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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问（以下简称“问”）：中医学的特色与优势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老师说辨证论治有困惑、有短板、有捉襟见肘之时，我也有同感。那么辨证论治还称得上中医学的特色与优势吗？
余国俊答（以下简称“答”）：当然称得上！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是与西医学相比较而存在的。辨证论治作为中医的思维方法和治疗手段，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是独特的。
问 ：敢于揭辨证论治的短，老师是第一人吧？
答 ：岂敢！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中医学家姜春华教授就揭过辨证论治的短。大家知道，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叶天士论治温病，主张按照卫、气、营、血的传变次序，按部就班地施治，他说：“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几百年来，中医界奉之为金科玉律。姜春华老前辈不知憋了多少年，突然揭竿而起，大呼：这不是教人循规蹈矩，听天由命，坐以待毙吗？他主张一开始就用大黄等清热泄下，顿挫病势，截断扭转，以缩短病程，加速康复。当然，这需要辨病、辨体质，不是每一种温热病或湿热病都可以用的。当年，姜教授的文章在《中医杂志》上一发表，就受到批评，受到围攻。记得一篇批评文章的标题是“为叶天士喊冤”。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姜教授揭了辨证论治的短，捅了马蜂窝。我今天讲了辨证论治的困惑，只不过亦步亦趋，步了姜老前辈的后尘而已。
问 ：老师说“人无我有”便是特色和优势，我看西医也有整体观念呀。比如，西医的住院病历，现病史、既往史、家族史……面面俱到；阳性体征不遗漏，阴性体征要写全。西医也不完全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比如，老年牙痛，久治不愈，要考虑心脏；胃痛久治不愈，要考虑隐性心绞痛；顽固性的骨关节痛，要警惕肺癌等。
答 ：那是全面性，不是整体性。当代西医注意全面性，纠正片面性，是一大进步。西医基本上是局部观念，即使注意全面性，也难免百密一疏，挂一漏万；而中医是整体观念，提纲挈领，纲举目张。
问 ：中医的整体观念优于西医的局部观念？
答 ：整体观念和局部观念，各有千秋，各有短长，难分轩轾。
与美国加州中医药大学中文博士生共进午餐
前面讲过，方证对应，即“有是证用是方”，相符者，便信手拈来、轻车熟路，可以不受八纲、脏腑、卫气营血、三焦等多种辨证方法的限制。这实际上是在重复张仲景当年的治病实践，不失为准确运用经方获取高效的一条捷径。
这就要求背诵原文。江老晚年，把他学习张仲景著作的心得体会浓缩成为16个字，即“读书与临证相结合，理解与背诵不偏废”。江老能背诵《伤寒杂病论》原文，晚年虽背不全，但仍能背诵有方证的条文。他对原文的关键字句，仔细推敲，前后对照，彼此互勘；并结合临床，细心体察。他强调要在“细”字上下功夫，切忌粗枝大叶，顺口读过。
近几年，我先后问过几位中医研究生，蛔厥是什么病？有人答是吐蛔、厥逆；有人答是胆道蛔虫病。他们都没有看过江老的著述。
让我们先看一看蛔厥的出处。
《伤寒论》辨厥阴病第338条载：“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此为脏寒。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江老说，这个蛔厥证，古今不少医家都被“蛔厥”二字印定了眼目。以为蛔厥者，顾名思义，蛔虫所致之厥逆也。如喻嘉言说：“蛔厥则时厥时烦。”程知说：“蛔厥者，手足冷而吐蛔。”近人则多以腹痛、吐蛔、厥逆作解，或与胆道蛔虫病画等号。江老曾见数例蛔厥，患者既不腹痛吐蛔，也不厥逆，却与上条所描绘的“静而复时烦，须臾复止”的特征性证候完全符合。
如患儿江某，女，1岁半，麻疹靥后阵阵心烦。初以为麻后余热，予养阴清心之剂无效，而烦躁亦频。患儿每见家人进餐（甚至闻碗筷响动声）即索食；甫入口，烦躁顿作，摔碗抛匙，不容制止。江老踌躇几天，不解其故。一日，又亲见患儿坐在床上，嬉戏自如。其母偶予桃片糕一片，刚入口便尖声呼叫，揭帽脱袜，爬下床来。江老欲观察其究竟，便示意其母勿止之。但见患儿沿地辗转、滚爬呼叫，大约1分钟才安静如常。江老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蛔厥吗！为什么会恍然大悟？乃因当时的情景激活了大脑的内存，“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于是方证对应，予乌梅丸去桂枝、附子、干姜、细辛，加使君子、鹤虱、槟榔等驱虫药。服一剂，第二天早晨，大便下如污泥，中有蛲虫无数，或死或活。从此不再得食而烦躁。
又如住院患儿王某，男，5岁，也是麻疹靥后阵阵心烦，须臾复止。烦时咬人，还自咬手指手背，双手感染化脓。西医诊断为“麻后脑病”，治疗十余天无效。江老亦断为蛔厥，方证相应，投以乌梅丸加减几剂，连日下蛔虫数十条，烦躁乃止。
江老晚年曾多次感叹，每忆蛔厥治验，未尝不遥想张仲景当年，若非亲眼目睹蛔厥的临床特征，如何能描绘得如此形象生动，精细入微！而后人重复张仲景当年的治疗实践，果然获得高效，不亦乐乎！
谁说中医不能重复？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1981年秋，我奉命协助江老撰写参加南阳会议的论文。江老口述的第一则医案就是蛔厥案。口述其治疗经过之后，江老意犹未尽，归纳了三点：
第一，要背诵原文，忠于原文。
江老说，蛔厥证出于《伤寒论》第338条，本条原为“脏厥”与蛔厥的鉴别诊断。脏厥的症征是“脉微而厥……躁无暂安时”，为阴寒内盛、阳气欲绝的险证；蛔厥的症征为“静而复时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为上热中寒、寒热错杂之证，有虫患。名曰蛔厥，却未言厥逆，是因为厥逆并不是蛔厥的独特症征，亦不是必然出现，此与脏厥的通体厥逆毫无鉴别意义。
江老强调，张仲景描绘的蛔厥的独特症征，与他亲眼目睹的完全一样，说明张仲景原文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是从临床中来，都具有准确而深刻的含义。所以我们读原文时，不可顺口读过，浅尝辄止，就像俗话说的，“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而省疾识证，岂可浮光掠影，马虎草率，就如张仲景批评的，“相对斯须，便处汤药”。
江老还说，第一案的女患儿原是蛲虫为患，可见蛔厥的虫患不只蛔虫一种。若非亲眼目睹，怎能有此发现？联想到日本多数学者，不管是主流派还是非主流派，都主张结合临床研究《伤寒论》，主张把《伤寒论》与病人结合起来研究。若为研究而研究，纸上谈兵，则毫无价值。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第二，要正确对待后世的新见解。
后世医家诠释蛔厥，从病因（虫患）、病机（上热中寒，寒热错杂）着眼，推测其可能出现腹痛、吐蛔、厥逆等症，是出新之处。近人用乌梅丸加减治疗胆道蛔虫病，可收安蛔驱蛔之良效，此亦源于张仲景而扩充之、发展之，引申触长之，可师可去。
不过应当明确，发展归发展，经典归经典。不晓此趣者，难免“数典忘祖”之讥。
第三，不可一见“厥”字便以为手足逆冷。
张仲景创造性地发展了《内经》的厥证学说，把厥证总结为“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伤寒论》第337条）。江老认为，张仲景所定义的“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乃是一切厥证的总病机；而“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是指寒厥与热厥的共同症征，而不是指一切厥证都会出现手足逆冷。例如，以气机逆乱、突然昏倒为主症的厥证，包括气、血、痰、食、暑厥等，就不是一定出现手足逆冷。
江老进一步概括出“厥”的涵义，一指突然昏倒，不省人事；二指肢体或手足逆冷。这样理解，就执住了牛耳。但还不能把诸般厥证的症征囊括无遗，而必须具体厥证具体分析，掌握其独具的症征，方能遣选针对性强的高效方药。若一见“厥”字便望文生义，而意会为必然逆冷或昏仆者，去道远矣！
江老的蛔厥案介绍完毕，我还要多说几句。乌梅丸寒热、刚柔、补泻并用，泻厥阴、和少阳、护阳明，属于整体性调节，因而适应范围广，运用机会多。古今医家治验多多，然而径用乌梅丸速愈“正宗”蛔厥的典型医案，迄今为止仅有江老的两例，因而弥足珍贵。
下面简介江老用真武汤速愈心悸欲落。
大家知道，《伤寒论》真武汤方证原文有两条。第82条载：“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第316条载：“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
古今医家一致认为，真武汤方证之基本病机为阳虚水泛—肾阳虚衰，水邪泛滥。
但江老1971年在峨边县治疗一例心悸欲落（西医诊断为阵发性心动过速）患者，彝族妇女，28岁，既无发热恶寒之表证，又未犯发汗太过伤肾阳之诫，唯觉阵阵心悸欲落，发病时全身震颤，不能自已，卧床月余。入院后，经西医治疗数日无效。
一日夜半，心悸大作，家人急呼抢救。恰逢江老下放在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工作，火速赶至病房。见患者蜷卧床上，厚覆被褥，全身颤抖，抖得床栏也摇摇晃晃。询之，自觉不畏寒。江老思考片刻，脑海中浮现真武汤方证的特殊症征，“心下悸，头眩，身动，振振欲擗地”。于是遵照方证对应原则，信手拈来真武汤加龙骨、牡蛎，当夜连服两次，震颤停止。守方数剂，心悸、震颤未尝发作。
如果恪守真武汤方证的基本病机，阳虚水泛，而不是按照方证对应原则，有是证用是方，如何遣选真武汤？
如果不用真武汤，用什么方？疗效又如何？
条条道路通罗马，但不是每一条都是捷径。此证用真武汤获得高效，用其他方就不一定获得高效，不是吗？
我下面还要说一些题外话。据说几年前，在一次全国性的经方学术研讨会议上，有一位特邀专家做了关于真武汤方证的专题学术报告。报告完毕，有一位听众提问说：“真武汤方证后注说，‘若呕者，去附子，加生姜，足前为半斤’。请问真武汤去了附子，还叫真武汤吗？”
据说特邀专家被难住了。
大家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好吧，暂时没有考虑好，我先来回答，供大家参考。我认为还叫真武汤。
为什么呢？因为附子不是真武汤的君药。大家知道，真武汤原方的药物排列顺序和用量是茯苓三两、芍药三两、白术二两、生姜三两（切）、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大家仔细看，君药明明是排在首位的茯苓嘛。茯苓的作用是什么？健脾利湿嘛。或者说茯苓与白术同为君药，也是健脾利湿。芍药三两，和营止痛；生姜三两，温胃散水；炮附子一枚，20g左右，用量最轻，温阳散寒，少火生气而已。
以药析方，此方测证，真武汤方证的基本病机是不是脾肾阳虚、水邪内停？而脾肾阳虚是不是以脾阳虚为主，肾阳虚为次呢？请大家翻阅一下，清代左季云的《伤寒论类方汇参》书中，把真武汤归入理中汤类方，是颇具卓见的。
古今真武汤方证医案，有不少把附子加重成为君药，据说疗效不错。我们也请问：真武汤方证中，附子不是君药，若把附子用量加重成为君药，这还是真武汤吗？
关于真武汤的临床运用，因其适应范围广，运用机会多，古今医案亦多，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两点值得唤起注意。
第一，脾肾阳虚、水邪内阻之证，独用真武汤效果欠佳。若水肿甚者，须合五苓散，桂枝改用肉桂，捣细药水吞服。若效果仍不佳，再加杏仁、紫苏叶、防风。陈修园说“杏苏防，代麻黄”，三者代麻黄宣畅肺气，开通玄府。
第二，因真武汤中有芍药和营通络，故治脾肾阳虚、寒凝内痛之证效佳。江老恩师陈鼎三治疗脐下痛，主用真武汤。如1951年秋，江老因公涉水，又食生冷之后，小腹剧痛，痛引睾丸，遂验证恩师经验。服真武汤一剂，几小时后疼痛渐止。而陈鼎三治脐中痛，即神阙穴中痛，径用真武汤重加胡芦巴，效验堪夸。
由于江老熟读、背诵张仲景书的原文，牢记病脉证治，尤能抓住张仲景描述的特殊症征的关键字句，故临证时就能信手拈来，稳操胜券。
如曾治女患，30余岁，患疟疾，西医查出疟原虫，用抗疟药物治疗无效。患者就诊时，呻吟不已。询之，每日午后发病，高热40℃，寒战。发病时，身痛如被杖，呕吐不止。脉无弦象。江老诊毕，《金匮要略》中描述温疟“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烦，时呕”的字句便立即浮上脑际，于是直书白虎加桂枝汤原方。服一剂，次日疟疾未发作。病家感到奇怪，问江老方中究竟哪一味中药能杀灭疟原虫？江老只好默然一笑。
江老为什么默然一笑？因为这个看似“常识性的”问题不好回答。如果实话实说，方中药物都不能杀灭疟原虫，那么病家难免疑虑：我的疟疾病真的痊愈了吗？
西医的病因学说和对因方法，颇为直观，通俗易懂，早已普及。问题是前景乐观不乐观？就说疟疾吧，奎宁曾经独领风骚，后来产生了抗疟性；后起之秀青蒿素，也曾经风光无限，现在也出现了抗疟性。
张仲景时代的白虎加桂枝汤，历代沿用，至于今日，未曾听说过有抗药性。
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
到底应该以什么为主要研究对象呢？应该以人，以患病的人为主要研究对象，正如已故的杰出中医思想家陆广莘先生大声疾呼的：“究天下人之际，通健病之变。”
江老曾治一女患者，年四旬，小学教师，素体虚弱，心悸怔忡甚剧。经当地中、西医治疗月余未效，请江老出诊。江老至，时已黄昏，尚未进入病人卧室，家属及亲友便前来请求江老进入后务必放轻脚步。询其故，则说患者已卧床数月，极易被惊吓，每当听到稍大声响（如脚步声、置物声）便心跳加剧，惊呼“心子要落”！江老诊时，患者唯述心悸，不得稍安。而精神萎靡，闭目思睡，声低息弱；脉象虚数，不及十至，辄有歇止。江老根据《伤寒论》第177条“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之明训，投以炙甘草汤原方，重用人参（寓独参汤之意），嘱其当晚急服两次。次晨复诊，患者已起坐，面露喜色说，心跳已缓，惊悸亦减轻。嘱守方续服，数剂而康复。
拙著《中医师承实录》中说：“审系心脏阴阳两虚之证，炙甘草汤诚为首选之高效方。”
2009年冬，治一妇，59岁，患心房纤颤、房性早搏十余年，常年服归脾丸、补中益气丸、逍遥丸；近两年加服参松养心胶囊、通心络胶囊等。而心悸、胸闷、短气加重时，便急取丹参滴丸或速效救心丸舌下含服。刻诊：经常心悸、胸闷，偶尔短气，腰腹下坠感；舌象大致正常，脉细数而涩。投以炙甘草原方原剂量：炙甘草60g、生姜45g、党参30g、生地黄250g、桂枝45g、阿胶30g（烊化）、麦冬125g、火麻仁125g、大枣30枚（擘）、黄酒500mL。服6剂，心悸、胸闷大减连服40剂，心悸、胸闷消失，但脉仍然细数而涩，毫无起色。迄今已6年，停服归脾丸等，唯每天早晚各吞服三七粉3g。此妇眠食俱佳，心怡体健，毫无老态。但是每次做心电图，都有房颤和房性早搏。
1989年曾治一女，34岁，患频发性房性早搏，经常胸闷、心悸，舌象大致正常。脉象稍数，有促象。辨证为心脏气血阴阳亏虚，拟炙甘草汤原方，仅用十分之一药量，服1剂，无起色；连服3剂，胸闷、心悸稍减，但大便稀溏。遂不敢续服。
我现在很少用炙甘草原方，更罕用原剂量。乃因当代人脾气、脾阳虚者比比皆是，不知你们美国人如何？
江老认为，中医的“怪病多痰”“顽症多痰”，以及“治痰必治气”之说，实源于张仲景。《金匮要略》云：“妇人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原方组成为半夏半升、厚朴三两、茯苓四两、生姜五两、紫苏叶二两。药仅五味，以方测证，非痰气交阻而何？然则看似简单，了无余蕴，我却走过一些弯路，拙著中有披露。
江老曾治一商贾之妇，年四旬许，因操理商业及家务过度劳顿，患了一种严重的“怪病”。自觉咽中有一巨物堵塞，形如汤圆，吞不下、吐不出，甚至呼吸困难，远非一般“梅核气”可比。患者终日惶恐不安，眠食俱废，但饮食无障碍。屡经治疗无效，卧床不起。家人惶恐，束手无策。经友人介绍，请江老出诊。因路途较远，到达时已是深夜。江老详询患病始末，观其脉证，遵“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的明训，径投原方，一剂知，数剂而安。
峨眉县状元街张姓妇人，年逾四旬，久患崩漏，体弱善感。偶因特大火灾外出冒风，患伤寒，卧床不起，辗转就医两月余，病势日增。时当盛夏酷暑，驱车迎江老往诊。午时至，见患者卧于斗室，密闭窗牖，且下重帷。往来寒热频作,每日数十次发；汗出恶风，惧撩帷帐；胸满胁胀，呕恶；苔白，脉细数而弦。检视前医方药，都属补中益气汤、归脾汤之类。江老细思此证，颇与《伤寒论》第101条“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之义相符。至于“下之”二字，应该活看，活看什么？活看本为柴胡汤证，但是治不如法，正气益损。于是书小柴胡汤加减。病者自以为略知医，疑其发汗而不肯服，至傍晚犹未服药，说：“我长期失血，体虚如此，又久病，大汗不止，怎能再发汗？”江老为之讲解《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柴胡药性，以及《伤寒论》小柴胡汤方证之后，又保证说：“小柴胡汤不是发汗剂，放胆服用；如有差错，我承担责任！”病者这才相信，叫人购药；当晚连服两次，汗减热退，诸症若失。第二天早晨复诊，病者欣然起坐，对江老说：“幸亏先生要言解惑，起我沉疴。”守方加减，再进一剂。续以甘淡调理，旬日而瘥。
拙著《中医师承实录》的第一篇文章便是“现代经方大师传授独家心法”。什么独家心法？就是江老运用小柴胡汤治疗虚人感冒的独特经验。江老强调，方证蕴含病机，小柴胡汤方证就蕴含着虚人感冒的基本病机。
有人问：小柴胡汤是治疗少阳病的专方，为什么可以治虚人感冒？
江老答：小柴胡汤出在《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各种病证都可以用，并不是少阳专方。《伤寒论》第97条载“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即是少阳病的病因病机，也是虚人感冒的病因病机。治此证不可发汗，是唯恐耗散虚人的气血阴阳，犯“虚虚”之诫。张仲景出小柴胡汤以和解之。方中柴胡、黄芩、半夏旋转少阳枢机，以达太阳之气；人参、甘草、大枣、生姜奠安中焦脾土，于稳妥平和之中，大具匡扶正气、领邪外出之力。
又有人问：用小柴胡汤治虚人感冒，难道不顾虑柴胡的发散、升阳、劫阴作用？
江老答：《神农本草经》谓柴胡主“寒热邪气”，并未记载发散作用。张仲景说“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是虑其发汗损伤津液，转属阳明。又说“本太阳病不解，转属少阳者……与小柴胡汤”。既然张仲景对于禁止发汗的少阳病主用小柴胡汤，足证小柴胡汤不是发汗剂。至于柴胡“升阳”，是指小剂量，用3～6g助人参、黄芪、白术等升补阳气，与小柴胡汤治虚人感冒无涉。再说柴胡“劫阴”，本有争议。是单味药劫阴？还是用在复方中劫阴？未见报道。张仲景说小柴胡汤的功效是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何来劫阴之弊！
还有人问：感冒初起，大多属太阳病范畴，难道虚人感冒就一定是邪在少阳？就一定要用小柴胡汤？
在世界传统医学联盟带教
江老答：虚人感冒，有属少阳，也有不属少阳的。但小柴胡汤出在《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该书除辨太阴病、少阴病脉证并治，其余各病均有小柴胡汤方证——可见小柴胡汤并不是少阳病的专方，而是从少阳之枢以达太阳之气的方药。重复说一下，少阳病的病因病机是“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大家知道，少阳的病位，外不在躯壳，内不在脏腑，就在腠理。体虚之人，卫外不固，外邪侵袭，可以直达腠理。所以体虚之人患感冒之后，不论邪气是否客于少阳，都可以运用小柴胡汤，旋转少阳枢机，匡扶正气，引领稽留于腠理的邪气外出。这种治法，与后世方书论治虚人感冒，多在滋阴、助阳、益气、养血上下功夫相比，境界高出许多。
更有人问：虚人感冒，有亡津、亡血者，可以用小柴胡汤吗？如果用，方中半夏温燥，黄芩苦寒，是否该去掉？
江老答：可以用，不去。为什么呢？因为复方的作用并不等于方中各个单味药作用的机械相加。《神农本草经》说：“人参味甘，微寒，无毒，主补五脏……”陈修园注：“主补五脏者，以五脏属之阴也……今五脏得甘寒之助，则有安之、定之、止之、润之、益之。故仲景于汗吐下伤阴之证用之，以救津液。”小柴胡汤用人参合甘草、大枣、生姜，匡扶中焦脾土元气，滋养汗源，为胜邪之本，从而使其他性味有偏的药物赖以扬其所长，而避其所短，则为有利之师，所以战无不胜。
江老指出，有一些疑难病症，张仲景不是从辨证论治，而是从方证对应角度出示了高效经方。但因其义理深邃，或因其方义难解，或因罕见前贤医案，或因限于医者经历，终身未能体验，因而弃置不用。
例如，《金匮要略》中有“治中风痱，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的《古今录验》续命汤，以及“治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的侯氏黑散，后世罕有用之者。这两首经方，到底是不是张仲景之方？
陆渊雷说，《古今录验》续命汤是张仲景方，而《金匮要略》遗失，故林亿等取附篇末。陆渊雷慨叹：“唐宋以来医书，未见此方之治验，知黑散之不用久矣岂以其不能取效欤？”
丹波元简说，侯氏黑散，“隋唐之人以为仲景方，则非宋人所附较然矣”。
江老确信两方都是张仲景方，为什么确信？因为疗效不同凡响，特别是《古今录验》续命汤。用江老的话说，简直是千古奇方！
什么是风痱？中医教材上没有这个病名。是临床罕见吗？并不罕见。有人说，风痱就是中风。广义言之，可以这样说。但风痱自有其特定的内涵。
积六十年之临床经验，江老把风痱的发病特征归结为：突然四肢麻木，迅速瘫痪（偏瘫或全瘫）——但不痛不痒，神志清楚，语言无障碍。这与西医学的脑血管意外导致的瘫痪，或癔病性瘫痪，以及风湿、类风湿引起的瘫痪，是迥然有别的。
风痱也有不少文献记载。《灵枢·热病》说：“痱之为病也，身无痛者，四肢不收，智乱不堪……”《千金要方·论风状》说：“风痱者，身无痛，四肢不收，智乱不甚，言微知，则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尤在泾说：“痱者，废也，精神不持，筋骨不用。”楼英说：“痱，废也。痱即偏枯之邪气深者。以其半身无气荣运，故名偏枯；以其手足废而不收，或名痱，或偏废，或全废，皆曰痱也”。《圣济总录》说：“病痱而废，肉非其肉者，以身体无痛，四肢不收而无所用也。”
从以上古代文献记载可以确信，风痱确实不是西医的脑血管意外，不可混同于脑血管意外来治疗。
问 ：那么请问老师，中医的风痱到底相当于西医的什么病？
答 ：江老认为，相似于西医的急性脊髓炎、多发性神经炎、格林—巴利综合征、氯化钡中毒等病。
古今录验》续命汤载于《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是该篇的附方。
原文是：治中风痱，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
《古今录验》续命汤原方的药物组成和剂量：麻黄、桂枝、当归、人参、石膏、干姜、甘草各三两，川芎一两、杏仁四十枚。
方后注：上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温服一升，当小汗，薄复脊，凭几坐，汗出则愈；不汗更服。无所禁，勿当风。并治但伏不得卧，咳逆上气，面目浮肿。
这首经方组合离奇，很难诠解。
古今医家诠解此方者多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不过，古今医家也达成了一些共识，这就是：攻补兼施，扶正祛邪；发散风寒，调和营卫。
因为病名叫风痱，那就是风邪为患，当然要驱之散之。
因为方中有麻黄、桂枝、石膏、杏仁、甘草，明摆着是含有麻黄汤、麻杏石甘汤。若稍事化裁，还可以化裁出越婢汤、大青龙汤等。由此推论，此方不仅可以发散风寒、调和营卫，还可以兼清内热。
喻嘉言说本方主治“营卫素虚而风入者”。徐忠可说：“因风从外来，故以麻黄汤行其营卫，干姜、石膏调其寒热，而加芎、归、参、草以养其虚”。尤在泾说：“麻黄、桂枝所以散邪，人参、当归所以养正，石膏合杏仁助散邪之力，甘草合干姜为复气之需，乃攻补兼施之法也。”日本汤本求真说本方的适应证为“麻黄汤，或大青龙汤，或越婢汤而有虚候，带贫血者”。陆渊雷说本方主治的病症是“受风寒之剧烈刺激，末梢神经起病变”。
江老认为，古今医家关于《古今录验》续命汤的诸多诠解均有一定道理，不可厚非。但是，江老治疗的风痱病者，有的有风寒诱因，有的就没有风寒诱因。如果拘执本方发散风寒，那么，本方为什么能够速愈没有风寒诱因的风痱病者呢？至于“攻补兼施、扶正祛邪”，请问“虚”在何处，“邪”又在何处？“攻”何脏何腑何经何络？“补”何脏何腑何经何络？都落不到实处，教临证者如何使用本方？
哲人有言：理论都是灰色的。
一、发掘运用
20世纪30年代，江老初学医时，有一唐姓男患，年五旬，体丰，嗜酒。一日，闲坐茶馆，忽然四肢瘫软，不能自收持，呈弛缓性瘫痪而仆地。当时神志清楚，言语流畅，诸医不知是什么病。江老的业师陈鼎三先生往诊后说：“此病名风痱，治宜《金匮要略》中《古今录验》续命汤。”授原方一剂，次日顿愈。
当年市售食盐是粗制雪花盐，含氯化钡较重。有一些人口味重、嗜咸，累月经年，有的突然四肢瘫痪。世人惶惧，医者不解其故。陈师亦授以《古今录验》续命汤，效如桴鼓，活人甚多。
1950年，有乔姓男患，正当盛年。有一天，双下肢忽然动弹不得，不痛不痒，卧床不起，无任何诱因。家人大骇，请江老出诊。江老想起20世纪30年代业师的经验，授以本方，服两剂即能起床行走。
二、妙解方义
江老当年第一次亲眼目睹《古今录验》续命汤速愈风痱的神奇疗效时，便向其师请教方解。其师胸有成竹，缓缓而言：“脾主四肢，四肢瘫痪，病在脾胃。此方石膏、干姜寒热并用，为调理脾胃之阴阳而设。”
江老又问：“医家都说《古今录验》续命汤，是以麻黄、桂枝发散外来的风寒，石膏清风化之热，干姜反佐，防寒凉太过。老师的解释却独出心裁，我还不明白。”
陈老用书面语言回答道：“此方有不可思议之妙，非阅历之深者不可明也。”
江老当年初学医，自知阅历浅，便不再问。
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多年以后，1950年，恰有乔某患风痱。江老回忆业师治验，轻车熟路治愈之。当时夹江刚解放不久，乔某任夹江县贸易公司经理。江老当时年方33岁，竟然迅速治愈了此等疑难怪病，远近传扬，声名鹊起。这就形成一种压力，逼迫江老沉潜下来，重读《金匮要略》，含英咀华；重温前贤的诠释，择其善者而从之。特别是反复思考陈老的“偈语”，“脾主四肢，四肢瘫痪，病在脾胃，此方石膏、干姜寒热并用，为调理脾胃之阴阳而设”。又在临证之时，静观默察，悉心体验，沉思多年之后，终于豁然开朗！
当时的中医界，医者忙于诊务，学术交流殊少。江老豁然开朗之后，既无会议交流机会，也未走笔成文发表。要不是1982年要在仲景学说的发祥地召开“南阳会议”，《古今录验》续命汤救治风痱的成熟经验还不知要埋没到何年何月！
1981年秋，四川省中医学会通知说，江老是四川省参加南阳会议的正式代表，并确定在大会上宣读学术论文。于是，我奉乐山地区卫生局之命，从乡村医院赶赴乐山，协助江老撰写学术论文。在整理《古今录验》续命汤救治风痱的医案时，乐山地区医院提供了一份西医的完整病历，我反复看了三遍，越看越觉得莫名其妙，不可思议！这则典型的医案，后面还要详细讲解。
话休烦絮，言归正传。江老当年到底悟出了什么？
江老侃侃而言道：风痱的特征性症状主要是四肢突然瘫痪，那么，主管四肢的脏腑是什么？脾胃嘛。《素问·太阴阳明论》说：“脾病而四肢不用何也？歧伯曰：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可见风痱引起的四肢突然瘫痪，病位就在脾胃。
但有的医者不同意这种解释，质疑说，脾胃久虚，四肢才不得禀水谷之气，才可能瘫痪，起病必然缓慢；而风痱发病急骤，如急风暴雨，毫无征兆，四肢迅速瘫痪，也把它归结为脾胃之病，这不是削足适履吗？
江老回答道：“《素问》说的是‘脾病而四肢不用’，而不是说‘脾虚而四肢不用’。‘病’字与‘虚’字，一字之差，含义有别。”
为什么晚近医家大多重视“虚”字，大概是李东垣的脾虚学说深入人心吧。
江老却悟出了“脾病而四肢不用”的机理，可以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脾胃久虚，四肢逐渐不得禀受水谷之精气，这就是李东垣的脾胃内伤学说。
第二，脾胃并不是久虚，而是脾之与胃突然升降失调。
大家知道，脾与胃同居中州，为人体气机升降的枢轴。脾主升，胃主降。脾体阴而用阳，脾之升，有赖阳气之助，因“脾为阴土，得阳始运”。胃体阳而用阴，胃之降，有赖于阴气之助，因“胃为阳土，得阴自安”。如此脾升胃降，相反相成，四肢都得禀水谷之气了。假如阳不助脾，则脾气不升；阴不助胃，则胃气不降。相反相离，四肢都不得禀水谷之气了。
江老一字一顿地强调说：“这，就是脾和胃，突然升降失调，而造成四肢突然瘫痪的机理。”
江老早年曾跟随承淡安先生研习针灸。承先生告诉他，有一位四肢瘫痪病者，施以针灸，久久不效。后来从“脾病而四肢不用”这句话受到启发，就独取大包一穴，很快见效，终于治好了。可见不仅新瘫要治脾，久瘫也要治脾。为什么要治脾？前面讲了许多。为什么独取大包穴效如桴鼓？《灵枢》上说，“脾之大络，名曰大包”。
当年江老在高徒班讲课时，有学员提问说，既然如此，就应该调理脾胃，恢复脾胃的升降功能。但是《古今录验》续命汤中并没有升脾降胃的药物，换句话说，治疗和方药是脱节的。这又当怎样解释？
江老回答：你说此方中并无升降脾胃的药，大概是指李东垣升脾降胃的常用药物吧？学员颌首。
江老继续回答：那是另外一条思路。我冥思苦想许多年，终于悟出陈老说的“此方石膏干姜并用，为调理脾胃之阴阳而设”，其妙处就在于此。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干姜辛温刚燥，守而能散，大具温升宣通之力，叶天士盛赞干姜“其雄烈之用，孟子所谓大浩然之气，塞乎天地之间也”。石膏味辛，微寒而柔润，质重而沉降。《古今录验》续命汤中，因这两味关键药物，燮理脾胃的阴阳，使脾升胃降，恢复气化之常，四肢都得禀受水谷之精气，这就是风痱的治本之道。
由此来看，如果能够透析脾胃的生理及病理特性，以及干姜、石膏寒热并用的内在机制，那么《古今录验》续命汤的神妙便不是不可思议的了。
接下来再解释《古今录验》续命汤中其他药物的作用机制，就没有什么新意了。不过，没有新意也得啰嗦几句。方中的人参、甘草、川芎、当归是取八珍汤之半，功善补气、养血、活血。请注意，川芎与当归组成“佛手散”，如来佛的手啊，力大无比，收放自如，活血力大于补血力。因为风痱虽然不是脾胃久虚，但是四肢既已瘫痪，不得禀受水谷之精气，套句古话说，叫作“岌岌乎殆哉”！而气不足，血难运，气为血帅嘛。所以补气活血，势在必行。
方中的麻黄、桂枝、杏仁、甘草，就是麻黄汤。江老说，风痱发病的诱因有风寒的，麻黄汤可以发散风寒、驱之出表；即使没有风寒诱因，也可以宣畅肺气。肺主一身之气，肺气通畅，不仅可以使经脉之气运行滑利（肺朝百脉），而且有助于脾胃的升降。这是江老当年讲的，我现在还想补充一下。
近年来拜读李可老师整理的彭子益遗著《圆运动的古中医学》，有如醍醐灌顶，耳目一新。彭子益特别重视中气，他说，中气如轴，四维如轮；轴运轮行，轮运轴灵。中医之病，不过中气病，或四维病，或中气与四维俱病。所以中医治疗的大法不过三种，一是运轴以行轮，二是运轮以复轴，三是轴轮并运。
如果遵照彭子益的思路，肺气通畅，则能息息下降，金生水；肾水充足，则肝木之气左升，以生心火；心火温煦，则生脾土。脾土旺，则中轴旋转于内，四轮升降于外，而成人身的圆运动，人即无病矣。
江老又说，方中还内含“还魂汤”。大家知道，麻黄、杏仁、甘草是三拗汤，又叫还魂汤，能治猝死。江老当年没有发挥。如果按照彭子益的思路，治猝死不就是迅速恢复人身的圆运动吗？
《古今录验》续命汤的方后注说：“并治但伏不得卧，咳逆上气，面目浮肿。”可见风痱一证，还可能兼有肺气郁。下面介绍一则风痱急症，患者年仅18岁，呼吸、吞咽十分困难，岌岌可危，便是明证。
雷某，男，18岁，四川峨眉符溪木器社工人。1965年8月2日入院，住院号为18472。以“四肢麻木，瘫痪12天，伴呼吸困难为主诉”就医。患者于12天前早晨起床时突然颈椎发响，旋即左上下肢麻木，活动障碍。1～2小时后全身麻木，并气紧、心悸、呼吸困难、尿闭。即送当地公社医院，治疗2日无效，又转送峨眉县医院抢救。经抗感染及对症治疗，仍无效，于1965年8月2日转来我院。经西医诊断为“急性脊髓炎”“上行性麻痹”，收住内科病房。当时患者除上下肢麻木、不完全瘫痪外，最急迫的症征是呼吸、吞咽十分困难。除给予抗感染、输液及维生素等治疗外，并不断注射洛贝林、樟脑水和吸氧进行抢救。同时指派特别护理，管喂全流饮食，发出病危通知。然自入院来，虽竭尽全力抢救，患者仍反复出现阵发性呼吸困难，呈吞咽式呼吸，有气息将停之象；时而瞳孔反射消失，昏昏似睡，呼之不应，全身深浅反射均缺失。上述症状每日数发，如是者6天，救治罔效，危象毕露，西医断其难以救治，多次叮咛家属：“命在旦夕。”家属亦再三电告家人准备后事。为聊遂家属要求，以尽人事，乃于8月9日上午勉邀中医会诊。
初诊（8月9日）：神志清晰，语言无障碍，唯觉咽喉及胸部有紧束感，呼吸、吞咽十分困难，全身麻木，左上肢不遂，咽干；舌红苔黄薄，脉洪弦而数。诊断为“风痱”，治以《古今录验》续命汤，配合针刺。
处方：干姜3g、生石膏12g、当归9g、潞党参12g、桂枝4.5g、甘草3g、麻黄6g、川芎3g、杏仁6g。
针刺取穴：风府、大椎、肺俞、内关穴，留针15分钟。
二诊（8月10日）：服上方1剂，危急之象顿除，且左上肢已能抬动，口麻、全身麻减轻，吞咽、呼吸不甚困难。
家属与患者喜不自禁，遂守方再服1剂，更入坦途：左上肢已较灵活，左手能握物，口麻、全身麻消失，呼吸、吞咽通畅，能食干饼，唯胸部尚有紧束感。从此再未出现往日危候，西医逐日连篇累牍的病程日志，亦从此绝迹。续以原方随症加减，又连服4剂，诸症若失。继以调理气血收功，于8月23日痊愈出院。
张某，男，36岁，农民，1986年10月24日诊。
病史摘要：患者素来体健，偶感外邪，发热、体倦、咳嗽。曾间断服用中、西药物，诸症已缓解，未尝介意。谁知于14天前使用压水机抽水时，渐感双下肢酸软、麻木，约4小时后双下肢完全失去知觉（神志清楚），伴小便不通。
急送当地县医院。西医抽取脑脊液检查，发现蛋白含量及白细胞增高，遂诊断为“急性脊髓炎”，立即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维生素和多种营养神经的药物，以及对症治疗；同时配合服中药，曾用过大秦艽汤、三痹汤各三剂，补阳还五汤四剂，疗效不佳。刻下双下肢仍呈弛缓性瘫痪，肌张力缺乏，腱反射消失，不能自动排尿，大便难忍。因患者转院困难，家属取来病历，要求我室开一方试服。
根据以上病史，中医诊断为“风痱”。予《金匮要略》所载《古今录验》续命汤原方：麻黄9g、桂枝9g、当归9g、潞党参9g、生石膏9g、干姜9g、生甘草9g、川芎4.5g、杏仁12g。
上方仅服两剂，双下肢即恢复知觉，且能下床行走，大小便亦较通畅。
改予八珍汤合补阳还五汤化裁，连服十剂后，康复如常人。（摘自《中医师承实录》）
这则医案的题目是“双下肢瘫痪14天”，发表在《中国乡村医生》杂志1991年第6期上。这本刊物后来更名为《中国社区医师》，当年的发行量达到20余万份，是国内专业医学期刊发行量第一名，现在仍然是第一名。文章首列医案，然后采用师生问答方式，全面介绍陈鼎三及江尔逊发掘运用《古今录验》续命汤救治风痱的精彩医案，以及对本方的妙解。文章甫发表，全国各地便来信如涌；不到半年，竟达500余封，多为求治者，有的要求亲赴乐山治疗。我只好赶快回信，主要内容是：①据江老经验，《古今录验》续命汤救治风痱急症，奏效快捷；②如患病超过一个月，有效有不效；③如患病超过3个月，更不可能见效。
但也有病程1年以上的患者，求治心切，照葫芦画瓢，照抄杂志上处方，服用10多剂，虽然无效，却也无副作用。
例如有一位女患者，24岁时患急性脊髓炎，经救治脱险，留下许多后遗症。如全身麻木、发紧、发硬，自觉上半身与下半身分离；胸部有紧束感，腰脊瘫软无力；大便秘结，小便难以控制。迭用中药、针灸及多种理疗乏效。检视6年来用方，一为补阳还五汤加减，服后头面烘热，口干舌燥；一为左归饮合四妙散加减，服后纳呆、口苦、便秘加重。更医数十人，辗转北京、上海数省市，医生开方便重用黄芪，少者30g，多者200g。患者多次服之上火，医生仍照用黄芪不误。
就是这样一位连黄芪都不敢吃的患者，也敢照抄《古今录验》续命汤原方，服了几剂无效，但也无副作用，令人大跌眼镜。
《古今录验》续命汤中，有麻黄、桂枝、干姜、川芎等辛温药物，虽有石膏，但用量很轻，其辛寒之性，究不敌诸药之辛温。为什么吃黄芪都要上火之人，竟然服此方不上火？
我无法解释这个怪现象。
我在回答患者的咨询时，便搬出江老爱说的一句话来敷衍，这句话是：“复方的作用，绝不是单味药作用的机械相加。”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江老师承导师陈鼎三先生的书房，就叫作“是知堂”。
在美国著名中医药学家黄立德（Andrew Ellis）的中药库房前合影
前面我们深入讨论了方证对应的优越性，其一，方证对应是准确运用经方获取高效的一条捷径；其二，方证对应有助于发掘运用几近埋没的高效经方，如《古今录验》续命汤和侯氏黑散。
侯氏黑散，江老治验不多，我只在治疗脊髓炎后遗症时用过一次，无反馈。
今天我们接着前面的话题，讨论方证对应与辨证论治相结合。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方证对应与辨证论治一样，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也有短板，也有困惑，也有捉襟见肘之时。
比较极端的笑话发生在日本。就是“小柴胡汤吃死人”，大家都知道的，真是笑话！这就是机械的方证对应，死板的方证对应，照葫芦画瓢的方证对应，一句话，对号入座！
国内也有医者用这样的话来批评我。
2007年11月2日的《中国中医药报》第5版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方证辨证≠方证对应”。文中写道：“仲景辨方证的‘证’，多被理解为‘特征症’，即有是‘症’，用是方。近来阅读余国俊先生著《我的中医之路》，见其所持观点即为此，如第35页的‘江尔逊的方证对应观’，文中说：‘方证对应，又称方证相应、方证相对、方剂辨证、汤证辨证等……江老强调，临床证候只要与仲景的描述相契合（有时但见一证便是），即可信手拈来，而不必受八纲、脏腑、病因等辨证方法的限制。’确实，运用经方时，若对张仲景书中条文烂熟于心，很容易抓住主症，做到方证对应也并非难事。但令笔者心生疑惑的是，若说这种‘方证对应’的方法即是‘方剂辨证’似乎不妥。若果如此，这种‘方证对应’与‘对号入座’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试想：难道临床上的病证，都有如此典型的‘特征症’吗？这种提法也会给人造成一种误解：若未见典型的特征症，或者症状太少时，就无法应用经方了？而且，有时虽出现某一症状与某方的适应症相似，但若不分清病机，或不认真辨析症状的条件性，总难免误诊误治。”
对于这种批评，我一直没有公开回应。为什么呢？因为就在批评者引用的拙文中，这个问题已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拙文写道：“笔者有幸经常聆听江老畅论医道之得失兴替，深知其十分推崇方证对应的优越性，但绝无丝毫贬低辨证论治之意。他认为，方证对应与辨证论治本有互补之妙，而无对峙之情，两者分道扬镳则俱伤，合而用之则俱美。他解释道，辨证论治讲求理、法、方、药的连贯性，其中之‘理’居于首位；而所谓‘理’，便是阐明医理或揭示病机，‘理明、法彰、方出、药随’，或‘谨守病机，各司其属’。至于方证对应，则讲求方药与证候—尤其是主症或特征性证候的针芥相投，丝丝入扣。因此，倘能在辨证论治时结合方证对应，便容易突出主症或抓住特征性证候，从而遣造高效方药，使辨证论治真正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倘能在方证对应时结合辨证论治，便容易准确地掌握病机，观往知来，穷理尽性，从而避免依样画葫芦似的机械死板的‘方证对应’的流弊。总而言之，他认为方证对应与辨证论治各有短长，分而用之则长不掩短，合而用之则扬长补短，更上一层楼。”
好了，就引用到这儿，套一句文言文，“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下面继续讲解江老的医案，看看江老是怎样把方证对应与辨证论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娴熟地运用于临床的。
这则医案的患者就是江老本人。他24岁时，初行医不久，一次因夜晚加餐，去小食店吃了一碗馄饨，第二天便腹痛、便溏。自以为小病，未服药。几天后，上腹部剑突下感到压痛，好像压着一块板状物；仰卧时，则压痛感加重，十分难受，几乎不能忍耐；后来出现神倦纳呆，终日嗜睡。
幸亏大脑还清醒，便思考这病到底是怎么得来的？病从口入，食物有问题？那时江老就能背诵《伤寒论》全文，便想这病有点像小结胸，《伤寒论》原文第138条说：“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但结胸病是缘于误下，第131条说：“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我虽没有服过下药，但吃了一碗馄饨，第二天就腹痛、便溏，病因类似吧？
于是使用小陷胸汤原方，服一剂，大便一日行几次，全是黄褐色黏液。连服两剂，上腹压痛渐渐消失。
陈修园《长沙方歌括》引徐灵胎的话说：“大承气所下者为燥屎，大陷胸所下者为蓄水，此所下者为黄涎。”
大家知道，大承气汤方证，肠中有燥屎，所以下出之物为燥屎；大陷胸汤方证，胸腹腔中有蓄水，所以下出之物为蓄水。小陷胸汤方证呢，肠中有黄涎吗？大家用过小陷胸汤没有？所下之物是不是黄涎？
没有人回答，那么我自问自答吧。
小陷胸汤方证，是肠中本来有黄涎，还是服药引起的？
我没有用过小陷胸汤原方。我治痰热内蕴的心下痞满或压痛，喜用小陷胸汤辛开苦降、涤痰清热，加桔梗、枳壳宣畅气机、升清降浊，服药后偶有大便不成形者，但从未见黄涎。
我还喜用《重订通俗伤寒论》中的柴胡陷胸汤，即小陷胸汤加柴胡、黄芩、桔梗、枳实、生姜汁，治邪恋少阳、痰热内蕴，而致胸膈满闷，按之疼痛者。服药后也偶有大便不成形，也未见黄涎。
但我用瓜蒌散治疗带状疱疹，瓜蒌仁重用30～60g时，服后大便不成形，夹杂着黄色如菜油状的黏液。这是不是黄涎呢？如果是，那就可能是瓜蒌仁引起的。大家知道，重剂瓜蒌仁捣碎，在其水煎液中便有如菜油状的物质。
以上都是题外话，我是姑妄言之，大家姑妄听之好吗？
本医案是上节医案的续篇，关于上节医案我还要补充几句。当年江老向我讲解后曾动情地说：“这是我学医后第一次自疗，深感张仲景对脉证的生动描述，言简意赅，真实准确。只要识证准确，方证相符，确可收到立竿见影之效。我几十年来坚定地潜心于仲景学说，便得益于这次‘考试’。”
言归正传，继上节医案运用小陷胸汤获佳效后，江老的精神、食欲已经基本恢复，能外出行走。但在走路时感觉头晕、目眩，尤为意外和令人紧张的是，面部及全身皮肤出现黄疸，深如橘子色，尿黄褐如菜油状。
江老陷入沉思，对张仲景原文又一次浮想联翩，诸如“胸胁苦满”（曾有上腹压痛），“少阳之为病……目眩也”，“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等。
据此，江老毅然投以小柴胡汤，重加茵陈、滑石之类。服三剂，尿色澄清，黄疸渐退；续进几剂，诸症霍然，药到病除。直到江老仙逝，从未复发。并经多次体检，肝功完全正常。
当年急性黄疸型肝炎（甲肝）流行，慢性肝炎活动期（简称“慢活肝”）病人亦多。江老遇之，凡具有柴胡证者，都用小柴胡汤，随症治之，都获佳效。20世纪60～80年代间，江老曾在西医传染病房开展中医工作，有80%的病人是传染性肝炎。江老都沿此思路辨证论治，收到非常满意的效果。
当时就有医者和一些略懂中医的病者及家属质疑问难江老说：“黄疸多因脾湿胃热，中医书归结为阳黄（湿热郁蒸）、阴黄（寒湿郁滞）两大类，前者宜清化湿热，后者宜温化寒湿。你却爱用小柴胡汤治疗黄疸，是不是标新立异呢？”
江老回答说：“仲景说‘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我临床体验，若黄疸病者伴腹痛而呕，或胸胁苦满，或伴寒热往来，小柴胡汤就是的当之方。因为这类黄疸，病因虽然是湿热，但病机却是侧重木因湿郁而生热。用小柴胡汤疏达肝胆，解散肠胃积滞，更辅以茵陈、滑石等清热退黄之药，奏效更快捷。我曾屡用小柴胡汤加减治愈病毒性肝炎（急性黄疸型）伴有寒热，或类似流感症状者，验案甚多。若木郁生热过甚，症见心下急、郁郁微烦、呕不止、大便秘结，则又是少阳与阳明合病，如急性胆囊炎、胆石症、胰腺炎等，宜大柴胡汤加减。我岂敢标新立异，专以小柴胡汤为治黄疸通剂。我的意思是，临证治黄疸，切勿漫投清热利湿退黄药物，有药无方，伤害本已虚弱的脾胃。而宜深悉小柴胡汤疏肝达胆、健脾和胃，亦即肝胆脾胃整体调节的精义。”
这则医案，算不算方证对应与辨证论治的完美结合？
问 ：小柴胡汤治黄疸，为什么要重加茵陈、滑石？加用其他清热利湿药不行吗？比如现代习惯用金钱草？
答 ：茵陈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其曰：“主风湿，寒热邪气，热结黄疸。”张仲景治黄疸，有茵陈蒿汤、茵陈五苓散。可以说，茵陈是退黄疸的专药。至于滑石，清热利湿而不伤阴。大家知道，甲肝、慢性肝病黄疸服药时间一般较长，用小柴胡汤重加茵陈、滑石，久服亦不易产生副作用。当然，现代医生喜用金钱草治湿热黄疸，我有时也用，不过我是与健脾补肾药合用的。
问 ：近代名医张锡纯也喜欢用茵陈。不过，有现代医者考证，张氏所用茵陈，实系青蒿，老师喜欢读张锡纯的书，是这样的吗？
答 ：张锡纯确实明言“茵陈者，青蒿之嫩苗也”。但他又说，茵陈“甫经立春即勃然生长，宜于正月中旬采之”。大家知道，茵陈确实是在春季幼苗高约三寸时采收；而青蒿则是夏秋两季采收。谚语说：“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六月当柴烧。”张锡纯还说，茵陈“秉少阳最初之气，是以凉而能散，本经谓其善治黄疸，仲景治疸证，亦多用之，为其秉少阳初生之气，原与少阳同气相求，是以善清肝胆之热，兼理肝胆之郁，热消郁开，胆汁入小肠之路毫无阻隔也”。由此可见，张锡纯所用茵陈，就是茵陈，绝不是青蒿。
我还闹过一个笑话。1973年秋，那时我才27岁。因笃信张锡纯，用张氏燮理汤加鸦胆子治疗热痢下重，疗效很好；便与同事林科贤先生合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运用燮理汤加鸦胆子治热痢下重的体会》。写好后投寄当时唯一的一家中医刊物《新中医》杂志，该刊很快回信说拟采用，又要求我们注明鸦胆子的科属。我一查，方知鸦胆子是苦木科常绿灌木或小乔木鸦胆子的成熟种子。而拙文上写的却是“俗名鸦胆子，即苦参所结之子”。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张锡纯的书上就是这样写的。
张锡纯说，茵陈是青蒿的嫩苗，说鸦胆子是苦参子，误矣，不过是白璧微瑕而已。我呢？读书太少了，难免以讹传讹，闹了个大笑话，从此不敢掉以轻心！
患儿10岁，住我院儿科。西医确诊为胆道蛔虫病，经西药解痉止痛、输液、抗感染治疗10多天无效后，邀江老会诊。症见上腹剧痛，呼号不绝，高热40℃，烦躁不安，大便六七日未解，面热如醉，唇干舌赤，苔老焦黄，干燥无津。江老辨证为少阳与阳明合病，即邪恋少阳，热结阳明。《伤寒论》第103条说：“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遂用大柴胡汤原方和解少阳，清泻阳明；方中重用白芍缓急止痛。仅服一剂，高热退，大便通，下蛔虫几条；苔化津复，诸症悉平。
江老曾治一中年男性，患“胆结石”，住西医外科病房。因腹痛、黄疸、高热不退，邀江老会诊。江老亦用大柴胡汤加减，3剂尽，痛止热退，大便通利，且排出蚕豆大小结石。主管医生颇感奇异，问江老：“所用何药？”
大家知道，中医治疗急腹症都会使用大柴胡汤或大承气汤，好像司空见惯，没有新意。真的没有新意吗？有！新意就在大黄和芒硝的剂量上。
大柴胡汤，大黄二两，经柯雪帆先生考证，约合30g。
大承气汤，大黄四两（酒洗），约合60g。芒硝三合，合是容积单位，应是多少呢？
当代名医陈绍宏使用大柴胡汤合大承气汤救治急性胰腺炎，用生大黄30～60g，甚则120g，后下。诸药煮沸10分钟后再下生大黄，再煮3～5分钟。芒硝也用30～60g，溶化于药液中。陈氏强调：“若无芒硝，或芒硝用量不足，则燥屎结于肠间，不易通下。常见许多医生仅用3g，最多10g大黄和芒硝，则药力不够，不能起除热泄浊之功，反刺激胰腺分泌而起副作用。”
2010年秋，我曾会诊一位住院病人，男，65岁。因连日赴宴，醉饱而卧，诱发急性胰腺炎。西医常规治疗两日无效，请中医会诊。症见全腹胀满，二日未大便；右上腹胀痛，牵引肩背；但舌质淡润，口不渴，脉沉弦。这到底是不是少阳与阳明合病？犹豫片刻，断然舍舌脉而从症从病，投大柴胡汤合大承气汤。即柴胡24g、黄芩10g、法半夏10g、枳实15g、厚朴20g、生大黄30g、芒硝30g，机器煎药，鼻饲和灌肠并举。
用完1剂，病无进退。用完2剂，也无进退。直到用完3剂，才频转矢气，大便通利，腹胀渐渐减轻，右上腹及肩背痛也渐渐缓解，调理1周康复。3年之后，2013年冬，此老又饮酒吃肉过多，再次诱发急性胰腺炎。又用上方2剂，大便畅通，诸症渐退。
另外一位患者就没那么幸运了。此人是名中医，也是连日饮酒、吃肉，诱发急性胰腺炎，住某院病房。主管医生是西医，据说也知道用大承气汤泻下。但住院一周，西医常规输液、抗菌、支持疗法、引流，配用中药鼻饲灌肠，仍然腹胀痛、大便难，有时神昏嗜睡。不得已转送某省级综合医院。该院以中药清热泻下为主，配合西医常规治疗，终于转危为安，痊愈而归。归来后这位名中医逢人就夸：某医院是坚持和突出中医特色的！说来也怪，这家西医院竟能坚持和突出中医特色。后来一打听，该院用的方药，就是陈绍宏先生那一套！
急性胰腺炎，也有虚寒证，不知大家遇到过没有？
26年前，即1990年，我遇到过一例。女患，40岁，长期住在父母家，只做其他家务，不做饭，饭来张口。单位分了一套新房，只好搬出去住；因不会烹调，饭菜不可口，饱一顿饿一顿。有一天中午，以饼干代饭，食后不久，胃脘满闷，隐隐作痛，自服多酶片无效，闷痛加重，延及中腹、下腹；伴呕逆，泄泻两次。观其舌质淡，苔薄腻；诊其脉，弦紧。建议患者加服藿香正气水、附子理中丸，数小时后仍不缓解。不得已送急诊科，西医以“腹痛待诊”收住入院。查尿淀粉酶和血淀粉酶均偏高，诊断为“急性胰腺炎”，充血水肿型。予以输液、抗菌消炎及支持疗法，禁食、禁水。住院7天，腹胀痛渐渐缓解而止。出院后要求服中药。刻诊为舌偏淡，苔薄白，脉弦弱。细询之，患者小时候患过肠伤寒（27岁时患过妊娠阑尾炎，服中药痛止，未做手术），31岁时吃皮蛋中毒。脾胃素弱，一派虚寒证征，只能温补。予小建中汤合香砂六君子汤，6剂。
吃一堑长一智，患者从此注意养生。虽不善烹调，但饭菜吃得热一点、软一点，定时定量，少吃生冷。至今26年未复发。
过去我从来不知道，急性胰腺炎竟有虚寒证，有道是“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
江老曾治一男性农民，30余岁，平素体壮，因吃自家腌制的大头菜，导致亚硝酸盐中毒，住西医内科病房。虽经多方抢救，危象未减。江老会诊时，患者汗出如珠，血压降低，四肢逆冷—上肢冷过肘、下肢冷过膝，脉微欲绝。江老辨证为少阴寒盛亡阳，急进大剂通脉四逆汤。仅服一剂，阳回脉复，利止而愈。
这则医案很简短，也很简单，似乎没有什么新意，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占用大家的宝贵时间介绍呢？
一是古今医家使用通脉四逆汤原方的医案很少；二是江老的这则医案，与“正宗”的通脉四逆汤方证有所差异。
大家知道，通脉四逆汤方证载于《伤寒论》第317条：“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条文中的“下利清谷……手足厥逆，脉微欲绝”，就是阴寒内盛；而“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就是阴寒内盛,格拒虚阳于外。阴寒内盛，虚阳外越；内真寒，外假热。条文中的“里寒外热”四个字，就是对阴盛格阳证基本病机的准确概括。谁说张仲景不讲病机？
江老的这则医案，内真寒无疑，但是没有格阳于外的假热证征，为什么要选用通脉四逆汤，而不选用四逆汤？大家看看两方有什么区别。
四逆汤原方组成：甘草二两（炙）、干姜一两半、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通脉四逆汤原方组成：甘草二两（炙）、附子大者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干姜三两（强人可用四两）。
看看，两方药物是一样的，只是剂量不同而已。通脉四逆汤用干姜三两，四逆汤只用一两半；通脉四逆汤用大附子一枚，四逆汤用一般大小的附子一枚。既然这样，两方主治的基本病机就是雷同的，都是阴寒内盛，但通脉四逆汤方证的阴寒内盛更重一些。还有，四逆汤方后注说“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这不就变成通脉四逆汤了吗？当然，通脉四逆汤的干姜还可以加成四两，原文是“强人可四两”。可见关键药物是干姜，是干姜的用量。《本草求真》云：“干姜，大热无毒，守而不走。凡胃中虚冷，元阳欲绝，合以附子同投，则能回阳立效故书有附子无姜不热之句……”大家注意啊，附子无姜不热，是经验之谈。
由此可见，通脉四逆汤方证的基本病机虽然是阴盛格阳，即“里寒外热”，但通脉四逆汤也可以用于纯粹的阴寒内盛、阳虚欲绝之证。
最后还要啰嗦几句。通脉四逆汤方后注的末尾，有“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10个字，有点画蛇添足，《金匮玉函经》上没有这10个字。
江老因师承蜀中经方大家陈鼎三先生，故学医伊始，便奉张仲景著作为圭臬，年纪轻轻就能使用经方救治疑难重症。
江老的家乡在四川省夹江县甘霖镇，新中国成立前曾经流行过霍乱，死亡甚多。有一位男性青年患者，患霍乱，剧烈吐泻，四肢厥逆，脉微细几绝。当时医药条件极差，无输液设备，只能静脉推注少量液体。江老诊视后，马上记起《伤寒论》第385条所载：“恶寒，脉微而复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参汤主之。”患者虽是青年，染病不久，但因剧烈吐泻，导致阳亡液脱，症征昭然，于是江老毅然使用大剂四逆加人参汤。连服2剂，吐泻顿止，阳回脉出。
想不到3天之后，病人继发高热，神志恍惚，急请江老往诊。症见除高热神恍之外，尚伴口舌干燥，苔老无津，脉转洪数。江老又想起《伤寒论》第320条所载：“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如果“对号入座”，就使用大承气汤。江老说，他当时考虑，第320条的少阴急下证是少阴病初起便迅速出现阳明胃土燥热结实，致少阴肾水枯竭的危象。钱天来认为是少阴之变，而不是少阴之常。所以张仲景只提示“宜大承气汤”，而不是非用不可，这是留有余地的。
那么，此病起于霍乱，剧烈吐泻，急予大剂四逆加人参汤2剂之后，吐泻顿止，阳回脉出。3天后继发高热，神志恍惚，口舌干燥，苔老无津，脉转洪数。你看，病情如过山车，令人眩目。江老斟酌再三，认为虽然土燥水竭之征明显，但阳明腑实之证并未完全具备，不能孟浪使用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也不适合。为什么不适合？一是剧烈吐泻刚刚才止住，腹中哪里来那么多的燥屎啊？二是刚刚转危为安，经得起苦寒泻下吗？于是借鉴近代名医张锡纯的经验，用白虎加人参汤，服1剂，稍有起色；再服1剂，热退神清；继予加减复脉汤，调治而痊愈。
江老当年在高徒班讲课时多次强调，运用经方、实行方证对应，绝不能死记条文、对号入座。而要病症合勘，尤其是要重视“证”。一是要抓住主症，细察精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逐步深入，全面归纳、分析和综合；切忌浮光掠影，大而化之，病人还没有叙述完病情，你的处方就开好了。二是一个病的主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病情的变化可能随时改变的。病情已改变，主症已改变，你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思维还停留在原来的状态。说得轻一点，叫作思维滞后；说得重一点，就像毛泽东所批评的，“灵台如花岗之岩”，怎么治病？三是无论是西医诊断的病名，或者中医称的“病”，都必须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客观、全面、细致地分析与综合，进行辨证论治。
江老自幼体弱多病，10多岁时患间日疟，发作时寒战、高热。叠用奎宁、疟疾丸、中药截疟汤剂，以及单方、验方，都无效，迁延大半年之久；面色苍白，形销骨立。不得已，江老家人只好去请陈鼎三先生。陈先生问诊完毕，胸有成竹地对江老家人说：“这叫‘劳疟’，属于虚劳，宜用小建中汤。”江老服小建中汤原方几剂，寒战、高热完全消失。
大家知道，疟疾是疟原虫作祟，是虫患，是邪气；疟疾病人寒战高热，是邪正相搏的反应。用西药杀灭疟原虫，用中药常山、草果等截疟，都是正治，也就是对抗疗法。
江老讲解这则医案时说，凡按正治法治疗无效的，必定有深层次的病因。而先师断为“劳疟”，选用小建中汤，独辟蹊径，获得高效，必然是综合分析病因病机、病程、体质、治疗等诸多因素之后，从整体上权衡邪正关系，而判断为正气太虚，不能抗邪。那就要扶正祛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扶正祛邪的方药很多，何况《金匮要略》本来就有柴胡去半夏加瓜蒌根汤，“治疟病发渴者，亦治劳疟”的明训，先师何不遵之，而另选小建中汤呢？
江老继续分析说，我当年体质太差，正气太虚，属于整体性的阴阳气血俱虚，很难落实到具体的脏腑经络上。《灵枢·终始》说：“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泻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小建中汤便是这样的代表方剂。下面几句话是江老著作的原文：“小建中汤，即桂枝汤（外证得之解肌和营卫，内证得之化气调阴阳）倍芍药，重加饴糖为君，便完全符合此种整体调节法度。劳疟者用之，能温建中气而补气血阴阳，调和营卫而除寒战高热。显而易见，遣选这样的高效经方，纵然背熟本方证之原文，有时也难信手拈来；而需突破思维定式，高瞻远瞩，方能权衡邪正而洞悉深层病机，参悟方理而明其整体功效。果尔如斯，临证时自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矣。”
问 ：陈鼎三先生用小建中汤治好了江老迁延了大半年之久的疟疾，我很受启发。但疟疾的病因是疟原虫，江老病好之后检测过疟原虫没有？
答 ：没有，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老的家乡没有这个医疗条件。
问 ：不过疟疾好了，想必疟原虫被杀死了，至少被抑制了。那么肺结核呢？肺结核的病因是结核杆菌。肺结核也是虚劳，可以使用小建中汤吗？
答 ：我没有用过。我承认，肺结核是中医的短板。肺结核，中医称肺痨。大家知道，风、劳、臌、膈是中医的四大难症。不过我想，肺痨病人如果具备小建中汤方证的症征，又何尝不可以使用小建中汤呢？
问 ：我念一下《金匮要略》小建中汤方证的原文：“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很明显，条文中的“里急”和“腹中痛”是阳虚；“衄”“梦失精”“手足烦热”和“咽干口燥”是阴虚；至于“悸”和“四肢酸疼”，阳虚和阴虚都可以出现。现代中医教材中说，小建中汤方证是阴阳两虚，深层次的病因则是脾胃虚弱，所以要温中补虚、健脾和胃。说实话，如果病人具备以上症征，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用小建中汤的。问题是病人不可能都具备书上写的全部症征，假如没有“里急”和“腹中痛”，而只有其他一系列阴虚火旺的症征，可以使用小建中汤吗？
答 ：也有使用机会。
问 ：老师使用过吗？
答 ：用过，我遵照近代名医彭子益的高论，用小建中汤合三物黄芩汤治疗手足心发热，全部奏效。
问 ：辨证的关键是什么呢？
答 ：是平脉。张仲景不是要求我们“平脉辨证”吗？大家知道，小建中汤的出处在《伤寒论》中。第100条载：“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不瘥者，小柴胡汤主之。”汪琥解释说：“此条乃少阳病夹里虚之证，伤寒脉弦者，弦本少阳之脉，宜与小柴胡汤。兹但阴脉弦而阳脉则涩，此阴阳以浮沉言；脉浮，取之则涩而不流利；沉，取之亦弦而不和缓。涩主气血虚少，弦又主痛，法当腹中急痛。与小建中者，以温中补虚，缓其痛，而兼散其邪也。此为少阳经有留邪也，后与小柴胡汤，去黄芩加芍药以和解之，盖腹中痛亦柴胡证中之一候也。愚以先补后解，乃仲景神妙之法。”
在《伤寒论》中，小建中汤方证有两条。还有第102条说：“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尤在泾解释说：“伤寒里虚则悸，邪扰则烦。二三日悸而烦者，正气不足，而邪欲入内也。是不可攻其邪，但与小建中汤，温养中气，中气立则邪自解。即不解，而攻取之法亦因而施矣。”
大家看，在《伤寒论》中，小建中汤方证的症征就有“腹中急痛”，以及“悸”和“烦”。脉象呢？“阳脉涩，阴脉弦”。而在《金匮要略》中，增加了衄、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等，就是没有重申脉象。
假如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重申小建中汤方证的脉象是“阳脉涩，阴脉弦”，后世还会有那么多疑问吗？还会在所谓的“阴虚火旺”症征面前六神无主吗？这让我想起了白居易的一句诗，“乱花渐欲迷人眼”。
问 ：肺结核，即肺痨病，有四大主症，为咳嗽、咯血、潮热、盗汗。脉象呢？多为细数无力，的确是阴虚火旺，当然不能用小建中汤！我这样解释对吗？
答 ：一般只能大致地概括个别，而不可能穷尽一切个别，凡事皆有例外。大家一定读过近代经方大家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吧？书中第六十一案“黄芪建中汤证”，是曹氏门生姜佐景的医案。病人是一位少女，芳龄16岁，停经九月，咳呛四月，屡医未效。刻诊示脉象虚数，舌苔薄腻；每日上午盗汗淋漓，头晕，心悸，胸闷，胁痛，腹痛喜按，食少喜呕，夜寐不安，咳则并多涎沫。证延已久，自属缠绵。拟先治其盗汗，得效再议。遂开处方川桂枝一钱，大白芍二钱，生甘草八分，生姜一片，红枣四枚，粽子糖四枚，全当归二钱，花龙骨四钱（先煎），煅牡蛎四钱（先煎）。
姜佐景在按语中说：“病人脉象细数特甚，每分钟百四十余至。此为木火刑金，凶象也。但服了三轻剂当归建中汤加龙骨牡蛎汤之后，‘盗汗’已除十之三四，腹痛大减，恶风已罢，胸中舒适，脉数由百四十次减为百二十次，由起伏不定转为调匀有序，大便较畅，咳嗽亦较稀，头晕心悸略瘥。”续进黄芪建中汤加肉桂心、全当归、龙骨、牡蛎；三天之后，病人“神色更爽于前”，盗汗、恶风已止，纳开，脉数又减，咳嗽大稀，舌苔渐如常人。
姜氏改用润肺养阴宁咳化痰之剂，如象贝母、杏仁、款冬花、紫菀、麦冬、沙参之属，5剂竟无进退。后有老医提醒说：“若是之证，当换笺不换方。”就是只换处方笺，方药不变。老医还告诫说：“虽服之百日，不厌其久也。”
姜氏最后总结本案说：“本案患者所患之病，确为肺结核……推求其得效之故何在？亦无非此肺结核者，适有建中汤之证耳。使其无建中汤证，则其不效……诚以结核之范围至广，结核之病期至久，其间变化万端，岂某一方所能主治？又岂必无某一方所适治之证？故曰建中汤不得治肺结核，犹如桂枝汤不能治太阳病（适为脉紧无汗之麻黄汤证），其失唯一。”
看看，姜氏的按语，鞭辟入里，酣畅淋漓。我年轻时初读此案时，真有“一语惊醒梦中人”的感觉！
拙著《我的中医之路》卷首“我是怎样走上中医之路的”一文中披露，我的启蒙老师简裕光先生，曾在20世纪60年代用食盐、卤碱、硫黄等炼成一种丹药，名叫“五色盐精”。简师及其门人使用五色盐精配合中草药，治好了不少肝硬化、空洞型肺结核、重度子宫脱垂病人。那时我尚未学医，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方药。他们为了保密，各种药物都是粉碎为粉末。临证时这味取一点，那味取一点；诸药取齐后，再配少许五色盐精，交给病人。我看他们用得最多的是山药粉、龙骨粉和牡蛎粉。
我正式滥竽医林后曾想过：简师能在短期内治愈空洞性肺结核，用的绝不是滋阴降火、润肺止咳之类的套方套药。
当代最杰出的中医临床大家李可老先生治疗肺结核，也不用套方套药。他在《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一书中写道：“回顾中医史，自1347年丹溪翁创‘阳有余阴不足论’600多年间，历代中医皆宗丹溪之旨治痨瘵，从‘阴虚火旺’立论，滋阴降火，清热退蒸，甘寒养阴，濡润保肺，已成定法。亢热不退者，则以芩连知柏，苦寒泻火坚阴，终至戕伤脾胃之阳。脾胃一伤，食少便溏，化源告竭，十难救一。本例（即误用清热退蒸、险铸大错一案）的深刻教训，使余毅然脱出了古人‘滋阴降火’的窠臼，确立了‘治痨瘵当以顾护脾胃元气为第一要义’的总治则。重温仲景‘劳者温之’之旨，理血痹以治虚劳之法，及东垣先生《脾胃论》精义，以补中益气汤为基础方，培土生金，探索治痨新义，10年后渐有小得。”
这就是李老的治痨新悟，是从误诊误治中的幡然醒悟，真真难能可贵！可惜李老已于2013年驾鹤西去，这是当代中医界无法估量的重大损失！
另外，江老还径用小建中汤治愈过一例系统性红斑狼疮。女患，攀枝花市人，年二旬。初病时关节疼痛，寒热交作，伴皮下结节，被诊为风湿热。但按风湿热治疗无效，寒战每日一发，或隔日一发。后来经成都某医院检查，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西医治疗无效，又改用中药，曾迭用小柴胡汤、龙胆泻肝汤、青蒿鳖甲汤等，也无效，迁延几个月。江老诊后也用小建中汤原方，服几剂，寒战、高热减轻，又守服几剂而渐愈。
以上医案，包括下面还要讲解的不少医案，除了当时有文字记载的之外，都是江老回忆出来由我记录的。因为缺乏原始资料，仅凭回忆，难免四诊资料残缺不全。但江老是大家公认的忠厚长者，他是有一句说一句，绝不会浮夸，更不会编造，请美国同道们绝对放心！
江老曾用乌梅丸治愈一例小儿久痢。患儿痢下脓血，里急后重月余。服过多种中、西药物均乏效，痢下益频。江老想到乌梅丸方证后注“又主久利”。江老观其脉证，诊断为久痢伤及厥阴，邪入已深，寒热错杂，渐至土败木乘，正虚邪恋之证。而乌梅丸寒热、刚柔、补泻并用，属于整体性调节，而与后世所谓“和血而便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的治痢常规大不相同。于是径与自制乌梅丸（水丸），米饮调服，只服了几天，痢下就停止了。
大家知道，张仲景书中说的“利”字，包括泄泻和痢疾。
我没有用过乌梅丸治久痢，用的是乌梅丸的衍生方——清代吴鞠通的椒梅汤，治疗小儿久泻伤肝阴之证。
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被分配到缺医少药的贫困山区的一家区人民医院当中医。山区百姓喜欢服中药，小儿患病也是以服中药为主。那时经常遇到久泻伤阴的患儿，有伤脾阴的，有伤肝阴的，有伤肾阴的。伤肝阴的，我就使用椒梅汤治疗，效果很好。
什么叫伤肝阴？素体肝热的小儿，热泻日久，口渴烦躁，胃脘胀满，呕恶不食，时热时寒，面色青灰，舌绛无津，指纹色青紫；较大患儿可以平脉，脉多弦数无力。
这是因为久泻伤肝阴，而肝是厥阴风木之脏，中藏相火，体阴用阳；肝阴耗伤，相火亢盛，必然冲逆犯胃，所以出现种种土败木乘之象。这就要滋肝阴、泻肝火、扶脾胃，我常用加味椒梅汤，即椒梅汤重加怀山药。方药组成及常用量是，乌梅15g、川椒3g、黄芩6g、黄连6g、法半夏6g、炮干姜4.5g、党参9g、枳实6g、白芍18g、山药30g。方中乌梅、白芍之酸涩，敛肝柔肝；川椒、炮干姜之辛温，配合黄芩、黄连之苦寒，寒热并用，以调理厥阴阴分伤损之后寒热错杂之证；党参补脾气，山药滋脾阴；枳实、法半夏降胃气。这样就可以脾升胃降，气化复常，中焦奠安。《内经》中所说的“厥阴不治，求之阳明”，就是这个意思。医案我就不举例了。
想当年，小儿久泻伤阴的治验越来越多，便着手总结。后来又与同事林科贤先生合作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小儿久泻伤阴的辨证论治”，并投寄当年全国独家中医刊物《新中医》杂志，该刊很快发表，并且一字未改。
后来我调到城市医院工作，就很难见到小儿久泻伤阴之证了。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啰嗦了。
女患，14岁，脐左疼痛。住院20余天，屡用中、西药物均乏效。江老会诊时、疼痛较剧，患者弯腰紧捂痛处，呻吟不已。投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加橘叶10片。服1剂，疼痛缓解；服3剂而痛止，随访10余年未复发。
这一例脐左疼痛，江老使用的是经络辨证。说到经络辨证，在座的都是高手，我是班门弄斧。
《素问·骨空论》说：“冲脉者，起于气街，并少阴之经，夹脐上行，至胸中而散。”《难经》二十八难说：“冲脉者，起于气冲，并足阳明之经，夹脐上行，至胸中而散也。”既然《内经》和《难经》都说冲脉“夹脐上行”，而冲脉为病的特征又是“逆气里急”，属于厥阴肝寒无疑。清代名医陈修园说：“冲脉当脐左右，若为寒气所凝，其冲脉之血，不能上行外达，则当脐左右而痛。”陈氏据此倡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江老迭经验证，效果很好。至于加橘叶10片，是陈鼎三先生的经验。
《伤寒论》第351和352条说：“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若不是内有久寒，而是猝然受寒，只用当归四逆汤就可以了。例如，江老曾用针刺打头阵，中药殿后，迅速治愈一例“肢端动脉痉挛”患者。
陈某，女患，44岁，湖北人，1983年8月10日入院。主诉双手十指拘挛剧痛1天，西医诊断为“肢端动脉痉挛”。患者7年前曾出现过双上肢麻木，疼痛，以指、掌为甚。以后偶有轻微发作，服中、西药均能控制。8月10日晨5时，疼痛突然加重，双手十指剧痛如针刺，以致拘急不伸。门诊注射杜冷丁，仍不能止痛。入院时十指拘挛，手指微冷，疼痛局限于掌、指，尤以十指为甚，皮色稍青。辨证为寒凝血滞，经络不通。本欲开方，奈何患者呼号不已，满床翻滚，痛不欲生。取药不及，江老便针刺双侧外关、八邪穴，用泻法。进针2穴，疼痛即见缓解；诸穴进针刚完毕，疼痛停止，手指能伸，已经不呼号了。留针1小时，患者安然入睡。醒后也没有挛痛，只是手指麻木而已。用当归四逆汤合芍药甘草汤，方中重用白芍和甘草，加乳香、没药、桑枝。患者于8月13日治愈出院。
江老经常对门人说，张仲景之后，针灸与药治往往分家。不论经方派还是时方派，只恃药饵疗疾，曾不留神针灸，致张仲景针与药并用的治疗特色日晦一日，令人慨叹！江老遵张仲景之训，既重视药物，也重视针灸。他年轻时曾远赴重庆，随陈逊斋研习中医内科；又曾随承淡安研习针灸，得了真传，临证时常操针以救燃眉之急。对于一些服中药疗效不佳的慢性病，江老便主用针灸。如他的一个女儿年轻时曾患鼻窦炎，服中药似效非效；江老坚持为她针刺，直到症征消失，至今30余年未复发。
我尝用当归四逆汤治疗痛经，仅举1例。
徐姓妇人，34岁，峨眉山市人，2015年1月17日诊，痛经3年多，长期服活血化瘀药物乏效。出示前医处方，为少腹逐瘀汤加减。瘀血症征昭然，方药对症，何以乏效？犹豫片刻，勉与当归四逆汤原方，嘱其经前试服3剂。患者服完后来诊，喜滋滋地说：“这次来月经下了不少血块，疼痛很轻，3年来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
大家知道，脐下小腹属少阴肾，小腹两旁为少腹，属厥阴肝。我治疗痛经，不论有无寒象，都要把肝肾虚寒考虑进去。为什么呢？寒凝脉涩呀！这是不是有点思维定式？
前面介绍过真武汤方证，这里加一味胡芦巴。《伤寒论》上只有真武汤方证，没有真武汤加胡芦巴方证。真武汤加胡芦巴方证是江老的习惯性称呼。
陈鼎三先生治疗肾气虚寒的脐中痛，即神阙穴中痛，用真武汤加胡芦巴有特效。江老曾治一位护士，30余岁，体质差，脐中绵绵作痛，喜温喜按，中、西药物治疗均乏效。江老用先师经验，奏效很快。
拙著《中医师承实录》中记载一案：
徐某，男，58岁，1985年12月15日诊。患者肚脐中隐痛1月余，喜温喜按。曾用过乌梅汤、附子理中汤各2剂，似觉减轻，但几天后又隐痛如故。用真武汤加胡芦巴30g，服了3剂痛止，随访一年未复发。
陈鼎三及江尔逊认为，神阙穴中痛的病机是肾阳虚衰，寒凝神阙。真武汤中附子配芍药，不仅能温肾阳、祛寒湿，更能入阴破结、敛阴和阳。为什么要重加胡芦巴呢？因为《本草纲目》说胡芦巴性味“苦，大温，无毒”，主治“元脏虚冷气”，“元脏”就是肾。
据江老经验，治疗阳虚寒凝的神阙穴中痛，用真武汤重加胡芦巴见效快，不易复发，疗效优于单用真武汤。
至于用真武汤时，不加胡芦巴，而加用其他温肾祛寒药物，如肉桂、仙茅、小茴香、丁香等，疗效如何？江老没有说过，我也没有验证过。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开展对照验证。
江老1979年医治范某，女，20余岁。患者妊娠3个月，每天上班匆匆忙忙来回奔走。有一天，突然右下腹剧烈疼痛，成都某医院确诊为急性阑尾炎。经保守治疗后，右下腹仍经常绵绵作痛。妊娠7个月时，右下腹痛陡然加剧，腰痛如折，且有明显下坠感，自觉胎欲堕。当时医院告知，若手术切除阑尾，则无法保全胎儿；若不急行手术，那么母亲与胎儿都难保全。但患者与其家属都希望两全，便转回乐山求治于江老。江老遵照《金匮要略》中“妇人怀娠，腹中痛，当归芍药散主之”，用当归芍药散，合补中升阳举陷的补中益气汤，冶经方时方于一炉。仅服3剂药，患者腹痛与腰痛都消失了。
这则妊娠阑尾炎医案用方虽然平淡无奇，但是病情还是有点棘手。首先，病人是孕妇，期望值又高，西医已经明确判定预后了，中医敢不敢接招？敢不敢担当？当年医患关系尚和谐，江老接招了、担当了，疗效很好。现在呢？现在国内医患关系紧张，医者还敢不敢担当？实话实说，我不敢。其次，假使我们敢接招、敢担当，又会不会用这个方呢？换句话说，完全不用治疗急性阑尾炎的套方套药，敢吗？
江老讲这则医案时说，当年如果受“急性阑尾炎”的西医诊断的束缚，以病来套方，那就难免不使用清热解毒、活血祛瘀的方药。这就是张仲景所批评的“崇饰其末，忽弃其本”。
大家知道，当归芍药散在《金匮要略》中凡两见，一见于妇人妊娠病篇“妇人怀娠，腹中痛，当归芍药散主之”；一见于妇人杂病篇“妇人腹中诸疾痛，当归芍散主之”。
当归芍药散只有六味药，即当归、芍药、川芎养肝，白术、茯苓、泽泻健脾。大约妇女多肝脾不和吧！后世逍遥散便脱胎于此。我想说的是本方的用量，原方组成是当归三两、芍药一斤、川芎半斤（或三两）、茯苓四两、泽泻半斤、白术四两。方后法“上六味，杵为散，取方寸匕，酒和，日三服”。一方寸匕是多少？《经方研究》一书附录的“东汉与今剂量折算表”说是3.125g，金石药粉约4g，是不是太少了？我没有用过散剂，没有实践。我用汤剂，剂量不大，但基本按照原方诸味药的比例，即当归10g、白芍50g、川芎10～25g、茯苓12g、泽泻25g、白术12g，水煎时加黄酒100mL。其中只有川芎的用量是浮动的，根据腹痛的轻重用10～25g。注意啊，一定要加黄酒同煎，止痛效果才好！
江老1962年治陈某，女，44岁。患水肿病后，经闭、形瘦、小腹敦满，隆起像妊娠六七个月。经过西医内、外、妇科检查没有确诊，也没有治疗措施。江老诊得患者脉象沉细迟涩，肌肤枯燥。反复推究其为先患水肿，后见经闭，正与《金匮要略》所谓“血分、水分”病机相吻合。书中的大黄甘遂汤方证原文载：“妇人少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生后者，此为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也，大黄甘遂汤主之。”因顾虑患者体弱，受不了大黄甘遂汤的峻烈攻下，就转而用桂枝茯苓丸合五苓散，以温阳化水、祛瘀消癥。服药几剂，小便没有增多，也没有下血，但小腹敦满消失。
江老口述这则医案时是1981年，当时患者已63岁，身体健康；直到2015年4月1日，愚人节那天，患者才驾鹤西去。也就是说，少腹敦满治好后，53年没有复发。
五苓散化气行水，桂枝茯苓丸祛瘀化癥，两方都是经方中的平和之剂，或平淡之剂。但两方合用，功效不可小觑。
近年来，妇科的卵巢囊肿成了常见病、多发病，一般5厘米以上的囊肿多行手术摘除，但容易复发；有的医院5cm以下的囊肿也做手术，复发率更高。这个病的基本病机就是下焦气化不利，痰凝血瘀，就是五苓散合桂枝茯苓丸方证。李可老师治这个病，就是这样用的。我则学用李老经验，也用五苓散合桂枝茯苓丸，“加子宫专药益母草，协以丹参、泽兰叶，加强宫血循环，促进炎性渗出物之排泄及吸收，加炮甲珠透达囊肿”。现在买不到穿山甲，便配用水蛭胶囊。经治92例，囊肿全是5cm以下的。除了1例无效且囊肿反而长大之外，其余91例囊肿全部消失，随访2年未复发。
问 ：五苓散合桂枝茯苓丸可以治疗子宫肌瘤吗？
答 ：可以用，但有效有不效。李可老师曾治过一例子宫肌瘤，9cm×8cm大小。李老用桂枝茯苓丸加虫类搜剔，服13剂后，续服丸药，肌瘤基本消失。2009年夏天，我市一位妇产科医生找我为她治子宫肌瘤。她时年37岁，子宫肌瘤有7cm大。她所在的妇幼保健院已安排好床位，要做手术。她问我，用中药有多大把握？我说：“不知道，试试吧！”她很胖壮，小腹大如怀孕五六个月，我就用桂枝茯苓丸合五苓散；并遵李老之训，配服4味虫药（土鳖虫10g、甲珠5g、蜈蚣1条、生水蛭5g），碾细冲服。先服12剂，似有小效；服至2个月时，月经基本正常，腹部已无明显鼓凸状。复查结果，肌瘤缩小至2cm。可惜不是每一例效果都好，有的服10多剂，发现效果不明显，便去手术切除了。
1980年6月，江老治一例便血患儿李某，8岁，西医诊断为坏死性小肠炎并全腹膜炎。经手术切除坏死肠段14天来一直高热，大便泻下大量鲜红血块。西医内科、外科多次会诊，采取抗炎、止血、输血等措施，仍大量便血不止。患儿面色惨白，形销骨立，昏昏似睡；舌淡白，脉伏。家属已失去治疗信心，自动要求出院。主管医生再三挽留，建议服中药试一试；家属同意后，邀请江老会诊。江老面对疑难重症，必先回味张仲景的方证，这次自然会回忆起《伤寒论》中辨霍乱病脉证并治第385条所说：“恶寒脉微而复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参汤主之。”这是阳气衰微，津液内竭的险证。
江老说，《伤寒论》113方，用人参的有19方。什么时候用人参？气虚津伤要用，阳亡阴竭的危重症更必须用。如第317条通脉四逆汤方后注：“利止，脉不出者……加人参二两。”《神农本草经》说人参的功效是“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本草经疏》赞扬人参的巨大功效是“回阳气于垂绝，却虚邪于俄顷”。可见人参确实是扶危持颠的救命药。
江老继续说，四逆加人参汤方证的病机，张仲景明示“利止亡血”，因为亡血亡津，无物可下了，是阳随液脱的险证。本例患儿便血过多，渐至气随血脱，也如阳随液脱。于是变张仲景回阳救脱之方为益气固脱止血之剂。具体方药是红参10g，浓煎，吞服本院自制的“止血散”（含有白及、乌贼骨、三七粉）。仅服1剂，便血停止，危象解除；继续服用，逐渐痊愈。
这则医案，病情属于四逆汤方证的范畴，但江老没有用四逆加人参汤，而是运用张仲景的理法灵活变通方药，仍能力挽狂澜，不是对号入座吧？
去年11月，你们美国一位杰出的华人针灸、中医专家与我通电话，谈到中国大陆的“经方热”时，他说，个别医生讲经方、用经方，看似头头是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实际上有点废医存药的倾向。我听了深有同感。
诸位知道，古代医家慨叹张仲景之书，“其文约，其理奥，其义深”。江老认为，《伤寒论》的六经，是脏腑、经络和气化的有机结合。江老研究《伤寒论》，不仅奉原著为圭臬，还探本溯源，探什么本？溯什么源？张仲景说他著《伤寒论》时，“撰用《素问》《九卷》《黄帝八十一难》……”，这些书就是《伤寒论》的学术渊源。
江老探溯得最深的是六经的气化，就是《素问·六微旨大论》上说的，“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所谓本也……”。
关于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江老最推崇清代名医黄元御，就是黄坤载，专门研究气化的，研究升降的。黄氏说：“人之六气不病，则不见。”就是说健康人的身上没有六气的表现。“凡一经病，一经之气见。”比如太阳经犯病，寒气就出现了；阳明经犯病，燥气就出现了；少阳经犯病，火气就出现了，其余以此类推。黄氏接着说：“平人六气调和，无风无火无湿无燥无热无寒，故一气不至独见。病则或风或火或湿或燥或热或寒。六气不相交济，是以一气独见。如厥阴病则风盛，少阴病则热盛……”黄元御总结说：“仲景伤寒以六经立法，从六气也。六气之性情、形状明白昭揭。医必知此，而后知六经之症。六经之变化虽多，总不外乎六气。”
所以江老治病，无论外感病还是内伤杂病，从来不凿分寒温，而是倡导寒温统一，以伤寒统温病。
如江老治谢某，男，30岁。开始患湿温病，前医用三仁汤、藿朴夏苓汤及桂苓甘露饮，20多天无效。江老往诊时，症见潮热，谵语，发狂，面赤，目睁，口气熏人，大便下血，小腹坚满拒按，舌苔干黑燥裂，脉沉实。
江老根据《伤寒论》第106条说的“热结膀胱，其人如狂……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以及第216条说的“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诊断其为湿温化燥、下焦蓄血，用桃核承气汤，去桂枝，加牡丹皮。服1剂，频频矢气。知药已中病，还有燥屎内结。就在原方中加上枳实、厚朴，服1剂，果然泄下干结坚硬粪块10余枚，自此热退神清。
但病人随之又出现大便稀黑如泥巴状，很健忘，口干燥，不欲饮水。江老据《伤寒论》第237条说的，“阳明证，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诊断其为热郁血分、瘀血未尽，用清热凉血祛瘀方药，服几剂就痊愈了。这些用的是伤寒的理法，而变通了方药。
1979年5月，江老治疗一则温热重证，西医诊断为敌鼠中毒并发败血症、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潘某，男，18岁。左眼巩膜片状出血，全身瘀斑，高热，呕血，头痛项强，角弓反张，昼夜烦躁，呼号不已。西药治疗7天无效。江老先按温病热入营卫论治，用犀角地黄汤合清营汤加减；以及安宫牛黄丸、紫雪丹等清热解毒、凉热止血、息风解痉药物。服完3剂后，出血、烦躁虽然略有减轻，但仍然高热、头项强痛、角弓反张、烦躁不安。
请诸位想一想，如果你接诊这位患者，你将如何辨证？如何选方？会不会也是江老的这个思路？
如果我接诊，多半也是江老的这个思路。但疗效不好，疗效是金标准呀！
江老毕竟学验俱丰，很快重新辨证为热邪深入，耗血伤阴，阴虚阳亢，导致心肾不交，筋脉失于濡养。按《伤寒论》少阴热化证论治，用黄连阿胶汤滋阴降火、交通心肾；合芍药甘草汤酸甘化阴，柔润息风。服1剂即见效，连服7剂，热净烦除，颈项活动自如。
江老讲解完这则医案时总结说，温热入营血，用温病法效不佳，改用伤寒法而效彰。即使你不赞同伤寒理法统温病，但你恐怕也要认真思考一下，寒温之争到底有多少临床意义？
这则医案是常见病、多发病，辨证与选方都是套路，似乎没有什么新意。江老当年为什么要把这则医案拿到南阳会议上去讲呢？因为这则医案说明了一个理论问题，即《伤寒论》的六经与脏腑经络息息相关。
《伤寒论》六经的实质是什么？对此古今医家见解不一。近代有人认为，六经是对六类证候的概括，或者是外感热病的六个阶段，而与《内经》中所述的脏腑经络丝毫不相关，果真如此吗？请看这则医案。
江老1965年治何某，女，66岁。患者右上腹反复疼痛40余年，复发10天，伴畏寒、高热、呕吐。西医诊断为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胆石症。经西药保守治疗无效，急行手术。但刚做硬膜外麻醉，老人迅速出现急性循环衰竭，被迫中止手术。过了2天，仍然高热不退，腹痛加重，邀江老会诊。患者症见右胁绞痛，硬满拒按，乍寒乍热，口苦呕逆，大便秘结；舌红，苔黄厚，粗糙少津；脉滑数。
面对这样简单的症征，在座的诸位都会辨析无误，问题是你喜欢运用哪一种辨证方法。八纲辨证？六经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
江老说，这个病，既可以用六经辨证，也可以用脏腑辨证，结果是一样的，殊途同归嘛！你看，如果用六经辨证，显然是少阳与阳明合病；或以少阳病为主，波及阳明，即少阳郁热在半表半里，兼阳明腑实的大柴胡汤方证。如果用脏腑辨证，则是胆热胃实证。为什么呢？《灵枢·四时气》中说：“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怎么治？《灵枢》中用针刺治疗，“取三里以下胃气逆，则刺少阳血络以闭胆逆”，也是清胆泻胃法。
江老没有用针刺，而是用大柴胡汤合金铃子散。仅服1剂，就热退，痛减，大便通畅，呕也止；继续用清胆和胃方药，调理10天痊愈。江老口述这则医案时，已是16年之后，患者已经年过八旬，还能料理家务。
江老强调，这则医案说明了一个简单的常识：六经是以脏腑为物质基础的，所以我们在实行方证对应的时候，如果能与脏腑辨证相结合，就要尽量结合。如果只讲症征、指征、证据……而一律不探究病证所涉及的脏腑，恐怕难免废医存药之嫌吧？
1985年，江老在高徒班上讲解他发掘运用金沸草散治疗咳嗽的独特经验之后，高徒班学员都认真开展了临床验证，效果很好。可惜甘瓜苦蒂，物无全美。
有一位女患者，33岁，咳嗽痰多。已服过抗菌消炎、祛痰止咳及抗过敏西药，均无效。高徒班一位学员接诊，门诊病历上写道：“呛咳频作，痰黏难咳，舌脉无明显异常，胸片也正常，唯纳差，大便偏干。金沸草散加炒莱菔子。”先服3剂，咳嗽稍减，但时而呕恶；继服3剂，似效非效，呕恶加重。改用止嗽散加减5剂，呛咳稍减，迁延20余天。
江老说，本案理、法、方、药均无误，唯病人宿患慢性浅表性胃炎，平时就有轻微脘痞、呕恶，而旋覆花的药味苦涩难咽，致服后呕恶加重。改用小柴胡汤加减，柴胡12g、黄芩6g、法半夏10g、炙甘草3g、五味子6g、干姜6g。大家看看，小柴胡汤的这种加减法，完全是原汁原味的，因为小柴胡汤方后注写的就是“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患者服完3剂，咳嗽大减，未呕恶；又服3剂，完全不咳了。
为什么小柴胡汤可以治疗久咳呢？
江老在高徒班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他说，小柴胡汤治疗的久咳，属于外感咳嗽，且迁延不愈；病机是外寒内热，三焦郁火弥漫肺与胃的“三焦咳”。
《素问·咳论》说：“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而咳嗽的总病机是“聚于胃，关于肺”。为什么呢？脾胃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特别是三焦咳，肺胃症征更加明显。《素问·咳论》说：“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三焦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食饮。”所以治疗三焦咳，必须在肺胃上求治法。
江老说，民国名医唐宗海深刻了解三焦咳的病因病机，宣称：“兹有一方，可以统治肺胃者，则莫如小柴胡汤……盖小柴胡能通水津，散郁火，升清降浊，左宜右有，加减合法，则曲尽其妙。”唐宗海的这些话，载于他的名著《血证论》一书之中。
江老又说，柴胡这味中药，本身就有止咳作用。例如，《名医别录》说柴胡“主痰热结实，胸中邪逆”；《大明本草》说柴胡“主清痰止嗽，润心肺”；《全国中草药汇编》说柴胡“有较强的镇咳作用”。
江老总结说，小柴胡汤似乎可以作为治疗三焦久咳不愈的通剂来使用。
附带啰嗦几句。关于金沸草散，我写过介绍文章，但用得不大好，主要是不大喜欢旋覆花。用得最好的是江长康和江文瑜，他们是江老的子女，也是学术传人。他们把金沸草散推崇到“专病专方”的高度；而加减化裁的方法，形成文字的已有9种，而实际使用时则更多，称得上得其真传，活学活用，有所创新。
1974年，江老治一男患，5岁，患痄腮，腮颊漫肿，坚硬，高热不退。迭用银翘散、普济消毒饮加减，连服几天无效。遂借鉴《皇汉医学》治疗耳前后肿，用小柴胡加石膏汤的经验，径用本方，1剂热退，2剂肿消。
江老讲解本案时说，痄腮虽属温病，但主证是腮颊焮热肿痛，而腮颊又是阳明、少阳经脉循行的部位，病症、病位和病势都一目了然。《伤寒论》第231条说：“阳明中风……耳前后肿，刺之小差；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而日本医家吉益南涯倡导使用小柴胡汤加生石膏，清解少阳、阳明两经的郁热，是很有见地的。这是经络辨证，是经络辨证与方证对应相结合，不是对号入座吧？
江老的这则医案，运用了气化学说，是六经辨证，特别是气化辨证与方证对应相结合。
鲁某，男，17岁，住院号15400。因畏寒发热月余，加重7天而住院。患者呈急性病容，进行性贫血，呕吐，中下腹、脐周剧烈绞痛，中腹可以触及两个包块，左侧3cm×3cm，右侧5cm×5cm；大便溏，色黄，脾脏肿大，浅表淋巴结也肿大。血红蛋白32.6g/L，白细胞24.6×109/L，中性粒细胞0.80，淋巴细胞比率0.14。西医诊断为急性坏死性小肠炎、重度贫血。
患者入院以来，迭经抗感染、输液、输血救治乏效，请江老会诊。患者症见发热（体温38.5℃），形体枯槁，腹如舟状，嘴唇、手指及指甲苍白；腹痛剧烈，呼痛号叫之声不绝；大便色黑如泥，曾吐蛔、便蛔7条；口干思饮；舌质淡，苔粗白少津；脉芤。
江老诊毕分析，本证虚实互见，错综复杂。如果用后世创立的各种辨证方法，很难理出头绪来。但如果用六经辨证，就容易联想到厥阴病的提纲证，即乌梅丸证。为什么呢？你看，患病已久，加重7天以上，腹痛、吐蛔、口干等，是不是有点像乌梅丸证的“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像吧？
像是像，但是病情这么危重，西医已经束手无策了，预后好不好呢？
江老说，判断预后，西医高明，不过中医也有判断方法。《伤寒论》第341条说：“伤寒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者，其病当愈。”这个病人一直在发热，又是小青年，正气尚能抗邪，就有向愈的可能。
于是遵照《内经》中“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的规定，用小柴胡汤，去黄芩加白芍，白芍用量30g；合乌梅丸去辛温药，加清热解毒止血药，药用柴胡12g、白芍30g、党参15g、天花粉9g、乌梅30g、川椒9g、黄连9g、黄柏6g、广木香9g、当归9g、地榆9g、金银花15g、连翘9g。服1剂，腹痛大减。用这个方子加减，继服6剂，腹痛止，热也退。继续用益气补血、养血生津方药调理20多天，病愈出院。
这就是用六经辨证，特别是气化辨证，结合方证对应，从少阳之枢引领深入厥阴的邪气，从阴出阳的典型医案。
这则医案也是江老为参加南阳会议准备的。1981年秋，这则医案整理完毕，乐山地区卫生局组织乐山市的资深中医师听江老讲述，请他们提意见，以便完善。这些中医都是早年毕业于中医学院的，他们感到不可思议，有的还怀疑医案的真实性。记得有一位中医说，这个病凶多吉少，西医内科已经没有办法了，只有手术，中药真能治好？之后他们去病案室查阅了原始病历，又询问了病人的主管医生及护士，证实确实是真的，没有掺假！
1982年南阳会议上交流的论文水平都很高。江老论文的题目是“运用仲景学治疗疑难重证的几点体会”，这是会上唯一的临床文章。江老在大会上宣读之后，反响强烈。《新中医》杂志副编审主动索要稿件，并在1983年第2期全文发表。不久，全国各地病者、医者纷纷来信求治、求教、求跟师。
问 ：我第一次所说“气化辨证”，有这种辨证方法吗？
答 ：有的。
问 ：书上有吗？
答 ：限于阅读范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过。
问 ：是你的创造吗？
答 ：岂敢！但愿不是生造。不过，气化辨证的内容是江老告诉我的。换句话说，我只不过是记录、整理和归纳而已。
问 ：气化辨证到底是什么辨证方法？
答 ：就是把《内经》的气化学说与《伤寒论》的六经辨证结合起来，运用于临床。
问 ：《内经》的气化学说？是不是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上啊？
答 ：对了，真不愧是中医博士生！
我们知道，气化学说载于《素问·至真要大论》，原文是这样的：“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
古代不少医家都诠解过这段经文，我们现在以陈鼎三先生的《医学探源》为蓝本。不过，陈氏也是从其他医书上摘抄、归纳出来的，没有注明出处。陈氏当年写《医学探源》是为了授徒，不是为了商业利益，没有著作权的概念。我们研读《医学探源》的时候，要有这样的历史观念。不然打开书一看，吃了一惊：哇！怎么似曾相识啊？其他古籍上也有记载啊！
《医学探源》是这样解释“少阳太阴从本”的，“少阳太阴从本者，以少阳本火而标阳，太阴本湿而标阴，标本同气，故当从本”。又解释了何以少阳、太阴不从中见之气，“然少阳、太阴亦有中气，而不言从中者，以少阳之中，厥阴木也，木火同气，木从火化矣。太阴之中，阳明金也，土金相生，燥从湿化矣，故不从中也”。
我们在前面引用过《内经》的原文“少阳之上，火气治之”，火就是少阳的本。那么少阳病就是火气为病，《伤寒论》少阳病提纲是“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这不是火气为病吗？
问 ：江老说《伤寒论》是六经、脏腑、经络、气化一体论，少阳的脏腑是胆，胆属木。少阳的气化却是火，这能自圆其说吗？
答 ：少阳，包括足少阳胆和手少阳三焦。胆属木，三焦属火；木从火化，足从手化。所以少阳的特点是手经主令，足经化气。足少阳胆木从化为火，那么胆木也可以称为火，彭子益就称之为“胆火”。
养生家强调子时必须睡觉，为什么？子时胆经主令，胆火下降入肾水之中；肾水暖和，则肝木之气才能上升，以济心火，而成心肾相交的既济状态。
问 ：少阳从本，不从中见之气清楚了。太阴为什么不能从中见之气的阳明呢？虚则太阴，实则阳明呀！
答 ：是呀，虚则太阴，实则阳明。阳明可能转化为太阴，但太阴不可能转化为阳明。为什么这样说？我们重温一下《伤寒论》太阴病的提纲，“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这样的一派脾胃阳气虚弱的症征，完全是由体质所决定的、由禀赋所决定的。这样的虚寒体质，怎么可能朝燥热结实的阳明病转化呢？
所以《内经》把燥与湿的关系归结为燥从湿化，单向的，不可逆的，不可能湿从燥化，就是这个道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会滥用苦寒清热、泻下，而是当用则用，适可而止。因为阳明的底板是太阴，燥从湿化。
问 ：少阳太阴从本清楚了，“少阴太阳从本从标”，为什么既从本又从标？
答 ：陈鼎三先生解释说：“少阴太阳从本从标者，以少阴本热而标阴，太阳本寒而标阳，标本异气；故或从本，或从标，而主治须审也。”你看，“少阴之上，热气治之”，本气是热，名称却叫少阴。本为阳热，标为阴寒，性质相反，统一不起来，只好分道扬镳—有的病证从本，有的病证从标。同理，“太阳之上，寒气治之”，本气是寒，名称却叫太阳。本为阴寒，标为阳热，性质相反，也统一不起来，也只好分道扬镳—有的病证从本，有的病证从标。
那么，少阴和太阳为什么不从中见之气呢？
对此，陈鼎三先生解释说：“少阴太阳亦有中气，而不言从中者，以少阴之中，太阳水也；太阳之中，少阴火也。同于本则异于标，同于标则异于本，故皆不从中气也。”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从本的，从本从标的，最后要说既不从本也不从标，而从中见之气的，就是“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
对此，陈鼎三先生也有解释，他说：“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者，以阳明之中，太阴湿土也，亦以燥从湿化矣。厥阴之中，少阳火也，亦以木从火化矣。故阳明厥阴，不从标本，而从中气也。”
问 ：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阳明和厥阴那么特殊，既不能从本，又不能从标？《内经》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为什么不能从燥？阳明病明明是燥气为病嘛！
答 ：遵照《内经》气化学说的规定，标本同气就从本；标本不同气，则可以从本，也可以从标。而阳明和厥阴就有点儿特殊，就不符合这种规定。你看，阳明是标阳，本气是燥。燥是阳，还是阴？不好定性嘛！后世温病学家说有热燥，也有凉燥；有的说燥是“次寒”，不阴不阳嘛。再看厥阴，厥阴是标阴，本气是风。风是阳，还是阴？
问 ：风为阳邪，不是吗？
答 ：有这个说法，但仔细想一想，风邪能够单独为患吗？风寒、风热、风湿、风燥……都是合邪嘛，是相兼为患嘛！
问 ：风邪有单独为患的，《内经》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不是吗？
答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是脏腑辨证，不属于气化学说的范畴。
问 ：我觉得气化学说中，就数“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比较深奥难懂。厥阴要好理解一点，因为厥阴属风木，少阳属火，风与火关系密切，《增广贤文》说“因风吹火，用力不多”，汉语有“风风火火”“风助火势”“火助风威”等。所以风木从火化，说得通。阳明就不好理解了，阳明属燥，太阴属湿，是完全相反的，燥怎样化得成湿？有这样的病证吗？
答 ：问得好！燥怎样化得成湿呢？《医学探源》就是这样写的，江老也用过。
江老的高徒徐云虹写过一篇文章，介绍江老运用阳明厥阴从化规律的经验。徐氏说，阳明以燥为本，以阳热为标，以湿为中见之气。阳明既不从燥化，也不从阳热化，而是从湿化；《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中的发黄证，如茵陈蒿汤方证、栀子柏皮汤方证、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方证等，就是热与湿相合。那种热，是阳明标阳之热，标热与中见之湿相合，可以表现为热重于湿，或热与湿并重。但如果脾土的健运失职，中见的湿邪很重，那么热就可能从湿化，而表现为湿重于热。徐氏举了一例，慢性重症肝炎，阳黄重证，因服用大剂量茵陈蒿汤，苦寒下夺，戕害脾运，热从湿化，形成腹水。改用苦辛淡法，以醒脾渗湿为主，辅以疏肝理气、清热利湿，用《温病条辨》治疗“由黄疸而肿胀者”的二金汤化裁，渐入坦途。
以上就是第四讲的全部内容。
这一讲的18个医案，都是在望、闻、问、切四诊周全的前提下，突出主症，或抓住特殊症征，深研病机，确立治法；然后遣选对证的经方，或经方合时方，获得了佳效。很明显，这是辨证论证与方证对应相结合；或者反过来说，是方证对应与辨证论治相结合，都行。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机械的、死板的所谓“方证对应”，不是对号入座。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纪念教堂前留影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塔前留影
我们知道，方证对应之“方”，指的是经方。那么时方呢？时方可以实行方证对应吗？
当然可以！第一，张仲景的理法可以统率时方；第二，如果张仲景活到今天，他未必就不用时方，未必不实行时方的方证对应。
江老在高徒班讲课时说，如果我们留心研究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所坦陈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不难看出他在创立方证对应时，是从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工作的。一是在“博采众方”的基础上，他做了反复的验证和筛选；二是在仔细观察病情和药后反应的基础上，客观、准确地记录了经方典型的适应证和禁忌证。
江老曾经满怀激情地说：“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仲师的学术成就，竟然经得起一千七百多年来无数医者临床实践的反复检验，只要准确地实行方证对应，疗效就不同凡响！倘若我们踏着仲师的足迹，而在‘博采时方’的基础上，进行反复的临床验证和筛选，同时客观、准确地记录经筛选后的高效时方的典型适应证，就能够将方证对应逐渐引申到时方的广阔领域。”
问 ：把方证对应引申和推广到时方的广阔领域，这个课题很有创意。但是我注意到，中国大陆的一些经方派医生根本不用时方，他们为什么不用时方呢？
答 ：不知道。
问 ：不过他们的一些经方治验，我好像不太理解。明明有恰当的时方摆在那儿，他们偏偏不用，非要去用好像不太对路的经方。比如说，风、湿、热、瘀引起的皮肤病，时方消风散效果就好，他们不用，非要用什么麻杏苡甘汤、麻黄加术汤，还说效果好。我学用过，效果不如消风散好。是我在东施效颦呢？还是他们有点儿固执？
答 ：喜欢用经方，甚至独用经方不用时方，疗效好就行。管它牵强附会也好，削足适履也好。医者总结之，发表之，你姑妄看之就行了。
我受江老熏陶，也喜用经方，用得不好。用时方的机会倒很多，迫不得已时还得自拟新方。为什么呢？因为汉代至今已经一千七百多年了，气候变化了，自然环境变化了，社会环境变化了，人类的衣食住行也变化了，心态也变化了。所有这些变化，必然导致疾病谱的变化，所以新病种不断产生。不要说疑难病症，就是一些常见病证、简单病证、轻浅病证，都缺乏恰当的经方治疗，不是吗？
例如常见的喉源性咳嗽，请问用哪一首经方？这个病名是现代中医喉科奠基人干祖望老先生创立的，之后我要专门讲这个问题。再如习惯性便秘，也很常见。而习惯性便秘中最常见的又是脾阴亏损、肠燥津乏，请问用哪一首经方？用麻仁丸可以吗？暂时可以用，但通而复秘，因为其中有大黄清热泄下，久用伤津耗气。之后我也要专门讲这个问题。就连金元医家张元素都说：“世易时移，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我理解，张元素不是说所有古方都不能治疗今病，他是说有些古方不能治疗今病。
江老呢，他喜用经方，擅用经方，但不薄时方；对时方中经过反复验证，疗效卓著的，就视若经方，并且客观、准确地记录了典型的适应证，并传授门人，公诸医界。此外，江老还独创了两个方证—江氏金沸草散方证和靖眩汤方证，之后我要专门讲这两个方证。
下面我们介绍江老引申的四个时方的方证，这就是香附旋覆花汤方证、三仁汤方证、豁痰丸方证和归脾汤方证。
我自学中医时读过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知道香附旋覆花汤，但一直没有用过。直到1981年秋，我协助江老审定出席南阳会议的论文时，才知道这首时方不可小觑。
江老20岁时，仲秋月，偶感寒，咳嗽、胁痛。这种胁痛不是隐痛，不是胀痛，也不是刺痛，而是掣痛，即牵掣作痛。什么叫牵掣作痛？就是牵引疼痛——肢体静止不动就不痛，一动就痛；如果转侧或翻身，或深呼吸，牵掣痛就会加重。这就是症状特征。当时还有寒热往来，每天发几十次，每次发几分钟或十余分钟。恶寒的时候，背心如冷水洒泼；发热的时候，又如烈火燎灼。
江老那时还在学医，认为是柴胡证，就开了一剂小柴胡汤加减，服后无效。他的老师陈鼎三先生笑着说：“这个不是柴胡证，是香附旋覆花汤证；毫厘千里，慎之慎之！”陈老便开了香附旋覆花汤原方，生香附、旋覆花（包煎）、紫苏子、广陈皮、茯苓各9g，法半夏、薏苡仁各15g。因为方中有旋覆花，江老喝药时感觉苦涩难咽，咽下就发呕。半天时间，断续呕出黏涎一碗左右，想不到寒热、胁痛就完全消失了。
病很快好了，江老十分高兴。不过这首陌生的时方，药味那么平淡，为什么效果那么好？于是请教老师。先生出示《温病条辨》下焦篇第四十一条，“伏暑、湿温胁痛，或咳，或不咳，无寒，但潮热，或竟寒热如疟状，不可误认柴胡证，香附旋覆花汤主之”。
江老茅塞顿开，原来是误认了柴胡证！为什么会误认呢？因为寒热和胁痛很像柴胡证。但是既然不是柴胡证，那么这次的胁痛伴寒热，应该怎样解释呢？
吴鞠通在这条的自注中是这样解释的，“此因时令之邪，与里水新抟……”说到这里，江老十分感叹，真是一语破的！
于是江老又重新研读《温病条辨》第四十一条，一个字都不放过。原文结尾时说“久不解者，间用控涎丹”。控涎丹用甘遂、大戟、白芥子各等份，为细末，面糊为丸，梧桐子大，每服五至十丸，临卧姜汤送下。这是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十三方，治悬饮重证之方。那么香附旋覆花汤就应该是治悬饮轻证之方了。
再仔细看吴鞠通自注的原文，“按：伏暑、湿温，积留支饮，悬于胁下，而成胁痛之证甚多，即《金匮要略》水在肝而用十枣之证”。呵，原来就是《伤寒论》第152条的十枣汤方证！十枣汤是攻逐水饮的峻剂，治疗悬饮重证的。但吴氏没有用，而是自拟了香附旋覆花汤，为什么呢？
吴氏自注：“彼因里水久积，非峻攻不可；此因时令之邪，与里水新抟，其根不固，不必用十枣之太峻。只以香附、旋覆，善通肝络而逐胁下之饮，苏子、杏仁降肺气而化饮，所谓建金以平木；广陈皮、半夏消痰饮之正；茯苓、薏苡仁开太阳而阖阳明，所谓治水者必实土，中流涨者开支河之法也。用之得当，不过三五日自愈。其或前医不识病因，不合治法，致使水无出路，久居胁下，恐成悬饮内痛之证，为患非轻。虽不必用十枣之峻，然不能出其范围，故改用陈无择之控涎丹，缓攻其饮。”控涎丹药性缓吗？江老说过，不缓。后面还要讲。
我们接着讲香附旋覆花汤。
江老当年20岁，经明师指引，初识香附旋覆花汤。随着阅历渐多，再取张仲景的小柴胡汤方证，与吴鞠通的香附旋覆花汤方证合勘，就心中了了。他说，这两个方证都可能有寒热，或寒热往来，这一点实在不容易鉴别。容易鉴别的是胸胁部位的特殊症征，那可是大相径庭的啊！柴胡汤方证是胸胁苦满，或者还兼痛，但绝不是牵掣作痛。这是由于无形邪气郁于少阳，偏于半表。香附旋覆花汤方证呢？是胸胁牵掣作痛，而不是苦满。这是由于有形水饮停聚胸胁，偏于半里。这就是鉴别诊断要点。
问 ：小柴胡汤方证和香附旋覆花汤方证都属于少阳病吗？
答 ：是的，都是少阳病。
问 ：一个在半表，一个在半里？
答 ：一个偏于半表，一个偏于半里。病位都在少阳。
问 ：少阳病是一个“疑难杂症”，历代医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看得我们这些后学眼花缭乱。静下心来仔细想，又好像见仁见智，各有至理。老师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答 ：我遵江老。江老是从六经的标本中气入手的。江老引用《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少阳之上，火气治之”，“少阳从本”。江老遵经旨说，手少阳三焦属相火，足少阳胆属甲木。所谓“少阳从本”，就是说少阳应当以手经主令，足经化气，足从手化。江老推崇黄元御，就是清代名医黄坤载，专门讲气化、讲升降的那一位。黄氏说：“暑者，少阳相火之所化也。在天为暑，在地为火，在人为三焦。手少阳以相火主令，足少阳以甲木而化气于相火。”
江老由此推导出，少阳的病位主要在三焦，而不是在胆。大家觉得有道理吗？
那么三焦是什么呢？这又是一个话题，一个似乎说不清道不明的疑难问题。还是听听前人怎么说吧。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首先是张仲景的说法，有权威性吧？他在《金匮要略》开篇中说：“腠者，三焦通会元真之处；理者，是皮肤脏腑之纹理也。”陈修园说：“少阳内主三焦，外主腠理。”尤在泾说：“少阳居表里之间，当肓膜之处，外不及于皮肤，内不及于脏腑。”
江老概括以上说法，认为少阳一经，所管辖的范围广大——外而躯壳腠理，内而胸胁腹腔；既不在皮肤之表，也不在脏腑之里，这就是半表半里。所以，凡是无形的邪气客于少阳，就是偏于半表，表现为“往来寒热，胸胁苦满”的小柴胡汤方证；凡是有形水饮停聚胸胁，就是偏于半里，表现为“发作有时，头痛，心下痞硬满，引胁下痛”的十枣汤方证，轻证就是时方香附旋覆花汤方证。
问 ：吴鞠通说“久不解者，间用控涎丹”是缓攻水饮。老师却说控涎丹的药力不缓，有治验吗？
答 ：我没有，但江老有切身体验。江老自幼体弱，生过不少病。有一次悬饮病复发，胁痛很剧烈，岂止不可翻身转侧，就是身体稍微活动一下，胁部也如刀刺样剧痛，遍服往昔方药，包括曾经效如桴鼓的香附旋覆花汤也乏效。想到悬饮重证，应当用十枣汤，但江老素体虚弱，未服先惧。就遵照吴鞠通之训，“虽不用十枣之峻，然不能出其范围”，以及“久不解者，间用控涎丹”。就取自制控涎丹1.5g吞服。不到10分钟就慌忙如厕，哗啦哗啦泻下，全是水，大约有半马桶。泄后过了大约4小时，试着翻身，竟然完全不感觉胁痛了。谁说中医是慢郎中？！
看看吧，控涎丹药力缓不缓，江老最有发言权。他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如鱼饮水 冷暖自知——治悬饮方自身验证录”。是呀，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别人怎么体会得到呢？
江老说，控涎丹虽然没有十枣汤那么猛峻，但是方中也有十枣汤的猛药——甘遂攻逐经隧中的水饮，大戟攻逐脏腑中的水饮，药力相当猛峻。辅以白芥子驱逐皮里膜外的水饮，药性平和一些。三味合而因之，制成丸药，药力也不缓。不过小剂量吞服，则攻逐水饮而不过伤正气而已。
江老曾经在西医病房工作20多年，常用中药治疗疑难重症。他治疗肾病综合征时，就用过十枣汤和控涎丹来攻逐水饮、利尿消肿。有的病人入院时全身严重水肿，大量腹水，小便不利，正虚症状明显。用中、西药各种利尿剂，水肿顽固不消。怎么办？首先健脾补肾，再酌用十枣汤或控涎丹。这样，病人服后，一般没有恶心呕吐，也不会迅速腹泻；但尿量迅速增多，浮肿渐消，肾功能也随之改善。你看，同样是控涎丹，江老吃了不到10分钟就哗啦哗啦泻下，别人一般没有泻下那么快，这就是个体差异吧！
江老给我讲解的时候说，他用得更多的是控涎丹，用来治疗渗出性胸膜炎、胸腔积液。只要病人不兼有外证，或外证已罢，又无消化系统器质性病变，就可以放胆服用。每次1.5g，早晨空腹吞服，一般15～30分钟就可以致泄。如果体质不太虚弱的，下午4～5时再吞服1.5g。随着腹泻次数增加，胸水消退也加快，一般不会出现恶心、呕吐、眩晕等毒副作用。待胸水消退，转服健脾清肺、祛痰通络方药，缓缓调理。
问 ：说实话，我不敢用十枣汤和控涎丹，还是香附旋覆花汤安全。老师的意见呢？
答 ：香附旋覆花汤只能治愈悬饮的轻证。
问 ：老师说香附旋覆花汤方证的症状特征是胸胁掣痛，其病因病机是水饮停聚胸胁。我要问的是，是不是只有水饮停聚胸胁，才会引起胸胁掣痛？
答 ：我原来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在2009年，我用香附旋覆花汤3剂迅速治愈一例自发性气胸之后，就不那样认为了。
问 ：能讲得详细一点吗？
答 ：2009年秋，一位男患，31岁，身高1.67米，消瘦，嗜烟酒，经常咳嗽。有一次受寒剧烈咳嗽，胸部剧痛，牵及肩背。某医院胸透示患者自发性气胸，右肺压缩25%；我院复查，压缩达75%。患者胸痛剧烈，听人说可以胸腔穿刺抽取气体，强烈要求胸穿。家属竭力阻止，要求服中药一试。其人胸部隐痛，咳嗽加剧，胸闷气短，翻身转侧也痛，舌象正常。斟酌片剂，用香附旋覆花汤，加桔梗、炒枳壳、姜黄、降香、三七粉。服完1剂，似有减轻；连服3剂，胸痛消失，遗留轻微咳嗽。转用柴胡桂枝汤合金沸草散3剂，咳嗽也止。
通过这例气胸治验，我们又回到了前面的话题，即抓主症、抓症征，有是证、用是方。胸部疼痛，咳嗽加剧；翻身、转侧也痛，类似香附旋覆花汤方证。管它是水饮停聚也好，气体充斥也好，休问来路。有是证，用是方，如此而已。
以上我们把香附旋覆花汤方证的来龙去脉都讲清楚了，最后让我们来背诵江老编写的方证条文，“有形水饮，停聚胸胁，胸胁掣痛者，涤饮通络，香附旋覆花汤主之”。
三仁汤，大家都很熟悉。有的医生喜欢用三仁汤，说是“清利湿热”，这个说法准确吗？不太准确吧？三仁汤出在《温病条辨》的上焦篇？中焦篇？还是下焦篇？请回答。（众答：上焦篇！）回答正确！
现在让我们来重温一下三仁汤的出处。
《温病条辨》上焦篇四十三条载：“头痛，恶寒，身重疼痛，舌白不渴，脉弦细而濡，面色淡黄，胸闷不饥，午后身热，状若阴虚，病难速已，名曰湿温。汗之则神昏耳聋，甚则目瞑不欲言；下之则洞泄；润之则病深不解。长夏、深秋、冬日同法，三仁汤主之。”三仁汤的组成是，“杏仁五钱、飞滑石六钱、白通草二钱、白蔻仁二钱、竹叶二钱、厚朴二钱、生薏仁六钱、半夏五钱。甘澜水八碗，煮取三碗，每服一碗，日三服”。
吴鞠通之后，有的医者解释三仁汤，说是杏仁宣畅上焦，白蔻仁温通中焦，薏苡仁清利下焦。主药是三个仁，所以叫三仁汤。
但吴鞠通不是这样解释的。吴氏自注说：“惟以三仁汤轻开上焦肺气，盖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亦化也。”试问方中何药能轻开上焦肺气？主要是杏仁。因为四川气候潮湿，湿热致病者一年四季都有，三仁汤大有用武之地，江老也很喜欢用。时病用，杂病也用。例如，20世纪80年代，江老在中医病房用三仁汤治疗肾炎蛋白尿，效果很好，治验多多，他的女儿江文瑜总结发表过3例，现举1例，以见一斑。
男患，25岁。浮肿、尿少，持续蛋白尿5个月。尿蛋白（++++），红细胞少许，尿素氮14.2mmol/L，血压165/95mmHg。西医诊断为肾病综合征。经中、西药治疗无效。现症为全身高度浮肿，小便不利，呕恶，厌食；苔黄厚腻，脉沉滑。辨证为玄府不通，三焦湿阻，气化失司。治法以开通玄府，宣畅三焦。用三仁汤合五皮饮加减，服7剂后，呕恶止，浮肿消，纳食增，二便如常；惟苔尚厚腻，尿蛋白（+++）。继用前方（去五皮饮），服8剂后，厚腻苔退，尿蛋白、红细胞均转正常。守方加减，服药月余，渐渐康复。尔后多次查小便常规，无异常。尿素氮6.8mmol/L，肌酐146.2mmol/L，血压也正常。
看看，守服三仁汤不到2个月，治愈了肾病综合征。这样的病例不少，不太相信吧？要知道，当年的中医病房是正宗的，是货真价实的。有些病人还是要上点西药，打点针，输点液，这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以中医药为主，先中后西，能中不西，必要时才配用西药。有些人说是“中西医结合”，怎么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所以我从来不说什么“中西医结合”，我的习惯说法叫“中西药配合”。
大家可能觉得太浅显了吧？谁不会用？大路货嘛。如果真是这样，还有资格在这种大雅之堂来宣讲吗？
我观摩学习江老运用三仁汤很长时间，江老至少有三条心法，是独创的，不落窠臼的，领异标新的。
第一条心法：去白蔻仁加桔梗
我们知道，三仁汤是吴鞠通创制的，但他没有出方解，只是说：“惟以三仁汤轻开上焦肺气，盖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亦化也。”因为湿温初起，病位主要在上焦。那么，开宣肺气的主药便是杏仁，前面刚讲过。
江老认为，吴鞠通创制三仁汤的时候，借鉴了叶天士。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叶天士治疗湿阻气分、中焦失运时，病人“虽有脘中痞痛，宜从开泄，宣通气滞，以达归于肺，如近世之杏、蔻、橘、桔等，轻苦微辛，具流动之品可耳”。以上这番话，见于叶天士的《外感温热篇》。
江老由此推论，三仁汤宣通肺气，主要是依靠杏仁，辅以白蔻仁，宣肺的药力明显不足。江老是这样解释的，白蔻仁首载于宋代《开宝本草》，功效是“主积气，止吐逆、反胃，消谷，下气”，这明显是温化中焦寒湿的。有人说，白蔻仁芳香，可以助杏仁宣肺。但是《内经》明言“五臭所入”，香入脾，非入肺也。不入肺，就难以助杏仁宣肺。所以用三仁汤时，一般应当去掉白蔻仁，代之以另外的宣肺药物。
用什么药物来代替白蔻仁呢？江老体验很多年后，倡导用桔梗来代替。
我们知道，桔梗性平，味苦辛，专入肺经，开宣肺气，功专效宏，古人称之为“药之舟楫”。《神农本草经》说桔梗“主胸胁痛如刀刺，腹满，肠鸣幽幽，惊恐，悸气”。可见桔梗主入上焦，又兼入中焦、下焦。所以江老用三仁汤时，大多数情况下都去白蔻仁，加桔梗。但如果舌苔白厚腻，中焦湿也盛时，则加桔梗也保留白蔻仁，当然用白蔻壳更好。
江老的这一条心法，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行之有效，算得上新颖吧？
第二条心法：加熟附片、干姜
我们知道，三仁汤是治湿温之方，加入大辛大热的熟附片、干姜，看起来有点别扭，是吧？为什么要这样加？因为临床上有这种证。什么证？阳虚湿热证。
问 ：临床上真的有阳虚湿热证？
答 ：有的，让我们来看一个病案。
女患，50岁，淋雨后恶寒发热，输液3天，热势反升至39.6℃。急用柴葛解肌汤，方中重用生石膏40g；服2剂，体温降至37.5℃，但增腹痛、泄泻。停药后，体温又升到39.8℃。急服扑热息痛，高热暂降，但大汗淋漓，倦怠无力，泄泻水样便。经胸透及血、尿、便常规检查无异常。
刻诊患者肠鸣腹痛，泄水样便，每日十余次，畏寒，困倦，汗出黏衣，口干喜热饮；舌质淡，苔白黄相兼而厚腻，脉濡数。详细询问病史，知道她10岁时曾患过肠伤寒，脾胃素虚，畏寒凉。
考虑患者为阳虚之体，湿热之证，予三仁汤加减，即杏仁10g、薏苡仁30g、桔梗10g、苍术15g、厚朴15g、法半夏10g、青蒿15g、熟附片10g、干姜10g。服3剂，畏寒减轻，泄泻减为一日3～4次，体温降至38.5℃。效不更方，上方熟附片、干姜各加至15g，再加广藿香、葛根各30g，又服3剂，诸症大减，体温降至37.3℃。继予参苓白术散加减善后。
当年患阳虚高热证时，此人50岁。至今已经15年，很少感冒；即使偶感风寒，体温也没有超过38℃，当然再也没有患过阳虚湿热证了。
问 ：呵，真有阳虚湿热证！老师遇到过吗？也是用三仁汤加熟附片、干姜？
答 ：我1992年秋治过一例肝脓肿，男，39岁，高热寒战1个月。更医4次，有用柴葛解肌汤、甘露消毒丹、麻黄附子细辛汤、达原饮等，诸症不减，不得已住院。西医用抗生素7天，配服清热解毒、泻肝通络、豁痰利水中药7剂，高热不降；不得已加用激素，体温陡然降到37℃以下。但停用激素几天后，又波动在38.5℃～39.5℃之间，血象仍居高不下。西医认为已经化脓，要做肝脏穿刺，抽取脓液。患者害怕，要求中医会诊。
刻诊患者体温39℃，面色苍白而晦暗，瘦骨嶙峋，体重已减轻7kg，精神委顿；上午啬啬恶寒，下午、夜间潮热多汗，心下痞满闷胀、拒按，口中有腐秽味，纳呆，大便稀，小便黄少；舌质黯淡，左侧有瘀斑，苔灰黄厚腐腻，脉濡数。
反复思考之后，决定学用江老三仁汤方证的第二条心法，诊断为阳虚气滞、湿热蕴结、胃络瘀阻之证。治宜温阳导滞、清热利湿、祛瘀通络，用干姜附子汤合平胃散、三仁汤加减。服3剂，诸症减轻。上方合参附汤、芪附汤，加仙鹤草，又服3剂，体温终于正常。接着用香砂六君子汤合苓桂术甘汤，加三七粉吞服。服到12剂，一切症状消失，B超复查也基本正常。
附带补充一句，服中药时，西药抗生素没有停。为什么没有停？那是西医病房，西医不让停。
病治好了，但学生有疑问。阳虚指体质，湿温指病邪。阳虚之人只能感受寒湿，怎么会感受湿温呢？
问 ：对呀，病邪要从化，从阴化寒，从阳化热呀！古代这样讲，现代体质学更加强调。
答 ：江老认为，素体阳虚，也可能感受湿热；或者湿遏热伏，伤人阳气，都可能形成阳虚湿热证。
江老引用叶天士的《温热论》，叶氏谆谆告诫医者，在治疗湿温的时候，“如面色白者，须要顾其阳气，湿盛则阳微也”。他深究湿热病的体质病因，举酒客患湿温的例子说：“酒客里湿素盛，外邪入里，里湿为合。在阳旺之躯，胃湿恒多；在阴盛之体，脾湿亦不少，然其化热则一。”
我们知道，阳旺之躯，胃湿化热，是热重于湿；阴盛之体，脾湿化热，应是湿重于热。所以江老告诫，治疗湿重于热，不可过用寒凉，恐伤阳气；如果素体阴盛阳虚，感受湿热之邪，服清热利湿药无效，或反而加重；又见畏寒、泄泻，那么使用三仁汤的时候，就要大胆加入熟附片、干姜。实践证明，清热利湿与温阳化气可以并行不悖，甚至相反相成，两擅其长。
问 ：这一条心法很有临床意义，我记住了。我相信它是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虽然不大符合传统中医理论。老师前面就讲过，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才常青，这又是一例，不是吗？
答 ：其实江老的这一条心法是符合传统中医理论的。江老说过，三仁汤加熟附片、干姜，理论可以上溯到《伤寒论》治疗热痞兼阳虚的附子治心汤方证，“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主之”。我们知道，这是《伤寒论》第155条。这个处方中，大苦大寒的三黄，也就是大黄、黄连、黄芩，与大辛大热的附子合用，泻热消痞，扶阳固表。清代医家尤在泾评论这种用药法度是“寒热补泻并投互治，诚不得已之苦心”。
问 ：啊，原来如此！
答 ：知道谜底了吧？由此我想起了一首有名的宋诗，其曰：“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好一个“不信人间有古今”！套一句文言文，“先圣后贤，其揆如一”。西方谚语怎么说的？太阳底下无新鲜事。
第三条心法：舍舌从症，舍脉从症
我们知道，湿温初起的舌与脉，确实如《温病条辨》所说的：“舌白……脉弦细而濡。”但是湿热引起的不少时病，特别是杂病，就不一定了。例如，舌质大致正常，或者淡，或者偏红。舌苔呢？薄白，或薄黄，或白黄相兼，或灰，或灰褐，并无定体。脉象呢？有濡的，有滑的，有弦数的，也没有定体。
江老指出，有的疑难病症，四诊获取的信息不一定完全一致。三仁汤方证如此，其他方证也如此。江老强调，如果从整体宏观上可以诊断为湿热证，但舌象或脉象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时，应当舍舌从症，舍脉从症。
请看江老用三仁汤治咳嗽的一个病例。
男患，36岁。感冒后咳嗽缠绵，已两月余。曾经输液，服多种西药抗菌消炎，止咳祛痰；中药曾用过桑菊饮、止嗽散等十余剂，均乏效。
刻诊患者胸膈满闷，咳声重浊，痰黏量多，小便黄，大便黏滞，口干，舌质红，苔黄白相兼而厚腻，脉滑。
辨证为湿热咳嗽，邪恋三焦；治宜宣畅三焦，化痰清热。虽不是“舌白……脉弦细而濡”，仍宜用三仁汤化裁，即杏仁15g、薏苡仁30g、桂枝10g、法半夏15g、柴胡15g、黄芩10g、车前草30g、鱼腥草30g、瓜蒌皮10g。服3剂，咳嗽大减，厚腻苔消退强半；上方加仙鹤草30g，又服3剂，咳止。
问 ：《温病条辨》上说湿温初起的舌象是“舌白”，我想，这个“舌白”应该是指舌苔吧？不是指舌质吧？如果是这样，这一例咳嗽病人的舌苔是黄白相兼而厚腻，本来就是湿热证的舌象，还舍什么舌呢？还有，三仁汤本来就是治疗湿热咳嗽的。
答 ：哇，不简单！被这位博士生发现纰漏了。您的质疑是对的。这则医案曾经公开发表过。如果您是责任编辑，肯定枪毙了。（众笑）不过我要重申的是，临床要四诊合参，权衡取舍。比如这例湿热咳嗽的舌象——舌质红，苔黄白相兼而厚腻，倒很像甘露饮方证，或甘露饮合封髓丹方证。这个方证的基本病机是阴津亏虚，湿热蕴蒸。后面我还要专门讲这个方证。
我在2010年夏天治一姜姓叟，60岁，患复发性口腔溃疡10多年，就是这种舌象。此人略懂中医，在某县医院中医科断断续续服中药，用的就是三仁汤加减，口腔溃疡时而消失，不久又复发，而舌苔基本上就是老样子。我说，咱们换一个思路吧。用甘露饮合封髓丹原方，服6剂，口腔溃疡消失，舌苔褪干净，三个月没有复发。他很高兴，为巩固疗效，又服了6剂，至今快5年了，一直没有复发。
那么我换的是什么思路呢？是病与证合勘的思路。什么病？口疮，西医叫复发性口腔溃疡。这个病，绝大多数是阴亏夹湿热。据说有单纯湿热的，有气虚的，甚至还有阳虚的，我统统没有遇见过，毕竟井底之蛙，所见甚窄嘛。
江老独创的三条心法，就讲到这里。其实还有第四条心法，就是三仁汤宜与小柴胡汤合用。这个好像不止江老一人讲过吧？我这里简单说几句。
三仁汤与小柴胡汤合用，实际上就是三仁汤加柴胡、黄芩。因为小柴胡汤中的半夏，三仁汤中也有；小柴胡汤中的人参、甘草、生姜、大枣要去掉。为什么要合用呢？江老认为，三仁汤苦辛芳香，轻宣淡渗，流畅气机，化湿清热，适用于湿温初起，病在上焦，吴鞠通所谓“病势不甚显张”的证候。如果治疗湿热内外俱盛，或湿热久羁的时病和杂病，就有“轻描淡写”、力量薄弱、不堪担当重任的顾虑。这时如果合用了小柴胡汤，就能够旋转少阳枢机，从少阳之枢以达太阳之气。正如《伤寒论》第230条说的，“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从而引领诸经邪气外出。这样，三仁汤宣上畅中渗下的作用就显著增强了。江老的学术传人江长康颇擅此法，疗效历历可稽。他曾写过一篇继承整理文章，题目是“江尔逊运用柴仁汤的经验”，在《中医杂志》上发表。
三仁汤方证讲完了，让我们记住江老编写的方证条文吧，“湿蕴热蒸，头重身困，胸闷脘痞者，疏利气机，宣畅三焦，三仁汤主之。阳虚湿温，加熟附片、干姜”。
唐宗海《血证论》记载的豁痰丸，改丸为汤，重用鲜竹沥，清肺豁痰与润燥生津两擅其长，可以救治肺部重度感染引起的痰热壅肺伤津危重症，可以扶危持颠，挽回人命于顷刻，我们必须掌握这个方证。
豁痰丸的组成是当归、知母、天花粉、白前根、麦冬、枳壳、杏仁、瓜蒌霜、竹沥、桔梗、射干、茯苓、石斛、甘草，共14味。俗话说，药过十三，百病不沾。不一定，李东垣用药就多多益善。这个方子初看一眼，觉得十分杂乱。1981年江老向我讲解此方时，我就有这个感觉。但江老说，药味虽多，多而不乱，方义很清晰。他是这样解释的，桔梗、甘草、射干、白前根、茯苓这五味药祛痰利咽、清热散结；当归、杏仁、枳壳这三味药止咳定喘、宽胸畅膈；知母、天花粉、瓜蒌霜、麦冬、石斛这五味药滋肺润燥、养阴生津；这就13味了，最重要的一味压轴药是鲜竹沥，性味甘寒，荡涤痰热的窠臼，开通痰涎的壅塞，功专效宏。
但唐宗海的解释只有几个字，“轻清润降，为治痰妙法”。轻，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就是说使用轻剂，清肺热，润肺燥，降肺逆。你看，惜墨如金，要言不烦。至于这个方子是唐宗海自拟的，还是转载的，江老没有说，我至今也不知道，在座的博士生有知道的吗？（无人回答）
依江老之见，这个豁痰丸，应该脱胎于《金匮要略》的麦门冬汤，这真是独具只眼！我们知道，麦门冬汤由麦冬、半夏、人参、甘草、粳米、大枣六味药组成，其方证原文是：“大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逆下气者，麦门冬汤主之。”古今医家公认这是治疗肺痿的经方。
江老指出，《金匮要略》说：“热在上焦者，因咳为肺痿。”为什么会咳成肺痿？是因为“重亡津液”，不是轻的、一般的伤津，而是严重的伤耗津液。它的证候特征是“其人咳，口中反有浊唾涎沫”。就是说痰浊咳不干净，咳了又有，旋咳旋生。用麦门冬汤有效吗？应该有效，但效果不理想。为什么呢？江老当时说，麦门冬汤清热化痰行滞之力稍逊；后来又对我说，应该是清热豁痰与润燥生津的力量不足。而这正是豁痰丸出类拔萃之处。
俗话说，三折肱，而后成良医。要不是恩师点拨，要不是江老在年轻时用豁痰丸自救自疗，这首扶危持颠的妙方，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脱颖而出！
江老禀赋甚差，年轻时就有痰饮宿疾。开初是痰饮咳嗽，胁痛，寒热如疟，服香附旋覆花汤，暂时控制住了。不久，又因外感反复不愈，咳嗽痰多，胸部牵掣作痛，用六安煎不效。大家知道，六安煎就是二陈汤加杏仁、白芥子。改服香附旋覆花汤也不效。又几次改方，都无效，病情越来越重。呼吸、活动都牵掣胸部作痛，仰卧在床上，不能稍稍动弹；气喘痰鸣，稠厚胶黏的痰涎，好像饴糖的筋丝状，咯至口边，吐不出去，需要用手去捞痰。一连7天，饮食不进，口干欲饮，水入便呛咳不已，精神委顿，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候了。当全家人一筹莫展时，救星来了。陈鼎三先生赶到了，望闻问切之后交代：“试用豁痰丸。”
那时已是深夜，没有竹沥，只好用莱菔汁代替——就是用白萝卜，切碎，捣细，滤取汁液。这样服了两次药，病无进退。陈老亦束手无策了，就私下对江老家人说：“病情危重到这步田地，应当准备后事了。”第二天，其他地方又有危急的病人，陈老只好匆匆赶去救急。
江老深信恩师认证无差，就对家人说，不要嫌麻烦，赶快去准备竹沥吧！幸好江老家在农村小镇，竹子多。急砍竹子，剖开，火烧竹片中部，两头就会慢慢渗出竹沥。就这样制备了几大碗竹沥。江老嘱咐家人，仍煎豁痰丸（汤）。药煎成，药汁和竹沥各一半兑服。就这样，奇迹出现了。
40多年之后，江老仍记得很清楚，下午3时服头煎，黄昏服2煎。到了半夜，感觉痰减少了，气喘胸痛也减轻了，竟然可以自己翻身了。又服第3煎，第二天早晨，各种症状都大大减轻了。
江老说到高兴处，眉飞色舞。他说，奇怪得很，我胸中那么多吐不干净的痰涎，吃了三道药之后，既没吐出来，又没泄出来，无形中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并且知饥索食了。守方又服1剂，就可以扶床行动了，第二天就出门了。改用气阴两补合调理脾胃的方药，病就痊愈了。
问 ：这个豁痰丸，使用机会多不多？
答 ：多！但门诊使用不多，主要是在病房使用。因为这是疑难重症，甚至是危重症。应用于哪些病种呢？有急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支气管哮喘、肺炎；特别是腹腔各种手术之后引起的肺部感染，常规治疗乏效，感染越来越严重的情况。
问 ：有小儿毛细支气管炎吗？
答 ：有。
问 ：小儿服药困难，如何喂得下药？
答 ：当然最好用鼻饲。吃药困难，不过有幸运的，这里举1例，也是江老讲述的。
王某，男，1岁，住乐山沙湾。患肺炎，注射链霉素过敏，呼吸困难，口唇发绀，有窒息危险，急送我院儿科。因病情危急，不能搬动，立刻在病床上行气管切开术。因肺部感染，稠黏的痰涎不断从切口插管往外冒，痰涎时而堵塞管道，就气逆急促，出现紫绀；喂药则呛咳。用抗生素治疗7天，炎症不消，就邀请全院西医、中医大会诊。西医诊断为毛细支气管肺炎。听诊，肺底满布湿鸣。
江老认为证属痰热伤津，气阴两耗。用豁痰丸合生脉散，重用竹沥2两。
因年龄太小，喂药就呛，痰就涌出，堵塞管口，气息将停，十分危险。鼻饲吧，鼻孔插着氧气管，不能鼻饲。陪医就一边用棉签从插管口擦拭痰涎，一边用另一支棉签蘸药汁，使小儿吸吮。这样服下去的药汁自然很少，没有效果。又迁延3天，症状不减退。于是江老又建议改用鼻饲，西医说：“不可！因病情危急，只有待缺氧改善之后方可鼻饲。”
到了晚上，患儿病情依旧，已经奄奄一息了。陪医眼看各种抢救措施都无效，就横下一条心，死马当作活马医，冒险用汤匙灌喂药汁。一开始灌喂时，患儿呛咳不已；仍频频灌下去。说来也怪，患儿竟然渐渐能够吞咽了，于是陪医连续灌了几汤匙才停止。
奇迹发生了。夜半之后，患儿痰减少了；陪医又开始灌喂，第二天早晨痰更少了。陪医大喜过望，接连灌喂3剂，痰渐渐消失了，患儿也可以喝汤水了；又进食藕粉、稀粥。江老改用调理之方，患儿渐渐康复了。
江老临证六十余年，运用豁痰丸救治痰热壅肺伤津危证不知凡几。江老的学术文章发表后，学用者多多，都说疗效好。有的医者还发表了验证文章。有的医者还不忘重申江老的独家心法——豁痰丸取得卓效的关键是重用竹沥。
最后，让我们记住江老编写的豁痰丸方证条文吧，“咳逆上气，咽喉不利，痰涎稠黏，咯吐不爽，胸闷气喘，口干欲饮，入水则呛者，痰热壅肺伤津也。清肺豁痰，润燥生津，豁痰丸主之”。
问 ：豁痰丸方中有瓜蒌霜，没有听说过，可以用瓜蒌仁吗？
答 ：可以，捣碎入药。
问 ：为什么一定要重用竹沥？
答 ：竹沥甘寒，性味平淡，轻用效果差。《本草衍义》说：“竹沥行痰，通达上下百骸毛窍诸处，如痰在巅顶可降，痰在皮里膜外可行；又如癫痫狂乱，风热发痉者可定；痰厥失音，人事昏迷者可省，为痰家之圣剂也。”以上这些卓效，都不是轻用可以取得的。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竹沥只有重用60mL以上，才能清热豁痰与润燥生津两擅其长。
附带告诉大家，江老临证时就地取材，曾经用过淡竹沥、苦竹沥、茨竹沥等，疗效都可靠，其中苦竹沥效果最好。
归脾汤健脾养心，益气补血，是常用方，哪个中医不知道？在这种场合讲归脾汤，不会成为催眠曲吧？
我想不会！为什么呢？我要讲的是归脾汤方证，不，不是书本上的归脾汤方证，而是江老命名的，我想可以称作“江尔逊归脾汤方证”。
什么叫作“江尔逊归脾汤方证”呢？就是用归脾汤来治疗十二指肠溃疡病的理法方药。
我在年轻时读过现代名医秦伯未的《谦斋医学讲稿》，钦佩之至！秦氏医理精湛，文笔流畅，深入浅出，切合临床实际。他把胃溃疡归结为中焦虚寒，倡用黄芪建中汤，堪称卓见。我一直就是这样用的，治十二指肠溃疡也用黄芪建中汤，有效率很高。
记得1977年，我从山区调到平原上的一个农村医院工作后，一位翟姓病人，男，40多岁，专程从山区赶来，求我治胃溃疡。其人面色苍白，略带青黄，胃脘隐痛一年多，喜温喜按；不能吃生冷、瓜果，但能吃辛辣食物。舌象、脉象记不清了。记得抓了一剂黄芪建中汤，因药房无饴糖，便用炒麦芽60g代替。马上煎服，服头煎大约20分钟后疼痛缓解；服完三煎，好转大半。于是抓了10剂药回去。以后杳无音讯。为什么将近40年我还记得那么清楚？因为我亲自煎的药，还留他住了一宿。
8年之后，我有幸经常观摩江老治病，发现他治疗十二指肠溃疡几乎都是用归脾汤加减，效果很好。于是请他在高徒班专门做了一次学术讲座。这次讲座的摘要经整理后公开发表，反应很好。直到近几年出版的一些中医书上，还在引用江老治十二指肠溃疡的独到经验。
江老当年是这样讲的：“我治疗十二指肠溃疡引起的胃脘疼痛，喜欢用归脾汤化裁。这是从清代名医陈修园治疗“心腹虚痛”中领悟出来的。”陈修园在《时方妙用·心腹诸痛》中写道：“虚痛即悸痛，脉虚细小或短涩，必心下悸，喜按，得食少愈，二便清利，宜归脾汤加石菖蒲一钱……”
我认为，西医的十二指肠溃疡用中医来辨证，就是陈修园说的“心腹虚痛”证这种疼痛的主要特征就是久痛、饥时痛和喜温喜按，还有“得食少愈”，就是痛得难受时，吃一点食物就会暂时缓解，虚则受补嘛。
大家临证时要仔细观看病人，病人除了胃脘虚痛之外，很多还伴见面色苍白、心悸气短、失眠健忘等心脾虚弱的症状和体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疼痛缠绵，胃纳欠佳，脾运也弱，水谷的精微难以化生，气血自然就匮乏了。你看，心脾虚弱加重虚痛，虚痛又加重心脾虚弱，这就是“恶性循环”。必须切断这种恶性循环！归脾汤作为补养心脾之方，坚持服用，并配合情志疗法和饮食调理，是可以慢慢恢复的。
饮食调理，大家都知道，我要强调的是情志调理，这太重要了。
据我的临床体验，病人只要听从我的建议，抛开烦恼，不吃生冷、瓜果，坚持服归脾汤加减10多剂，胃腹疼痛就会渐渐减轻，胃纳就会渐渐增多。那么，心悸气短，失眠健忘等症状也会随之改善。但如果因事拂逆，平添烦恼，病情又会反复。
为什么胃及十二指肠溃疡与情志的关系这么密切呢？西医讲求实证，眼见为实。前苏联伟大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就曾拿狗来做过实验——把一只健壮的、活蹦乱跳的狗拴起来，不让它自由活动，饱一顿，饿一顿；又经常打骂、恐吓，使其惶惶不可终日。不久，那只原来健壮的、活蹦乱跳的狗逐渐消瘦，没精打采，消化不良，惊慌不安，后来真的得了溃疡病。
人为万物之灵，高级神经中枢特别发达。但因禀赋差异，有的人耐受性要差一些。明代名医张景岳说：“气血虚寒，不能营养心脾者，最多心腹痛证；然必以积劳积损及忧思不遂者，乃有此病。”真是一语中的！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七情致病，防止忧愁思虑伤及心脾。
陈修园主张“归脾汤，主二阳”。什么叫“主二阳”？一阳是少阳，二阳是阳明。就是阳明胃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所以忧愁思虑伤及心脾的人，胃必然遭殃！怎么办？用归脾汤健脾养心，益气补血；同时调畅情志，乐观开朗，慢慢地恢复高级神经中枢的固有功能。
以上就是江老当年讲座的摘要，也是精华。听了江老的讲座之后，我在临证时就把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分开来治。胃溃疡一般用黄芪建中汤，十二指肠溃疡一般用归脾汤。
20世纪90年代，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胃脘隐痛3年”。大意是这样的：
女患，42岁，经胃镜检查诊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活跃期，伴十二指肠球炎、慢性浅表性胃炎。症征为胃脘隐痛，饥时加重，喜温喜按，进食可缓解；常伴反酸、嘈杂、肠鸣、黑便。
前医诊为脾胃虚寒，用黄芪建中汤加味，配服乌贝散，连服10余剂，症状减轻。但出现口干咽燥、齿缝渗血。我改用归脾汤健脾养心，益气补血，合丹参饮行气化瘀、通络和胃；加服本院自制的“止血散”，就是乌贼骨、白及、三七粉碎为细末。服12剂后症状大减。续取上方4剂，加百合、莲子（去心）、白及各120g，共用微火烘脆，粉碎为细末，炼蜜为丸，每丸约重10g，每次服1丸，1日服3次。坚持服药8个月，胃腔隐痛及诸症均消失，大便隐血阴性。
当时就有学生发问道，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都是消化性溃疡，都是脾胃虚寒，都要温中补虚；过去我们习用黄芪建中汤治疗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现在江老又倡用归脾汤治疗十二指肠溃疡，那么，归脾汤可以治疗胃溃疡吗？
我是这样回答的，“江老认为，胃溃疡与十二指肠溃疡虽同属消化性溃疡，但其疼痛及伴随症却同中有异。其一，同是久痛、隐痛、喜按，胃溃疡疼痛常在食后半小时至1小时发作，俗称‘饱时痛’，夹杂着胃气不降的病机；而十二指肠溃疡疼痛常在食后3小时左右发作，俗称‘饥时痛’，夹实者少。其二，初痛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故两种溃疡病均可产生便血，为脾虚不能统血之证。但胃溃疡常伴呕血，夹杂着胃气上逆的病机；十二指肠溃疡伴呕血者殊少。如是审同察异之后，就可对近人习用黄芪建中汤来治疗胃溃疡病做一番反思了。江老认为，方中桂枝最能动血，故便血或呕血者应当慎用。而江老治胃溃疡之属脾胃虚寒者，如伴出血，恒喜用归脾汤加炮干姜（寓甘草干姜汤及理中汤），且炮干姜又能止血；如不伴出血者，则用归脾汤加桂枝、白芍（寓黄芪建中汤）。”
同时，江老还强调，在使用归脾汤治十二指肠溃疡随症加减的时候，不要只看重单味药的功效和主治；一般不要按症状加减，而要针对病机，尽量从复方整体协同作用的高度来综合考虑。
例如，兼肝郁者，加柴胡、白芍（寓逍遥散）；疼痛明显或兼满闷者，加丹参（合丹参饮）；吞酸者，加乌贼骨、浙贝母（寓乌贝散）；便血即黑便者，加乌贼骨、白及、三七（寓止血散）；便血过多者，酌加红参；夹寒者，加炮干姜（寓理中汤）；夹热者，加牡丹皮、白芍；夹湿者，加藿香梗、佩兰；痞痛、嗳气者，加旋覆花、生代赭石（寓旋覆代赭汤）；腹满者，加厚朴、法半夏（寓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等。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些加减方法，如果我们把这些加减方法推广到其他方证中去，而彻底摒弃随症状加减的习惯，我们的医术就可能上一个档次。
再强调一次，运用任何方证时，我们都要尽量从全方整体协同作用的高度来综合考虑，按病机加减，而不是按症状加减。这是江老从陈老那里继承下来的，是陈鼎三及江尔逊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精华之一，也是他们金针度人之处。
鸳鸯绣出从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这是陈老的遗愿，也是江老的遗愿。
最后让我们记住“江尔逊归脾汤方证”的条文，“胃脘长期隐痛，喜温喜按，饥时加重，得食暂安者，心脾气血亏虚，不荣则痛也。健脾养心，补益气血，归脾汤主之”。
“江尔逊的方证对应观”，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光明中医》杂志上。那时姜维民教授是该刊的责任编辑，也是台柱子，是他编发的，并在显著位置刊出。姜教授是经方大家的高足，他自然青睐拙文。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题目，但是内涵非常丰富。我这次有幸登上你们这个大雅之堂，干脆来个小题大做。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因为国内中医界有人误解，批评我搞“对号入座”，我又不好回应。这次贵校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就来个翻箱倒柜，全面彻底，倾囊倒出。请你们来评一评，我是不是对号入座？明代才子袁中郎诗曰：“人生不得行胸臆，纵年百岁犹为夭。”我就有这种情结。
江老为什么要提倡方证对应呢？因为辨证论治不完美，有短板，有困惑，有捉襟见肘之时。辨证时如此，选方时也是如此。所以江老提倡用方证对应来弥补辨证论治的不足之处。那么，方证对应到底有什么优越性呢？江老认为，至少有两点，一是方证对应是准确运用经方获取高效的一条捷径；二是方证对应有助于发掘运用几近埋没的高效经方，如《古今录验》续命汤和侯氏黑散。
但是江老也很客观地认为，方证时应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不小心就会堕入机械的死板的对号入座。为免此劫，江老大力倡导辨证论治与方证对应相结合。江老方证对应独特之处，也是最出彩的地方，是主张将方证对应引申和推广到时方的广阔领域。这样，方证对应的用武之地就无限宽广了。
江老使用时方方证对应的例子有很多，我只举了具有代表性的4个时方方证，即香附旋覆花汤方证、三仁汤方证、豁痰丸方证和归脾汤方证。如果我们能够深入领会江老的思路，举一反三，则天下苍生幸甚矣！
俗话说，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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