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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以色列牙医曾经在奥斯维辛待了3年，我从他那里获得了对这个集中营的一种重要看法。我们有过长长的交谈，他给我讲了许多事情，包括党卫队牙医怎样监督囚犯从毒气室中杀死的犹太人牙齿上拔出金料的细节。他的住宅面对着海法港市的美景，看看自己舒服的房间，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不是那个世界！”我觉得他指的是：在奥斯维辛之后，生活的普通节奏和外观，不管如何无害和令人愉悦，都远离了人类存在的真相。在这样的节奏和外观之下，弥漫着黑暗和恐怖。
这句话提出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有接近奥斯维辛的能力。就每个人事实上对纳粹所为和奥斯维辛之事的知晓而言，从一开始就存在巨大的阻力。不管现在人们对我们所称的“大屠杀”有什么样的兴趣，这种阻力并没有减弱，最近那些关于大屠杀的故事也没有消除这种阻力。因为，如果让一个人的想象力进入纳粹杀人机器的内部——去体验它——这就无异于改变了此人与整个人类的关系。没有人想了解这种事情。
从心理学上讲，医生们参与大屠杀，是最黑暗、最恐怖，或最难以接受的事情。不管现代医生如何技术化或商业化，他或她仍然被认定是一个医治者，一个对医生的治疗传统负有责任的人，所有的文化都敬畏和依赖于这个传统。医生加入了杀人者的行列，这就为“不是那个世界”的感知增加了一个怪异的维度。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有一个印象，在德国人和许多其他人眼中，医生的卷入被视为所有纳粹行为中最羞耻和最难堪的。
当我们想到纳粹医生的罪行时，出现在脑海中的，是他们的残忍，以及那些有时是致命的人体试验。那些试验，明确而绝对地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嘲弄和颠覆了关于医德的观点，以及医生致力于病人福祉的观念。在本书中，我将从纳粹政权的医学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这些人体试验。
然而，当我们转向纳粹医生在奥斯维辛扮演的角色时，人体试验本身就不是最重要的了。更为重要的是，医生对杀人过程的参与，是其对奥斯维辛大屠杀从头至尾的监督。纳粹医生行为的这个方面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即使我们熟悉那些照片——纳粹医生站在火车站的坡道上，正在对刚刚抵达的犹太人进行臭名昭著的“筛选”，决定什么人直接走进毒气室，什么人可以活着——至少是暂时地——在集中营里干活，这个方面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这种医学化的屠杀，其逻辑不仅在纳粹的理论和行为中有深远的意义，而且适用于种族灭绝的其他表现。
在本书中，我会考察广义的纳粹“生物医学愿景”（biomedical vision），它是这个政权核心的心理历史学原则，而且会考察纳粹医生个体的心理行为。如果要更多地理解纳粹医生和纳粹本身何以会这样做，我们就需要考察这两个维度。
奥斯维辛及相关纳粹屠杀，其极端性使得它接近于不真实。一位著名的欧洲医生曾经与纳粹的残暴进行斗争长达40年——先是作为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里的囚犯，后是作为研究这种囚禁之医学后果的一位权威。在我对他的一次漫长访谈要结束时，他平静地对我说：“你知道，我仍然不能真的相信所发生之事：一群人要围捕欧洲的所有犹太人，送到一个特殊的地方杀掉。”他说，奥斯维辛是难以相信的“另一个世界”。更大的一个倾向是，人们实际上接受了一种绝对错误的观点，即纳粹大屠杀没有发生——这可真是怪了。
我们的问题还包括纳粹医生与“人”这个物种的关系。另外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知道纳粹医生的某些事情，问我：“他们做那些事情的时候，难道不是畜牲？他们还是人吗？”我的回答并没有让他吃惊：他们当时是人，现在也仍然是人，这就是我研究他们的理由；他们的行为及奥斯维辛本身，都是人类某种独创性和残忍性的产物。
我接着告诉这位幸存者，我访谈过的大部分纳粹医生都很普通，他们既不特别聪明也不愚蠢，既非天生邪恶，也不是特别有道德感，他们绝对不是恶魔——既没有肆虐倾向，不盲目偏执，也不是嗜杀者——尽管人们常常以为他们是这样的人。
我这位朋友回答说：“他们不是恶魔（却做出这样的行为），那就更可怕了。”于是，他提出他的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是首次出现在他脑中：“他们是怎样变成屠杀者的？”这个问题必须关注，本书也在寻求答案。
我这位幸存者朋友所纠结的，也是我这项研究中一直纠结的，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心理事实：参与大屠杀，并不需要具有从事这种恶毒之事理应具备的极端情感或恶魔情感。或者换一个说法：普通人竟也可以恶魔般行事。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医生是一些无法辨认的官僚机构齿轮或机器人。作为人，他们是某些行为的行动者和参与者，对于这些行为，他们要承担责任，而这些责任我们正要来识别。
所以，这个工作就有好几个维度，其核心是考察医生的转换——乃至医学这个行当本身的转换——如何从医治者转变成了屠杀者。这种转变的发生，就要求我们去考察纳粹政治意识形态和生物医学意识形态的影响，它们如何与那些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交互作用；而这又反过来让我们认识到，在纳粹大屠杀以及其他的大规模杀戮和种族灭绝上，医学杀人所具有的重要性。最后，这个工作也与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相关联，这就是对于生与死的人的控制。所有地方的医生，科学、科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员们，各种各样的机构和制度，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面对人性和终极人类价值这些概念。我只是提及这些普遍性问题，自己所做的决定是：集中考察纳粹医生和医学杀人，以及大屠杀的问题。不过，我希望其他人能够因此而得到启发，帮助他们去探讨我这项工作所暗示出来的这些灼热的道德问题。
对此的期待，又提出了特异性与普遍性之关系的重要问题。我相信，我们必须强调纳粹屠杀计划的特异性，尤其是对犹太人的屠杀，它具有独特的特征，有一些特别的力量形成了它；然而，在研究了这种特异性之后，我们也必须去探讨由这种特异所暗示出来的更为普遍的原理。没有其他的事件或机构可以，或者是应该与奥斯维辛相提并论，但是，我们也不能让自己放弃一个机会，即探讨它与种族灭绝和另外一些情境的普遍关联——在那些情境中，心理学和道德问题可能极为模糊。
本书的顺序如下：在这篇前言的后一部分，将谈谈我总体的心理学方法，我的那些访谈，以及相伴而来的道德问题；然后，我将介绍基本的纳粹理论和医学化屠杀的做法。在正文第一部分中，我将考察从强制绝育到医学直接杀人——它被虚伪地称为“安乐死”——的一系列做法，德国医学界的纳粹化使其成为可能，而这种“安乐死”延伸至集中营，则将医学杀人行为推向了高潮。第二部分在本书中篇幅最大，它关注奥斯维辛。奥斯维辛作为一种制度的进化；纳粹医生在火车站坡道上的大规模筛选，在集中营内的小规模筛选，尤其是在医疗区的筛选；在这个屠杀计划中那些纳粹医生的社会化；囚犯医生为幸存和坚持做一个医治者而进行的斗争——尽管这要依赖纳粹医生；使用石炭酸注射的屠杀；在奥斯维辛囚犯身上做的那些试验，以及这些试验与纳粹生物医学原则的关联。第二部分后面的内容还包括对3个纳粹医生的个案研究：一个是恩斯特·B，他可以展示一种纳粹式正派的矛盾性（the ambiguity of Nazi decency）；另外两个案例分别是：约瑟夫·门格勒，一个意识形态狂热者的心理行为，以及原来称为“好人”的爱德华·维尔特，正是他设置了奥斯维辛的整部医学杀人机器。
在第三部分，我探讨了由纳粹医生直接引发的一些心理学原理，尤其是双重自我的角色转换，也就是第二个自我的形成；这个自我相对自主，使得一个人能够参与邪恶。然后，我转向了纳粹种族灭绝的一些普遍原则，它们或许能够应用于其他形式乃至于所有形式的种族灭绝。最后，全书以一篇带有某种个人感触的后记而结束。
从一开始起我就有一个假设，也是我25年的研究中一直坚持的，即：了解纳粹医生，最好的途径就是与他们交谈。访谈成为这个研究的实际核心。然而，我也知道——甚至在早期工作开始之前就知道，我必须用大量的阅读和对所有问题的深入探讨来补充这些访谈，不仅要了解其他人对纳粹医学行为的观察，而且要了解整个纳粹时代，了解德国的文化和历史，了解遭受迫害尤其是因反犹主义而受害的整体模式。
从一开始，就这个时代的每个方面，我向专家们请教，请教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小说家和剧作家（他们中有些人是集中营的幸存者），内容涉及：理解纳粹政权及其行为的方式，阅读材料，图书馆，审判档案，各种信息来源，访谈哪些人等等。有了这种基础性的帮助，我就能动身上路了。我早期的旅行是：1978年1月去了德国，5月和6月又去了以色列和波兰。从1978年9月到1979年4月，我一直住在慕尼黑，在这期间完成了大部分访谈，主要是在德国和奥地利进行访谈，也再一次去了波兰和以色列，还去了法国、英国、挪威和丹麦。1980年1月，我又到以色列和德国做了更多的工作；同年3月，我去澳大利亚访谈了3位奥斯维辛幸存者。我从来没有如此频繁地旅行过，也没有做过如此投入和如此痛苦的心理调查。
我访谈了三类人。核心的一类包括29位男性，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相当重要地卷入了纳粹医学，其中28人为医生，1人为药剂师。在这28个医生中，5人在集中营工作过（3人是在奥斯维辛），他们或是作为党卫队医生被派去，或是参与了医学试验；他们中6人与“安乐死”（直接的医学杀人）项目有关，8人参与了纳粹医学政策的制定和纳粹医学意识形态理论的开发和实施，6人担任过其他重要的医学职务，这使得他们卷入了肮脏行为和意识形态冲突；还有3人主要是在军方医学界，这使他们接触到（或者是导致他们寻求保持距离于）东欧战线背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
我访谈的第二类人共有12人，均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前纳粹非医学专业人员，有律师、法官、经济学家、教师、建筑师、管理人员和纳粹党官员。我的目的是调查纳粹时期一般专业人员的经历，以及他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而获得对医学及相关政策的背景了解。
第三类人就大为不同了。他们是80个前奥斯维辛囚犯，都在奥斯维辛医疗区工作过，其中一半以上是医生。他们多数是犹太人（我在美国、以色列、西欧和澳大利亚访谈他们），但也包括两个非犹太人群体的成员：一是波兰人（我在克拉科夫、华沙和伦敦访谈他们），一是前政治犯（主要是在西欧各地，尤其是维也纳访谈他们）。我关注他们与纳粹医生及奥斯维辛医疗政策打交道的经历，以及他们当年对这一切的观察。
就前纳粹的那两类访谈对象而言，尤其是纳粹医生，访谈安排委实不易。我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要接触他们，最好是通过一些在他们社会中有声望而又同情这项研究的德国人来介绍。我曾被正式聘为保罗·马托斯克（Paul Matussek）医生领导的马克斯·普朗克精神病理学和精神治疗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Psychopathology and Psychotherapy）的研究员，这对我找人颇有帮助。我的第一个任务是确定在纳粹政权中有声望的前纳粹医生。我的助手协助我，通过书籍、渊博的学者、传闻和大量的地址检索来找。当一个名字和地址被确定后，马托斯克教授会给此人写一封正式的信，此信是他与我两人仔细斟酌过的。信里介绍我是一位杰出的美国精神病学研究者，正在进行一项关于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即纳粹主义。——译者注）时期德国医生的“压力与冲突”的研究，并提到我此前对广岛和越南所进行的研究，强调我会严格保密，希望收信者能与我充分合作。如果对方有积极的回应，我就会自己写一封短信，说我希望尽可能准确地理解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
接到这些信的人无疑都明白，“压力与冲突”其实是一些更为恶性事件的委婉表述。但是，基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心理原因，约有70%的人同意见我。有些人觉得，他们应该对一位外国“同行”有礼貌，而且此人还是一位在本国医学界有巨大声望的人介绍来的。另外，纳粹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这让他们中的一些人把它当做是一件自己现在能开口的事情。而且，这样做也给他们一个机会来确定一种后纳粹的身份。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形成了一个印象：这些前纳粹医生中，许多人内心深处藏着愧疚与羞耻，他们不能去接近这些，也就是说，是一种静默的自我谴责的无意识或麻木状态。这种未公开承认的感觉，一直有一种说出来的需要。
然而，他们处理这种感觉的方式又常常与自我谴责背道而驰。在我面前，这些纳粹医生基本上都称自己是正派人，是想在恶劣环境中尽可能做好事的人。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对他们自己这种观点的证实。而且，作为老人——他们中最年轻者已近60岁，大部分人已近70岁或者更老，有一人已91岁了——他们处在一个喜欢“回顾”自己过去的人生阶段，想在死亡将要到来之前找到自己这一生的意义和能够传下去的东西。
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有人倾听，他们想说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大部分是从未说过的，尤其是从未对他们周围的人说过。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我访谈的这些前纳粹医生中没有一个人——对自己所做之事，对自己曾是邪恶的一部分，有清晰的道德评估。他们可以颇为详细地考察事件，甚至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坦率来谈论、来体察感觉——但他们几乎都是以第三者的方式。从道德层面来说，叙述者没有出现。
我不得不考虑真相与非真相的许多层面。在见每一个纳粹医生之前，我都要尽我所能来了解他。访谈之后，我还要用其他来源得到的材料来比较和交互核对那些细节和解释，这些来源包括对其他前纳粹医生和非医学专业人员的访谈；对前囚犯和受害者的访谈，尤其是那些曾在奥斯维辛做过医生者；以及关于纳粹医学行为的各种形式的书面讲述，尤其是战后较早出现的材料；另外就是大量的书籍和文件，包括审判记录和能够得到的日记与信件。对于有意的说谎或（更为常见的）扭曲，对于记忆上的问题，这些额外信息全都有必要。我们讨论的这些事情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甚至更早之前，持续的忘却，以及精神麻木的表现等，会与为自己辩护的扭曲混合起来。不过，我也遇到了生动和精确的回忆，有着令人吃惊的客观与自我揭露。在进行解释性判断的过程中，我必须把所有的信息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最终我却更多地了解访谈过的那些纳粹医生，以及作为整体的他们。
对纳粹医生的访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我都谈过两次或者更多次，用时4个小时或更多。不过，这也因其个人的方便和他们对本研究的重要性而有所不同。有些人我只见了一次，而有一个人的访谈只进行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与其他人的访谈时间则长得多，有几人是数日长谈，时间长达20或30小时。绝大部分访谈都要用到翻译。如同我过去的工作，我能够培训几个固定的助手来做翻译，这种翻译马马虎虎可以对付快速直接的交流。虽然有局限，但访谈时有翻译在场，却好几次帮了大忙：当纳粹医生感觉不舒服或矛盾时，翻译的缓冲使其能够较为从容地处理那些高度紧张之事，而不是马上直接处理，所以不会形成冲突意味很强的交流。这些交流所呈现的紧张感，并不亚于我直接用英语（受访者英语流利）的少数几次访谈。这两类访谈无一例外，德国医生们都同意我录音，所以我就有了访谈的准确记录，能够依据德文原文来做后续的工作。
这种研究方法有一个带点讽刺意味的因素：耶鲁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Yale Committee on Research with Human Subjects）要求（美国研究界通常也遵守）：访谈者要得到访谈对象的“知情同意”，也就是说，我要得到这些纳粹医生的“知情同意”，而这个要求本身来自纽伦堡医学审判（Nuremberg Medical trial），所以它正是我所访谈的医生们或其助手自身行为带来的结果。这种人情味的要求，看起来完全正确。所以，在见面之前与这些医生的通信中，我就申明一些原则，包括保密、他们有权利提出任何论题或问题、可以在任何时候停止参与某次访谈或整项研究等。这些原则用书面形式写下来，我请每个医生在上面签字，有时是在第一次访谈的开头或结束时，有时则是在第二次访谈时，或者是通过邮件告知（依据我的估计而定，也就是说，确保在当时的情形下，提问不会加剧已有的压力，不会形成干扰）。
在我访谈的医生中，有两人曾经因他们的纳粹行为受过审判，另有一人服过很长的徒刑。他们中很多人在战后都被拘禁长达数年，但没有正式审判。不过，整体而言，他们并不是医生中最能辨认出来的犯罪群体，而后者的成员，要么在纽伦堡审判和随后其他审判中被处死，要么数年前由于自然原因已去世，其中绝大多数人在犯罪之时都有较高的官阶。但是，如同我下面会讲到的，我也见到了一些人，他们有着邪恶、有时是蓄意谋杀的行为。
我决定在与这些医生最初的通信中不提自己是犹太人。有些人显然怀疑我是犹太人，但没有人直接问我。在这项工作临近结束的一次访谈中，一个医生在谈到某件事时，提到《时代》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描述了我这项研究，提到我是犹太人这个事实。他油滑地提到了我们两个民族的“悲剧历史”。这加深了我的一个印象：如果我一开始就强调我的犹太身份，那么在访谈中，这个信息就会被歪曲，会限制对方的回答，也会导致更多的前纳粹医生拒绝见我。不过，无论讲与不讲，我的犹太身份在每次访谈中都会以某种方式明显显露出来，这无疑体现在我的方式之中，而德国医生一方的意识中也会多少感知到。
就访谈内容的顺序而言，我首先简要介绍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基本规则，包括非正式地提到我对访谈进行录音的做法。在得到一个医生的同意开始之后，我会问一些关于他当下情况的事实性问题，但基本上是开始让他回溯其教育背景，尤其是医学教育的背景。由于与后面的问题相比，这些经历没有那么多的情感内容，他就能够形成一种相对自由的谈话模式，能够与我进行某种医学对话。我常常也要求他描述纳粹时代的早期对他医学学习和工作的影响，对他整体生活的影响。然后，我往往会询问更多的家庭和文化背景，此后才是详细考察他在纳粹年代做过和经历过的事情。医生们知道，这才是我前来的目的，许多人积极地谈论起这些经历。关于感觉和冲突、想象和梦境、愿望和自我评判的那些详细问题，他们不怎么有准备；但是，在访谈过程中，这些医生也开始在这些方面透露了许多。如同我在其他研究中访谈过的那些人一样，在鼓励之下，这些医生会很好地进入到访谈的一种混合模式：一方面是有重点的探究，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的联想。
这些访谈的气氛各有不同，从不安到热忱都有。有时会出现高度默契，但通常又会出现紧张、各种形式的疏离，以及我和纳粹医生各自对基本对立存在的重申。我随后会较多谈到这些医生表达的世界观；但普遍而言，他们大多数人已经采纳了一种典型的二战后保守的政治和社会立场，其中包括对纳粹行为过分的批评，但支持德国社会中相对的独裁因素，对于今天年轻人可能会走到哪一步，他们也有某种不安。访谈中，偶尔会出现一闪而过的对纳粹时代的怀旧，对一个生活有热情有意义的时代的怀旧，不管这个时代带来了什么样的冲突。
这么说吧，对面坐的，是我认为属于迫害阵营那一边的人，所以我的那种陌生感从未被克服。我努力要进入他们的心理世界，这样做时我一直有某种困窘和羞愧。有些时候，当我发现自己对其有了好感，被其人性所吸引，这些感觉就更复杂了。所以，我的核心冲突是：我通常将心理访谈视为本质为友好程序的感觉，以及对这些受访者难以友好的感觉，这二者之间的冲突。我总是在这样的冲突中工作。我经常有一种冲动，想用攻击性的道德对峙使自己摆脱这种冲突。大多数时候，我抑制住了这种冲动。尽管我的心理探究可能类似于这样一种对峙，我的观点无疑也很鲜明，然而，还是有必要保持一种区分，心理探究而非道德对峙，才能得出我想要的关于行为和动机的信息。我后来认识到，想要保持我做这个工作的专业身份——这一点对我很重要，这个区分也是必须的。甚至可以确切地说，对于我而言，心理探究就是道德对峙的一种形式。不过，我也必须补充说，有过一些片刻，我不但是想要对峙，而且想要控诉——用某种攻击的方式——那个坐在我对面的人。尽管有所有的这些感觉，我还是体会到，而且继续体会到有一种责任，要对这些前纳粹医生公正，也就是说，尽我所能，做出确切和深入的整体评估。
在那些奥斯维辛幸存者中，访谈的气氛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所有人（只有一人是例外，他因与我交谈这些事情而感到心烦意乱）马上参与进来，和我们共同努力，探讨纳粹医生，探讨医生们在奥斯维辛和其他地方所做的事情。在这两个方面，这些原来的囚犯被证明是极为难得的观察者。这种情况完全不令人吃惊，我的个人身份与那些犹太幸存者医生极为接近。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其家庭、社会和种族背景与我自己的差别不大，他们原来所在的地方与我祖父母的老家很近。我禁不住把他们的苦难与我自己的优裕生活进行对比。访谈回来之后，我确实有眩晕之感，有时几乎落泪。不过，我也访谈了来自波兰和欧洲其他地方的非犹太医生，他们中许多人由于想要帮助犹太人而被送往奥斯维辛。然而，这种普遍的同情中也有一个例外，我与一个反犹主义的波兰医生有一场痛苦却富有启示的访谈，此人与纳粹有过密切合作，在本书的后面我将讨论他。
这些访谈，不同于我以前那些研究项目做过的任何访谈。在这些访谈中，我体验到了各种各样的情感，从愤怒、焦虑到厌恶，都有；就对幸存者的访谈而言，有钦佩、共同的痛苦、愧疚和无助之感。我有时希望，要是自己从未开始这个研究多好。我做了关于奥斯维辛的噩梦，有时梦见我的妻儿身陷其中。这个研究启动的初期，这样的噩梦经常出现，我告诉了一位幸存者朋友。他看着我，眼睛里没有特别的同情，或许有少许的认可。他温和地对我说：“好吧，现在你可以做这个工作了。”这帮助了我。
然而，不管涉及什么样的痛苦，大多数时候我并不沮丧或过于心烦意乱，实际上，在完成这个研究中，我体验到相当的活力。我沉浸在完成它所需要做的各种事情之中，我在组织和完成这些访谈上进行精心的安排，我有一种必须去完成的任务感。1979年春季，我回到美国，独自坐在书房，沉思并开始整理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那一刻，痛苦强烈地击中了我。我不再走动，我唯一的任务是想象自己进入了奥斯维辛和其他屠杀中心——这是我一直想要的状态。当然，一个人只能想象性地进出这样的地方，你不可能在它们里面待得太久。让我工作后期增加幸福感的，是努力让这些材料获得一种表现形式。在这样一个研究的过程中，由于希望去与邪恶进行斗争，与那些要为邪恶负责的人进行斗争，希望让其畅所欲言，自律也就能够做到了。
心理研究一直有一种道德取向（moral enterprise），就如同道德判断不可避免地包括了心理假定一样。比如，不妨想一想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和“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的著名评判。 ［1］ 那个说法是作为整个纳粹项目的特点概括而说的。我所谈到的纳粹医生作为人的普通性看来也进一步证实了她这个论断。不过，也并不完全如此。纳粹医生是普通人，但他们所做之事却不平常。我在这项研究中会一再讲述普通人如何进行恶魔行为。在这样做时——或者说下令这样做时，他们自己也改变了。在完成他们行为的同时，他们自己已不再是普通人了。将心理学研究与道德思考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较好地理解邪恶的本质和这些人的动机。
在这个研究中，我的目的是发现走向邪恶的心理条件。以这种方式来使用心理学，必须避免一些特别的陷阱。每个学科都追求一种幻想，以为能理解自己未能理解的东西，而深层心理学更容易陷入这种幻想，因为它与科学的关系很微弱，而且在与后者的关系中，常常处于被动防御。这里我想起了一位讲法语的东欧幸存医生的警告：“教授喜欢去理解不可理解之物。我们这些自己曾在现场的人，总是问自己这个问题，而且会一直问到生命结束之时，但我们永远不会理解它，因为它就是不可理解的。”
这段话并不仅仅是谦虚，它更表明了一个重要的法则：有些事情是不可能被我们充分理解的。我们最好是承认：一种局部的理解，一种理解的方向，是任何方法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这是对心理还原论的一种有说服力的否定。将复杂事物拆分为一种单一而无所不包的解释，这样的方式除了将其一扫而空，并不能阐释这些事物背后环环相扣的结构和动机。使用这样一种还原论（或简化论），既牺牲了心理精确性，也失去了道德敏感性。
即使没有还原论，也还存在另外一个陷阱，即将“理解”作为道德评判的替换。那句经常被引用的法国格言“能够理解一切，便能宽恕一切”（tout comprender c'est tout pardonner）就包含了这个法则。然而，我在这里必须说，如果这样一种充分理解能够把道德与心理都包括在内，那么这句格言的后半部分“宽恕”就不会有了。必须意识到这种替换的危险。始终意识到心理学工作的道德情境，才能克服这种危险。
与社会和历史经验相联系，早期精神分析学家奥托·兰克（Otto Rank）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若干这类道德问题，他把自己最后一部主要著作称为《超越心理学》（ Beyond Psychology ）（1941）。 ［2］ 兰克长期以来执着于一些伦理原则，他认为，弗洛伊德和其他人把这些原则从心理学工作中排除出去了，这主要是因为心理学本身陷入了自己的科学意识形态中。兰克所言给我们的启示是：这种“科学—心理学”的意识形态把奥斯维辛或它的党卫队医学从业者简化为某种特别机制或某套机制，于是关于罪恶的问题就不再提出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关注道德问题，我们未必总是需要完全超越心理学，但的确必须持续关注大部分心理学所忽视的那些东西。即使我们在知识上做得很好了——如同兰克那样，但心理学也只能解释那么多。就奥斯维辛和纳粹种族灭绝而言，有大量的东西是我们不知不懂的，但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去了解。
一个人的心理模式或范式相当重要。我自己的心理范式脱离了弗洛伊德经典的范式，包括生命的本能，自我防御，以及对生命延续的强调，或者说生与死的象征。 ［3］ 我使用的这种范式包括当下和终极两个维度。当下维度指我们直接的心理参与，包括联结与分开、完整与瓦解、运动与停滞的斗争。分开、瓦解和停滞相当于死亡，是一些与关注死亡相关的体验；而联结、完整和运动的经验则与活力、与生命的象征相关。
终极维度则关注更多人的参与，一种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连接祖先和后代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寻求一种不朽感，一种在我们的孩子、工作、人类影响、宗教信念中继续活着的感觉，或者是去关注永恒的自然。靠着对超越的体验，也能获得这种感觉，这种超越体验是一种极其强烈的心灵状态，时间和死亡在此刻已经消失了，比如神秘主义的古典体验。
一个人必须关注这个终极维度——奥托·兰克将它称为“不朽系统”（immortality systems） ［4］ ，这样才能开始去理解纳粹提出“千年帝国”（Thousand Year Reich）的力量。要理解纳粹的那个“人民”（Volk）概念，也是如此。这个词不仅指“民众”，而且对于许多德国思想家来说传递着这样的意味：“一个有着超越‘本质’的民族群体的团结……（这）可以称为‘自然’或‘宇宙’或‘神话’。然而，在每个实例中，它都融入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成为一个人创造性、强烈的情感，个体性以及他与这个‘人民’其他成员一致性的来源。” ［5］ 我们或许可以说，“人民”体现了永恒的种族与文化实质的一种不朽联结。这种联结就让我们接触到了纳粹的“革命的永生”（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6］ 。
这个范式为研究者划出了界限，他们总是把辩护与分离混在一起：一方面是清晰地表现一个人不可避免的道德倾向，而不是通过宣称绝对的道德中立来“贩卖私货”；另一方面，在运用自己学科的技术和科学原则上，保持足够的分离。我作为一个美国人、一个医生、一个精神病学家、一个犹太人和一个人，对我们这个世界中那些毁灭力量的关注，以及我在伦理、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基本立场，我自己的辩护，就与以上这些有关。
不管有多么困难，在与那些令人惊愕的经历打交道时，要尽力去维持这样一种辩护与分离的平衡，这正是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所称的“距离与关系”。
在纳粹大屠杀中，可以说障碍已移除，边界已跨越：一方面是暴力意象和对受害者的定期杀戮（比如杀害犹太人），而另一方面，在奥斯维辛和其他地方进行系统的种族灭绝。这两者之间的界线已被跨越。在这个研究中，我的观点是：杀人的医学化——治疗名义下的杀人——是前者走向后面这个可怕阶段的关键所在。所以，纳粹事业的核心，是摧毁治疗与屠杀之间的界线。
对于奥斯维辛和其他死亡营的那些早期描述，主要集中于纳粹看守、官员和医生的病态残忍与邪恶。
然而，后来的研究者却认识到，单是病态残忍和邪恶，并不足以解释对数百万人的屠杀。所以，重点就转向了屠杀的官僚机器。那些最早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描述的无个人特征的、分离的官僚机构功能，被用到了大屠杀之上。 ［7］ 关注这种麻木的暴力极为重要，它与我们将会看到的奥斯维辛所有功能的程序化是一致的。
然而，这些关注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够，必须看到，它们与一些幻想中的动机有关联，这些动机与意识形态联结起来。另外则是一些特殊的个体心理机制，让人们去杀戮。我所称的“医学化屠杀”，强调这些动机原则和心理机制，可让我们了解奥斯维辛的加害者，尤其是纳粹医生，理解他们既是官僚机构杀人的一部分，又是个体参与者，来考察其态度和行为。
我们可以从两个广泛的视角来理解医学化屠杀。首先是“外科手术”式方法，即通过一种控制技术来使用高度致命性毒气，实现大规模杀人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保持屠杀者与受害者之间的距离。对于纳粹来说，想要减轻因屠杀而带来的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在纳粹档案中一再被记录），这种距离颇为重要，那些在东欧面对面地枪杀犹太人的特别行动队队员（见本书159—160页。英文原版页码，下同。——译者注）就出现了这些问题，尽管这没有阻止他们枪杀140万犹太人。 ［8］
在对一个前德国国防军神经精神病医生的访谈中，我得到了这方面的直接证据。此人治疗过很多特别行动队员的心理障碍。他告诉我，这些心理障碍类似于普通部队的战斗应激反应心理障碍，包括严重的焦虑、噩梦、颤抖和很多身体不适。但是，在他所称的这些“杀人部队”中，这些症状持续的时间更长、更为严重。他估计，那些实际开枪者中，有20%的人患有这种心理上的呼吸困难症状。这20%的人中，约有一半的人认为，自己的症状主要与自己所做之事产生的“不愉快”有关，另一半则似乎对用这种方式枪杀人提出了道德质疑。在枪杀妇女和儿童，尤其是儿童时，这些人出现了最大的心理障碍。许多人在梦中体验到了犯罪感，其形式是自己受到各种惩罚或报应。于是，这些心理障碍就导致纳粹去寻求一种“外科手术”式的屠杀方式。
不过，医学化屠杀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相信这个方面是人们一直认识不足的，即作为一种治疗必须进行屠杀。著名的幸存者医生埃洛·林根斯·赖纳曾经引用过一个纳粹医生对他的回答，揭示了这种动机。埃洛指着远处的那些烟囱，问纳粹医生弗里茨·克莱因：“你怎样把它们与你作为一个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协调起来呢？”
克莱因的回答是：“我当然是个医生，我想保存生命。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出发，我从生病的身体上除掉坏死的赘余之物。犹太人就是人类身体上坏死的赘余之物。” ［9］
这样的医学意象其实应用更广。19世纪的土耳其（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衰退）就以“欧洲的病人”著称。希特勒之前的意识形态家和希特勒本人都把德国一战后的混乱和堕落解说为“疾病”，尤其是雅利安种族之病。20世纪20年代中期，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这个时代已是病入膏肓，都腐烂了。任何想要治愈它的人，首先就必须鼓起勇气，找到这种病的原因。” ［10］ 对此的诊断结果是种族主义的：那个唯一真正进行“文化创造”的雅利安种族，放任自己被以犹太人为典型代表的“文化毁灭者”削弱，直至生存危险的境地。犹太人是“种族污染”和“种族结核病”的代理人，也是寄生虫和细菌，在他们寄生的那些宿主民族身上引发疾病、退化和死亡。他们是“永远的吸血鬼”“吸血蝙蝠”“细菌携带者”“人身上的寄生虫”和“腐尸上的蛆”。 ［11］ 治疗必须是激进的，也就是（如同一个学者所言）“切掉‘腐烂之处’，繁殖有价值的因素，让没有价值之物枯萎死去……‘把各类被认定为没有价值和危险的人们全都消灭’。” ［12］
从强制绝育到直接的医学屠杀再到死亡营，在纳粹的这个顺序中，医学隐喻与具体的生物医学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这种生物医学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是：对于一种致命的种族疾病而言，对于治愈雅利安种族而言，治疗的方法就是杀掉所有的犹太人。
所以，法学家兼纳粹占领时期的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说：“犹太人是较低的生命物种，是一种寄生虫，通过接触把致命的疾病传染给了德国民族。”他在自己统治的地方屠杀犹太人时宣布：“现在，一个得病的欧洲将会重新获得健康。” ［13］ 这是一种意志的宗教，意志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原则”， ［14］ 而纳粹的“意志”是对生死的完全控制。这种观点常常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但这个术语只能大致说明纳粹对自然“斗争”和“适者生存”的强调。事实上，纳粹政权反对达尔文学说的大部分内容，因为进化论假定所有种族是一个共同起源，它或多或少是民主的，因此它与纳粹关于雅利安固有种族优势的原则相冲突。 ［15］
这种生物医学观，更具体而言，它是一种粗暴的遗传学意象，与更加粗暴的优生学愿景（见本书23—24页）结合在一起。作为该宗教的大祭司，海因里希·希姆莱把领导的任务说成，“就像培育植物的专家，当他们想从一种久经考验，但却因太多杂交而奄奄一息的物种中，培育出一种全新种类时，首先就是要走遍田野，剔除不想要的植物”。 ［16］
所以，纳粹计划，并不是那么达尔文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多的是对进化过程的绝对控制，控制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未来。纳粹广泛地使用了一个达尔文学说的术语——“选择”。他们精心策划他们自己的“选择”，策划他们的人类进化版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试图接管大自然的功能（自然选择），接管上帝的功能（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
在这些版本中，纳粹不仅包含了中世纪神秘主义的反犹主义观点，而且还容纳了较新的（19世纪和20世纪）“科学种族主义”的主张。危险的犹太人特征与一些所谓的学科数据联系起来，于是，“人类学、优生学和社会思潮的融合”构成了“种族主义的主流”。 ［17］ 对那些有学问的男性和女性来说，由此而来的“种族的和社会的生物学”使得反犹主义的恶毒形式在智力上得到尊重。
可以说，这样的纳粹国家是一种“生物学统治”（生物学政体）。它的模式是一种神权政体，在这个体系中，有一个在神圣特权的主张下产生的神圣秩序，并由其祭司来统治该体系。这种神圣特权，是通过雅利安种族的净化和复兴来进行治疗的特权：“一种死亡的机制，只能是为它自己而要求存在，必须从它当中创造出一种活的有机体，其唯一目标是为一个更高的观念服务。”如同在神权政体中一样，这个国家自身也只是为了实现神圣目标的工具。在纳粹的生物学疯狂中，国家不过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则是要实现“德意志民族在地球上的一种使命”，这就是，“汇集和保存这个［雅利安］民族中最有价值的基本种族要素……，［并］将其提升到一种支配地位”。 ［18］ 不同于古典的神权政体，在纳粹的生物学统治中，生物学祭司并不直接统治。很明显，统治者不是生物学理论家，也不是医生们，而是希特勒和他那个圈子。（不过，这种差别并非那么绝对。即使是在神权政体中，高度政治化的统治者也可能对祭司权威发出不同的声音。）不管怎样，纳粹统治权威是以更高生物学原则的名义而维持的。
这种生物学权威号召要明确地表达和实施“科学种族主义”，包括各种各样的体质人类学家、遗传学家和种族理论家的工作，而医生不可避免地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医生在生死之界工作，他们与一种令人敬畏的光环联系最紧，这光环是抗拒死亡——有时是致人死亡，它由原始巫师和巫医的光芒而合成。作为巫师遗赠和当代神秘治疗技艺从业者的承载人，医生们最可能被召唤，成为这种生物学的积极分子。
我已经提到，对纳粹医生参与医学化屠杀或生物学屠杀，我有研究的兴趣。我们会看到，他们的人体试验与这种屠杀过程相关，与纳粹整体的生物医学愿景相关。
在纽伦堡医学审判中，医生们所受的审判只限于对杀人的参与，部分原因在于，当时尚未认识到这种医学屠杀的全部意义。 ［19］
在奥斯维辛，纳粹医生主持了这个集中营100万受害者中大部分人的屠杀。医生们进行筛选，站在坡道上对刚运来的囚犯进行筛选，其后又在集中营和医疗区里继续筛选。医生们监督毒气室里的屠杀，并决定受害者何时死掉。医生们实施了谋杀性的传染病传播——那些被送往毒气室的人感染了各种传染病，有时医疗区的每个人可能也被传染。医生们下令、监督、有时还直接杀害医疗区那些虚弱的病人，即将石炭酸注射到病人的血流或心脏中。与所有这些屠杀相关的是，医生们还出示一种虚假的医学合法性：不管是处死奥斯维辛的囚犯，还是杀害从外面带到这里的人，医生们都签署虚假的死亡证明，列举假的死亡病因。对于如何最好地保持筛选的平稳进行，应该让多少人活下来满足法本公司（I.G.Farben）对奴隶劳工的需要，怎样烧掉那么多、已经对焚尸场设施造成巨大压力的尸体等，在这些方面，医生们积极地提供了建议。
总之，我们或许可以说，医生们被赋予了奥斯维辛这个屠杀系统的许多责任：筛选受害者，让这部身体和心理的杀人机器运转，对集中营的屠杀功能和劳动功能进行平衡。虽然医生们不管理奥斯维辛，但他们为它增添了一种堕落的医学光环。一位近距离看过这个过程的幸存者说：“奥斯维辛就像一场医学手术”，“从一开始到结束，屠杀都是由医生来领导的。”
我们也许可以说，站在坡道上进行筛选的医生代表着一种奥米加点（omega point，生态学家关于生物演替可能存在终点或顶极群落的猜想。——译者注），代表着死界与生界之间神秘的看门人，代表着一条最终的共同路径：通过大屠杀来治疗的纳粹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