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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时当酷暑，傍晚，有个年轻人从他向C巷二房东租来的一间小屋里走出来，慢慢地、犹豫不决似地朝K桥方向走去。

他平安无事地避免了在楼梯上碰见他的女房东。他那间小屋，在一座五层高楼的屋顶下面，与其说像个住人的屋子，倒不如说像个衣柜。他向女房东租用这间小屋是兼包饭和包括女仆照料的。女房东住在楼下的单人房里，每次他出去，都得打她的厨房门口经过，厨房的门朝着楼梯，几乎总是大敞着的。每当那个年轻人路过，他就会产生一种痛苦而又胆怯的感觉，使他羞愧得皱起眉头。他欠了女房东一身的债，所以深怕遇见她。

这倒不是因为他胆小和逆来顺受惯了，甚至完全相反；但是，从某一个时期起，他就处在烦躁不安的紧张状态，像是犯了疑心病。他一直在苦思冥想，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仅怕见女房东，甚至怕见任何人。他被穷困压得透不过气来，可是最近，就连窘迫的境遇也不再成为他的负担了。他已不再去做他日常需要做的事情，也不愿去做那些事情了。实际上他一点也不怕女房东，不管她怎样蓄意跟他作对。但是，与其被拦在楼梯上听那些与他毫不相干的婆婆妈妈的废话，被她纠缠着逼债，恫吓，埋怨，自己又不得不想方设法来支吾搪塞，道歉，说谎，那么，倒不如像一只猫似的悄悄溜下楼去，不让任何人看见的好。

然而，这一次出来的时候，他那种害怕碰见女债主的心情，使他自己都感到吃惊。

“我想去干那样一件事，却又害怕这些无聊小事！”他想，脸上露出一副奇怪的笑容。“哼……对啦……人可以主宰一切，可是一胆小，就什么事都做不成……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我真想知道，人最害怕的是什么？他们最害怕的是迈出新的一步，讲出自己的新见解……可是我空话说得太多了。正因为我尽说空话，所以我才什么事也不做。然而，也许，正因为我什么事也不做，所以我才尽说空话。最近这一个月来，我养成了说废话的习惯，一连好多天躺在墙角里，想着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我现在为什么要去那儿呢？我真的能够做 那件事情 吗？ 那件事 很严肃吗？才不呢！这不过是异想天开，自己给自己寻开心罢了；儿戏。对，也许只是个儿戏！”

街上热得可怕：加上闷人的空气，杂沓的人群，到处是石灰，脚手架，砖瓦，灰尘，以及每一个不能在乡间租别墅住的彼得堡人都十分熟悉的、夏天特有的臭味——所有这一切一齐向这个年轻人袭来，对他本来已经不正常的神经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从城里这一带特别多的小酒馆里飘出的使人难受的臭气，以及虽然在工作日也会不断遇到的那些醉汉，给这幅画面又平添了一层令人作呕的阴郁色彩。霎时间，在这年轻人清癯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极其厌恶的神情。顺便说一句，他长得非常俊美，有一双美丽乌黑的眼睛和一头深褐色头发，身材在中等以上，细瘦而匀称。但是很快他就仿佛陷入沉思，说得更正确些，仿佛陷入一种出神状态。他信步走去，对于身边的一切不但视而不见，甚至不愿去理会它们。由于他自己刚刚才承认的那种独白的习惯，他嘴里不时地在咕哝着什么。这会儿他自己也意识到他的思想有时候是混乱的，他的身体很弱，两天来，他几乎没有吃任何东西。

他穿得很破，甚至穿惯了破烂衣衫的人也羞于穿他这样一身衣服在大白天上街。然而在城市的这一带，穿什么衣服是不会引起人们惊讶的。因为这是在干草市场附近，有许多人所共知的茶坊酒肆，同时聚居在彼得堡邻近中心区这些大街小巷里的，多半是些小贩和工人，所以人群杂沓，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人，即使是很怪异的人，在这儿也不足为奇。可是因为这个年轻人的心里郁积了那么多的怨恨与轻蔑，所以尽管他有时也像年轻人一样最怕人家议论，但他在大街上却丝毫不在乎自己的衣衫褴褛。当然，当他遇到有些熟人或老同学的时候，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他一向不乐意见到他们……然而在这当儿，一个醉汉不知道什么缘故，坐在一辆由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大车上被拖到什么地方去，在他走过时，突然向他大喝一声：“喂，你这个戴德国帽的！”他用手指着他，大声吼道。这时，年轻人突然停下脚步，慌忙抓住自己的帽子。这是从齐默曼帽店 买来的一顶圆形高筒帽，已经破旧不堪，因为年久而变色，上面尽是破洞和污迹，连帽边也没有，七扭八歪地弯向一边，难看极了。不过他感到的不是羞愧，完全是另外一种感情，甚至很像恐惧。

“我早就料到了！”他惶惑不安地咕哝说，“我早就这样想过！再糟糕不过了！像这样一桩蠢事，这样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会把全部计划都给破坏掉的！是的，帽子太显眼了……因为可笑，所以才显眼，穿了这身破衣服，一定得戴一顶便帽，随便哪一种旧的扁平帽子，而不是戴这种不像样的东西。没有人戴这种帽子的，这顶帽子，在一俄里以外就会被人看见，会被人记住的。麻烦就在这儿。问题就出在人们会记住它，这可是一件罪证。干这种勾当，一个人越不叫人注意就越好。小事，小事最要紧！整个事情常常是被这些小事毁掉的……”

他不需要走很远；他甚至知道离他公寓的大门有多少步：正好七百三十步。有一次他想得出神的时候曾经数过。当时他并不相信这些幻想，只不过用那种荒唐而又诱人的鲁莽行为来刺激一下自己罢了。而现在，一个月以后，他已经开始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些幻想了，尽管他在独白的时候嘲笑自己的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可是他已经不由自主地习惯把这种“荒唐的”幻想当做一件正在付诸实施的事情了，虽然他还不相信自己能够办得到。他现在甚至要去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作一番 试探 ，因此他越往前走，心里也就越忐忑不安起来。

他带着一颗似乎停止跳动的心和一种神经质的战栗走到一座大房子前，房子的一面临河，另一面临街。房子里有许多小房间，里面住满了各式各样的工人——裁缝、铜匠、厨娘，形形色色的德国人 ，出卖肉体的姑娘以及小官吏等。人们川流不息地在这座房子的两个院子里和两扇大门里进进出出。这座房子里雇用了三四个管院子的。那个年轻人很高兴，他谁也没碰到，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了大门，从右边的一座楼梯上去了。这是一条又暗又窄的“后”楼梯，但是这一切他事前早已了解过，察看过了，他很喜欢这儿的整个环境：这里是这么幽暗，即使遇到一双好奇的眼睛，也没什么危险。“如果我现在就这么害怕，那么等到我真的去干 那件事 的时候，又该怎办呢？”当他走上四楼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想着。在这里，他的去路给几个改做搬运夫的退役兵士挡住了，他们正从屋里把家具抬出来。他以前就知道，一个有家眷的德国人住在那层屋子里，是个官吏。“这个德国人大概要搬走，那就是说，在四楼，在由这条楼梯上来的这个楼梯口上，今后有一个时期，只有老太婆的房间里是住人的。这很好……万一……”他又想道，一面去拉那个老太婆的住宅的门铃。门铃发出一阵微弱的丁零声，好像这铃是白铁做的，而不是铜做的。在这种房子的这类小住宅里，门铃差不多都这样。他已经忘记了这个门铃的声音是什么样子了，现在这种特别的丁零声似乎使他又想起了什么事情，把这件事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他眼前……他不禁哆嗦了一下，这回他的神经简直脆弱到了极点。过了不一会儿，门开了一条小缝：女主人带着明显的疑虑从门缝里打量着来客，只能看见她那双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小眼睛。可是，当她看见楼梯口有很多人的时候，就放大了胆，把门全打开了。于是年轻人迈过门坎，走进黑洞洞的过道，那个过道是和后面的一间小厨房隔开的。老太婆默默地站在他面前，疑惑地打量着他。这是个身材矮小的干瘪老太婆，六十来岁，有一双又精明又恶毒的眼睛和一个小小的尖鼻子，头上没有包头巾。她那两鬓微斑的淡黄色头发涂了一层厚厚的发油。像只鸡腿的细长脖子上缠了一条破旧的法兰绒围巾，虽然天热，肩膀上还披了一件皮上衣，那件上衣已经破旧不堪，因为年久而变黄了。老太婆不断地咳嗽和哼哼。年轻人准是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望了她一眼，因为她眼睛里又骤然闪出了刚才那种不信任。

“拉斯柯尼科夫，大学生，一个月前到您这儿来过。”年轻人急忙嘟哝道，把腰微微弯了弯，因为他想起了，应该客气一些。

“我记得，先生，我记得很清楚，您以前来过。”老太婆说，她把每个字咬得很清楚，不过依旧用一双疑问的眼睛盯着他的脸。

“是这么回事……又为了同样的事……”拉斯柯尼科夫接着说，老太婆的不信任使他有点不安，并且感到奇怪。

“也许她总是这样的，上次没有注意罢了！”他怀着不愉快的心情想着。

老太婆沉默了一会儿，好像在沉思，然后退到一边，指着通房间的门，让客人走在前面，说道：

“请进，先生。”

年轻人走进一间不大的屋子，屋里糊了黄色的壁纸，窗口摆着天竺葵，挂着薄纱窗帘。在这时候，屋子正给夕阳照得通明。“ 那时候 ，太阳可能也这么亮吧！……”拉斯柯尼科夫不经意地这么想着。他向屋子里的一切迅速瞥了一眼，想尽可能察看一下屋子里的摆设，并且把它们记住。可是屋子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家具都很陈旧，是黄木做的，只有一张带有庞大的木头拱背的长沙发，沙发前面有一张椭圆形的桌子，两个窗户之间放了一张带镜子的梳妆台，靠墙摆着几把椅子，还有两三幅镶在黄色镜框里的不值钱的画，画的是几个手里拿着鸟的德国小姐，——这就是全部的家具了。墙角里，在一幅不大的神像前燃着一盏神灯。一切都很清洁；家具和地板都擦得锃亮。一切东西都是亮晶晶的。“这是丽莎维塔干的活儿。”年轻人想。屋子里找不出一点灰尘。“凶恶的老寡妇的屋子里常常是这么干净。”拉斯柯尼科夫心里继续想着，他好奇地向通往另一间小屋的门上的印花布门帘瞟了一眼，那间小屋里放着老太婆的床和一只五屉柜，他还从来没有往这间小屋里看过呢。整个屋子就是这两间房间。

“您有何贵干？”老太婆走进屋里板着脸问道，她跟先前一样站在他面前，正对着他的脸望着。

“我带来了一件抵押品！”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只旧式的扁平银表。表的背面刻了一个地球。表链是钢的。

“您上次的抵押品已经到期啦。一个月的期限前天就满了。”

“我再给您一个月的利息，请您宽限几天。”

“要宽限，还是马上把您的东西卖掉，是我来决定的，先生。”

“这表能押很多钱吧，阿廖娜·伊凡诺夫娜？”

“你老是把一些不值钱的东西拿来，先生，这几乎一文不值啊。上一次您拿来一只戒指，我给了您两张钞票 ，可是用一个半卢布就可以在首饰店里买一只新的了。”

“给我四个卢布吧，这是我父亲的表，我要赎回的。不久我就能收到一笔钱。”

“要是您愿意，一个半卢布，先扣利息。”

“一个半卢布！”年轻人嚷了起来。

“随您的便。”老太婆把表还给了他。年轻人把表接过去，气得刚要走开，但马上又改变了主意。他想起，没有别处可去，而且他到这儿来还另有目的。

“给我钱吧。”他粗声粗气地说。

老太婆把手伸进衣袋里去摸钥匙，然后走到门帘后面的另一间屋里去。年轻人独自留在屋子中间，一面好奇地听着，一面想着。他听出她打开五屉柜的声音。“准是上面的一个抽屉，”他想，“那么，钥匙是放在她右边衣袋里的……都串在一起，串在一个钢圈上……其中有一把最大的，有别的钥匙的三倍大，有很多锯齿。这当然不是开五屉柜的钥匙，可能还有别的什么首饰盒或是小箱子吧……这应当弄清楚。小箱子的钥匙都是那样的……可是，这实在太卑鄙了……”

老太婆回来了。

“给您钱，先生：一个卢布，每月应付十戈比利息，一个半卢布，我得预先扣下十五戈比利息。但是您先前借过两个卢布，按同样的利息计算，您应当预付二十戈比。合起来一共三十五戈比。所以您现在用表作为抵押还可以得到一卢布十五戈比。喏，请收下。”

“怎么！现在只有一卢布十五戈比了吗？”

“一点不错。”

年轻人没有争论，把钱收下了。他朝老太婆望着，却不忙着走出去，仿佛还有什么话要说，或者还有什么事要做似的，但又好像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

“阿廖娜·伊凡诺夫娜，过一两天，也许我还要拿一件东西来……一只银的……很好的……烟盒，等我从朋友那儿取回来以后……”他心乱得说不下去了。

“那时候再谈吧，先生。”

“再见……您总是一个人在家吗？您妹妹不在家？”他走到过道的时候，竭力装出很随便的样子问道。

“先生，您找她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特别的事。我不过问问罢了。您马上就……再见，阿廖娜·伊凡诺夫娜！”

拉斯柯尼科夫在极端纷乱的心情中走了出去。这种纷乱的心情越来越厉害。走下楼梯时，他甚至停了两三次，仿佛有什么事突然使他吃惊似的。他走到大街上，终于喊叫了起来：

“啊，上帝！这一切是多么丑恶啊！难道，难道我……不，这是胡说！这太荒唐了！”他斩钉截铁地加上了几句。“难道这种可怕的念头能钻进我的脑子里来吗？可是我的心居然会想到这么肮脏的事！主要是：肮脏、卑劣、可恶、可恶！……而我整整一个月都在……”

可是，他既不能用言语，也不能用感叹来表达出自己的激动。在往老太婆家里去的路上就开始压迫和扰乱他的心灵的那种无限憎恶的情绪，这时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高度，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至他简直不知道怎样摆脱自己的苦恼才好。他像个醉汉似地顺着人行道走去，连撞到行人身上，他也没有察觉，直到走上下一条大街的时候，他才清醒过来。他朝四下望了望，才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家小酒馆旁边，进酒馆必须从人行道沿着阶梯下去，走进地下室去。正在这当口，有两个醉汉走出门来，他俩互相搀扶着，对骂着，走上了大街。拉斯柯尼科夫没有多考虑，就立刻向下走去。他从来没有进过酒店，可是现在他觉得头昏眼花，而且渴得火烧火燎的难受。他想喝点冷啤酒，因为他认为他突然感到身体衰弱是由于饥饿的缘故。他走到一个又黑又脏的角落里，在一张发粘的小桌子前坐了下来，要了一瓶啤酒，贪馋地喝完了第一杯。立刻觉得全身松快了些，思路也清晰了。“这全是胡扯，”他满怀希望地说，“根本就没什么可惊慌的！这不过是身体失调罢了！只消喝一杯啤酒，吃一块干面包，马上脑子就会正常，思想就会清醒，意志就会坚强起来的！呸！这一切是多么微不足道啊……”但是，尽管抱着这样鄙夷的蔑视态度，他现在显得很高兴，好像突然卸下了一副可怕的重担。他友好地向屋子里的人扫了一眼。但即使在这一刻，他也朦胧地预感到，他这种好转起来的心境也是病态的。

这时，小酒馆里的人已经寥寥无几。除了他在阶梯上遇到的那两个醉汉以外，随后又有一大帮人——五个男人带着一个姑娘，拿着手风琴一窝蜂地出去了。他们出去以后，屋里就显得静悄悄、空荡荡的了。剩下一个外表像是小市民的人，正坐在那儿喝啤酒，脸上带有几分醉意；还有一个是他的同伴，又胖又大，长了一脸灰白胡子，身穿腰间打褶的短外套，已经喝得烂醉如泥，正躺在长凳上打盹，有时他忽然迷迷糊糊地伸开两臂，把手指头弹得嘎巴嘎巴直响，将上半身上下起落着，但又不从长凳上坐起来，并且哼着一支胡说八道的小调，竭力追想着诸如此类的唱词：

把老婆爱抚了一整年，

把老婆爱—抚了一整—年……

或者突然醒过来，又唱道：

我走在波德雅切大街上，

找到了我从前的女人……

但是没有人分享他的幸福。他那位沉默寡言的朋友对他这一切发作甚至抱着敌视和怀疑的态度。屋子里还有一个人，表面看去，像个退职的官吏。他单独坐着，面前有一个小酒壶，他不时喝一口，向四下望望。他看起来也是心神不安的样子。

2

拉斯柯尼科夫不习惯生活在人群之中，上面已经说过，他避免跟任何人来往，特别是最近。但是现在，忽然不知什么东西吸引他去接近人了。他心里仿佛发生了一种新的变化，于是他渴望有人跟他在一起。整整一个月，他的苦闷郁积在心，情绪愁闷而亢奋，以致把他弄得疲惫不堪，他真希望到另一个天地里去喘口气，哪怕一分钟也好，不管在什么样的世界。即使环境脏得要命，他现在也很喜欢待在这家小酒馆里。

店老板在另一间屋子里，但是他常常不知从哪儿走下台阶，踱到正房里来，而每次首先让别人看见的是一双漂亮的、擦过油的、有红色大翻口的皮靴。他穿了一件腰间打褶的长外衣和一件油渍麻花的黑缎背心，没打领带，脸上似乎厚厚地涂了一层油，活像一把铁锁似的。柜台后面有一个大约十四岁的小伙计，另一个年纪更小些的男孩，把客人要的东西端上去。柜台上摆着一些黄瓜片、干面包和切成小块的鱼；这些东西气味都很难闻。屋里闷热得叫人坐不住，整个屋子里都弥漫着浓重的酒味，在这种空气里似乎只要待上五分钟，人就醉了。

有时候，我们会偶然遇到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一句话还没有谈，不知怎的，一见面就突然对他们发生了兴趣。那个坐在离拉斯柯尼科夫稍远，看上去像个退职官吏的顾客，就给拉斯柯尼科夫这样的印象。后来这个年轻人经常追忆这第一次的印象，甚至把它说成是一种预感。他所以不住地望着那个官吏，是因为那个官吏也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分明非常想跟他说话。这个官吏对待在酒店里的其他人，包括老板在内，似乎已经看惯，甚至感到厌烦，而且他对那些人抱有几分傲慢的轻视态度，好像他们的身分都比他低，文化也不如他，因而不屑与他们交谈似的。这个人五十多岁，中等身材，长得很结实，头发斑白，已经秃顶，一张脸由于经常酗酒而变得浮肿、黄里透青，眼皮微肿，两条狭缝似的兴奋而微红的小眼睛在眼睑后面闪着光。可是他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他的眼神里甚至仿佛闪耀着一种亢奋，也许还蕴藏着聪明和才智，但同时又好像隐约流露出精神失常的神态。他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黑色旧燕尾服，钮扣几乎掉光了，只有一个还勉勉强强挂着，他扣上这个扣子，显然是为了顾全一点体面。皱皱巴巴、满是污垢和酒渍的胸衣从他那件黄土布背心里面凸出来。他的脸似是按官吏的规定刮过的 ，但看来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现在下巴又密密麻麻地开始长出青灰的胡须。在举止风度方面，他也的确有点官吏的派头。不过他又显出坐立不安的样子。他把头发搞得蓬乱不堪，有时闷闷不乐地用双手捧着头，把套在两个破袖里的手肘支在满是酒汁的发粘的桌子上。最后，他直截了当地看了拉斯柯尼科夫一眼，高声断然说道：

“先生，恕我冒昧，能否向您请教请教？虽然您没有举足轻重的外表，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你是受过教育的人，而且是不习惯喝酒的。我一向尊敬有真挚感情而又有学问的人，此外，我还是个九等文官 。我姓马美拉多夫，九等文官。我冒昧地请问，您在哪儿高就？”

“不，我在读书……”年轻人回答。那人过分温文尔雅的谈吐和直截了当向他说话的方式使他有点吃惊。尽管刚才他有一刹那希望能够和人们有点随便什么样的交往，可是现在当真有人先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又突然感到他平常那种不愉快的和烦躁的感情：他平常对任何一个跟他接近或者打算跟他接近的陌生人都感到厌恶。

“原来是个大学生，或者从前是个大学生，”那个官吏大声说道，“不出我所料！我有经验，先生，不止一次的经验！”他把一只手指按到脑门上，以示夸耀，“当过大学生，或者研究过学问！请容许我……”他摇摇晃晃地欠起身子，拿起他的酒壶和酒杯，走到年轻人的身旁坐下，脸稍微斜对着他。他喝醉了，但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话锋敏捷，只是偶尔有点语无伦次和拖泥带水。他简直有些贪婪地抓住拉斯柯尼科夫，好像他有整整一个月没跟人说话了。

“先生，”他几乎是郑重其事地开口说道，“贫穷不是罪恶。这是真理。我也知道，酗酒不是美德，这话更对。但是，先生，赤贫却是罪恶呀。贫穷的时候，您还能保持您天生的高尚情操，可是穷到一无所有，您就绝对办不到了——谁也办不到了！一个一贫如洗的人，不是被人用棍子从人类社会赶出去，而是被人用扫帚扫出去，这是为了使他受到更大的侮辱。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在赤贫中，我就是侮辱自己的头一个人。因此我才到酒馆里来！先生，一个月以前，列别加尼科夫先生把我的太太痛打了一顿。我的太太可不是我！您懂得我的意思吗？请容许我问您一个问题，纯粹出于好奇心：您在涅瓦河上，在运干草的驳船上度过夜吗 ？”

“没有，没度过夜，”拉斯柯尼科夫回答，“你为什么问这个？”

“告诉你，我就是从那儿来的，而且已经是第五夜了。”

他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沉思起来。的确，有些干草屑粘在他的衣服和头发上。很可能他已经有五天没脱过衣服，也没洗过脸了。特别是他的两只手很脏，又红又肥，指甲黑黢黢的。

他的话好像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虽然这种注意是无精打采的。柜台后面的小伙计们吃吃地笑起来。这时老板也特意从上面一间屋子走下来，分明有意要听听这个“活宝”说的话。他坐到稍远的地方，偶尔懒洋洋地，却又神气十足地打着哈欠。显然，马美拉多夫在这里是大家早就熟悉的。大概是因为这种时常与酒馆里各种陌生人说话的习惯，所以养成了高谈阔论的嗜好。在有些酒徒身上，这种习惯已成为一种需要，特别是那些在家里被管得太严、受到恣意对待的人。所以跟喝酒的伙伴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尽力设法为自己辩解，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想博得别人的敬重。

“活宝！”老板大声说，“那么为什么你不工作呢？既然是个官儿，为什么不上班呢？”

“为什么我不上班吗，先生？”马美拉多夫接口说，他只对着拉斯柯尼科夫说话，好像这问题是他提出来似的，“为什么我不上班吗？想到我平白无故地过着这样可怜的穷日子，难道我心里不痛苦吗？一个月以前，列别加尼科夫先生亲手揍我太太的时候，我正醉卧在床上，难道我不难过吗？对不起，年轻人，您也有过……唔……毫无希望地向人借钱的时候吗？”

“有过……不过您说的毫无希望，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意思，预先就知道，一文钱也借不到。比方说，您预先肯定地知道这个人，这个最善良、最肯帮助人的公民决不会借钱给您；请问，他为什么要借钱给我呢？他知道我不会还的。出于怜悯吗？但是随时注意新思想的列别加尼科夫先生前几天就向我解释过：在现代，同情心甚至为科学所不许，在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的英国就是这样做的。请问，他为什么要借钱给我呢？虽然预先知道他不肯借，您还是上他那儿去了，于是……”

“去干什么呢？”拉斯柯尼科夫插言道。

“要是没有人可找，没有别的路可走呢！因为每个人都得有条路可走啊。因为有时候一个人必须有条路可走！当我的独生女儿初次拿了一张黄色执照 出去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出去了……（因为我女儿靠黄色执照过活……）”他附带说了一句，有点不安地望着年轻人。“没有关系，先生，没有关系！”柜台后面的两个小伙计扑哧笑出声来，老板也露出了笑容，这时他急忙声明，但神态看来是平静的，“没有关系！这类颔首微笑一点也不叫我心慌；因为这件事已经尽人皆知，一切掩藏的事都公开了 。我不是用蔑视而是用逆来顺受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的。随他们说去！随他们说去！‘你们看这个人 ！’请原谅，年轻人，您能不能……不，说得更有力、更清楚些，不是您 能不能， 而是您 敢不敢 现在望着我，肯定说我不是一只猪？”

年轻人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好啦，”等屋里随之而来的笑声平息以后，这个演说家才庄重地，甚至这回更加威严地继续说道，“好啦，就算我是一只猪，她可是一位太太！我的样子形同猪狗，但是我的夫人，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她可是一位受过教育的人，一位军官的女儿。就算，就算我是个无赖，她可是个心地高尚的女人，充满了优雅、高尚的情操。不过……唉，要是她能可怜可怜我，那多好啊！先生，先生，要知道每一个人至少要有一个地方能让人可怜可怜啊！可是，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呢，虽然她宽宏大量，但她并不公平……虽然我自己也明白，她扯我的头发无非是出于同情心。（“我一点也不害臊，我向您重复一遍，年轻人，因为她的确扯我的头发。”他又听到一阵嘻嘻的笑声，便以加倍的威严承认道。）但是，上帝啊，哪怕她有一次……可是不，不！那是枉然，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我的希望已经实现过不止一次了，我也不止一次地受到过怜悯，可是……这就是我的特点，我天生是畜生！”

“那还用说！”老板打着哈欠指出。

马美拉多夫用拳头朝桌子上狠狠地捶了一下。

“这就是我的特点！您知道不知道，先生，您知道不知道，我把她的袜子都换酒喝了？不是她的鞋，因为这多少还合乎人之常情，我拿的是袜子，我把她的袜子换酒喝啦！她的一条羊毛头巾，我也换酒喝啦，那是以前人家送给她的，是她自己的东西，不是我的；我们住在一个冰冷的屋子里，今年冬天她着了凉，咳嗽起来，开始吐血了。我们有三个孩子，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从早到晚干活；她擦啊，洗啊，给孩子们洗澡，因为她从小就养成了爱干净的习惯。可是她的肺很弱，好像得了肺痨，这一点我感觉到了。难道我感觉不到吗？我喝的酒越多，就越感觉到。我也是为了这个才喝酒的。我要在这酒中寻找同情和感情……我喝酒，因为我想加倍地痛苦！”他绝望似地把头垂到桌子上。

“年轻人，”他又抬起头来，接着说，“我从您脸上似乎看到了某种苦恼。您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所以我才马上跟您攀谈。我向您倾吐我的身世，并不是想在这些游手好闲之徒面前给自己丢人现眼，反正我不说他们也都知道，我是想找一个多愁善感的、有学问的人。您要知道，我的太太是在一所省立贵族女子中学毕业的，毕业的时候，她在省长和别的大人物面前跳过披肩舞 ，因此得了一枚金质奖章和一张奖状。奖章……是的，奖章卖了……很久以前就卖了……唔……奖状至今还收藏在她的箱子里，不久以前她还拿给女房东看。尽管她跟女房东经常闹别扭，可是她总想在什么人面前夸耀一下，谈谈过去的幸福日子。我不责备她，我不责备她，因为这件事还留在她的记忆里，其他的一切已经化为乌有了。是的，是的；她是一位急躁、高傲、倔强的太太。她亲自擦地板，虽然吃的是黑面包，可是她决不容许别人不尊重她。所以她不愿意宽恕列别加尼科夫先生对她的无礼，他为此打了她一顿，她就倒在床上了。但这与其说是由于挨打，不如说是由于自尊心受了损害。我娶她的时候，她是一位有三个孩子的寡妇，孩子一个比一个小。她的前夫是个步兵军官，她出于爱情嫁给了他，从她父母家里跟他私奔了。她非常爱她的丈夫，可是他却迷上了纸牌，吃了官司，接着就死了。最后，他常常揍她；她虽然没有饶恕他，我知道，我看过文件，这是确实的。但是直到今天，她提起他来还是眼泪汪汪，并且比着他来骂我，可我还是挺高兴，挺高兴，因为好歹她还可以想象一下，她自己从前曾经幸福过……他死后，她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留在一个偏远荒凉的县城里，当时我也在那儿；那时她走投无路，一贫如洗，就连像我这样一个历尽沧桑的人，也没法形容她当时的处境。她的亲戚都不理她。但她是高傲的，高傲极了……那时候，先生，那时候，我也是个鳏夫，身边有前妻留下的一个十四岁的女儿，因为我不忍看她那样受苦，便向她求了婚。她，一个有学问、有教养的名门闺秀，竟肯答应嫁给我，从这一点，您就可想而知她穷到了什么地步！可是她嫁给我了！她哭呀，号呀，非常痛心，但还是嫁给了我！因为她无路可走啊！您明白不明白，先生，您明白不明白，一个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什么滋味吗？不，您还不明白这点……整整一年，我虔诚地、神圣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碰也没碰这玩意儿（他用手指了指那半俄升的酒瓶），因为我是个有感情的人。可是，即使这样，我也不能讨她的喜欢；接着我又丢了差事，那也不是由于我的过失，而是因为压缩编制；于是我就接触起这玩意儿来了！……经过一番流浪，历尽千辛万苦，在一年半以前，我终于来到了这座有无数名胜古迹的雄伟都市。在这儿，我又谋到了一个差事……谋到了差事，可又把它丢了。您明白吗？这一回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丢掉的：因为我的本性难移啊……现在我们住在阿玛莉娅·费奥多罗夫娜·莉佩韦泽家的半间屋里；我们靠什么餬口，靠什么付房租，我不知道。除了我们，还有很多人住在那儿……像所多玛 城一样杂乱无章……嗯……是的……这时我前妻生下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她是怎样在她后母的虐待下长大的，我就不说了。因为虽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胸怀宽广，但她是个性情急躁的太太，她心里烦躁，就爱出口伤人……是的！现在想这些也没用！您可以想象得到，索尼娅没有受过教育。三、四年前，我曾经试着教她地理和世界通史，但是因为我自己的程度也不高，又没有像样的教科书，我们用的是什么书啊……唔！……反正现在那些书也没了，所以我们的一切教育也都结束了。我们学到波斯国王居鲁士就停了下来。她成年以后，读了几本谈情说爱的书，还在不久以前，她又读了通过列别加尼科夫先生借来的一本路易斯 的《生理学》——您知道这本书吗？——她读得津津有味，甚至还从这本书里选出几段念给我们听。这就是她受的全部教育。先生，现在我想冒昧地向您请教一个私人问题：依您之见，一个贫寒，但是清白的姑娘靠诚实的劳动能挣很多钱吗？……先生，要是她清清白白，但又没有特别的才能，她一天连十五个戈比也挣不到，而且还得一刻不停地干活！不仅如此，五等文官伊凡·伊凡诺维奇·克洛普什托克——您听过这个人吗？——直到今天还没有把她替他做半打荷兰衬衫的工钱付给她，而且还跺着脚难听地辱骂她，把她无礼地赶走，借口说衬衫的领子做得不合尺寸，而且缝歪了。这时家里的孩子们都在挨饿……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走来走去，非常绝望，两颊泛出了潮红，害那种病的人都是这样的。她说：‘你这个好吃懒做的东西，住在我们这儿，又吃又喝，还要取暖。’可孩子们经常一连三天看不见一块面包皮，到哪儿去又吃又喝呢！当时我正躺在床上……嗯，这有什么！当时我喝醉了躺在床上，我听到我的索尼娅在说话（她是个逆来顺受的姑娘，说话细声细气，挺温柔的……金黄色的头发，小脸总是苍白的、瘦瘦的）。她说：‘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我真的得去干那种事吗？’达丽娅·弗兰措夫娜，警察局非常熟悉的那个一肚子坏心眼的女人，已经通过女房东来找过她三次了。‘怎么，’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嘲笑地答道。‘有什么舍不得的？哼，多值钱的宝贝！’可是别怪她，别怪她，先生，别怪她！她说这话的时候理智不健全，心烦得要命，又有病，加上孩子们饿得直哭，而且她说这话，并不是真有这意思，这多半是气话……因为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就是这脾气，孩子们一哭，哪怕是饿哭了，她也会立刻动手打他们。快到六点钟的时候，我看见索涅奇卡 起来了，围上头巾，披上斗篷，走出了家门，八点多才回来。她一直走到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跟前，默默地把三十卢布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她虽然看了她一眼，但一言不发，只是拿起我们的那条绿色细呢大头巾（我们有一条公用的头巾，是细呢的），蒙上头和脸，躺到床上，脸朝着墙，只见她那小小的肩膀和身子不住地哆嗦……我还和原先一样躺在那儿……那时候我看见，年轻人，我看见，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后来也一言不发地走到索涅奇卡的床铺跟前，在她身边跪了整整一个晚上，吻着她的脚，不肯站起来，后来她们俩搂在一起就这么睡着了……搂在一起……一起……是的……而我呢……醉醺醺地躺着。”

马美拉多夫不再吭声，好像声音中断了似的。后来他突然匆忙地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咳了一下，清了清嗓子。

“从那以后，先生，”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又接着说，“从那以后，由于一件倒霉事和一些心怀恶意的人的告密（达丽娅·弗兰措夫娜在那件事情上起了特别坏的作用，原因似乎是她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从那以后，我女儿索菲娅·谢苗诺夫娜就被迫去领了一张黄色执照，因为那个缘故，她就不能再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因为连我们的女房东阿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也不答应（虽然她以前帮过达丽娅·弗兰措夫娜的忙），列别加尼科夫先生也……哼……他和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之间的这场纠纷就是为了索尼娅。最初他竭力去勾引索涅奇卡，现在他可摆起架子来了：‘怎么，’他说，‘像我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能跟这种女人住在一个屋子里吗？’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气不过，出来抱不平……事情就闹大了。现在索涅奇卡多半是等天黑以后才到我们这儿来，减轻一点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的负担，并且尽力拿些钱回来……她现在住在裁缝卡佩瑙莫夫家里，向他们租了一间屋子。卡佩瑙莫夫是个瘸子，笨嘴拙舌，他一大家子人都笨嘴拙舌。他老婆也笨嘴拙舌……他们挤在一个房间里，不过索尼娅另有一个单间，用板壁隔开……唔……是的……都是顶穷的人，都笨嘴拙舌……是的。那天我清早起来，穿上我的破衣服，举起双手，祷告上苍，就到伊凡·阿凡纳谢维奇大人那儿去了。伊凡·阿凡纳谢维奇大人，您认识他吗？不认识？唉，这样一位大慈大悲的人您都不认识！他是蜜蜡……上帝面前的蜜蜡；像蜜蜡一样地融化！他听了我的诉说以后，竟淌出眼泪来了。他说：‘马美拉多夫，你已经叫我失望过一次了……现在我再替你担待一次，给你一个差事吧，’他就是这样说的，‘记住，’他说，‘你去吧。’我吻了吻他脚下的尘土，在想象中吻，因为他不会真让我这样做的，因为他是个大官，一位有新的政治思想的开明人物；我回到家里，当我宣布我恢复了差事，有薪俸可拿的时候，天哪，家里是怎样的欢天喜地啊！……”

马美拉多夫在极度激动中又把话停住了。这时一大群本来就已经喝醉了的醉汉从大街上走进来。门口传来了雇来的手摇风琴的声音和一个七岁孩子唱《农家曲》 的发颤童音。屋里顿时热闹起来。酒馆老板和伙计们都忙着招待新来的顾客。马美拉多夫对那些新来的人毫不在意，继续讲他的故事。此刻他似乎十分衰弱，然而他醉得越厉害，他就越健谈。想到最近谋差事成功，他仿佛活跃了起来，甚至脸上也现出了光彩。拉斯柯尼科夫聚精会神地听着。

“那是五个礼拜以前的事了，先生。对……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跟索涅奇卡两人一听到这件事，天啊，就好像我登上了天堂似的。过去，你只能像一头畜生似的躺在那儿，除了挨骂没有别的，可现在：他们都蹑手蹑脚地走路，叫孩子们别嚷：‘谢苗·扎哈雷奇在衙门里办公累啦，在休息呢，嘘！’我上班以前，她们煮咖啡给我喝，给我热奶油！她们开始给我弄来真正的奶油，您听见了吗？我真不明白，她们从哪里攒来的钱，居然给我置备了一套像样的服装——十一卢布五十戈比哪？靴子啦，细棉布胸衣啦——漂亮极了，还有一套制服，她们花去了十一个半卢布，按照最好的式样做成了这些东西。第一天上午我从衙门里回来，看见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已经给我做好了两道菜——一道汤，一道洋姜烧咸肉——在这以前，我们连想都没想过这些东西。她什么衣服也没有……一件也没有，可是现在她打扮的像是要去做客似的，她原没什么可穿戴的，可是忽然间，她什么也不用就把自己打扮起来了：她梳了梳头，换了一条干净的领子，还有套袖，瞧，她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啦，比以前年轻了，也好看了。我的宝贝索涅奇卡过去一直拿钱贴补家用。‘现在，’她说，‘我暂时不便常来看你们了，除非天黑以后，没有人看见。’您听到吗？您听到吗？那一天午饭后，我回家小睡片刻，您猜怎么着？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一个星期以前还跟女房东阿玛莉娅·费奥多罗夫娜吵得不可开交，现在她却把她请来喝咖啡了。她们坐在一起，唧唧咕咕谈了两个钟头：‘谢苗·扎哈雷奇现在又有差事，又有薪俸了，’她说，‘他亲自去见大人，大人亲自出来见他，叫别人都等着，他还拉着谢苗·扎哈雷奇的手，走过众人面前，把他领到办公室里去。’您听见了吗？您听见了吗？‘说实话，’他说，‘谢苗·扎哈雷奇，您过去的功劳我是记得的，’他说，‘尽管您有过那些荒唐的弱点，但是，既然您现在提出了保证，再加上没有您，我们的事情办不好，’（您听见了吗，您听见了吗？）‘所以，’他说，‘我现在将希望寄托在您高尚的保证上。’告诉您吧，这些话都是她自己随口编出来的，她这样说不是信口开河，也不是一味为了夸耀。不，对这些事她自己完全相信，她用自己的想象来安慰她自己，真的！我不责备她；不，这点我不责备她！……六天以前，我把第一次挣来的薪俸——二十三卢布四十戈比——统统交给她的时候，她把我叫做‘小宝贝’，她说，‘我的小宝贝。’等到只有我们俩的时候，您明白吗？我算得上什么值得赞美的人，算得上什么丈夫呢？可是，她却捏了一下我的脸蛋说，‘我的小宝贝啊。’”

马美拉多夫说到这儿停下了，他本想笑一笑，可是突然他的下巴抽动起来。但他克制住了自己。这家小酒馆，这副荒淫无度的外表，在运草船上度过的五夜，一俄升酒，加上对老婆和家庭的那种病态的爱，使听他说话的拉斯柯尼科夫大惑不解。拉斯柯尼科夫聚精会神地，但却带着痛苦的感觉听着。他后悔到这儿来了。

“先生，先生，”马美拉多夫恢复常态后，又大声说，“哦，先生，也许您跟别人一样，把这些事当做笑谈吧，也许我把家里这一切鸡毛蒜皮的琐碎事讲给您听，只能叫您厌烦吧，可是我并不把它当做笑谈！因为这一切都是我的切身感受……而我呢，在我一生中那最美好的一整天和一整个晚上，都是在转眼即逝的幻想里度过的：就是说，我梦想着怎样安排一切，怎样把孩子们穿戴打扮起来，怎样叫她过几天安静的日子，怎样把我的独生女儿从那可耻的生活里救出来，使她回到家庭的怀抱……还有许多，许多……这情有可原吧，先生。那么，先生（突然，马美拉多夫好像打了一个哆嗦，抬起头，凝视着他的听者），嘿，我在做了这一切美梦以后，第二天（正好在五天以前），傍晚，我耍了一个狡猾的手腕，像夜间的小偷一样，把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锁箱子的钥匙偷了出来，取出我拿回家剩下来的薪俸，一共多少，我也记不清了，就这样，您现在看看我吧，大家都来看看我吧！今天是我离家后的第五天，家里的人都在找我，差事完蛋了，制服放在埃及桥边的一家小酒馆里，换了我现在穿的这身衣服……什么都完蛋了！”

马美拉多夫用拳头捶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咬紧牙齿，闭上眼睛，将胳膊用力地支在桌子上。但是过了一分钟，他的脸色突然变了，他用一种装出来的狡猾神气和假装的厚颜无耻，看了拉斯柯尼科夫一眼，笑着说：

“今天，我去找索尼娅，跟她要钱买酒喝！嘿嘿嘿！”

“她真给了？”在新来的顾客中，有一个人喊道，喊完就哈哈大笑起来。

“这半俄升酒就是用她的钱买的，”马美拉多夫说，他的话是专对拉斯柯尼科夫讲的，“她亲手给了我三十戈比，这是她最后剩下的一点钱……我亲眼看见的。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望了望我……世界上是没有这样的事的，只有在那儿……才替人家伤心，哭泣，却不责备人，不责备人啊！可是这更叫人难过，不责备的时候更叫人难过！……三十戈比，是呀！她现在不是也需要这些钱吗？您觉得是不是，我亲爱的先生？因为她现在必须穿漂亮点，那种特别的漂亮得花钱，您明白吗？您明白吗？唉，她还得买化妆品，没有不成呀；还得买上过浆的裙子啦，鞋子啦什么的，那鞋子可得纤巧一点，好让她跨过水洼的时候露出她的小脚来。您明白吗，先生，您明白那种漂亮意味着什么吗？而我，她的亲生父亲，却把这三十戈比拿来喝酒了！我正在喝！我已经喝光了！……您说，谁会可怜像我这样的人呢？啊？先生，您现在可怜我还是不可怜我呢？告诉我，先生，可怜还是不可怜？嘿嘿嘿嘿！”

他还想把酒杯斟满，可是一滴酒也没有了。酒瓶已经空了。

“为什么要可怜你呢？”老板又出现在他们旁边，大声说道。

接着是一阵哄堂大笑，甚至还有叫骂的声音。那些听他说话的人和没有听他说话的人都在笑，在骂，他们一看到这个丢了官的小官吏的模样，就笑骂起来。

“可怜！我为什么要人可怜！”马美拉多夫突然大声嚷道，他把一只胳膊往前伸着，站了起来，非常激动，仿佛正等着这一句话似的，“你说，为什么要可怜我呢？是的！我没有什么值得可怜的，应该把我钉死，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不是可怜我！啊，法官，把他钉死了吧，钉死他以后，再可怜他吧！那时候，我自己就会走到你跟前，要求你把我钉死的，因为我渴求的不是快乐，而是苦恼，是眼泪啊！……卖酒的，你以为你的那瓶酒给了我快乐吗？苦恼，我从瓶底寻求的是苦恼，是苦恼和眼泪，我已经尝到它了，找到它了；怜悯一切人的那个人才会怜悯我们。他是无人不知，无事不晓的，他是唯一的主，他才是法官。有一天他会来， 他会问：‘那个为了她凶暴的、害肺痨的后母，为别人年幼的孩子而出卖自己的女儿在哪儿？那个怜悯放荡的醉汉，她那生身的父亲，而不为他的残忍感到畏惧的女儿在哪儿？’他会说：‘到我这儿来！我已经赦免过你一次了……我已经赦免过你一次了……你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你的爱多 ……’他会赦免我的索尼娅的，会赦免的，我知道他会赦免的……前不久我在她那儿的时候，我的心就感觉到这一点了！……他将要审判一切人，赦免一切人，好人，坏人，大智大慧的和温顺的……他把他们审判完以后，就会来传召我们。‘你们也走上前来，’他会说，‘走上前来，醉汉们，走上前来，软弱的人们，走上前来，无耻的人们！’于是我们大家就毫不羞耻地走上前去，站在他的面前。他说：‘你们是猪，都是依照畜生的形象造成的，都带有畜生的印记 ，但是你们也来吧！’于是大智大慧的和深明事理的人们就要说：‘啊，上帝，为什么你接受这些人呢？’他就说：‘我所以接受他们，大智大慧的人们，我所以接受他们，深明事理的人们，是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们是受之无愧的……’于是，他就向我们伸出自己的手来，我们便跪在他的面前……哭泣起来……我们将明白一切！那时候我们将明白一切！……所有的人都会明白的……连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她也会明白的……上帝，愿您的天国降临吧！”

他跌坐在长凳上，筋疲力尽，衰弱不堪，他谁也不看一眼，仿佛忘却了周围的一切，陷入了沉思。他的话产生了一些影响；一时间鸦雀无声，但是很快又发出了刚才的哄笑和咒骂。

“他发起妙论来了！”

“他信口胡说！”

“还是个官儿呢！”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先生，咱们走吧，”马美拉多夫突然抬起头来，对拉斯柯尼科夫说，“您送我回家……柯舍尔公寓，从院子里进去。该回家了……到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那儿去……”

拉斯柯尼科夫早就想走；他本来就打算扶他回去。马美拉多夫的两条腿比他的长篇大论要无力得多，他的身子紧紧地靠在年轻人身上。走了大约二三百步。离家越近，醉汉的神色也就越狼狈，越惊慌。

“现在我害怕的不是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他心慌意乱地咕哝着说，“我也不怕她揪我的头发。头发有什么要紧！……头发算不得一回事！这是我说的！她要是揪我的头发倒还好些！那样我倒不怕！……我……害怕的是她的眼睛……是的，眼睛……她脸上的潮红也叫我害怕……还有——我害怕她的呼吸……您注意过害那种病的人在感情激动的时候是怎样呼吸的吗？我也害怕孩子们啼哭……因为，要不是索尼娅养活了他们……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该怎么办了！但是我不怕挨揍……先生，您可知道，挨这种揍我非但不觉得疼，甚至觉得是一种享受……其实不挨揍我还真过不下去，挨揍倒好过些。让她揍我吧，出出气……这样倒好些……公寓到了。柯舍尔公寓。一个铜匠的房子，他是德国人，很有钱……领我进去吧！”

他们从院子里走进去，走到四楼去。越上楼，楼梯就越黑。现在将近十一点钟，虽然在这个时节彼得堡并没有真正的黑夜 ，可是在楼梯顶上却非常暗。

在楼梯尽头，在顶上面，敞开着一扇被烟熏得污黑的门。一间约有十步长的十分简陋的屋子，靠一节蜡烛头照亮着；从过道里就可以看见整个屋子。屋子里乱七八糟，特别是孩子们的各种破烂衣服丢得到处都是。后墙角上挂了一条满是破洞的床单，床单后面大概放着一张床。屋子里面只有两把椅子和一张十分破旧的漆布面长沙发，沙发前面放着一张没有油漆过、也没有铺台布的厨房用的旧松木桌。桌沿上，一个铁制的烛台里插着一节快要点完的牛油制的蜡烛头。原来，马美拉多夫一家人住的是一个房间，也算不上是房间，实际上只是个过道。再往前去，通往阿玛莉娅·莉佩韦泽住房的那扇门虚掩着。这个住所分隔成了一些小间，小得像鸽子笼。那里闹闹哄哄，吵吵嚷嚷。在哈哈大笑。好像在玩纸牌和喝茶。有时还传出一些极其不堪入耳的话来。

拉斯柯尼科夫马上就认出了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这是个骨瘦如柴的女人，个儿挺高，身材细细的，长得倒也端正，还长着一头很漂亮的深褐色头发，脸颊上真的泛出了潮红。她正在她那窄小的屋里踱来踱去，两只手按在胸脯上。嘴唇焦干，呼吸很不均匀，断断续续。两眼像害热病似地闪着光，但目光是锐利而呆滞的。那一张痨病患者的神色不安的脸，在残烛摇曳不定的最后的光照下，给人一种病态的印象。拉斯柯尼科夫觉得她大约有三十岁，跟马美拉多夫确实不相配……她既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他们进来。她仿佛处在一种出神状态，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看。屋子里闷得很，可是她没有打开窗户。从楼梯上传来一股恶臭，但是通楼梯的门并没有关上。一阵阵烟叶的烟从屋后那扇没有关紧的门里飘出来，她咳嗽着，可是她并不去把门关严。她最小的孩子是个六岁的女孩，睡在地板上，不知怎的蜷曲着身子，坐着，头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比她大一岁的男孩站在墙角里，一面哭一面浑身发抖。大概他刚挨了一顿揍。一个九岁的大女孩站在墙角里她弟弟的身旁，像一根火柴棍似的又高又瘦，身上穿一件破得不像样子的衬衣，裸露的肩膀上披了一件薄呢的旧斗篷，这件斗篷大概是两年前做的，现在连她的膝盖也够不到。她用一只瘦得像火柴棍似的长胳膊搂住弟弟的脖子。她似乎正在哄他，唧唧咕咕地对他说些什么，千方百计地不让他再抽抽噎噎地哭下去。同时，她的一双深色大眼睛正惊恐地瞪着妈妈，那双眼睛在她那瘦削而惊恐的小脸上显得更大了。马美拉多夫没有走进屋，就在门口跪下，他把拉斯柯尼科夫推到前面。那个女人看见一个陌生人，便茫然地在他面前停住了脚步，她刹那间清醒过来，好像在思索：这个人进来干什么呢？但是她大概立刻以为他是到别的屋子里去的，因为他们的屋子是个过道。想到这，她就不再理会他，只是走过去准备把过道的门关上，但是一看到她丈夫跪在门口，就突然发出一声惊呼。

“啊！”她发狂地喊道，“回来了！你这个罪人！你这个恶棍！……钱到哪儿去了？你口袋里是什么，给我看！你的衣服也不是那件了！你的衣服在哪儿？钱在哪儿？说呀！……”

她扑上去搜他的身子。马美拉多夫马上顺从地伸开两臂，好让她搜起衣兜来方便些。可是连一个戈比也没有。

“钱到哪儿去了？”她喊道，“啊，上帝，难道他把钱都喝光了吗！要知道，箱子里还有十二个卢布呢！……”接着她突然发狂地一把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拖到屋里去。为了让她省些力气，马美拉多夫乖乖地跪在地板上跟着她爬进去。

“这对我是一种享受！我不感到痛苦，我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先—生。”他喊着说，他被揪住头发，摇摇晃晃，甚至有一次把脑门磕在地板上。睡在地板上的孩子惊醒了，哭了起来。墙角里的那个男孩子忍不住浑身发抖，一面尖声叫喊，惊恐万状地扑到他姐姐身边，几乎要晕过去了。年纪最大的女孩子刚睡醒，也像树叶一样哆嗦着。

“喝光了！统统喝光了！”可怜的女人绝望地喊道，“衣服也不是那件了！他们都在挨饿，正在挨饿啊！（她非常痛心地指着孩子们）啊，该死的生活！可是您，您也不害臊，”她突然向拉斯柯尼科夫嚷道，“从酒馆里来的！你跟他一块儿喝酒了？你也跟他一块喝酒了！滚！”

年轻人一句话没说，就急忙走开。这时里面的那扇门敞开了，几个好奇的人从里面探出头来。那些粗鄙的笑脸，叼着烟斗和香烟、戴小圆帽的头，都从门里伸了出来。可以看见里面有袒胸露怀披着睡衣的人和穿着不成体统的夏服的人，有的手里还拿着纸牌。当马美拉多夫被揪着头发拖着走，而且嘴里还喊着这是他的一种享受的时候，那些人就笑得分外开心。他们甚至开始走进屋里来；最后，突然听到一阵凶狠的尖叫声：这是阿玛莉娅·莉佩韦泽亲自挤到前面来了。她想照自己的老办法来发号施令，（骂骂咧咧地命令她明天就腾房子）她这么吓唬那个可怜的女人，这次是第一百次了吧。拉斯柯尼科夫临走的时候，把手放进衣袋里，掏出一把他在酒馆里用一个卢布找来的铜币，偷偷地放在窗台上。但是走到楼梯上的时候，他又改变主意，想转身回去。

“我做了一件多荒唐的事情啊，”他想，“有索尼娅照顾他们，我自己还需要钱哩。”但是他想到已不可能再把钱拿回来，而且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再拿回来，便挥了挥手，走回自己家里去了。“索尼娅还要买化妆品呢，”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他继续想着，同时挖苦似的笑了笑，“这种漂亮是要花钱的……哼……也许索涅奇卡自己今天就会破产，因为她干的那一行跟捕捉珍贵动物……开采金矿……一样冒险，没有我的钱，他们全家也许明天就会一文不名……唉，可怜的索尼娅！可是他们居然会挖到这么一座矿井！从中得到好处！是的，确实从中得到了好处！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哭过，可是已经习惯了。卑鄙的人对一切都会习惯的！”

他沉思起来。

“唔，如果我想错了呢？”他忽然不由自主地嚷道，“如果人并不是真的那么 卑鄙 ，我指的是一般人，是整个人类——那么其余的一切都是偏见，都只不过是人为的恐惧，没有任何障碍，那么，那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3

他辗转反侧地睡了一夜，第二天醒得很迟，睡眠并没有使他的精神好转。他醒来时，性情暴躁，肝火很旺，恶狠狠的，他用憎恨的目光望了一眼自己的小屋。这是只有六步来长的一个小笼子，外表破败不堪，布满灰尘，而且发黄的壁纸都剥落了，屋子非常低矮，一个身材稍高的人站在里面就会觉得局促不安，担心随时会把头撞到天花板上。家具跟屋子很相配：三把东倒西歪的旧椅子，墙角里有一张油漆过的桌子，桌上放着几本书和笔记本；从书和笔记本上积存的尘土来看，显然已经好久没有人摸过了。最后，一张笨重的大沙发几乎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的长度和半间屋子的宽度。这张沙发榻以前包着一层印花布，但现在已经破烂不堪，它给拉斯柯尼科夫当床用。他常常不脱衣服，不铺床单，把破旧的学生大衣裹在身上，就和衣睡在上面。床头有一只小枕头，为了把枕头垫高些，他把所有的贴身衣服，干净的和脏的，都塞在枕头底下。沙发前面放着一张小桌子。

很难比这更潦倒、更邋遢的了；但是，拉斯柯尼科夫在目前的精神状态下，觉得这样倒很舒服。他毅然与一切人断绝了来往，像乌龟缩进了乌龟壳，甚至看见负责照料他、偶尔到他屋里来的那个女仆的脸，也会激起他的恼恨和痉挛。那种把注意力过度集中在某一点上的偏执狂患者就常常是这样的。他的女房东已经有两个星期不再送饭给他吃了。他虽然没有饭吃，但至今没有想到要去跟她交涉。那个厨娘，女房东的唯一女仆娜斯塔霞，对于房客的这种情绪反而感到有些高兴，她干脆不去打扫和收拾他的屋子了，只是隔一个礼拜左右，才偶尔在无意中拿起笤帚来扫一下。现在就是她把他叫醒的。

“起来，怎么还睡觉！”她朝他喊道，“九点多了。我给你端茶来了；想喝茶吗？大概都饿瘦了吧？”

房客睁开眼睛，哆嗦了一下，认出了娜斯塔霞。

“是女房东叫你送茶来的吗？”他问，然后慢慢地、病容满面地从沙发上欠起身子。

“什么女房东叫送来的！”

她在他面前放下她自己那把有裂纹的破茶壶，里面盛着已经喝淡了的残茶，又放下两小块发黄的糖。

“喏，娜斯塔霞，你拿着，麻烦你，”他在衣袋里摸了一阵（他就是这样穿着衣服睡的），掏出一把铜币，“麻烦你去给我买个小面包来。再到香肠铺去给我买一小截便宜点的香肠。”

“面包我马上给你去买，你愿不愿意喝点菜汤代替香肠呢？菜汤挺好的，昨天做的。昨天我就给你留下了，可是你回来晚了。挺好的汤。”

汤端来以后，他就开始喝起来。娜斯塔霞坐在他身边的沙发上，闲聊起来。她是个乡下女人，是个很唠叨的娘儿们。

“普拉斯科维娅·巴甫洛夫娜想到警察局去告你哩。”她说。

他皱紧了眉头。

“到警察局去？她想干什么？”

“你不付房钱，也不搬家。她想干什么还不明摆着。”

“唉！这不是活见鬼吗，”他咬牙切齿地咕哝说，“不！目前……这对我……太不巧了……她是个傻瓜，”他又大声加了一句，“我今天找她谈谈去。”

“她虽说是个傻瓜，跟我一模一样。可是你是什么人呢？一个聪明人，老像个麻袋似地躺着，一点本事也显不出来。你说，你以前去教孩子，为什么现在什么事也不做呢？”

“我在做……”拉斯柯尼科夫待答不理地绷着脸说。

“你在做什么？”

“工作……”

“什么工作？”

“我在想。”稍停了一会儿以后，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娜斯塔霞笑得直不起腰来。她是个爱笑的人，一有什么叫她开心的事，她就不出声地笑着，浑身打颤，前仰后合地直笑得难受才停下。

“你想出发财的办法啦？”她好容易才说出这句话来。

“我没有靴子，没法去教课。再说，我瞧不起。”

“犯不着和你的肚子过不去嘛！”

“教孩子挣不了几个钱。几个戈比有什么用？”他怏怏不乐地回答说，好像在回答他自己的思想似的。

“你想突然发一笔大财吗？”

他奇怪地望了她一眼。

“是的，发一笔大财。”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果断地答道。

“唉，你还是慢慢来吧，要不，你真会把人吓坏的。要不要给你去买面包？”

“随你便。”

“哦，我忘了！昨天你不在家的时候，有人给你来了一封信。”

“信？给我的！谁来的信？”

“不知道谁来的信，我用我自己的钱给了邮差三个戈比 。你还给我好吗？”

“快去拿来，看在上帝分上，快拿来！”拉斯柯尼科夫焦急地叫道，“上帝啊！”

不一会儿，信拿来了。不出他之所料，信是从P省他母亲那里寄来的。他接过信，甚至脸色都变白了。他已经好久没有接到家信了，但是现在突然间还有另一件事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

“娜斯塔霞，你走开吧，看在上帝分上；这儿是还给你的三个戈比，看在上帝分上，你快走吧！”

信在他的手里发抖；他不愿当着她的面拆信：他想 单独地 看这封信。娜斯塔霞出去后，他马上把信举到嘴边吻了一下；然后久久地凝视着信封上的笔迹，望着那么熟悉、那么可亲的纤细的斜体字，曾经教过他读书写字的母亲的笔迹。他迟疑着；甚至好像担心什么似的。最后他把它拆开了：这是有两罗特 重的一封厚厚的信，两大张信纸上写满了非常小的字。

“我亲爱的罗佳 ，”母亲写道，“我已经有两个多月没在信里跟你谈话了，这使我感到痛苦，甚至有时思前想后，彻夜失眠。但是，对于我这种无可奈何的沉默，想必你不会责怪我吧。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你是我们——我和杜尼娅两人的唯一亲人，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全部希望和寄托。当我得知你因为无钱维持自己的生活，几个月前离开了大学，而且失去了教书工作，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时候，我是多么伤心啊！我一年只有一百二十卢布的抚恤金，我有什么办法帮助你呢？你知道，四个月以前我寄给你的十五卢布，是我用扣除抚恤金的办法向我们这里的一个商人阿凡纳西·伊凡诺维奇·瓦赫鲁申借来的。他是个好心肠的人，以前又是你父亲的朋友。因为我把代领抚恤金的权利交给了他，所以我必须等到把债还清，现在这事刚刚如愿以偿，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没能寄钱给你。但是现在，谢天谢地，看来我又能再寄一点给你了，而且现在我们甚至能夸口说，我们时来运转了，这就是我急于要告诉你的。首先，亲爱的罗佳，你知道不知道，你妹妹跟我住在一起已经一个半月了，而且今后我们将永远不再分离。感谢上帝！她的磨难算熬到头了，但我要把一切从头到尾讲给你听，让你知道事情的经过以及我们到今天为止对你隐瞒的事情。两个月以前，你来信说：你听人家说杜尼娅在斯维里加洛夫先生家受到很多无礼的待遇，你要我对你做出详细说明，但那时候我能写什么回答你呢？要是我在信中把全部真相都告诉你，你大概会丢下一切，哪怕走路，也会走到我们这儿来的，因为我知道你的性格和你的感情，你决不肯让你的妹妹受人欺侮。那时，我自己也一筹莫展。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全部真相。主要的难题是，去年杜涅奇卡 到他们家里去做家庭教师的时候，预支了一百卢布，规定每月从薪水里扣还，所以不还清债务，她就不能辞去工作。她借这笔钱来（罗佳，我的宝贝，现在我可以把这一切情形说给你听了）主要是为了寄给你六十卢布，你当时非常需要这笔钱，也就是你去年从我们这里收到的那笔钱。当时我们瞒着你，在信里说这笔钱是杜涅奇卡以前攒下的，事实上不是这样。现在我才把全部真相告诉你，因为现在，按照上帝的意志，一切都突然好转了，同时也可以让你知道，杜尼娅是多么爱你，她有一颗多么宝贵的心。起初斯维里加洛夫先生对待她的确很无礼，往往在饭桌上出言不逊和嘲笑她……但是我不想再谈起这些叫人痛苦的事情了，因为现在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不愿再叫你徒然烦恼。说得简单点，尽管斯维里加洛夫的太太玛尔法·彼特罗夫娜跟她家里所有的人待她都很好，都很仁厚，但杜涅奇卡的日子非常不好过，特别是当斯维里加洛夫先生在军队里的老毛病发作，在巴克斯 支配下的时候。但是后来又怎样呢？你想象一下吧，那个蛮不讲理的家伙早就对杜尼娅不怀好意，不过是表面上用粗暴和轻蔑把这一切掩盖了起来。大概他看到自己已经上了年纪，而且又是一家之主，对于这样的痴心妄想，他自己也感到羞耻和害怕，因此不由得对杜尼娅恼羞成怒起来。也可能他想用粗暴和嘲弄的态度在别人面前把真相掩饰过去。但是最后，他按捺不住了，居然敢对杜尼娅厚颜无耻地公然求起婚来，他许给她各式各样的礼物，还许愿要抛弃一切，带她逃到别的村子去，甚至逃到国外去。你可以想象得出她那时多么痛苦！马上辞职不干是不可能的，这不仅由于欠人家债，同时也为了可怜玛尔法·彼特罗夫娜，因为这样会突然引起她的怀疑，会造成家庭不和的。同时杜涅奇卡也一定会大大地丢脸，那是不可避免的。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原因，所以在六个星期以前，杜尼娅无论如何不能指望逃出那个可怕的人家。当然，你是了解杜尼娅的，你知道她有多么聪明，她有一副多么坚强的性格。杜涅奇卡能够忍受很多的痛苦，甚至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她也十分达观，坚强不屈。虽然我们常常互通消息，但是为了怕我伤心，她甚至没有在信里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事情的结局是出乎意料的。玛尔法·彼特罗夫娜无意中偷听到她丈夫在花园里向杜涅奇卡苦苦哀求，可是她完全误会了，她把一切都归罪于杜尼娅，认为她是祸根。她们当时在花园里就大吵了一场。玛尔法·彼特罗夫娜甚至打了杜尼娅，不由分说地对她嚷了整整一个钟头，最后，她吩咐立刻用一辆乡下人的大车把杜尼娅送到城里我这儿来，把她所有的东西，内衣和外衣，不叠好也不包好，就乱七八糟地扔到大车上。这时，下起了倾盆大雨，杜尼娅忍辱含垢，不得不跟一个乡下人坐在一辆敞篷大车上，走了整整十七俄里。现在你想想吧，我能写些什么来回答你两个月前的那封信呢？我又能在信里写些什么呢？当时我一筹莫展。在信里告诉你实话吧，我不敢，因为那样会使你烦恼、伤心和气愤，而且你又有什么办法呢？说不定你还会毁掉自己，何况杜尼娅也不许我这样做；要我在伤心万分的时候在信里扯些家常琐事和不相干的话，我又办不到。全城的人把这件事添枝加叶地足足议论了一个月，甚至弄到这步田地：看到那种鄙夷不屑的神气和交头接耳，甚至当着我们的面高声议论，我和杜尼娅连教堂也没法去了。所有的熟人都躲开了我们，走在街上甚至不再和我们打招呼，我还确凿地听说，一些商店伙计和一些办事员还打算下流地侮辱我们，把柏油涂在我们房子的大门上 ，因此房东便要求我们搬家。这一切都是玛尔法·彼特罗夫娜在搞鬼，她跑遍了所有人家，指责杜尼娅，败坏她的名誉。我们这儿的人她都认识，这一个月内她经常不断地进城来，因为她有点爱唠叨，喜欢谈论自己家里的事，特别喜欢在所有人面前数落她丈夫——那是很不好的——因此在短短的时间内，她把这件事不但传遍了全城，而且传遍了全县。这件事把我气病了，杜涅奇卡比我坚强，要是你能看见她多好啊：看她怎样忍受这一切，怎样来安慰我、鼓励我的！她简直是个天使！最后，由于上帝大发慈悲，我们的灾难受完了：斯维里加洛夫先生回心转意了，他后悔了，大概是可怜杜尼娅了吧，他向玛尔法·彼特罗夫娜提出了充分的、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杜尼娅完全无辜。这是一封信，还是玛尔法·彼特罗夫娜在花园里碰到他们以前，杜尼娅为了拒绝他执意要求私下谈心和幽会而不得不写给他的。杜涅奇卡离开以后，这封信一直保存在斯维里加洛夫先生手里。她在这封信里，非常激烈和愤慨地指责他对待玛尔法·彼特罗夫娜的那种不高尚的行为，要他注意，他是一家之主和儿女成群的人，并且对他说，折磨和坑害一个已经够不幸的无人保护的姑娘，是多么卑鄙无耻的行为。总之，亲爱的罗佳，这封信写得那么高尚，那么动人，竟使我一面读一面痛哭，到今天为止，我读它的时候，还不能不落泪。此外，佣人们的证明也表明了杜尼娅的无辜。他们看到的和知道的，要比斯维里加洛夫先生本人设想的多得多，这一向是这样的。玛尔法·彼特罗夫娜大吃一惊，后来她向我们承认，她‘又悲痛欲绝了’，可是她已经完全相信了杜尼娅的无辜。第二天是礼拜天，她乘车一直到大教堂去，跪在圣母像前，流着眼泪祈求圣母给她力量经受这一次新的考验，并履行自己的天职。然后她又哪家也不去，直接从教堂乘车到我们家来，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们，她哭得很伤心，同时悔恨万分地搂着杜尼娅，恳求杜尼娅宽恕她。当天早上，她一刻也不耽搁，又从我们这里走遍了城里的家家户户，淌着眼泪，用最动听的话为杜涅奇卡昭雪，说明她的无辜和她的情操与行为的高尚。不仅如此，她还把杜尼娅写给斯维里加洛夫先生的亲笔信拿给所有人看，念给他们听，甚至让人家传抄（我觉得这是大可不必的）。她就这样，一连几天，乘车在城里挨家挨户地跑，因为有人见她先去拜访别人而生了气，所以就排好顺序，每一家都预先等着她，大家都知道玛尔法·彼特罗夫娜要在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念这封信，她每次读信的时候，甚至有些按着顺序在自己家里或别的朋友家里听过好几遍的人都聚拢来听。依我看，这就做过头了，是大可不必的，不过玛尔法·彼特罗夫娜就是这个脾气。起码她完全恢复了杜涅奇卡的名誉，而她丈夫却成了罪魁祸首。这件事的全部丑恶也就落到了他的头上，成为他不能洗去的耻辱，因此我甚至可怜起他来了；他虽蛮不讲理，这样对待他也未免太残忍了。马上就有几家请杜尼娅去教书，但她都一一谢绝了。总之，大家忽然都变得对她特别尊敬。而这一切，总其成，就促成了那件意外的事情，通过这事，可以说，现在我们的整个命运都在起变化。亲爱的罗佳，你要知道，有一个人在向杜尼娅求婚，而且她已经答应了他，这件事就是我急于要通知你的。虽然没有事先征求你的意见就把这件事情办了，但我想你不会怪我和你妹妹的，因为你将来就会知道，实在事出无奈，我们不能等待和拖延到你回信的那一天呀。同时你不在跟前，也不能正确地判断一切。经过是这样的。他叫彼特·彼特罗维奇·卢仁，是个七等文官，玛尔法·彼特罗夫娜的一个远亲，也就是她竭力促成这门婚事的。一开始他通过她表示希望跟我们认识。于是我们好好地接待了他，请他喝咖啡，第二天他就写信给我们，在信里非常有礼貌地说明了自己求婚之意，并且请求我们很快地给他一个决定性的答复。他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很忙，现在急着要到彼得堡去，所以他珍惜每一分钟。起初我们当然很吃惊，因为事情来得太快，太突然了。那天，我们考虑和犹豫了一整天。他是个可靠、富有的人，他在两处有差事，并且已经有自己的财产。不错，他已经四十五岁了，但是他有一副相当讨人喜欢的外表，女人们还会喜欢他的，他大体上是个很庄重很体面的人，只是多少有些阴阳怪气，好像有点架子。不过这也可能是他第一眼给人的印象罢了。亲爱的罗佳，我得预先告诉你，你在彼得堡很快就会见到他的，如果初次看去，你觉得他有什么缺点的话，千万不要意气用事，遽下判断，因为你的脾气向来是这样的。尽管我相信他会给你好印象，但是我还是把这话说在前头，以防万一。何况要想了解一个人，需要逐渐地、仔细地观察他，以免造成偏见和误解，那是过后很难纠正和挽回的。从许多迹象看来，彼特·彼特罗维奇至少是个很值得尊敬的人。第一次来拜访我们的时候，他就向我们宣布，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但是，据他说，他也在许多方面赞同‘我们新生一代人的信念’，同时他也是一切偏见的敌人。他还说了许多话，好像有点虚荣心，喜欢别人听他讲话，但这也算不上什么缺点。我当然懂得很少，但是杜尼娅向我解释，说他虽然不大有学问，可是很聪明，而且似乎很善良。罗佳，你知道你妹妹的性格。这孩子又坚强，又懂事，能忍耐，又豁达，虽然也有一颗火热的心，这点我知道得很清楚。当然无论在她这方面，或者在他那方面，都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爱情，不过杜尼娅是个聪明的姑娘，而且也是个高尚的人，跟天使一样，她会认为使丈夫幸福是她自己的天职，而他也会关心她的幸福的。我们暂时还没有多大理由怀疑这一点，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件事办得仓促了点。此外呢，他又是一个很精明的人，当然，他自己也会看到，杜涅奇卡嫁给他以后越幸福，他本人的婚后幸福也就越牢靠。至于性格上的某些不一致，某些旧习惯，甚至一些思想上的分歧（连最幸福的婚姻也是免不了要有的），对于这一点，杜涅奇卡对我说过，这全靠她自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许多事她都能忍受，只要他们将来的关系诚实无欺，公平合理就行。比方说，起初我感到他这个人说话好像有点刺耳；但那也许是因为他是个直性子的人，一定是这样的，再比方说，他得到杜尼娅的同意后，第二次来拜访我们的时候，他在谈话中说，在认识杜尼娅以前，他就决定娶一个老实的，但是没有陪嫁的姑娘，一定要娶一个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姑娘；因为用他的话来说，丈夫不应该受妻子的任何恩惠，让妻子把丈夫看成自己的恩人要好得多。我应该补充一句，他说得比我写的要稍为婉转和客气一些，因为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原话，只记得个大意了，更何况他说这话并不是预先想好的，显然是谈到劲头上顺口说出来的，所以后来他甚至努力想纠正过来，把这话冲淡一些；可是我仍旧觉得这话说得有些刺耳，后来我对杜尼娅也讲过。可是杜尼娅却烦恼地回答我说，‘语言还不是行动。’当然，这话也对。杜涅奇卡在作出决定以前，一整夜都没有合眼，她以为我已经睡着了，便从床上起来，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走了一整夜，最后她在神像前跪下，热烈地祈祷了很久，第二天早上她就向我宣布，她已经决定了。

“我已经提到，彼特·彼特罗维奇目前要动身到彼得堡去。他在那儿有许多重要的事务，他想在彼得堡开设一家公共律师事务所。他承办各种诉讼已经多年，前些日子他刚打赢了一宗重要的官司。他必须到彼得堡去，因为他要为一桩重要的案件出席枢密院 会议。所以，亲爱的罗佳，他在各方面对你都会有很大的好处，我和杜尼娅都认为，甚至从今天起，你就可以明确地开始你未来的事业了，而且你不妨认为你的命运已经确定。唉，但愿能够实现就好了！这样大的好处，只能看做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了。杜尼娅老是幻想着这件事。关于这一点，我们甚至向彼特·彼特罗维奇冒昧地试探过。但他说话很慎重，他说，他既然非有秘书不成，那么与其把薪水给外人，当然，还不如给亲戚来的好，只要这位亲戚能够称职（你怎么会不称职呢！），但是接着他又表示怀疑：你在大学里念书，恐怕没有时间在他的事务所工作。这一次，事情就谈到这里结束了，但是杜尼娅现在尽惦记着这件事情，其他什么也不想。最近几天来，她简直像发高烧似的，想好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使你以后能够成为彼特·彼特罗维奇诉讼事务方面的助手，甚至合伙人，特别是因为你自己也是学法律的。罗佳，我完全同意她的意见，赞同她的全部计划和希望，我认为这绝对有可能实现；尽管彼特·彼特罗维奇还在推托，但他目前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还不认识你），但杜尼娅确信，靠她对自己未来的丈夫施加良好的影响，一切都是可以如愿以偿的，她对此坚信不疑。当然我们也留心，丝毫不向彼特·彼特罗维奇谈到我们今后的这些幻想，特别是你将成为他的合伙人这件事。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也许会漠然处之，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不过是空想罢了。同时我和杜尼娅一样，还没有把我们的殷切希望向他吐露过半个字，那就是在你上大学期间，请他资助你；我们之所以没有说出来，第一，因为这件事以后自然而然会实现的，大概不要费什么唇舌，他就会主动提出来（他当然不会在这一点上拒绝杜涅奇卡的），何况你可以在事务所里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你接受这种帮助并不是受人恩赐，而是接受你应得的薪金。杜涅奇卡想这样安排，我完全同意她的意见。第二，我们所以没有告诉他，是因为我特别希望，当我们现在即将见面的时候，能使你处在与他平等的地位。当杜尼娅兴高采烈地对他说到你的时候，他回答说，判断任何一个人，都必须亲自先观察一番，而且越近越好，他希望跟你认识以后，由他自己说出他对你的看法。你知道，罗佳，我的宝贝，我想，出于某些考虑（然而，这跟彼特·彼特罗维奇毫无关系，而是这样的，是因为我自己的、个人的，甚至也许是老太婆的那种女人家的怪脾气），我觉得，在他们结婚以后，我还是像现在这样，一个人单独生活，而不跟他们住在一起为好。我深信他为人高尚而周到，一定会主动邀请我，建议我不要再跟女儿分开，如果说，他至今还没有把这个意思说出来，那想必是因为这是不言自明、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我会拒绝的。我这辈子看见过不止一次了，女婿总是对丈母娘不太满意，我不仅不愿意成为任何人的即使非常微小的累赘，而且我自己也希望能完全自由自在的，只要我还有自己的一块面包，还有像你跟杜涅奇卡这样的孩子就成。如果可能的话，我将住在离你们俩都不远的地方，因为，亲爱的罗佳，我把一个最愉快的消息留在这封信的末尾告诉你：亲爱的孩子，你可知道，我们大家也许不久又要聚首了，分别了将近三年，我们三个人又要互相拥抱了！已经 大致 决定我和杜尼娅将动身到彼得堡去，何时启程，还不知道，不过无论如何会很快，很快的，甚至说不定在一个星期以后。一切都要看彼特·彼特罗维奇的安排了，他在彼得堡熟悉一下环境以后，就会立刻告诉我们。出于某些打算，他想尽快举行婚礼，如果可能的话，就在这个肉食节 内，如果因为期限短促，来不及的话，就在夏收节 后马上举行婚礼。啊，我将把你紧紧地搂在怀里，这是多么幸福啊！杜尼娅想到和你见面时的快乐，激动极了！有一天她开玩笑似地对我说，就为了这一点，她也情愿嫁给彼特·彼特罗维奇。她真是个天使啊！她现在不附笔给你写什么了，她只是要我在信里告诉你，她想跟你说的话太多了，所以现在提不起笔来，因为寥寥数行，表达不尽她要讲的话，只会惹得她心烦意乱罢了；她要我紧紧地拥抱你和替她无数次地亲吻你。虽然我们也许很快就要见面了，但日内我仍旧尽可能汇点钱给你。现在大家都知道，杜涅奇卡就要嫁给彼特·彼特罗维奇了，我的信用也突然提高了，我有把握，现在用扣除抚恤金的办法，阿凡纳西·伊凡诺维奇一定会信任我，甚至可以把借款增加到七十五卢布，所以也许我能汇给你二十五甚至三十卢布。我真想多汇给你一点钱，但是我担心我们在路上不够用；虽然彼特·彼特罗维奇好心地替我们担负了一部分赴京的旅费，就是说，他自告奋勇，由他出钱，把我们的行李和大箱子运去（设法通过他的什么熟人），然而，我们毕竟还得考虑到到彼得堡以后的费用，到那里，至少头几天，我们不能手里一个钱也没有。我和杜涅奇卡已经把所有的费用都仔细算过了，我们发现，路上不要花很多钱。从我们这儿到火车站只有九十俄里，我们已经跟我们认识的一个赶车的乡下人商量好了，万一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搭他的车；在那里我和杜涅奇卡就可以顺顺当当地坐上三等车走了。所以，如果安排得好，我大概可以给你汇三十卢布，而不是二十五卢布。不多写了；我已经满满地写了两张纸，再没有地方了；我已经把整个事情都告诉了你；可不是吗，积攒了多少事情啊！现在，罗佳，我的宝贝，我们见面在即，我拥抱你，做妈妈的在祝福你；罗佳，爱你的妹妹杜尼娅吧；像她爱你一样地爱她吧，要知道，她对你的爱是没有止境的，她爱你胜过爱她自己。她是个天使，你呢，罗佳，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全部希望和全部寄托。只要你幸福，我们也就幸福了。罗佳，你还像以前一样祷告上帝吗？还相信我们的创世主和救世主的仁慈吗？我心里很害怕你是不是染上了现今流行的那种不信教的思想？要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为你祈祷。你要想想，亲爱的，在你童年时代，你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你怎样坐在我的膝上牙牙学语地念祷告文，我们一家人那时多么幸福啊。别了，或者不如说， 再见 ！我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你，千遍万遍地吻你。

至死爱你的

普莉赫丽娅·拉斯柯尼科娃”

从开始读信起，差不多在读的整个过程中，拉斯柯尼科夫的脸就被眼泪弄湿了。但是他读完以后，脸是苍白的，而且由于抽搐而扭曲了，他的嘴角掠过一阵痛苦的、恼恨的、恶意的微笑。他把头枕到干瘪、破旧的枕头上，想着，想了很久。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他的思想也在剧烈地翻腾。最后，在这间又像衣柜又像箱子的发黄小屋里，他开始感到窒闷和局促。他的视线和思想都盼望开阔的空间。他抓起帽子走出门去，这一次他不怕在楼梯上碰见任何人了，他已经忘记了这件事。他穿过B大街，朝瓦西利耶夫岛的方向走去，仿佛忙着到那儿去办什么事似的。按照自己的老习惯，他连路也不看就一直走去，但是嘴里念念有词，甚至大声跟自己说话，这使得过路的人都很惊奇。很多人都当他是喝醉了。

4

母亲的信使他十分痛苦，但是信里所透露出的最主要的事情，他不曾有过片刻的怀疑。甚至正当他读信的时候，事情的最根本点在他脑子里已经决定，完全决定了：“只要我活着，就决不让这件婚事成功，叫卢仁先生见鬼去吧！”

“因为这件事是非常清楚的，”他自言自语咕哝着，露出得意的微笑，恶意地预先庆幸着自己决定的成功，“不，妈妈，不，杜尼娅，你们骗不了我！……她们还向我道歉，说没有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做了决定！可不是吗！她们以为现在已经不能解除了，咱们倒要瞧瞧到底能不能解除！多么堂皇的借口：‘彼特·彼特罗维奇是个大忙人，忙得不得了，连婚事也非得马上办，就差没开快车去办了。’不，杜涅奇卡，这一切我都明白，我知道你有 很多话 要跟我讲到底要讲什么；我也知道你一整夜在屋里走来走去，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在妈妈卧室里的喀山圣母像前祷告的究竟是什么。登上髑髅地 是多么痛苦啊。哼……那么说，已经最后决定了：阿芙朵佳·罗曼诺夫娜 ，你决定嫁给一个精明强干的、纯理智的人，这人有财产（他 已经 有了自己的财产，这就更加可靠，更能打动人心了），这人在两处有差事，他赞成我们新生一代人的信念（妈妈在信里这么说的），而且他又‘ 似乎 很善良’，像杜涅奇卡自己所说。这 似乎 再好不过了！而这个杜涅奇卡就为了这个 似乎 ，而要嫁给他……妙极了！妙极了！

“……我倒想知道，为什么妈妈在信里要向我提到‘新生一代人’呢？是为了刻画那个人的性格，还是有进一步的目的：使我对卢仁先生事先有个好印象呢？啊，真狡猾！我还想弄清楚另外一件事情：那一天，那一夜以及在以后的所有日子里，她们彼此究竟开诚相见到了什么程度？是把她们之间所有的 话 干脆都说出来呢？还是她们俩都明白，她们彼此心里感受的，脑子里想的都一样，没有必要大声说出来，还不如不说为妙。很可能有几分是如此；从信上看得出来：妈妈感到他说话 有点 刺耳，老实的妈妈就把她的意见冒冒失失地对杜尼娅讲了。杜尼娅听了当然生气，她就‘烦恼地回答了她’。可不是吗！事情清清楚楚，没有必要问那些天真的问题嘛，而且已经决定，谈也无用，在这种时候，谁听了不发火呢？她在信里对我说：‘罗佳，你要爱杜尼娅，她爱你胜过爱她自己’，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她同意为了儿子牺牲女儿，因而暗暗地受到良心的谴责吗？‘你是我们的寄托，你是我们的一切’，唉，妈妈呀！……”他越想越恨，越想越恨，他要是现在碰见卢仁先生，也许会把他杀死的。

“嗯，这倒是对的，”他的思想像旋风似的在他脑海里旋转，他追逐着思想的旋风，继续想道，“这倒是对的，‘要想了解一个人，需要逐渐地、仔细地观察他’，但是对卢仁先生却洞若观火。主要的是：他是个‘精明强干的人，而且， 似乎 很善良’：他肯自己出钱，把她们的行李连同一只大箱子都给运走，这可非同小可！难道还能说不善良吗？可是她们俩，未婚妻和母亲，却雇了一名农夫，坐在一辆有席篷的大车上（要知道，我也坐过这种车子）！没什么！不过九十俄里罢了，‘而在那里，我们就可以顺顺当当地坐上三等车走了’，要走一千俄里哩。倒也明智：一个人应该量入为出嘛，不过，卢仁先生，你是怎么搞的呢？她是你的未婚妻啊……你不可能不知道，她母亲是预支了自己的抚恤金做路费的？当然，这是一笔合伙交易，一件利益均沾的买卖，股份相同，开支分担；正如俗话所说，吃饭在一起，烟叶各人自理。可是这位精明强干的人却有些愚弄她们。行李比她们的旅费要便宜，而且说不定不花钱就运来了。这些事情她们俩怎么一点也看不出，还是她们俩存心不去注意呢？可是她们俩又那么满意，那么满意啊！想一想吧，这还不过是开头，真正厉害的还在后头呢！这儿最要紧的倒不是吝啬，也不是小器，而是他办这一切事情的 作风 ！要知道，这就是他将来婚后的作风，一个预告……妈妈也真是，干吗她要那样瞎折腾呢？她能带几个钱到彼得堡来呢？带三个卢布，还是带两张‘钞票’，就像她……那个老太婆说的……哼！以后她在彼得堡靠什么过日子呢？她根据某些原因倒已经猜到了，他们结婚以后，她 不可能 跟杜尼娅生活在一起，甚至几个月也不成。那个可爱的人，大概 说漏了嘴 ，露出了真相，虽然妈妈矢口否认，她说：‘我会自己拒绝的’，那么她指靠谁呢：指靠一百二十卢布的抚恤金吗，而且还得除去还给阿凡纳西·伊凡诺维奇的钱！她在那里织冬天用的头巾和绣套袖，把一双老花眼睛都给弄坏了。可是织头巾的全部收入，一年也只能给她的一百二十卢布增加二十个卢布，这我是知道的。这么说，还是得把希望寄托在卢仁先生的慷慨大方上：‘他会主动提出的，他会一再劝我去的。’别痴心妄想啦！席勒笔下的那些好心肠的人总是这样：直到最后一刻，还给人梳妆打扮，插上孔雀羽毛，直到最后一刻，还期待着最好的，而不是最坏的。虽然他们已经预感到勋章的反面 ，可是他们须要到事不得已时，才肯面对现实；而且一想到这里，他们就觉得厌烦；他们拒不接受真理，直到被他们所粉饰打扮的那个人亲手捉弄了为止。我倒想知道卢仁先生有没有得过勋章；我敢打赌，他的扣眼里准挂着一枚安娜勋章 ，他跟包工和商人们举行宴会的时候，一定会佩戴它。也许他举行婚礼的时候，也一定会佩戴它！不过，去他妈的吧！……

“……妈妈就随她去吧，她本来就是这样的，愿上帝保佑她。可是杜尼娅是怎么回事呢？杜涅奇卡呀，亲爱的，我是了解你的！咱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已经快二十岁了：那时，我就已经了解你的性格。妈妈在信上说：‘杜涅奇卡能够忍受很多痛苦’，这我是知道的。两年半以前我就知道，两年半以来，我不断想到这件事，所想的也正是这一点：‘杜涅奇卡能够忍受很多痛苦’。既然她能够忍受斯维里加洛夫先生和由他造成的一切后果，这就是说，她的确能够忍受很多痛苦。现在妈妈和她的脑子里都认为她也可以忍受卢仁先生，此人提出了一种理论，说从贫穷中娶来的妻子，一切仰仗丈夫恩惠的妻子，才是最好的妻子，而且几乎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发表了这样的高见。姑且假定他是‘说漏了嘴’吧，然而他是个纯理智的人（就是说，也许根本不是说漏了嘴，而是有意要尽快说清楚），可是杜尼娅呢？杜尼娅呢？她了解这个人，而且还得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当然，她宁可光吃黑面包和喝白开水，也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她不会用她精神上的自由去换取舒适，她也不会用她精神上的自由去换取整个什列斯威格和荷尔斯敦 ，且不说卢仁先生的钱了。不会的，杜尼娅不是这种人，据我所知……当然，现在她也没有变！不用说！斯维里加洛夫夫妇是不好对付的！为了一年二百卢布在外省漂泊，当一辈子家庭教师，真是一件苦差事啊！但是我知道她宁可去给美国的农场主当黑奴，或者在波罗的海东岸的日耳曼人那里做一名拉脱维亚的农奴，也不愿使她的灵魂和道德堕落，为了一己私利而永远委身于一个她既不尊敬，而又跟他丝毫合不来的人！即使卢仁先生是纯金打的，或者是一整块金刚钻做的，她也不会同意去做卢仁先生的合法姘妇！那么为什么她现在又同意了呢？其中的奥妙在哪里呢？这个谜怎样解答呢？事情很清楚，为了她自己，为了她自己的舒适，甚至为了使她自己免于死亡，她决不会出卖自己，但是现在为了别人她出卖了自己！为了她亲爱的人，为了她崇拜的人，她可以出卖自己！全部奥妙就在这里：为了哥哥，为了母亲，她可以出卖自己！她可以出卖一切！啊，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压制我们的道德感；自由、安宁，甚至良心，一切的一切都可以送到旧货市场上去出卖。就让我的一生毁了吧！只要我们心爱的人能够幸福。不仅如此，我们还会想出自己的一套强词夺理的诡辩，学习耶稣会会员 的行为，也许暂时可以自慰，使我们自己相信应当这样，为了善良的目的确实应当这样。我们正是这样的人，一切都明如白昼。非常明显，罗吉昂·罗曼诺维奇·拉斯柯尼科夫是这里的中心人物，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了。那又怎么样呢，这将使他得到幸福，可以供他上大学，可以使他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保障他的整个前程；或许他以后还会成为富翁，得到荣誉，受人尊敬，甚至还会以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而终此一生！但是母亲呢？要知道，罗佳，她的宝贝罗佳，她的长子就是一切！为了这样一个长子，即使牺牲这样的女儿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啊，可爱的偏心啊！那有什么呢：我们甚至不怕遭到和索涅奇卡同样的命运。索涅奇卡，索涅奇卡·马美拉多娃呀！只要世界存在，索涅奇卡就是永存的。你们俩都充分估量过你们的牺牲，你们的牺牲吗？估量过吗？做得到吗？有好处吗？合理吗？您知道不知道，杜涅奇卡，索涅奇卡的命运一点也不比您跟卢仁先生在一起的命运更坏些？妈妈在信上说：‘说不上有什么爱情’。既然没有爱情，也谈不上尊敬，那怎么办，而且相反，已经有了嫌恶、蔑视和恶心，那又该怎么办呢？那样的话，可能你也势必要‘ 保持漂亮的外表 ’了。是不是这样呢？你明白不明白那种漂亮意味着什么？你明白不明白？明白不明白？你明白不明白，卢仁太太的漂亮跟索涅奇卡的漂亮完全一样，也许还更糟些，更丑恶些，更卑鄙些吗？因为你，杜涅奇卡，毕竟是为了得到多余的舒适，可是对索涅奇卡来说，那简直是饿死的问题。‘杜涅奇卡，这种漂亮的代价太昂贵了，太昂贵了！’唉，假若您将来忍受不了，您会后悔吗？有多少苦恼、忧愁、咒骂和在别人面前隐藏起来的眼泪啊，因为您到底不是玛尔法·彼特罗夫娜呀。那时母亲会怎样呢？要知道现在她就心神不宁，在烦恼了，到那时，当她把一切都看清楚了的时候，她该怎么办呢？而且，我会怎样呢？……实际上，您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呢？我不需要你的牺牲，杜涅奇卡，我不需要，妈妈！只要我活着，就绝不能这样，绝不能这样，绝不能这样！我绝不接受您的牺牲！”

他忽然从沉思中清醒过来，停住了脚步。

“绝不能这样吗？但是你将做些什么使得绝不能这样呢？禁止吗？你有什么权利呢？就你而言，你能许给她们什么才能使你得到这样的权利呢？ 等你毕了业，有了工作的时候， 你会把你的一生，把你的整个未来都献给她们吗？这些话我们从前都听说过了，不过是 空口白话 而已，可是现在呢？现在就必须做点什么事情，你明白吗？那么你现在在干什么呢？你把她们掠夺一空。她们的钱是靠一百卢布的抚恤金，靠向斯维里加洛夫夫妇预支薪水弄来的！你这个未来的百万富翁，你这个支配她们命运的宙斯 ，你将怎样把她们从斯维里加洛夫们手里救出来呢？怎样把她们从阿凡纳西·伊凡诺维奇·瓦赫鲁申的手里救出来呢？十年以后吗？可是在十年之内，妈妈就会因织头巾而双目失明，也许会把眼睛哭瞎了。她会因为节衣缩食而瘦得不成样子；可是妹妹呢？想一下吧，十年以后，或者在这十年里面，你的妹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你想出来了吗？”

他用这些问题折磨自己，刺激自己，甚至感到一种快乐。其实这一切问题都不是他忽然间遇到的新问题，而是存在已久、亟待解决的老问题。很久以前，这些问题就已开始撕扯他的心，已经使他心碎了。很久很久以前，他眼下的苦恼就已经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了；后来，它就积聚起来，扩大起来，近来成熟了，集中了，最后就形成一个可怕、荒唐和异想天开的问题，这个问题折磨着他的心灵和头脑，顽强地要求解决。现在，他母亲的来信像是晴天一声霹雳朝他劈来。显然，现在需要的不是发愁，不是消极地痛苦，不能光是考虑问题没有解决，而是应该有所作为，马上行动，尽快地行动。无论如何必须作出决定，不管是什么样的决定，或者……

“或者看破红尘！”他突然发狂地叫喊起来，“听天由命，了此一生，永远窒息自己心里的一切，放弃行动、生活和爱的一切权利！”

“您明白吗，先生，您明白当您走投无路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吗？”他突然想起了昨天马美拉多夫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得有条路可走啊……”

突然间他吃了一惊：也是昨天的一个念头，又从他的脑海里掠过。但他所以吃惊，并不是因为闪过了这个念头，因为他知道，他 预感到 这个念头必然会“闪现”，他已经在等着它；而且，这也完全不是昨天才有的念头。区别在于：一个月前，甚至还在昨天，这个念头还只是空想，可是现在呢……现在这突然不再是空想了，而是以一种新的、可怕的、完全陌生的形式出现了，他突然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觉得一阵头晕，眼前发黑。

他匆匆地向四下瞥了一眼，在寻找什么东西。他在寻找椅子，想坐一会儿。当时他正沿K林荫道走着。前面大约一百步远的地方，可以看见有一把椅子。他尽快地走去，但是半路上他遇见了一件小小的怪事，几分钟内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在寻找椅子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女人在他前面二十步左右的地方走着，最初他对她丝毫没有注意，就像他丝毫不去注意在此以前在他面前闪过的一切东西一样。比方说，他已经有过好多次，回家的时候根本不记得他所走过的路，他已经习惯于那样走路了。但是走在他前面的那个女人却有些非常奇怪的地方，一看就引人注目，因此他的注意力就渐渐集中到她的身上——最初是无意的，好像有些懊丧，到后来就越来越目不转睛地注意起她来了。他忽然想弄明白，这个女人究竟有什么使人奇怪的地方？首先，她大概是个十分年轻的姑娘，在这样的大热天里，她却没有戴草帽，没有撑阳伞，也没有戴手套 ，她走着，可笑地挥着两只胳臂。她穿了一件丝的、用薄薄的料子（绸）做成的连衣裙，穿得别里别扭，扣子也没扣好，而且在裙子上边靠近腰部背后的地方被扯破了；有一大块挂下来，耷拉着。一块小三角头巾披在裸露的脖子上，歪歪扭扭地翘在一边。加上那个姑娘走路脚步很不稳，跌跌撞撞，甚至东倒西歪。这样的邂逅终于吸引了拉斯柯尼科夫的全部注意力。走到长椅跟前时，他跟姑娘相逢了，但是她一走到那儿就倒在长椅的一角，把头伏在靠背上，闭上了眼，显然她已经疲惫不堪。拉斯柯尼科夫朝她仔细打量了一番，马上就看出她已经完全醉了。看到这样的情景叫人又奇怪又纳闷。他甚至以为他看错了，在他前面的是一张非常年轻的小脸蛋，年纪约莫十六岁，甚至也许只有十五岁，一头金黄色的头发，那张小脸很漂亮，但是通红通红的，而且好像有点浮肿。那个姑娘似乎不大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把不该露出的部分露在外面，一举一动都表明她并不知道她是在大街上。

拉斯柯尼科夫没有坐下，但他也不愿走开，只是莫名其妙地站在她面前。这条林荫路上一向车少人稀，现在一点多钟，天又这样炎热，几乎阒无一人。不过，在一边，在林荫路的边上，大约十五步外的地方，有一位先生在路边站住了，显然他抱着某种目的很想走到这个女孩子跟前来。大概他也从远处看见了她，因此跟踪而来，可是拉斯柯尼科夫妨碍了他。他恶狠狠地望着拉斯柯尼科夫，然而他又竭力不让拉斯柯尼科夫看见他的目光，他不耐烦地等待着这个讨厌的衣衫褴褛的人走开，以便自己走过来。事情很明显。这位先生大约三十来岁，身材粗壮而肥胖，衣着讲究，血色旺盛，嘴唇红红的，还有一撮小胡子。拉斯柯尼科夫十分恼火；他蓦地想把那个衣冠楚楚的胖家伙奚落一番。他暂时撇下那个姑娘，走到这位先生跟前。

“嘿！是您呀，斯维里加洛夫！您在这儿想干什么？”他攥紧了拳头嚷道，一面笑着，恶狠狠地从嘴唇里溅出唾沫来。

“这是什么意思？”那位先生皱起眉头，傲慢中露出吃惊的神色，板着面孔问道。

“滚开，就是这意思。”

“你敢，流氓！……”

他挥动了一下手杖。拉斯柯尼科夫攥紧拳头向他扑去，他竟没有想一想，那个身体壮实的先生能够对付像他这样的两个。但是，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从背后紧紧地抓住了他，一名警察站到他们两人中间。

“算了，先生们，别在公共场所打架啊。您想干吗？您是什么人？”他疾言厉色地向拉斯柯尼科夫，两眼打量着他那破烂不堪的衣服。

拉斯柯尼科夫仔细地端详着他。那是一张仪表威武的兵士面孔，长着斑白的胡髭和络腮胡子，目光是精明的。

“我正要找您，”拉斯柯尼科夫抓住他的胳膊喊道，“我以前是个大学生，名叫拉斯柯尼科夫……这一点您可以去打听，”他对那个先生说道，“您过来，我要让您看一件事情。”

于是他拉着警察的胳膊，把他带到长椅跟前。

“瞧她，完全醉了，刚才从林荫道上走过来的：谁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反正不像干那一行的。很可能在什么地方叫人给灌醉了，受骗了……头一回……您明白吗？过后，就这样放她到大街上来了。瞧她的衣服，给人撕破了，再瞧瞧她的衣服是怎么穿的：很明显，衣服是别人替她穿上的，不是她自己穿的，而且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人，男人的手穿上的。这看得出来。再瞧这儿：我要跟他打架的这个花花公子，我完全不认识他，初次见面，他也是刚才在路上看见她的，他看见她喝醉了，不省人事，因此他急于想走过来，把她弄到手，趁她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准是这样，我准没猜错。我亲眼看见他东张西望，紧盯着她，可是我妨碍了他，使他不能下手，因此现在他在等我走开。瞧，现在他已经稍微走开了一点，站在那儿，假装在卷烟……咱们怎样才能不让他得手呢？咱们用什么办法把她送回家去呢——您想一想！”

警察马上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听懂了。那个胖先生的用意当然很明显，剩下的是女孩子的问题。这位老总向她弯下腰去，挨近点仔细打量了一番，脸上露出真挚的同情。

“唉，真可怜！”他摇着头说，“还完全是个孩子！她受人骗啦，准是这样。喂，姑娘，”他开始喊她，“您住哪儿？”姑娘睁开疲倦的、醉意蒙眬的眼睛，茫然地望了望盘问她的人，挥了一下手。

“喂，”拉斯柯尼科夫说，“给您，”他伸手去摸衣袋，掏出了二十戈比，“给您，雇一辆马车来，叫车夫送她回家。不过，我们得先问明她的住址！”

“姑娘，姑娘！”警察收了钱，又叫起来，“我马上去给您雇一辆马车来，亲自把您送回家去。告诉我，把您送到哪儿去？嗯？您住在哪儿？”

“走开！……老缠着我！”那女孩子咕哝着，又挥动了一下手。

“唉，唉，真糟糕！唉，多丢人啊，姑娘，多丢人啊！”他又摇摇头，露出既同情又生气的样子责备着。“真不好办。”警察对拉斯柯尼科夫说，说着他又飞快地将拉斯柯尼科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眼。在他眼里，拉斯柯尼科夫这人一定很怪：穿得那么破烂，还给别人钱！

“您是在这儿很远的地方遇见她的吗？”警察问他。

“我告诉您：她在我前面，东倒西歪的，就在这儿，在林荫路上。她一走到椅子跟前，就倒在上面了。”

“唉，主啊！现在世界上有多少荒淫无耻的事啊！这样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就已经喝醉了！她准是上了别人的当啦。瞧她的衣服也给撕碎了……唉，现在竟有这么荒淫无耻的事！……或许她是一个好人家的孩子，家里穷……近来这样的事可多啦。看样子长得雪白粉嫩的，像个小姐。”他又向她弯下腰去。

也许他也有几个这样的女儿，“长得雪白粉嫩的，像个小姐”，举止娴雅，而且已经千方百计地在追逐时髦了……

“最要紧的是，”拉斯柯尼科夫焦灼不安地说，“不要让她落到那个流氓手里！为什么他还要戏弄她！他想干什么勾当真是再清楚不过了；那畜生，瞧他还不肯走开！”

拉斯柯尼科夫用手指着他大声地说。那人听见了，好像又想发脾气似的，但是转而又改变主意，只是轻蔑地望了他一眼，然后慢慢地走开了十来步，又停了下来。

“不让她落在他手里是可以的，”警察沉思地说，“要是她能告诉咱们把她送到哪儿去就好了，要不……姑娘，喂，姑娘！”他又弯下腰去看她。

猝然，她睁大了眼睛，定神看了看他，仿佛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又朝她来的方向走去。

“呸，不要脸的东西，老是缠着我！”她又挥了一下手说。她走得很快，但是跟先前一样东倒西歪。那个花花公子跟在她后面，不过顺着另一条林荫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放心，我不会让他弄到手的。”胡子警察断然说，他跟在他们后面走去。“唉，近来竟变得这么道德败坏！”他又唉声叹气地大声重复了一遍。

这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刺痛了拉斯柯尼科夫；刹那间，他仿佛感到一阵揪心。

“喂，您听我说！”他在胡子警察后面喊道。

警察转过身来。

“算了吧！您管这干什么？别管啦！让他去寻欢作乐吧（他指指那个花花公子）。这跟您有什么关系？”

警察感到莫名其妙，睁大了眼睛望着他。拉斯柯尼科夫笑起来。

“哎—呀！”那位老总说着，把手一挥，跟在花花公子和女孩子后面走去，大概他把拉斯柯尼科夫当成了疯子或者更糟糕的什么人。

“把我的二十戈比拿走了，”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拉斯柯尼科夫气呼呼地说，“好吧，让他从那个家伙手里也拿到点钱，然后听凭那家伙把姑娘带走，就这样结束这件事吧。我干吗要死皮赖脸地帮助她呢？我凭什么帮助她？我有资格帮助她吗？让他们互相活活地吃掉吧，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怎么敢把这二十戈比给他？那钱是我的吗？”

尽管他说出这些古怪的话，心里却非常难过。他在空椅子上坐下，神思恍惚……他觉得这会儿不论想什么都很痛苦。他希望自己能够昏昏入睡，忘掉一切，然后醒来，完全重新开始……

“可怜的姑娘！”他说，望了一眼椅子上空出的一角，“等她清醒过来，她会大哭一场的，然后她母亲知道了……先把她打一顿，再用鞭子狠狠地抽她，让她没脸见人，说不定还要把她赶出去……就是不赶出去，达丽娅·弗兰措夫娜之流反正也会听到风声，这样，那个姑娘就会踯躅街头……接着马上到医院里去 （那些跟正派母亲住在一起、瞒着她们、暗地里胡闹的女孩子总是这样的）。然后……又是医院……酒……酒馆……又再进医院……两三年后，就成了残废，那时她也不过十八九岁……难道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姑娘吗？她们是怎样落到这步田地的呢？就是这样落到这步田地的……呸！随它去吧！据说那是势所必然的。据说，每年总有百分之几要走上……那一条路 ……去见魔鬼的，可能是为了让别人精神愉快，而又不去打搅他们的美梦。百分之几！他们用词多么漂亮啊！那么科学化，那么叫人安心……只要一说‘百分之几’，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倘若换了另一个词……也许就会令人较为不安了……可是，倘若杜涅奇卡也落到这百分之几里面去，那怎么办呢！……不落到这个百分之几里面去，那么落到另一个百分之几里面去呢？……”

“我究竟要上哪儿？”他忽然想道，“奇怪。我是为了什么事出来的？看完那封信，我就出来了……我是到瓦西利耶夫岛，到拉祖米欣那儿去的，现在……就是去那儿，我想起来了。可是，去干什么呢？为什么恰恰是现在我想起要到拉祖米欣那儿去呢？真有意思。”

他对自己的行动惊讶起来。拉祖米欣是他过去大学里的同学。值得注意的是，拉斯柯尼科夫在大学里简直没有什么朋友；他谁都不愿接近，他不到任何人的家里去，也不欢迎别人来看他。于是很快，谁也不再理睬他了。公众的集会、交谈，或者游艺会，他一概不参加。他拼命用功，因而受到别人的敬重，可是谁也不喜欢他。他很穷，又有点目空一切，落落寡合；他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在有的同学看来，他仿佛把他们大家都看成小孩似的，瞧不起他们，仿佛在修养、知识和信仰方面，他都高人一等，他把他们的信仰和兴趣仿佛都看成是低级的。

不知为什么，他跟拉祖米欣倒挺投缘，其实也不能说是投缘，而是他跟拉祖米欣比较谈得来一些，比较坦率一些罢了。不过，跟拉祖米欣的关系也不可能是别样的。因为拉祖米欣是个特别快乐、特别爱说话的年轻小伙子，他善良到憨直的程度，然而在这种憨直下面又潜藏着深刻和高尚的品格。他较好的同学都知道这一点，大家都喜欢他。他人很聪明，虽然有时他确实有点憨直。他的外貌很引人注目——高高的，瘦瘦的，黑头发，脸总没刮干净。有时他也胡闹，并以膂力过人闻名。一天夜里，他跟同学们在一起，曾经一拳把一个身高两俄尺十二俄寸 的警察打倒在地。他的酒量极好，但是他也能够滴酒不沾；有时他恶作剧做得很过分，但他也可以完全不胡闹。拉祖米欣的另一个出色之处，就是任何失败也不能使他灰心丧气，似乎任何逆境都无法把他压倒。他可以寄宿在房顶上，可以忍受极端的寒冷和非常的饥饿。他很穷，完全自力更生，随便干点什么活来挣钱餬口。他知道无数挣钱谋生的方法。有一年，整整一冬，他的屋子里都没有生火，他还坚持说，这样更舒服，因为在寒冷里睡得更香。现在他也被迫休学了，不过休学的时间不会太长，他正竭尽全力改善境况，准备继续求学。拉斯柯尼科夫已经有四个月没去找他了，而拉祖米欣呢，他甚至连拉斯柯尼科夫的住址也不知道。约莫两个月以前，他们俩在大街上碰到过一次，可是拉斯柯尼科夫掉过头去，甚至走到街对面，以免让他看见。拉祖米欣虽然看见了他，可是他不愿意打扰 朋友 ，便从一旁走过去了。

5

“的确，不久以前，我还想到拉祖米欣那儿去，请他帮我找一个工作，帮我找一个教书的工作，或者别的什么……”拉斯柯尼科夫想道，“但是，现在他能帮上我什么忙呢？假定他帮我找到了教书的工作，甚至把自己仅有的一个戈比给了我（如果他还有一个戈比的话），让我能买一双皮靴，能穿得整齐一点去教书……哼……那么，以后呢？我拿这几文钱能干什么呢？难道我此刻需要的是这个吗？真是，我去找拉祖米欣太可笑了……”

为什么他现在要去看拉祖米欣这个问题使他心里十分不安，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意料；在这个似乎很平常的行动里，他却忧心忡忡地想从中找出某种与自己有关的险恶迹象来。

“我真想依靠拉祖米欣一个人来解决全部问题，在拉祖米欣身上找到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吗？”他惊讶地自己问自己。

他左思右想，揉着自己的脑门。说也奇怪，想了很久以后，像自发地，又像是出于偶然，他的脑海里蓦然出现了一个极其古怪的念头。

“唔……去找拉祖米欣，”他突然十分平静地说道，好像下了最后的决心，“我当然要去找拉祖米欣……然而——不是现在……我要等干完 那件事情 的第二天才去找他……那时候， 那件事情 已经结束，一切都变了样……”

他忽然醒悟过来。

“干完 那件事情 以后，”他从长椅上跳起来叫道，“可是 那件事情 真的要发生吗？难道说真的要发生吗？”

他撇下长椅，差不多像跑步一样走开了；他原打算转身回家，可是一想到回家，他心里突然非常厌恶； 这 一切正是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小得怕人的衣柜里酝酿成熟的，而且已经成熟一个多月了。于是他又漫无目标地向前走去。

他那神经质的战栗变得像发疟子似的，天气这么炎热，他却觉得浑身发冷。他几乎无意识地，在内心的驱使之下，开始使劲注视眼前的一切，好像在拼命寻找什么排遣似的，但是没有成功，反而不时陷入沉思。当他又一次发着抖抬起头来向四下张望时，他又马上忘记了他刚才想些什么，甚至忘记了他刚才走过哪儿。他就在这种情况下，穿过了瓦西利耶夫岛，来到小涅瓦河边，过了桥，再转身向其他岛屿 走去。最初，一片翠绿和生机盎然的景色使他那双疲倦的眼睛感到舒服，因为那双眼睛看惯了城市的灰尘、石灰以及挤在一起、使人窒息的高大房屋。这儿不感到闷热，没有臭气，也没有小酒馆，可是很快，那种新鲜舒服的感觉也变成病态和刺激性的了。有时候，他在绿叶掩映、修饰一新的别墅前停下来，往围墙里张望，远远地看见阳台上和露台上服饰艳丽的女人和在花园里跑来跑去的小孩。特别引起他兴趣的是鲜花，他看花的时间最长。他也遇见一些华丽的马车和骑马的男女。他用好奇的眼光目送着他们，但是他们还没有从他眼前消失，他就把他们忘掉了。还有一次，他停下来数自己的钱，他发现他还有约莫三十戈比。“给了警察二十戈比，给了娜斯塔霞三个戈比的寄信钱，这就是说，昨天我给了马美拉多夫家四十七个，或者五十个戈比。”他想着，不知为什么算起账来，但是马上他甚至忘记了他为什么要把钱从衣袋里掏出来。经过一家类似小饭馆的饮食店门口时，他才想起了这件事，这时他觉得肚子饿了。他走进小饭馆，喝了一杯伏特加酒，吃了一个不知道什么馅的馅饼。他走到外面，才把它吃完。他很久没有喝伏特加了，虽然总共喝了一杯，但是酒力立刻发作起来。他的两条腿忽然感到沉重，他开始觉得非常想睡觉。他便向回家的路走去，但是走到彼特罗夫岛的时候，他又站住了，浑身一点气力也没有，于是他离开大路，钻到灌木丛里，倒在草地上，立刻睡着了。

人们在病态的情况下，梦境往往异常清晰、鲜明，与现实非常相似。有时会出现这样奇特的梦境，但是周围的环境以及梦的全部过程却又显得极为真实，梦中的一切情节是那么详细，那么出人意外，就艺术的眼光还非常协调，以至于做梦的人即使是一位像普希金或者屠格涅夫那样的艺术家，在他醒着的时候也不一定能想得出来。这种梦，这种病态的梦，往往会使人久久难忘，而且对紊乱而又亢奋的机体造成强烈的印象。

拉斯柯尼科夫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他梦见了他的童年时代，仍旧在他们过去住的那个小城里。他七岁，一个节日的傍晚，他跟父亲在城外散步。那是一个灰暗而闷热的日子。地点跟留存在他记忆中的完全一样：甚至记忆里的情况，比之他现在梦见的还要淡薄和模糊得多。这个小城毫无隐蔽，一眼望去，了如指掌，周围连一棵柳树也没有；只在很远很远的天边，有一片黑压压的小树林。离城里最后一片菜园没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家酒馆，一家很大的低级酒馆，当他跟他父亲散步经过那儿的时候，这家酒馆总是使他产生极不愉快的印象，甚至引起恐惧。那里经常挤满了人，喧闹，狂笑，叫骂，怪腔怪调地嘶哑着喉咙唱歌，而且常常打架斗殴；喝醉的和面容可怕的人们在酒馆周围闲逛……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他就紧紧地靠在父亲身边，吓得浑身发抖。酒馆附近有一条路，一条乡间土路，土路上总是尘土飞扬，而尘土总是黢黑的。这条路弯弯曲曲，往前三百步左右，绕着城市的一片墓地向右蜿蜒而去。在墓地中间，有一座石砌的教堂，上面有绿色的圆屋顶。他跟他的父母每年都到那儿去做一两次礼拜，追悼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早已去世的祖母。他们每次去做礼拜都带着一种甜饭，盛在白色的盘子里，用餐巾包着。这种甜饭是用大米放糖做成的，饭上粘着葡萄干，嵌成十字架的形状。他很喜欢那座教堂和教堂里大部分没有衣饰的古老神像与那位抖动着头的老神父。在盖着一块石板的祖母坟边，是他弟弟的小坟。他弟弟才六个月就夭折了，这个弟弟他根本不认识，因此也不可能记得：但是别人告诉他，他有过一个小弟弟，所以他每当去上坟的时候，总要虔诚地、肃穆地在胸前画个十字，向它鞠躬，吻一吻它。现在他正是梦见他跟他父亲走在通向墓地的路上，经过酒馆；他拉着父亲的手，恐惧地回过头去看那家酒馆。一个特别的情境吸引了他的注意：这次，这里仿佛在举行狂欢似的，成群结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市民、乡下女人和她们的丈夫，以及形形色色的流氓地痞，都喝得醉醺醺的，唱着歌。酒馆门口的台阶旁停着一辆大车，一辆奇怪的大车。这是一种通常套着大马载运货物或酒桶的四轮大车。他一向喜欢看那些拉车的高头大马，披着长鬃毛、粗粗的腿、安详地迈着均匀的步伐，它们毫不费力地拖着整整一座山似的货物，好像拉车比不拉车还要轻松似的。可是现在，真叫人奇怪，这样大的一辆车却套了一匹农人饲养的又瘦又小、黄褐色的马。他常看见那种马，拉了满满一车劈柴或者干草，累得精疲力竭，特别是当车轮陷入泥里或者车辙里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形，农民总是狠狠地用鞭子抽它们，甚至朝脸上和眼睛猛抽。他看到这非常难过，难过得几乎要哭出来，而妈妈总是把他从窗口拉开。这时，忽然一阵喧闹，一群身材高大、醉得东倒西歪的乡下人，嚷着，唱着，弹着三弦琴，从酒馆里走出来，他们穿着红色或蓝色的衬衫，披着厚呢外衣。“上车，大家上车！”其中一个人喊道，那人还很年轻，脖子很粗，满脸横肉，脸红红的，跟胡萝卜一样。“我把大家送回去，上车吧！”但是立刻发出一阵哄笑和感叹。

“这样一匹小瘦马，还送我们！”

“米柯尔卡，你疯了吗：把这样一匹小骒马套在这么大的一辆车子上！”

“伙计们，这匹黄毛黑鬃马准有二十来岁了！”

“上车，我把大家都送回去！”米柯尔卡又喊起来，他头一个跳上大车，抓住缰绳，直挺挺地站在前面，“枣红马刚才给马特韦赶走了，”他在车子上喊道，“伙计们，这匹小骒马，可真伤透我的心啦。我恨不得把它打死，简直是白吃粮食！我说，上车呀！我要叫它飞跑！它会飞跑的！”他两手拿起马鞭，兴致勃勃地准备抽那匹黄毛黑鬃马。

“上车呀！这有什么！”大伙大笑起来，“听见了吗？它要飞跑呢！”

“它大概有十年没有飞跑了吧。”

“它要撒腿飞跑啦！”

“别心疼它，伙计们，每人手里带一根鞭子，准备好！”

“对！抽它！”

他们嘻嘻哈哈，说着俏皮话爬上了米柯尔卡的大车。一共上去六个人，还可以坐人，于是他们又把一个红脸蛋的胖女人也拖上了车。她穿了一身红布衣服，戴了一顶镶着小玻璃珠子的帽子，脚登暖靴。她一面嗑榛子，一面笑。围在车旁的一群人也在笑，说真格的，怎么能不笑呢：那么瘦弱的小骒马要拉那么重的车子，而且还得飞跑！车上两个小伙子立刻把鞭子拿在手里，准备帮助米柯尔卡。随着“驾！”的一声，可怜的小马就使出全身气力往前拉，但是它不但不能飞跑，甚至差点迈不开步子；它拼命挪动着四条腿，呼呼地喘着气，被一阵雨点般落在它身上的三根鞭子抽得蹲下去了。大车上和人群中发出的笑声更响了，但是米柯尔卡发火了，他恶狠狠地连连抽打那匹瘦小的骒马，好像当真以为它能飞跑似的。

“伙计们，让我也上去。”人群中一个看得眼热的小伙子嚷道。

“上来，大家都上来，”米柯尔卡喊道，“它会把大家都拉走的。我非抽死它不可！”于是他朝马身上一鞭又一鞭地抽去，他气得简直不知道用什么打它才好了。

“爸爸，爸爸，”拉斯柯尼科夫向父亲叫道，“爸爸，瞧他们在干什么呀！爸爸，他们在打那匹可怜的小马呢！”

“走，走！”父亲说，“他们喝醉了在胡闹，真蠢；走，别看他们！”父亲想把他拉走，可是他挣开父亲的手，不顾一切地朝马跑去。但是可怜的小马已经不行了，它气喘吁吁，一会儿站住不动，一会儿又使劲拉车，差点没摔倒。

“抽死它！”米柯尔卡嚷道，“豁出去了。我要抽死它！”

“难道你丧尽天良啦，魔鬼！”人群里有一个老头喊道。

“谁见过这么一匹小马拉这么重的大车？”另一个人加了一句。

“你要把它累死的！”第三个人喊道。

“少管闲事！这是我的财产！我乐意怎样就怎样。再上来几个人！都上来！我非叫它飞跑不可！……”

突然间许多人一齐哈哈大笑，把一切声音都盖过了。小骒马经不住越来越频繁的鞭打，开始无力地尥起了蹶子。连老头也忍不住笑起来：说实在的，这样一匹骨瘦如柴的小骒马，还想踢人哩！

人群中有两个小伙子，也各自抓起一根鞭子，跑到小马跟前，抽它的两肋，两人分别从两边跑过去。

“抽它的脸，抽它的眼睛，眼睛。”米柯尔卡喊道。

“唱个歌吧，伙计们。”有人在大车上喊，于是车上的人都合唱起来。响起了欢乐的歌声。带铃铛的小手鼓摇得叮当叮当地响，叠唱中还夹杂着口哨声，胖女人还在嗑瓜子，吃吃地笑。

……拉斯柯尼科夫跑到小马身旁，又跑到小马前面，他看见怎样抽打小马的眼睛，恰好抽在它的眼睛上！他哭了，气得眼泪直往下流。一个揍马的人把鞭梢儿碰到他的脸上，可是他没感觉到，他非常伤心地喊叫着，冲到白胡子老头身边，那个老头正在摇着头叱责着这一切。一个乡下女人抓住他的手，想把他拉走，但他挣脱了，又向小马跑去。那匹马已经奄奄一息，可是它又尥起蹶子来了。

“见你的鬼吧！”米柯尔卡凶神恶煞似的喊道。他扔掉鞭子，弯腰从车底下拉出一根又粗又长的辕木，双手握住一端，使劲朝小黄马身上挥过去。

“会把它打死的！”四周喊道。

“要把它打死啦！”

“这是我的财产。”米柯尔卡嚷道，使劲挥起辕木，朝马身上打去。只听得一声重重的打击声。

“抽它，抽它！干吗又停住了？”人群里有人在嚷。

于是米柯尔卡又挥动辕木，再一次打在不幸的瘦马的脊背上。马全身蹲下去，屁股着地，但是它又立刻跌跌撞撞地站起来，使出全身最后一点力气，拼命往左右两边拉，想把车子拉出来。这时六根鞭子从四面八方向它身上抽来，那根辕木也被高高地举起，第三次，接着是第四次，沉重而有节奏地落在它的身上，米柯尔卡因为不能一棍子打死它而气疯了。

“生命力够强的！”周围的人喊道。

“伙计们，它马上就要倒下去了，它就要完蛋啦！”人群里一个看热闹的人叫道。

“给它一斧子嘛！一下子结果它算啦！”第三个人嚷道。

“哎，去你的！躲开！”米柯尔卡发狂地大叫着，扔掉辕木，又弯腰从大车上拉出一根铁棍来。“留神！”他嚷道，使出全身力气朝可怜的小马狠狠地打去。铁棍砰的一声落下；小骒马便一阵摇晃，身子往后蹉，它想站起来拉车，可是铁棍又猛一下朝它脊背上打来，于是它摔倒在地上，好像四条腿一下子被砍断了似的。

“干掉它！”米柯尔卡一边嚷着，一边发狂地从车上跳下来。几个也是喝酒喝得满脸通红的小伙子拿起他们所能抓到的任何东西——鞭子、木棍、辕木——跑到奄奄一息的小骒马跟前。米柯尔卡站在一旁，用铁棍白费力气地朝马背上打去。马伸直头颈，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死了。

“把它干掉啦！”人群中有人喊。

“谁叫它不飞跑呢！”

“这是我的财产！”米柯尔卡嚷道，他手持铁棍，两眼充血。他站在那儿，好像在恼恨再没有东西可打了似的。

“你简直丧尽天良啦！”人群里有许多人在喊。

但是可怜的孩子已经失去自持。拉斯柯尼科夫喊着从人群里冲到小黄马跟前，搂住它那已经死了的血迹斑斑的头，吻着它，吻它的眼睛，吻它的嘴唇……然后突然跳起来，伸出两只小拳头，发狂似地朝米柯尔卡扑去。他父亲一直在他后面追他，终于把他一把抓住，把他从人群里拉了出去。

“走，走，咱们回家吧！”父亲对他说。

“爸爸！干吗他们……打死……那匹可怜的小马呀？”他抽抽搭搭地说，他的喉咙梗塞，言语像喊叫似的从他那闷塞的胸中爆发出来。

“他们喝醉了……胡闹……这不干咱们的事！走吧！”父亲说。他用两只胳膊搂住他的父亲，但是他的喉咙梗塞，胸口感到窒息。他想喘口气，想叫出声来，可是他醒了。

他醒来时浑身是汗，头发都给汗水浸湿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惊慌地欠起了身子。

“谢天谢地，这不过是个梦！”他说，坐在树下，深深地喘着气，“可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又开始发烧了吗？多可怕的梦啊！”

他觉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精神恍惚，闷闷不乐。他把胳膊支在膝头上，用两只手托着头。

“上帝！”他嚷道，“难道说，难道说我真的拿起斧子，对准她头上砍去，把她的头盖骨打碎……然后踩在粘糊糊、温热的血上，一步一滑地走过去，把锁撬开，偷窃，战栗；浑身溅满了血……拿着斧子……躲藏起来。上帝，难道真能这样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哆嗦得像一片树叶。

“我这是怎么啦！”他接着说，重新坐正了身子，好像大吃一惊似的，“我早知道，做这种事我会受不了的，可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我还要自寻烦恼呢？要知道，就在昨天，在昨天，我去……做 试探 的时候，要知道，我昨天就完全明白，我会受不了的……那为什么我还反复想着这件事呢？为什么我直到现在还犹疑不决呢？昨天我走下楼梯的时候，我自己就曾说过，这件事是卑鄙的，可恶的，下流的，下流的……醒着的时候，我一想到这件事就恶心，就胆战心惊……

“不，我会受不了的！我会受不了的！即使我的一切打算没有丝毫值得怀疑的地方，即使最近一个月来我所决定的事像大白天那么清楚，像算术一样正确……上帝！我照样下不了这个决心的！要知道，我会受不了的！我会受不了的！……那么，为什么，为什么直到现在……”

他站起身，惊讶地向四下里望了望，好像很奇怪自己竟然来到这样一个地方，然后他向T桥走去。他脸色苍白，眼睛冒火，浑身上下一点气力都没有了，但是他忽然间好像呼吸舒畅了一些。他觉得他已经丢开了长久压在他身上的可怕重负，他的心里忽然变得轻松和宁静起来了。“主啊！”他祈祷说，“给我指引一条路吧，我要抛弃我那个该诅咒的……幻想！”

过桥的时候，他悄悄地、心情平静地望着涅瓦河，望着鲜红落日的余辉。虽然身体衰弱，他却好像一点也觉不出疲倦。仿佛最近一个月来在他心里长成的脓疮，突然之间破裂了。自由了，自由了！现在他已经摆脱了那个魔法，那个妖术、那个蛊惑和那个魔力而获得了自由！

后来，当他回忆起这个时期，回忆起这几天里每分钟一桩桩一件件所发生过的事情时，有一个情况使他近乎迷信似地在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情况其实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但是以后在他看来，总觉得这是在他命里早就安排好了的。他永远也不能了解，也不能向自己解释，他当时已经疲倦不堪、精疲力竭了，他理应走最短最直的路回家，而他为什么偏要走没有必要经过的干草市场回家去呢？虽然绕的路并不远，但是这显然完全没有必要。当然，以前他回家的时候，记不住他所经过的街道，这样有过几十次了。但他总是自己问自己：为什么在干草市场（他根本不需要到那儿去）会有对他来说这样重要、这样有决定意义、同时又是这样十分偶然的一次相遇呢？这恰好发生在他一生中的那一时刻，那一分钟，当他的心情和境遇处在那样一种状态下的时候——此时此刻，这次相遇只能对他一生的命运产生最断然和最彻底的影响。好像它故意守候在那里似的。

他路过干草市场时，大约九点钟左右。这时所有摆货摊、顶托盘、开小铺的商贩们都在关门收摊，跟顾客一样各自回家。各行各业的人和衣衫褴褛的人挤在底层的小饭馆周围和干草市场又脏又臭的院子里，而卖零酒的小铺旁边人最多。拉斯柯尼科夫漫无目的地出门闲逛时，特别喜欢这些地方和附近的一些小巷。在这儿，他的破烂衣服不会招来傲慢的注意，不管穿什么样的衣服，都不会使任何人感到丢脸。在K巷的拐角上，一个小贩跟一个娘儿们，他的老婆，摆了两张货桌在做买卖，上面陈列着线、带子、花布头巾等等。他们也站起来准备回家了，但是他们又耽搁了一会儿，正在跟一个刚刚走到他们面前的熟人说话。这个熟人就是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或者像大家那样，干脆叫她丽莎维塔，她就是那个十四等文官太太，放高利贷的女人阿廖娜·伊凡诺夫娜，也就是拉斯柯尼科夫昨天到她那儿去当过表，并且作过一次 试探 的那个老太婆的妹妹……他早已知道丽莎维塔的一切，她也有点认识他。她是个三十五岁的老姑娘，高高的个儿，笨手笨脚，性情温顺，胆小怕事，差不多像个白痴 。她完全是她姐姐的奴隶，她白天黑夜地干活，见了姐姐就发抖，甚至还要挨她姐姐的打。这时她正拿着一个包裹，犹疑不决地站在小贩和他老婆面前，注意地听他们讲话。他们俩正特别起劲地对她解释着什么。拉斯柯尼科夫蓦地看见她时，心里陡地生出一种像是十分惊讶的奇怪感觉，虽然这次相遇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地方。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您应该自己拿主意，”小贩大声说，“明天七点左右您来一趟。他们也会来的。”

“明天？”丽莎维塔拖长了声音沉思地说，好像有点拿不定主意似的。

“哎呀，阿廖娜·伊凡诺夫娜把您吓成这样！”小贩的老婆，那个机灵的矮小女人快嘴利舌地接上去说，“我看您呀，真像个小孩。她又不是您亲姐姐，又不是同一个娘生的，她也管得太多了！”

“这一次您回去，对阿廖娜·伊凡诺夫娜什么话也别说，”她丈夫打断了她的话，“这是我们的忠告，往后您到我们这儿来就别去问她了。这样倒好。以后您姐姐自己会明白的。”

“难道要来吗？”

“明天，七点左右；他们也要来几个人；您可以自己拿主意。”

“我们会煮好茶的。”他老婆补充了一句。

“好，我来。”丽莎维塔说，说话的口气还是有点犹疑不决，但她终于慢吞吞地走开了。

拉斯柯尼科夫这时已经走了过去，别的话他就听不清了。他是悄悄地、不被人察觉地走过去的，尽力不漏过他所能听到的每一个字。他最初是惊讶，后来就觉得毛骨悚然，好像一阵冷气透过了他的脊背。他知道了，他忽然完全出乎意外地知道了，丽莎维塔，老太婆的妹妹，她唯一的伴侣，明天晚上七点整不在家，因此，晚上七点整的时候，只有老太婆 一个人留在家里 。

这时，他离自己的住处只剩下几步路了，于是他像被判处了死刑似地走进自己的屋子。他什么也不去想，也不能再想什么；突然他全身心感觉到自己再也没有保持理智的自由了，也没有了意志，他感觉到一切都在忽然间最后决定了。

当然，即使他为了寻找一个方便的机会来实现他的计划而不得不等待数年，他也未必能指望得到一个比刚才忽然送上门来的机会更十拿九稳、更稳操胜券的了。不管怎么说，无须作任何危险的探询和调查，但却在动手要干掉那个老太婆的前一天，就肯定地、十分确切地、十拿九稳地知道那个老太婆在第二天的某时某刻会孤零零地独自待在家里——这可是十分难得的啊。

6

后来拉斯柯尼科夫才偶然发现了那个小贩和他老婆请丽莎维塔到他们那里去的原因。这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一家外来户，日子越过越穷，要变卖他们的东西和衣服等，都是些女人用品。因为拿到市场上去所得不多，所以想找个人帮忙推销。而丽莎维塔正是干这行的：她负责代销、兜售，经验丰富，因为她为人很老实，定价一向公道，而且说一不二。她一向很少说话，上面说过，她性情温顺，而且胆小怕事。

但是拉斯柯尼科夫最近变得很迷信。迷信的影响很久以后还留在他心里，几乎无法消除。以后他总爱从这整个事情中间寻找某种似乎怪异和神秘的东西，好像存在着某种奇特的影响和巧合。去年冬天，他认识的一个姓波柯列夫的大学生，到哈尔科夫去之前，在谈话中偶尔把老太婆阿廖娜·伊凡诺夫娜的地址告诉了他，以便在他万一有什么急需不得不抵押东西的时候去找她。他很久没有到她那儿去，因为他在教书，日子还将就过得去。大约在一个半月以前，他想起了这个地址。他有两件东西可以抵押，一件是他父亲的旧银表，另一件是镶有三颗红宝石的小金戒指，那是他离家的时候妹妹送给他的纪念品。他决定把戒指拿去；找到老太婆以后，虽然他并不怎么了解她，但第一眼他对她就产生一种遏制不住的反感，他在她那儿拿了两张“票子”，在回家的路上走进一家简陋的小饭馆。他要了一杯茶，坐了下来，陷入了深思。一个奇怪的念头像鸡蛋里的小鸡一样在他的脑海里啄着，动着，深深地吸引了他。

差不多就在他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个他根本不认识，也不记得有没有见过面的大学生，还有一个年轻军官。他俩刚打了一盘台球，此刻正在喝茶。忽然他听见大学生对军官提起放高利贷的阿廖娜·伊凡诺夫娜，一个小官吏的太太，并且把她的住址告诉了他。仅此一点，在拉斯柯尼科夫看来就似乎有点奇怪：他刚从她那儿来，在这儿又马上谈到了她。当然这纯属巧合，但他却摆脱不开一个非常离奇的印象，这时又仿佛有人在特意向他讨好：那个大学生忽然开始把阿廖娜·伊凡诺夫娜的种种情况告诉他的朋友。

“她很有名气，”他说，“你什么时候都可以从她那儿借到钱。她就跟犹太人一样有钱，一次可以借给你五千卢布，可是一个卢布的抵押品她也肯收下。我们那伙人中间有很多人都到她那儿去过。不过这家伙也太缺德了……”

于是他讲起她心肠多么狠，而且翻脸不认人，只要你的抵押品过期一天，你的东西就没有了。她给的钱只有你的东西价值的四分之一，而她却要收五厘甚至七厘的月息 ，等等。大学生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他说她有一个妹妹，名叫丽莎维塔。那个可恶的矮小老太婆不断打她，简直把她当成了使唤丫头，把她当做小孩，虽然丽莎维塔至少也有两俄尺八俄寸高 ……

“那也是个少有的人物。”大学生嚷了一句，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他俩开始谈丽莎维塔。大学生谈起她来津津有味，不住地笑，军官很感兴趣地听着，并且请他叫丽莎维塔去替他补衣服。拉斯柯尼科夫没有听漏一个字，他一下子什么都清楚了：丽莎维塔是老太婆同父异母的妹妹（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她今年已经三十五岁。她日以继夜地替她姐姐干活，除了替她烧饭洗衣服之外，还做衣服拿去卖，甚至雇给人家擦地板，把挣来的钱都交给她姐姐。不得她姐姐的许可，她不敢承接任何外活。老太婆早已立下遗嘱，这事丽莎维塔也知道。按她的遗嘱，除了一些动产、椅子等等之外，丽莎维塔一文钱也得不到；所有的钱都捐给H省的一所修道院，作为永远追悼她亡魂之用。丽莎维塔是个小市民，不是官太太，她是个老姑娘，相貌奇丑，个儿高得出奇，两只长长的八字脚，总是穿一双破旧的山羊皮鞋，身上倒干干净净的。那个大学生感到惊奇和好笑，主要是因为丽莎维塔不断地怀孕……

“你不是说她长得很丑吗？”军官说。

“是的，她皮肤黑黢黢的，活像个乔装改扮的大兵，可是你知道吗，她根本就不丑。她的脸，她的眼睛都十分善良。简直非常善良。很多人喜欢她，这就是证明。她是一个非常娴静、温柔、和蔼的女人，她唯命是从，心甘情愿地忍受一切。而她的笑容甚至还很可爱。”

“那么你也喜欢她喽。”军官笑了起来。

“因为她古怪。不，让我讲给你听：我真想把那个可恶的老太婆杀死，把她的钱抢走，我向你担保，我一点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大学生热烈地补充道。

军官又大笑起来，拉斯柯尼科夫打了个寒战。这多奇怪啊！

“对不起，我要向你提一个严肃的问题，”大学生激动地说，“我刚才当然是说着玩的，可是你瞧：从一方面说，那个老太婆又愚蠢、又无用、微不足道、心狠手毒、衰老多病，不但对谁也没有用，相反，对大家都有害，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活着，而且说不定她明天就会自己死掉。你明白吗？你明白吗？”

“唔，我明白。”军官回答说，同时全神贯注地望着他慷慨激昂的朋友。

“你再听下去。从另一方面说，年轻的新生力量由于得不到支持而白白毁灭掉，这种情况何止千千万万，简直到处都有！用老太婆那笔预定葬送在修道院里的钱，可以举办和整顿成百上千件好事和创举！可以使成百，也许使成千上万的人走上光明大道；可以把几十户人家从贫穷、破败、毁灭、堕落和花柳病医院里拯救出来——这一切用她的钱都可以办到。杀死她，拿走她的钱，然后借助她的钱好让自己为全人类和公众事业服务：你认为怎样？——几千桩好事不能抵消一件小小的罪行吗？用一条人命来换取几千个生命，使之免于腐烂和朽败，用一个人的死来换取一百人的生——这是很简单的算术啊！这样一个病病歪歪、愚蠢透顶、心狠手毒的老太婆的生命，在大众的天平上又算得了什么呢？充其量不过像一只虱子，一只蟑螂的生命罢了，其实她还不如虱子和蟑螂呢，因为这个老太婆是有害的。她在啮咬别人的生命；前几天她为了泄愤，竟咬了丽莎维塔的手指；差点没动手术割掉。”

“当然她不配活着，”军官说，“不过这是天性啊。”

“唉，老兄，天性也可以纠正和引导的嘛，不然，我们就要被淹没在偏见的海洋里了。不然，世界上连一个伟大的人物也不会有了。人们谈‘义务’，谈‘良心’，我一点也不反对义务和良心，但是我们如何理解义务和良心呢？等一等，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听着！”

“不，你等一等，我倒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听着！”

“说吧！”

“你现在侃侃而谈，高谈阔论，那你告诉我：你要 亲手 杀死那个老太婆吗？”

“当然不会！我不过是伸张正义……问题不在我……”

“依我看来，如果你自己都下不了这个决心，那就根本谈不到什么伸张正义了……我们再打一盘台球吧。”

拉斯柯尼科夫非常激动。当然，这都是一些最普通、最常听到的血气方刚的言论和思想，他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过，只是谈话的方式和话题不同罢了。但是，为什么恰好是现在，正当他脑子里也刚刚生出…… 同样念头 的时候，就碰巧听到这种言论和想法呢？而且为什么恰好就在现在，当他从老太婆那儿带出他思想的萌芽的时候，他就碰上人们在谈论这个老太婆呢？……他一向觉得这种巧合是奇怪的。小饭馆里的这次无足轻重的谈话，在事情的进一步发展上对他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仿佛其中真有某种定数和启示似的……

从干草市场回来以后，他跌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地坐了整整一小时。这时天已经黑了，他没有蜡烛，也没有想到要点蜡烛。事后他怎么也想不起，当时他是否想过什么事情。最后他又感觉到，不久前发过的那阵寒热在他身上又发作起来；他快慰地想到，他可以在沙发上躺下了。于是，他很快就酣然入睡，仿佛被沉重的、铅一般的睡魔压住了似的。

他睡的时间特别长，连梦也没有。第二天早上十点钟，娜斯塔霞走进他的屋子，好不容易才把他推醒。她给他送来了茶和面包。茶仍旧是沏淡了的残茶，而且用的又是她自己的茶壶。

“嗨，睡得多死！”她愤愤地嚷道，“他老睡！”

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抬起上半身。他头疼，站了起来，在小屋里转了个身，又倒在沙发上。

“又睡啦，”娜斯塔霞叫道，“你病了吗？”

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想喝茶吗？”

“过一会儿。”他费劲地说道，又闭上眼睛，把脸转向墙壁。娜斯塔霞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儿。

“也许他真的病了。”她说完就转身出去了。

下午两点钟，她又端了一盘汤走进来。他还是跟以前一样躺着。茶放在那儿没有动过。娜斯塔霞甚至生气了，她开始狠狠地推他。

“你怎么睡个没完呀？”她厌恶地望着他，嚷道。他稍微抬起身子坐了起来，一言不发，注视着地板。

“你是不是病了？”娜斯塔霞问，又没得到回答。

“你还不如出去走走，吹吹风，”她停了一会儿说道，“你要吃饭吗？”

“过一会儿，”他有气无力地说，“你走吧。”他挥了一下手。

她又站了一会儿，同情地看了看他，就出去了。

几分钟后，他睁开眼睛，久久地望着那壶茶和那盘汤。然后他拿起面包，又拿起汤匙，吃了起来。

他一点食欲也没有，只吃了一点，喝了三、四匙汤，仿佛身不由己似的。他的头痛好些了。吃完饭，他又直挺挺地躺到沙发上，可是已经睡不着了。他一动不动地趴在沙发上，把脸埋在枕头里。这时他不断产生幻觉，那些幻觉总是十分稀奇古怪：在他想象中经常浮现的是，他在非洲某个地方，在埃及，在一片绿洲上。商队正在休息，骆驼驯服地躺着；四周长满棕榈树；大家都在吃饭。他却一个劲地喝水，直接趴在小溪上喝，这条小溪就在他身边潺潺地流着。淡蓝色的水是那么清凉，那么妙不可言，冰凉冰凉的，它流过五颜六色的石子，流过金光闪闪的洁净沙子……蓦地，他清楚地听见时钟在打点。他遽然惊醒，抬起头，望望窗外，揣度了一下时间，然后一跃而起，完全清醒过来，就好像有人把他从沙发上拉起来似的。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轻轻地打开一条缝，听听下面楼梯上有什么动静。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但是楼梯上静悄悄的，好像所有的人都睡着了……他觉得奇怪而又不可思议，他竟从昨天起昏昏沉沉地一直睡到现在，还什么事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准备……刚才很可能已经敲过六点了……从梦中和昏昏沉沉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以后，他突然十分狂热而又有点茫然地手忙脚乱起来。但是他需要做的准备并不多。他集中精力周密地考虑了一番，以免忘记什么事情；他的心还在跳，跳得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了。首先他得做一个绳套，把它缝到大衣里面——那是一分钟的事。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从乱七八糟地塞在底下的一堆内衣里找出了一件破烂不堪、没有洗过的旧衬衫。他从破衬衫上撕下一条一俄寸宽，约莫八俄寸长的布条。他把布条叠成两折；脱下他那宽大而又结实的、用粗棉布做的夏季大衣（他仅有的一件外衣），把布条两头缝在大衣里边的左腋下面。他缝的时候两手发抖，但他克制住了，他缝得很好，再穿上大衣的时候，从外边一点也看不出来。他早已把针线准备好，包在一张纸里，放在抽屉里面。至于绳套，那是他自己非常巧妙的发明；这绳套是挂斧头用的。他总不能手提斧子在大街上走呀。如果藏在大衣里边，还得用手扶着，人家会看见的。现在有了这个绳套，只要把斧头套进去，斧子就会一路上安安稳稳地挂在大衣里边的胳膊下面。他把一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就可以攥住斧子把，不让它来回晃动；因为他的大衣很宽大，像一只麻袋，所以从外边看不出他用手在口袋里攥着什么东西。这个绳套也是他在两星期以前想出来的。

做完这件事以后，他把手指伸进他的“土耳其式”沙发和地板之间的一条小缝里，在左角旁摸了一会儿，掏出了一件 抵押品。 那是他早已准备好，藏在那里的。其实这件东西根本不能算什么抵押品，它不过是跟银烟盒一样大小和厚薄的一块刨得很光的木头。这块木头是他散步的时候在一个院子里偶然捡到的。这个院子的厢房里有一家什么作坊。后来他在这块木头上又加了一块又薄又平的铁片——大概是从什么东西上掉下来的——那也是他同一天在街上捡到的。他把面积稍为小一些的铁片放在木头上，用线交叉着缠了几道，捆得牢牢的；然后用一张干净的白纸把它们整齐地、讲究地包起来，再把这个包捆好，捆得很不容易解开。他这样做，是为了暂时转移老太婆的注意力，当她开始解结子的时候，可以乘机下手。把铁片放在木头上面是为了增加重量，这样老太婆就不会马上猜到这件“东西”是木头的。这些东西他都预先藏在沙发底下。他刚把他的“抵押品”拿出来，就听到有人在院子里嚷嚷：

“早过六点啦！”

“早过啦！我的天！”

他冲到门口，倾听了一会儿，然后抓起帽子，像只猫一样，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走下了他的十三级楼梯。他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要做——从厨房里偷出那把斧子。他早已决定，这件事必须用斧子去干。他还有一把花匠用的折刀，可是他不能指靠这把小刀，更不能指靠他自己的气力去干这件事，所以最后决定使用斧子。我们要顺便指出他在这件事情上所采取的所有最终决定的一个特点。这些决定有一个奇怪的特征：它们越到最后，在他眼里就立刻变得越丑恶、越荒唐。不管他内心的斗争多么痛苦，在那段时间里，他没有一刻相信他的计划是能够实现的。

即使一切，连最细微的地方，他都研究过，都最后决定了，也不再有任何疑虑，即使这样，他也似乎会把一切立刻抛弃，把它们看做荒唐的、骇人听闻的和办不到的事情。可是实际上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和疑虑。至于到哪儿去弄那把斧子，这件小事并不叫他感到丝毫担心，因为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事情是这样的：娜斯塔霞经常不在家，特别是在晚上。她常常跑到邻居家去，或者跑到小铺子去，而且总是敞开门就走了。女房东为了这事常常跟她吵架。所以到时候他只须悄悄走进厨房，把斧子拿出来，一个钟头以后把所有的事都办完，再走进去，把斧子放回原处就行了。但是还有疑问：假如他在一个钟头以后回来了，去送还斧子，娜斯塔霞恰好在那里，她回来了，那怎么办？当然只好走过去，等她再出来。可是，这时她发现斧子不见了，找起来，并且大叫大嚷，那又怎么办呢？那就要引起人们的怀疑，或者至少这是引起怀疑的事吧。

但是这还是小事，他还没有开始考虑过这些事，何况他也没有时间去考虑。他想的是主要的问题，在他还没有 十足把握 的时候，他把鸡毛蒜皮的小事暂时撂在一边。可是那件事似乎是绝对办不到的。至少他自己觉得如此。比方说，他简直不能想象，有一天他会考虑完毕，站起身来，干脆到那里去……甚至他最近的一次 试探 （就是他抱着彻底观察一下现场的目的去探访的那一次），也不过是 试一试 罢了，远不是当真，而只不过是：“来，我不妨去试探一下，为什么老是梦想呢！”——可是他马上就受不了，啐了一口跑出来了，并且对自己深恶痛绝。就道德上来说，他的全部分析这时似乎已经结束了：他的诡辩术已经磨得像剃刀一样锋利，他在自己心里已经找不出有意识的反对意见了。但是到最后，他简直不相信自己了，他固执地、奴性十足地从各方面去摸索、寻找反对的理由，好像有人硬逼着他、拖着他这样做似的。这最后一天的到来是这样突然，它一下子就把问题解决了，而他对这一天的反应则几乎完全是机械的：仿佛有一个人抓住他的一只胳膊，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拉着他盲目地朝前走，使他无法抗拒，无法反对。他仿佛由于衣服的一角被卷进机器轮子，结果连他也被卷到机器里去了。

最初——不过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总是在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切罪行几乎都那么容易被识破，那么容易露出破绽，为什么所有罪犯的罪迹都那么容易败露呢？渐渐地他得出了各种不同的新奇的结论，在他看来，主要的原因，与其说是掩盖罪行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不如说是在于罪犯本身；几乎每一个罪犯，在犯罪的时候都意志消沉，缺乏理智，在最需要保持理智和小心谨慎的时刻，却被幼稚的、罕见的轻率所替代。他深信，这种理智模糊和意志消沉像疾病一样向人袭来，逐渐蔓延，并且在犯罪之前不久达到顶点；这种情况在犯罪的那一瞬间还在继续下去，而在犯罪以后，还要因人而异地继续若干时候；最后像一切疾病一样渐渐消失。问题是：是疾病引起犯罪，还是由于犯罪自身的特性，所以它一向伴随着某种类似病态的现象呢？这一点他觉得还没有能力去解决。

得到这种结论以后，他断定，在他的事业中，他本人是决不会产生这样一种病态变化的，他断定在他实现预想的计划时，他的理性和意志将会坚强如故，唯一的原因乃是他所设想的计划“不是犯罪”……在这儿，我们要略去他得到这最后结论所经历的全部过程；我们已经扯得太远了……现在我们只想补充一点：这件事情实际的纯粹物质方面的困难，在他心中只占最次要的地位。“只要保持自己的全部意志和理性去对付那些困难，在你熟悉了事情的一切详情细节之后，一切困难就会迎刃而解……”但是事情一直没有开始。他依然不十分相信他的最后决定，可是时候一到，一切情况都变了，好像是突然地，甚至几乎出乎意料之外。

在他下楼以前，就有一件小小的情况使他进退两难。他走到女房东的厨房门口时，那扇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他小心翼翼地朝屋里偷觑了一眼，想先看一看，倘若娜斯塔霞不在家，是不是女房东在那里，如果不在，那她房间里的门是不是关上了，当他进去拿斧子的时候，可别让她从里面看见了。但是，当他突然看见不但娜斯塔霞在家，在厨房里，而且正在那儿干活的时候，他多么吃惊啊！她正从篮子里取出衣服来晾在绳子上。她一看见他，就停止晾衣服，向他转过身来，一直望着他，直到他走了过去。他把视线移开，假装什么也没看见似地走了过去。可是，事情干不成了：没有斧子！他遭到了可怕的打击。

“我怎么会认为，”他走到大门口时想道，“我怎么会认为她这会儿准不在家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想当然地这样认为呢？”他感到心灰意懒，甚至感到屈辱。他想狠狠地嘲笑自己。一种闷闷不乐的兽性的愤怒在他心里沸腾着。

他站在大门口沉吟起来。装装样子上街去散散步吧——他觉得厌恶；回家吧——更感到厌恶。“我永远失去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啊！”他咕哝着，毫无目的地站在大门口，正对着看门人那间黑洞洞的小屋子，屋子的门也是开着的。他忽然一惊。在离他只有两步远的看门人的小屋里，在板凳下面，靠右边，有一件亮晶晶的东西映入了他眼帘……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蹑手蹑脚走到小屋门口，下了两级台阶，低声喊了一声看门人。“果然不在家！也许就在院子里，在附近什么地方，因为门是敞着的。”他急速地冲到斧子跟前（这是一把斧子），把它从板凳底下的两块劈柴中间拉了出来；在他还没走出屋子以前，就立即把斧子拴在绳套里面，他双手插进衣袋，走出了看门人的小屋；没有一个人看见！“不是理智，而是鬼使神差！”他想，怪模怪样地笑着。这个机会使他的精神大大振奋起来。

为了不叫别人猜疑，他一路上慢慢地、 庄重地 、不慌不忙地走着。他很少看过路的人，甚至竭力不去看别人的脸，尽可能不让人注意他。这时他忽然想起了他的帽子。“我的天啊！前天我手里还有钱，可是竟没去换一顶便帽！”他在心底痛骂自己。

他偶然用一只眼睛向一家小铺子瞟去，看见墙上的挂钟已经七点过十分了。他必须加快脚步，同时还要绕一个弯，以便绕道从另一边走到房子跟前去……

早先，当他在想象中琢磨这一切的时候，有时他想，他一定会非常害怕。可是现在他并不非常害怕，甚至完全不怕。而且现在他想的尽是些毫不相干的事情，虽然不论想什么，用的时间都不长。经过尤苏波夫花园的时候，他甚至全神贯注地想起应该建造一些高大的喷泉，让喷泉在所有的广场上使空气清新。他逐渐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把夏园扩充到马尔斯广场，甚至把它跟米海洛夫花园连接起来，那将是一件极好的、对城市大有益处的事情。接着，他突然对一个问题发生了兴趣：在所有的大城市里，为什么人们并不只是由于迫不得已，还因某种偏好而住在既没有花园也没有喷泉的地方，喜欢住在污秽、恶臭、布满各种肮脏东西的地方呢？于是他又想起他自己到干草市场去散步的事，片刻间，他清醒过来。“多么荒唐！”他想，“不，最好什么也不想！”

“被押送去处死的人大概就是这样的，念念不忘地想着一路上看到的一切东西。”他脑子里掠过这个想法，但是不过像闪电一样倏忽一闪而已；他迅速地驱走了这个想法……现在他越走越近了，就是这幢房子，就是这扇大门。忽然不知哪儿的时钟敲了一下。“这是什么，难道七点半了吗？不会的，一定是钟快了！”

幸亏，大门口的一切都顺顺当当。不仅如此，甚至在那一瞬间，好像特意替他安排好了似的，有一辆运干草的大车刚好被赶进大门，在他穿过门洞的时候把他完全遮住了。大车刚从大门口拉进院子，他就乘机一溜烟拐到了右边。他听见在大车的那一边，有几个人在吵吵嚷嚷地争论，但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他也没有碰见任何人。正对着四方形大院的许多窗户那时都开着，但是他没有抬头——他没有勇气。上老太婆那儿去的楼梯很近，一进大门往右便是。这时他已经在楼梯上了……

他喘了一口气，用手按着他那怦怦跳着的心，这时他摸到了斧子，再一次把它扶稳了，然后轻轻地、小心翼翼地走上了楼梯，不断侧耳倾听着。可是那会儿楼梯上也空无一人；所有的门都关着；一个人也没碰见。诚然，在二楼上，有一个没人住的屋子的门大开着，油漆匠正在里面干活，可是他们连看也没看他。他站住，想了一会儿，又向前走去。“要是他们不在这儿，当然更好，不过……上面还有两层呢。”

现在是四楼了，就是这扇门，就是对面的这间屋子；另一间是空的。三楼上，老太婆屋子尽底下的那间显然也是空的：钉在门上的名片已经拿掉——他们搬走了！……他感到喘不过气来了。刹那间，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不如回去吧？”但是他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而是开始侧耳谛听老太婆屋子里的动静：死一般的沉寂。然后他又侧耳倾听下面楼梯上有什么声音，他注意地听，听了很久……然后，他又最后一次向周围打量了一眼，整了整衣服，拢了拢头发，又摸了摸套在绳套里的斧子。“我的脸色是不是……太苍白了？”他想道，“我是不是特别激动？她这人多疑……不如再等一会儿……等我的心不跳了，好不好呢？……”

但是心跳还是不停。相反，好像有意跟他作对似的，反而跳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了……他忍不住了，于是慢吞吞地把手伸向门铃，拉了一下。半分钟以后，又拉了一下，拉得更响一些。

没有人答应。再继续拉铃是没有必要的，对他也不合适。老太婆一定在家，但她这人很多疑，又是一个人。他多少知道她的习惯……于是他又把耳朵紧贴在门上。是他的感觉特别敏锐（看来未必如此），还是声音真的很清楚呢？总之，他突然听到了一点好像一只手在小心翼翼地、轻轻地摸门锁把手的声音，又好像是衣服碰到门上发出的窸窣声。有人悄悄地站在门锁旁边，就跟他站在门外一样，躲在门里窃听，好像也把耳朵贴在门上……

他故意动了一下，并且大声咕哝了两句，为的是不露出躲躲藏藏的样子；然后又去拉第三次铃，但是拉得很轻，很庄重，丝毫没有显出不耐烦的样子。后来他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一瞬间永远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地印在他脑海里。他不明白，他怎么会变得这么诡计多端，因为那时他的心仿佛一阵阵发蒙，他的身子也几乎失去了知觉……又过了一会儿，他听到有人在拔门钩。

7

门跟上次一样，开了一条小缝，又有两道锐利、多疑的目光从黑暗中注视着他。这时拉斯柯尼科夫着了慌，差一点铸成大错。

他担心老太婆看见只有他们两个人，会感到惊慌，他也不指望他的外表会消除她的疑虑，他抓住门，把门朝自己这边拉，以免老太婆再想把门关上。老太婆看见这种情形，便不再把门拉回去，可是她也没有放开门锁的把手，因此他差点没把她连同门一起拉到楼梯口去。他看见她拦在门口，不让他进去，便一直走到她面前。她吃惊地闪到一旁，想说什么似的，但又好像说不出来，只是瞪大了两眼望着他。

“您好，阿廖娜·伊凡诺夫娜，”他开口说，他想尽量把话说得随便些，但是口不从心，说得结结巴巴，声音打起颤来，“我给您……拿来一件东西……最好我们到这里来……到有亮光的地方。”他撇下她，没等人家请就一直走进屋里。老太婆跟在他后面跑了进去；她终于开口了：

“天啊！你想干什么？你是谁？你有什么事？”

“怎么啦，阿廖娜·伊凡诺夫娜，您是认识我的……拉斯柯尼科夫……我把那天说好的那件抵押品带来了。”说着他把抵押品向她递过去。

老太婆刚想看抵押品，却又马上抬起眼睛，盯住了这位不速之客。她目不转睛地、恶狠狠地、猜疑地望着他。大约过了一分钟；他甚至觉得她的眼睛里有一种近乎嘲弄的神情，好像她已经识破一切。他觉得他慌了，差点害怕起来，他觉得，如果她再那样一言不发地看他半分钟，他一定会吓得从她那里逃走的。

“为什么您这样看我，好像不认识我似的？”他忽然也恶狠狠地问道，“您愿意，就留下，不然，我就到别处去，我没工夫。”

本来他并没有想说这句话，可是他突然说出了口。

老太婆明白过来了，她的客人那种坚决的口气显然给她增添了勇气。

“但是，先生，为什么您这样突然……这是什么？”她看着抵押品问道。

“银烟盒，我上次说过的。”

她伸出手来。

“哎呀，你脸色为什么那么苍白？手也在发抖！先生，你刚洗过澡吗？”

“发烧，”他吞吞吐吐地答道，“没有东西吃，脸色还能好看……”他又补充了一句，勉勉强强发出声音来。他又觉得失去了力量。但是他的回答倒似乎合乎情理；老太婆把抵押品接了过去。

“什么东西？”她问道，同时又一次仔细地将拉斯柯尼科夫打量了一番。她把抵押品拿在手里掂了掂。

“一件东西……烟盒……银的……看看吧。”

“不大像银的……怎么包得这么密实！”

她想解开绳子，向窗户那边有亮光的地方转过身去（尽管天气这样闷热，她的窗户全关着），有几秒钟，她把他完全撂在一边，背对着他。他解开大衣，把斧子从绳套上松下来，但还没有完全拿出来，只是用右手在衣服里面攥着。他的两手软得可怕；他觉得两只手霎时间变得越来越麻木，越来越僵硬了。他担心斧子会从手里滑下来，掉在地上……突然间，他的头一阵发晕。

“他怎么把东西捆得这么紧？”老太婆恼怒地说，朝他那边微微移动了一下。

他连一秒钟也不能再错过。他把斧子全部抽了出来，紧张得什么似的，举起双手一挥，几乎不费一点气力，几乎机械地用斧背对准她的头上砍去。当时，他仿佛没有气力。但是他刚把斧子砍下去，浑身的气力就来了。

老太婆和往常一样，没有包头巾。她那稀疏的、夹着斑白发丝的淡颜色头发照例用油抹得亮亮的，编成一根老鼠尾巴，用一把断了的破牛角梳子拢着，翘在后脑勺上。因为她个子小，所以斧子一下子就打到她的天灵盖上。她叫喊了一声，可是声音很微弱，突然全身像瘫了似的蹲到地上，虽然她还来得及举起手来护住脑袋。她的一只手里还攥着“抵押品”。这时，他又使出全身气力用斧背朝她的头顶猛击了两下。鲜血像从打翻的玻璃杯里倒出来似的一涌而出，身子仰面倒了下去。他后退一步，让她倒下，然后又立刻弯下腰去看她的脸；她已经死了。眼珠突出着，仿佛要跳出来似的，前额和整个脸皱得不像样子，由于抽搐而扭曲了。

他把斧子放在尸体旁边的地板上，立刻伸手去掏她的口袋，竭力不让流出的血沾在自己身上——就是那个右边的口袋，她上次从这个衣袋里掏出了钥匙。现在他的神志十分清醒，既不头昏，也不眼花，不过那双手依旧在哆嗦。后来他想起，当时他甚至特别仔细、特别小心，一直设法不沾上血迹……他马上把钥匙掏出来；跟上次一样，所有的钥匙都串在一起，串在一个钢圈上。于是他立刻拿着钥匙跑进卧室。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有一个很大的神龛，供着神像。靠另一面墙是一张大床，床上很干净，铺着一床用碎绸子拼成的棉被。靠第三面墙摆了一个五屉柜。说也奇怪：他刚拿钥匙去试开五屉柜，才听到钥匙的响声时，他仿佛立刻觉得全身一阵痉挛。他忽然又想抛下一切跑掉。但是这个想法只有一刹那；要走已经太晚了。他甚至对自己冷笑了一声，但是这时他脑子里忽然又涌出另一个惊恐不安的想法。他忽然觉得老太婆也许还活着，还能苏醒过来。他撇下钥匙和五屉柜，又跑回尸体跟前，抓起斧子，再一次朝老太婆身上举起，但是没有劈下来。没有疑问，她是死了。他又弯下身去，离近一些仔细把她检查了一遍，他清楚地看见，头盖骨已经砸碎，甚至还被稍微打偏了一点。他本来想用手指去摸摸，但是他又把手缩回去了；不摸也已经一目了然。这时地上已经流了一大摊血。忽然他看见她的脖子上挂着一根带子，他拉了一下，但是带子很结实，拉不断；再加又给血浸透了。他又试试把它从怀里拉出来，可是有什么东西把它卡住了，拉不出来。他不耐烦地又想挥起斧子，从上面，就在这里，打她身上把带子砍断，但是他不敢，他费了很大的劲，手上和斧子上都沾满了血，忙乱了两分钟，才把带子割断，没有让斧子碰到身体，就取了下来。他没有猜错——是钱包。带子上系了两个十字架，一个是柏木的，一个是铜的，此外，还有一个珐琅的小神像；和这些东西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不大的油污的麂皮钱包，它套着一个钢箍和一个小环。钱包塞得满满的；拉斯柯尼科夫没有细看就把它塞进自己的口袋，他把两个十字架扔在老太婆的胸上，他这次把斧子也捎上，又赶快跑回老太婆的卧室里。

他非常慌张，抓起钥匙又去开锁。但总是开不开——钥匙插不进锁眼。并不是因为他的手抖得太厉害，而是因为他不断出错：比方说，他明知道那把钥匙不对，不合适，他偏要插进去。他忽然想起，这把和别的小钥匙挂在一起的、有锯齿的大钥匙，一定不是开五屉柜的（上次他就想到这事了），而是开某个小箱子的钥匙，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收在那只小箱子里。他撇下五屉柜，又立刻爬到床底下，他知道老太婆们总是把箱子藏在床底下。果然如此。床底下有一口相当大的箱子，有一俄尺多长，箱盖隆起，上面包了红色的山羊皮，钉着一枚枚钢钉。锯齿形的钥匙正合适，箱子打开了。上头盖着一条白床单，床单下面放着一件挂了红缎面的兔皮袄；再下面是一件绸料的连衣裙，然后就是一条披巾，再往下，看来尽是些破烂了。他首先把染有血迹的手在红缎上擦干净。“红的，血擦在红的东西上不显眼，”他刚这么想，又恍然大悟，“天呀，我疯了吗？”他惊慌地想。

但是他的手刚去翻那堆破烂，就有一只金表从皮袄里滑了出来。他急忙把所有的东西翻了一遍。那堆破烂里面果然夹着各种金制的东西——大概都是抵押品，待赎的和不来赎的——有金镯子、金链子、金耳环、金别针等等。有的装在盒子里，有的用报纸包着，用两层纸又仔细又整齐地包着，周围还用带子捆好。他一刻也不耽搁，就把东西塞满了他的裤子和大衣口袋，既不挑选，也不打开那些纸包和盒子；但是他没来得及拿很多东西……

他突然听见躺着老太婆的屋子里有人走动的声音。他马上停下来，像死人一样默不作声。但是四下里一片寂静，恐怕这是他的幻觉在作怪吧。但他突然又清楚地听见一声轻轻的喊叫，仿佛有人轻轻地、断断续续地呻吟了一声，就不响了。然后又是死一般的寂静，约莫延续了一分钟或者两分钟。他蹲在箱子旁边，几乎气也不喘地等待着。忽然他跳起身来，抓起斧子，跑出了卧室。

丽莎维塔站在屋子中间，手里抱着一个大包袱。她目瞪口呆地望着被杀害的姐姐，脸像白布一样煞白，好像连叫喊的气力也没有了。她一看见他跑出来，就像一片树叶似的微微哆嗦起来，脸上掠过一阵痉挛；她举起一只手，想张开嘴，可是仍旧喊不出声来。她开始慢慢地从他前面向后退缩到墙角去，她直愣愣地注视着他，但还是不叫，仿佛她气不足，喊不出声音来似的。他拿着斧子向她冲去：她的嘴唇抽搐起来，一副苦相，就像一个很小的小孩受到惊吓，呆呆地望着使他们害怕的东西，想要喊叫出来似的。这个不幸的丽莎维塔竟老实到这种程度，她吓傻了，完全吓昏了头，她甚至没有举起手来挡住自己的脸，虽然在那一刹那间这是极其必要和自然的姿势，因为斧子正对准她的脸高高举起。她只不过稍微抬起一点她那只空着的左手，远远没有抬到脸上，而是慢慢地向前朝他伸过去，好像要推开他似的。斧刃正好劈在她的头盖骨上，一下就把前额的上部整个劈开，几乎直到天灵盖。她猛地栽倒了。拉斯柯尼科夫完全慌了神，他抓起她的包袱，又把它扔下，然后跑到过道里。

他越来越害怕，特别是在他第二次完全出乎意料地杀人之后。他想赶快从这里逃走。要是当时他能够把事情看得和考虑得正确一些；要是他能够想到他处境的所有困难，想到他的整个绝望、胡闹和荒唐，要是他能够懂得他还得冲破多少难关，也许还得干多少坏事，才能逃出这里，回到家里去，那么很可能他会抛弃一切，立刻去自首，而且甚至不是由于为自己担心，而只是由于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恐惧和憎恶。他心里特别涌起憎恶的情绪，而且一分钟比一分钟强烈。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再走到箱子跟前去，甚至再回到那些房间里去。

但是，一种心不在焉，甚至仿佛是若有所思的情绪，开始渐渐控制了他：他时而神思恍惚，或者不如说忘掉主要的事情而执著于一些琐碎的小事。然而当他瞥了一眼厨房，看见板凳上放着盛了半桶水的水桶时，他居然想到应该把自己的手和斧子洗干净。他的两手沾满了血，粘糊糊的。他把斧刃直接浸到水里，又拿起放在窗台上破碟子里的一块肥皂，开始直接在水桶里洗他的手。手洗干净以后，他又把斧子从水里取出来，洗干净了铁的部分，又花了很长时间，大约三分钟，去洗有血迹的木头，甚至试着用肥皂把血迹洗去。然后，他用晾在厨房里一根绳子上的内衣把一切擦干，再久久地站在窗口仔细检查那把斧子。血迹已经没有了，不过木头把还是湿的。他把斧子细心地挂在大衣里面的绳套上。然后，他在昏暗的厨房所允许的条件下，检查了一遍大衣、裤子和靴子。从外面乍看，除了靴子上有些血迹之外，似乎什么破绽也没有。他把抹布浸湿，擦干净了靴子。不过他知道他检查得并不彻底，也许会有什么惹人注目的东西被他忽略过去了。他犹豫不决地站在屋子中间。他的脑海里涌起了痛苦不堪、忧郁的想法——他想，他正在发疯，此刻他既不能思考，也不能自卫，也许他现在做的事情根本不是他应该做的……“我的天！应当逃走，逃走。”他咕哝着冲到过道里去。但是这里等待着他的是恐怖，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恐怖。

他站在那儿望着，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门，从过道通向楼梯的外面那扇门，他刚才拉铃、后来进来的那扇门竟开着，甚至敞开了整整一手掌宽：没有锁，也没有扣上，一直是这样，从头到尾都是这样！他进去以后，老太婆大概出于谨慎，没有把门锁上。可是，上帝！他后来分明看见了丽莎维塔！当时他怎么没有想到，怎么没有想到她一定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呢！她总不能穿墙进来吧。

他急忙冲到门口，把门扣上。

“不对，又错了！得走，得走……”

他拔下门钩，打开门，开始倾听楼梯上的动静。

他听了很久。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大概是大门口，有两个人在高声刺耳地嚷着，争吵不休，互相詈骂。“他们在干什么？”他耐心地等待着。后来吵闹声又戛然而止，鸦雀无声；他们走开了。他刚想出去，忽然下面一层楼的一扇通楼梯的门哗啦一声打开了，有人哼着一支曲子走下楼去。“他们怎么都这样闹哄哄的！”这个想法在他脑子里一闪。他又随手把门关上，等待着。终于一切都静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他刚想朝楼梯迈步的时候，忽然又听到了新的脚步声。

这阵脚步声听起来很远，在楼梯的尽底下，但是他后来记得很清楚，他刚一听到响声，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怀疑，这人一定是到 这儿 来，到四楼老太婆这儿来的。为什么？是声音特别，与众不同吗？脚步声沉重、均匀、不慌不忙。现在 他 已经走过一楼，正继续往上走哩；脚步声越来越清楚！可以听得出进来的那人的沉重喘气声。现在他开始走上三楼……朝这儿走来了！忽然他觉得他仿佛全身僵硬了，好像他在做梦，梦见有人追来了，逼近了，想打死他，可是他却寸步难移，连胳膊都动弹不得。

最后，当那位客人登上四楼时，他猝然一惊，即刻敏捷地、灵巧地从过道溜回房间，随手关上了门。然后他又抓住门钩，把它轻轻地、不出声地扣进铁环。他的本能帮助了他。把门扣上以后，他屏住呼吸，躲了起来，这次他干脆站在门后面。那位不速之客也已经来到门口，现在他们俩面对面站着，就跟刚才他和老太婆隔了一扇门站着，他在侧耳倾听一样。

那位客人重重地喘了几口气。“一定是个大胖子。”拉斯柯尼科夫想，一面握紧斧子。真的，这一切仿佛在做梦。客人抓住门铃，使劲拉起来。

门铃的洋铁皮声一响，他仿佛突然觉得屋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弹。他甚至认真地、仔细地听了几秒钟。陌生人又拉了一下门铃，然后又等了一会儿，他忽然不耐烦地拼命拉起门把手来。拉斯柯尼科夫惊恐地望着门钩在铁环里跳动，他怀着隐隐的恐惧等待着门钩很快就要从环里跳出来。确实，这看来是可能的：那人拉得那么猛。他本想用手去扶住门钩，但又怕 那人 会发觉。他的头好像又开始晕起来。“我要摔倒了！”这个想法刚从他脑子里掠过，那个陌生人就开了腔，于是他马上清醒过来。

“她们是怎么回事儿，睡死了呢，还是叫人给掐死了？混账！”那人像在桶里说话似的咆哮起来，“喂，阿廖娜·伊凡诺夫娜，老妖婆！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千娇百媚的美人儿！开门啊！唉，真混账！她们睡着了还是怎么的？”

于是他又怒气冲冲，使足了浑身气力把门铃一气拉了十来下。这一定是个有权势、跟这一家很亲近的人。

这时，忽然从楼梯上不远的地方传来细碎急促的脚步声。又有一个人走上楼来。拉斯柯尼科夫一开始没有听清楚。

“怎么，都不在家吗？”新来的那人兴高采烈地向先来的人大声说，那人还在拉铃，“您好，柯赫！”

“从说话的声音来判断，这人一定很年轻。”拉斯柯尼科夫忽然想。

“鬼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差不多把锁都拉坏了，”柯赫回答说，“您怎么认识我的？”

“是这样的！前天在‘加姆布里努斯’ 打台球，我不是一连赢了您三局吗？”

“啊……”

“她们不在家吗？奇怪。真是岂有此理。老太婆会到哪儿去呢？我找她有事儿。”

“先生，我也找她有事儿啊。”

“那么，怎么办呢？只好回去啦。唉！我原想到这儿来周转点钱用的！”那个年轻人大声说。

“当然只好回去啦，不过她为什么要约好时间呢？老妖婆亲自和我约定这个时间来的。我还绕了个弯。我不明白她跑到哪儿去见鬼了？那个老妖婆一年到头坐在家里，萎靡不振，腿又疼，怎么现在忽然外出逛去了呢？”

“去问问看门的，好吗？”

“问什么？”

“她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

“嗯……见鬼！……问……要知道她是哪儿也不去的呀……”他又拽了一下门锁的把手，“见鬼，没有办法，走！”

“慢着！”那个年轻人突然叫道，“瞧：您可看见拉门的时候门在晃动吗？”

“怎么？”

“这说明门没有上锁，而是用门钩，就是说用钩子扣上的！您听见门钩在响吗？”

“怎么？”

“真是，您怎么不明白？这说明她们俩准有一个在家。要是都出去了，一定会用钥匙从外面锁上门，不会用门钩从里面扣上的。可是这会儿——您听见门钩在响吗？家里一定有人，才能从里面用门钩扣上门，您明白了吗？所以她们一定在家，可是不开门！”

“啊呀！真是这么回事儿！”柯赫吃惊地叫起来，“那她们在里面干什么呢！”于是他又发狂地拉起门来。

“慢着！”那个年轻人又嚷了起来，“别拉了！这儿情况不妙……您瞧，您又拉门铃，又拉门，可她们就是不开；这说明要么她俩都昏过去了，要么……”

“什么？”

“这么办吧：咱俩找看门的去；让他自己来把她们叫醒。”

“有道理！”他们两人向下面走去。

“慢着！您留在这儿，我跑到楼下找看门的去。”

“为什么留下？”

“以防万一……”

“好吧……”

“要知道，我正在学法律，准备当预审官！很明显，很——明——显，这里出岔子了！”那个年轻人急躁地嚷着，跑着下楼去了。

柯赫留下了。他又轻轻地拉了一下铃，铃响了一声；然后，他又轻轻地，像是一面思索，一面检查似的，开始去摆弄那个门把手，拉了一下又放开，想再一次证实这扇门是光用门钩扣上的。然后他呼哧呼哧地弯下腰，向锁眼里张望；但是因为锁眼从里面插着钥匙，所以什么也看不见。

拉斯柯尼科夫站在那儿，把斧子紧紧地攥在手里。他似乎已经神志不清了。他甚至准备倘若他们进来就和他们拼。当他们敲门和商量的时候，他有好几次忽然想从门里面对他们大喝一声，一下子结束目前这种状况。在他们打不开门的时候，他又时而想和他们对骂，刺激他们。“快点吧！”这个想法闪过他的脑海。

“可是他，见鬼……”

时间在过去，一分钟，两分钟，还没有人来。柯赫开始走动。

“真是活见鬼！”他忽然不耐烦地喊了一声，撇下自己的守卫任务，靴子咚咚地踏在楼梯上，也急急忙忙下楼去了。脚步声静了下来。

“天啊，怎么办？”

拉斯柯尼科夫拔下门钩，把门微微打开。一点声音也没有。突然间，他不假思索地走出了门，尽可能地把门关严，然后走下楼去。

他已经走下三段楼梯，忽然听到下面有人大声喧哗——往哪儿躲呢！没有一个藏身之处。他想往回跑，重新回到屋里去。

“嗨，妖精，恶魔！捉住他！”

有人嚷着从楼下的一间屋里冲出来，他不是跑下楼梯的，而好像是从楼梯上摔了下去，同时拼命在喊：

“米季卡！米季卡！米季卡！米季卡！米季卡！活见鬼！”这阵喊叫以一阵尖叫结束。最后的声音是从院子里传上来的；然后又声息全无。但就在这时，有几个你一言我一语、说话声音很大的人开始闹嚷嚷地走上楼来，大约有三四个人。他听出了那个年轻人的响亮声音。“是他们！”

他走投无路地向他们迎面走去：豁出去了！如果被他们拦住，一切都完了；如果放他过去，也一切都完了：他们会记住他的。他们快碰头了，他们中间只隔着一段楼梯——可是他突然得救了！右边，离他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有一间空屋子，门敞开着，就是那间工人在那儿油漆的二楼屋子，现在，好像故意安排好似的，工人都走了。刚才大叫大嚷着跑出去的，大概就是他们。地板刚刷过油漆，屋子中间放着一只桶和一个破罐子，里面装着油漆和刷子。他一溜烟钻进了那扇开着的门，躲在墙后，也正是时候：他们已经站在楼梯口了。他们转身向上，走了过去，大声交谈着，上了四楼。他等了一会儿，然后踮着脚尖走出了门，跑下楼梯。

楼梯上一个人也没有！大门口也没有人。他飞快地溜出了门洞，转身往左上了大街。

他清楚地知道，他知道得十分清楚，这时，那些人已经在屋子里，他们看到门已经打开，一定大吃一惊，因为刚才门还是关着的，此刻他们正望着那两具尸体，过不了一分钟，他们就会想到，就会恍然大悟，刚才凶手还在这里，现在已经躲到什么地方，打他们身边溜走了，逃跑了；也许还会想到，他们上楼的时候，凶手就躲在那间空屋子里。这时，虽然离第一个转弯的地方还有将近一百步远，但他无论如何不敢加快脚步。“我要不要溜进一个门洞里，躲在一个不熟悉的楼梯上等一会儿呢？不，绝对不行！要不要把斧子扔掉？要不要雇一辆马车呢？不行！绝对不行！”

他终于走到了一条巷子口；于是他半死不活地拐了进去；在这儿他已经差不多得救了，这一点他是明白的：在这里可以较少受到怀疑，而且这里人来人往，很热闹，他可以像一粒沙子似的消失在里面。但是他所受的这些内心痛苦已经使他精疲力竭，他几乎走不动了。他汗流如雨；整个脖子都泡在汗水里。当他走到河边的时候，有人向他喊道：“瞧他，喝醉啦！”

现在他迷迷糊糊，神思恍惚；而且越来越糟。然而他还记得，当他走到河边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他看见这儿人很少，比较显眼，想要转身回到巷子里去。虽然他快要倒下去了，但他依旧绕了个弯，完全从另外一个方向回到了家里。

他走进自己那幢房子的大门时，还没有完全清醒；至少他已经走上楼梯的时候，才想起了斧子。当时，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把斧子放回原处，并且尽可能不叫别人注意。当然，他已经没有力量去考虑：也许压根儿不把斧子送回原处，过些日子再把它扔到别人家的院子里去，这样要好得多。

可是一切都很顺利，看门人的房门是虚掩着的，没有锁，看来那个看门人多半在家。但他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他居然直接走到看门人的屋子门口，推开了门。要是看门人问他：“干什么？”他也许会干脆把斧子递给他。但是那个看门人又不在家，因此他得以把斧子放回板凳下面原来的地方；甚至还跟以前一样用一块劈柴把它遮住。后来，一直到他自己的房间，他没有碰见任何人，没有碰见一个人影；女房东的门关上了。他走进自己的屋子以后，就跟往常一样倒在沙发上。他没有睡，但是神思恍惚。如果当时有人走进他的屋子，他一定会马上跳起来，大叫一声。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断思想在他的脑中翻腾着；甚至不管他怎样努力，他也捕捉不到任何一个思想，也不能集中到任何一点上…… Ia6wtgr0uhiER0DuaCnkds4WmN45V0qamMjZPqjXXir0Wi1G+pUnSsEAwaeCC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