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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球化的终结——大萧条再次来袭，我们为何重蹈覆辙？》将于2030年1月正式出版。以下内容摘自该书的样稿。往事历历在目，2008年贝尔斯登，尤其是雷曼兄弟两大投行的倒闭触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危机的蔓延时断时续，也穿插着乐观的片段。在该书出版之际我们才醒悟，2008年危机后的二十年（即1929年后一个世纪）酿成了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同样深重的灾难。读者回想起事情的前因后果，必定痛彻心扉，因为事态的发展绝非宿命：走向深渊的每一步都是政策选择的结果，或者更恰当地说，往往是缺乏正确选择的结果。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六年后，2014年承载着走出危机的希望。美国经济复苏的稳定性在2013年成为了争论的焦点。持悲观态度的不在少数，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但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宣称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联储将逐步削减购债规模，此举震惊了金融市场。实际上，削减购债计划（又被称为tapering政策）的巧妙运用既没有引起某些人所担心的债券市场的崩盘，也没有导致长期利率的暴涨。如此这般，传统货币政策顺利回归，美国经济失而复得的活力得以巩固，它来源于廉价的能源和竞争力的恢复。新的世贸中心矗立在2001年被摧毁的双子塔的遗址之上，奥巴马（Obama）总统正式出席911纪念馆揭幕仪式。美国重拾信心，而且和以往一样感染了全世界。股市上涨，金价下跌。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前景喜人，能源价格下跌（美国不再是独享者），购买力轻微提升。美国对货币的良好管理在欧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南欧国家支付的利率有所下降。德国大选之后，希腊和葡萄牙债务的再次延期让这两个国家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正如2013年7月奥朗德（Franois Hollande）总统大胆所言，经过几年的衰退甚至萧条，我们已经看到了稍许复苏的迹象。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遏制了反欧盟势力的扩张，印证了几个月前民意调查的结论：欧洲人民与欧元难舍难分。欧元在汇率市场上缓慢走高；当1欧元兑换1.45美元时，法国工业部长一定会说“这样会连累法国产业的复兴”，他的声音反映了一种法国例外主义，但对欧洲而言，已经不是抱怨的时候了。不久之后，在米兰举行了盛大的2015年世界博览会；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欧洲归来”。世博会取得了圆满成功。至于中国，人们曾担心它会进入一个增长减速期。事实上，新领导班子的权力逐渐稳固，起初迷茫的改革方向也逐步清晰；稍有起色的世界经济刺激了中国出口的增长，有利于中国逐步推进内需增长型改革。总之，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的良性循环似乎已经重新启动。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2014年的G20峰会在澳大利亚举行，它在新的国际合作颂歌中闭幕。本·伯南克荣获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6年春的预测中沾沾自喜，普天同庆“非常规”经济政策的成功运用让世界躲过了两战之间的悲剧。可意想不到的是，货币的乌云正在慢慢地堆积。
回首往事，我们不禁自问，这些年来是否出现过全球性的自体中毒现象。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的活动或许催生了自毒效应，因为一战曾悲剧性地标志着第一次全球化的瓦解。2014年8月，全球再次敲响“以此为鉴”的警钟；我们相信一旦走出危机，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如此的以史为鉴也夹杂着对当前政策选择的自以为是。当美联储在2010年启动“量化宽松”政策时，新兴国家的部长官员们纷纷谴责最发达国家挑起了“货币战争”，这是对合作伙伴利益最彻底的不屑一顾。三年后，在量化宽松政策即将退出、巨额资本流入新兴国家的时代即将终结的时候，新兴国家又提出抗议，表示如果货币战争真的存在，没有人清楚前线在哪里，谁在冲锋，谁在防御。2013年初，日本新政府启动了通过日元贬值拯救经济的政策。“货币战争”又立即在韩国打响，受直接影响的韩国也希望让韩元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倒指望通过日本走出通货紧缩来平息这场战争。2014年，白宫为了巩固经济复苏，逐渐放弃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奉行的货币政策——“坚挺美元符合美国利益”；从未有人真正理解坚挺美元的含义（因为无论1美元折合1.6欧元还是0.85欧元，这个口号从未间断！），这无非就是一个虔诚的说法，一种祈祷货币和平（即汇率稳定）的仪式。
2015年9月，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我们感觉到风向转变。继本·伯南克之后的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宣称“美元应当为美国经济服务”，表面上看理所当然，实际上是观念的转变。大家都明白这一次真的是“狼来了”：美国将通过美元贬值来刺激出口，第二天欧元兑换美元的汇率就超过了1.5。G20会议成为一种仪式；会议日程和公报的内容更加广泛——网络安全、中东移民的援助计划、禽流感的防疫方案、航空碳税的推广……尽管这些技术决策还算受欢迎，但是国际合作停滞不前，国际环境再次因经济和金融问题被毒气笼罩。
2013年10月，美国的预算问题第二次在国会挑起戏剧性动作，首先是“政府临时关门”，如果债务上限没有上调，后果则严重得多——国库见底，政府违约。美国国会被这些既无目标也无结果的指手画脚累得筋疲力尽，于是将决定性的选择推迟到下一届总统竞选之后，结束了这场权力的较量。好处是问题进入了缓冲期，三年内不会再被关注；弊端是问题只是被暂时搁置，并没有得到解决。2016年11月大选之后，美国比从前更难管理：政治两极分化严重；亲茶党的保罗·瑞恩（Paul Ryan）登上了白宫的宝座，他曾经是罗姆尼（Mitt Romney）的副总统人选；共和党保留众议院的权力而民主党只能勉强掌控参议院。敌对的气氛前所未有，政府终于在2017年春关门（持续了几个月），美国经济混乱，信心受挫，引起了中国（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的震惊和担忧。那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刚刚超过美国，中国不负众望，成为“世界第一”。这是伟大的成就，但它只是经济总量的反映：美国的生产率仍然是中国的五倍。尽管如此，总部刚刚搬到香港的《金融时报》为“中国夺冠”欢呼喝彩，大力宣传这是“红色回归”的世纪，红色钞票（人民币一百元）即将取代“绿色钞票”成为世界货币。美国债券的长期利率不断攀升，经济持续复苏的希望被扼杀在摇篮里。美联储再次告急，重新启动国库的货币融资政策，但这一次的气候却毒霾重重。汇率市场上美元已经失宠。欧元还能坚持吗？答案是否定的，牌局已经洗过，倍受青睐的是黄金、瑞士法郎、加元、澳元、巴西雷亚尔，甚至是卢布或者南非兰特。
原因是欧洲没有出现转机。令人宽慰的是欧元逃过了一劫，但作为货币欧洲基石的“四个联盟”
却举步维艰，尽管银行联盟开了一个好头。“不增加就业的复苏”无法如人所愿地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福音。年轻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中产阶级生活窘迫，老年人忧心忡忡，无奈的民众寄希望于接连不断的选举，期待政府能有更加大胆的举措，可结局往往是让极端主义政党有机可趁。不得不说的是贝佩·格里洛（Peppe Grillo），他和他的朋友们让意大利更难治理。荷兰、奥地利和法国少数极右翼势力上升，他们引导传统的右翼政党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另寻出路，离开欧元”或者“退出欧元，奥地利的另一种选择”之类的口号尽管不占多数，却势头强劲。英国工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主张退出欧盟的独立党发展壮大，它压制了保守党，对欧盟和欧元持高度怀疑的态度。欧元再次贬值，失望透顶的德国旧愁未去，又添新忧；诚然，德国从单一货币中受益匪浅，最终它决定冒险对负债国家接二连三地采取援助行动；但负债国也应该证明自己有能力融入单一货币区，但前提是单一货币区必须治理有序……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第三届任期和弗朗索瓦·奥朗德的第一届任期在充满怀疑、火药味和自闭倾向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
中国西部的发展惊人，也令人担忧。2009年，中国果断判断危机将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开启一段漫长的金融困难、增长减速的时期，因此中国增长不应该过分依赖出口。可没有想到竟然到了如此程度……显然，这一次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欧洲人表示无法继续“一体化”道路，尽管他们在十八世纪就成立了“民族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严重，如何管理充足的美元和欧元储备成为其内部政策的核心问题。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中国当局只能对西方采取强硬的态度，在金融部长级会议上公开申明需要“更多的勇气和决心”进行必要且刻不容缓的改革，以“保证中国纳税人的储蓄得到妥善的管理”。2018年春，中国正式申请举办一次特别提款权国际研讨会，让这个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来却无人问津的国际货币取代虚弱的美元和欧元。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对此不屑一顾：“没有人强迫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它应该自己解决！”在欧洲，我们寄希望于法国，它不是从1960年代就支持特别提款权吗？但是欧元区财长会议另有所虑：“三驾马车”
对西班牙的财政制度做了第七次报告之后，芬兰和荷兰部长代表北欧国家投了反对票，它们的抗议可能阻碍欧洲稳定机制及时筹到援助计划所需的22亿欧元。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眼见中国领导新兴国家，心中难免失落，最终站到了美国的立场：“中国大量储备美元，这是它自己的问题。”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擅长的就是纸上谈兵，它发表了一篇报告，重申2011年的观点：为了减轻债务负担，可以“暂时”（？）将通货膨胀率放宽到4%或5%；当然，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该观点非常不合适。诸多因素的合力削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治权力：决策机制改革慢如蜗牛，新兴国家大失所望（因为其声音仅与欧洲“小”国持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建议采取“非常规政策”，中国及其他盈余国家终于明白西方决定以隐蔽的方式（通货膨胀）违约，走出债务危机——尽管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策略存在风险。德国代表团访华庆祝签署重要的双边协议，中德财长的评论高度一致——“通过通货膨胀来摆脱债务危机是最阴险的把戏，它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影响力下降。“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A）的谈判虎头蛇尾，世界贸易组织睡意朦胧。有人曾一度相信金砖国家有能力实现它们的抱负，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在新德里、德班和南京峰会上，各国代表围绕建立一个能与世界银行抗衡的银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是在资本分配和机构决策上未能达成一致，更不用说行长国籍和总部选址等问题。该计划于2019年流产，不要指望金砖国家实施更具野心的计划——推行特别提款权，改革货币体系。如果欧洲能事先解决好自己的货币问题，它倒是可以挑起这一重担，只需要在合作伙伴面前毛遂自荐！但事与愿违，取代后布雷顿森林货币秩序的想法不了了之。G20成了唯一的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10月的伊斯坦布尔会议尤其令人失望。六年前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变对土耳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巴西、印度、南非等新兴国家一样，土耳其告别了快速增长的时代。国际气候令人沮丧，博斯普鲁斯会议发表的公报平淡无奇。记者招待会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危机初期所呈现的经济和货币合作的氛围转眼间乌云密布。
2020年是一个拐点，尤其对中国而言。中国空间站将在这一年投入运转。值此机会，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王文宝发表演说称该项目的成功实施“提升了中国的声望和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加强了民族团结”。但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该事件意义非凡，尤其令美国五角大楼惶恐不安。日益富强的中国经常被西方贴上越来越“狂妄自大”的标签。这一年，钓鱼岛争端再掀波澜。中国一直认为钓鱼岛于1895年被日本非法掠夺，二战后被美国错误地归还给日本；钓鱼岛的回归将标志着中国洗雪十九世纪蒙受的“国耻”。这个棘手的问题导致中日两国在2012年取消了建交四十周年的庆典。2013年，奥巴马总统成功地解决了叙利亚问题，他趁势让中日双方坐下来谈判，寻求暂时的解决方案（这些外交成就并没有给他带来国内的政治收益）。八年之后，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激情被再次点燃。史书上会这样记载：“钓鱼岛事件”让两国海军交锋，整个太平洋地区动荡不安，彻底击破了一直流行的“二十一世纪属于亚洲”的预言。《金融时报》未来总部的选址一度成为金融晚餐的热门话题。美国的情况更加严重，2022年的中期选举弥漫着逐渐膨胀的反华情绪。二十年来，美国的公众舆论酝酿着两个观点：一是对美国在战略层面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动摇感到惶恐不安；二是认为中国的不正当竞争影响了美国的就业。一直蛰伏着孤立主义情绪的美国不会因钓鱼岛事件参与战争。它曾试图缓解冲突，但是面对一个不怎么合作，对美国的朋友抱有“敌对”情绪，并且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强国，美国将在这次中期选举中表现出更加强硬的态度。中国不仅将美国国债收入囊中，而且还持有更加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资，美国对此焦虑不安；2022年9月，纽约同时成交了两个中国主权基金收购：美国通用汽车和洛克菲勒中心。同年秋季，从2012年开始就任的以习、李为核心的领导班子结束了十年的任期。前几年萧条的国际环境对领导权的交接施加了压力，代表强硬派的接班人被逐渐推到幕前。他们对占舆论主流的反日反美情绪尤为敏感，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为这些情绪的表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带有民族主义情感的候选人掌控着军队，坚决时刻捍卫民族利益。在美国，每天都有国家安全和繁荣受到“威胁”的报道，决心抵抗这股威胁势力的政治家比比皆是。更加强硬的反华经济政策成为这次选举的火车头。在如此紧张的国际形势下，当时的总统保罗·瑞恩因为将一个鼎鼎有名的同性恋法学家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而被狂热者刺杀，接班人杰夫·布什（Jeff Bush）应该在2023年1月发表期待已久的国情咨文。他没有让听众失望，声色俱厉地揭露中国已经秘密地进行了多年的网络攻击活动（“我们有证据”，他随手拿起一个东西说道）。继俄罗斯热核威胁之后，美国再次胆战心惊：一场真正的网络战争！美国相信中国完全有能力直接攻击关系美国命脉的经济和军事机构。热血沸腾的美国民众迫使国会在2023年春通过了著名的阿马什科鲁兹法案（Amash和Cruz分别为美国茶党代表和参议员的名字），不幸的是阿马什和科鲁兹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又一个“斯姆特（Smoot）和霍利（Hawley）
”。
同一年的欧洲，希腊再次遭受政治危机，政府由专家组暂时接管。希腊面临第五次债务延期计划；许多专家继续建议希腊离开欧元区，正如十五年来一贯坚持的那样，我们称之为“希腊退出”。在新一轮选举中，宣扬法西斯主义的“金色黎明党”胜券在握，它得到了大多数希腊人民的支持。希腊陷入了混乱，社会政治矛盾不断深化，军方政权的回归近在咫尺。希腊政府终于在2023年10月28日决定放弃单一货币。对于这个决定，所有的金融机构早就未雨绸缪，因此它仅对欧洲稳定机制产生直接影响，这正是该机制成立的初衷。直接的冲击尚可承受，间接的后果却灾难深重。货币的完整性因欧元区的截肢而濒临瓦解，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强烈，东京股市跳水18%，华尔街24%，欧洲竟超过30%。金价在2015年探底后持续攀升，直至翻番。百姓惊慌失措，在银行取现排起的长队到处可见。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人们不禁拿希腊的违约与1931年奥地利信贷银行的倒闭进行比较，当时的局势已经无法控制。
接下来几乎就是眼前的事了，每个人都记忆犹新，我们简单概括如下：欧洲摇摆不定，中国态度强硬，美国忿忿不平。欧洲摇摆不定是因为最糟糕的结局还难以预料，所有关于欧元消失的预言都不攻自破；尽管欧元得以幸存，但在希腊违约之后，它的状况实在堪忧！欧洲在动荡的局势下无力自救，从此一蹶不振。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已经向世界请辞，表示自己在二战后成功的经验并不适用于当今混乱的世界。于是，美国和中国就正面交锋了。中国新上任的领导班子面临的是越来越棘手的国内问题和“咄咄逼人”的美国，它宣布从2025年1月1日起，中国将有条件地购买美国国债：一是必须以一揽子货币（包括美元、澳元、加元、欧元、瑞士法郎、日元）标价，二是必须按通货膨胀指数计算——当然现在后悔没能及时地、更慎重地考虑创建特别提款权的提议已经为时太晚。因为中国使用核武器，美国国会积蓄了几个月的反华情绪终于爆发。追根溯源，我们回到华尔街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ven Roach）在2011年债务危机爆发时发表的观点。不久，该观点随着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债务：首个五千年》的成功吸引了公众的注意。该书戳穿了“明目张胆的谎言”——“从道德层面，我们无论如何应当欠债还钱。”他发起“金融大赦”运动，旨在清除一部分债务。该提议逐渐被美国联邦政府接受，学术界对其优势和弊端进行了周密的论证，但在政策层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为该决定需要难以想象的政治勇气。我们忽略了美国第118届国会绝望的力量，他们于2022年11月上台，目标是“反抗中国的挑衅”。往届国会面对违约的风险（提高债务上限的要求被多次拒绝）一直都步步后退。但是自愿的、有组织的违约则另当别论：不是因为不堪重负，而是一个出色的战略手段。它说服了美国人民，就差一个合适的名字了；西德1948年的先例让我们想到这个略显平庸的名字——“货币改革”。部分茶党和华盛顿有影响力的智库成员一直在为金本位的回归而斗争。这个问题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华尔街绞尽脑汁试图远离这个荒唐的想法。货币改革有利于清偿债务，让美国回到正轨，消费者再次借贷，小生意人重新开始投资，联邦政府继续为教育、科研和基础建设等紧急项目融资，也让华尔街恢复活力，繁荣昌盛。国外的美国债权人只能忍气吞声；美国有恃无恐，因为它的经常收支已经基本恢复，不再需要新的资金。货币改革势不可挡，它在2027年1月1日正式启动。外债贬值25%，转变成收益率为1%的无期债券；蓝色的债券取代了绿色的钞票——绿钞曾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美元的象征。尽管蓝券辜负了设计者赋予它的重振经济的希望，但不管怎样，这个日子和英镑贬值的1931年一样标志着一个骤变，世界从此彻底自闭、前途未卜、危机四伏；现在奢望货币的和平已经太迟了。
回顾最近十五年的点点滴滴只能让人心中涌起一股苦涩的滋味。走向深渊的每一步，没有人在任何时候故意为之。从来没有一个疯狂的独裁者登上演讲台，呼吁人民摧毁全球化，重演两战之间的悲剧。将世界无情地推向苦难深渊的是一连串环环相扣的事件。这不难理解，因为国内的政治束缚和保证国际体系协调的方式之间相互依赖。正如美国人的一句完美概括，“任何政策都是局部的”；的确，在爱荷华州或者肯塔基州，在洛林、巴伐利亚、纳瓦拉，在四川或者广东，无一例外。政府从来不涉及国际问题（尤其是货币领域），除非是民意的表达。首先，世界经济舞台的三个主角出人意料的无能酿成了这场灾难，它们无力战胜各自面临的困难和考验。欧洲无法解决自己的治理问题；中国只能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表现失而复得的强大；美国尽管对重振经济信心百倍（美国人总认为自己受上帝的偏爱），却未能走出金融危机。诸多因素让机会连连错过，以致国际气候渐渐恶化，最终阻碍了国际合作的宏伟计划。中国对持有的美元和欧元债券的安全担忧；“非常规”政策产生了反常效应；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和战略方针过于敏感；欧洲对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积极角色无能为力（如果欧洲有良好的治理，凭它的经验完全可以胜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力下降，其治理和职能都无法适应新的国际形势。新的政治和军事风险激化的经济冲突层出不穷，破坏了G20集团促成的非正式合作。这一切并非不可避免，因为各国的经济利益在最初具有足够的一致性，只要齐心协力，完全可以清除以上事件的地雷。我们本应该配备恰当的制度机制和国际合作工具，建立和维系走出危机的信心，逐一解决难以避免的利益冲突（任何政治社会的本性）。但是，为了达到这样的合作高度，我们必须及时地主动采取措施。这个时期缺少的是凯恩斯。不是根据《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国家的财政政策进行革命的凯恩斯，而是在布雷顿森林倡导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凯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