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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阶平曾担任过一个中央医疗小组的组长，他是周恩来最信任的医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曾经担负周恩来晚年疾病的治疗工作，为拯救周恩来的生命竭尽全力，呕心沥血。
1972年5月，在一次常规的体检中，周恩来的红细胞超出正常值很多，吴阶平立刻邀请上海、天津的专家一同会诊，确诊为膀胱癌。
当时，中央医疗小组由吴阶平任组长，方圻、吴阶平的弟弟吴蔚然，还有吴德诚，任副组长。为了控制周恩来的病情，医疗组的意见一致：一定要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立刻动手术。
当时正是“文革”期间，情况比较复杂，别说是医疗小组，哪怕是周总理本人，也不能决定自己的医疗方案。医疗小组需要向“中央领导小组”汇报，“中央领导小组”再向毛泽东汇报，得到批准后才能实施医疗方案。
吴阶平代表医疗小组向“中央领导小组”写了报告。几天后，得到的答复是，周恩来年龄偏大，又有心脏病，主张用中医保守治疗，并传达了不检查、不开刀、要向周恩来和邓颖超保密的三项指示。吴阶平着急了，再次向“中央领导小组”详细陈述周恩来的病情，并说明了治疗的重要性，以及错过治疗时机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等等，但报告有如石沉大海。
治疗方案未被批准，医疗小组只能对周总理进行保守治疗。出于对周总理保密的原则，他们撕掉药瓶上的标签，将检查结果藏起来。奇怪的是，这一次周总理没有询问自己的检查结果，也没问如何配合治疗，只是埋头工作，像忘了自己的病情一样。
1973年1月，周总理开始尿血。吴阶平心急如焚，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和化验单，找到西山的叶剑英家中，向叶剑英详细陈述病情的严重性，请求及早手术诊治，并将试管与化验单留在了叶剑英的住处。几天后，叶剑英拿着试管和化验单，到游泳池报告了毛泽东，中央终于批准了医疗小组为周恩来手术治疗的报告。
周总理住进了玉泉山的临时治疗室，接受膀胱镜检查。吴阶平本来准备通过检查的同时，进行电灼手术，控制病情。然而就在检查前一天，医疗小组又接到指示，手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彻底检查，第二步再手术。
医疗小组的同志心里都清楚：周总理的病情不能等，如果真要分“两步走”，实际上不会有第二步的了。
但中央领导的批示不能违背，怎么办呢？这时候，吴阶平灵机一动，找邓颖超商量说：“现在中央说了，分两步走。那么我们先进行检查，如果检查的过程中发现一块小石头，我们是顺便拿出来，还是留着走第二步？”邓颖超说：“当然就顺便拿出来了。”
有了邓颖超这句话，吴阶平心里有了底，为了敬爱的周总理能活下来，不管冒多大的风险，他们都得在做检查的过程中，瞒天过海顺便完成手术，两步并做一步走。
在进行膀胱镜检查的过程中，吴阶平带领医生们找到出血的病灶，认真地做了电烧灼，止住了出血点。周总理醒来之后便问情况怎样。吴阶平如实回答：“有一个东西，烧掉了。”周总理毫不客气地说：“不是让你们分两步走吗？”邓颖超赶快插话：“两步并一步走好。”
手术后，周总理的病情得到了缓解，精神面貌比以前好了很多。不久，毛主席对中央领导小组的同志说：“在周恩来的治疗上，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
1973年4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谈心，周恩来在托付国家大事时还嘱咐他们：“我的身体要感谢吴阶平。如果是健康问题，还得找吴氏兄弟啊。”后来，吴阶平的弟弟吴蔚然成为了邓小平的保健医生。
膀胱癌的特点是容易复发。到了10月底，周恩来又出现血尿，吴阶平和几十位专家讨论的结果是必须马上手术治疗。可是当时“四人帮”横行，手术治疗的报告无人批复。在医疗小组的反复劝说下，饱受病痛折磨的周恩来亲自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接受手术治疗。几天后，毛主席批准了周恩来的手术请求。
1975年夏天，周恩来突然得了头部神经的带状疱疹，俗话叫缠腰龙，他的身体全面崩溃，被癌细胞吞噬得只剩下皮包骨，体重只有61斤。秋天时，膀胱癌转化为鳞状上皮细胞癌，医疗小组虽然竭尽全力，却已无回天之力。
1976年1月7日深夜，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看见守候在床边的吴阶平，说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几句话：“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在那种时候，周总理想的还是别人，吴阶平直掉眼泪。
追悼会过后，邓颖超对医疗小组的专家们说：“你们该做的都做到了，我感谢你们！总理也感谢你们！”
从1957年起，吴阶平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近20年。没能治好总理的病，吴阶平抱憾终生。每每有人问起周恩来病逝的情况，吴阶平的眼里总是溢出泪水。吴阶平的家里，一直挂着一张12寸的周恩来的黑白照片。他的书橱里，摆着周恩来和邓颖超赠送的银座、花篮。多年来，吴阶平一直用这种方式来默默纪念着敬爱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