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炼狱正史

一、洞山100号

冯： 你被捕是哪一天？

韩： 1967年5月8日，这个日子我也不会忘掉，这一天我正式成为炼狱里的一员。

冯： 你被关在什么地方？是换一个地方，还是仍在看守所里。

韩： 没有动地方，但身份变了。我被捕了，罪名是“反革命分子”。这地方叫洞山100号。

冯： 洞山100号在什么地方，你能简单介绍一下吗？一会儿我是要跟你“进去”的。

韩： 淮南不是九区十八岗吗？它在九龙岗和谢家集之间，背靠着八公山，这一带非常荒凉，山上没有什么树，更没有森林，只有土和石头，风一来飞沙走石。枪毙人就在不远的山里。看守所是孤零零、四四方方的一座院子，迎面开一个小口是门，进门是审讯室。这里属于公安，“文革”砸烂公检法时，一度被军管了。院子里全是关押犯人的号子，负责警戒的看守们住在哪里，我始终不知道。这里的门牌是100号，所以人称洞山100号。这座看守所是市级的。关押的人很杂，有小偷和各种刑事犯，有行刑前的死刑犯。“文革”中一些政治重犯也关在里边；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他做过安徽省省委书记，还有一些大官也都在这里关过。

冯： 旁边没有其他建筑吗？

韩： 有一座劳改厂，干什么活不知道，它和我们没有关系。西边还有些农民的土房子，也同我们没关系。有时我们被押到看守所外边拔草种地，眼睛不能看别的地方，被盯得很死，怕我们跑了。房子后边有个水塘。

冯： 你知道看守所不是监狱吗？看守所关押拘捕后、服刑前的犯人；监狱关押服刑后的犯人。

韩： 不知道，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是犯人，会被捕，会关进这里，我感觉这里和监狱没有什么两样。

冯： 在宣布你被捕时，你想到什么？

韩： 死。或者被枪毙，或者自杀，我不是有几十片安眠药吗？这个我还要放在后边说。

冯： 被捕那天，经过什么过程？

韩： 谈话。所长在审讯室与我谈话，所长是个女的。名字我不知道。

冯： 哦，为什么是女所长？

韩： 只听说她在延安时给哪位首长做过保姆，不知道她怎么当上看守所的所长。那时公检法被砸烂，公安系统内部分成两派势不两立，两派都拉她，她左右两条胳膊上就各戴一个造反派的袖章，表示两边都不得罪。她戴着两个袖章的样子有点古怪。

冯： 她对你凶吗？

韩： 不凶，这出乎我的预料。一年来我遇到的都是如狼似虎，惟有她对我说，你既然进来了，就什么也别想了，少说少问，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

冯： 她长什么模样？

韩： 比中等个子略高，略胖，模样还顺眼，比较朴实，不爱说话，像农村妇女出身，待人也像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不凶。我们吃的饭她还要拿个勺儿尝一尝，这种情况只有她做所长时有。她这个时候还允许犯人的家属送点钱和日用品，送吃的不行；可以看书，都必须是“革命书”，以后这些全不行了。

冯： 她骂过你处罚过你吗？

韩： 没有。我进来时，被打得不成人样了。她不叫我劳动，她知道我也干不了，她就责令我去写标语。在监狱里没人能写标语。我是美院高材生，写美术字得心应手。她看待我也与别人不一样，因为在淮南很少有人能和北京的三家村四条汉子有关联的，她看我的眼神也就与众不同，好像还有点“尊重”的意思，没有仇视和鄙视。

冯： 好像看待发配到边远地方的要人？

韩： 好像有一点儿。

冯： 这时候你对洞山100号有地狱的感觉吗？

韩： 这时还没有，反而觉得这是一个避难所。这里不会挨打，没有批斗，还有吃的。但这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只是因为所长在这儿的一段时间而已，以后洞山100号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这段时间还有一个人我不会忘记。

冯： 什么人？

韩： 刚才我说了，洞山100号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落。四边全是号房，就是押人的号子，号子外是一圈廊子，中间围着一个院子，院子是光秃秃的水泥地，寸草不生，冬天冰凉，夏天火烫。南北两边各七间大号房，东西各三间小号房。我的号房是10号，大号房，也只有一丈零八寸宽，迎面只有一个大土坑，上边十二个人，房角放一个大马桶，全屋人拉屎撒尿全在里边，虽然有个盖，但臭气冲天，窗户小，又是四层，一层玻璃，一层栏杆，一层铁网，一层鱼鳞板；鱼鳞板像百叶窗，里边看不见外边，外边的看守可以监视里边。这四层窗子封得死死的，臭气全憋在屋里，散不出去。白天一个挨一个坐在坑上，背靠墙。晚上倒下挤在一起睡觉。新进来的人坐在马桶边，按照先来后到往前排着，前边出去一个，后边往前升一个位子。只有戴着手铐脚镣的死刑犯始终坐在正面一排犯人的中间，怕他活动。

冯： 你进来就在马桶旁边了？

韩： 是，紧挨着。我一进来，满屋子的犯人都看我。这时坐在中间的一位老人对我说：“你怎么给打成这样，脱下衣服叫我看看。”后来知道这个人叫应戴天，国民党中校军医，八十岁了，身体很好，气质也不错，一看就是有修养的人。他不过是个高级医生，可那时沾上了国民党军队，就是“暗藏的特务”。他看看我身上和脚上的伤便说，你的皮肤淤血全黑了，脚骨头也碎了，里边的碎骨头都乱了套，不治就废了。

冯： 看守所里没有医生吗？

韩： 这个野地方的看守所哪有正式的大夫？只有一点急用药。

冯： 是他给你治的伤？

韩： 是。他对屋里的犯人们说你们吃饭的筷子就别用了，全给我，谁手里有纸板也全给我。他采用的方法就是简易又有实效的“小夹板”的办法：他先把我的碎骨头整理好，然后用筷子做支撑，拿纸板当托板，固定了起来。他是军医，军医最擅长的就是伤筋动骨的外伤。如果没有他的治疗，我的腿和脚就废了。

冯： 手呢？你的手筋不是给挑了不能画画了吗？

韩： 手筋没法治，后来自己练好了，这个也回头再说。

冯： 你真应该感谢这位应先生，以后你见过他吗？

韩： 一年后他就被弄走了，去向不明。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有自尊，稳重，喜欢打太极拳，举手投足都很有样子。

冯： 你从小参军，受的教育一定是与国民党水火不相容的，你此时对他还有那种戒备乃至对立的心理吗？

韩： 完全没有了。我现在是反革命了，罪过比他还大。我已经被弄得“敌我不分”了，大家都一样了，同样是犯人，也同样是人。

冯： 这时你对社会、对你原先的信仰有怀疑了吗？

韩： 老实说，已经有了，不过还比较混沌。怀疑肯定是有的，有怀疑是痛苦的。

冯： 否认就更痛苦。否定自己的信仰无异于推翻自己，谁也不愿意推翻自己。

韩： 比我还悲剧的是那位所长。她自杀了。

冯： 为什么？

韩： 据说公检法批斗她，说她对犯人施仁政，和阶级敌人穿一条裤子。她受不了了，用刀片抹了脖子，把动脉切断，死了。还有一种说法，说她在延安时的老首长被打倒了。这么一来，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弄不好哪一天也被关进号子来，所以她自我了结了。再详细就不知道了，监狱是不能有任何消息的，听来的事都是半句半句的。

冯： 什么时候？转一年吗？

韩： 不，就在1967年9月。听到她自杀时，已有一些天了，一直没看到她，原来她已经死了。说心里话，直到现在还有点怀念她，她很无辜。

二、十八层地狱

冯： 为什么说所长死后，你才真正进到十八层地狱？你被转押到什么特别的号子里吗？

韩： 还是洞山看守所，还在十号牢房。就是因为换了一个所长就全变了。他本来就是这里的头头，砸烂公检法时他离开了一阵子，原来的所长自杀后他又回来了。这个人极其残忍狠毒，他站在你面前，就给你一种威胁。

冯： 好，我们先讨论一下这个人。他是天性残忍，是坏，还是“极左”？“极左”是思想立场上的。

韩： 全有，“极左”，狠毒，没有人性，还没文化。

冯： 这很重要，没文化使这种人再加上一层野蛮。描述一下他的模样？

韩： 瘦高，小眼，眼珠是黄的。

冯： 一对黄眼球——我已经有形象的印象了。

韩： 他一来，首先吃的东西就全变了。从他来直到四年后我从这里走出去，我始终在他的魔掌里。你根本想象不到我们吃的是什么？菜是烂的，洗都不怎么洗，带着泥、沙子。粮食也就两口就没了。菜汤里什么脏东西都有。

冯： 怎么会把这些东西放在菜里？故意的吗？

韩： 当然是故意的。所长说我们是阶级敌人。对敌人就得恨，就得狠。我们天天饿得受不了，只有被押到田野里拔草浇菜干活时，才可以吃一顿“野餐”，逮虫子吃。豆虫、蚂蚱、蜻蜓、蛤蟆，没有我们不吃的东西。抓到麻雀扒了皮在水里涮涮就塞进嘴里。你知道那种饥饿是一种什么感觉？

冯： 我听张贤亮讲过，从维熙的作品里也写过，现在想听你说。

韩： 听到米字就流口水，听到碗响就起鸡皮疙瘩，听到厨房里吹火的电动机嗡嗡响，就感到是一种享受，电动机一停这舒服的感觉就立即没了。一次管理员叫我去给他刻图章。我看墙角扔着半碗剩饭，已经馊了，长一层白毛了。这可是碗救命的饭呵！趁他不在屋里，上去几下就把这碗馊饭全扒到肚里。有的犯人饿极了拾烟头吃。

冯： 贤亮说饿得连尊严也不要了。可是孟子说过：“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就是说你用脚踩的食物踢给乞丐，他也不会接受。

韩： 那是没有饿到极点。我在刚到洞山那几天，不是常被拉出去批斗吗？有一次批斗回来，押我的人去吃饭，把我锁在自行车的车架上，不给我吃的，我蹲在那里饿得头昏眼花，四边围着一些人看我，像瞧一只动物。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孩子吃包子，只吃馅不吃皮儿，把包子皮儿扔在地上。包子皮儿很脏，有土有蚂蚁，我上去就抓起来塞进嘴里，那时你还有什么尊严？在洞山，我们那儿有个“吴大爷”，一天管理干部把他拉去提审。管理干部的头头喝醉了，进屋审他时是两个人架他进去的。酒劲一上来，哇地吐了一地，这吴大爷后来对我说他当时实在太饿了，说自己什么也不顾了，厚着脸皮趴在地上，把那一大摊吐的东西……

冯： 你先别说了，我真有点受不了了。

韩： 洞山不是养着两条狼狗吗？狗吃得都比我们强。我们在放风时，趁他们不注意，狗也不在，就把狗盆子里的狗食全吃了。

冯： 我不想再在这个吃的话题上与你谈下去了。

韩： 每次说这些事，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是必须说给你，你不是要知道我真实的经历吗？好，咱们说点别的，说说刚刚提到的“吴大爷”，我把他的事讲给你。

冯： 我听着——

韩： 吴大爷是个贫农，他叫吴化雁，名字的字对不对我不知道。犯人之间是不能讲的，讲就敲断你的指头。他第一天进号子来就趴在炕上不说话，穿一件粗土布偏襟的棉袄，他是因为摔了一个跤进来的，把牙摔得只剩下一个。一个牙没法吃饭，还是叫我们号子里一个小偷用根线拴在这个牙上拽下来，才能用牙花子吃饭的。

冯： 摔一个跤怎么会进来呢？

韩： 他是从农村到这边矿上来看儿子的。儿子和媳妇都是积极分子，去忠字班学习去了，家里只有他和小孙子。那天元宵节，他煮了元宵，煮好了先敬毛主席。他举着一碗元宵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主席呵，没有您打天下就没我们穷人的今天。我也不会说话，请您吃碗元宵吧。”说着把碗往上一举，身子向前一倾，脚底下不巧有根葱叶一滑，一个跟头栽在地上，碗也飞了。起身一看，一个元宵粘在主席像的眼睛上。他慌了，叫小孙子搬来凳子上去抠。那时印画的纸都很差，元宵又湿，一抠一个洞，把毛主席像的眼睛抠下来了，糟了！正这时候街道代表来通知开会，正好看见吴大爷在抠毛主席像，把眼睛抠成一个洞，就打成反革命，关进来了。那天提审他，判他三年，送他劳改去，他临走时偷偷把这事告诉给我，对我哭着说“我家三代贫农呵，怎么会反毛主席呢！”我能说什么呢？他最后把一个吃东西的罐子给了我，里边有几块烂冬瓜，他不舍得吃，也带不走，送给我了。

冯： 这样荒谬的事多吗？

韩： 还有一个是因为买了毛主席像不好拿，怕摔了，拿绳子绑在自行车的车把上，被抓了。对了，还有一个我们厂的工人，“文革”时赶时髦烧制毛主席像，可是我们厂过去只烧大碗，没烧过瓷像，没经验，瓷土又差，烧出的像常常是歪着的，立不住。这个工人装窑时一边用劲按，一边说“叫你歪！叫你歪！”没想到书记正站在身后边听见了，马上把他抓了起来，说他骂毛主席，反革命罪。关在洞山看守所里的什么人都有，小偷、杀人犯、强奸犯、武斗打死人的，“文革”一来反革命特别多。

冯： 都是被判过刑吗？

韩： 判了刑就要送去劳改了。

冯： 你被判了多少年？

韩： 从来没判过，所以一直押在看守所，直到出来，一共四年零七个月。

冯： 没判刑能押这么长时间吗？

韩： 那时候什么不能？拘留关押没有期限。牛棚里有期限吗？五七干校有期限吗？谁拿我们这些人的命当回事？

冯： 都是活着出去的吗？

韩： 两种。一种是死在里边的，折腾死的，病死的，有一个小子得了尿毒症，尿不出尿来，叫人也没人理他，憋死了。还有种是死刑。关于死刑我另讲给你……

冯： 哎，你为什么不讲话了？

韩： ……

冯： 好好。我们先换一个话题。咱们说一说你在看守所里的生活吧。号子这么小，冬天怎么取暖？

韩： 没有取暖，冬天冻着。但冬天比夏天好过。太冷就互相挤得紧点。天热很难熬。屋里不透风，又有粪桶，又臭又酸，那股子味儿没法描述。

冯： 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韩： 没有办法，一天天熬。

冯： 蚊子一定很多。

韩： 你说错了。一个蚊子没有，不仅蚊子，臭虫虱子一律没有。为什么？我们的血不好喝！这也算得上一个奇迹。我们都是皮包骨头，我出狱前，只有七十二斤，两手可以把腰卡起来。

冯： 你们不能买东西吗？

韩： 谁给你买？再说钱呢？那次在淮南文工团批斗时，那个漂亮的小姑娘搁我兜里十块钱。我求看守帮我买了一支牙膏，每天只用玉米粒那么一点，怕用没了。

冯： 你进看守所后，自己的东西一样没带进来吗？

韩： 有一天扔给我一个枕头，几件破衣服，是从我厂里要来的，这也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冯： 你算得上真正的无产阶级了。这四年多，你们怎么过的年、过的生日？

韩： 我们还需要过生日过年吗？我们连日历都搞不清楚，不知道哪月哪天，只是偶尔从远处农村传来的广播里听到过年了国庆了，可是与我们毫不相干。

冯： 你们遇到过什么格外的开恩？

韩： 那就是洗澡了。一年洗一次。十二平方米的方形水泥池水，放了两尺深的热水，人一下去，身上的硬皮就像鱼鳞那样翘起来。一拨人洗过之后出来，另一拨人进去，不一会水就成奶汤子了。平日没有烧水，这会儿叫热水一蒸，有的人受不住休克了，曾经有个人死在水池边抬走了。我反正不洗，我就在每天早晨洗脸时擦擦身子。洗澡水脏得无法想象，这些犯人什么人都有，身上有什么病也不知道。

冯： 犯人比较固定吗？

韩： 不，这里是看守所，死刑犯不知什么时候拉出去毙了；小偷可能押一段时间放了；还有临时羁押的，过几天就弄走。谁也不知道谁，谁也不关心谁。偶尔听到一点，什么怪事怪人都有，外边是绝对听不到的。比如一天两个人被押进来，是军人。一个岁数大，一个年轻，年轻的矮矮胖胖，一直在哭。我们没问，他们自己说了才知道，这个年轻的军人还挺有名，曾经从火车道上抱走坏人横在那儿的枕木，抢救了一车人的性命，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和表扬，后来不知怎么露馅了，原来这事是假的，那枕木是他自己放的。其实别人并不知道，是他受了中央领导接见后，还想再当一次英雄，又搬块大石头放在火车道上，然后装着救火车。可是这次叫火车司机老远就看到了，赶紧把火车停住，拿个铲子跳下车就揍他。他给抓了起来。这事是欺骗中央呵，罪过当然很大。那个岁数大的军人就更糟糕了，他是团长，与勤务兵下棋，连输了几盘，偏偏那个勤务兵得意洋洋，他火气上来，掏出枪一枪把勤务兵毙了。这个团长肯定死罪。那个年轻军人的红领章给扯去了，团长的军装也给扒去了。这两个人在看守所没待上两天就转走了。这种人在外边能听到能碰到吗？送进看守所的都是各种极端的人，还有各种恶人。可是我什么事也没有啊。我没有杀人放火、弄过女人、搞过破坏，对国家、对社会、对任何人从来没做过半点坏事。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可是我找谁说去？

冯： 你不甘心？

韩： 尽管有时非常绝望，但我不甘心。

冯： 也好，不甘心会促使你活下来。

三、女犯人

冯： 洞山100号里有没有女犯人？

韩： 有。女犯人大都是因为男女作风问题过来的。那时，男女作风也是违法甚至犯罪。

冯： 多少人？几个号子？

韩： 就一个号子，小号子，六七个人吧，有时少一点，有时多一点。

冯： 看管女号子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韩： 男的看守。洞山100号除去有过一个女所长，再没有一个女看守。可是，这女号子是看守所的中心。不管男犯人还是男看守，心里也琢磨这儿，眼睛也盯在这儿。

冯： 在人性泯灭的地方，大概只剩下人的动物性了。真可谓食色，性也。

韩： 每天最精彩的节目就是她们放风，对于看守所的男犯人，就听那声音也够过瘾。在这种地方，男女之间的吸引吧，无论在男犯人还是男看守的眼里，女犯人个个都漂亮，她们笑声跟银铃似的，拿着盆子走出来，说话叽叽嘎嘎，挠他们的心。这些女犯人知道这些男人琢磨什么，她们本来都不是正经人，这会儿就更不顾忌了，拖鞋光脚丫子，小裤头一点儿，大腿光溜溜，好像炫耀着自己的性感，所有男犯人没有不兴奋的。

冯： 男女犯人不会同时放风吧。

韩： 当然，男犯人里什么人都有，弄不好还不出事？男犯人就在号子里挤在窗子的鱼鳞板后边找个缝儿眯着眼看，我们号子有个小偷还用大头针居然在鱼鳞板上挖出一个绿豆大小的窟窿偷看女犯人。

冯： 看守们呢？

韩： 他们就方便多了，鱼鳞板是可以从外边看到里边的，尤其在女犯人洗澡时，他们就在外边看。

冯： 不是一年只能洗一次澡吗？

韩： 天热时女犯人可以在屋里洗洗。每到这个时候，看守就像看黄色电影一样扛着枪扎到这儿偷看。女犯人知道外边有人偷看，她们不在乎，看就看吧，等你看够了，老娘治你。有一天，她们在屋里尿了一罐尿，然后喊看守，说号子里有人病了，看守一开门，泼他一脸，看守一看自己浑身的黄沫沫，只能吃哑巴亏。

冯： 大概只有女犯人可以治看守了。

韩： 你也别这么看。权力究竟在看守手上。有时他们把女犯人弄去提审，审讯室不是一个小屋子吗？一个在门外放风，一个就在里边搞她。

冯： 太卑鄙了。女犯人为什么不去告他？

韩： 搞完她，给她一个馒头吃，她就不会说了。有的时候你一边吃，我一边搞你。她们也都饿极了，吃上馒头就不会说了。

冯： 最畸形的食与色的交易了。

韩： 女犯人中间最突出的有两个。她们俩确实都挺好看。一个挺丰满，匀称，长得大气。她是矿机厂医院里的护士，父亲还是八级干部呢，可是她作风挺糟，跟大夫什么的很乱。她后来给枪毙了。

冯： 作风问题怎么会枪毙？

韩： 这女孩子和一个造反派头子搞到一起，据说睡觉时造反派头子死了，直挺挺躺在她身边，都说是她害死的。

冯： 会不会是暴病致死？

韩： 不清楚。有人说她后来给平反了，那个造反派头子不是她害死的。可是平反有什么用，反正她被当做杀人犯毙了。车子拉她去八公山时，我还见过她，真的很美。据说她枪毙后人们把她衣服扒了，再往下边我就不能说了。因为她太漂亮，都想看看。

冯： 这事在今天简直无法想象。一个女孩子的生命就这样随意处理了。当时她一定也喊过冤，但那个时代谁会理你。

韩： 另一个女犯人叫大洋马。她个子高，很白，长腿，确实漂亮洋气，所以都叫她大洋马。她是粮店的一个收银员，看上去挺好的一个女人，也是很淫荡，乱七八糟，还贪污粮票，逮她的时候，她正跟粮店一个头头在粮食堆上乱搞。这个女人很放荡，满不在乎。一次她从男号子前边走过，一个男犯人朝她叫：“大洋马我爱你。”她笑着朝那男犯人说：“你爱你姑奶奶管屁事呵，你姑奶奶见过的够你挎一篮子的。”

冯： 这不只说明她的放荡，还有一种在毫无希望时的放纵。

韩： 你想想，两性之间到了一种什么地步？到了这里，男人和女人全成了亚当与夏娃，从肉体到精神一丝不挂。我就在这样一种完全无所谓的世界里活着，你能想象出来吗？

冯： 我最后会与你探讨这个问题。大洋马的结局你知道吗？

韩： 判了二十年。

冯： 应该说，在这里你不仅尝到也看到社会最底层、最黑暗的东西了。

韩： 还有最无耻、最下流的东西。犯人中也有人渣，这些事我不讲了。我见到的东西太多了。但有一个人我必须讲，他给我的印象最赤裸裸，也最悲哀。

冯： 也是女犯人？

韩： 不，一个男人，二十来岁年轻的复员军人。他原先是许世友的警卫员，复员后分配到矿上。他是死刑犯，因为他在两派武斗时打死了人。武斗打死人的不一定都定罪，打死人的红卫兵不都没有定罪的吗？但是他的对立面掌了权，就把他抓起来，定了杀人犯。他关进我们号子不吃不喝，哭着说他是听中央的话做的，中央不是说“文攻武卫”吗。可是他说这些话没用，很快要对他执行枪决了。他一连给许世友写了六封信，都叫那个黄眼珠的所长撕了。

冯： 真的枪决了吗？

韩： 没几天就毙了。行刑那天，所长他们打开号子带人，他叫着：“我今年才二十三呵，我是看到《文汇报》江青说的‘文攻武卫’才去武斗的，我响应中央的号召呵，你们不能杀我，我留下来还能做好多好多事呐！”所长上去给他一拳：“他妈的，快死了你还弄这套！”把他打得满脸血。下边的事我真不想说——

冯： 如果这事给你的印象太深了，你就应该告诉我。

韩： 好，我告诉你。他走到屋角马桶前掀开马桶盖，他大叫：“我告诉你们，我没结过婚，也没碰过女人，我不要脸了呵！”下边我真不能说了……

冯： 太惨了！

韩： 这时候，他忽然安静了，再也不吵不闹，脸上表情出奇地平静。你认为这是为什么？

冯： 他忽然明白了。大明大白、大彻大悟了？

韩： 看他那神气，我认为是。

冯： 如果这样，他死得会舒服一些。

韩： 这会儿，满号子的人都静了。他提着脚链子“哗啦哗啦”走出去，刚出号子管理干部就朝他肋条打了两拳，把他打休克了，拖上车弄走了。他才二十三岁，比我还小几岁呢。

四、假枪毙

冯： 在你的受难史中，你有没有过一两次发生转折的时候？

韩： 有，两次。

冯： 怎样的两次？

韩： 一次是安眠药被发现，一次是假枪毙。

冯： 假枪毙就是死刑陪绑。在《一百个人的十年》中我写过一篇《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韩： 是的，就是死刑陪绑。

冯： 我们先说第一次，关于安眠药的事。你说的安眠药是不是“文革”初你去杭州找蔡小丽开证明那次带回来的？

韩： 是。那次我不是还遇到盖叫天被斗吗？我已经感到了“文革”那股子杀气，觉得大事不妙。当时我是“帽子拿在革命群众手中的反革命分子”，我是害怕的，我那时还有软弱的一面。我后来的坚强是不断捶打出来的。去杭州时我跑了一趟上海看母亲，我嫂子在医院工作，我说我睡不好觉，找她要安眠药片，一次要一些，几次攒成了一瓶，总共七十二片。从上海回到淮南，我就把这些安眠药缝到枕头里。

冯： 那又怎么弄到看守所里呢？

韩： 我被捕后，看守所向厂里要我的铺盖，厂里就拿来了。我前边说过，一天看守把我的枕头衣服扔进来，我一摸枕头就知道，安眠药还在里边。我摸到这药，心里有种特别的安全感。如果我实在受不住，就有办法解脱了。

冯： 后来无意中叫同号子的人发现了？

韩： 你猜对了。同号子一个小偷发觉我的枕头里有东西，他发现后想立功表现，就向看守检举了。所长知道后立即审我，说“想自杀就是反革命，不处罚你不知道厉害”，他处罚我的法子真够厉害。

冯： 怎么厉害？

韩： 他先叫人把我推进另一个号子，叫犯人们治我。犯人有流氓、小偷、打架伤人的，下手狠，很会打人，专踢我的尾椎骨，肿起这么大个一个包，跟面包一样；然后把我弄出来，叫我跪在院里的水泥地上，小腿不准沾屁股。我那时天天吃的东西那么糟，完全没有体力，一身皮包骨头，硬跪在地上，而且不是两三个小时，叫我跪一整天！原先所长叫我跪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时，后来见我实在不行了，把我拉起来扔回号子，我尾椎骨疼得没法坐，只能趴在炕上。这时候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冯： 你不想再活了？

韩： 正好相反。我反而不想死了，就是把安眠药全给了我，我也决不会吃！从淮南瓷器厂我被挑了手筋，砸碎脚骨，到今天在死硬的水泥地上直直跪了一整天，在我心里激起了一个信念——不死，我就是不死，我产生了一种和社会对立的东西，愈是想叫我死，我愈不死。人的生命不就一次吗？死活凭什么由别人决定，我要坚决地活下去！我不但要活出生命的力量，还要活出生命的自尊来。

冯： 我相信，这是你在生命意义上的一次转折，一次升华。这对你以后极其重要。第二次呢？

韩： 第二次是死刑陪绑。

冯： 原来你有这样可怕的经历。刚才我说了，我在《一百个人的十年》中写过一篇，叫做《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那是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做过的一次口述史，也是关于“文革”，在云南的昆明。那个悲剧的主人公当时还是一个八岁的女孩子，她完全不知道死刑是怎么回事。你的悲剧是你完全知道死刑是什么，枪毙是什么。请告诉我这件事的过程。他们为什么要让你为死刑陪绑？

韩： 我不知道。

冯： 怎么开始的？

韩： 我前边说过，我们号子里的人是按“先来后到”的排序而坐，但死刑的犯人一进来就坐在中间，这样两边都会有人，对他形成钳制。

冯： 死刑犯有什么特别记号吗？

韩： 戴很重的手铐脚镣，一副生铁的镣铐带链子总共三十八斤重，走起来哗哗响。

冯： 枪毙死刑犯有规定时间吗？

韩： 没有，不定哪一天，管理干部进来，也不呼名，手一指就说“你”、“你”，点名必死，拉出去就毙了。

冯： 可是你不是死刑犯，也没戴重镣呵。

韩： 可是这天夜里管理干部突然打开我的号子，手指我说“韩美林，出来！”我就知道不好了。跟着我就被拉到院子，叫我跪下，给我套上麻袋。我从麻袋的窟窿眼看见还有两个，也套着麻袋跪着，跟着给连拉带揍弄到汽车上，车去哪里也不知道，黑乎乎看不清，事情来得太突然，不知要干什么。

冯： 你一点没想到是枪毙吗？

韩： 没有，我没有死罪也不是死刑犯呀。车子开到一个山下停住，管理干部把我们拖下车，叫我们三人并排站好，一踢我们就跪下了，他们是有经验的。

冯： 踢小腿肚子？

韩： 大小腿中间这个地方，你再英雄也得跪下。这时，他们把麻袋拽下来了。我看清楚了，三人跪着，我在中间，对面是端着枪的管理干部，这时我才知道要枪毙我了。

冯： 你怎么样了？

韩： 你认为我吓得屁滚尿流吗，根本不是，人要没到这一步不知道这心情。我心想我好歹脱离开人间苦海了，再没想别的，反倒全解脱了。

冯： 你没想到自己没有未来了吗？想到你妈妈了？

韩： 没有，脑袋一片真空，好像那时已经死了。

冯： 怎么开的枪？

韩： 就听有人说“不等了，开始！”几乎同时“啪”的一枪，声音很脆很响，旁边一个倒下了，血和脑浆子热烘烘喷了我一身，那些东西喷在我身上时还挺有劲儿。

冯： 你那边那个人呢？

韩： “啪”的再一枪，我就不知道了。第二枪我以为打的我。

冯： 没打第三枪吗？

韩： 打了，但我完全不知道了。

冯： 你昏过去了吗？

韩： 是。等我醒来，睁开眼，这边是血，那边也是血。一片漆黑，我想这是阴间吧，怎么阴间也有月亮呢。你知道我是躺在地上的，往上看见的只有天，天上有个月亮。我怎么听到有人说话呢，我咬咬舌头，还觉得疼。我并没想到死和没死，这时是一种混沌状态。后来又被拖到车上，拉回看守所，往号子里一推，吓坏了大家，整个一个血人，那两个被枪毙的死人的血一左一右全喷在我身上，我嘴巴和头发上也是血。我对同号子的人说，你们别怕呀，我是韩美林。

冯： 他们是什么反应？

韩： 等他们明白过来，便上来把我的衣服扒光了，用破毛巾和被子把我包上，第二天放风时候，他们把我的衣服拿出去洗。一连晾了好几天，才给我穿上。等衣服穿在身上后，上边的血没洗净，还是疙疙瘩瘩的，感觉特别难受。

冯： 我想问你一个具体问题，死刑陪绑由谁决定？法律肯定没有这条刑罚。

韩： “文革”时有法律吗？

冯： 不知道。

韩： 当然。那是什么地方？天高皇帝远。他是有生杀大权的。有一个受冤屈的复员军人忍不住了，爬墙要翻过铁网跑出去，他当场被机枪将他扫射死了。死刑陪绑只是一种吓唬我们的法子而已。

冯： 你说这次经历对你有“转折”的意义，为什么？

韩： 从我切身的感受上说，这可不是一次假枪毙，而是真枪毙。

冯： 是的，你死过了一次。你对死有什么体验？或者说它对你今后有什么意义？

韩： 不再怕死。我已经死过了。

冯： 这两次经历对你确实有转折的意义。一次对于生，一次对于死。前一次使你从此要坚强地活着，后一次是不怕死了。是否也大彻大悟了呢？

韩： 没有，我这人太愚，我是“愚忠”。你明白吗？

五、最后三句话

冯： 现在咱们换一个话题，聊聊你的精神生活。我想，对于你这样一个天生属于艺术的人，不可能没有你的精神的生活？

韩： 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太奢侈了。刚才我说我在枪决现场的地上躺着时，看见了月亮，你说我会想到嫦娥吗？

冯： 在那种境况中，我所说的当然是一种隐性或心灵生活，比如你在号子里不会没有想到女人，你曾经爱过的？

韩： 我老婆吗？她检举了我，在洞山，我老婆正式提出与我离婚。我看到离婚书什么也没说，立刻签了字。

冯： 那么，你还有别的印象美好的女人吗？

韩： 我对淮南文工团塞给我十块钱和二十斤粮票的女孩子印象很美好。那时我是个人人唾弃的人，她为什么这样对我？她又不认识我？

冯： 可能因为你有才，他们不是看到你的画了吗？

韩： 更是由于她善良，是一种天性吧。

冯： 女人最重要的天性是善良。她长得美吗？

韩： 很美。她叫程媚媚。我出来后打听到的。

冯： 你还想着谁？

韩： 儿子。我那条相依为命的小狗。它的脊梁肯定被打断了，死活不知。它当时扑在我身上两只爪子挠我时，在我的衣服上留下一道道印子，我一直没舍得穿这件衣服，怕抹掉了这印子。后来别的衣服全烂了，没衣服穿了，才把那件衣服穿了。

冯： 你再没它一点消息？

韩： 在洞山与世隔绝了。我被放出来第一个去找的就是它，这是后话了。

冯： 你在号子里可以看到报纸吗？

韩： 看守所禁止获得外边的一切消息，偶尔得到消息是远处广播传来的。一次我从广播听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我想，你们说我反马列主义，我就读马列主义，看看我究竟反不反马列主义。我身上还有一块钱。我就写报告要买这本书。

冯： 买马列主义的书总可以吧。

韩： 所长把我的报告撕了，他说只能看语录。后来有个管理员给我买了，我记得当时那本书是七角五分钱。我从这本书真学到不少东西。

冯： 我读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我是当做哲学书读的，我还很欣赏恩格斯的语言。你从《反杜林论》学到多少马列主义？

韩： 我认识到“文革”不是马列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理想。

冯： “文革”还与人类历史一切文明相对立，反文明反人性，“文革”时代才是真正反动的时代。如果把你关起来读书多好，画画更好，你还想画画吗？

韩： 不是想，而是我还在画画，你信吗？

冯： 你什么都没有，怎么画？纸呢？笔呢？

韩： 笔是我的筷子，纸是我的裤子。我用稀饭汤抹在裤子上，干了之后用筷子一划，就出白印子。我天天在裤子上抹稀饭汤，干了之后用筷子画，没有稀饭时抹点肥皂画。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喜欢用狼毫笔吗？跟我当初用筷子画画有关，狼毫硬一些。可是裤子总画就画破了，破了就打补丁，我的裤子打满补丁。

冯： 你画什么？

韩： 号子里进进出出有各种人物，各种面孔，都可以成为练习速写的对象。我最常画的是心里的画。

冯： 我说过“人为了看见自己的心灵才画画”，这里一定有非常杰出的作品。实际上，此时此刻你仍然保持自己心灵的自由。专制只能束缚人的行动，无法束缚人的心灵。

韩： 可是专制者总是企图束缚人的心灵，“文革”不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吗？

冯： 画画给你带来什么？

韩： 我画画还有一个目的，我手上的筋不是给他们挑了吗，他们不是叫我无法画画吗？我就是要练我的手，我练了四年，我把我的手练出来了，你看我的手虽然有点残，缺一块筋，但是我照样能得心应手地画画！

冯： 你是与反艺术、反人性斗争的胜利者。应该说今天，你每一件作品都是一个胜利的果实。哎，我还想知道，你那个号子里的人知道你在画画吗？

韩： 不知道，他们没兴趣，即使看见也以为我乱画来消磨时光。

冯： 在这里你没有知己？

韩： 他们不懂画，却喜欢听我讲故事。

冯： 你给他们讲什么故事？

韩： 什么故事都讲，我曾经看过的书很多，古今中外的小说、戏剧、传说，还有电影故事，不过更多是我信口编的。凡是我编的他们都爱听，最爱听的是爱情故事。他们都极度空虚呵，有时晚上九时关灯后我还在给他们讲，看守也站在窗户外面听。我能看见他们的影子。

冯： 人在精神贫瘠时故事便会诞生。我在“文革”中也常去给人讲故事。在讲故事时把自己想象的能量也释放出来了。在号子里，精神的土地更是荒凉，你的故事更是必不可少的了。

韩： 我的故事使我在号子里成了一种“精神领袖”，有些事他们还真听我的呢。

冯： 这是一种变态和可怜的精神生活。

韩： 而且对于漫长无边的“牢狱生活”来说，靠着讲故事和在裤子上画画一天天走下去，还是太艰难了。你不能总是那么一股劲地活着，有时会觉得完全没有希望，看不到尽头；到了三年之后，一天天显得特别长，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冯： 看来，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麻木了。

韩： 麻木自己也是很难的，现实时时刻刻会让你清醒。比如1971年林彪事件后，人们从那股子热劲儿傻劲儿拼命劲儿下来了。我在淮南的几个朋友，不知从哪儿听说我三年多没吃一顿饱饭，就托洞山看守所的一位姓陶的管理员把我接出去吃一顿。借着看病，接出来一次，那时可真像搞地下工作的。

冯： 这可能吗？

韩： 姓陶的管理员人不错，是刚转业的军人，也可能与我这些朋友有点关系，就给办了。

冯： 用什么理由办的呢？

韩： 借口我身体有病，那时我瘦成一把骨头了，就说接我出来看病。到外边看病是可以的，这姓陶的朋友在看守所有点权力，我的朋友们就把我接出来了，在一个百货店里边找了一间不起眼的小屋，鸡鸭鱼肉摆了一桌。我一看就哭了。

冯： 感动了。

韩： 不是，我那时还是有点愚，一看这场面，我竟然以为北京那边中央知道了我的事，知道我受冤枉了，我就哭了，你看我傻不傻？

冯： 怎么到了这种时候你还会这么想？

韩： 我那时太简单呵，真憨呵，有点愚忠呵。我的朋友蒋梦林说：“你都成什么鬼样了，怎么还这么想，中央哪儿顾得了你，再说中央知道你是谁呀，这是我们哥儿几个给你办的……”这几句话叫我回到现实里，我又哭起来，这一来哭的就不同了，是明白之后的哭，哇哇地哭，哭得我竟然满桌子的菜什么也没吃。

冯： 你有叫人不好理解的憨的一面。你艺术的智商超高，但你社会的智商好像差点，要不莫言说你有点“没心没肺”。这也许正是你可爱的一面。可能你一门心思全在画画上面，把人画傻了。傻是一种单纯。我常想，只有你这种人、这种性格和你这种纯粹的性情，才使你能把艺术干到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冯： 从时间上看，现在距离你从这里走出去的时间好像不远了。你是1972年被放出去的吧？

韩： 如果我再关在里边，恐怕永远走不出去了。我身体已经完全垮了。管理员已经看出我不行了，不大叫我出去劳动了，每天叫我在院里多坐一会儿，晒晒太阳。

冯： 这也正是刚才说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那本书里的一句话，他说人类最后消亡时，地球渐渐变冷，人类都跑到赤道附近，去吸取愈来愈少的生命必需的太阳热。

韩： 我们每四五个月理一次发。四个多月头发很长了，一剃一堆。这时我理发，感觉我剃下的头发不是从头上掉下来，而是飘下来的，又细又长，落在地上，是黄色的。头发是人健康的象征。我感觉我身体快不行了。

冯： 那位所长呢，对你怎么样？

韩： 有一次所长叫我和一个叫胡傻子的人把院里的一口缸搬到另一边，这缸的缸口有一米多粗，一百多斤重，我才几十斤重抬得动吗？上去一用劲，就全不知道了，后来弄到树荫下边半天才爬起来。这时候我又患上了疟疾，根本吃不下东西，真临到死亡的边缘了。这时所长叫人把我弄到一个空号子里去，是个小号子，害怕我传染上别人，又不放心我，叫两个小偷看着我。三个人睡一个大炕，倒是不挤了。国庆节时，每个犯人分到一小块肉，我也吃不下去，给那两个小偷吃了。我连肉都不想吃，觉得没什么气力了，快完了。

冯： 疟疾怎么治的？

韩： 有个任管理员，是个副所长，他给了我一片奎宁，没想到这一片奎宁竟然救了我，疟疾居然好了。原本这一片奎宁并没有这么大效力，但是救活了我。可能真像书里说的，人到了底线，一滴水就能活。

冯： 也许你好久没吃药了，不常吃药的人偶尔一吃特别管用。我想知道，在放你出来之前，你有没有预感？

韩： 我根本不会往那儿想，早认为自己没前途了。可是有一天去劳动拔草，所长对我说：“韩美林你出去后可以发挥的地方多了，好好改造就是了。”我听了挺奇怪，他怎么对我说这话，口气也不像平常那么凶了，是不是要放我了？这想法也就是一闪念。绝望已久的人不会往好处多想，多想就是苦恼。可是真的没过多久就放我了。

冯： 哪天放的？

韩： 十一月七日。

冯： 谁通知的你？

韩： 所长，他把我叫去。

冯： 找你谈话？

韩： 设一个陷阱。

冯： 我不明白。

韩： 那天所长突然把我叫去，对我说：“要放你了，明天你们单位就把你接回去了。你在这儿待这么长时候了，你有什么委屈可以发一发，出去就别发了，你在这儿发的不会给你算什么。”

冯： 这可真是个陷阱，你要说点什么不满的话，又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满的言论了，你也就别想出去了。放不放你不是他能决定的，上边要放你，他不能不放。可是，你如果有新问题，他就有理由把你再关起来。这人可真够歹毒的。

韩： 你认为我是白受了这么多年的罪了吗？还会那么单纯吗？我难道不知道他在套我？能上这个当吗？

冯： 你怎么说的？

韩： 我说我韩美林就说三句：一、我不是反革命；二、是自己的阶级兄弟；三、你就是给我一支枪我也不会杀人。

冯： 他说什么？

韩： 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算“聪明”地过了这最后一道鬼门关。

冯： 你总算会保护自己了。你没白坐牢。当然，你付出的“学费”无可估量了。应该说这种“聪明”是命运教出来的，就像很多动物有自我保护的本能，都是在险恶的环境中造就出来的。这是不是我们这一代的悲剧呢，下一代人能理解吗？是不是会认为我们是一群苟且活命的可怜虫。可是——我想，如果把他们拉进那个时代，他们会怎样？评价那个时代是一回事，承受那个时代就是另一回事了。

冯： 第二天——1972年11月8日，这也是你人生重大的日子，你离开了洞山100号，离开号子时有什么感觉？

韩： 我说不好离开号子时的感觉。我把牙膏、草纸和破褂子全留给“弟兄们”了，《毛选》也留下了。管理员在旁边，什么也不能说。一个小偷跟我挤挤眼儿，至于重刑犯——该枪毙的，就摸摸他的肩膀吧。其实碰到别人放出去的时候，各人想的还都是自己的事，自己的将来。

冯： 这一天，厂里派人来接你了吗？

韩： 一个姓尹的工人接我回去的。我办了手续，领回当年进洞山100号时上缴的东西。皮带已经烂了，断了几截不能要了，工作证上的照片发霉了，那个雕刻的小木头人还有，是个朝鲜姑娘吧，我拿在手里了。还有一点点钱。我离开洞山，说不好当时是什么感觉，反正外边的柳树已经成大柳树了，进来时一头小黄牛已经长成挺大的母牛了。可是一上公共汽车就感觉回到人间了，而且是“天上人间”。听到小孩子哭，自行车铃响，看到卖东西的小店，我激动极了，我感觉我是人了。我看到卖馄饨的，卖香烟的，哪怕是走路的人呵，听到小贩叫卖的吆喝声呵，我已经四年多没听见没见过这些东西了，我回到人间了。可是，我走回厂里的路上就没劲儿了。走一段坐下来歇一会儿。我身上不是还有一点钱吗？先买一包饼干吃，没想到饼干这么硬。我已经快两千天没吃到硬东西了。在号子里天天喝的全是稀饭菜汤，没有咀嚼能力了，受不住硬饼干了，扎得满嘴生疼，吐出来全是血。后来一个医生对我说，多亏你吃了饼干有察觉，有的犯人出来吃得饱饱的，几天就死了。那个胃长期以来萎缩了，猛一撑，没能力消化，很容易死。

冯： 真是闻所未闻了。

韩： 那个姓尹的工人把我领到保卫科，告诉我三恢复，恢复工作、恢复工资，还有什么恢复我就不记得了。厂里对我还不错，给我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住。

冯： 记得你前边说过，你放出来第一件事是去看你的“儿子”，那只小狗。

韩： 是，我补给了工资不是有些钱了吗，就买了肉去看它。

冯： 我写你那小说《感谢生活》，也写了这个提着肉去看小狗的细节，还写你见到了那小狗。

韩： 实际上我没见到它。我去杨师傅家，杨师傅见我又瘦又小、非人非鬼的样子吓坏了。我说，杨师傅我没事了，回来了，我不是看你的，我来看看那只小狗。杨师傅说小狗那天被打断脊梁，嗷嗷叫了两天就死了。

冯： 哎，你都不知到哪里去纪念它。

韩： 可我永远不会忘掉它，它是为我死的。

冯： 你后来爱画狗是不是也与这小狗有关？

韩： 狗确实比人还忠实，我说忠实，是因为它绝对不会出卖你。你听说过哪只狗出卖它的主人吗？所以我总画它们。我的《患难小友》画的就是我心中的这只小狗。

冯： 我知道，那是你那个时代的一幅代表作，一幅叫人感动的作品。如果人们知道你这个故事，会更爱这幅作品。在你回到厂里之后，厂里的同事们还把你当做反面人物吗？

韩： 好多了。可是“文革”还没有结束，运动还总一波一波地从上边掀起来，另外我还没有彻底平反，还在淮南瓷器厂劳动，没有回到合肥，所以政治与我的关系时隐时现。厂里究竟还有几个当年把我往死里整的人，他们是靠运动吃饭的，恨我不死。比如“批林批孔”来了，他们又活起来，趁机把我设计的东西砸了，运动过去又照旧叫我去搞设计，或者给厂里各个车间写写标语。可是，下边的工人待我很好。

冯： 怎么个好法？

韩： 工人待你好，表达得很简单很直接，给你做点吃的送来。那时我无亲无故，孤身一人。他们送点吃的来，我就很温暖。

冯： 有女朋友吗？

韩： 我在安徽二十二年没有再碰过女人。只有一个女孩儿，她喜欢我的才，有时到我的小设计室来聊天，我俩聊得来，渐渐要好了，那时男女青年要好很单纯，有时我骑车带她上街，她坐在自行车的后架子上，手搂着我的腰，叫人看见了，告诉她爹。她爹以前就和我认识，关系还不错，可是因为我还没有平反，怕他女儿跟个反革命好上没有前途，就坚决反对，还要揍我，她兄弟们也要揍我，还拉来很多人要打我，一时闹得挺大。我们厂的工人们就守在我的房子周围掩护我。后来那女孩调到了市政府工作，跟我做朋友确实不大合适，这事就岔了。因为这事，我知道自己身上还有政治问题，也就没再交女朋友，我不能影响人家。

冯： 淮南文工团那个程媚媚见过吗？

韩： 见过，她结婚了。不过我出来后，淮南文工团的演员、美工，还有一些爱画画的，都常来找我，大家聚聚。我就给他们捏些小动物，小猫小狗小鸡小狐狸，上了颜色送给他们，我还画画给他们，大家都很高兴。

冯： 你画哪一种画，画什么？

韩： 那时候人物画只能画工农兵，我却不能画，容易叫人挑错，说我歪曲工农兵形象。我就画各种好看的花卉和各种可爱的动物，他们都喜欢。那时出版的画动物和花鸟题材的很少。

冯： 基本上没有，那属于“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你画的是国画吗？

韩： 我没有宣纸怎么画国画，我创造了一个新画种“刷水画”，回头我细讲给你。我还发明了一种钢笔画，将笔尖后边的“舌头”拉出来。

冯： 舌头？导墨槽吧。

韩： 是吧。这样一来，就会同时出现一种“粗笔”的复线，效果很特别。对了，这期间我开始练习书法了，还研究古文字。

冯： 你怎么可能研究古文字？再说你什么资料也没有呵。

韩： 这事也是因祸得福，我这辈子的“福”都是“祸”带来的。1972年年底厂里叫我写大字报，我从画墙报台子上掉下来了。我的腿不是“文革”初被打断了吗，这次又摔断了。淮南医院接骨头的技术不行，厂里的工人就把我弄到老家济南，由我的同学赵彬送我到齐鲁医院去治。多亏济南的齐鲁医院水平高，一看我断开的骨头根本没对上，上下两截是错着的，如果不是齐鲁医院的大夫撕心裂肺硬把骨头拉开再对上，我就瘸了。骨头接好后，就去上海母亲那里养着。自从监狱出来后我身体一直特别虚弱。天天晒太阳，散步。福州路有个旧书店，我常到那里边去泡。一天忽然发现墙角有一堆没有分类的旧书，其中一本书封面上的几个字向我笑着——《六书分类》！我叫服务员拿给我，没等翻开就觉得浑身发冷发抖，跟着哭起来，然后是痛哭，哭个不停。

冯： 为什么？

韩： 这是本研究古文字的宝书呵！

冯： 你怎么会知道这本书呢？

韩： 是缘分呵。在我还是小孩子时到土地庙去玩，从神像后边掏出这本书来，不知当初谁藏在里边的。这是一部专门解释古代钟鼎上文字的书，它叫我十分好奇，虽然我不懂，可是这些文字像画，很神奇，叫我着迷。我就临书上这些字，这也算我最早写的天书了。从那时候到这次见到它，隔了三十多年呵。中间受了这么多苦和罪，几乎和艺术断了缘分，现在重新见到它了，我怎么会不哭？我紧紧抱着它不撒手。

冯： 你这人还真有点神。

韩： 书店的人见我这么喜欢，就卖给我了。我“三恢复”时不是有些钱吗？后来这书店陆陆续续还卖给我另一些古文字的书，有《说文古籀》《金文编》《四体千字文》等等。有了这些书，回到淮南我就有事干了。反正写字与政治无关，书法和研究古文学成了我个人的生活。

冯： 看来你的日子好过一点了。

韩： “文革”后期上边斗得厉害，运动少了，我就宽松多了，厂里单给我一间几平方米的小设计室，我设计些茶具和雕塑，厂里不生产这些东西，但也不管我，我就烧出来送给大家，宽松得多了。

冯： 还有其他压力吗？

韩： 当然还有，我还没有平反，没回到合肥，还是当初“发配”到这儿来的。

冯： 这种压力是隐形的。这种压力我也感受过，而且在“文革”没结束之前，谁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虽然“文革”的高潮过了，但不知道它会不会重来一次，还得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

韩： 那时每天早晨五点起床，我约上几个朋友骑车去八公山打太极拳，恢复体力。到了周末，人们都休息了，厂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一个人也去八公山，但不是打太极拳，而是一直爬到山顶，对着寿州那边大哭。

冯： 为什么哭？

韩： 我无亲无故，被肆掠一空，心里堆着无数苦难，而且前途渺茫，我需要释放内心的压抑，一个人，哇哇大哭。每周都去站在山顶上哭。

冯： 这情况到什么时候？

韩： 直到“文革”结束。

冯： 我能够想象到你当时的情景。我看到了，经过惊涛骇浪和九死一生，你终于被时代的风浪吹到大海的岸边，你破衣褴褛地趴在那里，但你活过来了。你的生命力也够得上一种传奇。 cyKkDN/yvPhkoTqGrrBfwO2HwR10eucDLJHPhwUDInshRWTjJWJ+Ey0KxcGHwLW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