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

这本书有过不止一个名字，现在决定叫“神拳考”。这里“神拳”并不单指一八九〇年代末鲁西北那个以此为名、实为义和团前身的组织，而是贯穿义和团运动始终，如其揭帖所云的“神助拳”这回事儿；至于“考”，虽然也有“考证”的内容，更多的却侧重于“考察”。依我之见，“拳”为何“神”，又是否“神”，诚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所在。

这个书名还有一层意思：我写的并非一本介绍事件本末，进而作出历史评价的书；而应该——容我不揣冒昧地指出——归在“文化批评”项下。关于本书所涉及的一段历史，别人已经谈论很多，我没有兴趣重复，也不想做翻案文章，我希望根据现有的材料另外说点什么。文化批评并不取代历史评价，甚至不影响历史评价；但反过来说，文化批评也不应为历史评价所左右。这里用得上的关联词也许是“尽管……然而……”，而不一定是“不但……而且……”。文化批评与历史评价的着眼点有所区别，也不具有同一目的，然而与其说它们是在不同方向，不如说是在不同层次——如果持此眼光，彼此就不会抵牾，抑或还能相互补充。

我写这本书所用的材料都是当年的上谕奏稿、函牍文告、笔记杂录之类，一总有七百多万字。翻看一遍，我发现其中不少内容为后来的史家视而不见，或忽略不计。如荣孟源在《义和团史料》的序中说：“资料不是伪造的，但所记事迹未必完全真实。在义和团自己的文献中就有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前半句是空话，后半句却说明了义和团反帝运动兴起的真情。”作为史家如此看法其实情有可原，因为在他们眼中，历史所呈现的应该是一系列针对我们的意义，决定是否值得记录的标准即系于此。然而除此之外，历史也许还呈现给我们一些别的东西。也就是说，真实未必只有一种；而且，不同种类的真实未必不能并行不悖。

多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部“人类愿望史”或“人类信念史”之类的书，这应该是与通常的历史并行的另一种历史，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后人赋予的意义，而是当事人的动机。我更感兴趣的是当年人物想干什么，以及他们因此——而不是为了多年之后的我们——干了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神拳考》可以算作计划中的这部书的一个片断，至于我能否完成整部作品，或除此之外能否写出别的片断，尚在未定之天。回头想想荣氏的话，我觉得从一种角度看是当年人物的“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从另一种角度看也许并非如此，可能正是值得重视的原始材料。因为“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正体现了团民的某种愿望和信念，而这些愿望和信念在酿成这一事件，或者说造就这段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其实不可低估。这也就是我曾经说过的：如果没有“神助拳”，还有没有“义和团”。义和团要是事先知道自己法术不灵，他们是否还会那么自信和勇猛；朝廷和民众要是事先知道义和团法术不灵，是否还会把希望——至少是一部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正是从这一想法出发，我写出了《神拳考》。

当初完成书稿之后我曾说：这几年逐渐形成一种与思想和文章有关的看法，即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前提，也不轻易给别人规定前提。轻易接受前提者，往往认为别人也该接受这一前提；轻易规定前提者，原本接受的就是别人的前提，所以两者是一码事。我希望自己能够避免这个毛病。我写这本书，受到不少曾经读过的作品的影响，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勒庞的《群众心理学》，等等。有关义和团的作品我也读过一些，包括此书完成之后才读到的狄德满著《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佐藤公彦著《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和此前读的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等，都使我对那段“通常的历史”了解得更清楚，更详尽，但这与前面所说那种影响毕竟有些区别。相关著作中，令我深感共鸣的是柯文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虽然我读此书也是在完成《神拳考》之后。与其说《历史三调》是一本研究义和团的书，不如说是一本以义和团为例探讨研究历史的方法的书。我认为，我们可以参考别人的方法，却不能沿袭别人的结论，尤其不能把别人的结论当作自己研究的前提，——否则的话，研究也就不成其为研究了。

二○一五年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