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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我和欧阳万彤先生相熟，也可以说是好朋友。他没事的时候，喜欢来我这儿坐坐，聊聊天喝喝茶。我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去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我和他相识于一场“未来发展研讨会”，那时，他还在当省城的市长和市委副书记。在那场研讨会上，大部分发言者尽说好听的话，说我们的未来会如何如何美好，说我们的发展会如何如何顺利，说我们的前途会如何如何光明，我则说了一些逆耳的“危言”。我记得我说的第一点内容是：未来要注意防止大的社会动荡出现。因为经济改革使人们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也越来越宽松，人们经受的苦难日益减少，而恰在这时，人们对痛苦的感觉也就会变得更加敏锐，对剩下的痛苦就感到难以忍受。社会动荡的出现通常并不在人们处境最坏的时候，而是常在逐渐变好的时候。我说的第二点是未来发展要关注四个新情况：一个新情况是很多高官家属和相当多的富豪已申请移民，没申请的也在准备申请，很多富人开始向国外转移财产，这表明这部分政界精英和商界精英对国家的未来没有信心。另一个新情况是国民的信仰出现问题，真心信仰共产主义或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的人数加在一起，不会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相反，绝大多数人没有任何信仰，他们唯一崇拜的，就是权力和金钱。社会上已基本形成这样一种评价，认为获取权力和金钱就是生活的一切，就是人生目标，就是人的成功。再一个新情况是自然环境已遭到破坏，水、空气和土地这些人赖以为生的基本东西已被严重污染，多种矿产资源被掠夺性地开采，好像我们已不打算让子孙们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活下去一样。还有一个新情况是中国有可能正在步入低智商社会，中国人的读书量在飞快降低，年人均读书不到1本，而韩国年人均是7本，日本是40本，俄罗斯是55本，以色列是64本。我们呢？到处可见麻将馆，到处可见网吧，到处可见人们在手机上玩游戏、聊闲天、读段子、发短信，很少能看到专心读书的人，偶尔见到读书的，其中不少人是在为应付考试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们国民的智商怎么提高？怎么去和别的民族竞争？
那天我说的最后一点是未来发展一定记住几组数字：第一组数字是关于平民人数与官员人数的比例，我说西汉时民官比例是7945：1，东汉时民官比例是7464：1，唐朝时民官比例是2927：1，元朝时民官比例是2613：1，明朝时民官比例是2299：1，清朝时民官比例是911：1，现在有人说是67：1。这最后一个数字可能不准确，有夸大，也许是把事业单位的人都算成了官员，但今天的民官比例很大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知道我们一个地级市的人事劳动局，其工作人员已经达几百人。美国纽约，人口1800万，GDP2.6万亿美元，正副市长4人，正副议长2人；日本东京，人口1300万，GDP1.1万亿美元，正副市长2人，正副议长5人；我们省一个人口565万的地级市，GDP100亿美元，市领导总共39名，其中正副书记2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等常委5人，正副市长9人，助理4人，人大正副主任9人，政协正副主席10人。每一次精简过后，公务员的数量都在继续增加。每个单位的头头，都在想办法为自己的单位增加编制。今后必须把官员的编制上升到法律层面，谁动谁违法，要不然，我们的官民比例很快就会达到极限。第二组数字是行政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印度的比例是6.3%，美国的比例是3.4%，日本是2.8%，中国是25.6%。仅说公车一项，纽约的公车是6800辆，95%是消防和警车；首尔是74辆；东京纯政务公车是10辆；台北公车是20辆；北京的公车是70万辆。第三组数字是房价和家庭收入的比例，伦敦是6.9：1，纽约是7.9：1，悉尼是8.5：1，首尔是7.7：1，东京是7.9：1，新加坡是5：1，北京、上海是30：1。第四组数字是我们的森林覆盖率。据统计，全国目前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6.5%，而芬兰是67%，日本是66%，韩国是64%，挪威是60%，加拿大是44%，德国是30%，美国是33%，印度是23%，法国是20%，世界平均是22%。第五组数字是事关农村的。全国农村每年生产约1.2亿吨生活垃圾，几乎全部堆放在房前屋后、坑边路旁甚至水源地、泄洪道、村内外池塘里，基本无人负责收集与处理；每年产生2500万吨生活污水，差不多全部直排，使村子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全国每年流失100亿吨沃土，相当于1000万亩耕地30厘米耕作层土壤，而自然形成1厘米耕作层土壤需1至400年，形成可耕作层规模需3000至12000年。全国废渣年产量超过5亿吨，几乎都倾倒在农村地区，1988年积存量就为66亿吨，现在肯定是一个更大的数字；全国固体废物堆存量累积已近80亿吨，占用和损毁土地200万亩以上。全国农村化肥使用量接近每平方公里40吨，而标准是每平方公里22.5吨。第六组数字是犯罪率，由最高检与最高法的相关数据推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的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
我的发言结束后，欧阳万彤向我走了过来，我当时本能地以为，他不高兴。作为本市的最高长官之一，他不想也不愿听这种“乌鸦”的叫声，他可能要敲打我，当面给我难堪。我已做好了反驳他的准备，我不想给他留面子，你一方大员，竟没有听点不同意见的雅量，你能做成什么事情？你知道言论自由才是一个地方发展和稳定的基石吗？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官员应该听听不同的声音。一个政府不要以为自己做的都是智者之举。我不怕他，我一个教书匠，你大不了不让我教书，那我可以回农村老家种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未料他那天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道：任教授，谢谢你敢于直言发出警语，这会让我们这些从政的官员增加一份清醒……
就是从那以后，他开始和我交往。最初，我对他到我家的造访在心理上还有些排斥，他毕竟是高官，我担心别人会说我在巴结他，在走上层路线想谋取政治利益。如今不少知识分子在千方百计巴结官员，一心想脱离知识分子身份，进入到官员队伍中去，以光宗耀祖。因为中国的史书只愿给官员留下名字，所以入仕成为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目标，可我这人就只想教书，我不愿让人以为我也在靠近官场，也想通过欧阳万彤为自己谋取个官位。我看不起这样的人，我更不想当这样的人，但渐渐地，我发现和感受到了他的真诚，就慢慢将他当成了朋友，随时欢迎他的到来。
我曾经当面问过他，你为何要当官？
他倒没有给我唱高调，笑着说，我之所以要当官，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我的家人不受别人欺负，为了我的家人和家庭的平安，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我懂事之后，亲眼看到别人仗着官势和官威欺负我的亲人，使我的家庭无法平安过日子，所以我就决心当官，想要以此改变家庭的弱势地位，让别人不敢再欺负。当了官以后，我慢慢发现，当官不仅可以使别人不敢欺负自己和家人，还有另外的好处，就是可以谋取利益。官员都掌握着分配物质利益的权力，小官掌握小的分配权力，大官掌握大的分配权力。在中国，差不多可以说，你只要当了官，你分得的利益肯定就比普通百姓多。这也是我一心想在官场干下去的一个理由。再后来，随着我的职务提升，尤其是在我当了县长和地市级官员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你不能只为个人和家庭考虑，你还得对你治理的这片土地负责，为你治下的百姓考虑，你得为他们谋取利益，要不然，你就是一个昏官！就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就会在地方史志上留下记录。对历史的敬畏和对史册记载的恐惧让我变得小心起来。直到当了省级官员后，我才开始经常想到民族和国家，因为我这时掌握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如果仍是只为自己、为家庭、为家族考虑，那就的确上对不起苍天下对不起大地了。全国也就三十几个省市区，如果省市区的一级高官还在只为一己谋私利，那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怎么办？那么多前人先辈为这个国家和民族流血流汗，我就不该学学他们？……
我觉得他没说假话。一个官员不说假话很不容易。我喜欢和不说假话的人交往。
他第二次到我家时给我带来了一支正宗狼豪毛笔，我挺高兴。因为我喜欢书法，对好毛笔情有独钟。我试了试那支笔，确实好，就连连称谢。他不笑，一本正经地说：你不用谢，我不是无偿赠送，我是拿它来换东西的。我一愣，问他换啥，他道：书法作品一幅。我大笑，这有何难，遂在书案上展开一张四尺的宣纸，“唰唰”地写下了两句话：
有舞台就好好演一个角色，
没舞台也别只当一个看客。
他看后笑了，说：好，我把它看成对我的一份警告，回家就裱了挂在墙上……
我们在一起聊的问题很多，可以说无边无际。他对我说，我在官场，平日听到的大多是赞美的声音，下级通常不敢对我说逆耳的话，同级通常不愿对我说逆耳的话，上级通常不会对我说逆耳的话，所以我经常听到的都是顺耳的好话。你不当官，没有顾虑，所以在你这里，我才能听到真话。我说，真话刺耳，不好听，你听了可能会感觉不舒服。他笑了，说，历史上的好多皇帝，就是在大臣们的一片颂扬声中被赶下了台……
我俩在一起聊天，很少聊家长里短，那不是我俩感兴趣的话题。我们聊的都是一些关乎治国理政的问题。其实我这个读书教书的人，对治国理政并不懂，只会纸上谈兵，可他愿意听我谈，他说，我更多的是一个执行者和实践者，必须不断提出目标、计划、措施和政策，而你，更多的是一个旁观者和评判者，常听听你的话对我保持头脑清醒有好处。我俩在一起，有时是他先提出一个问题，我来回答；有时是我来提出一个问题，由他回答，对彼此不认同的部分，我俩会展开争论。争论时，他不把我当教授，我不把他当书记，我长他几岁，他称我老兄，我喊他老弟，我们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以至于我的老婆都会出来干涉，说我们制造了噪音，影响了她作画，还不止一次地警告我：人家可是书记，惹恼了他，不会有你的好果子吃！
我记得有一次他问我，以你之见，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将来出了大麻烦，会由哪些方面的问题引起？我想了想说，从内部看，最紧要的是三个方面。首先是金融管理若出了问题，会惹出大事。今天，无论国民经济的哪一个部门出了事，我们都还有从容解决的时间，唯独金融上出了问题，老百姓不给我们从容解决的机会。金融灾难蔓延的速度极快且会造成全民恐慌，民众对这个领域的负面信息极其敏感，一旦他们听说自己多年的积蓄可能要出安全问题，其反应将疾如闪电。也许就在几个小时内，各地各家银行门前就会聚满成千上万要提款的人，而如果兑现不成，愤怒情绪就会席卷人群，闹事就会开始，大混乱就可能发生。美国出现金融危机，慌的是政府，因为民众平日是借钱消费，银行倒闭与其无关。中国可不是这样，再困难的家庭，都可能有几千几万块养儿、防老、看病的钱放在银行里，银行出了问题，那是用刀扎他们的心呀！其次是执政党的腐败若继续蔓延，会招致大麻烦。不用我说，你肯定知道官员队伍的腐败已到了怎样惊人的程度，如今，人的考评、提升、调动，物的估价、使用、流动，建设项目的确立、批准、实施，有哪一项是不送钱能解决得了的？老百姓已对这种情况怨声载道。现在如果抓紧扼制，百姓的怨气还可能会慢慢消去，倘若任其发展，百姓的愤怒必会越积越多，最终定要寻找突破口爆发出来，那就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第三，是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若继续失策，必会出大问题。如今，农村的青年、中年农民大多在外打工，处于流动状态，粗略地统计有两亿多人呐。流动着的人群最容易被煽动和鼓动，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道理，应尽快改变户籍政策，全世界执行户籍政策的只有我们和朝鲜了吧？必须让这部分人尽快安定下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迈小步，要大步走……
从外部看，我们必须首先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美国现在还是地球村的村长，他这个村长不是村民们选的，是凭他们家的实力硬占下的；村里不论哪一家的事情，他都想插手处理，经常把耳朵贴着别人家的窗户，想听清人家屋里的情况，所以他积怨甚多，但哪一家对他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对中国的事情，他自然也想管，可因为中国这些年家底厚些了，弟兄们又多，有了点实力，就不想听他的啰唆和指挥；你不听，他就恼，他就挑动你的左邻右舍跟你闹腾，弄得你鸡犬不宁。以我之见，咱和这个村长还不能闹翻，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家财大气粗加上手里的棍子长，闹翻了倒霉的是咱们。有人算了一笔账，说中国的综合国力只相当于美国的48%，科技实力只相当于美国的20%，不管这笔账算得准不准确，我们和美国的实力还没达到旗鼓相当这一点是肯定的，因此我们不惹他。历史上，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挑战美国的国家都遭受了重创，像德国、日本和苏联等，我们要接受教训。咱还尊美国为地球村的村长，见了面还给村长掏支烟抽，隔三岔五的，还请他喝顿酒，咱主要是想安安静静地种地过日子嘛。当然了，若是给他脸他不要，硬要欺负到咱门上，咱忍无可忍，那就不忍了，从门后摸根棍，照他脑门上给他一家伙，要打，就下狠劲，一棍子把他打晕，让他知道管别人家的闲事麻烦。还有一条，是小心日本对我们动手。日本这个邻居，可不是安分守己的人家。要说他家的日子不错，可他们家祖上留下的传统不好，一看见别人家的土地和东西，总想夺来算自己的。他家有人专门写文章说：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资源的匮乏，决定了我们发展的终极形式是发动战争。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军事扩张，运用大和民族的勇武、智慧与精神，去征服亚洲，征服世界；去洗刷几十年前“圣战”未获成功的耻辱，用大和民族的优秀去驾驭其他民族的低劣，从而推动世界的进步。他们还总结出在几十年前“圣战”失败的两条教训：一是在未完全征服亚洲、巩固地位之前，不应招惹美国；二是灭亡像中国这样大国的时候，不能着急的一口吃掉，而应像吃生鱼片一样，一片一片地吃。要把中国分列成七个或更多的国家，让汉人的力量被削弱，使其战略回旋余地变小。他们中还有人悄悄制定了30年征服世界的计划：第一步，灭亡中国，征服亚洲。要用我们强大的舰队，先摧毁中国庞大但并不可怕的舰队，连带重创他的空军，对此，美国会支持，台湾人会高兴，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会乐意，之后，牢牢控制台湾，使其成为我们的军事基地。由于失去海空权，中国人对我们攻击朝鲜和东南亚会无力反应，至此，其政府威信会降低，民众的精神意志会受打击，可借机挑动各区域民族分裂，中国将不战而弱。对于我们适量削弱中国，俄罗斯不仅不会出兵，还会十分欢迎。第二步，巩固亚洲地位，与德国共治世界。我们在灭亡中国、东南亚、朝鲜、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后，要消灭他们的语言、习俗及生活方式，即劣等民族的劣根性，迫使他们学习我们的一切，要使亚洲不但统一成一个国家，还要统一成一个民族，那就是大和民族。接下来，要利用美国压制欧洲，协助德国日耳曼法西斯党重掌政权，使德国日耳曼人征服欧洲，随后，从东西两面夹击，将独联体一举灭亡。当世界上只剩日本、德国、美国之后，再联合德国将美国掐死，以报二战之仇。第三步，灭亡德国，称霸世界……
对这些近乎梦话的东西，我们当然不可全当真，但也不能全不当真。日本的历史，就是在“建设—发动战争—战败—建设—再发动战争”这个圈子里循环。我们对他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他举起了刀，必须先出手，而且一定要打得他痛不欲生，这样，他才能再老实几十年时间。我们要牢记美国在珍珠港的教训，要预想到，一旦几千架日本战机在一个早上突然飞临青岛、宁波、湛江和上海、北京的上空向下投弹怎么办？这不是没有可能，目前，日本的右翼早已跨过主流的分水岭成为多数，右翼政治家十分受欢迎，在某一个时候，找一个借口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完全可能……
我那天说完后，万彤先生起身走到书案前，拿起毛笔，在一张宣纸上“唰唰”写下了十个字：虽理一届政，但唤百年宁。我看了请他签上名，说：我也要裱了挂在墙上，以作纪念。看见了吧，就是那个条幅，他虽没练过书法，可字也自有筋骨，有点看头。
我这样说是不是离题远了？不远？那我就接着说。
我俩这些年聊得多的另外一个话题，是人类社会的管理问题。人不能单独生活，必须经过一定的交往相会从而组成社会，有社会就出现了制度、组织、规矩、管理者等等问题。万彤认为，人类社会在管理上已走到了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人类的幼年时期，社会的管理任务主要交给氏族、部族的长老来执行。他们的权威建立在血缘之源上，其他人因为长老年龄大，站在生命河流的上游，从而自愿服从他们的管理。第二阶段是在人类的少年时期，社会管理的任务主要交给奴隶主和帝王这些个人来执行。奴隶主的权威建立在棍棒和砍杀之上，皇帝的权威则建立在君权神授的欺骗和国家机器的镇压上，都带着血腥的味道。第三阶段是在人类的青年时期，社会管理的任务主要交给了精英人群来执行。这是因为人们发现奴隶主和帝王对社会的管理充满了不公和野蛮，这才逐渐用强力推翻了他们，改用宪法约束下的精英人群来管理社会，不再把命运只交给一个人。万彤认为，目前人类社会的管理就处在这一阶段。他说，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究竟有多长，还不好说定。这个阶段过去之后会有啥样的管理模式，有待于人类的新创造。
我基本认同他的观点。我告诉他，由精英人群来管理社会，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其一，是要有制度保证选拔出管理社会的人确实是精英人物；其二，要对这部分管理社会的精英人群进行严格的约束，确保他们不滥用管理权；其三，管理社会的精英人群会因年龄、知识储备、腐化而退化成庸常人群，这时，必须有措施保证定期更迭和淘汰。我曾与他开玩笑说：你现在就属于管理社会的精英人群中的一分子，你认为自己什么时候可能坠入庸常人群？他笑答：我现在就正在向庸常人群坠落，表现是读书时间少，学习能力降低，对新知识的掌握速度变慢；身体容易疲劳，脑子的敏感度下降，思考问题有惯性；对新出现的事物持警惕心态，喜欢游旧地看旧景访故人，开口就愿说过去，快要变成一个庸人了。他还说，一个人脑子里储存的全部知与识，转换成管理社会的本领和魄力，通常也就够用十年左右，这之后，他就可能重复自己，就会丧失魄力和锐气，逐渐变成一个庸人。因此，不管一个人看起来多有本领，都不能让他们在一个社会管理位置上待太长的时间，现在许多国家把领导人的任期规定为四年或五年，最多只能连任一次，确实是有道理的……
我俩可谓是无话不说。在我这儿，他不再是官员，只是一个和我探讨问题的朋友。
有了万彤先生这样手握重权的朋友，我也求他帮我办过事。啥事？扭转大学教育方面的积弊。有一次他来喝茶，我说，我得求你办几件事。他问：公事还是私事？我说：我有儿有女，私事不找你，全是有关高等教育的事。我告诉他，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走过很多弯路，1952年搞高校院系大调整，刻板地模仿苏联工业技校模式，撤销了综合大学中的二级学院，清华、浙大都被削得只剩下工学院，偏重工科，忽视理科，取消了很多高校的政法、财经等人文社会学科，导致了长期以来严重缺乏法律和金融人才的状况。1958年又搞高等教育大跃进，提出要在每一个县办一所大学，说派一个、两个或几个大学生就可以办起大学了。1957年全国高校是229所，到1958年秋就已经建立起了23500所业余红专大学和半工半读大学，黑龙江鹤岗市七天就办起了一所大学，这种高教大跃进让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迅速“后退”。接下来又实行高考的“不宜录取”政策，不是根据个人表现和学习成绩来录取学生，而是根据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先就把一批高中生定为不宜录取者，使大批优秀高中生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将教育的不公平、不公正合法化，也使国家失去了很多精英人才，高等教育的质量更是雪上加霜。1966年“文革”开始后，高等学校又干脆停止招生。1970年8月，方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条件是不论文化程度，不管年龄大小，只要政治上合格，被组织推荐，就可以上大学，宣称“大学就是大家来学”。这批大学生的学识水平可想而知。1980年后全国进行初中文化补课和技术补课，规定医学院校的工农兵大学生必须取得初中补课合格文凭才认可他们的大专学历，这成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谈。1977年高考恢复后，高等教育本应该按教育规律正常持续运行，没想到从1990年起又开始了新一轮折腾，就是全国一千多所高校和中等学校被卷进了合并风，共形成了412所合并的高校。这种合并，是在不改体制，不改善教学的条件下，靠扩大规模的方式办一流教育，结果使一些高校历史特色丢失、专业特色消失、教育品牌亡失，并使非教学人员过多，责权不清，管理效率低下。1999年开始，又实行高等教育拉动内需政策，让高校盲目扩大招生规模，结果使全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至2500亿元，欠款难以归还，致使各校校长压力增大，总想着通过教育创收；教育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也跟着下降。总之，这些年间，我们按教育科学本身的规律办事的时候不是很多呀！他听了之后叹口气道：我过去对教育关注太少，你这一说，还真让我心里很沉重，我们得汲取教训，办好高等教育是培养国家和民族精英人才的基本途径，一定要按教育科学的规律把这事办好！
我对他说，你当前要赶紧办好三件事：第一件，想办法别让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们都争着去当官。如今大学里的中青年教授、副教授，都想改行去当学校里的处长、部长、院长、副校长，为何？因为学校里的官员掌握着分房、评职称、分配研究资金的权力，大学里的事都是他们说了算，他们都比教授、副教授过得好且受尊重。教授队伍不稳定，大学能办好？在大学里，应该是教授们说了算才对。一个社会，如果把人们都往当官的路上引，那一定是制度设计上出了问题，是社会朽烂崩溃的一个兆头。因为社会需要大多数人去从事各种样式的劳动，从而创造出物质和精神财富供人们享受，而官员只是管理者。管理者多了劳动者少了，社会的运转肯定就无法持续下去。第二件，砍掉几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我们省有几所大学的博士授予点，是靠省市领导去教育部公关获得的，博导是凑的，真本领很少，授予的博士很多也没有真本事，他们不少人写成的博士论文东拉西凑，没有新的有价值的东西，结果出现不少废博士，坏了博士的名声。还有就是官员和老板如今都涌进了校园要戴硕士和博士的帽子。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生淘汰率大约30%，我们的大学对官员和老板基本上是一路绿灯，是零淘汰率。他们很多人既不上课也不做实验更不查阅文献，老板们是给学校交钱，官员们则利用手中的权力给学校提供方便，这样交换出来的博士生对国家有何意义？第三件，尽快废除自学考试制度。这一制度在全国大学生毛入学率很低的情况下，发挥过积极作用，有过历史功绩，但在平均大学入学率已达百分之二十多的今天，它已完成历史使命。现在的自学考试，舞弊现象极其严重，很多地方在考试时，由老师统一写出答案，让全体参加考试的人抄，这样发出的文凭有何作用？
他那天听我说完，长久没有出声。不过他最后点了头，说：有道理。前两点，我马上派人去调研并尽快拿出整改方案，第三件因是国家的政策，我只有向上反映的权利，没有废止的权利。他走后也就一个半月，在我们省的高校里，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针对的，就是我说的那前两件事。就凭这一点，我认他这个朋友，他没有敷衍我这个书生……
两年前的冬天，有天早晨我出去散步，可能是天太冷而我又忘了戴帽子，冷风一吹，脑子里的血管一收缩，“砰”的一下，有根血管破了，我当时只觉得两眼一黑，就倒了下去。事后才知道，其他散步的人打电话为我要了救护车，拉到医院进行了抢救。脑部手术做完，进了ICU特护病房，由ICU出来，按说该送我去神经外科病房，那病房里也空有床位，可管病房的硬说没床位，目的是想让我家人私下里给他送钱。我老伴和女儿平日里都只会教书，哪懂这一套。不送钱，人家就一直不让住，就把我的病床放到了医院走廊上。我老伴焦急当中，忽然想起欧阳万彤书记曾留下过他的电话号码，就给他拨了一个电话求救。万彤书记放下电话就坐车来了医院，先到我床前看了看我，然后去了病房，在弄清确有床位之后，把医院院长叫了过来，对他说：第一，立即开除神经外科管病房的人，我们国家的医院里不留这样的混蛋；第二，迅速在全院各科室检查一遍，看还有没有类似刁难病号的人，若有，也一律照此办理；第三，马上安排任教授住进病房，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教授的宝贵，没有大学里的教授，哪有国家的顶尖人才？火箭上天，潜艇入海，不都是教授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们干的？包括国家的主席、总理，哪个不是教授们培养出来的？你敢怠慢他们？……
我那次住院，得到了最好的照护，心里对他充满了感激。可他还常说对不起我，说他没有把医德医风抓好，让我和病人们吃了苦头……
这是我求他的事，也有他求我的时候，比如说，有一段时间，他明显心情不好，来我这里坐下后，一个劲地喝茶，说话很少。我就说：你要把我当老哥看的话，就把你心里的不痛快给我说出来，兴许我还能帮你破解破解。他那天苦笑了一下，恳求道：老兄你平时是怎么和老婆相处的？你们亲密相处的秘诀是啥？给我说说让我学学。这话让我笑了，我答：我老婆也是个教书匠，平日里，她教她的数学，我教我的历史，俺俩在学校里是谁也不管谁。在家里，她管我的时候多，嫌我不讲卫生，勒令我每天必须洗澡，不洗澡不准上床；嫌我抽烟身上有味，指令我少抽烟，每天只准在烟灰缸里留下三个香烟头；嫌我爱喝酒，告诫我少与酒亲热，每天饮酒量的上限是四杯，不到一两；怕我和女学生们纠缠，命令我不准和女学生单独外出。我不敢管她，原因是她没有让我管的事情，她不抽烟不喝酒又讲卫生，上完课就回到家里，我还管什么？他听罢苦笑了一下，说：还是教书好呀，嗨，不说了！我见他不愿多说，就很快转了话题，免得他难受。
我俩有时也开开玩笑。有一次我笑着问他：都说现在官场找情人成风，不少官员都有情人，谁没有情人还会被看低，你怎么样？你这个级别的官员是不是找个情人更容易？你找没找过情人？反正我不是纪委的人，而且我先向你承认，我曾经就有过一个情人，后来断了，你呢？你给我说句实话吧。他当时哈哈笑了，说，全世界生理心理正常的男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尽可能多的拥有女人，这大概是雄性动物身上的一种本能。因为我有这样一个职务，接触美女的机会就更多一些，如果我说我见了美女一点也不动心，你肯定不相信，那的确也是假话；但由动心到真的动手让对方做自己的情人，必得做好三种准备：其一是准备好大把钱财，午餐尚且没有免费的，上床更没有免费的，而且是高消费。有些官员所以要贪，就是他不自量力，明明没钱还想高消费。其二是准备好家破人亡。这种事要想不让老婆知道，很难，而一旦知道，就必会有不止一场的哭闹，两个女人哭闹之后某一个寻死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其三是准备好名裂官丢。这年头因为监视手段的增加，这种事被发现的风险极高，经商的被发现这事，可以破财消灾，做官的一旦被发现这事，名誉和官位就算完了。我呢，既没有大把钱财，也不想家破人亡，还想继续做官，所以只好控制自己的身体欲望，按社会的要求，老老实实当一个丈夫。当然，我也向你老实坦白，我过去也有过一次酒后失控，好在没有到完全失控的地步，但仍然给一个姑娘造成了错觉，以致影响过她的生活，这也是一直折磨我的一个问题。我对不起那个姑娘，我心里永远对她怀着一份愧疚，我后来一直没有再见过她，我不敢再联系她。我估计她在心里恨我，我不知她后来生活得怎么样了……
我曾经问他当官的最大苦恼是什么，他说，主要是用人。用人的原则原本清清楚楚，那就是德才兼备，五湖四海，可贯彻起来却非常难。一旦空出个位置，四面八方都有人来打招呼，很多还是你的上级，怎么办？顶？顶一次可以，连续顶几次，上边就可能给你换个位置。所以到最后，常常是妥协，用几个德才兼备的人，再用几个靠关系跑官的庸才。这些年，不少领导干部的儿子、女婿、女儿、儿媳、秘书、朋友就是这样用起来的。我知道老百姓有意见，可不这样你就没法推进工作，有什么办法？
我曾经问他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怎么看，他说，知识分子是我们民族的精英，尽管其中有一些人腰弯腿软，但绝大部分有思想、有识见、有骨气、有才华，是最关心最热爱这个国家的，是最愿为我们民族命运着想的人，是对人类利益操心的人。但遗憾的是，很多年来，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不够，总把他们的不同意见看成是与政府作对，总是防着他们，对他们根本谈不上宽容，伤了他们的心。还有一点，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总体现实常处于不满状态，这是对的，正是他们的不满促成了官员的清醒，但是，一些知识分子容易因不满现实而去构建乌托邦，主张激进政治，这又往往会得到与他们的构想相反的结局……
万彤省长后来提出辞职的事我听说了，确实出我意料，我也很觉突然。在我俩平日的交谈中，我感受到他还有一腔抱负没有实现，对自己的工作还充满着激情，还在筹划着很多要做的事情，根本不像要辞职不干的样子。我在想，他所以提出辞职，很可能是有外力作用，是突然间决定的。至于外力是什么，我说不清楚，如果一定要猜的话，我担心和我的那封信会有关系。
那一年的春节前，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一个省的经济增长，不可能一直按10%左右的速度增加下去，不可能一直靠投资来拉动增长，更不可能靠发展房地产来拉动经济增长，不然，早晚会尝到苦头，会给长远发展和老百姓的未来生活造成痛苦！你身为省长，必须要有勇气有魄力来改变目前的局面。当然，在全国都强调GDP上升速度的时候，你这样做会被认为不合时宜和离经叛道，会失去受表扬甚至晋升的机会，但你要为老百姓着想……
听说万彤省长收到我的信后，认为我说得有道理，把它批给了省府办公厅，请他们速议。这封信的内容传开以后，有人批评说这是欧阳万彤在为自己的无能和全省经济减速造舆论，是反对“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说万彤省长想以经济减速威胁省委书记，从而夺取省委书记的权力，这可能给万彤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会不会因此而使他决定辞职？我说不清楚。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在借此表达他的抗议。抗议谁？请允许我暂且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