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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来谈创作，不能不谈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个人认为，身为作家，应该努力去把握和表现这个精彩的时代。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间量词。它没有标准的长度规定，既可用于个人生命时段的划分，如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可用于人类成长时段的划分，如旧时期时代、新石器时代；还可用于社会生活时段划分，如盛唐时代，等等。当我们把它用在社会生活中时，它通常是用社会生活中的大事件来命名的。也是因此，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有很多名字：网络时代、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全球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等等。我个人认为，就世界范围来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就中国来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民族全面复兴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作家能赶上中华民族全面复兴这个时代，是我们的幸运。我觉得，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给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这个时代给作家提供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写作环境。如今，和平成为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向往，协商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处理争端的政策首选，加上我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世界相对安宁，中国因此获得了和平建设的机会。这使作家也有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写作环境，可以安心地去从事创作活动。有没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对于作家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当然承认战乱时期也会出好作品、好作家，但谁愿意在枪炮声中、在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的环境下写作呢？战乱时代，多少有才华的作家不得不离开书桌上战场，不得不丢下笔去四处躲避子弹、炮弹，美好的年华没能用到写作上。“文革”时代，多少作家被迫放下笔。相比他们，我们今天的作家难道不幸运吗？
这个时代也给作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写作素材。今天，经济发展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追求，更是我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也是因此，人们的物质欲望连带其他各种欲望都开始释放和展示出来，五彩缤纷的人物和千奇百怪的事件不断涌现在我们眼前：一夜暴富的股神、捐赠过亿的慈善家、自己出资办学的民办校长、敢与黑社会较量的警察、走穴赚钱的艺术家、用网络和电话诈骗的“高手”、抢劫银行的大盗、单笔贪污八千万元的贪官、敢造假币的“能人”、会卖假药的药商、拐卖邻人孩子的人贩子、做人血买卖的血头、新建楼房忽然倒塌、在建桥梁轰然垮掉、工人正掘进的煤窑突然爆炸、过量超载乘客的大巴一下子翻倒、用从地沟里淘出的油炸油条、在过期的食品包装袋上再贴新的出售标签，等等等等，没有哪个时代如此热闹过，人生的各种映象和人性的各种闪光成为我们观察人生审视人性的绝好机会。今天，在保障人的幸福和生存权利成为普世价值观念的时候，恐怖主义这个怪物却开始兴风作浪，世界上恐怖事件频发，我们国家也未能幸免：用汽车炸弹和提包炸弹袭击人群、持刀追杀在市场买菜的妇女、用石块砸死背着书包的孩子、用长刀捅死在街头购物的老人，这些反常的现象更值得我们作家去认真审视人性深处的怪异之景。
这个时代还给作家提供了思考人类未来境况和最后归宿的一些条件。如今，自然科学的发展呈现一种超速状态，前所未有的新技术不断出现，人类的未来生活图景已若隐若现：距离已无法限制人们当面交谈，视频可以跟踪人的全部行动，会飞到高楼窗前的汽车已经研制出来，最新一代的机器人已可以和人谈情说爱，动物已可以克隆，人的个别器官已能更换，换脸术已经成功，计算机很快可以读脑。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009年9月22日报道，美国科学家雷·库日韦尔说，二十年后，人的许多关键器官都能够靠纳米技术来替换。他写道：“我和许多其他科学家现在都相信，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就能够为我们古老的身体软件重新编程，这样，我们就能阻止甚至逆转衰老。之后纳米技术就会让我们长生不老。最终，纳米机器人将替代血细胞，而且其工作效率会提高上千倍……”纳米技术会使我们的智能大大提高，那时，我们只要几分钟就能写一本书……虚拟性爱将会成为家常便饭……将来的世界，人类会变成有着人造肢体和器官的电子人。这些令人意外的话是科学预言还是故作惊人之语？作家不应该不管不问。历代作家一直在进行追问：人从哪里来？人活着的意义究竟为何？人将向哪里去？人类最后的归宿在哪里？现代科学已把一些隐在远处的可启发我们思考的东西指给了我们，我们能不能抓住那些东西，要看我们作家进行形而上的思索探求的本领了。
这个时代也对作家的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是影像对人们眼睛的吸引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这就要求作家的文字要更有吸引力，否则你根本不能把读者的目光由影像上拉到你的文字里。其次，是这个时代凡事习惯让市场说了算，对书，也习惯以市场印数来论其好坏，这就要求作家要有更大的定力，要坚持该坚持的。还有就是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用于阅读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这就要求作家在写法上要有崭新的创造，尤其在叙述节奏上要适应现代人的需要。我们如果不关注这个时代的这些新特点，我们写出的作品可能就会脱离这个时代，很难为这个时代的读者所喜爱。我们当然可以声称自己的作品是为下一个时代的读者写的，但回首我们民族文学经典产生的过程会发现，所有的后来成为经典的好作品，其实在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就已经被一部分人接受了。
一个人所处的时代，不管是好是坏，都是不能自主选择的。它是父母带我们不知不觉走进的，是社会要求我们走进的，是时间迫使我们走进的。但个人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又有能动性，我们可以给时代添加新的内容，给时代留下自己的印痕。作为一个作家，遇上今天这个好时代，应该向其献上自己最富创造性的好作品，使时代生活在自己的作品中长留下去，为后世人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存一份好的标本。
宗教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都可以感受到。
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学产生的重要影响，在西方许多作家的作品里均可以发现。同样，中国的宗教文化也曾经对中国的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
中国人如今信奉的宗教主要有三种，即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教文化，也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佛教文化，二是道教文化，三是伊斯兰教文化。在三种宗教文化中，只有道教文化的根是深扎在中国的土地上的。道教不同于佛教和伊斯兰教，它不是由外国传来，它是从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它源于先秦的道家，奉老子为教祖和最高天神，同时承袭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巫术和求仙方术，是土生土长的本民族宗教。它在东汉晚期逐渐形成，长久作用于民族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广泛领域。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道教追求在现实世界上建立“人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的平等社会。这种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影响了许多文学家，从而使一批类似《桃花源记》和《水浒传》的文学作品出现，《桃花源记》期望建立一个宁静、平等、安乐的世外世界，《水浒传》期望凡到梁山泊聚义的人都能成为兄弟。今天的中国当代文学中，有一批写反对司法界腐败的作品，这批作品中反映出的对平等的渴望，其思想的源头里，有一支是连着道教文化的那条河道的。
道教认为“道法自然”，认为自然界的美妙山水间存在着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因此崇尚清静无为，主张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主张也对后世的文学家产生了影响，使类似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种赞美、咏叹山水的诗词不断涌现，使类似于《游褒禅山记》的散文不断被创作出来。今天的中国当代文学中，有一批作品对现代科技的负面作用表示出担心，对美丽的自然环境的被毁坏表示出忧虑，期望回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社会。这批作品的精神渊源，也可追溯到道教文化里。
道教认为生活是乐事，活着是好事，死亡最痛苦，乐生、重生、贵术，热衷于“人如何不死”“如何长生”的问题，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几乎全都关心“人死之后如何”的问题，认为人生充满罪恶与痛苦，把希望寄托在天国，企望死后灵魂得到安宁。只有道教独树一帜，讲究养生之功，希望长生不老。道教的这种希望也对历代的文学家产生了影响，使孙悟空这种烧不死砍不死的艺术形象和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的故事得以在小说《西游记》里出现。在今天的中国当代文学里，有一批小说专写人对死亡的恐惧，写人为延年益寿作出的各种努力，这批作品的精神之源，也有一部分在道教文化那里。
道教向往超俗脱凡、不为物累的“仙境”世界，对战争表示出特别的厌恶，这对文学家们也有影响。中国的许多诗词、散文和小说在写到扩张性、侵略性的战争时，多采取批判、反对和谴责的态度。从杜甫的诗句“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到中国文学中反对穷兵黩武的传统精神，和道教文化都或多或少地有着联系。
宗教作为一种成熟的意识形态，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观念、情绪和活动的相当严整的体系，是人类的一种伟大的创造。它可以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方式，具有极宽广的文化涵盖功能。道教作为一种成熟的宗教，包含着哲理思辨、人生理想、伦理观念、道德意识等内容，必然会给予中国的社会文化以巨大的影响。中国文学是社会文化的一种样式，自然要受到它的影响。我们看到了这种影响，就会加深对中国文学发展中一些现象的理解，就会摸到中国文学作品的一些思想之脉。
要想准确地理解中国的一些文学作品，需要对中国的道教文化有一点了解。
欢迎朋友们去我们中国的道观里看看。我的家乡就在著名的道教圣地武当山附近。朋友们到了武当山金顶，可以看到道徒们在特设的法坛上进行“斋醮”的仪式；看到设坛、摆供、焚香、画符、念咒、上章、诵经、赞颂的过程；看到美丽的烛灯；看到美妙的道乐吹奏程式；看到道徒们修炼内功的情形；看到道士们为死者进行施食、追荐和超度的情景。那会使你觉得乐趣无穷。
我在中国等待着朋友们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