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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 HBM）最初由霍克巴姆（Hochbaurn）等人于1958年提出。最初的理论模型较为简单，经贝克尔（Becker）完善形成了健康信念模型体系。锻炼行为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健康行为，不可避免地被应用于验证健康信念模型的研究中。健康信念模型通过干预人们的知觉、态度和信念等心理活动，从而改变人们行为的健康教育模型。该模型认为，人们会理性地预测消极健康结果，且希望避免消极的健康结果，或降低消极健康结果的影响。个体采取预防或控制疾病行为的可能性取决于个体对健康威胁以及对预防性健康行为益处和障碍的感知。
图2-1 健康信念模型
资料来源：杨剑，季浏，陈福亮.身体锻炼与心理健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针对健康信念模型的测量，谢红光基于健康信念模型理论指出体质健康信念量表（见表2-1）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应用于大学生体质健康信念的调查与评价。体质健康信念量表主要是围绕健康信念核心概念的两个方面：一是对相关疾病的易感性与威胁知觉，主要测量大学生处于体质强弱与病患之间的联想以及对患病后果的知觉程度；二是健康信念的知觉利益，由知觉锻炼益处（5、8、12、15、16、17、19题）、体质评价自我效能（2、10、14、21题）、体质强弱与患病易感性（1、3、7、23题）、知觉疾病与体弱严重（4、6、9、13、24题）、体质评价结果关注（11、18、20、22题）5个因子的24个条目组成。
表2-1 体质健康信念量表
续表
资料来源：谢红光.体质健康信念对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意向及行为习惯的影响［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2.
在锻炼情境中，健康信念模型认为：人们通常不会参与有益于健康的体育锻炼，除非他们有一定水平的锻炼动机、健康动机和健康知识，或认为自己易受健康问题的侵扰，或认为自身所处的环境对自身健康有所威胁，或相信体育锻炼具有克服上述问题的益处，能引起机体合适的健康反应，而自己进行体育锻炼又没太大的困难。
琳塞（Lindsay）和奥斯本（Osborn）选取了124名加拿大消防队员为被试对象，分别在锻炼计划开始前和锻炼6个月后对被试者进行健康信念指数测量，以探究被试在锻炼前后的健康信念的变化。研究发现，坚持锻炼计划6个月的被试者得分低于平均值50%—70%，坚持锻炼3个月的被试者得分低于平均值25%—30%，锻炼者心脏病危险性指数与疾病可能性指数上得分低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不锻炼者，坚持锻炼者倾向于有一般疾病易感性降低的信念。比德（Biddle）等人对433名成年人调查后发现，有氧锻炼者与不锻炼者在心血管健康有关的信念、知识和归因等方面存在差异。有氧锻炼者比不锻炼者具备更多心血管方面的知识，更强的锻炼动机和控制感，有氧锻炼者为维持他们的心血管健康做出更多的努力。
健康信念模型对于人类锻炼行为的预测相对有限。首先，健康信念模型感知的威胁是在健康相关行为中有较大关联性的结构。健康信念模型理论将严重性和感知的易感性联系起来，但两者关系并不明确。其次，健康信念模型试图从态度和信念的角度来分析锻炼行为转变的机制，但作为一种基于认知的社会心理模型，未能充分考虑行为的情感构成以及环境和社会准则等因素对锻炼行为转变的作用，因此在理论建构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第三，健康信念模型理论中其他结构之间的关系应当得到更加彻底的分析。因为一个概念的预测能力可能取决于另一个的价值。例如当感知的威胁较高时，感知的益处和障碍应当是行为变化的更加强有力的指标；在感知的威胁较低时，参与锻炼行为的益处和障碍是不显著的。第四，行动的线索是健康信念模型研究中缺失的组成部分。在感知的威胁和益处较高而感知的障碍较低的情况下，行动的线索将会对行动产生较大的影响。健康信念模型在锻炼行为研究中的应用价值虽有所受限，但该模型仍为我们理解和预测人们的锻炼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