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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原长到十八岁，之后，方去山东当了兵。
十八年的中原生活，前三年的情景在我脑子里是个空白。只能从娘片段的话语中知道，我身子皮实，学会走路比较早；能吃，总是吃得肚子滚圆，被邻居们称为小胖子；黑，尤其是夏天出了汗，又黑又滑像泥鳅；胆小，怕黑，天一黑就不敢乱跑。村里的老人们喜欢喊我：黑蛋。
这三年是在懵懵懂懂过日子，会哭，但不记得苦和恼；会笑，但不记得欢和乐。
第四年的日子在我脑子里划了些很浅的刻痕。我如今还能记住的，是奶奶把白馍掰碎泡在碗里，放点盐末和香油喂我，我记得那东西很好吃。再就是一件事中的一个场景和两句对话：奶奶去世入殓时，我被人抱起去看奶奶躺在棺材里的样子。只听见一个人说，娃子太小，看了怕会做噩梦。另一个人说，他奶奶亲他，让他看看吧……
连奶奶的长相也没能记清楚。
这一年我模糊感觉到了，我可以依靠的亲人会和我分离。
长到第五年，记忆变得连贯了。这一年发生的大事是舅舅娶亲。舅妈家在十里地之外的一个村子，早上空轿去迎舅妈，让我坐在轿里压轿。童子压轿是我们那儿的规矩。不知道是抬轿的那些人故意捣蛋还是轿有问题，反正我在轿里被弄得左右乱晃，没有我原来猜想的舒服，下轿撒尿时提出不坐轿，结果被训了一顿。
这一年，我正式开始了我快乐的童年生活。我们那儿的地势算是平原，平原上的田野有一种空阔之美。春天，鸟在天上翻飞，大人们在麦田里锄草，我和伙伴们就在田埂上疯跑玩闹；夏天，蝉鸣蛙叫，大人们在雨后的田里疏通水道排水，我和伙伴们则脱光了衣裳在田头的河沟里戏水欢笑；秋天，大人们在挥着钉耙挖红薯，我们则在红薯堆里找那种芯甜皮薄的啃着吃；冬天，雪花飘飞，我们会跟在打兔子的人身后跑着听他的枪响……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感到人离不开土地。没有田地，人活得会很乏味。
那时家里吃得最多的是红薯。早上吃红薯稀饭和红薯面饼，中午吃蒸红薯和凉拌红薯丝，晚上吃红薯干稀粥和红薯面窝头。夏天的中午，娘有时也蒸点红薯面面条或拌点红薯粉凉粉，总之，差不多顿顿离不开红薯。尽管娘不时给我点优待，变着法子让我吃点别的，可我还是一听见“红薯”肚子里就难受，就想哭。也是因此，我的第一个理想开始出现：此生不吃红薯。
这一年我开始跟着大人们上街去赶集。离我们家最近的集镇是构林镇，我们村离镇六华里，这段路程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个不短的距离，可我跑得兴致勃勃，只有实在跑不动了才会爬上大人们的脊背让背了走。到街上就会看到好多好多的人，就会在商店里见到好多没有见过的好东西，就会看到耍猴的，就会喝一碗好喝的胡辣汤，啃一根甜甘蔗，如果父亲能卖出些鸡蛋和两只鸡，我还能吃到包有玻璃纸的糖块。也是从这时我开始觉得：外边的世界比村子里好。
六岁时我开始上小学读书。这一年国家开始了“大跃进”，村里人们干活时总插些红旗，还经常听到锣鼓声；看到有人挨家挨户地收铁器，说是要炼铁；全村人开始在一起用很大的锅做饭，每顿饭都在一块儿吃。这样吃饭的好处是，我和我的那些伙伴可以边吃饭边在一起玩。早饭后我要背个书包，步行四华里去河湾小学上课，中午再跑回来吃饭，午饭后再去上课，下午课上完再往回赶。一天十六华里地，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的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每每走累时，就很羡慕天上的鸟，就在心里想：人要能飞那该多好！那年代疟疾多发，学校里的学生差不多是轮着得这种病，轮到我时，娘并不惊慌，只在院中的太阳下铺个席子铺床被子，让我躺下，再在我身上盖两床被子，让我度过冷得发抖的那段时间。发完疟疾我常常双腿很软无力走路，但又怕不能听课学习跟不上同学们，便要坚持到校。逢了这时，常常是在同校高年级读书的一个堂姑背着我走，她岁数大些，个子也高，有些力气，但我会把她压得呼呼喘息。
这一年我开始隐约明白，人活着大约必须得吃苦。长到第七年，我已经要正式干活了。学校放暑假之后，我的主要任务是照看弟弟加上喂家里偷养的一只山羊，每天都要割些青草喂那家伙。放寒假时主要是拾柴。去田里捡拾遗留下来的玉米秆和棉花根子，去河堤上和河滩里用竹耙子搂树叶搂干草，总之，把能烧锅的东西尽可能多地弄回家，以满足家里整个冬天做饭用。这时，村里的食堂已半死不活，吃饭差不多要靠自家做了。这个时期，我最盼望的是有亲戚来，一来了亲戚，娘便会改善伙食，或者做一回鸡蛋臊子面，或是烙一张葱油饼，我会跟着解解馋。我那时想，人要是天天都能吃到臊子面和葱油饼，那该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呀！我开始有了第二个理想：天天能吃臊子面和葱油饼。
八岁那年，饥馑突然到来了。我从来没想到饥馑的面目是那样狰狞可怕。先是家里的红薯吃完了，后是红薯干和萝卜吃完了，再后是萝卜缨和野菜吃完了，跟着是难吃的糠和苞谷棒芯吃完了，接下来是更难吃的红薯秧吃完了，最后是把榆树皮剥下来捣碎熬成稀汤喝，把棉籽炒熟后吃籽仁。全家人那时的全部任务是找吃的，所有可能拿来填饱肚子的东西都被娘放进了锅里煮。村里那时除了耕牛，再也见不到任何家禽和家畜。我那时什么别的事也不再想，读书、写字、做游戏，早忘到爪哇国了，唯一想的事情就是把肚子填饱。我那时才算知道了饥饿的全部滋味，无论看到什么，先想它能不能吃，能吃，就是有用的，就生尽法子要填进嘴里。村子里开始饿死人了，我也全身浮肿，所幸国家的救济粮到了，我得以活了下来。这场饥馑让我觉得世上最好的东西其实就是粮食，所以后来养成了储粮备饥的习惯，不管粮店离家多近，都想买点米面放在家里，看到有米面在家才觉得心里踏实。也是因此，我倘是看见有人浪费粮食，就特别难以忍受。当了军官之后，我一直不敢把发的粮票全部吃完，每月都要节省下来一些准备应付饥荒。储粮备荒是我觉得最重要最正确的口号。
这场饥馑让我体验到了绝望的滋味：当我看到娘再也没有东西下锅站到灶前发呆时，我小小的胸腔里都是慌张、疼痛和恐惧。
高小、初中是在构林镇读的，我那时已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过天天能吃饱饭的日子。村里的大人一再教导我：你娃子只有考上大学才能当官，只有当官才能吃香的喝辣的，你只有吃香的喝辣的才能让你的爹娘跟着享福。我于是暗下了考大学当官的决心。我学得很刻苦，我的每门课业在班里都排在前列，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冬天上早自习时，我走六华里赶到学校，天还没有亮，点上煤油灯便开始读书；夏天下大雨，没有伞，蓑衣也会淋透，淋透就淋透，到学校把衣裤拧干了穿上就是。没料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在我读初中时突然爆发了，我的大学梦只做了一小截。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同学们一起去“破四旧立四新斗争牛鬼蛇神”。我们把班里的学生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把有地主富农亲戚的同学当作黑五类，对他们极尽蔑视和奚落。我们把离过婚的一位女教师视为坏分子，在她的脖子上挂上了一双破鞋。我们把民国和民国以前的所有东西都视为旧东西，把一些好瓷器砰砰砸碎。后来，“大串联”开始，我随同学们步行去了韶山，看完毛主席的家乡后，又坐车去了长沙、株洲和上海。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见构林镇以外的世界。坐船过洞庭湖时天在下雨，我望着烟雨迷茫的湖面在心里想，湖南出过那么多的大人物，这块土地可能真有灵气，来走走看看也许会有好处，只不知自己此生会走出一条啥样的道路……因为学校不上课，又少有我喜欢的小说读，“大串联”回校后，我便迷上了拉胡琴和打篮球。白天的很多时间，我都是在篮球场上度过的。
打篮球原本只为打发无书读的时间，没想到倒为自己打通了连接另一条道路的阻隔。1970年的冬天，驻守山东的一支部队来我们邓县招兵，领队的是一个姓李的连长，这连长酷爱打篮球且是团篮球队的队长，他这次来招兵还带有一个任务，就是为团篮球队再带回几个队员。他站在我们学校的球场边上看我们打球，偶尔也下场和我们一起打。我的球技不属一流，但身高一米七八，可能有点培养前途，他的目光因此注意到了我。于是，另一条道路便在我眼前展开了——这年的12月下旬，我去山东当了兵。
这一年，我十八岁。
多年后，当我回想当兵这件事时我才明白：一个人，可以影响另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机会，可以使一个人的人生发生重大改变。
我坐上了东去的运兵闷罐列车，我隔着列车门缝望着疾速后退的中原大地，心里有依恋，有不舍，但都很轻微，心中鼓荡着的，多是欢喜。
我终于可以独自外出闯荡了……
我家所在的邓州构林镇，位于河南省境的西南部，离鄂北的名城襄樊也就三十公里。
解放前，因为这里是两省交界，离豫鄂两省的省城远，官府的权力抵达此地时小了许多，故此地匪患严重，土匪一杆子一杆子的，特别多。
1948年夏天那个阴云飘动的早晨，襄阳城南门外宋家香烟铺子三十八岁的老板娘，奉丈夫指派，进南门去城里的米铺里买米。原本一个时辰就可回来，没想到竟一去不回，再无踪影。真实的情况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一杆子土匪想抢米铺，结果因米铺防守太严没有得手，正生气要撤时看到了来买米的宋家老板娘，见她还有姿色，就顺手捂了嘴塞进马车抢走了。香烟铺子的宋老板哪知道真情，慌得跑遍了襄阳和樊城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到处找，可哪里找得到？他去警察局想求警察帮忙寻找，警察局长训斥他道：现在国军和共军正准备打仗，襄阳的军警都在紧张备战，谁还有心去为你找个女人？……
他于是只有把头绝望地抱紧。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有个过路的马车夫进店里来买香烟，听人说了老板娘失踪的事，问了问她的长相和穿着，那人回忆着说，他这趟去河南邓州拉桐油，在那儿的构林镇上见过一个很像老板娘的女人。宋老板不相信这个捕风捉影的消息，他认为妻子决不会跑那么远到那样一个陌生的地方。可他的大女儿，十九岁的蔓蔓想娘想得厉害，就要立刻去找娘。当她不顾父亲的阻拦，用锅底灰把脸抹黑，拎着一把纸伞，挎着一个小包袱于第二天早晨急急走出她家的香烟铺子时，她并不知道她此生的命运就要发生改变了。
她慌忙地赶到汉江边，上了渡船。
江对面的樊城她过去跟爹来过，街市上的繁华和襄阳不相上下，可眼下因为备战变得行人稀少街面萧条了。她无心去看街景，只是匆匆问明了去河南邓州的路，通过了军队设的路卡，三步并作两步地向北边走。
天开始下雨。那时候鄂豫两省间的通道还是明清时期留下的驿路，因为战争的频繁发生也因为土匪的猖獗，沙土驿路上既无马车也无牛车，六十来华里的路全靠宋蔓蔓的两只脚走。还好，大约因为天正下雨的缘故，路上并未遇见土匪和歹人，当她终于看得见“构林关”那三个字时，她身上的力气差不多已全被路面吸走。时间已近黄昏，雨早已停下，正当她准备进镇街时，一个哼着小曲的中年男人一摇一晃地迎面走来。她忙迎上去问：大叔，我从湖北襄阳来，想向你打听一个人，行吧？
哦？那人仔细地看蔓蔓一眼，很是意外地叫道：嗬，你这姑娘胆可够大的，这兵荒马乱的岁月，你敢一个人走这样远的路，不怕土匪把你抢了？说吧，你找谁，这构林镇上的人没有我不认识的。
我找俺娘，三十八岁，襄阳口音，几天前离家的。
那人的眼珠在飞快地转着，一刹之后带了笑说：你找我那可真是找对了，你娘我见过，前几天才来我们镇上，一直住在一家客栈里。你可以跟我先去我家歇歇，然后我就去叫你娘来跟你见面。蔓蔓一听这话，高兴得“啊”了一声，一直紧皱的眉头松开了，连连鞠躬说：谢谢大叔，谢谢大叔。之后，就跟着那人到了他家。那人的屋子很破旧，屋里除了很多空酒瓶、一张床和一条旧被子外，差不多没有别的东西。你先在家里坐坐。那人边说边退出门去，蔓蔓感激地看着他的背影，唯一让蔓蔓诧异的是，他出去时顺手锁上了门。这是干什么？是怕别人来打扰我？
蔓蔓哪里料到，她把信任给错了人，这个名叫四赖子的男人，是构林镇上有名的酒鬼和赌徒，他根本没见过蔓蔓的娘，镇上也根本没有从湖北过来的女人，他对蔓蔓说假话收留蔓蔓的全部目的，是想把蔓蔓转卖给那些想讨老婆的光棍汉，以换得一笔喝酒和赌博的钱。四赖子干这事已不止一次，所以他没用多久就在镇上找到了一个想娶媳妇的男人，他说他有一个姑家表妹，今年一十八岁，人长得花容月貌，就是家里穷些，最近他姑妈得了重病，急需钱用，因此委托他为表妹找个好人家，现在表妹就坐在他屋里，想在今晚娶走的话就赶紧拿出两块现大洋来。那光棍汉一听有这好事，高兴地说：麻烦四哥就站这儿等着，我这就去找人赊账。不大工夫，那光棍汉以自己的房子为抵押，真的从一家杂货铺老板那儿赊来了两块大洋。四赖子伸手想接，那光棍汉缩回手说：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四赖子有点不高兴：你还信不过我呀？咱们是街坊，我还能跟你玩空城计？走，去我家，我让你看看是真还是假！
两个人来到四赖子那两间草房前，隔了窗棂一看，蔓蔓那阵已把油灯点上，正在灯下心神不安地坐着。光棍汉一看蔓蔓果真长得眉清目秀，当下就把两块大洋塞进了四赖子的手里，低了声说：谢谢四哥，今晚容我先和她成亲，明天再请你喝喜酒。说着就要推门进屋，四赖子急忙拉住他轻声交代：我这表妹并不愿今晚就立马成亲，我们得略施小计才能让她顺从地跟你回去。边说边示意他站在门外，自己打开门锁走了进去。蔓蔓一见他回来，喜出望外地站起身问：见到俺娘了？四赖子轻声说：外边有个人来带你去见你娘，你快跟他走吧。蔓蔓一听，拿起自己的小包袱，向四赖子施了一礼，就兴冲冲地向门外走去。
光棍汉没细听四赖子和蔓蔓的对话，只管心花怒放地带着蔓蔓往家走。他俩前脚刚走，四赖子已兴高采烈地锁上门去了一家酒馆，响亮地对着伙计喊：拿酒来！
蔓蔓跟着光棍汉走到他家门前时，觉着事情有些不对，忙问：我娘不是在客栈么，你咋领我来了你家？光棍汉被问得有些发怔，怔了一刹才反问：你娘不是病重在家？你不是来和俺成亲的么？蔓蔓一听大吃一惊，当即转身就要去找四赖子。光棍汉这时开始明白是四赖子说了假话，可他知道钱到了四赖子的手，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他不能人财两空，他必须让这姑娘做了自己的老婆，才算不吃亏。他决不能让这姑娘走，于是上前一把抓住蔓蔓的手说：我已经花了两块大洋买了你做老婆，你必须跟我成亲。边说边要把蔓蔓拉进屋里。蔓蔓这时才看清了危险，死命地挣，两个人的撕扯加上蔓蔓的哭喊惊动了两边的邻居，但这种事邻居们不好管的，那年头男人花钱买女人再正常不过。蔓蔓到底力不抵男人，很快被光棍汉拉进了屋里。按这类事情正常的发展程序，一场悲剧眼看就会出现，她将和她娘一样被人强行占有。但两个当事者和构林镇人都不知道，一个更大的事件此时已在他们的身边发生——中原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部队已经奉命急行军悄然到此，以截断南阳和襄阳之间的联系。当蔓蔓绝望的哭喊持续地在镇街上飘荡时，解放军的一个连已不费一枪一弹解除了民团的武装并开始在街上巡逻，蔓蔓的哭喊使得解放军的连长带人敲响了光棍汉的门。
脸上被抓满血印的光棍汉开门一看是些带枪的兵，顿时吓得腿有些发软，忙说：老总，我是——衣服已被撕得乱七八糟的蔓蔓一见有人来过问，急忙扑到连长面前抱紧了他的腿说：快救我——
不消几分钟，连长便问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连长明白之后，眉头就皱紧了，指着光棍汉说：我们这支队伍主张婚姻自主，你强迫这姑娘和你成婚，是不行的，我们有保护这姑娘的责任。光棍汉也不敢和拿枪的人耍横，只说：人是我花了两块大洋买来的，你们不让成亲，也中，那总得把钱给我吧？连长摸了摸自己的衣袋，里边并没有装钱，其实就是里边装了钱，他也不能把钱用在这事上。蔓蔓一见连长没有钱，立马又哭开了，这当儿，连长身后一个用绷带吊着右臂的瘦高个子通信员说：连长，我有钱。说着，就真掏出了两块大洋。连长看着高个子，说：二有，那是组织上给你养伤用的。二有在前不久的一场战斗中伤了右臂，因为这场战斗的伤员太多，上级让伤员们就地疏散养伤，能回老家养伤更好，可领两块大洋离队。二有的家就在这构林镇附近，被连里确定回老家养伤，因此领了两个银圆的钱。按连队原来的安排，他随连里行军到构林镇后，就可以离队回家了。二有说：先尽急用吧。我家离这儿不远。到了家就饿不着我。连长犹犹豫豫接过了那两块大洋，转手递给了光棍汉。光棍汉接了钱显然怕连长再变卦，赶紧进屋关门上闩。
现在你怎么办？连长看着重获自由的蔓蔓问。蔓蔓说：我回襄阳。连长说：据我了解，襄阳那儿马上就会变成战场，子弹可不认你是不是襄阳人。我劝你还是先留在这构林镇上，等战事过去了再回家。
不不不，蔓蔓急忙摇头，我害怕这个镇子。
那……连长沉思着：要不你先跟这个二有去他家住几天，他家离这镇子不远，他是我的兵，我敢保证他会保护你，等襄阳的战事一过去，你就让他送你回家。
蔓蔓看了一阵吊着伤臂的二有，半晌才点了点头说：那好吧。她的话音刚落，二有就有些急了，叫道：连长，这不太好，我忽然带个姑娘回家，会让人误解的。连长有些不耐烦，说：这点
事你都给你家人解释不明白？好了，赶紧带上这姑娘走，部队马上就要行动，没时间跟你啰唆！
于是就在这个夏雨过后有一牙月亮的晚上，蔓蔓跟着二有来到了那个离镇子只有三公里的周庄。二有的一家对蔓蔓给予了最热情的接待，二有的爹娘以为这个城里打扮的姑娘就是儿子领回来的媳妇，欢喜得眼都眯了起来，可二有明确地说：她只是在咱家避几天难，与我毫不相干，你们甭操别的心。蔓蔓出于对二有拿钱相救的感激，从第二天起自动担负起给二有伤臂换药擦洗的任务。随着这种近距离接触的增多，蔓蔓和二有相熟了起来，他给她讲部队打仗的事，她给他讲母亲失踪的经过和她在襄阳城南门外的经历。两个人就在这种交谈中互生了好感。蔓蔓问：你说实话，你现在后不后悔为我花了那两块大洋？二有说：两块钱救了一个人，咋能会后悔？十几天后，传来消息说襄阳已经解放，蔓蔓挂念着家人，急着想回家，二有说：为了你路上安全，我送你。蔓蔓没再客气，两个人于是步行上路，蔓蔓背着贴饼子和煮鸡蛋在前边走，二有吊着伤臂在后边紧紧相跟。
襄阳和樊城已被战争改变了模样，她家的香烟铺子也早已被炸倒。幸存下来的街坊们告诉她，她走后第五天，她被土匪劫走的娘偷跑了回来，可仅仅过了几天，她父母就又被倒塌的香烟铺子压死了，妹妹随着逃难的姑姑向山里跑了，至今没有消息。蔓蔓站在家屋的废墟前捂脸大哭。二有默站在一边，等她终于停下哭声时把她紧紧搂到了怀里。二有说：既是这个家没了，你就还跟我回河南的家吧。蔓蔓没有说话，蔓蔓只是又一次哭出了声……
蔓蔓没有了别的办法，只好跟着二有又回到了河南。这一次，二有的娘看出这姑娘真有可能成为儿子的媳妇，就大着胆子对蔓蔓说：姑娘，你要是觉着跟俺二有过日子不委屈你的话，我就为你俩办桌喜酒。蔓蔓听罢看了二有一眼，二有也正看着她，她于是把头点点。她把头这么一点，第二天就成了二有的媳妇。
1952年，我在周庄出生了。长到四五岁之后我才知道，二有是我的远房二伯，蔓蔓是我的远房二娘。我从老辈人的嘴里听说，他俩成婚后，因为蔓蔓的湖北口音和她的清秀长相，使她成了我们周庄村里最受关注的新媳妇。二有伯的伤臂好了之后，经常领着蔓蔓去构林镇赶集，给她扯了好多块花布让她做衣裳。蔓蔓因此成了我们村里花衣裳最多的媳妇。
但这种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后来的土改运动中，二有伯的家被划为了地主。这是那个年代里很可怕的一个头衔，这个头衔立刻像唐僧手中的金箍一样，束住了二有伯和蔓蔓二娘的头。所幸二有伯有一个军人退伍证，这个证件保证了他们夫妇不承受地主家人该受的歧视和批斗。
二娘把二有伯的退伍证当作宝贝似的保存着。他们就在这个证件的保护下生下了几个孩子，过了十几年的安稳日子。
这之后，1960年来到了他们的生活里。这个年份在他们的生活中之所以显得特别，除了灾害和饥荒之外，还因为蔓蔓二娘在这一年把二有伯的退伍证丢了。可能是饥饿的威胁太可怕太紧迫，证件的重要性相对降低，所以使蔓蔓二娘放松了对它的看管，致使老鼠——差不多可以肯定是家里那些饿急了的老鼠，毁掉了那个证件。
已经过去的那些安稳日子多少麻痹了蔓蔓二娘的神经，使她没有想办法立刻去补上这个证件。结果，当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来到时，她和丈夫、孩子所组成的小家，同婆婆等地主分子一起，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孩子们从此不得上学，全家人在村里受到了歧视。她想找县民政局为二有伯补发一个退伍证，可苦于找不到二有伯所在的部队，找不到证明人就办不成。她一气之下得了一个奇怪的病：瞌睡症。动不动就会睡过去，而且睡得香甜无比。通常，她一觉要睡二十分钟或半个小时，这一觉和下一觉的间隔可长可短。即使是正在做饭，正在说话，正抱着孩子，她说睡立马就可以睡过去。我长到记事时，经常看到二娘在坐着睡觉，怀里的孩子在咿呀乱闹，旁边的村人在大声说笑，家里养的那只黑狗在她身边大叫，可她照样在睡觉。
因为没钱也因为这个病没有严重的后果，二娘并没有找大夫也没有吃药。二有伯可能催过二娘去看病，见她不在乎也就没有坚持。二娘有了这个病后，坏处是容易误事，全家人要吃饭时发现她还坐在灶前睡觉，客人跟她正聊着天她却睡着了。但也不是没有好处，凡是她不想打交道的人，即使那人来到了她面前，她也可以立马闭上眼睡过去，对方还不好怪罪；凡是她不想听的话，对方的声音再大，她也可以闭上眼睡过去，完全不听；凡是她不高兴见到的事，她闭上眼就睡，可以做到眼不见为净。正因为她有这个病，在我长大以后，我还从没有见二娘生过气发过火吵过架，她在清醒时总是笑意盈盈。
较长时间的睡眠可能对人的健康很有益处，我的二娘因为有了这个瞌睡病，因为延长了睡眠时间，她的身体一直很好，很少得别的病。她要为几个孩子，为她那个穷家操劳，辛苦是肯定的，但你却看不见她脸上有多少疲劳。在她过了五十岁之后，我的二有伯再次负了伤，这次是在村里修桥时不幸被砸断了一条腿。二娘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要操心的事情更多，要干的活儿也更多，但大约因了瞌睡病的保护，劳苦并没有损坏她的健康。如今她已经八十岁，还能抱着小孙女满村里走，还能为全家人做饭，还能饶有兴味地抽纸烟，当然还常常打瞌睡。前不久我回故乡探亲，见到了她，她很高兴地拿出一个小红封皮的本本让我看，我翻开，见是县民政局为死去多年的二有伯补发的一张革命军人退伍证，上边填着二有伯的名字，注明了退伍的时间。
我终于找到了两个能证明你二有伯当过兵的证明人，所以他们就给我补发了。八十岁的二娘骄傲地说。我有些诧异地问她：二有伯都已经去世几年了，你要这个证还有啥意思？
当然有意思了，有了这个证，就证明你二娘我当初嫁的是一个正经的退伍军人，不是一个地主的儿子，证明我这当初的选择没有错，证明我的命并不苦。
我怔怔地望着二娘，长久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