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哲学的追求与哲学近代化的追求究竟如何统一，这个问题不易简单回答。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哲学的近代化而言，重要的不是语言，不是材料，而应当是问题意识、分析框架、阅读视角、诠释方法。无疑，冯友兰重视“分析”，这种近代化哲学的观念固然反映了20世纪20—30年代英美的哲学潮流，但这种了解不仅在今天，就是在当时也不免有失于狭窄，所以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就其“近代化”涵义而言，不仅在于必须面对新时代的社会、政治、人生的问题，而且应当吸收西方哲学以及西方其他学术观念，以构成不同于传统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阅读视角、诠释方法。

现代哲学的“中国化”是一个比“现代化”更不易规定的问题。就其为“中国哲学”（中国底哲学）而言，以传统哲学为素材或质料，以西方的分析方法为形式，这是冯友兰在理论上反复强调的一种方式，一如《新理学》所采取的方式。以中国传统哲学的方向和精神为依归，以西方论述为骨架，这也是冯友兰在实践上所运用的方式，一如《新原人》所采取的方式。以中国传统哲学的固有主张和观念为核心，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格义之、发明之，亦为20世纪常见的“中国哲学”的表现形式。

就吸收西方哲学观念而言，不仅是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亦不能例外，他们也都是“接着讲”的。与冯友兰最大的不同是，熊十力和梁漱溟都对逻辑分析方法不感兴趣，而是受近代西方心学派的影响较深。如果说冯友兰的《新理学》是全部采用中国古代哲学范畴而加以近代西方式的分析，则熊十力、梁漱溟也是利用了某些西方哲学的重要观念作为其哲学体系的形式或内涵的支柱。如梁漱溟，早年以本能、理智、意欲、理性论述其哲学；熊十力大谈宇宙论、“宇宙实体”、“宇宙生命”等，说明他们的哲学视野也都无例外地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梁漱溟晚年更用近代以来的科学和心理学作为其心性论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哲学都是近代化的中国哲学。

就“中国底哲学”来说，他们也都是“接着讲”的，而他们发展“中国性”的形态和方式也与冯友兰不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是接着旧唯识学讲的，比“新”理学的“接着讲”更早完成。他虽然把“体—用”与“实体—现象”交互使用，但其“即体即用”的宇宙论模式以及其中蕴含的价值取向，明显显示出与古典哲学传统有密切联系。梁漱溟虽不是系统、自觉地接着某一体系讲其哲学，但其哲学思想力图阐明孔学的心理学基础，所以无疑仍为“接着讲”。从这方面来看，熊十力注重宇宙论建构的现代儒家哲学、冯友兰注重形上学建构的现代儒家哲学，均是“近代化的”“中国哲学”；梁漱溟注重心理学基础的现代儒家哲学和冯友兰注重精神境界的现代儒家哲学也是“近代化的”“中国哲学”。

冯友兰把“近代化的”和“中国的”作为他的哲学活动的明确追求。对他来说，哲学的近代化就是采用西方逻辑分析方法。事实上，如果以西方古代希腊乃至中世纪的哲学来诠释、疏解中国古典哲学，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仍然具有近代化的意义，因为所谓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就其为近代化而言，其中的一个意义就是反映中国自1840年以来回应外来的西方文化之输入与挑战所引起的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面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与精神变迁，在中西融合的视野中所进行的哲学思考。事实上，冯友兰对宋明理学的疏解，就是用柏拉图和新实在论的哲学加以诠释，而不能仅仅归结为近代逻辑方法的采用。

“中国底哲学”在今天的诉求，需要以文化多元主义作为基础。如果我们承认自轴心时代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性的文化能包括或穷尽人类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东方文化中心主义以及各种一元论的文化观，我们就必须承认，各个民族的文化都对人类文明发展有所贡献。在这个意义下，“哲学”本来就是文化，就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中国哲学的问题及其所体现的智慧与西方或其他民族哲学有所不同，而现代中国哲学家接着中国古代哲学的观念讲，就是中国哲学家能够为世界哲学所作的特殊贡献，梁漱溟在“五四”后期就提出了多元的文化观，不能不说这是他令人钦佩的睿见。事实上，各种“中国底哲学”的追求都有其文化观作为基础，我们只有深入其文化观，才能深入了解他们哲学工作的意义。

对“中国底哲学”的讨论，决不是主张当代中国哲学应当只追求“中国底哲学”，事实上，“哲学在中国”的贡献和影响可能更为突出。而且，历史上佛教中国化的例子表明，“哲学在中国”经历漫长的濡化之后，也可能产生未曾预期的结果，一起参与构成“中国底哲学”。我们所力图指出的是，后“五四”时代的中国哲学界有一种自觉寻求建构“中国底哲学”的倾向，并已受到世界范围内的特别注意。我们所力图研究的是，这种对“中国底哲学”的寻求理由何在？如果这种寻求是有理由的，后“五四”的这些哲学建构是否可称成功？应当如何评价？从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等人来看，现代“中国底哲学”的建构形态是多元的，我们不可能从逻辑上预先设定何为“中国性”的定义，我们只能说，“中国底哲学”的特质即在于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及形式构成有着有机的接续关系。

当代文化和哲学的发展显示出，根源性、民族性、地方性，与世界性、现代性、普遍性，已不再是启蒙时代所理解的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联。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哲学也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哲学问题是没有时代性的，它本身不需要现代化，但提出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却有时代性。因此，一方面，“中国底哲学”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出发，但这种工作本身即有世界意义，因为非西方世界的哲学资源所重视、讨论的问题，往往是启蒙时代以来现代世界所不重视、但在今天有着重要意义的问题，对于当今世界的普遍问题能有所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同时是“世界的”，“传统的”不一定与“现代的”对立。另一方面，古代中国哲学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但其注重的问题与提问的方式不能不受交往范围的限制和古代历史、社会的影响，因而文化的近代化（现代化）是必需的，这种现代化意味着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改造和发展自己，并在东、西、南、北时空大压缩的交往时代，参与世界和人类文化的交流。 s3GewAxzLsWZsDWsTZKaIHJFjwXdehD6ggolmXVg/gAA68J+ioiBRT7uoR6wSW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