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来，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们以极大的激情拥抱“新”文化，批判“旧”文化，凸显出启蒙、解放的强烈冲击力量。同时以“打倒孔家店”为中心口号的“全盘反传统”特色也极为突出，这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有关，也与他们的主观学养、心态、情绪、思想方法有关。中国近代史几次改革的不成功，使得当时为数不多的知识群体一面产生急躁情绪与无力感，一面又企图从文化上寻找这些失败的“必然原因”，尽管这些失败（如戊戌维新）可能根本上就是偶然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享受了千余年中央之国的文明优越感之后，中国文明突然之间在崛起的以帝国主义侵略为形式的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下，落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口。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及时”引入，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与急迫感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首要关切，造成了这个时期知识界相当普遍的激动气氛。李泽厚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以解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殊开展，事实上，救亡意识的高涨固然推进了爱国运动，但不仅它的急迫使启蒙未能丰富、全面、持久地展开，由此带来的文化上的狭隘功利主义也堵塞了“创造地转化”传统资源以参加近代文化建设的大道。“五四”以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热血中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反传统”的涌动，从历史根源上讲是由中华民族的危机造成的，也应承认，在思想根源上与青年特具的激进性格与文化体验的不成熟性也有密切的联系。

在评价文化价值方面有两种不同的标准，借用韦伯的术语，一是“功用理性”的标准，一是“价值理性”的标准。功用理性的标准是指以某种社会政治、经济的功效为基点，价值理性的标准是以伦理、文化价值本身为标尺。陈独秀既不能把握价值系统的多层结构，又在论东西文化中交叉使用两种标准，并最终完全倒向功用标准，这使他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在主张“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时，他以自由、平等的价值为标准，赞扬西方文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个人的轻视；而在主张“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时，他便不加分析地称扬西方的“亲不责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以及“爱犬不爱小儿”的文化偏向。他虽然指出在东洋社会传统结构中注重人际感情的做法在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显露的局限与弊端，但他也几乎走到只要权益不要感情的另一极端，由此承认西洋文化“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却又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可以厘然有叙，“即非淳厚又何伤”。也就是说，为了某种社会功能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掉人类始终向往的友爱、互助的价值理想。

循此发展，更有甚者。他在提出东西文明另一点差异——“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时，竟毫无批判地大力称赞：“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于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成为对比的是，他对注重和平宽容与文化教养的东方文化极力诋斥，把爱好和平当做东洋民族“卑劣无耻之根性”，于是便有“爱和平尚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东洋民族”的荒唐提法。陈独秀几乎变成一个战争与鲜血的崇拜者，并不是不可理解的，也不表示他对人类有史以来的崇高理想、价值的无知。陈独秀把和平的价值当做文化的劣根性是他的救亡的现实意识支配或压倒了他在文化上的价值判断。面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饱受侵略的境况，这种言论不失为有感而发的痛切。但是，如果以“强国强种”作为终极标准并引入文化领域以判断文化价值，那么，不但一切与强国强种无直接关联的文化价值，包括道德、宗教、审美等等变得一钱不值，人类永恒的和平、正义、和谐的理想也全无意义，以这些价值为核心的文化传统自然都在摒弃之列，即如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也只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承认其地位。从另一个方面说，如果富国强种是绝对的目的，那么如果有其他手段比自由、平等、博爱更有效用，自由平等的牺牲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样的立场上，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道路也是可以接受的。由此可见，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中国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丧失了价值理性标准，使最先进的中国人完全陷入功利主义。在功利主义的坐标系中，不仅和平与文化发展没有独立价值，一切与富强无关的人文价值都要遭到排斥，在这种态度下来评判中国传统文化，其结论当然可想而知。 weeY+iDwPnIPEuawDRSf/dDgncMCvBjupgXzB5JD2kOWSVYvQzphewUElKm16QQ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