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在曲回、挫折中追求、奋进、走向光明的历史。20世纪中国文化中有关“传统与现代”的争论，正是相伴于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它既是参与这一进程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对这一进程的反思，也同时是他们以及他们代表的社会公众在这一进程当中不同阶段的情绪体现。这使得20世纪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书斋的理论研讨，而是与中华民族的生命实践状态密切关联的一种表达。

在20世纪的“传统与现代”的讨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可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20世纪是“批判与启蒙”的世纪。而每一次对传统的批判反思，都出现在中国“现代化受挫”的关键时期，都是以当时社会普遍的“现代化受挫感”为基础的。换言之，每当现代化受挫的时期或有强烈受挫感的时期，就会出现对现代化受挫的一种文化上的追问，追问现代化困难的文化原因。这既说明“传统与现代”的论争不是哲学家头脑中的逻辑思辨，而是现代化经历的文化晴雨表，反映着现实的社会思潮；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过程的文化解释的偏好。

20世纪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争论，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争论焦点，有不同的理论侧重，有不同的现实指向，但是无论如何，20世纪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的讨论，从来都不是要不要“现代”的讨论，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讨论，也不是要不要改革的讨论，更不是要不要接纳西方文化的问题。从新文化运动的“东西古今”之争到80年代的“传统现代”之争，大力吸收西方文化，推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参与争论的各方所共同肯定的。因此，争论的核心，始终是要不要“传统”，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由于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所以20世纪中国的“传统与现代”论争，始终以两种对立的观点为主导线索，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否定的急进观点，和主张肯定和继承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温和观点。这两种观点的对峙，也就是我所谓的“反传统主义与反—反传统主义”的对立。由于20世纪各个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检讨往往是当时强烈的现代化受挫感的表现，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即渴求现代化的焦虑；所以，在发生学上，反传统主义总是主动的、主导的，而反—反传统主义则是对反传统主义的回应和抗争。反传统主义希望义无反顾地甩掉历史文化的包袱，大力推进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反—反传统主义则主张在社会改革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保持文化认同，承继文化传统，发扬民族精神。而从整体上看，这两方面都是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张扬其生命的不同侧面。

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传统与现代”的讨论除了反映中国的现代性经验之外，它也还有受世界语境影响的一面。换言之，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是在世界现代性的发展中被规定的。“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其核心在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文化，但这一讨论不可避免地与“如何认识西方文化”的问题相联系，而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是受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的影响而改变的。因此，单一的“反传统主义与反—反传统主义”模式还不能完全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变迁与文化冲突。在许多时候，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不一定是对激进主义的直接回应，而也可能产生于世界政治变化进程的复杂互动。例如，新文化运动时期，反传统主义的观点主要得力于引进西方启蒙文化的观念，而反—反传统主义的观点虽然赞成全面承受西方文化，但也提出了不少对西方文化的批评，这些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评乃至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就是与西方世界的变化，与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批评，与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与实践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这些在“传统与现代”问题上的不同文化观，并不能用何者进步何者保守来界定，毋宁说它们代表了对不同的进步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正确认识20世纪“传统与现代”论争中不同观点的贡献，要放开历史的视界，也要一改习惯性的单元简易心态，发展起“多元的进步观念”。就是说，“进步”所包含的肯定评价，不应仅属于文化批判的“激进”，也应属于文化认同的“保守”。在文化转型的时代，对传统抱有不同看法的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方面的要求基本一致，他们之间的文化观念的对立，并非起于对科学和民主的诉求有何对立，在吸收西方文化，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方面，他们是有着共同的价值前提的。只是一派注重文化改造，一派重视文化认同。而在总体上看，他们都是20世纪中国政治进步、经济改革和文明延续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贡献。

90年代末的思想学术界，在“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这就是：传统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丢弃摒除的东西，拒绝或抛弃传统是不可能的；传统是文化对于人的一种作用，而传统对于人的作用和意义，又依赖着人对传统的诠释、理解。因此，传统的意义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如何在诠释的实践中利用它、创造地传达其意义。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未能自发地引导中国社会走入近代化，但中国文化的价值传统并不必然与模拟、学习、同化既有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相冲突；战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高速现代化和90年代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证明中华文化养育的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在开放的文化空间实现现代化，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自卑感和民族自卑感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发达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趋势，使得道德规范和精神文明的要求更为凸显，传统的价值体系的继承和改造，将对建设有中国文化特色和完备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迈进新的千年之际，中华民族已经不再怀疑自己重新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现代化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如何快速和稳妥地加以实现的问题。经历了90年代的经济起飞，今天很少再有人把现代化受挫的满腔怨气喷向中华民族先贤创造的古代文化。尽管对传统仍然需要有理性的分析和对其中消极成分的批判，但那种把中国文化说得一无是处的论点，对人们已经没有说服力了，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发挥传统的积极性和优秀精华。十多年前，我曾提出“化解传统与现代的不必要的紧张”，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这种紧张已经日渐消解。代之而起的，是对振奋民族精神、重建价值体系、复兴中华文化的关注和要求。与20世纪“批判与启蒙”的基调相比，我们迎来的是一个“创造与振兴”的新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里，“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可能不再突出，甚至完全消解，而让位于其他适应中国社会新发展的讨论，那正是我们理论发展和民族成熟的标志。 z180rhN/taoTRL9ZwPTWK1ZzisNxxfFmPP/qlo8diEBnLcYeEcDIX5PTUBj+hxoa