但并不像宣称继承了他们的图宾根学派那样重视后期及未成文学说，而是仍以《理想国》的“理念论”为柏拉图体系的核心，以此为基础构筑柏拉图整个思想体系的大厦。为了保持《理想国》的核心地位，文德尔班甚至怀疑《巴门尼德》等作品并非柏拉图的作品。此外，还有受康德批判哲学影响的法国哲学家拉维松（Felix-Mollier Ravaisson），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也持体系论观点。但是，新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并非完全相同，先验论和观念论传统虽具有亲缘性，但对理念论的理解也有争论，产生所谓的“实在论”和“概念论”之争。19世纪中期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兴起，导致对黑格尔观念论和康德的先验论的批判，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论”逐渐取代“体系论”。
图宾根学派
。图宾根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解释柏拉图哲学的思想流派，强调通过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来理解柏拉图，代表人物有克雷默（H.J.Kramer）、盖瑟尔（K.Gaiser）、雷亚利（Reale）和斯勒扎克（T.A.Szlezák），在中国的传播者有从图宾根大学求学归国的先刚、程炜等学者。图宾根学派研究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三点：（1）在研究柏拉图的方式上，反对只专注于柏拉图文本对话来理解柏拉图，而是强调流传在柏拉图亲炙弟子中的“未成文学说”才是柏拉图哲学的真义；（2）在文献学上，注重辑录柏拉图弟子有关“未成文学说”的间接原始文献，并扩展到收集柏拉图主义学者的相关记载；（3）在哲学义理上，反对将哲学视为本质上是“无限主义”的无知之知，而是在“本原说”的统合下系统重构柏拉图的哲学体系。雷利亚还总结了理解柏拉图的四种范式：一是柏拉图的嫡系学生，偏重内传的耳闻学说；二是新柏拉图主义模式，以内传学说为基础，揉和对话录；三是近代自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施特劳斯学派，以对话录为圭臬解释柏拉图；四是图宾根学派从“未成文学说”出发重构柏拉图哲学体系。按照这个谱系，图宾根派继承了前两个传统，其矛头指向的是第三个传统，这个传统在当今学界的表现便是施特劳斯学派。图宾根在这个范式区分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广泛的接受谱系：柏拉图本原学说—亚里士多德等亲炙弟子—新柏拉图主义—中世纪（奥古斯丁、库萨的尼古拉）—文艺复兴（斐奇诺、布鲁诺）—近代理性主义（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德国古典哲学（谢林、黑格尔）。图宾根学派也自陈接续的是德国先验哲学与观念论传统。
图宾根学派受到的不少批评，简述如下：首先，柏拉图文本的地位问题。柏拉图对话处于次要地位的依据是《斐德若》《书简七》中对“书写”的讨论，图宾根派削弱从“读者对象”的区分来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对“书写者和知识传播”的讨论并不令人感到信服，难以说明“批判式”的哲学为什么不能书写，毕竟后世有很长的谱系都不同程度都成体系地“重构”了柏拉图的批判哲学体系。此外，图宾根学派重构柏拉图未成文的本原学说虽然直接来源于其亲炙弟子，但很大程度其实要回到柏拉图的文本如《蒂迈欧》《巴门尼德》等著作来获得佐证，这类著作有对宇宙生成和存在等级的系统论述，甚至需要成为论证的中心。其次，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文献问题。柏拉图未成文学说在其亲炙弟子那里大概只有80多条流传了下来，早期图宾根学派已经将收集范围扩展到柏拉图主义。早期学者对这些“口传文字”的研究已经非常透彻，学术要深入拓展，必然会强调整个流传谱系对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真正继承。图宾根学派非常强调谢林等学者的思想真正体现了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这让人怀疑，图宾根的柏拉图研究是否是从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验哲学和观念论对柏拉图的反观。此外，“未成文学说”研究方法如何延伸到其他哲学家的研究，这也是图宾根学派需要面对的问题。
（2）发展论—分析哲学传统。
发展论的兴起。19世纪中期以来实证主义盛行，古典学术研究受实证主义影响，展开了对各类文本考订、辨伪、确定写作时间和写作背景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前苏格拉底哲学产生出第尔斯的《希腊学述》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等文献考订和汇编，柏拉图的权威校勘本和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标准本也纷纷出版。此外，《柏拉图辞典》（ Lexicon Platonicum，1835—1838 ）和《亚里士多德索引》（ Index Aristotelicus，1870 ）等基本工具书也编撰完成，极大方便了学者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研究领域都产生了所谓的“发展论”方法。柏拉图本人思想的发展过程，柏拉图的对话的写作时间也因此有先后之分，这产生出柏拉图对话的分期问题。发生论研究广泛利用文体风格、语言现象、古代记载、对话人物和事件等各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柏拉图对话的分期问题。不同学者分期并不相同，但大体上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早期受苏格拉底方法影响；中期思想成熟，建立系统的理念论学说；晚期反思中期的政治学说和理念论。柏拉图的发生论研究可以追溯至施莱尔马赫对柏拉图作品的分类（但他并不是持发展论的观点），首先明确提出的是赫尔曼（K.F.Hermann）。格罗特（G.Grote）、蒙克（E.Munk）、策勒（E.Zeller）、文德尔班（W.Windelband）、坎贝尔（L.Compbell）、托考（F.Tocco）、卢托斯拉夫斯基（W.Lutoslawski）、伯奈特（J.Burnet）、泰勒（A.E.Taylor）、菲尔德（G.C.Field）、维拉莫维茨（Wilamuwitz）、耶格尔（W.Jaeger）、斯坦泽尔（J.Stenzel）、罗斯（Ross）、康福德（F.M.Cornford）、格思里（W.K.C.Gethrie）等学者，他们都持这种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的分析哲学传统对于柏拉图著作的分期基本也持这种观点，如赖尔（G.Ryle）、弗拉斯托斯（G.Vlastos）、欧文（G.E.L.Owen）、泰罗（H.Teloh）和艾尔文（T.Irwin）、克劳特（R.Kraut）等学者。
同样，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经历了历史发展过程。因为亚里士多德流传下来的著作多为课程讲稿，学者们便对这些讲稿的各卷各章进行了分别研究，不仅进行辨伪工作，而且指出，亚里士多德很多著作的各卷章分属不同时期不同主题，后来才由亚里士多德弟子纂辑汇编成书，其中尤以《形而上学》《物理学》为甚。纳托普、策勒等人都发现了亚里士多德文本（如《形而上学》）中的矛盾，或者通过判定某部分为伪作来消除矛盾，或者认为这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不成熟部分。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发展论以耶格尔及其学生罗斯为代表。耶格尔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发展史研究》（1912）和《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1923）中，详细对比和分析了亚里士多德早期著作残篇与后期成熟著作，亚里士多德经历了从原先的柏拉图主义的神学研究发展为重视经验科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变化。罗斯编订的很多亚里士多德著作（如《形而上学》《物理学》《论灵魂》等）仍然是现在最权威的亚里士多德希腊语校勘本，他在校勘考订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相关问题。亚里士多德研究中持发展论的还有：德国的斯坦泽尔（J.Stenzel）、霍夫曼（E.Hoffmann），法国的维尔纳（Werner）、罗班（Robin），英国的泰勒（A.E.Taylor）等学者。
需要说明的是，发展论延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总体上依托于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在19世纪的兴起。分析哲学虽然是在19世纪数理逻辑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但继承了孔德、马赫的实证主义传统，针对的正是当时英美的新黑格尔主义（布拉德雷等人）。这和发展论兴起的基本要素不谋而合，发展论的方法和思想基础与后来的分析哲学研究传统有相通之处，不少坚持分析哲学研究的学者都是发展论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分析哲学在其形式分析、概念分析的思想方法确立之后，开始进军古代哲学研究领域。分析哲学最初进入古代哲学时，继承了很多发展论的成果，使分析哲学从开始就能集中精力处理更具“哲学性”和“逻辑性”的成熟期著作。他们用分析哲学处理相关主题，又反过来进一步论证了原先的发展论观点。
分析哲学传统
。1939年，赖尔（Gilbert Ryle）发表论文《柏拉图的巴门尼德》，被后人视为分析哲学进军古代哲学研究的宣言。20世纪50年代，在英美学界，分别以欧文（G.E.L.Owen）和弗拉斯托斯（G.Vlastos）为代表，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研究还是柏拉图研究，分析哲学方法开始替代发生论。标志性的成果是1957年召开国际第一届亚里士多德学术大会，会后出版会议文集《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标志着逻辑分析方法的全面崛起。他们依托分析哲学在逻辑和语言上的成果，强调精确有力地重构古人的论证，重新反思柏拉图晚期对话、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和形而上学著作中包含的哲学论证的合法性与局限性。分析哲学对古代哲学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分析哲学发展过程中要处理的问题，对古人论证的关注点也随分析哲学的发展而不同。例如，日常语言学派关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分析，功能主义的扩张使亚里士多德灵魂论成为研究焦点，安斯库姆发表《现代道德哲学》提出美德伦理学以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德性观念又成为学界热点。
分析哲学的研究大多从某篇某个问题甚或某个关键语句切入，通过逻辑分析得出结论，多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以下仅列举分析哲学传统在古代哲学各个领域的开创性成果：1.弗拉斯托斯（G.Vlastos）主编的两卷本《柏拉图：批判论文集》（ Plato: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1971—1972 ），囊括欧文（G.Owen）、艾尔文（T.Irwin）、艾伦（R.Allen）、阿克里尔（J.Ackrill）、伯恩耶特（M.Burnyeat）、麦克道威尔（J.McDowell）、威廉斯（B.Williams）等学者的重要研究文章。2.巴恩斯（J.Barnes）、斯科菲尔德（M.Schofield）和索拉比（R.Sorabji）共同主编的《亚里士多德论文集》（ Articles on Aristotle，1975—1979 ），囊括欧文（G.Owen）、阿克里尔（J.Ackrill）、伯恩耶特（M.Burnyeat）、弗雷德（M.Frede）、安斯库姆（G.Anscombe）、威廉斯（B.Williams）、斯特劳森（P.Strawson）、艾尔文（T.H.Irwin）等学者的重要文章。3.阿尔格拉（K.Algra）、巴恩斯（J.Barnes）等人主编的《剑桥希腊化哲学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Hellenistic Philosophy，1999 ）。分析哲学方法的引入，还产生了不少重要的评注和翻译成果。如奥斯汀发起的《克拉雷登亚里士多德丛书》（ The Clarendon Aristotle Series ），致力于提供准确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英文翻译和详细评注，已成为亚里士多德研究领域的必备文献。又如索拉比（R.Sorabji）于1987年发起的“古代评注者论亚里士多德”，致力于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古代评注，已经取得很大成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传统开始检讨之前的古典哲学研究方式，开始注重在历史语境中具体地考察古代哲学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其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弗雷德（M.Frede）强调不仅要指出古代哲学论证的真实性及其困难，还应当在历史语境中澄清哲学家坚持这些论证的“好的理由”。分析哲学传统不再是仅仅作割裂的、个别的概念分析，而是将之与文本框架和历史传承联系起来。这种“历史进路”（historical approach）在Julia Annas等人创立的《牛津古代哲学研究》（ 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上文中的《剑桥希腊化哲学史》就是这种方法影响下撰写而成的研究佳作。如卡恩（Charles Kahn）、罗伊（Christopher Rowe）、伯恩耶特（M.Burnyeat）等当代柏拉图研究大家，都关注柏拉图文本的叙述方式和文本细节，强调人物对话对于论证展开的重要性，并重视将柏拉图的伦理、政治反思放在希腊文化和社会背景中来研究。分析哲学传统的这种转变当然有借鉴施特劳斯学派注重文本结构、图宾根学派注重历史传承的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受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观影响。这种转变是分析哲学研究的内在扩展，仍然坚持和继承了分析哲学的固有传统，并非全新意义的“转向”。
分析哲学传统严肃地对待希腊哲学，并将之作为当代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来对待，对深入阐发希腊哲学家的文本论证有很大贡献，但也随之带来某些问题。相关问题简述如下：首先，分析哲学关注古代哲学，往往出于分析哲学本身在当代的发展需要，这其实有把亚里士多德视为现代分析哲学家的危险。他们的研究也常常受分析哲学在当代的发展的影响。比如之前说过的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某部分思想的关注，深受分析哲学本身当时的研究方向影响，如概念分析、功能主义等等。古代哲学研究变成了分析哲学当代发展的延伸。这种倾向即便不会让研究者认为当代关注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更高明，也至少主导了对古代哲学研究的进路和重点。更有甚者，他们可能还会试图让古代哲学家回答当代分析哲学关注的问题。其次，分析哲学擅长分析文本中所包含的逻辑论证，这种分析常常从某篇某个问题甚或某个关键语句切入，只分析比较某些句子和段落，难以形成对哲学家以及整个古代的整体把握，往往理解较为零散和过于技术化。虽然这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所改观，但鉴于分析哲学从思想基础上怀疑哲学体系的可能性，是否能给出对古代思想家的整体理解，这是分析哲学传统面临的挑战。
（3）反思形而上学的诗学—政治哲学传统
分析哲学在英美的兴起与反对当时英美流行的新黑格尔主义有密切关系，同样，欧洲大陆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也兴起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思，针对对象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顶峰——先验论和观念论。这种反思在希腊哲学研究中形成两条脉络，一条是小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开创的文本释义学传统，一条是尼采—海德格尔对西方虚无主义的反思，并直指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施特劳斯综合二者，形成了富有特色并影响巨大的古典哲学研究传统。海德格尔开启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也形成了研究古希腊哲学的独立传统，在当代仍然具有很大活力。
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文本释义传统由小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所开创，强调注意柏拉图对话的戏剧形式。在小施莱格尔的建议下，施莱尔马赫编订、翻译了最早的德译本《柏拉图全集》，施莱尔马赫为每篇对话的“导言”集中体现了他研究柏拉图的基本原则。小施莱格尔是19世纪著名的浪漫派哲学家，反对先验论和观念论哲学，提出柏拉图对话的诗学解读方式。小施莱格尔重启诗与哲学之争，并认为诗高于哲学（或者思辨哲学），这深深影响了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解释方向。此外，施莱尔马赫还是著名的新教神学家，当时神学释义学也影响他对柏拉图的解读：《圣经》文本必须从文本自身开始，并通过文本自身才能得到解读。施莱尔马赫文本释义传统的基础是柏拉图在《斐德若》和《书简七》中的“书写批判”，最重要的特征便是以对话文本为中心，反对当时受康德、黑格尔影响下提出的原则——“比古人更好地理解古人”（从对话中提炼出作者最重要观念，借此构造出其思想整个体系）。施莱尔马赫重视作者在文本中的排篇布局意图，注重戏剧—诗歌形式的解读。施莱尔马赫解释学传统在英美学界也有很大影响，如肖里（Paul Shorey）、弗里德兰德（Paul Friedländer），等等都受到过他的影响。
尼采和海德格尔“回到希腊”。尼采、海德格尔都认为现代社会面临虚无主义的危机，虽然他们对虚无主义的理解有差别，甚至海德格尔也有对尼采作为“颠倒的形而上学家”的批评，但他们总体观点是相同的，虚无主义来源于真理或最高价值失去基础（尼采的“上帝死了”），真理只是人类形而上学传统的虚构，克服虚无主义需要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价值重估或解构。尼采认为，要克服虚无主义，就要摆脱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启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传统，返回古希腊的悲剧精神。海德格尔通过对“存在者”和“存在”进行存在论区分，认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将人有关存在的表象（理念、上帝等）取代、遮蔽了存在本身，以此解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要求返回“前苏格拉底哲学”。海德格尔解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并非是对哲学的否定（正如后现代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相反，正是否定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后，哲学才真正开始。海德格尔的观点其实影响了后来德国政治哲学或实践哲学的复兴，他的学生，阿伦特、伽达默尔、施特劳斯、克莱茵、洛维特等人多少都有这种倾向。除了开启上述学者对希腊哲学的诗学—政治哲学解读方向，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还包括布伦塔诺、胡塞尔）本身对研究希腊哲学至今仍有影响。胡塞尔、布伦塔诺、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思想家用现象学的视角进入古希腊，都得到当代不少学者的重视，并影响了某些希腊哲学研究者。存在主义受现象学直接影响，某些希腊哲学研究者受存在主义影响，也出了不少成绩，例如法国学者阿多（Pierre Hadot）。阿多受法国存在主义影响较大，他的《什么是古代哲学？》质疑传统柏拉图为中心的古代哲学史观（古代哲学核心是形而上学、知识论），主张古代哲学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并强调它在希腊化时期和早期教父哲学之中的延续，影响深远。阿多对斯多亚学派的马可·奥勒留有过深入研究，他还开启了《普罗提诺著作集》（ Les Écrits de Plotin ），致力于《九章集》的翻译和注疏，不仅关注新柏拉图主义宗教层面的传统形而上学问题，更强调灵魂本性、伦理生活和政治生活等层面。
施特劳斯的“柏拉图式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受到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影响，但他对施莱尔马赫的继承更多的是研究形式和方法，他的政治哲学基础在近代更多继承的是尼采—海德格尔的脉络。当然，尼采—海德格尔都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导致了当前的危机，所以要回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前的传统，而施特劳斯则认为，今天的危机恰恰是遗忘了希腊遗忘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的问题）造成的结果。但是，施特劳斯接受了尼采—海德格尔的基本诊断，他笔下的希腊是政治哲学的希腊，而非传统形而上学的希腊，并构建出历史上的“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脉络。
施特劳斯主张回归古典政治哲学，但他思想的起点继承了尼采—海德格尔对西方文明危机的判断，要处理的是现代性问题。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施特劳斯提出“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政治现实主义、自然权利观念的兴起降低道德的重要性；第二次是卢梭—康德—黑格尔，自然状态转化为历史观念；第三次是尼采—海德格尔，极端的历史主义导致彻底的虚无主义）。17世纪以来西方“自然权利”的兴起，直接导致了“历史观念”的产生，并最终取代了西方古典的“自然正当”传统。卢梭和尼采分别是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的开启者，他们深刻地暴露了西方现代性的内在危机，但也正因此，他们同时成为后世所有批判现代性的源头，海德格尔更是指出了西方现代性背后的实质是虚无主义的深渊。这就需要充分理解西方现代性对古典传统的背离和反叛，核心问题在于处理“古今之争”。他进而将古今之争阐释为哲学和政治的冲突。现代性的突出特征在于认为，政治必须在哲学学说中才能奠定正当性基础，而从前的政治往往以习俗、道德或宗教为基础。在经历过彻底的虚无主义之后，哲学试图为政治奠定基础面临难以解决的困难，一方面哲学会怀疑、嘲笑所有习俗、宗教神圣和道德等“意见”；另一方面哲学又不能为这个世界找到稳固的真理基础。因此，哲学作为纯粹的知性追求，对任何政治社会都极其危险，具有极大的颠覆性。
古典政治哲人正是看到了政治和哲学的这种根本冲突，才要决定从“哲学”转向“政治哲学”，这就是“苏格拉底转向”的意义，这也让传统上处理柏拉图著作中哪些部分代表苏格拉底本人思想的“苏格拉底问题”焕发新意。“政治哲人”和“自然哲人”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政治哲人是知道使用特别的写作方式，通过“显白”和“隐微”两种教导的区分，既能传授政治社会所需的习俗、道德和宗教这些“意见”，又使真正的教导能为某些人所认识，他们只有通过字里行间阅读，才能真正把握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因此，施特劳斯及其后学的研究贯彻这个原则，非常注重前人作品谋篇布局所蕴含的意图，注重文本结构及其戏剧张力的分析。“自然哲人”则要用“真理”取代政治社会“意见”，但真理在经历现代虚无主义之后，难以获得稳固基础。“古今之争”问题的核心就成了“现代哲人”抛弃古典“政治哲人”对政治与哲学关系的深刻认识，现代性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现代政治哲学对古典政治哲学的遗忘。施特劳斯在此并不反对哲学，而是思考传统形而上学终结之后，哲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他明确反对重回传统形而上学，而是要走向政治哲学，通过重新解释“苏格拉底问题”，重返古典，接续“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晚年写作了系列作品处理“苏格拉底问题”。比如《城与人》（1964）、《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1966）、《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齐家〉义疏》（1970）、《色诺芬的苏格拉底》（1972）、临终完成死后出版的《柏拉图〈法义〉的论辩与情节》（1975）、生前拟好篇目死后由弟子编辑出版的文集《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1984）。施特劳斯着重阐述“苏格拉底的再次起航”，从早年时期研究自然哲学转向对政治哲学的研究。阿里斯托芬的《云》呈现的是早年热衷于自然哲学的苏格拉底，自然哲学直接导致的是智术师的相对主义，早期苏格拉底认为哲学高于政治，哲学要揭示真理，不用顾及所谓的“真理”对人世习俗、政治生活的颠覆。正是由于阿里斯托芬对早期苏格拉底的攻击，才有了后来苏格拉底的再次起航，以及后来的“柏拉图式政治哲学”。苏格拉底开创的政治哲学得到柏拉图和色诺芬的继承。这里尤其要提到色诺芬，现代思想家基本都认为色诺芬的写作太浅白、不够“哲学”，施特劳斯却认为，色诺芬将显白和隐微的写作技艺发挥到淋漓尽致，苏格拉底作为普通公民的形象背后是古典政治哲人的典范。
但是，政治哲人并非完全固守习俗、因循守旧，并非必然拥护贵族制、君主制，反对具有革命性的民主制，施特劳斯并没有十分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在他看来，政治哲人首先是哲人，而非政治家，他知道政治受“机运”的极大影响，必须受制于有限的政治场域，难以绝对实现“最佳政制”。政治社会只有在固有传统基础上进行有限度的改革，通过教育、通过影响立法者来改革本国不完善的政治状况，而非推行普世秩序和价值。正因此，施特劳斯弟子有所分化，既有美国政治传统的拥护者，也有对之不遗余力的批评者。政治哲人获取这种政治视野、理解政治与哲学的张力，并不在于接受各种“XX之争”的教条，而是通过字里行间的阅读，通过研读伟大著作来进行哲学追问。相对于道德保守主义，施特劳斯更强调“自由教育”，最重要的教诲在于将人们引向对伟大著作的细读。
施特劳斯带来的研究传统也受到不少批评，我们在此不涉及因政治立场不同而产生的攻讦，而是总结施特劳斯在思想基础、现代性问题、古典研究三方面受到的质疑。这些质疑简述如下：首先，施特劳斯的政治思考是后形而上学的。他试图通过追寻“柏拉图式政治哲学”，返回古典政治哲学关注的系列问题来重新为“哲学”奠基，这种奠基在于理解哲学与政治的张力，而非找出这个世界整体性的“哲学”基础。这极其依赖于区分显白和隐微的书写技艺，强调政治习俗和道德的重要性。但是，如果缺乏对自然秩序的整体把握，自然正当是否能够获得足够支撑，习俗道德和“高贵谎言”本身是否能够为政治世界奠定坚实基础，甚至是否能够在面对其他社会习俗的冲击中保持政治稳定，这些都值得怀疑。其次，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问题是哲学启蒙的问题，但他其实翻转了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的关系，现代哲学形而上学的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因此，他对现代性三次浪潮的相关学者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他们的政治立场。古代到近代的转变在形而上学方面的变化，施特劳斯的考察并不充分。再次，政治哲学作为“第一哲学”，这在古代哲学研究中也造成困难，尤其表现在亚里士多德研究之中。亚里士多德明确说过理论哲学高于实践哲学，如何处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施特劳斯及其后学必须要面对的挑战。施特劳斯并不重视亚里士多德目的论形而上学（同样也不重视柏拉图的“理念论”），基本不涉及相关讨论，后学者对这个问题分歧较大。如何处理西方从古至今的强大的形而上学传统，仍然需要施特劳斯后学给予更充分的重视。
中国接触古希腊哲学可追溯至明末清初，始于利玛窦1582年进入中国。西方传教士当时主要译介基督教哲学、托马斯著作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兼及当时的科学和数学思想。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6卷。这个时期古希腊哲学的译介主要集中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学说，但大多出于传教士基督教宣扬基督教神学和哲学之需。李之藻和葡萄牙耶稣会士傅汎际合作节译出版亚里士多德的《寰有铨》（即《论天》，1628），并翻译介绍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名理探》（未完成）。《名理探》后由南怀仁完成翻译，并将之与其他传教士的逻辑和科学著作汇编为《穷理学》，进呈康熙（1683）。此外，当时传教士撰写的《灵言蠡勺》的灵魂学说涉及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修身西学》《西学治平》《西学齐家》中的伦理学说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相关译介工作持续到雍正朝，但当时罗马教廷因“礼仪之争”反复禁止中国教徒祭孔祭祖，并干涉中国内政。1723年，雍正明令全面“禁教”，西学东渐之势断绝，古希腊哲学的译介也同样中断。
清末林则徐主持东南禁烟和海防，迈出近代了解西方的第一步，与魏源等人开始介绍西方各国状况。随后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指导，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及相关应用知识，注重实用性，西方思想的引介集中在近代科学发展的源头，如培根等哲学家。在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过程中，有学者开始整体介绍西方思想的历史流变，追溯至古希腊，如王韬《西学原始考》《西国天学源流》，以及在上海“格致书院”推行考课制度期间选辑的历年优秀课试论文集《格致书院课艺》，系统介绍了西方科学和哲学发展历史，古希腊作为西学的源头得到引介和研究评论。同类译书还有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的《西学略述》（1886）等。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中国近代才真正开始对古希腊哲学进行专门译介。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失败之后，避祸东瀛，广泛接触日本出版的西学著作，认识到“希腊罗马之文明，为近世全世界文明所自出”，撰写了不少有关希腊哲学、历史的文章，如《论希腊古代学术》（1902）、《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1903），以及《斯巴达小志》《雅典小史》等。王国维自日本归来后也撰写了《希腊圣人苏格拉底传》《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传》《柏拉图之政治学说》《希腊大哲学家雅里大德勒传》（1904）等文章。但是，这些文章很少是通过研读原著后撰写，多依据西文哲学史类著作的转述，还算不上真正的研究。这个时期值得特别提到的是署名公猛的《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1903），这篇长文分几期刊发于《浙江潮》，系统介绍古希腊哲学，以诡辩派（智者派）为界，将之分为“以宇宙万有研究为哲学之目的”和“以人间为哲学之中心”两个阶段，并在介绍各派哲学前以“绪论”的方式概述了作者对希腊哲学和哲学史的总体看法。
辛亥前后，思想界的译介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西方近代思想。例如，梁启超着重译介西方的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国家、法权学说，并将近代西方文明的产生追溯至培根、笛卡尔；严复本着救亡图存之心，相继翻译了赫胥黎、亚当·斯密、斯宾塞、约翰·穆勒、孟德斯鸠等人著作；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的译介和研究；章太炎吸收西方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等等。这个时期还没有对希腊哲学著作的直接翻译，评介并未超出基本的概述水平，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的学者已经开始在中西比较中将西方思想（包括古希腊思想）吸收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比如章太炎提出的“真如”概念就是在与柏拉图的“伊跌耶”（理念）相互对比中得到深入阐发的。而且，正是在这些基础评述的过程中，为中国了解希腊哲学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我国古希腊研究的真正奠基，始于学衡派、陈康和严群，我们接下来介绍他们的工作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现状。
（1）学衡派
近代以来，我国对古希腊哲学的介绍、翻译、研究、后学培养，都绕不过吴宓等人开创的学衡派。
学衡派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学派，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忽视和贬低，学衡派在国内真正得到重视并深入评介的是乐黛云发表于1989年的《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学衡派的兴起源于当时留学哈佛的梅光迪、吴宓等人对其师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传承践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针对现代社会危机的两种原因，即始于培根的功利主义和卢梭引发的浪漫主义，致力于恢复古代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等），代表作有《卢梭与浪漫主义》。梅光迪、吴宓回国后聚集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等志同道合者创办《学衡》杂志。他们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依托当时的东南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在文学上批评对抗“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新潮社”），在史学上对抗胡适、顾颉刚的“古史辨派”（论战主要发生在柳诒徵等人主持的《史地学报》）。当时，新文学在北方如火如荼展开，而在学衡派影响下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却不准新文学进课堂，反对“疑古”，而是注重“昌明国粹”，成为坚守古典诗词和传统小学、主张信古的重要阵地。与之相应，学衡派对“新知”的“融化”也不是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而是注重对西方古典思想尤其是希腊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取得很大成绩。受到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对浪漫主义的影响，学衡派也批评浪漫主义式的研究进路，与当时的受浪漫主义—生命哲学影响的“东方文化派”发生论战。（值得一提的是，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影响下，也诞生过某些研究希腊哲学的先行者，如李石岑在30年代写作的《希腊三大哲学家》，从生命哲学角度对希腊思想进行阐发，特色鲜明。）学衡派学者与生命哲学影响下的学者都对现代社会有批判性的反思，区别的关键在于对浪漫主义的态度，这种冲突及相关问题在既受生命哲学影响也受保守主义影响的近代学人宗白华的思想中体现得比较明显。
学衡派翻译古希腊作品最重要的是郭斌龢、景昌极从古希腊文翻译的柏拉图著作，从1922年起陆续发表于《学衡》杂志，并于1934年结集出版《柏拉图五大对话集》。本书翻译的柏拉图五篇对话分别为景昌极译《自辩篇》《克利陀篇》《斐都篇》以及郭斌龢译《筵话篇》《斐德罗篇》，每篇对话都有“译序”或“引”，介绍各篇背景、特色。书中还包括郭斌龢撰《柏拉图之埃提论》、景昌极撰《柏拉图理型说略评》，对柏拉图的核心思想进行专门探讨。除此之外，吴宓、汤用彤推荐向达、夏崇璞合译《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从1923到1926年在《学衡》连载，1933商务印书馆出版时，书中还包括吴宓的“校者识”，并收录了汤用彤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吴宓还翻译了《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撰写《希腊文学史》（我国首部希腊文学史），系统整理包含希腊罗马经典在内的《西洋文学精要书目》。缪凤林撰《希腊之精神》，将希腊精神概括为“入世、谐合、中节、理智”四方面，并分析了西方近代以来对希腊精神的继承和背离。汤用彤翻译《希腊之宗教》。胡稷咸翻译《希腊之哲学》。钱堃新翻译西塞罗《西塞罗说老》并介绍西塞罗身世、成就和思想风格。这些都是当时学衡派推介古典哲学的重要成果。吴宓是学衡派的核心人物，也是首位撰写希腊文学史的中国学者，但他早年求学和后来研究多在于比较文学，并没有专治希腊。1925年，吴宓北上清华，筹办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外文系主任之职，并主持《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虽仍固守学衡传统，但开始注重新旧融合，钱钟书便是吴宓在清华培养的优秀学生。杨绛翻译《斐多》（2000），相关思想传统余续犹在。学衡派在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的主要成员（如张其昀）在《学衡》杂志之后，又相继创办以民族主义为立刊宗旨的《国风》（1932年创刊），以及经蒋介石授意出版，宣扬国家主义的《思想与时代》（1941年创刊），政治性日渐强化。
学衡派译介古希腊哲学最重要的人物是郭斌龢。郭斌龢并不专治古希腊，和其他学衡派的古希腊研究类似，他的古希腊研究也多从文学角度切入，影响多在外文系和中文系（文学与语言学），属于中西兼治的学者，但他的翻译和不多的研究文章代表了学衡派古希腊研究的整体倾向，故单独详述。郭斌龢1917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1919年转入香港大学，师从沃姆（G.N.Orme）学习过拉丁文和希腊文。1923年，他经沃姆推荐结识吴宓，吴宓先推荐郭斌龢去东北大学当教授，后又积极推荐郭斌龢考取赴美公费留学（吴宓也是郭斌龢申请时的主考官），在哈佛师从白璧德。1930年学成归来，先后任教于东北大学、山东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1937—1946年任职于浙江大学，主持过浙江大学中文系、外文系，甚至还担任过浙江大学的代校长。1946年回中央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并拒绝把外文系迁往台湾，将之完整保留在了后来的南京大学。除了前面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郭斌龢还翻译过英人童璧撰写的《希腊之历史》（1924）。他还写过《孔子与亚里士多德》（1932年刊于《国风》，英文提名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之人文主义》于1931年先行刊登在美国某杂志）以及《新孔学运动》（1931），比较中西文化之源，否认孔学为宗教，力陈孔学的人文主义内涵。1941年，他在《思想与时代》发表《现代生活与希腊理想》，讨论西方文化之源头及后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他认为，希腊人从完成道德理想来理解人的发展，从人文主义角度来看待政治、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是道德问题的扩展延伸，政治应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他主张上承文艺复兴时期对希腊罗马人文精神的继承，但反对19时期浪漫主义对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和描述。1949年后，郭斌龢因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且与国民党关系密切，在南京大学实际上处于十分边缘的地位，加上政治动乱，他仅发表了《关于柏拉图美学思想的几个问题》（1962）、《莎士比亚与希腊、拉丁文学》（1964）等少数几篇相关研究文章。但郭斌龢在20世纪60年代培养了弟子张竹明，研究古希腊文学和哲学。师徒俩还在八十年代合译了《理想国》，译文简洁晓畅，成为长期以来国内的标准译本。
总体而言，学衡派对于译介、研究古希腊哲学功不可没，思想基础借自美国的新人文主义，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境遇出发，从中国文化本有的特质出发，触及当今仍然在清理的现代性问题，对我们当前的思考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但是，学衡派的希腊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总体水准不高。此外，学衡派并未能从整体上完成对西方近代社会的反思和研究，反思西方近代社会没能以深入研究为基础（尤其是对西方强大的形而上学传统反思不够），这往往导致将学术研究变成政治立场的选择，典型例子如学衡派后期的某些学者从民族主义走向国家主义。
（2）陈康和严群
陈康及其后学。学衡派倡导对古希腊哲学研究培养了不少学生，陈康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他的思想并不属于学衡派。陈康1924年考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预科，后入哲学系就读，师从当时学衡派主要成员汤用彤等学者。在汤用彤支持下，陈康潜心致力于研究古希腊哲学。1929年毕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师从哈特曼（Nicolai Hartman）、斯坦泽尔（Julius Stenzel）、耶格尔（Werner Jaeger）等学者，1940年以《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获得博士学位。陈康的研究深受耶格尔发生学方法、斯坦策尔对柏拉图后期学说研究的影响，形成了独道之见。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将柏拉图的理念论理解为“目的论”，分离问题针对的是柏拉图的后学（学园派）；亚里士多德的分离概念与柏拉图一致，仍是一位柏拉图学者，并没在这方面反对柏拉图。这个观点反对了当时的成见，导师哈特曼甚至赞扬道：“自你的论文出来，所有希腊哲学史都要重写”，格思里在其经典巨著《希腊哲学史》中也专门介绍了陈康对柏拉图所作的“目的论”式的解释。
陈康在抗战中后期回到中国，执教西南联大，讲授希腊哲学，致力于译介希腊哲学。1944年出版《巴曼尼得斯篇译注》，注释详尽，注释文字为原文数倍，这种以疏解原文的方式研究柏拉图，扎实深入，富有创见，引起极大轰动。陈康又将本书要义撰为德文论文，后经当时访问重庆的英国牛津大学学者道茨（Dodds）教授带回英国，请D.J.Allan教授译成英文，题为On the Parmenides of Plato，发表于The Classical Quarterly（1944），在国际学界有很大影响。陈康认为，柏拉图在本书中主要处理“相反的相互集合的问题”，也就是“相”（理念）如何构成个别事物的问题。陈康的解释“由解释一字一句以解释一篇一段，由解释一篇一段以解释全篇的内容”，分析精详，论证严密，以文本原文为根据，逐字逐句挖掘原文深义，这对后世学者古希腊哲学研究有很大的示范性作用。
陈康在抗战胜利后又相继任职于北京大学、中央大学。1948年东渡台湾，任职台湾大学，1959年因故到美国执教。陈康在美执教期间，继续写作了不少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论文，尤其集中从事亚里士多德的研究。陈康的亚里士多德研究注重应用发生学方法，系统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存有论和神学问题，并处理了entelecheia和energeia之间的区分等亚里士多德研究领域的诸多疑难问题。他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成果集中出版为《智慧：亚里士多德寻求的科学》（ 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Sought，1976 ），全书800余页，集其亚里士多德研究之大成。随后，陈康又转而继续之前的柏拉图哲学研究，经过十余年潜心研究，在去世前出版《获得相的知识》（ Acquiring Knowledge of the ldeas，1992 ）。陈康认为，柏拉图中晚期有从“一元唯善论”到“多元范畴论”的发展，“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先是回忆论，后是综观论。前者包含在《曼诺篇》与《斐多篇》里，后者则肇始于《会饮篇》的对美本身的直观理论，后来又在《理想国》核心卷的末尾的综观理论中获得更为完整的发展。”（译文转引自宋继杰，2015）这两部著作可谓其代表作，也是我国学者研究西学的扛鼎力作，可惜至今仍未译成中文。汪子嵩和王太庆编选翻译了《陈康论希腊哲学》（1990），台湾亦出版过《陈康哲学论文集》（1984）。中国人民大学的聂敏里教授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陈康著作的整理、翻译与研究”（2015年立项），相关翻译和研究成果发表后想必会极大推动我们对陈康先生学术贡献的理解。
陈康在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执教期间，培养出学生如王太庆、汪子嵩、苗力田等学生，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翻译和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主要力量。王太庆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主持编译了《古希腊罗马哲学》（1957），改革开放后更致力于将柏拉图作品全部译出，可惜因病突然去世，未竟其功。但他留下遗稿经汪子嵩整理出版《柏拉图对话集》（2003），译文精确、简洁，遗惠学林。王太庆非常注重对陈康翻译方法的践行，也注重用这种注疏式的研究训练学生，比如80年代末谢文郁的硕士论文《〈蒂迈欧〉注》就是典型。苗力田新中国成立后先在北京大学执教，1956年调往人民大学，改革开放后培养了不少懂希腊文的研究生，并组织翻译了《亚里士多德全集》，虽然有些翻译不够精确，但整体质量较高，是我国哲学翻译的标志性成果，筚路蓝缕，功莫大焉。苗力田还培养出余纪元、徐开来、聂敏里等亚里士多德研究专家。此外，叶秀山也是苗力田1956年调往人民大学之前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叶秀山从现象学进入古希腊哲学研究，也取得很大成绩。叶秀山弟子如宋继杰也是柏拉图研究的优秀青年学者。总之，苗力田为国内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研究水准提升和薪火传续做出了重大贡献。汪子嵩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带领陈村富、姚介厚、范明生开始撰写《希腊哲学史》，第四卷又有包利民、章雪富加入，三代学人历时28年，完成四卷本巨著。全书对原著史料的征引丰富系统，思想评介多有创获，对国外研究传统、流派和文献的介绍比较详尽，可谓当代中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的经典巨著。
严群及其后学。严群的研究始于他的老师张东荪。张东荪的思想最初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后来接触并接受罗素的新实在论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张东荪在罗素和柏格森的影响下，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主持“尚志学会丛书”时，决心将柏拉图著作悉数译出，翻译工作由张师竹承担（张师竹是吴献书在东吴大学的学生，吴献书1921年翻译过《理想国》，张师竹1924年连载翻译发表了《苏格拉底的自辩文》，由吴献书校订）。张师竹根据乔伊特英译本译出八篇，经张东荪几近重译校订出六篇之后，1933年出版《柏拉图对话集六种》（包括《欧雪佛洛》《苏格拉地之辩诉》《克利托》《菲独》《普洛他过拉》《曼诺》）。张东荪后为政事牵绊，柏拉图全集的翻译未能克终，但培养了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学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严群。
严群是近代翻译大家严复的侄孙，中学时阅读罗素著作后，立志终身致力于哲学研究。1931毕业于燕京大学，毕业论文为《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全文基本是Weldon英译本《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译述，出版时有张君劢和张东荪所写序言。1934年在张东荪的指导下，严群完成硕士论文《柏拉图》并出版，全书内容多参考策勒的《柏拉图与旧学园》（ Plato and the Old Academy ）。严群两部毕业论文只是概述和评介性质的著作，但这为他之后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严群毕业后远赴重洋，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5年，在美期间便开始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工作。1939年，严群回国，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严群平生抱负有二：一为根据古希腊文尽译《柏拉图对话录》，二是撰写《分析的批评的希腊哲学史》。文革前，他已译出全部36篇的28篇，但决定在全部译出、再三打磨后再出版，仅在1963年出版《泰阿泰德、智术之师》，其他译稿在文革中都被抄走，散佚殆尽。文革结束后，严群收拾建国前出版的旧译，重新覆校，于1983年出版《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此外，商务印书馆还收集严群旧译，出版《赖锡斯、拉哈斯、费雷泊士》（1993）。严群的《分析的批评的希腊哲学史》生前只出版了“前苏格拉底部”，虽未竟其功，但他的其他专著和论文基本能构成“柏拉图部”和“亚里士多德部”，2011年出版的《严群文集》便依此整理的。《严群文集》分为三部：《柏拉图及其思想》《亚里士多德及其思想》《古希腊哲学探研及其他》。《柏拉图及其思想》收录1949年之前的《柏拉图》《论柏拉图之爱迪亚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及其比较》《理想国或道德与国家论》（译文）等专著或文章。《亚里士多德及其思想》收入两部专著《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士多德及其思想》。《古希腊哲学探研及其他》收入包括《分析的批评的希腊哲学史：前苏格拉底部》以及其他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研究论文。严群的研究较为扎实严密，常常先分类引用原文，逐条解释并综合评述，最后再做出论断。他还尝试用西方哲学的理论术语来解释中国哲学，比较两种不同文化的特质，提出某些富有洞见的观点。
严群学生培养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学生主要有陈村富、李真、王晓朝、包利民等。李真1960年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文革后调入西方哲学史教研室，教学重点集中于古希腊哲学，1979年赴杭州拜师严群门下，与当时在杭州大学工作的陈村富共同向严群学习古希腊语。李真翻译过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译文谨严，较好地遵从了希腊原文。严群在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的学生还有王晓朝、包利民、王来法等人。王晓朝主要研究早期基督教哲学和宗教哲学，他力图完成其师遗志，尽译《柏拉图全集》，但译文在学界颇受争议。严群的再传弟子詹文杰又重新翻译了《智者》《泰阿泰德》《克利托丰》等，专注于柏拉图研究，可谓再续严群柏拉图翻译和研究的未竟之志。陈村富、包利民等以浙江大学为基地，集中力量研究希腊化哲学，撰写了《希腊哲学史（第四卷）》，主持出版“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等，在希腊化哲学和早期教父哲学等研究领域研究成就斐然。
（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
从1949年到1978年这三十年期间，中国西学体系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来建立，按照这个西学构架，古希腊哲学除了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因马克思博士论文之故），并不受到重视，培养的人才也少。即便是那寥寥可数的几位学者，他们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也深受黑格尔确立的哲学史框架影响，虽说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总体而言稍显单薄。希腊哲学研究的翻译、研究、人才培养都是从改革开放才真正得到接续。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哲学的引入，大批学子从海外学成归来，古希腊哲学研究既有国内学脉的承继，也有国外学术的直接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很多学者对古希腊哲学的兴趣，都与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在中国的兴盛密切相关。不少治现象学的学者都兼治古希腊哲学，如叶秀山、靳希平等，很多青年学者最初接触希腊哲学，很大程度受到了海德格尔“回到希腊”召唤的影响。2014年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举办的年会主题为“现象学与古希腊哲学”，提交论文50多篇，对现象学与古希腊哲学的渊源和联系进行了较为完整地梳理。年会精选论文分两辑出版，已出版《现象学与古希腊哲学》（2015），涉及布伦塔诺、胡塞尔、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今年预计出版第二辑论文《海德格尔的希腊解释》（2016）。除此之外，相关著作的翻译也不断出版，如布伦塔诺的《根据亚里士多德论“是者”的多重含义》，以及海德格尔的《柏拉图的〈智者〉》《论真理的本质：柏拉图的洞喻和〈泰阿泰德〉讲疏》《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现象学研究导论》等等。相信现象学的解释路径仍会或隐或显地影响国内后学的希腊哲学研究。
分析哲学从20世纪以来向来是哲学界的显学，分析传统更是渗透到哲学的各个领域，在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然而，中国分析哲学虽有洪谦、金岳霖等老辈学人的开创，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发展壮大，但总体而言未能像西方那样深入进入哲学史的研究。虽然如此，分析性的哲学传统却从未在中国断过，尤其是受陈康、严群影响下治古希腊的后学，多少带有分析传统的倾向。近年来留学归国的青年研究者，更是将分析哲学传统的古希腊哲学研究直接引入中国。分析哲学传统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在国际上居于主流地位，也做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成果，相信分析传统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会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和吸收。
图宾根学派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关系密切，虽然未成文学说长久以来并未得到引进，但因建国后国内哲学界受黑格尔影响颇深，图宾根学派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很容易得到国内既有传统的接受。图宾根学派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也得到国内直接引进，开始译介图宾根学派的作品，留学归国的相关学者也写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图宾根学派方法的引进，相信会对国内古希腊哲学研究会有不少促进作用。
施特劳斯研究传统随着2000年以来刘小枫、甘阳对施特劳斯的引介在国内发展迅速，刘小枫、甘阳的引介不局限于古希腊哲学，而是重视国内的西方古典学的建设，打破现代式学科分割，广涉古希腊文学、哲学、历史诸领域，致力于西方传世经典的解读。刘小枫、甘阳主持的古典学术集成“经典与解释”丛书和《经典与解释》集刊，现已出品近四百种，极大推动了我国包括古希腊哲学在内的西方古典学建设。国内施特劳斯研究传统特点明显，以古今中西之争为核心，以诗学、政治哲学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尤其注意反思启蒙和现代民主，思想上偏保守主义。
此外，国内其他领域的某些学者在追溯自己学科的母题时，超出本学科在现代所订立的专业范围，深入反思现代社会，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某些学者。这些学科多在18、19世纪形成现代学科的建制，它们的奠基者一方面受17、18世纪现代社会形成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都接受了共同的古典学术训练。这些学者在思考现代西方社会时，注意到现代社会中大量古典的、反现代性的因素在推动着西方社会向前运动。整个世界无可挽回地卷入了现代性之中，但西方的现代性的根基有其传统的基督教和希腊思想因素。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如何奠基在自己的思想传统之上来展开，如何吸收西方古典传统，这是国内西学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这些青年学者多少也受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研究传统的影响，但并不特别强调诗与哲学、政治与哲学的对立，政治立场也并不是其核心关注所在。
国内希腊研究在近年来逐渐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的热点，西方的各个研究流派都得到国内的引介。而且，很多青年学者并不固守学派成法，注重对其他学派和传统研究方法的吸收，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当然，西方现今流行的研究流派，本身与西方哲学发展密切相关，有各自的问题意识。中国要形成自己的研究传统，并不能只局限于移植西方各流派的研究，而是要注意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将希腊哲学成为我们的思想传统的组成部分，并以此来反观、发展自身固有的思想传统。从西方哲学对希腊哲学的传承史来看，这种传承并没有陷入过度专业化的细枝末节之中，而是不断将新时期的经验带入传统经典之中，使这些经典在各个时代能够以新的方式得到传承。当今中国的古希腊研究也当如此，需要在希腊哲学研究中自觉从自身经验出发，形成中国的古希腊研究传统，最终将希腊哲学变成我们自身传统的组成部分。
正如著名希腊哲学研究专家策勒在写完《希腊哲学》之后，又作《古希腊哲学史纲》，本书也是在里特尔和普雷勒所著的《希腊哲学史》（ Historia Philosophiae Graecae ）基础上撰写而成，直接的目的是为大学和人文高中编写精简的希腊哲学入门读物。本书作者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1845—1915），英国古典学家，爱丁堡皇家中学校长，毕业于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荣誉法学博士。除本书之外，作者还译有贺拉斯《歌集》、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远征记》等多种古典作品。在主持爱丁堡皇家中学期间，马歇尔注重人文中学古典素养的培养，《希腊哲学简史》正是他为大学生和人文中学学生写作的古典哲学入门读物，被翻译成多种文字，通俗扎实，广受读者欢迎。
既然名为简史，本书最大的特点也是行文流畅、取材精当。英国中学和大学向来注重学生的希腊语、拉丁语以及作为文明之根的古典学术的训练，这部《希腊哲学简史》集中反映出20世纪初英国对学生古典学术的培养状况。书中集中笔墨主要论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取材详略得当，又因新柏拉图主义过于驳杂，故未将之包括进来，希腊化哲学只论及怀疑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亚主义，怀疑主义也只附于“伊壁鸠鲁主义”章前作简要说明。全书虽然简洁，但内容并不因此而过于简略，作者的精简主要在于少发议论之辞，删减与文本思想无关的各类信息，只保留最重要的论述内容。通过对比，读者还会发现，作者写作最常用的手法是将原著中的精要部分缩写化用到自己的行文之中，甚至大段引用原文，代替自己的论述。这对于读者按图索骥阅读原文有很好的引导作用。
虽然是“哲学”史，但作者并不仅限于简单复述哲学观点，而是也注重笔下作者的生平和所处时代特点，尤其喜欢用少量笔墨引导学生思考哲学与历史、政治制度的关系。他还将希腊思想的发展与希腊城邦发展历程进行类比，如伊奥尼亚哲学与君主制、毕达哥拉斯哲学与贵族制或寡头制、智术师运动与民主制，等等，哲学与政治历史发展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哲学与政治关系是古老的议题，这不仅体现在现实历史之中，也体现在哲学如何处理时代最迫切的政治问题之上。虽然哲学往往受限于历史和所处的制度，但又并非仅仅是历史时代的简单反映。哲学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反思并超出现时代的部分，这也是作者通过这种类比所要强调的内容。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学科分化刚刚形成，学科之间的区分仍未像如今这样壁垒森严，作者将哲学放在与政治、历史的张力和互动中来处理，反映出的正是当时学者所具有的整全视野，这对我们仍不失有借鉴意义。
原书为保证全书每章篇幅相当，将某些学派和哲学家拆分成几章论述，如柏拉图拆分为四章，亚里士多德拆分为三章。译文考虑读者阅读方便，进行了合并处理，将原文某些部分的“章”转变为“节”，如“第八章柏拉图”下设四节。原文边注主要对应里特尔和普雷勒所著的《希腊哲学史》（ Historia Philosophiae Graecae ），本译文亦予以删除。作者行文中引用了不少原文，包括不少诗歌以及拉丁文、希腊文名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作者给出的译文，尽量查出原文，注明出处。这本小书很好地给出了希腊哲学的整体框架，引文注释在于帮助将这个框架放回到古典文本，引导读者查检原著，以便深入阅读。除此之外，译者还增加了某些说明性的注释，有些关于术语思想，如柏拉图的“eidos”、亚里士多德的“entelecheia”等；有的是关于历史事实，如“麦加拉禁令”、“雅典、斯巴达、忒拜相继称霸”的相关史实。
除了注释，译者还为全书增添了“阅读书目”部分，分前苏格拉底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腊化哲学五部分，列举相关文本通行的编本、译本和注疏本，简述文献流传、研究传统，与“译序”中的国内外古希腊哲学研究现状相互配合，帮助读者深入阅读。因译者学力所限，这部分文字的撰写最初参考了格思里的《希腊哲学史》、汪子嵩等学者编撰的《希腊哲学史》以及姚介厚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相关文献综述。但因这几部书（或其中某些部分）写作时间较早，难以反映近年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译者在增补过程中，又参考了相关领域研究专家近年所作的综述性文字，相关引用都注明出处，以期查考。译者才疏学浅，这些综述与其说是对既往读书和研究的总结，不如说是为自己将来深入研究开列的书单。译者做的只是梳理精简的工作，疏漏处在所难免，如有错误，责任在译者，如能帮助、指引读者进入古希腊经典文本的阅读，功在前辈学人筚路蓝缕的工作。
陆炎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