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在我结束对早期核弹幸存者的研究不久，一位拉比（rabbi，犹太教精神领袖或学者。——译者注）朋友来看我。在我们的交谈过程中，他宣称：“广岛，是你作为一个犹太人，通向大屠杀（研究）的路。”这种论调让我不舒服，我想，即使是作为拉比，这样说也有点武断了。

然而，从1960年末开始，我就有种强烈的感觉，觉得自己过不了多久，就会试着做些纳粹种族屠杀的研究。此前我所做的所有关于“极端情境”下的研究——对身体和精神巨大的暴力，职业层面和个人经历，看似都如此切题。在我的学生们和朋友们极力推动下，我虽然还没有任何清晰的计划，但开始这个领域的研究，却已是必然之举了。

在一些大屠杀的会议上，我曾做过关于幸存者心理的发言，然而，我逐渐认识到，现在最需要的是对作恶者的研究。说来也巧，此后我接到了一位编辑（他是我广岛那本书的编辑）打来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看一看他要寄给我的一些材料——关于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和奥斯维辛医学试验的材料。看了这些材料，我已是跃跃欲试。我开始认识到在纳粹屠杀中医生不同寻常的重要性。后续研究远远超过了那些初始材料，但从那时起，我已踏上这条路。

尽管我对将此事做下去并没有犹豫迟疑，但我与之交谈过的一些人却表达了十足的担忧。“我希望你有足够的消化能力！”这是我经常听到的劝告。有些人甚至举出强大的例子，劝我不要去碰这个话题。他们认为，纳粹的邪恶应该被认清、孤立和谴责，用不着把它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对它进行心理学研究，人们尤其担心，这样做会带来的风险是：用“深入”的研究替换了谴责的话语。这些担忧让我暂时止步，迫使我去研究一些颇有难度的个人和哲学问题。

我毫不怀疑纳粹的邪恶事实。但我现在更清楚，我做这个心理项目的目的，是为了更多地了解邪恶，而非取代。对我来说，如果不去探究邪恶之源，那么最终就无法激发我们的能力，去深入了解，并与之抗争。对邪恶之源的逃避，不仅是对邪恶蔓延的担忧，还包含着一种假定，即纳粹和其他的邪恶与我们其他人无关——与普遍的人的能力无关。虽然纳粹的残暴和屠杀让我们倾向于这样的假定，但这样的想法却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我有强大的承受力，不过对于自己将行之事，我也绝非无所畏惧，但就我的经历而言，对这类决定，我往往是基于自己最深的直觉出发，关于自己，关于做什么合适，做什么才对的直觉而做出的决定。然而，内心倾向继续研究下去，却不能让我从一种痛苦的认识中解脱出来：无论我做什么，在这个话题的道德和知识分子正义方面，都远远不够。

随着工作的深入，我越来越清楚：将医生卷入邪恶的不只有纳粹。我们可以看一看以下事实：极权国家精神病医生如何把不同政见者诊断为精神病，并把他们关押在精神病院；智利医生也曾扮演过酷刑者的角色（依据相关文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医生做医学试验，活体解剖囚犯；南非的白人医生对在监狱中遭到拷打和杀害的囚犯出具虚假的医学报告；被中央情报局雇佣的美国内科医生和心理学家，用毒品和思想控制来进行不道德的医学和精神实验；圭亚那“人民神殿”（People’s Temple）中狂热信徒的理想主义医生，为1978年的一场谋杀性质的自杀悲剧提供了毒药（氰化物与“酷爱”牌饮料的混合物），造成了几乎1000人的死亡。一般来说，医生很容易参与这些狂热的、蛊惑人心的秘密组织，参与控制人们的思想、情感、生死。所有这些例证，我都有过专业或个人的关注，它们与我要去讨论的那些“医学化”的毁灭模式有某些联系。我后面会讨论。

不过，我发现了纳粹医生与其他群体的医生显著不同。这倒不体现在所做的人体试验方面，而是纳粹医生在种族灭绝计划上所起的中心作用——用“民族和种族的治愈”这一生物愿景为大屠杀辩护。这种种族灭绝计划依据的是一种生物学愿景，为大屠杀辩护，认为其是国家和种族的治愈。（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土耳其医生，或许与此最为相似，我在后面会提到。）基于这个原因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就需要对纳粹医生进行专门研究。尽管在本书最后一章里，我会更广泛地讨论种族灭绝的各种范式，但本书主要是谈纳粹医生。

不过，我并不是要对所有的纳粹医生进行全面的历史研究，或者是对第三帝国的整个医学界做研究。我总希望自己做这些研究时能有渠道，减少挖掘档案和世界各地法庭记录时所查阅的文山书海，我和助手不得不到各地去挖掘这些材料。我所强调的是纳粹医生的具体群体，尤其作为个人的医生，他们与大屠杀的关系，与纳粹政权宣称的更广泛意义上的“治愈”之间的关系。治愈与屠杀的这种逆转，成为本研究的组织原则，同时，我开始怀疑，这种反转和其他大屠杀的相关性。

作恶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谈得很多了，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奥斯维辛和其他地方非常重要。我发现，其关键之处在于，将这两个群体成员之间的道德和心理情况分开。无论其中一方有何种行为，囚犯都在被威胁，而纳粹医生则是威胁者。这种显著的区分，必须成为评估奥斯维辛医学行为的出发点。犹太人是纳粹种族灭绝的主要对象，所以也是纳粹医生的主要受害者。本书也研究包括囚禁在奥斯维辛的非犹太人，比如波兰人、政治犯和俄国战俘、德国精神病人，以及被占领地区受纳粹医生直接伤害的人。

在本书临近写完时，许多人问我，它给我带来了什么影响。我的回答总是说一句“太多了”，然后就换个话题。其实，现在来讲带来了什么，还为时过早。一个人不能期待在进行了这样一种研究之后，精神还能毫发无损，这样的想法不现实，尤其当自我成为这种形式的体验工具时，会觉得还不如不知道这些。然而，对于我来说，写作本书的另一面是，我把它看作是丰富人脉和扩展世界的过程。而大屠杀幸存者作为研究的中心，某种程度上提供了编制人脉的“锚”，包括我的那些同行，那些研究纳粹种族灭绝的学者，那些要直面纳粹时代的德国人，还有我的那些年轻助手们——他们中一些人已相识多年，还有一些新交——我必须在本书后面列举致谢。共同承担此研究，让老交情复燃，并以最迅捷和强有力的方式创建新交情。这个研究涉及各种语言——德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这是中东欧犹太人及其在各国的后裔说的一种从高地德语派生的语言。——译者注）、波兰语和法语，丰富宽广的人脉弥补了我在这些语言方面的不足。

数十年来，我一直理解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那句话，他坚信，人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刽子手，我们要避免导致这样两类角色出现的制度和行为。但我现在对加缪之意有新的理解。他事实上是从参与反纳粹的地下运动中吸取了最初的教训。他的这个忠告经常被人们忽视，这里不必赘述；但与此同时，我还是要强调，我们有能力据此行动——虽然不完美，但我们可以仔细研究过去的邪恶，从中汲取教训。所以，我做了这个研究，现在呈现给各位——带着希望。

我为本书写作而访谈过的那些人和另外一些人，当书中出现他们时，我使用了他们的名和最后一个大写的词首字母作为化名（比如约翰·S。——译者注）；另外我也改变了一些身份细节，在有些情况中，我也不过于明确地引用原话，但这些并不影响访谈的实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