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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年），意大利威尼斯人。公元1266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可罗和叔父马菲奥随出使伊儿汗国的元朝使臣来到中国进行商业活动。在元上都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朝见元世祖忽必烈，受到热情接待，后被充任访问罗马教皇的专使，于是返回欧洲。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11月，年仅17岁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前往中国复命，沿古丝绸之路东行，经过3年半的艰苦跋涉，于1275年夏抵达元朝上都，从此侨居中国17年之久。约从1277年起，马可·波罗从北京出发到中国各地游历访问。他曾到过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云南、江浙、福建，并到过西藏地区，还自称任扬州总管3年。因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器重和信任，马可·波罗还多次奉命出使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缅甸等一些东南亚国家。1292年，马可·波罗随伊儿汗阿鲁浑请婚使者护送蒙古公主伯岳吾氏女阔阔真到波斯，然后从泉州由海道继续西行，于1295年和父亲、叔父回到故乡。次年，在参加威尼斯对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在狱中对同狱的比萨作家鲁思梯切诺讲述其游历东方诸国见闻，笔录成《马可·波罗行纪》，其中所述元朝重大政治事件、典章制度及各地风俗情况基本属实。1298年，马可·波罗获释回家，后成为巨富，因向乡邻讲述中国情俗时常以百万之数形容，故被称为“百万先生”。
马可·波罗从中国给他的故乡带回了大量的中国特产，如丝绸、瓷器、漆器以及其他工艺品；而他的游记则被陆续译为各种文字，流传到欧洲各国，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和展现了中国当时高度发达的文明，大大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兴趣。马可·波罗的游记不仅激起了哥伦布漫游东方的决心，更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在十七八世纪的近代欧洲兴起了一股“中国风”（Chinamode）。中国文化在欧洲的深入影响和广泛传播，以至于在当时的上层社会都以采用中国物品、模仿中国式样、领略中国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精神为时尚，被称为“中国趣味”（Gout Chinois).
欧洲社会流行的“中国趣味”之体现，其典型代表就是当时法国出现的“洛可可”（Rococo）艺术风格。“洛可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启迪和影响，其艺术风格模仿中国式样，尤其是在庭园设计、室内装饰、丝织品、瓷器、漆器等方面，曲线讲究趣味和非对称法则，色泽柔和而艳丽，崇尚自然，人物意匠上具有谐谑性和飘逸性等。中国的文学在欧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元杂剧《赵氏孤儿》是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并被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也为当时的欧洲人所推崇，作家菲费尔的代表作《寓言与故事集》宣扬的多半是儒家的孝悌伦常观念，歌德也对儒家提倡孝道大加赞赏，他说道：“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113页）此外，在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中国风”也十分盛行。不仅在装饰器具、园林建筑、纺织品等方面，中国的皮影戏、宠物饲养、许多被称为“中国”的社交场所甚至“中国浴室”也都普遍风行于18世纪的欧洲。1700年元旦，法国宫廷采用中国节日的庆祝形式迎接了18世纪的第一个新年，“中国趣味”似乎已成为这个世纪欧洲的象征性情调。而且，这种情调不是简单、肤浅地追求时尚，中华文化的光辉与精华已照耀并渗透到西方人的头脑和生活中去了。
从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到近代欧洲流行的“中国趣味”，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华文化西传的高潮时期，这不仅是一段人类文明史上的佳话，更为今天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杨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