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先生明确指出，对于启蒙运动所包含的各种价值和哲学观念都要进行反思。基于这个立场反观1958年新儒家宣言，应该说，宣言中并没有启蒙反思这个维度。宣言的直接意义，就是想要改变西方人过去研究中国文化的那种态度和立场。比如，西方人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儒家不是宗教，宣言就强调儒家也可当作宗教来看，也具有深刻的宗教意识。我看宣言更多的是表明一种态度，就是对中国文化要有一种尊敬的态度，要把她看作活的东西，不是把她看作死了的东西，要内在地了解她的文化生命；宣言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心性之学，这些是西方人不容易了解的。从今天启蒙反思的角度来看，启蒙反思所讨论的问题，在宣言中没有凸显；宣言的所有问题还是针对反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不理解。由此来看，宣言确实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还在于，它主要以西方人作为对话的对象，没有全面地与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或中国近代的全盘反传统思想体系进行对话。所以它作为保守主义的宣言，是不全面的。它没有全面地针对“五四”时代的启蒙精神对于整个中国传统的错误认识，更没有像今天启蒙反思论域包含了这么丰富的课题。

去年纪念新儒家第二代大师牟宗三、唐君毅，有很多人围绕1958年宣言写文章。我想我们今天应该有进一步思考，就是站在启蒙反思的角度，认识1958年宣言的一些局限，这样才有利于保守主义运动的发展（“保守主义”这个词不一定很好，也许“浪漫主义”好些，可以再斟酌，这个词只是表示与启蒙主义直接对立），使这个运动在启蒙反思的新旗帜下进一步深入。如果今天还向西方人说“活的”、“死的”，意义不是很大了。我想，启蒙反思论域的展开，将能使20世纪以来的保守主义运动有一个新的开展。所以我觉得今天已经不需要太夸大1958年宣言的意义，换句话说，今天可以有一个新的文化宣言，一个启蒙反思的宣言，作为这个运动深入开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头。1958年宣言还有一种“花果飘零”的意识，今天也不需要这种意识了。当时一些新儒家的学者离开大陆，到香港、台湾、外国，所以有那种很孤独的文化上的“花果飘零”意识，但这不是今天大家共有的意识。今天可以说是儒家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应该有新的文化宣言，这个文化宣言，我以为确实可以采取启蒙反思作为基本立场。联系20世纪中国历史来看，20世纪既有一个启蒙主义运动，从五四一直到80年代，甚至到今天；同时也一直有一个启蒙反思的传统，我们不要叫它“反启蒙”。但启蒙反思传统或保守主义运动，从它前面的发展来说，主要是针对全盘反传统。而今天全盘反传统的错误已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所以这个问题不再必要作为一个主导方面，整天去跟反传统主义作辩论。我觉得主战场已经可以变了，我们可以从启蒙反思角度，将问题阈放得更宽，这样我们的视野也就更大，讨论的也就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问题，也包括整个人类的文化、全球化运动。 cqRrIFd6wQbZvBgX4HC/+K2uclelHCXaDUPbaZtSVxD9eAST/rnKkBTPwpbezM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