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太平盛世里亦有是是非非，更何况乱世当道，必然也是纷乱纠葛、恩恩怨怨，叫人无所适从。为什么乱世多是非呢？原因就是人们把错当成对，把好当成坏，最终导致了好坏颠倒。以前孔夫子写作《春秋》，孟子对杨朱、墨翟进行批判，都是为了辨别是非，通过考证辩论来维护真理，因此，世人才称赞他们为圣人。

等到秦、汉两个朝代，封建专制体制逐渐加强，刑法条文繁密，普通士民偶然有一些批评朝政的议论，稍有不慎就会触犯律法，小命不保。世间如果有圣人，会在这样的体制下冒着生命危险去辩论孰是孰非吗？所以，除非改朝换代，否则就不会有“董狐直笔”这样不畏强权的史学家，让世人能够知晓王朝兴替的真相。即便是愤怒于时事的人也不敢大胆直言，实在忍无可忍，也只能变换方法，或用诗，或用歌来赞美、鞭挞；或是演义为稗官野史，弄些荒诞无稽的表演来嘲弄；或是如屈原那样，用些美人香草诗来抒发内心的忧思。《水浒传》《红楼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借古讽今，引起人们的思索。作者的一番苦心又有多少人能够知晓？说不定还会被世人认为是作者的一己之见，管窥蠡测，一叶障目，所以还是不能让世人明辨是非。

现在中华民国刚刚建立不久，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旧时代未必全是毛病，没有一点值得称赞的地方；新时代也未必全是好的，毫无瑕疵。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朝代的更迭堪比眨眼睛的速度。前朝说是好的东西，今朝却遭到世人耻笑，是是非非依旧纠缠不清，追究起来怕是口水用干了，也辩论不出所以然。没有准绳来规范是非，这样的辩论只能是南辕北辙，不能起到分别是非的作用。

回想辛亥革命，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万众一心，最终推翻满清王朝，除去专制体制，原以为从此可以享受共和体制下的幸福生活，却不想有些蝇营狗苟的鼠辈，勾结串联起来，使共和体制至今没有达成。当时，袁世凯几乎笼络了全国上下所有有才智的人，但他的德行不够，依旧醉心于帝王专制，违背时代大潮，致使自己在悲惨中死去，还导致了军阀干涉国家政治体制，给国家的发展留下巨大的祸患。

继袁世凯后，黎元洪、冯国璋相继接手了这个“烂摊子”，但他们二人依旧是有心无力，只能草草下野。这时的国家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各路的军阀，北洋军阀与南方革命家各执一词，都说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以正义的名义同室操戈，中国人杀中国人，到现在还难求一时的安宁。

幸好在这战乱之中，《临时宪法》能够被保留下来，人民的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尚且能够受到宪法的保护。因此，许多出身平民的贫寒有识之士，依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挥笔抨击时事，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正是共和体制赋予人民的权利。而我们民国之所以能够长存到现在，又何尝不是有赖这一体制？

我自不量力，将民国建立以来的事实，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分出几回来编撰此书，借小说的体裁来说明当代的现状。我写的都是根据事实，不敢在这里捏造，我的文字留给后世，时间会给我一个公论。我认为对的，别人可能以为不对；我以为不对的，别人却以为是对的。没有关系，兼听则明，读者不妨比较后再做出自己的判断。我的话是危言耸听，还是闲谈无聊的论述，现在就拿出来奉献给诸位学识精深的人。

中华民国十年（1921年）一月，古越东临江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