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当代学术的立场，所谓东西，所谓古今，所谓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所谓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这些提法都在一个方面有其合理性。但说到底，本质上乃是韦伯所谓“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与“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冲突的表现。这到稍后的“科玄论战”表现得更为清楚。激进功利主义者认清工具理性的发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特色，但把这种特色当做近代文明的全体，以致绝对排斥价值理性，无条件地拥抱工具理性。而文化保守主义者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实际上扮演了维护价值理性的角色，他们的所有论点不在要不要工具理性的发达，而在于新的社会仍然必须有价值理性，东西方的价值理性传统并无古今高下之分，人文价值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尊严和领地。

工具理性行为注重如何用手段达成目的，至于目的本身的价值是否为人类理想的终极价值则在所不论，一切只为追求功利的目的所驱使，势必漠视精神价值与人类情感。而把功利目标视为绝对，把某种政治经济的效用性放在首位，这在文化和学术的领域更为有害，因为在工具理性的功能坐标中必然排斥价值理性。韦伯虽然指出价值理性在经济领域是无所作为的，他也更强调工具理性的巨大力量，但韦伯本人并未否认价值理性的意义，并不是认为工具理性自身能为人类带来合理的人生。把价值理性看做传统的古代，相信现代只是工具理性，把两者看成断裂的，无视作为价值理性的精神传统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连续性，是“五四”以来直到今天的一大弊病。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获得一个评价“五四”及今天文化论争的新的视角，理解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和意义。“五四”的文化保守主义，反对科学主义，反对功利主义，赞成社会主义精神，批判资本主义弊害，赞成引进西方而不放弃传统价值，认为西方的发展必然是希伯来精神的恢复并与希腊文明调和，这一切都可以在“价值理性”的范畴下得到理解。

“五四”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有其片面性，如他们反对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万能的理想，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科学自身不能消除战争，反而可以使战争更加惨烈。这些当然是与当时欧洲人自己的反思一致的。但他们又常常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归结为科学发展的结果，这就完全错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本意是说科学的发达并不能自然地带来人类的和谐，还是需要价值理性来引导，没有价值理性的制约，听凭工具理性、物质主义的片面发展，帝国主义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但他们未能了解帝国主义现象除了功利主义思潮外，更有其社会基础，科学对此并不负责。个别文化保守主义者对君主制度仍有文化的怀旧感，更易与激进共和派形成分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或教训之一是，政治的改革派不能容纳文化的保守主义，而文化保守主义也未能与政治的变革有效地协调。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梁启超、张东荪稍后所表示的，一方面赞成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一方面要求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特别是张东荪对发展实业的认识和民主需要中产阶级基础的观点，对以往文化保守主义的只谈文化是一个进步，都不应再作为“伪装社会主义”来批判，而应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工业东亚的经验重新加以评价。

韦伯为了解决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紧张，提出“一个具有真正自由人格的人，应能以价值合理性为动力，以工具合理性为行动准则，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互补交融地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看，不仅伧父的“吾人之天职在实现吾人的思想生活，以科学的手段实现吾人最终的目的”是可以重新评价的，即使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韦伯式的以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的模式下也未尝不可以重新诠释其意义。 GHySaUpLMFyuI8Pi+tv4OLzLZ0EQFY7697l8PLRG55As017Kn5jh5GyUeK5ort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