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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五月，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致函外交大臣报告来自义和团越来越大的威胁。函件的末尾忽然谈到天气问题：“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靖。
直隶等省的严重旱灾持续已久，农民生计因此异常艰难，他们脱离土地而投身义和团之类流民运动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如果此类外在诱因被消除，情况自然会有所转变。确有这种事例：“时雨又下，文安霸州拳匪，相率回籍。”
“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
但是从全局看，则仅仅是种企望罢了，正如窦纳乐的函件中所说：“然而天降甘霖是如此的不可期，……”久旱不雨，对义和团来说不啻天赐良机。顺便说一句，当后来朝廷屡屡向他们颁发赏赐，以致当个团民比留在仍苦于干旱的乡间更加便于生存时，贫窭的北方农民做出如此抉择就更不足为奇了。
窦纳乐的话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他可能是在对当时已经为相当多的人所接受的一种新的逻辑关系作出反应。一首出名的义和团乩语对此有非常明晰的概括：“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教堂，旱灾，以及愈来愈多的义和团焚毁教堂的行动，都因此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彼此之间的关联也变得密不可分：既然教堂（这是一个象征，它涵盖着天主教堂及耶稣教堂中进行的各种宗教活动，即如另一份义和团告白所指出的那样：“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蔑圣，不遵佛法，怒恼天地，收起雨泽，……”
）是旱灾久久不能消除的原因，那么焚毁教堂就成了当下一件要事。持久的旱灾又引发其他灾害，甚至有瘟疫流行。按照前述逻辑，则无不与教堂等有关：“窃有天主教，由咸丰年间，串结外洋人，祸乱中华，耗费国币，拆庙宇，毁佛像，占民坟，万恶痛恨，以及民之树木禾苗，无一岁不遭虫旱之灾。国不太而民不安，怒恼天庭。”
农民由此激发的对教堂及有关的宗教活动和从教人员的仇恨，是切肤的、极端的，因为旱灾给他们带来的苦难正是切肤和极端的。教堂和教民成为他们发泄仇恨的对象。而只有参加义和团，他们才得以发泄这种仇恨。
焚毁教堂（以及杀死教民）并不排除是出于消除旱灾的功利性目的，这也见载于义和团的有关文献：“灭洋人，甘雨速降。”
“不平不能下大雨。”
然而其意义恐怕不限于此。久旱无雨意味着天上的神灵遭到了教堂和教民的亵渎，干旱等只是它们被亵渎之后做出的反应，是对人间施加的一项惩罚。而针对此种亵渎的一切灭教行为，也就成了神的意志的体现。前引义和团告白在“怒恼天地，收起雨泽”之后即说：“……降下八百万神兵，扫除外国洋人，像有细雨，不久刀兵滚滚，军民有灾。”参与焚毁教堂，将使自己侧身于“神兵”之列。于是灭教行为的功利性目的有可能让位于另一抽象性目的。有理由相信，焚毁教堂愈来愈不仅仅是为了消除旱灾，它有一种从具体情境中脱离出来的趋势。教堂始终是义和团最主要的攻击目标，及至进入北京和天津之后，首先要做的即是焚毁当地的各处教堂。这也是攻打西什库教堂何以成为义和团主要战事的原因之一。
上述新的逻辑关系，使得义和团与这场旱灾之间，在另一种意义上也紧密联系起来。运动的发展壮大，显然得益于此种观念的广泛流行，在天津所发生的情况即是一例：“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
不仅为何久旱不雨得到解释，而且偶尔降雨的原因也找到了：“夜，甘雨淋漓，通宵不止，天气凉似深秋。匪党传云，此雨乃义和拳老师用法术所降，以破洋人之红杀阵也。闻者皆叹为神。”
疫情的缓解亦以同样道理被纳入新的逻辑系统：“适津郡时疫传染，书符施水，驱鬼降魔，幸而病愈，则传诵灵奇，夸张道法，又为匪徒增焰矣。”
一八九九至一九○○年发生在华北地区的旱灾，只是义和团运动的诸多诱因之一。此前山东冠县梨园屯发生的直接导致了义和团（当时还叫做“梅花拳”或“义和拳”）崛起的教案，乃是缘于教会为修建教堂而与农民发生了土地争端。教堂开始受到冲击，几乎都是出自这类原因。不法教民受到教会庇护，横行乡里，农民对此愤恨不已。除教堂和教民外，铁道是义和团另一主要攻击目标。“烧铁道，拔线杆”，亦见诸前引义和团乩语。高密群众最初围攻德国胶济铁路公司，是因为发生了公司小工倚势侮辱妇女的事件。民间反对修建铁路，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德人在山东敷设铁道，……所至之地，尽将村落民家拆坏，遇坟墓建物即毁掘，不惟不遇路避之，且毁坟拆舍亦一文不与。”
铁路的开通将严重威胁传统的运输体系，历来依靠漕运和陆路运输为生的人们因此有失业的危险。此外洋货也是义和团的破坏对象。洋货的大量进口和海关税率的固定不变，造成中国经济日益凋敝。这一点，那些以出卖自织土布等谋生的手工业者应该有着切身体会。义和团各类排外行为，我们几乎都可以找到当初的具体原因。另一方面，贫困、饥馑和对原有生活方式的绝望，如同灾害一样，都促使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变成无论什么名义的革命者。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即甲午战争之后出现的割地狂潮。德国派兵强占胶州湾，继而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一项为期九十九年的租借条约；俄国占领并强迫租借旅顺和大连；英国租借了威海卫和香港新界，将长江流域划为其势力范围；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在两广和云南建立了势力范围；日本则得到不将福建让与他国的保证。对短短几年间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身处山东以及直隶的农民究竟耳闻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德军占领胶州湾，对他们来说确实迫在眉睫。义和团纷纷起事及其主要口号“扶清灭洋”的提出，应该说是有针对性的举动。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割地狂潮直接导致了普遍性的针对外国和洋人的愤懑情绪。义和团的排外行为，正是这种民族情绪的集中体现。虽然大家对运动的结果不无期待，但仅仅投身这一过程已经大快人心了。
所有这些具体原因，换种说法也就是“人间原因”，都无可否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义和团的主要战场从山东转移到直隶，亦即这一运动获得巨大发展、引起各方面的震动之后，在有关文字记载中，讲到烧教堂、拆铁道和毁洋货之类的举动时，更强调的则是“非人间原因”，即教堂等对神造成的冒犯，和神假手团民对它们施行的报复。前引乩语说：“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这个“因”其实已经不完全等同于前述那些具体原因。神这一新的角色的登场，使得种种具体原因退居到相对次要的背景位置。更准确地讲，过去所有那些具体原因都重新得到了解释。例如教堂替代佛寺，铁道破坏坟茔，等等，都成了具有非常意义的事件。发生在人间的一切都被纳入了一个超自然的系统之中。在各处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乩语中，一再强调“时逢大劫”，如：“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
“大劫临头，只在今秋，白骨重重，血水横流，恶者难免，善者方留。”
前述一系列具体事件、国人的愤懑情绪以及进而产生的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悲观看法，都归结为这种劫难，这是神之劫难，也是人之劫难；义和团则承担了弭除劫难的使命：“……军民有灾，佛门义和拳上能保国，下能救民。”
向来就有“应运而生”和“应劫而生”的说法，分别指正邪两种势力的兴起；然而“劫”与“运”乃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应运而生”正是“应劫而生”。
在这个新的以神为核心的逻辑系统里，义和团的所有排外行为构成一个整体；同样，他们所排斥的对象也构成一个整体。虽然此前在山东，当团民与教民为教堂的修建问题发生争执时，也总是以教民与支持他们的外国神父、外国驻北京的使节、当地的清朝官员和军队为一方，以团民与支持他们的义和团伙伴为一方，但是无论哪一方面似乎都还不曾具备这时所有的那种意义。对作为历史上一次运动的义和团来说，这些意义远远重要于当初（其实此时依然存在）的各种具体原因。当然，在义和团针对教堂、教民、铁道、电线杆和洋货的所有举动中，仍然蕴含着他们出乎前述那些具体原因而产生的愤懑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