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本书出版的14年后，那些纳粹医生仍然浮现于我脑中。我忘不了他们，忘不了这群普通人在一个大杀戮的世纪所参与的那场最极端的屠杀——最堕落的人类行为。而且，由这些人展示出来的首要的纳粹法则——用屠杀来进行治疗的法则——在近年来世界各地的种族灭绝行为中仍然不断重现。

人们马上会想到20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境内塞族进行的“种族清除”。尽管它的规模要小一些，但那场屠杀与纳粹模式非常相似。在集中营内憔悴等死的人们，各个受害群体中受害者关于屠杀和受辱的大量证言（这里面包括对波斯尼亚女性的有组织强奸，有时还强迫她们的家人在场观看），这种相似性甚至超越了那些画面和叙述。

它们有一种深层的相似性：即种族国家主义的神秘意识形态与强烈的准军事残忍相融合。如同纳粹的意识形态，塞族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个人与集体的复兴，要治愈自己所感觉的历史创伤，这些创伤可以回溯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甚至是回溯到14世纪的土耳其征服。这些创伤只能用消灭那些自己认定的目标来治愈。也与纳粹的情况相类似，塞族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的确，代表着一个“大塞尔维亚”种族清除的杀人意识形态，正是出自塞尔维亚科学院中的人。于是，也出现了纳粹式的职业杀人者与杀手中的专业人士的分工。

然而，塞族的种族清除在一个重要方面与纳粹模式不同：由于20世纪后半期大众传媒变革，这场种族清除几乎从一开始就被世人广为知晓。任何一个有台电视机的人，每天都可以看到苦难的受害者和劫掠的塞族屠杀者。随后，互联网又进一步把细节传遍了全世界。

我本人对这些早期场面的反应与许多其他人一样——一种不安的感觉，混合了恐惧、愤怒和羞愧。不过，对我而言，这些场面又与我在纳粹行为中看到的是如此相似，它们是我所称的“种族灭绝心态”（这是我和埃里克·马库森共同提出的一种说法）的一种鲜明表现。我感觉自己必须公开表明立场，支持制止屠杀的干预。我与人数不多的一群专业人员合作，依据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计划来这样做。我们中的一些人去了华盛顿，向美国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助手以及美国副总统办公室的人，表达我们的看法。由于美国总统的反对及美国国内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和其他类似小组的活动没有成功。看来，种族灭绝的鲜明可见，并不必然导致其终结。

无疑，纳粹的大屠杀没有被清晰曝光。它被有意保密，不让外部世界知道。纳粹可以充分控制他们的环境，使得其隐瞒行为，至少是部分奏效。尽管种族灭绝的证据从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了，但还是被有效地模糊化和掩盖，这使得德国人和其他人对此的态度转向否定和麻木。这样说吧，人们对大屠杀是既知晓又“不知晓”。在纳粹自己的圈子里，对于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揭示出来多少，呈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不管希特勒、希姆莱和其他纳粹领袖有着什么样的种族灭绝的激情，但在这场运动中，即便不是大多数人，至少也是不少人被认为未对大屠杀做好思想准备。信息上的部分闭锁，使得纳粹医生将奥斯维辛视为“另一个星球”，常规的道德在这里不适用，所以这消除了他们对自己参与屠杀的疑虑。这种遮蔽不管多少有限，对于纳粹屠杀的成功和程度起到了保护作用。

有段时间，似乎塞族种族清除的显而易见会导致人们来制止这个过程。这场屠杀很早就被注意到，然而，各国都同意的国际干预方式却被一拖再拖。在干预上的这种迟疑不决——这不仅仅是在前南地区，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的卢旺达，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柬埔寨也都是如此——变成了一种持续的羞耻。不过，就塞族问题而言，干预的想法一直被讨论着。这也并不仅仅因为受害者是欧洲人，而且这场屠杀的显而易见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成了自发的观看者，所以必须处理它，或者至少是避开它。总之是人们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极大的不舒服。观看者的这种无处不在，最终推动了干预，尽管用来阻止种族灭绝的措施本身还是有问题的。无疑，电视频繁播出恐怖场面也会有反作用，人们会在心理上变得麻木，从而对这些画面无动于衷。不过，这些画面也有助于保持观看者的不舒服，进而推动了干预。

所有这些导向了一个更为普遍性的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充分考察过这个问题与种族灭绝的联系，也就是，作恶者的掌控，掩盖其已做之事或所做之事。他们宣称其全盘掌控了生与死，又将这种无所不能延伸至对真相的控制。希特勒有过一个臭名昭著的夸张之问：“今天还有谁谈论对亚美尼亚人的灭绝吗？”当然，他是指，他坚信在这类事情上这个世界的记忆是短暂的，不过，他也宣告了对知晓和真相的主宰，以及对这个世界如何回应其大屠杀行为的掌控。塞族作恶者也是这种姿态，他们编造自己的故事，一口否认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如此多的屠杀行径。

对种族灭绝的持续否认，就希特勒的大屠杀而言，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那些堕落的“研究机构”，它们提供注解，在几十年后来支持纳粹对真相的掌控。另外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但却更处心积虑的例子，是土耳其政府否认1915年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清洗。它不但使用了庞大的官方机器，而且运用了强大的美国广告业的高超技巧。对历史的这种作伪，必须被视作种族灭绝本身的延续，它会鼓励其他的种族灭绝作恶者（正如希特勒谈论亚美尼亚人时所暗示的那样），使其继续他们的大屠杀，而不担心历史的惩罚。

在一个小小的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中，我看到了所有这些种族灭绝倾向的一个缩影。1995年3月，奥姆真理教在东京的5趟地铁列车中施放了致命的沙林毒气。12人被毒死，5000人受伤。这是奥姆真理教的主要暴力活动。然而，这个组织更为宏大的计划，是要在这一年的11月贮存和施放更多的沙林毒气，并打算从俄罗斯买一架直升机来施放。按照这个邪教领袖（guru）近乎精神病的推理，在大规模施放毒气之后，日本、美国和其他大国会相互指责，要求对方为毒气事件负责，结果必然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则会带来其想要的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Armageddon），也是《圣经》里提到的决战。奥姆真理教还贮存了生物武器，并在探讨获得核武器的可能性。由于武器小型化的技术一直在发展，现在不仅大国和中型国家，而且一些越来越小的反政府邪教团体，也都有可能去进行“滴入”式的种族灭绝行为了。奥姆真理教也有科学家和物理学家作为“杀戮职业人士”。它宣称，要用毁灭世界的方式，将世界从无处不有的污秽中拯救出来，这与纳粹那个以屠杀来进行治疗的版本如出一辙。

尽管奥姆真理教的有限袭击与纳粹的数百万受害者相差甚巨，但二者的动机和屠杀版本的相似却触目惊心。如同许多学者现在认识到的那样，我们也看到，纳粹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巨大的千年盛世邪教，它设计了“千年德意志”，有邪教般的宗教礼仪，尤其是体现在那些大规模的集会游行之中［这在那部令人极感不安的电影《意志的胜利》（ Triumph of the Will ）中展露无遗］。在一个巨大的邪教屠杀过程中，纳粹医生扮演了巫师的角色。

在被派往奥斯维辛或某个“安乐死”屠杀中心之前，这些纳粹医生绝大多数都是很普通的医疗从业者（尽管也是纳粹党员），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然而，严酷的真相是：人很容易被社会化得去杀人。人适应环境的天赋，很好地发挥过作为物种的作用，如今这种本能也可以使形形色色的男性和女性适应业已出现的种族灭绝制度，适应盛行的种族灭绝心态。

在近来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德国来源的争辩中，种族灭绝的社会化，这个概念引人注目。这个争辩的核心说法是，认为这场大屠杀是此前德国反犹主义的一种独特的恶性形式之产物。对于那些下令大屠杀和那些执行大屠杀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主要诱因。不过，我这本谈纳粹医生的书并不这样看。我所访谈和读过他们材料的那些医生，当然也有反犹主义，而且大多数时候都热心于纳粹政权所承诺的个人前景和德国复兴，但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不过是有点独裁主义、国家主义和堕落倾向而已。他们会去适应这个政权，适应分派给他们的任何环境，但他们的本质并非意识形态狂，实际上他们还会拿纳粹极端分子来开开玩笑，尽管他们自己也在为最极端的大屠杀服务。

意识形态狂热者对于奠定大屠杀的结构和动力至关重要，然而，只零星掌握一点意识形态的普通民众，也可以被有效地吸收到这些严苛的结构之中。种族灭绝的这种社会化，并不减少一个人要为自己行为承担的个体责任。正是由于这一点，种族灭绝成为一个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严峻得多的问题，一个个体和集体都能去作恶的问题。意识到这一层，可以极大地帮助我们去与大屠杀进行持续的斗争，帮助我们去创造一个较为正派的社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关于这些一直浮现于我们脑中的纳粹医生，我们就有很多可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