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08年爆发的危机是发达国家在1930年之后经历的最严重的危机。2014年，也就是六年之后，我们依然不见雨过天晴。世界经济受到重创，但还不至于遭受如1929—1933年一般的灭顶之灾。各国政府似乎已经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国际合作的氛围可以见证。G20的成立不仅促进了国际合作，还有利于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排斥贸易保护主义、复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重新调整国际金融秩序。因此，2009年的“大衰退”并没有演变成“大萧条”。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被广泛采纳。人们抛弃了传统的金融教义，危机一爆发，各国政府无一例外地认为巨大的预算赤字是世界上最合理的事情，全球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总规模翻三倍是保证稳定、展望未来的最优政策。这个策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经济形势好转，逐渐复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制度和政治大厦得以巩固。但是我们离目标还相差甚远，没有人相信世界经济找到了稳定增长的路径，全球化前途难卜。

历史不幸地被总结如下：2008和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时期；2010和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时期。在这可怕的四年之后，2012年进入一个缓冲期，我们终于可以期待世界经济的复苏能得以巩固。欧洲的金融市场重归平静，中国的增长速度更具持续性，原材料市场纠正了过度消费，美国经济的复苏再次得到肯定，希望重生。出人意料的是，2013年的春天又把我们卷进了经济波动和金融震荡的新浪潮。这一次是因为各国对经济政策的讨论陷入了困境。所有的政府都觉得调整的空间大大缩水。我们不担心（至少在短期内）通货膨胀；但是就业问题的确是无处不在的幽灵，欧洲自不必说，它在美国，甚至在中国也在兴风作浪。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寻求新的方案，以回应这一紧迫的社会政治要求。

2009年G20伦敦金融峰会上各国政府一致认为有必要实施极端扩张主义的财政政策，但这个决议却迟迟没有落实。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究竟应该削减开支还是提高税收这个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国会不得不启动自动削减赤字机制，这个盲目的举措影响了经济形势。就连国际金融秩序的捍卫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判定美国国会启动自动削减机制“速度过快，设计糟糕”，可能会导致增长缩水1.75%。但是，长期赤字也不是办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也重申有必要制定一个回归最优平衡的计划；表面上看，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但这却是美国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尽管都以失败告终。德国在十年前就率先采取了财政调整政策，其管理优于其他竞争国；德国从中受益，因而不打算偏离这个为德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路线一丝一毫。德国以外其他国家的财政政策都被不断积累的赤字压得粉身碎骨，被沉重的债务负担压得喘不过气，就连一些利率已降到历史最低的国家（比如法国）也不例外。然而，光靠削减开支也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在经济衰退，甚至仅仅是增长减速的形势下，税收缩水，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攀升。2010年还没有赤字困扰的西班牙却在今天上演了悲剧性的一幕。经济数据惨不忍睹，就连财政教义也被动摇了：罗戈夫（Rogoff）和莱因哈特（Reinhardt）两位经济学家之所以名声大振，是因为他们“证明”了如果债务率的增长超过90%，就会引起经济增长的减速。有人发现这个结论成立与否还取决于统计技术的应用。对该结论的质疑让人们重新审视赤字国家是否“应该”为避免达到警戒线而节省开支。总之，财政教义已经不复存在。

如此一来，拯救危机的重担就逐渐落在了货币政策的肩上，但和财政政策一样，它也有自己的教义。欧洲央行慷慨解囊，对资助各国的银行进行再融资。它宣称已经做好了在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的准备，不过没有人对这一承诺进行监督。在德国央行和德国宪法法院怀疑的目光下，欧洲央行声称自己是实用主义的信徒。美联储更加大胆，它先是拯救了破产的金融行业，又和联邦政府一起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直接融资；但是我们在近几个月发现美联储对“印钞机”政策的大规模应用感到局促不安，它因为无法收场而痛苦不堪。日本银行在二十年前就宣布对通货紧缩无能为力，它决定增大扩张性政策的规模，让资产负债表再翻一番。世界就这样走过了前所未有的货币宽裕时期，美国和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都最大程度地从中获利；但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先是零利率政策，接着是提升投资者风险偏好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既然次贷最佳时期的游戏规则不是参考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数”，而是猜测金融权威机构的决策方向，那么我们来领会一下美联储的公报吧。美联储却在2013年春吹响了哨子，结束了这一局。

实际上，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五月就提醒过我们，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联储将缩减购买国债的计划，并在2014年夏停止买进（伯南克在六月再次确认了这一观点）：这个决定对金融市场是晴天霹雳，因为它过度地依赖流动性；对美国是晴天霹雳，因为利率的上升将成为新的拖累；对新兴国家是晴天霹雳，因为资本的退潮立即引起了震荡。谁都知道2009年开辟的“量化宽松”时代总有一天会终结；现在这一天到了，由此引发的问题令人担忧：各国央行在短短几年对世界经济注入的十万亿美元难道仅仅是“缓兵之计”吗？

世界经济通过公共债务和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爆炸人为地走出了金融危机，这种不可持续的方式酿成了当代的悲剧。我们节约了时间，这没什么不好，但是离真相大白的时刻越来越近。在讨论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所措。一方面，那些宣讲节俭开支的人认为应当相信基本的常识：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我们深陷洞底而又想出来，第一反应应该是停止挖洞；关于这个观点有非常出色的分析论证。另一方面，如果盲目地信任一切“非常规政策”，也是需要质疑的，甚至是令人担忧的。难道我们忘记了吗？流动性无节制的增长正是隐藏在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金融无序背后的罪魁祸首；它也曾充当过放任危机发展的条件。如果我们继续服用同一种解药，不能迷途知返，（或许）就是在酝酿下一次危机，下一次“大衰退”。下一次还能和2009年一样侥幸控制住危机的发展吗？希望比较渺茫。因此应该寻求一个真正能摆脱危机的策略。本·伯南克或许有理？

毫无疑问，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危险的拐点：它一直处于病后的康复期，渐渐进入货币正常化的轨道，但这个轨道本身是有问题的。在这个阶段最坏的结局就是G20伦敦峰会大力提倡的国际经济合作的氛围遭到破坏。近期的经验确实给人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公共观点出现巨大的分歧，对经济政策的争论无法回应令人绝望的经济前景提出的挑战。欧元区是见证国际合作无力的最典型案例。这形成了一个悖论，因为几十年来欧盟一直是国际合作的典范，但是危机给它的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权威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近期的调查结果显示，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率在2009—2013年期间直线下降，法国的支持率为21%，意大利20%，西班牙仅16%。如果任其发展，我们离欧盟的瓦解也就不远了。当然这不仅限于欧元区，因为国家利益和国际承诺之间的矛盾无处不在。

我们生活在一个货币无序的时代，其混乱的国际维度至今还未彰显。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主权泡沫接二连三地破灭，这都是货币发行过量、长期无序惹的祸。这一点众所周知，并不神秘。然而，它在国际层面造成的后果却在以隐秘的方式发展。金融市场受到大幅跳水的威胁，相反，国际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却表现出超强的稳定性；幸亏汇率危机没有突然来袭，火上浇油！但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新兴国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巴西、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纷纷抨击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这是1930年以来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引入“货币战争”这个概念。国际形势正在慢慢地转变。仅从货币层面来寻求解药已经捉襟见肘，推行全方位的解决方案乃大势所趋。我们时常听到竞争性货币贬值、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蠢蠢欲动，世界贸易组织经常对限制性贸易措施拉响警报，“它与自由贸易政策的比例为三比一”，世贸在上一次报告中强调。说到贸易保护主义，近期最典型的案例无疑是欧洲对中国光伏出口启动反垄断程序，紧接着中国又对法国葡萄酒出口提出反制措施。几天后，欧洲又增加了对中国钢材出口的指控；当然，中国新的动作，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媒体当然不会错过这场好戏，认为贸易大战已经爆发。也许为时过早，但已经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全球化”是否正在走向末路？

“各人自扫门前雪”的观念再次回归，其风险难以估量。面对当今长期而艰巨的危机，如果没有坚决的国际集体行动，长此以往，就有可能重新启动造成上世纪三十年代灾难的贸易战争和货币战争，放大股市危机的影响，将衰退转变成全球性的大萧条。闭关自守曾经伴随过二十世纪最糟糕的政治体制，如今已然无法满足各国人民的愿望。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悲剧是经济和货币战争，是世界经济治理的缺失，我们今天应该预防的正是这些风险。这就是本书及其题目的要义。在本书中，我着重考察经济金融危机的一个特别的范畴，它将世界经济看作一个系统，国际货币是这个系统的支柱，后文将证明这一点。首先，我们提出问题并做一个大致的介绍。其次，本书从历史的角度回顾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浮动汇率制的演变历程；然后分析当今主要货币（美元、欧元和人民币）面临的挑战；最后勾画改革的前景，即如何最优利用特别提款权，让这一真正意义的国际货币为二十一世纪的货币和平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