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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2010年，马来西亚吉隆坡孝恩园建成了刻有中英文《朱子家训》的大理石石碑。7月3日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礼，马来西亚的首席部长许子根先生出席典礼并为刻石揭幕。在这一盛典上，我应邀作了一个演讲，全文如下：
今天我有幸参加这样一个隆重的典礼。我看到了一个设计精美、大气、典雅、庄重的《朱子家训》大型石刻。这是全世界第一座《朱子家训》的石刻，就是在朱子的故国，目前也还没有这样的碑刻。
作为朱子的裔孙，作为一个朱子学的学者，我为朱文公的话语能够在异国他乡被勒石传世而感到无比的感动和自豪。但是，现在的我，心中更多的则是对马来西亚朱子后裔们、马来西亚文化学术界的朋友们、马来西亚的企业家们、马来西亚的政府官员们的钦佩和尊重。因为，是你们真正认识到了《朱子家训》不朽的价值和伟大的意义。
《朱子家训》原本是我们朱氏家族内部的家族文献，它被收录在我们的族谱和家谱之中，作为朱氏族人为人处世的圣经。按照传统，它一般是不对外族和外人展示的，更不能作为对外人的道德伦理要求。但是，时代在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应该进步，我们发现了这部家训伟大的现实价值，我们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决不能朱门一家独享，它应该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共享。所以我们把它公之于世，并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方法予以介绍、讲解、弘扬。今天的典礼就是我们长期以来不懈努力的一个美好的结果。
稍稍了解一点中华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中国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但，这并不是《朱子家训》，它正确的名称是：《朱伯庐治家格言》，这是一个明代人的作品，据说他也是朱子的后人，但它的“格言”讲的是人的行为规范，决不能和《朱子家训》同日而语。如果打一个比方，《朱子家训》是宪法，而《治家格言》仅仅只是一个具体的条法，如刑法，如民事法。它们的高度和内涵完全是在两个无法比拟的层次上。
《朱子家训》短短317个字，但是它却给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底线。这是一条非常清晰而可以执行的红线，越过了这条线，你就不配被称作“人”了。
不仅如此，《朱子家训》还告诫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修养的人、一个文明的人。它教导我们的宽容、包容、内敛、内秀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美德，彰显了中华文化无比宽广的胸襟和卓尔特立的价值观。
长期以来，西方文化不停地宣扬和推行其所谓的“普世价值”，那就是“民主”、“自由”、“人权”。诚然，这是一种“普世价值”。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有没有可以贡献给人类的“普世价值”呢？我以为，《朱子家训》就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伦观、修养观、道德观、社会观和人之为人的基本价值观。《朱子家训》被公之于世，短短的二十馀年，迅速地被社会大众所认同、接受，并传播到世界各地，被称作中国人的人生法典，足以证明它的价值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今天我们见证的发生在马来西亚的这一幕已经为此做了最有力的佐证。
所以，马来西亚朋友们的这一盛举，其意义非同一般，必将被载入人类文明史的史册。
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
美国的田浩先生认为，我的这一演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我理解，他所谓的“里程碑”是指： 这是有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朱子家训》的普世价值；这是第一次由一个东方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挑战——东方的、同样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
“家训”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关于它的起源，研究者有不同的认识。
一般认为，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是中国家训之祖。但是这一观点近年来受到激烈的批评。有学者把家训的起源前推到《尚书》、《周易》、《诗经》等先秦儒家经典，甚至旁及《国语》、《战国策》
。林庆认为：“中国传统家训的起源时间当在上古尧舜之时，且归根到底是源于上古之时人们父子相传、口耳相授的生产生活实践。如果从时间上来断定，则当是伴随着以血缘相系的家庭关系的形成而产生的。”他认为尧舜是中国家训的创始人
。曾凡贞不同意产生了家庭就出现了家训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家庭从“血缘家庭”过渡到宗族组织的出现和宗法制度的确立，“家训的起源，实出始于此。”他认为，《尚书》中的《无逸》、《君奭》、《康诰》保留了周公训示子侄的许多珍贵资料，开了帝王家训的先河，所以“周公则成为我国家训的创始人”
。
纵观诸多讨论中国家训起源的文章，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都想把家训的起源往前推，越前越好，越古越好。这些观点虽然不失为一种研究的路径，但从文献与文体学的角度思考，却缺少了一些实事求是的精神。诚然，从爬梳训诫子孙的史料来看，这一类的文字记载确实很多，甚至远多于以上研究所揭示的内容。但是，那只是一些训诫子孙的言论，远不足以构成一种文献学上、文体学上的“家训”之体。也许，这些训诫之词可以成为形成“家训”的一个重要来源和启迪家训形成的开蒙之作，但那毕竟不是“家训”。
“家训”又称为“家诫”、“庭训”、“庭诰”等
，所谓诫、训、诰，都揭示出它最早的形态是一种口头训诫或劝诫（有时表现为书信）。经过长时期的演变和完善，形成了一种成熟的文体——家训。从功能上看，它是中国古代实施家庭教育的一个主要的方法和途径。据考证，至迟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比较完善的家庭教育方面的著作，如汉高祖《手敕太子》、王莽《戒子孙书》、马援《诫兄子严、敦书》、樊宏《诫子》、郑玄《诫子书》、孔臧《与子琳书》等
。而第一部体例完备、以“家训”命名的家庭教育专著，还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清人王三聘说：“北齐颜之推撰《家训》七卷，其书颇尚释氏。然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王氏之论并非妄言。从《颜氏家训》起，“家训”之体趋于成熟，“家训”之名得以成立，并一直影响到近现代。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是家训著作最繁盛的时期。《中国教育史研究》考证，仅魏晋南北朝“据文献可考的至少有八十余篇（部）”
。宋代，很多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都热衷于著“家训”，影响较大的有范仲淹《义庄规矩》、包拯《家训》、司马光《温公家范》、苏颂《魏公谭训》、叶梦得《石林家训》、吕本中《童蒙训》、陆游《放翁家训》、吕祖谦《吕氏家范》、袁采《袁氏世范》、真德秀《教子斋规》等。宋代的家训已呈现出非常规范和成熟的面貌，表现为内容的面面俱到、思想的深刻厚重与形式的相对稳定。
元明清时代的家训，继续保持着繁荣的局面，尤其是那些世家大族，为维系宗族可持续发展的忧患意识所驱使，对家训的制定、增删、沿袭及传承，形成了一种风气，促进了家训的发展和对家训的研究。其间出现了一部影响极为广泛的家训著作《朱柏庐治家格言》。
中国的家训著作，从几百字的短文，到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巨著，可谓汗牛充栋。但真正在历史上被公认的、具有较大社会与历史影响的，大约也就在十几到几十种之间。其中尤以《颜氏家训》、《温公家范》、《吕氏家范》、《袁氏世范》、《朱柏庐治家格言》最负盛名。
颜之推《颜氏家训》成书于隋朝初年
，是一部极具影响力的家训之作。明人袁衷曰：“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作《颜氏家训》，谆谆欲子孙崇正教，尊学问。”
历代评论，以颜氏之书为“家训”之祖。今人对此多有不同意见，但如果客观地分析，“家训之祖”之说，其实是名副其实的，因为《颜氏家训》开创了一种家训的著述之体，这种文体影响了其他各种家训之著，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颜氏家训》共七卷，卷一：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卷二：风操、慕贤；卷三：勉学；卷四：文章、名实、涉务；卷五：省事、止足、诫兵、养身、归心；卷六：书证；卷七：音辞、杂艺、终制。从这个目录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乎就是一本家庭教育的百科全书。由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在古人眼中，“家训”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它不仅包含着人文之理、治家之要、为人处世之道、养心修身之神、品节风度之韵、治学问道之径，还包括为官出仕之箴、为文制艺之技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可见，在古人眼中，家训就应该是一种对子孙的全方位教育，它应该包括处世立身的所有要素。所以，它不仅有道，也应有技，所谓本末巨细，无所不包。颜氏的这种家训体例，在唐太宗的《帝范》中得到清晰的体现。《帝范》是唐太宗御制以赐太子的训诫之著，凡四卷、十二篇，其目如下，卷一：君体、建亲、求贤；卷二：审官、纳谏、去谗；卷三：诫盈、崇俭、赏罚；卷四：务农、阅武、崇文。可见，这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家训，只不过它是出于帝王之家，所以其高度与关注的问题较庶民之家更宏观博大。宋代的家训，从司马光开始出现了重伦理与维护家庭秩序的迹象。《温公家范》凡十卷，除第一卷讲治家，其馀各卷详细地论述了从祖、父、子、女到兄弟、妻、甥、舅、姑等家庭成员的定位及相互关系的规范。司马氏此书的一大特点是，他用具体的历史故事来阐释自己的理论，而不仅仅是条列纲目。故四库馆臣评论说：“自颜之推作《家训》以教子弟，其议论甚正而词旨泛滥，不能尽本诸经训。至狄仁杰著有《家范》一卷，史志虽载其目而书已不传。光因取仁杰旧名别加甄辑以示后学准绳。首载《周易·家人》卦辞、《大学》、《孝经》、《尧典》、《诗·思齐》篇语则即其全书之序也，其后自治家至乳母凡十九篇皆杂采史传事可为法则者。”
南宋袁采《袁氏世范》，被《四库提要》评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
。全书三卷，卷一曰“睦亲”，卷二曰“处己”，卷三曰“治家”。每卷下分列数十条论而述之，如“睦亲”下有“性不可以强和”、“人必贵于反思”、“父子贵慈孝”、“处家贵宽容”等；“处己”下有“处富贵不可骄傲”、“礼不可因人轻重”、“穷达自两途”、“人贵忠信笃敬”等；“治家”下有“宅舍关防贵周密”、“山居须置庄佃”、“夜间防盗宜警急”等。面面俱到，琐细而周详，明显可以看到《颜氏家训》的影响。南宋另一部家训，吕祖谦的《吕氏家范》
则可以看到因袭《颜氏家训》的另一路发展。《吕氏家范》六卷：卷一宗法，卷二昏礼，卷三葬仪，卷四祭礼，卷五学规，卷六官箴。显然也是面面俱到，但其关注的重点则是“礼”。明末清初出现的《朱柏庐治家格言》的作者是朱用纯，号柏庐。这是一篇影响力十分巨大的家训，因作者姓朱，所以又被称为“朱子家训”。朱柏庐的《治家格言》506字，用骈文写成。此文篇幅虽小，但也是面面俱到之作，从修身养性、治家之道到处世为官之要都有论及。由于它文字优美，音韵和谐，节奏明快，所以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容易被接受。《治家格言》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篇成功之作。它虽然面面俱到，但是却言简意赅，篇幅很精干，不作长篇大论。从内容看，它与朱子的《朱子家训》似有互为羽翼的关系，即：它是《朱子家训》的阐发和延伸，他把《朱子家训》的哲理形象化了。如果把《朱子家训》比作纲，那么《治家格言》就是目。
朱子的《朱子家训》则与传统的“家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传统的家训，洋洋洒洒，少则万言，多则几十万言。《朱子家训》只有317字。这是一种颠覆性的改变。这一改变使家训大大地便于记诵，从而使其传播更加便捷。也是这一改变，使其“普世”有了形式上的可能。
朱子在改革“家训”体的过程中，显然对以往的各种家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比较利弊得失，而选择了一种相对比较科学而利于受众接受的方法。首先，他把传统家训中的“论理”与“说事”相分离，以避免烦琐。如他把司马光《家范》中的古今事例部分抽出，另编了一本书，名为《小学》。《小学》凡十一卷，分内外两篇。内篇卷一立教，辑录古代圣贤关于率性、修道的言论。外篇卷六嘉言（“广立教”）与之对应，以前贤（主要是理学创始者）的嘉言及古代有关立教的故事羽翼之。类此，内篇之“明伦”则有外篇之“广明伦”对应，内篇之“敬身”则有外篇之“广敬身”对应，如此等等。
其次，朱子把传统家训中具体的行为规范部分抽出，另编了一本《童蒙须知》（又名《训学斋规》）。此书凡五卷，分别为：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字和杂细事宜。
第三，朱子又把传统家训中有关“礼”的部分抽出，编成《朱子家礼》一书。《朱子家礼》凡五卷，分别为：通礼、冠礼、昏礼、丧礼和祭礼。
第四，朱子对传统家训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一个改造则是，把传统家训中最根本、最精髓的思想予以形而上的哲理化，把它们提升到哲学与“道”的高度，并以精练的语言表而出之。这就使“家训”摆脱了芜杂而言不及义的弊端，使“训”之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显然，在朱子的心目中，所谓“家训”，应该解决的问题是人之所以为人及处世立身之大法，它具有优先性和纲领性，而一般的道德教条、具体的行为规范及礼仪制度则是对“大法”的辅翼与完善。如果不首先确立大法，则做人的根本与底线就会淹没在烦琐的文字、故事与制度之中，不免本末倒置了。
朱子对传统家训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它沿袭了自己对传统儒学体系改造的一贯思想和方法：一是以简御繁，如对儒家经典的改造而成“四书”；二是“述而不作”。所谓“述而不作”并不是没有创造和出新，而是善于运用已有的材料来构建新的思想体系。我们看《朱子家训》，大量引用了前人的话语甚至民间的俗语，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做人的根本道理。三是理学思想一以贯之。《朱子家训》三百馀字，但却很好地体现了朱子自己的理学思想，语言通俗却“理”性十足。
“普世价值”作为一个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的概念，其关键是“普世”。而“普世”一词最早来源于基督教，在公元五世纪时的东罗马帝国即已有了这一概念。其核心的内涵实际上是要把基督教视为或变为统治于“整个居住世界”的教会。这就是所谓的“普世教会主义”。所以，“普世”的起源，并非是先有了“普世”的事实，而后抽象为概念，恰恰相反，它是先有了概念，而欲使之成为事实。
现代意义的“普世价值”，起源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接受了教会的“普世”概念，但它却是反宗教的。启蒙运动者普世价值观的产生，受益于当时突飞猛进的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牛顿三大定律的发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从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界的“普世”，引发出社会科学的“普世”。他们认为，既然自然界有千古不变的，在任何条件、地点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定律，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应该有这样的定律，这就是世俗社会普世的价值。由此，他们形成了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这些最基本的所谓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诚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他们的伟大与历史功绩早已被镌刻在人类思想与发展历史的丰碑上。但是再伟大的思想家也不可能逃脱时代的局限。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20世纪出现了一个更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的相对论对牛顿的三大定律提出了挑战。他的理论告诉我们，牛顿的定律并不“普世”，它们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既然自然界的普世价值如此，那么，被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所揭示的“自由”、“平等”等价值概念是不是也如此呢？也就是说，这些价值的出现与实现是不是也是有条件的，受时、空的约束和限制的呢？
启蒙运动所揭示的“普世价值”真正走入人群、社会，是美国的建立。美国的建国者以“自由”、“平等”、“民主”的核心理念立国，使北美这个荒漠的大陆迅速崛起，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二次大战的胜利以及其后冷战造成的“共产主义的崩溃使西方人更加相信其民主自由主义思想取得了全球性胜利，因而它是普遍适用的”，“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力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治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
这使美国人对自己的价值观形成了“独尊”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只要不承认“自由”、“平等”、“民主”就是反人类，就是非我族类。这就是所谓“普世”。然而，美国人恰恰忘记了牛顿与爱因斯坦的教训，他们不认识或不愿认识“自由”、“平等”、“民主”是受时空条件所约束和限制的。由于美国人不认识这一点，所以他们把自己的价值观无限地放大，绝对化，意识形态化，甚至不惜动用国家力量和武力去推动普世
。但是，911事件沉重地冲击了他们的自信，他们不能不思考，在用强力推动“普世”的同时，可能会带来他们意想不到的后果。遗憾的是，美国的思想家、政治家们至今未能从911的梦魇中清醒过来，从而深刻地反思和研究它的深层成因。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种伟大的价值观，如果把它绝对化、意识形态化，反而会使它走向反面。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勃兴到社会主义阵营的轰然倒塌就是一个例子。可悲的是，现在的西方正在步这一运动的后尘。
另外，世界的全球化也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提出了挑战。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价值观”的双重标准。西方国家一方面高唱“普世价值”，一方面又以不普世的标准对待他国。亨廷顿说：“坚持普世主义的代价，就是被指责为伪善、实行双重标准和‘例外’原则。民主要提倡，但如果这将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就该另当别论；防止核扩散的说教是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针对以色列的；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但不适用于农业；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地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不予理睬。”
可见，美国人自己是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政策的两面性和虚伪性的。遗憾的是，他们认为“实践中的双重标准是推行原则的普遍标准所无法避免的代价”
，如此而已。他们坚持“例外论”和“双重标准”合理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使“普世”不能不露出一脸的疲态：一方面科技的高速发展极大地破坏了生态和环境，如地球变暖，一方面“普世”赋予人的权利又使人类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成为合理，于是，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可以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不承担任何防止全球变暖的责任和义务。更令人担忧的是，现代社会人类物质生活的极大提升所带来的人的欲望的无限膨胀。这种欲望对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林毅夫曾经说，所谓金融危机，就是金融手段运用过度的危机。什么是金融手段运用过度？不就是人的欲望不加节制的问题吗？而人的欲望不受限制，正是西方“普世价值”赋予人的权利。
很显然，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恐怕不能不想一想这条路应该如何走下去的问题了。
行文至此，笔者不能不作出一个申明：我不希望人们在读了以上的文字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者是一个从根本上反对自由、平等、民主的人。不。恰恰相反，笔者也认为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是人类社会应该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但是，我更认为这些东西的存在与实现，是受时空的约束和限制的。我反对把它们绝对化。另外，我也反对把它们意识形态化，更反对把它们当做强权政治的工具与借口。
最重要的是，笔者想追问：西方人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不是就是“普世价值”的终极答案？世上还有没有别的价值可以同样具有普世的意义？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以为，体现在《朱子家训》中的儒家价值观，也具有普世的意义。
所谓的普世价值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文主义的问题，就是从人出发并以人为中心来观察、思考社会，并构建社会的问题。在人文主义的问题上，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中西走出了各自不同的路径。“如果说，中国人文主义从人的道德本性出发最终成就的是道德主体，那么，西方人文主义从人的生理本性出发最终成就的则是权利主体。”
由此，西方的“普世”必然会衍生出追求个人权利的自由、平等、民主；而中国的普世则不能不推导出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道德理性。《朱子家训》正是这样一种以通俗的语言完整表述中国人基本道德理性的文本。它所解决的不是人的权利问题，而是人在谋求获取自身权利之前，必须自我觉醒与自我塑型的问题。也就是说，它要解决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毫无疑问，在价值体系的链条中，中国人提出的问题具有优先性。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我在这里提出的不是“普世价值”，而是“普世意义”。之所以如此表述，是想说明，我并不想把中国人的价值观强加给任何人，我只是想说明，这种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它也许可以成为西方普世价值的补充，给西方的普世价值论者一点有益的启示。
《朱子家训》共317个字。全文如下：
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
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
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
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
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
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
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
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喻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
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
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
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
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
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
子孙不可不教，僮仆不可不恤。
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
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
人能如是，天必相之。
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
《朱子家训》所要阐扬的理念是非常明确的，它用通俗、精练的语言规范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哲学信条，划出了一条做人的底线，深刻而隽永。
首先，它强调的是人的自律：
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
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
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
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
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
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
这不是宗教的戒律，却是人必须遵循的基本约束。人是社会的动物，他来到这个世界一定附着着某种社会的定位。《朱子家训》用精练的语言涵盖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角色，并告诉你，当你处在某一个坐标时，你应该遵循的基本品格和责任。
其次，它教导人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这是人成为人以后必须要坚持的基本修炼：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
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
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
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
在《朱子家训》中，人格的完善是通过“禁”、“慎”和“实行”、“作为”来实现的。人如果能知道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应该努力去做，那么，他就可以摆脱粗鄙、庸俗而走向文明和高雅。
第三，它提倡对他者的尊重与宽容：
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
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喻之。
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
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
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
尊重与宽容是《朱子家训》中非常突出的教条。这里有如何对待“有德者”，也有如何对待“不肖者”；有如何面对“仇者”、“怨者”；也有如何对待“恶者”与“横逆”。它所表现出的理念最核心的内涵是尊重与宽容。这是道德的理性反映，它表达了中国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美德与大度。
第四，它强调个人与社群、社会的和谐相处：
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
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
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喻之。
子孙不可不教，僮仆不可不恤。
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
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
社群和社会的和谐，是任何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作为个人必须处理好自己与社群、社会的关系。《朱子家训》给我们规范了个人所应遵循的“和”之道，平实而深刻。
《朱子家训》用通俗的语言阐发深刻的哲理，它的内涵可以有多层次、多角度的解读和引申。所以，同一句话其实涵盖或包孕着很多的思想和意蕴。它给人们的解读和理解提供了极大的想象和申发的空间。这是朱子运用语言表达思想的高妙之处，也正是《朱子家训》可以在汗牛充栋的“家训”著述中卓尔超群的原因所在。
当然，《朱子家训》毕竟撰写于八百年之前，它的语言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语境的局限。今天我们在解读它的时候应抱着一种究其实而虚其词的态度，即应该抓住它的精神实质，而不必拘泥于古今词义的某些变化。这里，我想推荐田浩先生的英语译本，它真正抓住了朱子的思想内核，故而他的英译更切合现代人的阅读和理解的习惯。比如，“君之所贵者”一句，他把“君”翻译成rulers，而不是君主、皇帝。我非常赞赏这样的翻译，在我的理解中，“君”实际就是领导者，他可以是国家的领导者，也可以是一个团体、一个企业、一个组织的领导者，而不能仅仅把它理解为国君。
《朱子家训》由于最初只是朱子对自己家庭成员的训诫之词，长期以来它只是在朱氏家族内部流传，并不为外人所知晓，所以它的影响力远不如其他家训，尤其是也以“朱子家训”命名的朱柏庐的《治家格言》。随着时代的进步，它的价值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朱氏家族也打破了自我封闭的传统，认为既然是好的东西，就应该与世人共享。我们认为，它不仅有益于一个家族，也有益于一个国家，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它也有益于整个人类—它具有普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